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考试中的程朱理学思想探析

在乾隆朝中期以前，由于程朱理学依然是统治者所着力推崇的，故在科举考试中对程朱理学的考查依然是占主体的。这可以通过乡试、会试的策问题看出。比如乾隆二年（1737年）丁巳科会试的第一道策问题是关于道统、治统之“心法”的：

问：道统为治统之本，心法为治法之原，二帝三王之治本于道，二帝三王之道本于心，是故精一执中者，尧舜禹相授之心法也。建中、建极、商汤、周武相传之心法也。曰德、曰仁、曰敬、曰诚，言虽殊而理则一，可得而会其指归欤？夫精之所以一，之一者，何也？即中也。中涵于心为德，祗厥德曰敬，敬而后能诚，诚者实体此生。生之理乃全乎仁所谓一以贯之者，可悉言欤？《易》乾卦言“存诚”，又言“立诚”；坤卦言“敬义”，《中庸》言中和，言诚明，乾坤兼体之妙位，育参赞之功，皆具于是，其于精一执中之旨，同条共贯者，何在？周、程、朱子言无欲则静，虚动直言，存养省察，言立志，居敬致知，践行其引人入圣阶梯，互相发明者，又何在？^[151]

再如乾隆四年（1739年）己未科会试的第一道策问题亦是对“心法”的考查：

问：帝王之治法、心法初无二道，纯心其要也，明理其本也。纯则一以贞天下之动，明则精以察天下之几。故心之外，别无所谓治，亦诚之外，别无所谓明心者。治之宰明者，诚之通其内外，始终之合有，可一一指陈者欤？唐虞以来，治统道法，师师相乘。顾《尧典》先钦后明，《虞书》先惟精后惟一。汤则宅心先知，训文则缉熙先敬，止其先后之义，安在？将母诚以体事，不诚则无物，知何由致然？不先明者，心又何由力行？求至二者之次，孰为先欤？抑诚明交资，进无判然先后之可分欤？^[152]

乾隆六年（1741年）的辛酉科湖南乡试，第三场策问题中的第一道题目依然是关于人心、道心的理学题目：

问：君子化民成俗莫善于学，五帝三王之道立于上，教成于下。故人心淳，风俗厚，称郅隆之治焉。顾人心、道心之旨，阐自虞廷，为帝王道统渊源之自《商书》曰：“顾徥天之明命。”又曰：“上帝降衷，下民厥有，恒性克绥，厥猷惟后。”是其天人性命之说，可得而详欤？孔子曰：“性相近”，孟子曰：“性善”，《大学》言心不言性，《中庸》言性不言心。其说不相合，其理将毋同欤？宋周、程、张、朱五子昌明大道，而圣人微言大义昭揭宇宙，其讲明乎？天命、人心、五性、七情之旨者，果道相乘而心相印欤？其实有裨于修身、立政之本者，果安在欤？^[153]

而同科第二道题目则是考查朱子的“为己之学”，程子的“治学在法”以及胡瑗的经义、治事两分教课法和朱子的白鹿洞规条：

问：致治莫先于人材，而人材皆出于学校……夫“为己”二字乃入圣之门要，不外于穷理、主敬。程子曰：涵养须是敬进，学则在致知，其所论格物之功，及主一无适之要不，可取而详述欤？程子谓，学莫先于致知，又曰，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二者从事次第，果孰先而孰后也？抑相资以为功者，固随在而有获欤？至于教课之法，胡安定之经义、治事尚矣。朱子白鹿洞规更为精密，其条目可得而言欤？穷经所以致用，则限年通经之论，岂不可举而行欤？多士身列胶庠，绩学有素，其所为身体力行，以求无愧于夙夜者，试悉言之。将以观其蕴蓄焉。^[154]

此题重在考查士子对理学之天人性命之说的了解以及围绕“性”、“心”的区分进行阐述。同年的湖北乡试策问的一道题中考查宋儒在诗赋方面的成就，让士子比较词章与诗赋的利弊轻重。“讲理学者以词章为浮薄，攻诗赋者以道术为拘迂，与为浮薄，宁为拘迂，其流弊之轻重易见，抑皆未可为能寻其源者欤……周子创为《太极图易通》数十篇，为有宋理学之祖，乃所著诗亦积有卷帙，就中与性理相发明者，可举似一二欤？”^[155]乾隆七年（1742年）壬戌科会试的第一道策问题主要围绕理学的“性”发问，让考生对宋儒关于“性”的论断进行比较^[156]。乾隆十五年（1750年）的江西乡试策问题第一道是关于圣学“心法”的题目，要求考生对宋儒所论“治心”的观点进行评述。

