首场四书文与乾嘉汉学的重要性

目前，学界探讨乾嘉汉学对科举考试三场试题的影响主要集中在第三场策问层面上^[212]。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因为第三场策问题汉学类试题较易看出，易于分析，而更主要的是因为清代沿袭明制，对于“四书”文和“五经”题的命题范围具有严格的规定，主要遵守程朱理学。例如，清顺治二年（1645年）公布的《科场条例》便规定“首场‘四书’三题，‘五经’各四题，士子各占一经。‘四书’主朱子《集注》，《易》主程《传》、朱子《本义》，《书》主蔡《传》，《诗》主朱子《集传》，《春秋》主胡安国《传》，《礼记》主陈澔《集说》”^[213]。又规定“四书”第一题用《论语》，第二题用《中庸》，第三题用《孟子》；如第一题用《大学》，第二题用《论语》，第三题仍用《孟子》。在文体上，则规定“凡篇内字句，务典雅纯粹，不许故摭一家言，饰为宏博”^[214]，自此之后，士子恪守功令，依注作答。若有悖逆，自当黜落。顺治九年（1652年）会试，中式第一名举人程可则，文理荒谬，首篇不合朱熹的《四书集注》，结果经部科磨勘，程可则被除名。雍正十年（1732年），雍正在对礼部的上谕中说：“制科以‘四书’文取士，所以觇士子实学，且和其声以鸣国家之盛也。语云，言为心声，文章之道与政治通所关钜矣……况‘四书’文号为经义，原以阐明圣贤之义蕴，而体裁格律先正，具在典型可稽。虽风尚日新，华实并茂，而理法辞气、指归则一。近科以来，风尚亦觉丕变，但士子逞其才气，辞华不免有冗长浮靡之习。是以特颁谕旨，晓谕考官，所拔之文，务令雅正清真，理法兼备。”^[215]此后，乡、会试首场八股文“清真雅正”的文体要求便被奉为准绳，贯彻不已。乾隆帝登基之后，便至再至三地对“四书”文强调“清真雅正”的标准，并且命方苞选辑《钦命四书文》以作为考官衡文之准绳。近代思想家康有为曾对清代科场只重首场，而首场又仅尊程朱理学有过评说：

盖以功令所垂，解义只尊朱子，而有司苟简，三场只重首场，故令诸生荒弃群经，惟读四书，谢绝学问，惟事八股。^[216]

持康有为这种见解的思想家很多，从而使得人们对清代科举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式，认为清代科举就是束缚士人思想，八股文只准代圣贤立言，必须遵从宋儒传注，没有发挥余地。“八股文取士使士子思想僵化，知识贫乏。清代科举制的核心是以八股取士……在内容上，规定必须模仿孔孟口气，代圣贤立言，必须以朱熹等宋儒传注为准绳。”^[217]这一框定的看法，使得一直以来人们以为乾嘉时期，考据学与乡、会试首场八股文是没有关系的，考据学想渗透进首场几乎不可能。但事实是否真是这样？乾嘉时期的首场“四书”文莫非是清一色的宋学？其实这一问题，从逻辑上推理便可得知，考据学作为乾嘉时期风靡天下的主流学术，必然会对天下士子的读书学习产生重大影响。对于士子来说，为了备考，不但要熟读“四书”、“五经”，而且还要有较为扎实的汉学知识以应对第三场的汉学策问题。但这并非意味着汉学与宋学是泾渭分明的。对于同一士子来说，其身兼汉学与宋学两种知识体系，当应答考卷时，必然是融会贯通，通场运用的。

商衍鎏在《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及有关著作》中也谈到清代制义的特点，他认为清代八股文异于明代之处有四点：

（一）在义理之求深。其识力透到之处，往往足补传注之不及，盖文章有尽，义理则日出不穷也。（二）在音义之是正。阎若璩将明名家制义中错解题误用事者，标出以成一篇，诮作文者但求热闹悦观者之目已足，而不认识字义，清代风尚，则讲求精细，较之于明为慎。（三）以搜奇为制胜。盖拘泥传注，久已陈陈相因，富于书卷者，于正经正史之外，推及逸书、诸子、小学、金石之类，无不旁搜远绍，以助文章之波澜。特才气盛，则体裁稍难纯一耳。（四）以史事为骨干。包罗万象，涵盖古今，专以用史为长，词句不免掺杂后世史迹，于代圣贤立言之旨，似觉稍背，然弃经而史，已成一时之风气。^[218]

