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嘉时期的乾嘉汉学兴盛：历史原因与学术思潮演进

乾嘉时期，考据学之所以兴盛，并不是一个偶然的历史现象，必有其复杂的历史原因。关于这一问题，最早对其进行解释的是清末的章太炎、梁启超等人，他们一致认为考据学的兴盛是清廷滥行文字狱所致。如章太炎在《清儒》一文中，开宗明义道：“多忌，故歌诗文史楛；愚民，故经世先王之志衰。家有智慧，大凑于说经，亦以纾死，而其术近工眇踔善矣！”^[58]梁启超则说：“其后文字狱频兴，学者渐惴惴不自保，凡学术之触时讳者，不敢相讲习。然英拔之士，其聪明才力，终不能无所用也。诠释故训，究索名物，真所谓‘于世无患、与人无争’。”^[59]自此而后，学术界在论及乾嘉考据学兴盛的原因时，大多采纳章、梁之说，几成定论。到了20世纪80年代，有学者破除固有定论，从清代康乾盛世经济的繁荣、政治的稳定和统治者对学术的提倡等角度去揭示乾嘉汉学兴盛的原因，认为乾嘉学派是“康乾盛世”之产物，文字狱并不是其产生的主要原因^[60]。随后，又有学者从学术思想本身的发展来说明乾嘉汉学兴盛的原因，认为乾嘉学派是清初反理学思潮的延续和发展^[61]。一种学术的发展，绝非单一的因素所能推动的，而是当时社会政治、经济等诸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清代中期政治的稳定、经济的富庶以及统治者对经学研究的大力提倡都是推动考据学兴盛的因素，当然更与经学自身的内在发展逻辑有关。“乾嘉学派主盟学坛百年之久，实非一个偶然的历史现象。它是彼时特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之下，为宋明以降学术演进的内在逻辑所制约，众多历史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62]

凌廷堪对学术发展之规律概括道：“学术之在天下也，阅数百年而必变。其将变也，必有一二人开其端，而千百人哗然攻之；其既变也，又必有一二人集其成，而千百人靡然从之。”^[63]对于考据学而言，亦如此。清初顾炎武、毛奇龄、阎若璩、胡渭诸儒发端，追随者甚少，尚处于积蓄力量的阶段。到了乾隆九年（1744年），吴派创始人惠栋在其《易汉学》一书中扯起了“汉学”旗帜，标志着吴派“汉学”诞生。惠栋在《易汉学自序》中说：“六经定于孔子，燬于秦，传于汉。汉学之亡久矣，独《诗》、《礼》、《公羊》，犹存毛、郑、何三家。《春秋》为杜氏所乱，《尚书》为伪孔所乱，《易经》为王氏所乱。杜氏虽有更定，大校同于贾、服。伪孔氏则杂采马、王之说，汉学虽亡而未尽亡也。”^[64]

惠氏家族三代传经，祖父惠周惕，长于《易经》研究，父惠士奇治经推重古文经学。受其影响，惠栋自幼习经，对汉儒情有独钟，治经专采汉代师儒解说，“专宗虞仲翔，参以荀郑诸家之义，约其旨为注，演其说为疏”。他积三十年之心血，征引汉儒经说，字积句累，引申触类，撰成《周易述》二十一卷，使“汉学之绝者千有五百余年，至是而粲然复章矣”^[65]。在治经方法上，惠栋继承了顾炎武所提倡的古音文字方法，从考释字词得音义入手解经。《九经古义》一书就是其考究古字音韵而撰成的。惠栋毕生志于复兴汉学，他认为：“汉人通经有家法，故有五经师。训诂之学，与经并行。五经出于屋壁，多古字古言，非经师不能辨，经之义存乎训，识字审音，乃知其义。是故古训不可改也，经师不可废也。”^[66]出于对汉学的喜好，惠栋对于汉儒十分信奉，可谓惟汉是信，凡汉为好，“惠派治学方法，吾得以八字蔽之，曰：‘凡古必真，凡汉皆好’”^[67]。所以，王引之说他“考古虽勤，而识不高，心不细。见异于今者则从之，大都不论是非”^[68]。

