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嘉时期科举考试的策问与汉学

乾嘉汉学对科举考试的影响，并非仅仅体现在对科举制度的影响上，更多的是体现在对科考试题的渗透上。这种渗透性影响，不仅体现在乡、会试第三场策问题以及殿试策问中有大量的汉学类题目方面，更体现在其对首场“四书”文的影响方面。

（一）乡试策问题中的乾嘉汉学

乡试试题除了顺天乡试首场“四书”题以及后来的律诗均由皇帝钦命外，其他“各省乡试三场各题正、副考官共同拟定”^[187]。因此，主考官在命题上拥有较大的权力和自由空间。在乾隆朝初期，虽然统治者依然尊奉程朱理学，但同时也提倡经学，鼓励士人究心经术。在这种政策的倡导下，当儒臣出任各省乡试考官时，自然会将这一朝廷的政策通过校士体现出来，从而使得乾隆朝初期的乡试已经具有了一定的考据学色彩^[188]。如乾隆元年（1736年）丙辰恩科山东乡试的前两道经史类策问题，一道问及经学自汉的渊源流传以及“五经”的知识；一道则为史书之体例异同，得失优劣^[189]。乾隆六年（1741年）辛酉科湖北乡试的第一道策问题亦是关于经史的题目，要求考生对于“经师之源流，史书之篇目”进行回答。

问：经以明道，史以纪事。帝王用以揽修齐治平之全，而学者所由为硕儒、为名臣，恃此，具也。治经与史宜何先焉……盖言专也，今且欲以九卦、十二卦、十三卦之指括二篇，以师乙之对卜氏之序，贯三百精研衍极之理数，以究五事、五行，无人相与之际……后郑博会之注，有《乐史》五疑之说，其能一一指数，得所折中欤？^[190]

还有乾隆九年（1744年）甲子科顺天乡试策问题的第一道：

“六经”者，礼义之权衡，道化之橐龠也。我国家文教覃洽，经学昌明，《易》、《书》、《诗》、《春秋》皆经御纂，既已刊布，黉序学士知所循诵习传矣。其间折中汉宋，采掇义疏欤？夫删辑之例，可晰举欤？《三礼》纂修行将告竣，《周官·戴记》旧说多详《士礼》，究习差少，其可兼取旁参者几家也？古者师承多门，承传各别，今则家无异学，指归一是，然夙闻宜广，非可专已。守残《易》故尊王黜郑矣，辅嗣（三国时的王弼）名理果优郑义欤？荀谞（荀爽的别名）《虞翻》干宝、蜀才诸家于王、郑同异，何如？其《传》至今日繄借何书也？传义行而王、郑绌，即程传本义果一一吻合欤？《尚书》今古文之辨，昉自何时？古学授受可指数欤？传《洪范》者几家？孰为精粹？毛序、朱传人互短长，然四始六义，其大指固不可诬也，吕成公与朱子同时同学，而读《诗》记持论各殊，可约举其大端欤？“三传”短长，昔人论之已悉，孰当孰否？可备究欤？啖、赵、陆淳之说得失何在？^[191]

同年的福建乡试策问题的第一道：

问：儒者莋枕六经，习其传，必连其义，则纷纶铿伉之号称焉。凡经莫先于《易》，《易》之《封》，何以必重而为六，且乾坤犹诸卦也。用九、用六，又独为之文言，亦有说乎？《易》象或远取诸物，或近取诸身，顾有虚为之辞者，如谦冥豫和兑甘节之类，此其于象将何属乎？《书》有今古文之不同，伪者或出其间，要之伏生所传《虞书》皆孔子手定，乃以夏之《史官》序皋陶事，亦有曰“若稽古之文”，何耶？盘庚欲迁民势，甚易耳！叮咛告劝必至再三，其义安在？康叔武王所封，而朱子谓《酒诰》周公所作，说有据乎？古诗之多至于三千，孔子删之，而列国之风存者，仅十有五，夫王何以降于风？二雅无诸侯之诗，卫武公宾筵何以登于雅？若《七月》一篇先儒以为风雅颂皆备，倘能节分之欤？《诗》亡，然后《春秋》作。《春秋》既内鲁于书正月，何为必系以春？王朝交鲁者凡几？为内讳者凡几？诸侯会遇胥命厥类何分？抑褒贬之法果在日月名字乎？若书成麟见果瑞应乎？《三礼》殊互者多矣。曰命官、曰分田、曰朝巡、曰封建，异条论之俾闻其由，抑《周官》、《肆昭》、《祴》与《传》称繁，遏渠当《诗》何篇欤？^[192]