卢前在《八股文小史》中将清代八股文的特征概括为六点：

清代八股文之所异于明贤者，一曰在义理之求胜……二曰识字与正义……三曰人文一致……四曰搜奇。制义既以经说为骨干，而学者以读书之富，不限于群经正史，乃演为辑逸书，诸子书，以逮小学，校雠，金石，版本……五曰旁务……六曰言辨……凡此六端，多在内容。且当时古文之风已炽，学者或引而治其专业，或更肆力于古文，而八股文日趋于巧薄，亦稍稍衰矣。^[219]

根据商氏、卢氏的看法，乾嘉时期，考据学对于制义的影响还是十分明显的，士子利用考据学方面的各种知识来写成八股文是极为普遍的。日本的佐野公治着眼于考据学对乡、会试首场八股文的影响也进行了探索。伴随着科举研究的深入，又有学者对此加以研究，例如陈致说：

乾嘉之际，受汉学考据之风的影响，制艺中出现以下几种新的趋向。一曰：多援引秦汉字书、汉唐传注，“四书”除本之于《集注》、《章句》，“五经”除本之于大全之外，以音训字诂解试题经文；二曰：试题中凡涉典章制度，务求深论明辨，所援据者又多清儒的论著或成说；三曰：多援引历代时文中鲜用之僻书奇字，如好用《竹书纪年》、《世本》、《鬻子》等书及汉唐旧注。^[220]

蔡长林进而指出，在乾嘉时期考官本于汉学古义出题，以及士子将汉学古义写入科举答卷等现象比较普遍，主张汉学“业已在科场中占有一席之地”^[221]。日本琉球大学的水上雅晴对乾嘉汉学与八股文的关系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研究^[222]。但是，就目前的研究来看依然不足。本研究将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讨。

在雍正朝时，便对首场“四书”文提出了“清真雅正”的标准。至乾隆朝时期，乾隆帝更是一再强调首场制义须“清真雅正”，并且命方苞选辑了《钦定四书文》作为士子作文之范本，考官衡文之绳尺。并且简派大臣对乡试、会试考卷进行磨勘。但同时也指出，“果能理明词达，有大醇而无小疵，固称上选。若其学识才情，大端确有可取，即一二字句失检，无妨弃瑕采录。盖风檐寸晷中，一日技艺，即在学问优通者亦不能必无疵频，要不足为全璧之玷也”^[223]。这表明，只要无碍于“理明词达”，有裨于圣学之道，援引《四书集注》以外的书籍用以辅助并非是严格禁止的。乾隆九年（1744年），兵部侍郎舒赫德在条奏科举事宜时，也提倡时艺“必于圣贤义理融会贯通，而又参之经史子集以发其光华，范之规矩准绳以密其法律，然后得称佳文”^[224]。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高宗在“训正文体，定制义七百字为限”的谕旨中提到，“士子平日当覃心经术，探讨古文及时文诸大家，以立其体，作文尤须体会儒先传说，以阐发圣贤精蕴，独出心裁，屏除习见语，其文自然合度”^[225]。这表明，清廷对时文的要求除了要遵循先儒传注之外，还要“独出心裁，屏除习见语”。于是，求新求异便成为考官阅卷的一个新标准，而士子要想博得考官的青睐与赏识，仅靠背诵那些俗词滥调的过往经典时文已经很难脱颖而出，而援引经注以外的不常用书籍，掇拾数条，便能够使之与众不同，耳目一新。也正是基于这个原因，在教学和备考过程中，教师往往会要求士子多援引《四书集注》以外的书籍，如清彰书院的条约一：“策问‘四书’对义，本欲诸生贯串经书，融会传注，自以意义发挥，更取他书印证，盖学问之一端也。若但如题直抄，则不如默写经书之为愈矣。”^[226]上有所好，下必有所应。举子为了迎合考官以侥幸及第，便极力援引各种僻书奇字，如阳鱎迎吸之类^[227]，以新异而获考官赏识。乾嘉之际，汉学大行，如果能以《纬书》及《汲冢书》、《穆天子传》等书入文，获得入选的机会往往会比较大。而考官也往往为了避空疏之诮而录取此类考卷。下面这个事例就说明了考官评卷的偏好。

