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五经”文调整到第二场，抬高“五经”的地位。自西汉“五经博士”设置始，“五经”便被定于独尊，立于官学，用以取士。到了元仁宗延祐二年（1315年）恢复科举，开科取士，将朱熹《四书集注》纳入科考，标志着“四书”与国家科举制度的有效链接，实现了“四书”官学地位的制度化。之后，“四书”便很快跃升“五经”之上，尤其是洪武年间，颁布科举程式，规定乡、会试首场试“四书”文三篇，“五经”义四篇，更是增强了“四书”的绝对优势地位。“当时程式，以‘四书’义为重，故‘五经’率皆庋阁，所研究者惟‘四书’，所辨订者亦惟‘四书’。”[173]“五经”虽被放置首场，但由于科场阅卷首重“四书”，且士子只专一经应试，致使荒经蔑古，“五经扫地，至此而极”。早在清初，朱彝尊就提出“先‘五经’而后‘四书’”的校士建议，“梼昧之见，斟今酌古，谓试士之法宜仿洪武四年会试之例，发题先‘五经’而后‘四书’，学使府州县卫宜经书并试，亦先经后书”[174]。钱大昕针对乡、会试重首场“四书”文而出现的“四书文行之四百余年，场屋可岀之题，士子早已预拟，每一榜出，钞录旧作，幸而得隽者，盖不少矣”[175]的情况，提出了与朱氏类似的建议，即将“五经”放到首场考，而将“四书”文放到第二场考。“窃谓宜以‘五经’文为第一场，‘四书’文为第二场。‘五经’卷帙既富，题目难以预拟，均为八股之文不得诿为未习。如此，则研经者渐多，而剿袭雷同之弊庶几稍息乎。”[176]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规定，乡试自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己卯科开始，会试自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丁丑科开始，首场只试“四书”文三篇，第二场“五经”文四篇。虽然这一调整，并没有按照钱大昕等汉学家所预想的那样去调整，但是这一规定，却将一直以来处于首场“四书”附庸地位的“五经”移到第二场。这一变化，看似“五经”地位有所下降，但实际上是将“五经”从首场“四书”附庸的地位解放出来，成了第二场之核心，实际上抬高了“五经”的地位。而到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规定，“五经”分试改为并试，更是大大提高了“五经”的地位，这是汉学家所希望看到的。不过，“四书”稳居首场地位，仍然对科场具有宰制作用。但是，“五经”并试对于提倡通经博古的汉学家在科场中施展通经的才华提供了契机，从而有助于他们在科场中胜出。
其次，盘踞科场四百年之久的论、表、判被废止，而被五言八韵律诗取代。起先，在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十一月，清廷所做出的改革乡、会试的科目中，只是将雷同剿袭的论、表、判概行删除（会试在第二场经文后，加试表文），并未提到诗赋。但是到了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正月，会试即将举行前，乾隆帝下令将会试的表文也删除，其原因是“表文篇幅稍长，难以责之风檐寸晷，而其中一定字面，或偶有错落，辄干贴例，未免仍费点检。且时事谢贺，每科所拟不过数题，在淹雅之士尚多出于夙构，而倩代、强记以图侥幸者更无论矣，究非核实拔真之道”。顶替表文的是五言八韵唐律一首。在乾隆帝看来，唐诗“虽易学而难工”，“况篇什既简，司试事者得从容校阅，其工拙尤为易见”[177]。同年四月，在御史袁芳松的疏请下，乡试照会试例，自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己卯科始，于第二场经文之外加五言八韵唐律一首。从汉学家的复古立场看，唐诗更接近古学，未曾受到宋儒性理的侵染，而且乡、会试引入唐律，对于汉学家在科场中脱颖而出是有很大帮助的。以考据学开山鼻祖顾炎武所倡导的“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178]为始，考据学家都非常重视文字、音韵的考证，从而使得原本附庸于经学的文字学发展成为独立的科门。