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秉承康熙帝表彰群经，加意经学的传统和彰显“崇儒重道”的文化政策，乾隆元年（1736年）六月至十年（1745年）十二月，清廷组织了纂修“三礼”的文化工程。为充分反映千古文化之盛，彰显朝廷稽古佑文的政策，自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至四十九年（1784年），清廷组织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对传统古籍文献进行全面的整理、校对与编纂。历时十余年，最终汇编为经史子集、包罗万象、卷帙浩繁的《四库全书》。乾隆朝这两项重大的编书活动，对于聚集学术英才，促进学术转向有着重要的引导作用。
三礼馆、四库馆的开设，聚拢了一大批精英和学术骨干。“三礼”义疏的编纂人员除了鄂尔泰、张廷玉、方苞、李绂等主管人员外，绝大部分是究心经学、精研经学的学者。如姜兆锡、潘永季、官献瑶、蔡德峻、陶敬信、方天游等，其中还有惠栋的父亲惠士奇。而《四库全书》卷帙浩繁，规模宏大，则需要更多的精通经学、校勘文字的学士才能完成。四库馆开设之初，额定官员四百名，后又累增至二三千人。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七月十九日，主事者开具在事诸臣名单，仅正总裁、副总裁、总阅、总纂、总校以及分校、提调、协勘、收掌、督催、监造诸官，就多达三百六十人，而据郭伯恭先生统计，誊录诸员，人数众多，几近职官额数之十倍[37]。实际主持纂修事宜的有总纂官纪昀、陆锡熊，总阅官陆费墀，分任事官有《永乐大典》纂修兼分校官戴震、周永年、邵晋涵，总目协勘官任大椿、程晋芳，校办各省送到遗书纂修官朱筠、翁方纲、姚鼐等，缮书处分校官金榜、孙希旦、洪梧、赵怀玉等，篆隶分校官王念孙等。这些人绝大多数为当时学术界之俊杰。正所谓“山林枯槁之士，瀹灵疏性，与夫世传旧法专门名家，数十年来莫不汇萃都下，于是始称极盛”[38]。他们以校书、著书为共同的学术嗜好聚集在一起。当时的北京已经成为“考据学在全国的交流中心，而四库馆则成为考据学家汇集的大本营”[39]。尤其是像朱筠这位“乾嘉朴学家的领袖”[40]人物，不仅自己“博闻宏览，于学无所不通”[41]，提议开馆校书，采辑《永乐大典》，而且还借此良机积极地授徒养士，培植学术骨干。“一时名士皆从之游，学者以不得列门墙为憾。”[42]在他的府上聚集了像章学诚、邵晋涵、王念孙、汪中、洪亮吉等考据学名家。在朱筠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至三十八年（1773年）出任安徽学政时，延揽天下名士。洪亮吉《伤知己赋》云：孙星衍于《翰林院编修洪君传》中也提到：
岁辛卯，朱先生视学安徽，一时人士会集最盛，如孙布衣凤翔、王水部念孙、邵编修晋涵、章进士学诚、吴孝廉兰庭、高孝廉文照、庄大令炘、瞿上舍华与余及黄君景仁皆在幕府，而戴吉士震兄弟、汪明经中亦时至。[43]
大兴朱学士督学皖江，延揽名士，君（洪亮吉）与同里黄秀才景仁、扬州汪上舍端光，皆为幕下士……时幕府有戴君震、邵君晋涵、王君念孙，皆好古学，君亦穷究经籍，尤精熟三史。[44]
可见，无论是乾隆初期的三礼馆，还是乾隆中晚期的四库馆，都因编纂经籍图书而汇集了一大批对经学有着精深的研究，在当时的学术界有着很高名望的饱学之士。(www.xing528.com)
