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兴理学与科举考试：理学思想的诉求

乾隆中期以前，程朱理学依然是统治者所尊奉的正统学说，刚刚发展起来的乾嘉汉学尚未有能力与之相抗。在科举考试中，程朱理学依然占据着绝对的优势地位。并且，统治者为了振兴理学，端正士习，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统治者充分认识到，如果要振兴理学，必须走“以经学济理学”的道路。为了振兴理学，乾隆帝不仅要求官员时时治学，探求义理，定期进呈经史讲义，而且还诉诸科举考试。首先，他大力提倡天下士人读经、通经、增强经学根柢。乾隆登基改元伊始，便敕令各直、省布政司招募书坊、书商将康熙朝御纂的《周易折中》、《尚书汇纂》、《诗经汇纂》、《春秋汇纂》、《朱子全书》以及《性理精义》广为刊刻，通行鬻卖，使士子都易于购买，以求理学经籍家传户诵，大广厥传。乾隆三年（1738年）十月，训谕士子留心经学，“至于学问必有根柢，方为实学，治一经必深一经之蕴，以此发为文辞，自然醇正典雅。若因陋就简，只记诵陈腐时文百余篇，以为弋取科名之具，则士之学已荒，而士之品已卑矣”^[134]。乾隆五年（1740年）七月，乾隆帝允准奉天府的奏请，颁给奉天各义学《四书解义》、《御纂四经》、《性理精义》、《御选古文》、《御注孝经》各一部。乾隆九年（1744年），令各省督抚、藩臬刷印《周易折中》、《书》、《诗》、《春秋传说汇纂》、《性理精义》、《通鉴纲目》以及依次纂成的《三礼义疏》，颁发给每学二部，以供士子抄诵。

针对士习不端，学风颓废的现象，乾隆五年（1740年）十月，乾隆在“训饬士习流弊，申明为己之学”的上谕中，积极敦促士子潜心理学，探究圣贤义理，以使圣贤之学与应举有机结合起来。谕旨言道：

独是科名声利之习深入人心，积重难返，士子所为汲汲皇皇者，惟是之求，而未尝有志于圣贤之道。不知国家以经义取士，使多士由圣贤之言体圣贤之心，正欲使之为圣贤之徒，而岂沾沾焉文艺之末哉？朱子《同安县谕学者》云：“学以为己。今之世，父所以诏其子，兄所以勉其弟，师所以教其弟子，弟子之所以学，舍科举之业，则无为也……诸君苟能致思于科举之外，而知古人之所以为学，则将有欲罢不能者矣。”观朱子此言，洵古今通患，夫“为己”二字，乃入圣之门……况即为科举，亦无碍于圣贤之学。^[135]

其次，厘正文体，端正士习。在登基当年的六月，乾隆在对各总理事务大臣的谕旨中言道：“国家制科取士，为主司者，务宜矢公矢慎……至头场经义，本代圣贤以立言，自当循循矩矱。先民是程，非四子六经，濂、洛、关、闽之粹言，不可阑入。前蒙皇考世宗宪皇帝特降谕旨，以清真雅正为主。诚以肤浮者非有物之言，而诡异者非立诚之旨。文品人品，恒相表里，雅郑之分，淄渑之别，辨之不可不精也。司衡者，尤宜留心区择，以得真才实学之士。”^[136]然后，又命方苞择选前明及当朝制义百篇，汇编成《钦定四书文》颁布天下，以为举业指南，衡文绳尺。“国家以经义取士，将使士子沉潜于四子五经之书，阐明义理，发其精蕴，因以觇学之浅深与器识之浅薄。而风会所趋，即有关于气运。诚以人心士习之端倪，呈露者甚微，而征应者甚巨也。顾时文之风尚屡变不一，苟非明示以准的，使海内学者于从违去取之介，晓然知所别择而不惑于歧趋，则大比之期，主司何所操以为绳尺？士子何所守以为矩矱……自坊选冒滥，士子率多因陋就简，剽窃陈言，雷同肤廓。间或以此倖获科名，又辗转流布，私相仿效。驯至先正名家之法，置而不讲。经史子集之书，束而不观。所系非浅鲜也。今朕欲裹集有明及本朝诸大家制义，精选数百篇，汇为一集，颁布天下。”^[137]为了维护首场“四书”文的“清真雅正”，乾隆十年（1745年）四月，针对“四书”文出现的“采掇词华，以示淹博，不啻于孔、孟立言本意相去万里”的文风倾向，乾隆帝训谕道：

国家设制科取士，首重者在“四书”文。盖以“六经”精微，尽于四子书，设非读书穷理，笃志潜心，而欲握管挥毫，发圣贤之义蕴，不大相径庭耶……近今士子，以科名难于悻获，或故为艰深语，或矜为俳丽词，争长角胜。风檐锁院中，偶有得售，彼此仿效，为夺职争标良技。不知文风日下，文品日卑，有关国家抡才大典，非细故也……今于“四书”文，采掇词华，以示淹博，不啻于孔、孟立言本意相去万里矣。先正具在，罔识遵从，习俗难化，职此之故。嗣自今其令各省督学诸臣，时时训饬，乡会考官加意区择，凡有乖于先辈大家理法者，摈弃不录。^[138]