吴派的王鸣盛、钱大昕以及皖派的段玉裁、王氏父子等都是擅长音训考证的汉学家。这为他们在科场中的胜出增加了“砝码”。“十八世纪的考据学者治小学首重音学，而律诗又须讲求声韵，二者之间因缘匪浅，于是，成为了推助诗赋复兴的动力之源。”[179]删除“论”在一定程度上激起了理学家的反对。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四月，山西道御史吴龙见奏请，在乡、会试第一场“四书”文后，恢复“论”一道。在理学家看来，“性理论题向出《太极》、《通书》、《西铭》、《正蒙》诸编，内有朱注及诸儒解释，广大精微”[180]，如果删省，则会危及“道统”、“治统”。乾隆帝予以应准，将“论”放置到已经缩短的首场“四书”文后考查。但到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清廷最终还是将“论”题取消，并将位于第二场的律诗上升到首场。“论”题的最终删除，在很大程度上也标志着汉学在朝廷的取胜。
清代中期的科举考试变动除了在制度上的调整外，还体现在考试内容的变化上。清朝初期，沿袭明制，乡、会试“首场‘四书’三题，‘五经’各四题，士子各占一经。‘四书’主朱子《集注》，《易》主程《传》、朱子《本义》，《书》主蔡《传》，《诗》主朱子《集传》，《春秋》主胡安国《传》，《礼记》主陈澔《集说》”[181]。康熙朝，又命儒臣编纂了《易》、《诗》、《书》、《春秋》四经，以及《朱子全书》、《性理精义》等书，颁布学宫，用于科考。至乾隆朝，又编纂《三礼义疏》。与康熙朝不同的是，《三礼义疏》的编纂原则为“应取汉、唐、宋、元以来注疏诠解，精研详订，发其义蕴，编辑成书”[182]。编纂完毕之后，颁布学宫，令士子抄录诵习。但是到了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十二月，礼部尚书纪昀奏请：
自来考试《春秋》用胡安国《传》，胡《传》中有经无传者多，出题处甚少，且安国当南渡时，不附和议，借经立说，与本义无当，圣祖仁皇帝钦定《春秋传说汇纂》，胡《传》交者甚多，皇上《御制文》亦多交其说。科场试题，不应仍复遵用，请嗣后《春秋》题，俱以《左传》本事为文，参用《公羊》、《谷梁》，即自下科乡试为始。[183](www.xing528.com)
汉学家纪昀充分利用胡安国《传》的“不附和议，借经立说”的弊端，将其从科举考试奉为经典的“宝座”上赶了下来，而以汉代的“三传”取而代之。这一历史事件的影响在于，“纪氏之奏请获准，象征汉学在朝廷获胜。嗣后仅汉之‘三传’被视为正统，胡氏《传》遂无人问津”[184]。为了纠正士子只读“四书”，默诵宋儒章句的士风，提倡士子通经，汉学家孙星衍提出应在科考中用汉唐注疏试士的建议。“近日士风孤陋，止读四子书、宋儒章句，不窥汉唐经义，校文之官，因陋就简，或有空疏者，至屏斥古人经训，批抺成言，博学之士无由进身，黉舍教士之书亦成虚设。（臣）考汉儒，学有师法，所注诸经率本七十子微言大义，唐儒《正义》亦集魏晋以来诸儒经学之大成……科场风气关系人才升降，但使人人争读注疏，则士尽通经，通经则通达朝章国典，经义遂为有用之学。”[185]只是，孙氏的这一建议未被采用。
总之，清代中期的科举制度改革虽然初衷并非是促进汉学发展，但是客观上却有利于汉学人才的登进。当汉学家入驻朝阁之后，也极力地对科举制度施加影响，使之适应汉学发展的需求。当然，这种影响也部分地受到了理学家的抵制，从而使之对科举制度进行的改造不能完全如愿。因此，清代中期的科举制度最终定型是汉、宋之争妥协。只不过，汉学派最终占据了上风。不可忽视的是，清中期的科举考试变革，的确对汉学考据学风的盛行起到了推动作用。汉学风气的兴盛，使越来越多的士人转向了经史考据，士子纷纷将宋儒的性理著作“束之高阁，无读之者”，很多书商也因此不敢刻印理学著作了[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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