人才的汇集，必然会诱导学术风气的转向。“三礼”义疏的编纂虽依然是以程朱理学为主导，但是在编纂的过程中，馆臣对汉唐注疏给予了充分关注。“应取汉、唐、宋、元以来注疏诠解，精研详订，发其义蕴，编辑成书。”[45]副总裁李绂在纂修过程中曾提出三点建议，其中第二条是，“‘三礼’以注疏为主，一切章段故实，非有大碍于理者，悉遵郑注、孔疏”[46]。有学者认为，三礼馆的开设，“三礼”的编纂，“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有清一代学术由理学而经学的转向，实发挥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47]。而开设四库馆，将一时学术界俊杰网罗其中，辑佚、校书，整理群籍，“不啻治学风尚的一种无声的典型示范，其移风易俗的力量是无与伦比的”[48]。卢文弨在描述戴震入馆的影响时说：“天子开四库馆以网罗放失，雠校之司，必得如刘向、扬雄者方足以称上指。东原用荐者，以乡贡士起家，入馆充校理。命与会试中式者同赴廷对，洊升翰林。天下士闻之，咸喜为得发抒所学矣。”[49]汪中也论：“戴君游京师，当世推为儒宗。后数岁，天子修四库之书，征领局事，是时天下之士益彬彬然向于学矣。”[50]史学家章学诚在回忆周永年、邵晋涵二人当年的学行时所述：“乙未（乾隆四十年）入都，二君者方以宿望被荐，与休宁戴震等特征修《四库全书》，授官翰林，一时学者称荣遇。而戴以训诂治经，绍明绝学，世士疑信者半。二君者皆以博洽贯通，为时推许。于是四方才略之士，挟策来京师者，莫不斐然有天禄石渠、句坟抉索之思。而投卷于公卿者，多易其诗赋、举子艺业，而名物考订，与夫声音文字之标，盖骎骎乎移风俗矣。”[51]陈沣亦云：“自四库馆开而士大夫始重经史之学，盖前此惟重诗文耳，惟笃者乃重经史，至是则凡为士大夫者皆重也。”[52]洪亮吉在为其好友邵晋涵所撰的《邵学士家传》中，针对邵晋涵、戴震诸人对一时学术风尚的影响描述道：“乾隆之初，鸿伟瑰特之儒接踵而见，惠征君栋、戴编修震，其学识足方驾古人。及四库馆之开，君与戴君又首膺其选，由徒步入翰林。于是海内之士知向学者，于惠君则读其书，于君与戴君则亲闻其绪论，向之空谈性命及从事帖括者，始骎骎然趋实学矣。夫伏而在下，则君以惠君之学识，不过门徒数十人止矣。及达而在上，其单词只义，即足以歆动一世之士。则今之经学昌明，上之自圣天子启之，下之谓出于君与戴君讲明切究之力，无不可也。”[53]洪氏此段评论，形象而生动地勾勒出了戴震、邵晋涵诸儒入四库馆而带动考据学由民间入朝廷，再由朝廷影响走向民间并达到全盛的过程。
四库馆的开设，《四库全书》的编纂，聚集了汉学发展的人才，使之成为一个“学术共同体”，在这里他们不仅相互提携，探讨学术，而且还撰书立说，倡导汉学。如果说三礼馆的开设，是理学由汉学转变的开始，那么四库馆的开设，则标志着这种转变已经实现，它“象征着考据学从民间学术上升为官方学术”[54]。考据学借助编纂《四库全书》的良好契机，得以空前发皇。
总之，乾嘉时期，统治者的文教政策相比清代初期有重大的变化，初期是先尊儒尊孔而到康熙中期转向尊崇理学，但乾嘉时期则先是推尊理学，继而转向奖崇经学，提倡精研经术。“乾隆帝通过刊布经书、亲自为‘十三经’经典撰序及其测试天下贡士及荐举经学之士等手段，明确向全国士人宣布自己倡导经学的主张，最高统治者倡导于上，内外官僚等相唱和于下，天下士子深受风气之影响，积极响应号召，这势必对当时学术风尚的转移产生重要影响。”[55]而“保举经学”科的开设，三礼馆、四库馆的诏开，大型图书的编纂对于经学人才的聚集，引导学术风气的由理学转向考据学同样具有重大意义。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