继惠栋之后，吴派考据学还有惠栋弟子余萧客、江声以及王鸣盛、钱大昕等，还有后来为“汉学”大张旗帜，著《国朝汉学师承记》的江藩等。江声和王鸣盛治经继承惠栋治学之传统，一味好古，墨守家法，而钱大昕治学则涉猎广泛，精于经史，于音韵、训诂多有创见，旁及天文历算，故成就也最为突出。钱氏在当时的学术界极受尊重与推崇。皖派考据学家阮元称道其为“国初以来，诸儒或言道德，或言经术，或言史学，或言天学，或言地理，或言文字音韵，或言金石诗文，专精者固多，兼擅者尚少。惟嘉定钱辛楣先生，能兼其成”^[69]。段玉裁在为钱大昕遗著《潜研堂文集》撰序时，尊其为古今未有之通儒。“先生始以辞章鸣一时，既乃研精经史，因文见道，于经文之舛误，经义之聚讼而难决者，皆能剖析源流。凡文字、音韵、训诂之精微，地理之沿革，历代管制之体例，氏族之流派，古人姓字、里居、官爵、事实、年齿之纷繁，古金石刻画、篆隶，可订六书故实，可裨史传者，以及古《九章算术》，自汉迄今中西历法，无不瞭然如指掌。”^[70]江藩在《国朝汉学师承记》中称赞他“不专治一经而无经不通；不专攻一艺而无艺不精。经史之外，如唐、宋、元、明诗文集，小说、笔记，自秦汉及宋元金石文字，皇朝典章制度，满洲蒙古氏族，皆研精究理，不习尽工……若先生学究天人，博综群籍，自开国以来，蔚然一代儒宗也”^[71]。总之，“以惠栋为首的吴派，打出了‘汉学’的旗帜，构筑起了‘汉学’的壁垒，与宋学分庭抗礼，标志着清代‘汉学’的形成”^[72]。

以戴震为首的皖派考据学的出现，则标志着汉学进入了鼎盛阶段。戴震，自幼好学多思，曾与金榜、程瑶田为同窗，就学于一代通儒江永。二十四岁时，便已闻名大江南北。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开四库馆，戴震被荐为纂修；乾隆四十年（1775年）其以举人身份特准参加殿试，赐同进士出身，不久便授翰林院庶吉士。戴震治学与惠栋有所不同，讲究由声音文字以求训诂，由训诂以寻义理。“惟空凭胸臆之卒无当于贤人圣人之理义，然后求之古经。求之古经而遗文垂绝，今古悬隔也，然后求之故训。故训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贤人圣人之理义明。”^[73]戴震作为一位汉学家，对宋儒的自抒胸臆、空谈义理进行了批判。他认为“宋以来儒者，以己之见，硬坐为古贤圣立言之意，而语言文字实未之知。其于天下之事也，以己所谓理，强断行之，而事情原委隐曲实未能得，是以大道失而行事乖”^[74]。他还认为：

程朱以“理”为“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启天下后世人人凭在己之意见而执之曰“理”，以祸斯民。更淆以“无欲”之说，于得理益远，于执其意见益坚，而祸斯民益烈。岂理祸斯民哉？不自知为臆见也。^[75]

又说：

宋以前，孔孟自孔孟，老释自老释。谈老释者，高妙其言，不依附孔孟。宋以来，孔孟之书尽失其解，儒者杂袭老释之言以解之……譬犹子孙未睹其祖父之貌者，误图他人之貌为其貌而事之，所事固己之祖父也，貌则非矣。^[76](www.xing528.com)

戴氏治学领域非常宽广，涉及音韵、训诂、名物、制度、天文、历法、史地等，并均有很精深的研究。戴震的巨大贡献在于为乾嘉学者们树立了榜样，“实开乾嘉学者们攻治朴学的道路”^[77]。此后的乾嘉学者各精一门，专家辈出。戴氏弟子甚多，各攻一门，如皖派中成就最大的长于文字、声韵、训诂之学的段玉裁、王念孙以及王引之；长于典章制度之学的任大椿；长于测算之学的孔广森。段玉裁在《戴东原集序》中说：“自先生以古学倡，三十年来，薄海承学之士，至于束发受书之童子，无不知有东原先生，盖其兴起者盛矣！”^[78]由此可见，戴氏之学在当时的影响之大。也正是由于戴震的功劳之高，影响之大，所以汪中给予他极高的评价，称他为汉学之“集大成者”。“国朝诸儒崛起，接二千余年沉沦之绪……亭林始闿其端；河洛图书至胡氏而绌；中西推步至梅氏（梅文鼎）而精；力攻古文者，阎氏也；专治汉《易》者，惠氏也；及东原出而集大成焉。”^[79]

