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来解释一下“今文经学”。有今文经学，则有古文经学，乾嘉汉学所主张的便是古文经学。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本来是指经典正文最初所用的书体语言，即“古文”是用周代或战国时期的文字所抄写，而“今文”是用汉代所流行的隶书所抄写。“今文经”是儒家经典在“秦火”之后幸存的学者凭记忆口述，以及根据汉初诸帝指定的学者在宫廷上讨论过的标准化解释而用隶书传抄下来的。当时也没有“今文经”这个名称，只是到了西汉末年，全国各地相继出现了一批经书，这批经书是用先秦时期的古文字书写的，为了与以前的经籍相区别，便把以前的经籍称之为“今文经”，而把后发现的经书称为“古文经”。
古文经出现之后，便与立于学官的今文经产生了冲突，尤其是自刘歆借王莽改制之后，古文经与今文经的矛盾逐渐升级。东汉末年，出现了古文经派的三大师：《左传》、《周礼》、《国语》的注疏者贾逵，将《春秋》的三种注疏进行比较因而写出《春秋三传异同说》的马融，以及将《仪礼》、《周礼》、《礼记》、《论语》和《尚书》都做了注疏的郑玄。尤其是郑玄遍注群经，使古文经学超过今文经学，两者之间的争斗也随之结束，今文经学就此沉沦。
一直到清代中期，常州庄氏家族于汉学兴盛的环境下迅速崛起。而为何今文经学会在考证如日中天的鼎盛之时崛起呢？这一方面是由于乾嘉汉学自身弊端已有所体现，很多学者开始反思和提出质疑。除了前面所提到的汪绂、翁方纲、姚鼐站在理学的立场，对汉学所造成的士习学风之弊所进行的批驳外，很多汉学家也对此有深刻的认识。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夏，凌廷堪在给胡敬仲的书信中，对当时的学风不端批评道：“浮慕之者，袭其名而忘其实，得其似而遗其真。读《易》未终，即谓王、韩可废；诵《诗》未竟，即以毛、郑为宗；《左氏》之句读未分，已言服虔胜、杜预；《尚书》之篇次未悉，已云梅赜伪古文。甚至挟许慎一编，置《九经》而不习。忆《说文》数字，改六籍而不疑。不明千古学术之源流，而但以讥弹宋儒为能事，所谓天下不见学术之异，其弊将有不可胜言者。”[116]嘉庆元年（1796年）三月，章学诚在给汪辉祖的书信中，将一时考证学讽喻为“桑蚕食叶而不能抽丝”。他说：“近日学者风气，征实太多，发挥太少，有如桑蚕食叶而不能抽丝。”[117]嘉庆五年（1800年），章学诚再撰长文论浙东学术，系统提出“史学所以经世”的主张。“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也。且如六经，同出于孔子，先儒以为其功莫大于《春秋》，正以切合当时人事耳。后之言著述者，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则吾不得而知之矣。学者不知斯义，不足言史学也。”[118]道光年间的学者陈沣对于汉学的弊端则指出，“盖百年以来，讲经学者训释甚精，考据甚博，而绝不发明义理以警觉世人。其所训释考据，又皆世人所不能解。故经学之书，汗牛充栋，而世人绝不闻经书义理。此世道所以衰乱也”[119]。学术盛极而衰，弊端频显，这必然促使人们补偏救弊，导致学术转变。
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乾嘉汉学的兴盛发展，推动了今文经学的研究，为其提供了一定的基础。“一些从事今文学研究的学者，实际上不过是复兴汉学运动中的一部分而已。”[120]虽然乾嘉汉学的治经主要侧重东汉的贾、马、许、郑之学，但是也有学者从事一些今文经学的研究。如戴震弟子孔广森便对《公羊传》进行过系统研究。陈寿祺撰成《尚书大传定本》试图用考证的方式恢复《尚书》今文经旧注《尚书大传》的原貌。还有就是凌曙也对春秋公羊学进行过深入研究，著述有《春秋繁露注》、《公羊礼说》、《公羊礼疏》以及《公羊问答》等。“汉学家中出现讲天人、阴阳，研究公羊学的风气，为今文经学研究方法的复活，做了很有利的酝酿和准备。”[121]另外，也有学者认为，今文经学之所以在常州庄氏家族兴起，与庄存与政治上受和珅的排挤有关[122]。对此，有学者提出异议，认为此观点“现在还只能是假说”[123]。