问：唐虞夏殷之初，无学之名，其心法相承见于《诗》、《书》者，曰中，曰一，曰敬，三者体用存发，先后合一之际，能括其旨欤……人皆见之三代而下，言治心者，殆庶几焉。其于危微精一之义，离合纯杂，可得言欤？程颢谓“防未萌之欲”，程颐谓“当扩充此心”，杨时谓“中即极也”。朱子生平所学，只四字：元、许、衡、谓。欲求典谟，必先明《大学》一书，其言至为得要，能切实指之欤？周敦颐说“一，几字”，张载说“一，豫字”，他如诸儒致力之处，其殊途而同归者，可详言之欤？^[157]

随着乾嘉汉学的兴盛，理学家也积极借鉴其考证源流的治学方法来考查士子。乾隆十九年（1754年）甲戌科会试的前两道策问题均是关于理学的题目。第一道是关于理学渊源的题目，要求考生对宋代理学的流派传承、思想主张进行解答，第二道题目是考官从“四书”、“五经”中摘取数条知识来考查士子，如“《中庸》为述祖德之书，原本一篇，朱子分为三十三章，其分章断节与注疏同异者，何在？”“《论语》为孔子之微言，而问孔之作，出何人欤？论笃是欤？疏注互异，孝乎？孝征引各殊，阳货陪臣，何以称大夫？其所谓述祖德者，果何谓也？”^[158]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己卯科广西乡试一道策问题围绕“性学”发问，要求士子对于孔子、孟子以及宋儒对于“性”的论说进行综合论述。“孔子曰‘性相近’，孟子曰‘性善’，其旨可合阐与？孟子之言‘性善’，安所本与？且即孟子言性诸章，辨晰之，融会之，所言情与才，岂有所斡旋与……迄乎宋儒始分义理、气质，而言程子、张子、朱子递畅其说，然后性善之旨益明，实则情与才，孟子固引其绪也。”^[159]理学家翁方纲在出任广东学政时，奏请在考试生童经解时，如有能记新颁御纂《周易述义》、《诗义折中》、《春秋直解》三书之义者，准予一体录取^[160]。理学官员姚鼐在充任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戊子科山东乡试副考官时，在第一道策问题中首先让考生对孔子、曾子、孟子的学说进行评述，然后让士子对汉儒进行评说。并且在试题中，对于将汉学家所尊奉的郑玄称为“海内巨儒”，他让考生回答“虽然汉儒行事具在，将谓其第能，博闻稽古，为有功于经乎？抑有躬修实践，诚无愧于儒者也”^[161]。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甲午科福建乡试策问题的第三道题是关于道学源流的题目。

问：道学在宋，濂、洛、关、闽并称，而闽以后出，最盛程子。得杨龟山而曰，吾道南矣。传至罗豫章及李延平而朱子师之，朱子之学殆集四子之大成者欤？崇安刘子翚亦朱子所从受学也，朱子问入道次第，而以易之“不远复”为三字，符其义，可详绎欤？游朱子之门者，黄勉斋、蔡西山父子，其最著也。此外，若张洽、陈淳^[162]分派，衍为闽中延道学之脉者，可得而详欤？夫儒林与道学非可歧而为二也。郑夹漈^[163]之博物洽闻，贯穿百氏，尚已陈祥道兄弟所著礼书、乐书，果能考据精核而贯穿明备欤？其他有著述成一家言者，能悉数其人，胪举其目，否也？诸生生长名区，桑梓之观型，必切其有，熟于道学之渊源者，自明以前，悉著于篇，用觇所尚焉。^[164](www.xing528.com)

通过以上乡试、会试的策问试题，我们可以看出，对于理学知识的考核方式前后有所不同，乾隆初期的理学知识考核重在考核帝王“心法”与理学“心性”，而到乾隆二十年（1755年）前后，理学类策问题则偏重理学源流的梳理与理学流派的比较。这一种转变，既表明了“以经学济理学”的发展趋势，又表明了程朱理学为发展自身，向乾嘉汉学靠拢，借鉴其治学方法的现象。