乾隆十二年（1747年）江南乡试策问第三道是关于三部史书“三通”，即《通典》、《文献通考》、《通志》的体例辨析问题，当年应举的汉学家王鸣盛对此题进行了精到的解答^[193]，从而助其高中。乾隆十五年（1750年）的江西乡试策问题第一道是考查理学知识的题目，第二道则是关于“五经”知识的考查，“《周易》重卦之圣人其说有四，若郑康成、孙盛、史迁、虞翻是已，今主何家？而《系传》刚柔相摩，八卦相荡，说卦传之八卦相错，其即重卦之义欤？……《戴礼》为汉儒所述，其最醇者何篇？其为门人所记，及作于战国者又何篇？《曲礼》之立官异于《周制》、《王制》之言，《封国》异于《孟子》，其义安在”^[194]。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时年37岁的汉学家王鸣盛出任福建乡试主考官，他在考查策问题中的第一道理学类题目时，让考生从“四书”、“五经”中条分缕析道学“存诚、居敬、慎独、强恕”和追溯宋儒师承源流，第二道题目则考查经训、传注的源流。题目是这样的：

历魏晋及隋，传经者代不乏人，至唐集为九经《正义》，宋又益之以四经，乃专宗一家之说，而尽废诸家，其去取果悉当否？抑其所取若王弼诸人，孰得孰失？孰浅孰深？孰略孰详？孰真孰伪？孰为兼通众义？孰为墨守一师？孰为取裁前哲确有禀承？孰为凭臆立言得自创获者耶……自宋以来，言经者多宗朱子，朱子之说经也，于“四书”，于《周易》，于《诗》各有成书，于《礼》有书而未及成于书，则口授之弟子，于《春秋》及《孝经》、《尔雅》则未暇及，仅散见文集语录中，其义例旨趣亦有可得而约举者否？^[195]

同年，纪昀充任山西乡试副考官，他设计了三道题，第一道是关于“五经”知识的考查，第二道是关于史书体例的考查，第三道是关于唐律诗帖的考查^[196]。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浙江乡试前三道题均是汉学类试题^[197]：一是“五经”源流与篇章知识考查；二是史书体例；三是书体的考查，并且在问题中提出“字以考文音以定律”，这是考据学所一贯提倡的观点。同年的江南乡试，前三道题目依然是考证类试题：第一道为经籍配图的考证；第二道对《春官》、《公羊传》、《韩诗》中所涉及的数字进行考证；第三道对《周礼》中养老之礼、三老五更之说进行考证^[198]。这表明，在乾隆朝中期以前，虽然程朱理学依然受统治者所尊崇，并且在乡试试题中也有一定分量的考查，但汉学类考证试题也已经大量出现，并且在江南、浙江两地考证风气浓厚的地方，考官在命题时，也会更多地设计考据学类试题，以验证士子的真才实学。

乾隆中期之后，各地乡试中汉学类试题不仅大量涌现，汉学倾向更加明显，而且五道策问题逐渐固化成一经、一史、一文、一典制、一地理的结构。其实，早在乾隆十一年（1746年），翰林院编修杨述曾在进呈经史讲义中，在提及科举之流弊时，针对“策题发问太多，对者不悉，往往敷衍草率”的弊端，曾建议五道策问题“限以一经、一史、一性理、二时务”^[199]。只不过，此建议当时遭到张廷玉等人的驳斥而未予采纳。从表2－2所列的乡试策问题举要中，可以看出，经史、典制、地理、文字、名物训诂等各种类型的试题均具有非常明显的考证色彩。即使是有关于察吏、农事等时务的问题，其着眼点也并非解决现实问题，而是让考生追根溯源，考究以往典制。这种重考据的策问题充斥考场，不仅说明了乾嘉汉学对试题的影响之大，而且也可以说明学习考据学的举子应考，更能够在第三场中尽力发挥其专长。