乾隆十九年（1754年）甲戌科会试“四书”文首题是出自《论语·子罕》的“唐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远而。子曰：‘未之思也’”^[139]。一士子在答卷中运用了《汉书》中的“肠一日而九回”以标榜新奇。乾隆对此训谕道：“场屋制义屡以清真雅正为训，前命方苞选录四书文颁行，皆取典重正大，为时文程式，士子咸当知所宗尚矣，而浮浅之士，竞尚新奇。即如今科放榜前，传首题文，有用‘九回肠’之语者，其出自《汉书》‘肠一日而九回’，大率已莫能知，不过剿袭纤巧，谓合时尚，岂可谓非法不道，选言而出者乎？不惟文体卑靡，将使心术佻薄，所关于士习者甚大。”^[140]针对此次会试中“四书”文所出现的不遵传注的现象，乾隆在二十一年（1756年）下旨，规定在乡试磨勘例（自乾隆二十四年己卯科乡试为始）的基础上，自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庚辰会试开始，施行会试磨勘例。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十一月，秦蕙田等进呈磨勘顺天等五省的乡试卷。为了明切宣示，乾隆对诸大臣及磨勘大臣言道：“制义一道，代圣贤立言，务在折衷传注、理明辞达为尚。前因士子多喜为剽窃舛驳之词，不惜再三训谕，俾以清真雅正为宗，并将选定四书文，颁贮内帘，令考官知所程式。乃今科顺天乡试中式第四名边向禧文内竟有‘饮君心于江海’之语，揆其命意，不过饮守食德常言耳，而芜鄙杂凑，遂至不成文义，此岂字句小疵可比？虽不宜以一语摈弃，亦何至滥侧前茅？若他卷寻常舛谬，正不可悉数。盖由典试事者不能别裁伪体，而所好或涉新奇，士子揣摩效尤，不知堕入恶道。”^[141]同年十二月，乾隆在接见前来谢恩的升迁、调动文武官员时，说道：“乡、会两试乃士子进身阶梯，而学臣于三年之前，岁科考校，评骘甲乙者，此日之生童即可为他日之举人、进士，所云正本清源，舍是无由也。为学政者果能以清真雅正为宗，一切好尚奇诡之徒无从幸售，文章自归醇正……自应随时训励整顿，务去佻巧僻涩之浇风，将能为清真雅正之文，而其人亦可望为醇茂端谨之士。”^[142]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四月，在“训正文体，定制义七百字为限”的谕旨中，乾隆言道：

文以明道，自当以清真雅正为宗……据奏，近年风气善为长篇，又多沿用墨卷肤词烂调，遂尔冗蔓浮华，即能文者亦不免为趋向所累等语。士子平日当覃心经术，探讨古文及时文诸大家，以立其体，作文尤须体会儒先传说，以阐发圣贤精蕴，独出心裁，屏除习见语，其文自然合度，何必动辄千言，因陈不察耶……嗣后，乡、会两试及学臣取士，每篇俱以七百字为率，违者不录。其庸熟墨派悉行剔除，又或过为新奇，堕入牛鬼蛇神恶道，尤在所澄汰。操觚者慎毋掉以轻心，司衡者各宜示以正轨。^[143](www.xing528.com)

从这里可以看出，统治者为了维护程朱理学“治统”、“道统”的正统地位，一再对首场“四书”文的文体提出“清真雅正”的要求，摒弃不合先儒传注之说。

为了振兴理学，增强士子的经学根柢，儒臣和各省学政对科举考试积极地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与改革。乾隆四年（1739年）三月，陕西学政嵩寿奏请，岁、科两试，请于“四书”经书外摘录本经四五行，令生童作经义一段，定其优劣。童生中有能背诵“五经”，兼通讲贯者，量行取进。接着，山东学政徐铎奏请，令拔贡优生填注通晓何经，并在御纂诸经中摘取先儒异同之说，令其条分缕析，作经解一篇。乾隆八年（1743年）二月，浙江学政彭启丰在条陈浙江省考试事宜中，称岁、科考试生童，摘录所习本经令作讲义与“四书”同场并试，讲义大多就题敷衍，少有阐发，而在本经之外四经摘取发问，令童生依义条对，各有成义。所以，奏请停考经义，而试条对。乾隆九年（1744年）五月，学政金洪铨条奏，称《仪礼》、《周礼》辞意博奥，习者益少，提请童生试于背诵讲解“五经”之外，能兼《周礼》、《仪礼》者，酌量书艺，从宽录取。为纠正士子读书重“四书”文，而轻视“五经”的弊端，同年七月，乾隆对于科场阅卷中只重首场“四书”文的积习进行了严厉斥责，下令“自今以后，司文衡者务思设立三场之本意，于经义、表、判、策、论逐一详加校阅，以定去取，毋得轩轾其间，俾侥幸之徒无从获售”^[144]。同年八月，翰林院编修杨开鼎在进呈经史讲义中，提出“学臣考校生童，亦务以经义与四书文并重”^[145]。而针对科考中空言剿袭的积弊，兵部侍郎舒赫德甚至提出了“将考试条款改移更张，别思所以遴拔真才实学之道”的建议。他说：