江左某生素滑稽，值彭文勤按临岁试，某生亦赴试，场期前一日，偶与同院生出游，道旁有两槐浓荫蔽日，中一井，井畔有石，喜其清润，因坐石倾谈。其生忽有悟，曰：“此本地风光，即吾明日场中文料也。”同院生犹哂之。次日入试，榜发，果冠军。索试卷观之，小讲起语即曰：“且自两槐夹井以来”云云，以下皆杜撰语，而评语则极赏其典奥焉。^[228](www.xing528.com)

而且，不遵守朱注的八股文，也不一定会被帖出黜落。梁章钜说：“今功令文字与朱背者即为不合式。然制义代圣贤立言，通儒之心思日出其有，实可与朱注相辅而行，而复于古有据者，固亦功令所不禁也。”^[229]按照佐野公治的意思，不遵从朱注反而被允许需要符合两个条件：一则对朱注进行补充完善的，一则是古注可资阐明经旨的^[230]。梁章钜引用管世铭对《论语·为政》中“子游问孝”章的制义，说：

养亲同于犬马，圣言不当如是失伦，昔人辨之详矣。然非逐字还他著落，何以伸其所见乎？管韫山作“今之孝者”全节文云：“夫孝安得有今古之殊哉……犬马事人以力，子孙事亲以心者也。夫以力者养也，以心者敬也……古孝子之敬其亲也，一息无不相通，意未起而先迎焉，有不待形声之著者矣，犬马即善知人意，苟非嗾之于前，策之于后，难遽收卢令、驷铁之功……故夫敬者所以别乎养也。如其不敬，则未知其为子之养亲乎，犬马之养人乎，而何以别乎？”自来不用《集注》作此题文者多矣。^[231]

朱子的《集注》对本章的解说是：“养，谓饮食供奉也。犬马待人而食，亦若养然。言人蓄犬马，皆能有以养之，若能养其亲而敬不至，则与养犬马者何异。”可见，朱熹认为人与犬马均是“养”，但人在“养其亲”时没有“敬”则与犬马类同。所以，人与动物的区别便在于人附加了道德价值。但管氏文认为，“犬马事人以力”则为“养”，“子孙事亲以心”则为“敬”，因此，认为“养”与“敬”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可见，这与朱熹对“养”与“敬”的解说是有差异的。

接下来，我们通过一篇时文来考查清代考据学与八股文的关系。由于清代学人普遍认为时文乃是应举之文，往往不具有文学和学术上的价值，所以清人文集中对八股文很少收录。“诗文集为别集，举业之文为时文，近代通例，别集不收时文。”^[232]但也有个别文人将时文收录进文集中，如以编纂《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闻名的严可均在其文集《铁桥漫稿》中便收录了自己参加嘉庆五年（1800年）庚申科顺天乡试中举的时文。此科乡试首场的首题为：“子曰，大哉！尧之为君，唯天为大，惟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孟子·滕文公上》）下面对严氏的时文进行节录，并对文中所援引的典据文献在（　）内标注。

大圣则天，大于无名也。盖君，一天也。天大则天者亦大，民无能名天而能名尧乎？子言之，一人首出为天下君。君之言，尊也（《说文》第2篇上）。群也（《白虎通·号·三纲六纪》），民之源也（《韩诗外传》卷5）……顾《尚书》独载尧已来（《史记·本纪·五帝本纪》），而余所闻《五帝德》及《帝系姓》^[233]，又荒略不雅驯……以余观载籍极博，封太山禅梁父者七十有二家（《管子·封禅篇》）……天之大，巍巍乎。阴阳代嬗者，天也。羲和^[234]分命者，尧也。运斗枢^[235]而旋九野者，天也。允恭让而被四表者（《尚书·尧典》），尧也。天行七曜以垂象，尧齐七政（《尧典》）以授时，天以洚洞儆尧心，尧以俾乂景天运。故夫天者，显也，坦也（《释名·释天》），颠也，至高无上也（《说文解字·一部》）。尧者，高也（《风俗通·皇霸》），翊善传圣也（《广韵》下平声卷2）。在夏史臣作唐典，首称“粤若稽古”，说书者谓稽古为同天（《尚书·尧典·疏》所引郑注：“稽同古，天也”），其同之也，其则之也。^[236]