表2－2　乾隆三十年（1765年）之后的乡试策问题举要

①（清）卢文弨：《抱经堂文集》卷二十三《广东乡试策问五首》，王文锦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21～323页。
②《乾隆三十三年戊子顺天乡试录一卷》，见《中国科举录续编》（二），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10年影印本。

续表

①《乾隆三十五年庚寅恩科福建乡试录一卷》，见《中国科举录续编》（三），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10年影印本。
②《乾隆三十九年甲午科福建乡试录一卷》，见《中国科举录续编》（三），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10年影印本。

续表

续表

①（清）吴省钦：《白华后稿》卷十六《乾隆五十九年浙江乡试策问》，见《清代诗文集汇编》（第37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05～107页。
②（清）吴省钦：《白华后稿》卷十六《乾隆六十年浙江乡试策问》，见《清代诗文集汇编》（第37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07～109页。
③（清）刘凤诰：《存悔斋集》卷八《庚申湖北乡试策问五道》，见《续修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第148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601～602页。

续表

①（清）刘凤诰：《存悔斋集》卷八《辛酉山东乡试策问五道》，见《续修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第148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602～603页。
②《嘉庆九年广西乡试录一卷》，见《中国科举录续编》（五），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10年影印本。
③（清）刘凤诰：《存悔斋集》卷八《丁卯江南乡试策问五道》，见《续修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第148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603～604页。

（二）会试策问题中的乾嘉汉学

乾隆朝前二十年的会试策问题经学类试题主要属于程朱理学的范畴，如乾隆二年（1737年）、四年（1739年）、七年（1742年）的三科会试，第一道策问题均是关于帝王“道统”、“治统”、“心法”以及“心性”的。不过，在理学笼罩下的策问题已经出现了汉学类试题。如乾隆四年（1739年）己未科会试的第二道则是关于“五经”文本流传与史书体例的考查：很显然，这类试题与前面对于理学知识的考查不同，它需要考生对“四书”、“五经”的版本流传了如指掌方能应答。吴派汉学家钱大昕用精于考证的特长，进行了详细的应答，答卷篇幅极长，论说有据，原原本本，最终其答卷被评为最优。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辛巳会试的第二道题虽然为史学题，但也涉及了经学典籍的辨别。“且史与经相表里，龙门以来史之可以翼经者惟温公之《通鉴》、朱子之《纲目》，然《纲目》亦有非朱子所亲定者，可得而约举欤？《通鉴》纪事本末果足与涑水（司马光）、紫阳之书相辅而行欤？”^[200](www.xing528.com)

问：儒者通经为先，读史次之。别是非，明得失，皆学术之要也。穷经自注疏始，《易》、《书》、《诗》三经正义，朱子评议不同，固孰者为胜欤？《周礼》杜、郑两家互异，而先郑后郑，其说又各不同，作疏者，有偏护欤？《仪礼》、《礼记》两疏皆墨守郑注者也。孔氏广博，而贾氏单狭，岂经有难易欤？抑解经者无师承欤？“三传”公羊，先出何氏之学，反不及二家？杜预解《左氏》，范宁解《谷梁》，其先亦有所本欤？史家纪传，汉儒向附《春秋》为经，经史之分自何代始？马、班、范、陈四史优劣易见，注四史者孰最为优欤？南北八书，有重复之传，有阙佚之偏，可悉数欤？新旧唐书皆不出一手，新书有纠其谬者，而旧书遂无谬欤？宋、辽、金三史皆修于一时，而表、志中体例各异，可略陈欤？^[201]

关于经籍文本流传的问题在乾隆十九年（1754年）甲戌科会试中再度出现，题目大致是这样的：

自汉以来，代有著述，源流分合，累幅难详。今第以“四书”、“五经”，多士所童而习者，略摘数条，用觇心得。《大学》、《中庸》本属《礼记》，朱子以为程子表而出之者。然大中为中经，义自单行，其表章者何代……《春秋》为万世史笔之祖，而或以为有虚美者，五可指而斥欤？鲁王周正晋用夏正亦有征耶？将驳之者是耶？《礼记》纂自汉儒，增损不一，可得详欤？容台礼授自后仓，高堂生容即仪也。朱子所谓礼治经而误以为《礼记》，始自何人？聘义、射义、乡饮酒义，果依经而立传耶？抑自为义也？凡此者，举在一隅，义可兼尽，悉著于篇。^[202]