通过对殿试试题的梳理，我们可以窥见清代中期程朱理学的发展状况。乾隆十年（1745年）之前的殿试试题中学术类题目主要围绕帝王“心法”发问，如乾隆元年（1736年）丙辰科殿试，“朕惟治法，莫尚于唐虞，尧舜相传之心法，惟在‘允执厥中’”^[165]。但是到了乾隆十年（1745年）的殿试试题中，却出现了关于儒家经籍数量的试题，要求考生对儒家经籍之增减进行历史溯源。“五、六、七、八、九、十一、十三之经，其名何昉？其分何代？其藏何人？其出何地？其献何时？传之者有几家？用之取士者有几代？得缕析而历数欤？”^[166]在乾隆十九年（1754年）甲戌科殿试策问试题中，让天下贡士对理学之渊源进行深究，并分析得失。“‘五经’、四子书而下，濂洛关闽之学，亦当深究其源流，而微窥其得失矣。其粹言可以几道者，可得切陈欤？”^[167]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殿试，对于理学知识的考查有两道题目：一是关于帝王“十六字心传”的考查，“蔡氏《沈书》序言之綦详，其说可悉陈欤？执中一言，禹、汤、武相传不易，所以致其精一者，其要何居……真德秀《大学衍义》仅及修身齐家而止，其治平之迹，果可举而措之欤？邱浚^[168]《大学衍义补》，政典极为详备，抑尚有提挈大纲者在欤？”二是关于明代心学的题目。“洛学末流，歧为二派。永嘉之学，好谈经济，朱子谓其近事功，其故安在？其源流得失，能一一言之欤？金溪之学流为姚江；紫阳之徒流为河津，世多以河津为正脉。然论者或谓王守仁所树立，断非薛瑄^[169]所能，可详言之欤？王畿以后讲心学者，又空虚而无实用，其故又安在欤？”^[170]

嘉庆朝的殿试试题相比乾隆朝又有所不同，这主要表现在对理学类知识的考查明显增加。表2－1所列的是嘉庆朝殿试中的经义类试题。通过比较可以看出，除了嘉庆十四年（1809年）己巳恩科殿试经义类试题主要属于汉学类考证题目之外，其余年份的殿试试题主要集中在帝王“心法”上。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乾隆朝中后期，乾嘉汉学发展兴盛，风靡天下，但同时也带来了只重考证，舍弃宋儒性理的流弊。为扶树理学之正统，翁方纲、刘权之等理学官员大力提倡治学遵守程朱之旨。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十月，嘉庆帝颁谕，重申各级官员应讲明《朱子全书》、“五经”及四子书，以收世道人心。“教化为立政之本，以正人心，以厚风俗。非特各省学政，当讲明正学，以端士习，即督抚藩臬，以至道府州县，各有治民之责，皆应随时化导，俾小民迁善远恶，力返淳风。宋儒《朱子全书》，固足以阐明经术，而‘五经’及四子书，炳若日星。若在官者各能身体力行，以为编氓倡率，亦何不可收世道人心之益。”^[171]

表2－1　嘉庆朝殿试中经义类试题举要

续表

续表

资料来源：邓洪波等编著《中国状元殿试卷大全》（下），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通过本节对科举考试与经学关系的剖析，可以看出，清代中期程朱理学的发展大致走过了“受尊崇—受冷落—复受重视”的进程。统治者之所以对程朱理学一再重视，其根本原因在于理学的道统、治统学说对维护封建统治具有重要性。同时，通过科举考试试题的分析可以看出，清代中期对理学知识的考核在乾隆朝中期之前较多，并且注重性理阐发和帝王心法的考核；乾隆朝中期之后，无论是各直省乡试，抑或是全国性的会试、殿试，理学知识的考核明显减少，即使有对理学知识的考核，所考查的重点也有很大的转变，即侧重理学源流与师承关系和学术主张的异同。在很大程度上，这种考核具有了考证的色彩。这一切都表明，在考据学兴盛的情况下，“在科举考试中，理学虽然仍是取士的主要标准，但其重要性已大为降低”^[1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