从中可以看出，严氏为了作这一篇时文，可谓是处处引经据典，其引注范围已大大超出了《四书集注》，大多为训诂类典籍。这也是严氏平时重视文字训诂的必然反映。

一些乡、会试考官，尤其是像朱珪、纪昀等汉学考官，对于那些能够充分利用汉学知识来作八股文的考生，大为赏识。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江南乡试的首场首题为《论语·乡党》“过位色勃”二节，考生阮元便根据江永的《乡党图考》中的新说写成制义，结果大受主考官朱珪赏识，中举第八名^[237]。朱珪的题解云：“包（咸）注以过位为君之空位。按天子、诸侯皆三朝，王之外朝在皋门之内、库门之外，朝士掌之……诸侯三朝，外朝在雉门之外，江永以为在库门外……《曲礼》孔疏：‘天子外屏在路门之外，而近应门。’江永以为在应门外。孔疏：‘诸侯内屏在路门之内。’江据邢（昺）疏云，在雉门内、路门外……今解以位为外朝之虚位，以治朝廷立之处为有堂，误也。然习说相沿，不能虚拘一律，通场万卷，合此解者不啻百分之一，就其他文相称者甄录过半，于此见大江南北究心读书之士不乏也。”^[238]重视音韵训诂的风气在八股文中也有体现。如阮元在参加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丁未会试时，便引用《尔雅》“鸟曰狊”解“色斯举”之义。本已荐卷，但由于房考官在《尔雅·释鸟》中查覆引文不得而又被撤去。在参加己酉会试时，阮元又引《尔雅》“徒鼓瑟”及“徒鼓磬谓之寋，徒鼓钟谓之修”以解《论语》中曾点“鼓瑟希”一句，因“寋修”错写作“蹇修”，其卷几乎被磨^[239]。汉学家陈寿祺在应嘉庆四年（1799年）会试，引用《汲冢逸书》和《纬侯》等写成答卷，主考官朱珪对此给予很高评价而将他列为第十九名^[240]。朱珪也因好僻书奇字而被时人讥为制艺中的“朱派”。

在对待汉宋的关系上，纪昀认为，“汉儒以训诂专门，宋儒以义理相尚。似汉学粗而宋学精，然不明训诂，义理何自而知。概用诋排，视犹土苴，未免既成大辂，追斥椎轮；得济迷川，邃焚宝筏。”所以，他在撰写《四库全书·诗部总叙》时说：“宋儒之攻汉儒，非为说经起见也，特求胜于汉儒而已。后人之攻宋儒，亦非为说经起见也，特不平宋儒之诋汉儒而已……平心而论，《易》自王弼始变旧说，为宋学之萌芽。宋儒不攻《孝经》，词义明显。宋儒所争，只今文古文字句，亦无关宏旨，均姑置弗议。至《尚书》、《三礼》、《三传》、《毛诗》、《尔雅》诸注疏，皆根据古义，断非宋儒所能……惟汉儒之学，非读书稽古，不能下一语。宋儒之学，则人人皆可以空谈。其间兰艾同生，诚有不尽餍人心者，是嗤点之所自来。”^[241]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虽然纪昀对汉宋两学的长处均有肯定，但相对来说，更加偏重汉学，尤其是他认为，“五经”等经籍离开汉学，断不能揭晓古义。所以，纪昀对于“四书”文和经义文的撰写，提倡在宗宋学、明义理的前提下，而以汉学予以充实。“经义昉于北宋，沿于元代，而大备于明……至经义之中，又分二派：为汉儒之学者，沿溯六书，考求训诂，使古义复明于后世，是一家也；为宋儒之学者，辨别精微，折衷同异，使六经微旨不淆乱于群言，是又一家也。国家功令，‘五经’传注用宋学，而‘十三经’注疏亦列学官。良以制艺主于明义理，固当以宋学为宗，而以汉学补苴其所遗，纠绳其太过耳。”^[242]正是由于朱珪等汉学官员借衡文校士之便，大力提倡汉学，使得本来壁垒森严的首场八股文打开了“缺口”，汉学得以“登堂入室”，从而便使乾嘉时期的八股文具有了汉学的气息。