皖派考据学家阮元在经史、小学、天算、舆地、金石、校勘等方面均有极高的造诣，他在充任山东、浙江学政，出任封疆大吏期间兴学教士，提倡汉学，主持编纂《经籍纂诂》，组织校刻《十三经注疏》和《皇清经解》等经籍。故梁启超称赞他，“仪征阮芸台元，任封疆数十年，到处提倡学问，浙江、广东、云南，学风皆受其影响。其于学亦实有心得，为达官中之真学者，朱笥河、纪晓岚、毕秋帆辈，皆非其比也”^[80]。由此看来，阮元是乾嘉时期经典考据学的殿军人物。是“乾嘉学的总决算人”^[81]，是“乾嘉学者最后一重镇”^[82]。考据学发展至阮元，可谓是鼎盛之极，自此，便由盛而衰。

乾嘉时期，汉学名儒辈出，除了上面所提到的吴派和皖派考据学家外，还有褚寅亮、王昶、洪亮吉、张惠言、卢文弨、邵晋涵、程晋芳、刘台拱、孙星衍等。另外这一时期，还有致力于汉学研究，奖掖汉学的纪昀、朱筠等朝廷重臣。他们相互扶持，共同研讨，通过著书立说、兴教劝学等各种途径不遗余力地传播汉学，从而使得汉学广为人知，靡然向从。天下学人由以前的专事词章之学转向汉唐注疏，考证异同，对待理学的态度也由原先的尊奉转为厌薄、诋斥。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奉守理学的翁方纲为王元启所撰写的墓志铭中对当时的学风趋向评论道：“凡嗜学多闻之士，知考订者辄多，厌薄宋儒以自喜，今日学者之通患也。”^[83]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汉学家凌廷堪对当时的学风也评论道：“而或者搜断碑半通，刺佚书数简，为之考同异，校偏旁，而语以古今成败，若坐雰雺之中，此风会之所趋而学者之所蔽也。”^[84]嘉庆三年（1798年）三月，焦循在给王引之的书信中提到“循尝怪为学之士自立一考据名目。以时代言，则唐必胜宋，汉必胜唐；以先儒言，则贾、孔必胜程、朱，许、郑必胜贾、孔。凡郑、许一言一字，皆奉为圭璧，而不敢少加疑辞”^[85]。乾嘉时期的这种学风状况，在嘉庆十一年（1806年）二月朝鲜使臣返国述职时的评论中可见一斑：“近来汉人之稍有文学者，各立门户。有所谓考据之学，诋斥宋儒，专主《注疏》之说，礼部尚书纪昀为首，而阁老刘权之等从之。”^[86]

20世纪初，刘师培在《近代汉学变迁论》中对清代汉学鼎盛现象进行了“鸟瞰”。他说：

江、戴之学兴于徽歙，所学长于比勘，博征其材，约守其例，悉以心得为凭。且观其治学之次第，莫不先立科条，使纲举目张，同条共贯，可谓无征不信者矣。即嘉定三钱于地舆、天算，各擅专长，博极群书，于一言一事必求其征。而段、王之学，溯源戴君，尤长训诂，于史书、诸子转相证明，或触类而长，所到冰释。即凌、陈、三胡，或条列典章，或诠释物类，亦复根据分明，条理融贯，耻于轻信而笃于深求。征实之学，盖至是而达于极端矣。^[87]

乾嘉时期，汉学鼎盛，名儒辈出，主盟学坛，天下学人皆靡然从之，竞尚古学。正所谓“乾嘉以来，朝士崇尚汉学，承学之士，翕然从风，几若百川之朝东瀛，三军之随大纛”^[88]。“流风所被，海内人士无不重通经，通经无不知信古。”^[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