不过，乾隆朝中期之前的会试策问经义题依然主要是考查理学，汉学类经学试题虽然相对较少，但史学类题目对于习汉学的考生来说，是有利的。随着汉学的发展，乾隆中后期的会试策问题的汉学倾向更加明显。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甲辰科会试，纪昀充任副考官，他设计了三道策问题。

一道为“五经”文本辨析问题。

谈《易》者，率本图书考孔安国，《论语注》称河图即八卦，而今本作五十五点，孔颖达《尚书》疏载，刘向、刘歆并称洛书有文，而今本亦作四十五点，宋人果何所受之欤？古文《尚书》称孔安国传，而所释《禹贡》地名，或在安国后；又古文有汤诰，而安国《论语注》所引乃据墨子，其故何欤……《礼记》杂出，诸儒固未能尽粹，孙炎、魏徵诸人重为编定，吴澄以后窜改弥多，果可行欤？抑当以张说之议为是欤？^[203]

一道为史学题，让考生比较众多史书的体例的优劣得失。

《史记》、《汉书》皆立表，刘知几史学最精，而所作史通乃欲废表，其说安在？欧阳修撰《唐书》，表、志特繁，及撰《五代史》谱考最略，其义何居……《新唐书》悉删不录，孰是孰非？诸史皆有论赞，《元史》独阙，孰得孰失？《周书》于当日口语每为润色，《元史》于前代案牍，多所因仍，孰拙孰工？^[204]

一道是考据学所专攻的文字、音韵训诂知识的考查。

问：《小学》之目有三，曰训诂、曰六书、曰音韵，皆究通古义之关键也……《尔雅》为训诂之祖，《小尔雅》方言逮乎，《广雅》具有典型。然疏密精粗则有别矣……《说文》部分次序徐锴系传所说确否？《玉篇》类篇稍有更易，戴侗、杨桓、周伯琦、魏校尽变古法，果有所见欤……隋志称《婆罗门书》以十四字贯一切音，自东汉已入中国，是等韵在四声前，今等韵乃缘四声起，二者孰为韵？本今韵祖《广韵》后，变而《集韵》，《韵略》五音《集韵》，韵会正韵其沿革何如？^[205]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癸丑科会试策问题第一道为《春秋》一经的考核，不仅涉及《春秋》成书时间、字数，而且还考查《春秋》三传的流传；第二道则侧重《诗经》与古乐、音韵的考证；第三道为文体的考查；第四道为古代试士之法的考核；第五道为市籴之法的考查^[206]。嘉庆元年（1796年）丙辰科会试，纪昀充任正考官，第一道策问题依然是“五经”文本的考查。

问：三《易》掌于太卜，则《易》本卜筮之书，即象数以明人事。王弼以后乃诠以心性，刘牧以后多推演河洛，及其诂经则仍训释爻象，未尝取义于河洛，其故何欤？《洪范》明天人之应，为治法大原。刘向、刘歆之传，刘知几驳为不经。《禹贡》地理，毛晃以来，为专门之学。程大昌《图论》宋孝宗斥为无用，其故又何欤？司马迁称古诗三千，孔子删至三百十一篇，然《株林》一篇距孔子仅数十年，何以称古诗欤？王柏删削《国风》，许谦疑之。吴师道乃是柏而非谦，以谁为是欤？说《春秋》者废“三传”，始唐啖助。“三传”果可废欤？谓《春秋》有贬无褒，始宋孙复，《春秋》果有贬无褒欤？张虑奏进《月令》，解请每月按令施行，古制果可行欤？魏征类礼为张说，所驳吴澄《礼记纂言》与征书一例《虞集》乃以为精密，古经果可改欤？^[207]

第二道则是史书体例的考查，第三道考查经学流派传承与比较。在试题中，考官借助周公、孔子来批评宋儒“空谈性命”、“臆断是非”，“周公手定《周礼》，圣人非不讲事功，孔子问礼问官，圣人非不讲考证，不通天下之事势而坐谈性命，不究前代之成败而臆断是非，恐于道亦未有合”^[208]。嘉庆四年（1799年）己未会试，阮元充任副考官，由他命了四道题。第一道是“五经”文本的考查，要求考生辨其异同，考其正讹。题目是这样说的：