当然，也有很多考生因考官的学识水平和学术旨趣而遭磨勘，对于不遵《四书集注》的文章很有可能黜落。如嘉庆戊寅恩科浙江乡试首场第三题“民事不可缓也，至亟其乘屋”，归安名宿杨拙园用“蠹用”立说，房官将其考卷呈荐主考官问是否应入选。由于房官不知此说本自《毛诗》中的孔疏，在遍搜《孟子》诸家注释没有找到此说后，便将杨氏的考卷黜落^[243]。可见，考官的喜好与学识往往会决定一个士子的命运前途。

另外，通过乾嘉时期朝廷对乡、会试卷进行大规模磨勘所搜查的结果也可看出考据学对首场八股文所造成的影响。乾隆十九年（1754年）甲戌科会试，首题是出自《论语·子罕》的“唐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远而。子曰‘未之思也’”，但有考生竟用出自《汉书》的“肠一日而九回”的“九回肠”来答卷。乾隆皇帝认为，此等“不过剿袭纤巧，谓合时尚”而已，并非“非法不道”^[244]。再如，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九月，乾隆帝令于敏中之孙于德裕将闱中诗文默写呈览。发现其首篇制义内有“夫子行芳志洁”的语句，“行芳志洁”乃出自《后汉书·张堪传》。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磨勘会试中式第一名朱文翰试卷，发现内有“寸衷蠠没孤行”之语。“蠠没”二字出自古书《尔雅·释诂》。这表明了，士子在应考时，为了求新奇以获得考官赏识，往往会征引诡僻古书。到了嘉庆朝，考场中征引《说文》。嘉庆五年（1800年）五月，给事中王钟健在奏请厘正文体的折子中言道：“近科墨卷率以《说文》内不经见之字，钞写一二，妄矜新奇，请旨饬禁。”但嘉庆帝却认为：“士子读书稽古，原应博采群籍，况《说文》亦非僻书，如能引据得当，是其平日尚属留心训诂；若概置弗录，使空疏者转得幸获，岂崇尚实学之道？”^[245]嘉庆六年（1801年）达椿等对四川、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省中式试卷进行磨勘之后，上疏条奏称，“各省试卷内有填用卦画及书写古篆者，缘磨勘条例向无议处明文，是以未经签出”^[246]。“古篆”乃是古文字体，吴派汉学家江声墨守汉儒，一味好古，读经文和注疏，甚至与人书信往来，都是用古篆来书写。可见，有的考生投机取巧，充分利用了《科场条例》并无明文禁止“填用卦画及书写古篆”政策的“空子”，以求新奇。鉴于“近科以来，士子等揣摩时尚，往往摭拾《竹书》^[247]、《路史》^[248]等文字，自炫新奇，而于经史有用之书，转未能潜心研讨，揆之经义，渐失真源”^[249]的情况，嘉庆十三年（1808年），御史黄任万奏请续选《钦定四书文》以正文体，但未被采行。嘉庆十九年（1814年），御史辛从益再次奏请厘正文体。“制艺代圣贤立言，必以清真雅正为宗。六经皆载道之文，其中并无奇文僻字，凡天地民物之理，包括靡遗。近日士子罔知潜心正学，猎取诡异之词，挦撦饤饾，以艰深文其浅陋，敝习相沿，大乖文体……嗣后乡会试考官，校士衡文，务各平心持鉴，别裁伪体，拔真材。如有将支离怪诞之文，目为新奇，妄行录取者，经磨勘官摘，必将原考官严加惩处……并著申谕遵照定例，认真搜查，毋得视为具文，以正文风而端士习。”^[250]

乡会试首场制义，征引奇字僻书，以史事予以充实的风尚，在很大程度上也引导了学风的转向，使得乾嘉汉学更加为社会士子所崇尚。“盖所求者在于经，八股文与之同也。举国之人，皆以穷经为制义，则不复效明代之以新奇耀试官之目。而影响于学术者甚深。及其后，禁学者之博览，以朱注为之准绳，其风始渐杀。以是就八股文体言之，明人已造其峰极，而以内容关系学术者，则清人之八股文之然也。”^[2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