科举之制，凭文而取，按格而官，已非良法。况积弊日深，侥幸日众。古人询事考言，其所言者，即其居官所当为之职事也。时文徒空言，不适于用，墨卷房行，辗转抄袭，肤词诡说，蔓衍支离，苟可以取科第而止。士子各占一经，每经拟题，多者百余，少者数十。古人毕生治之而不足，今则数月为之而有余。表、判可预拟而得，答策随题敷衍，无所发明。实不足以得人。应将考试条款改移更张，别思所以遴拔真才实学之道。^[146]

但是，由于其未能提出更佳的“遴选真才实学之道”，奏章交礼部讨论后，认为“立法取士，不过如是”，“由今之道，而振作鼓舞人才，自可奋兴……司文衡职课士者，果能实心仰体，力除积习，杜绝侥幸，将见数年之后士皆束身待礼之中。潜心体用之学，文风日盛，真才日出矣”^[147]。乾隆十一年（1746年）九月，翰林院编修杨述曾在所进呈的经史讲义中，提出变通科举之法，制义“请限四百字以上，许用大结，限二百字以上”，“考试经题，不限隐僻，照书义亦用大结，先引注疏，再引宋儒注解”，“表题不论古今，随时互出，五判易以五言排律八韵”，而策题则应“限以一经、一史、一性理、二时务”。但是这些建议被大学士张廷玉一一驳斥，认为“若求其实，则今之试法，不见为易；若不求其实，即如所奏，更不见其难，且恐弊端复从此起。惟在司文柄者精心衡鉴，实意旁求，果能不为浅学眯目，则甄拔皆佳士，不在更张旧制也”^[148]。杨氏所提出的变通科举之法，虽然当时未被采纳，但是其建议在以后的改革中部分地得到了实现，如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清廷做出了易表、判为五言八韵排律诗的改革。乾隆十四年（1749年）十月，福建学政葛德润在条奏考试事宜中，提出“选拔贡生，首场经、书、策各一篇，二场论一道，请裁去判条，易以一诗一赋”^[149]。乾隆十七年（1752年），调任湖北学政的葛德润又在条奏考试事宜中，提出“考试拔贡照乡会试之例，论题以《孝经》、周子《太极图说》、《通书》、张子《西铭》参出”。这一建议得到允准，并通行各省学政一体遵行。

在以上各儒臣对变革科举进行积极尝试的基础上，从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开始，清廷对乡、会试科目进行了调整与变革。为了矫治科场阅卷和士子学习重“四书”轻“五经”的积弊，促使士子殚心于经学，将乡、会试首场“四书”文之后的“五经”题单独放置到第二场中，而将“雷同剿说”的论、表、判概行删省，而会试在第二场经文之后加试表文一道，并规定乡试自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己卯科、会试自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丁丑科开始施行。但到了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正月，规定会试表文一道易为五言八韵排律诗一首。同年四月，又允准了御史袁芳松的疏请，乡试依照会试，自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己卯科始，于第二场经文之外，增加五言八韵律诗一首。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四月，山西道御史吴龙见又奏请，乡、会试首场“四书”文后，仍用《性理精义》论一道。

应该说，乾隆朝中期对乡试、会试科目所进行的调整与变革是在前期各省学臣和朝中儒臣对科举考试加以探索和尝试的基础上开展的，其用意在于矫治长期以来科考重首场“四书”文以及表、判等剿说雷同的积弊。统治者改革的初衷是试图通过改革科举科目，促使士子更加注重“五经”的学习，进而实现“以经学济理学”的意图。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说，这一改革，并非是受到乾嘉汉学的影响，而是振兴理学的诉求^[150]。因为在乾隆朝中期以前，乾嘉汉学的影响仍然限于学术界，其势力尚未渗透到庙堂，即便是乾隆十九年（1754年）甲戌科殿试中，钱大昕、纪昀、王昶、朱筠、王鸣盛等五位汉学大家同榜高中，但他们刚刚步入政坛，至多是出任地方考官，尚未有能力对清代中期的乡试、会试科目改革施加影响。而推动这一改革的主要力量来自理学阵营。

以上对科举考试提出建议的儒臣基本上是尊崇理学的官员，他们提出科举考试改革的初衷也在于振兴理学。只是这一改革，并没有走上统治者所设定的“以经学济理学”的路线以及达到振兴理学的目的，而是为乾嘉汉学的发展做了“嫁衣”，大大促进了乾嘉汉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