清代复兴今文经学的开创者是常州庄存与。庄存与自幼秉承家学，乾隆十年（1745年）殿试，一甲二名，授翰林院编修。他与戴震是同时代的人，但研究旨趣与其大不相同，他不重名物训诂，而是“于六经皆能阐抉奥旨”，“独得先圣微言大义于语言文字之外”[124]。庄存与治学兼采汉宋，不拘门户，因此今文经学的特征还不是很明显，还不算是个纯粹的今文经学家。但在当时乾嘉汉学占压倒优势的环境下，他毅然竖起了今文经学的旗帜，对于以后今文经学的兴盛功不可没。所以，梁启超说：“今文学启蒙大师，则武进庄存与也。”[125]龚自珍称赞他“以学术自任，开天下知古今之故，百年一人而已矣”[126]。继庄存与之后，其侄庄述祖传衍。刘逢禄是庄述祖的外甥，自小随外祖父庄存与、舅父庄述祖学经。但与他们不同的是，刘逢禄治经不求章句训诂，专治今文，推崇《公羊传》，阐发微言大义。嘉庆元年（1796年），刘逢禄撰成《申谷梁废疾》一书。嘉庆十年（1805年），又撰《春秋公羊释例》，贬郑玄、贾逵，赞董仲舒、胡母生、何休。“绵延讫于东汉之季，郑众、贾逵之徒，曲学阿世，扇国师之毒焰，鼓图谶之妖氛，几使义辔重昏，昆仑绝纽。赖有任城何劭公氏修学卓识，审决白黑而定，寻董、胡之绪补庄、颜之缺，断陈（元）、范（升）之讼……五经之师，罕能及之。”[127]嘉庆十四年（1809年），刘逢禄又著《春秋公羊解诂笺》。这样，便搭建了以《公羊》学为核心的经学体系，使今文经学的旗帜更加鲜明。因此，刘逢禄是清代今文经学兴起的关键性人物。“正是有了刘逢禄的《公羊学》，以尊奉《公羊》为主的常州学派才得以形成，并为晚清《公羊》学的风行提供条件。”[128]宋翔凤的经学思想与刘逢禄不太相同，他并没有继续对《公羊传》进行研究，而是独辟蹊径，着力于《论语》二十篇，著有《论语说义》。因为在宋翔凤看来，《论语》二十篇是孔子微言大义之所在，与《春秋》是相通的，他着意突出孔子“素王说”来研究《论语》，强调孔子受命于天的素王身份，“从而使公羊学进一步成为能够为变革时代提供理论需要的理论形态”[129]。基于他对魏源、龚自珍以今文经说政的影响，有学者认为“宋翔凤的经学是乾嘉汉学至道咸今文学转变中的环节”[130]。(www.xing528.com)
嘉道之际，社会矛盾和清廷统治危机加剧，龚自珍借今文经学倡言改革。嘉庆十九年（1814年），龚自珍撰成《明良论》四篇，针砭时弊，疾呼更法。“仿古法以行之，正以救今日束缚之病。矫之而不过，且无病，奈之何不思更法，琐琐焉，屑屑焉，惟此之是行而不虞其陊也？”[131]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龚自珍撰《乙丙之际著议》二十五篇，再次疾呼改革，“一祖之法无不敝，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易》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132]。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龚自珍在京城问《春秋》公羊学于刘逢禄，从此便转奉今文经学。诗句“昨日相逢刘礼部，高言大句快无加；从君烧尽虫鱼学，甘作东京卖饼家”表达了龚自珍对刘逢禄的推崇和决心丢弃文字训诂之学而尊奉今文经学的心情。
总的来说，清代中期的今文经学作为偏安一隅的家学，在乾嘉汉学如日中天之时，尚未引起人们的重视，影响也不大。但今文经学的兴起，《春秋》公羊学经学体系的完善，以及提倡经世致用，阐发微言大义，为龚自珍、魏源以及康有为等倡言改革，借经言政奠定了基础。同时对于学风的引导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从清代中期的经学发展状况看，乾嘉汉学与程朱理学的关系经过了“汉宋兼采”到“汉宋对立”的转变，乾嘉汉学借助“以经学济理学”的学术发展潮流和统治者奖崇经学的政策支持而得以迅速发展，最终脱离了宋学阵营，与理学分庭抗礼。面对汉学咄咄之攻势，理学显得颓废不振，但同时也积极向汉学靠拢，借助考证之法，充实自身。而当汉学鼎盛之极，弊端频显之时，理学则对其进行批判，试图恢复尊崇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常州今文学派另辟蹊径，专注公羊学研究，阐发微言大义，今文经学顺势而起。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