孔子假年学《易》，雅言《诗》、《书》、执礼。《易》有三而《周易》独传，汉、晋、唐、宋说能择其精而析其弊欤？乾坤象龙马，用九六，然则象数可偏废欤？诗言志，声依永，律和声，有诗而后有韵律欤？或《诗》韵必取同部，间有分合然欤？同部假借转注能言其例欤？《诗》中训诂见于《尔雅》者几何？未见者几何？《尚书》见于《史记》、《汉书》者孰为古文？孰为今文？孔、蔡传解句读可别白参解否？《尧典》中星至周而差，恒星东行，确可据欤？三江舍经文则支条歧出，淮、泗何以通菏？敷浅原、三亳确在何地？《仪礼》宫室制度若误，则仪节皆舛，试举正之。郑注后孰精其业，试指数之。《周礼·小司徒》田赋与司马法异而同欤？郑注“读为”，“读若”之例与许慎同否？《礼记·月令》节物可与《夏小正》、《吕览》诸书参考欤？经注正义讹脱可校补欤？^[209]

嘉庆七年（1802年）壬戌科的会试策问题第一道依然为“五经”文本知识的考核，第二道是史书体例的考查，第三道为韵书的考查，第四道为政典体例的考核，第五道则为诗赋知识的考核^[210]。

可见，乾隆中后期以及嘉庆年间的会试策问题有着非常明显的汉学倾向。五道策问题中，少则两道，多则四道均为考据学士子平时所擅长的领域。之所以策问题中有如此多的汉学类试题，主要是因为乾隆中后期的会试考官多由汉学家或者倾向于汉学的官员来担任。当他们命题校士时，必然会倾向于用汉学知识来甄拔人才。也正因为策问题多为汉学类考题，才为平时专攻考据学的学人科场取胜提供了机会。

（三）殿试策问中的汉学类试题

殿试，作为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最高等级考试，不仅担当着三甲进士的甄别遴选，而且对世风学风有着很强的导向作用。乾隆之前，尤其是康熙朝时，由于推崇理学，科举考试有着浓厚的理学气息。但是从乾隆十年（1745年）的殿试起，这种局面有所变化，即殿试策问中经、史内容的学术类试题比重越来越大。这一方面体现了统治者文化政策的转变，另一方面则反映了乾嘉汉学的发展越来越得到统治者的关注与重视。在前面论述程朱理学与科举考试的关系时，已经将嘉庆朝殿试中所涉及的经义内容进行了列表（见前表2－1）。这里将乾隆朝历科殿试中汉学类考据内容举要列于表2－3。

表2－3　乾隆朝历科殿试策问题中考据类试题举要

续表

续表

资料来源：邓洪波等编著《中国状元殿试卷大全》（下），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综合来看，乾嘉时期的殿试试题中，汉学类考证试题主要集中在乾隆朝中后期；乾隆朝初期和嘉庆朝的殿试试题中，经义类试题依然以理学“心性”和“道统”之学为主，只有乾隆朝中后期的殿试以考证类型试题为主。究其规律，与清代中期乾嘉汉学由民间兴起，到深入庙堂，鼎盛至极，再到弊端日显，理学重新得到重视的发展轨迹是高度契合的。

再者，通过对乡试、会试、殿试三级考试中汉学类试题的列举和呈现，可以发现，考试级别越低，试题受汉学影响的时间就越早；级别越高，试题受汉学影响的时间就会推迟。这不仅因为考试受到了统治者文教政策的影响，更与乾嘉汉学自身发展的程度有关。即使没有汉学官员出任考官，其他学派的官员包括理学官员也会受到日益发展壮大的汉学的影响，从而在命题上会偏向于汉学。而这种偏重考证的试题又正好给汉学家登进科名提供了绝佳时机。显然这种重考据的试题对于长时期进行经史学习的士子并不算很难，如探囊取物一般，“然而对于不读经史而又高谈理、气、性、命的理学家和只会使用‘且夫’、‘尝谓’之类的词眼写作八股的文人来说，则很难入彀”^[211]。而当汉学官员出任考官时，自然更会有意识地将他们的学术嗜好渗入考题中，通过命题去甄拔汉学后备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