倡导实学与科举考试的重要性

有鉴于晚明士习颓废，学风空疏的积弊，朝廷大臣和最高统治者充分意识到振兴学风、提倡实学的重要性，所以在谕旨和下诏中再三重申与强调“实学”。顺治二年（1645年）规定“策题以关切事理，明白正大为主，不许搜寻僻事，掩匿端倪，必问者列款而示，使对者可按牍而陈，庶乎真才易辨”^[146]。顺治十年（1653年）三月，顺治下谕礼部，要求各直省学臣训督士子博古通今，明体达用。“凡经学、道德、经济、典故诸书，务须研求淹贯，博古通今，明体则为真儒，达用则为良吏。果有此等实学，朕当不次简拔，重加任用。”同年，顺治又对翰林院诸学士训示：“乃者翰林官不下百员。其中，通经学古与未尝学问者，朕何由知？今将亲加考试。先阅其文，继观其品，再考其存心持己之实据。务求真学，备朕异日顾问。”^[147]为造就真才，时任工科左给事中的魏裔介在奏疏中提出应当“清学校、培真才”的建议。“讲求实学，使士子理明业，治处则为醇儒，出则为名世，庶可望长久之治矣。”^[148]而针对士子剿袭陈言、不务实学的俗习，魏氏还在奏疏中提出了“坊刻时文严行禁止，礼部选墨卷发刻”^[149]的建议。顺治十七年（1660年）议准，“二、三场原以觇士子经济，凡坊间有时务、表、策名色，概行严禁”^[150]。顺治朝吏部郎中，丁亥科进士孙宗彝对清初士习空虚浮泛极为反感，他说：“学者通经术所以明世务也……乃代沿晩近，科贡之道衰于帖括，意攻鞶帨，目炫元黄，问以当世之务非惟不知，抑不暇矣。”^[151]他对于士子“狃饾饤之习好，空疏之谈甚至竞巧揣摩亡失廉耻，其流失亦复有不可测计者”^[152]的状况十分担忧。

清初科举，沿袭明制，士子专习一经应举。顺治十七年（1660年），严禁场中作“五经”文。但为鼓励士子通经，康熙帝进行了政策倾斜。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规定若有愿作“五经”之人，其第二场仍复加诏、诰二题；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规定官、民卷取中童生，如果有精熟《小学》者，以及能背诵“三经”、“五经”者，学臣应酌量优录。同年九月，作“五经”文字的监生庄令与、俞长策两人破例被授为举人，准其会试，并规定以后乡、会试，士子作“五经”文字不必禁止，若“五经”文字草稿不全，免其贴出，且于头场多备长卷，愿作“五经”者，准许本生禀明发给。在录取时，将额外取中“五经”卷三名。如果佳卷很多，则可另行酌定。康熙五十年（1711年），康熙允准了左都御史赵申乔关于增加“五经”乡试中额，顺天二名，各省均一名的疏请。但到五十四年（1715年），康熙认为“五经”中式只不过手快速写而已，并无实学之价值，便下令停止“五经”中式。

而针对乡、会试命题出现的“择取冠冕吉祥语出题，每多宿构倖获，致读书通经之士渐少”^[153]的现象，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规定，今后闱中题目应不拘忌讳。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又重申：“科场出题，关系紧要。乡会经书题目，不可出熟习常拟之题。朕常讲《易》及修定《天文律吕》、《算法》等书，此等书题，人人皆拟，断不可出。表题亦不可出修书、赐书等题。不然则人皆可以拟题幸进，实学何由而得？”^[154]

雍正同样非常注重文章的明体达用。他说：“国家以制科取士，原以觇士子所学，而士子所学关乎世道人心，是文体之所系，固甚重也。士子读圣贤书，果能讲求明体达用之学，则以平日蕴蓄发为文章，自然法正理纯，得圣贤语气可以传世而行远，此则有本之学，有用之文，为国家所重赖者。”^[155]他对于策论的实用性高度重视，要求士子应当多加留意，考官阅卷应加以重视。他说：

至于二、三场策论，尤足觇经济实学，乃向来士子多不留心，而衡文者又每以经义已经入彀，遂将策、论滥收恕取，不复加意阅看，殊非设科本意。今会试益迩，著礼部先期晓谕应试士子，于二、三场文艺，均应努力殚心，毋得潦草完卷，试官如以限于时日，不能细心校阅，后场不妨奏请展限，务得真才，以收实用。若所取试卷中有经义可观，而策、论疵缪荒疏者，朕惟于考官是问。^[156]

“敦崇实学、经世致用”这一经学发展的基调，在清初的乡试、会试以及殿试中则有更充分的体现。顺治初期，天下学风尤其是江南一带仍沿袭前明学风，浮泛华藻，徒蹈空文。为矫治这一学风以敦崇实学，顺治五年（1648年），傅维鳞奉命典试江南，他对应举士子训示道：

今多士处革之已日，而犹袭离之大耋，不为西京初唐《尔雅》驯深之文，而蹈六季以后繁缛线靡之响。爰是皇上加意人才，敕厘文体，司衡者以放淫词，崇正学为恪毖兹役也。绳绳乎慎之，勿貌而许，勿貌而距，接之以诚，订之以悟，披丹青而相真色，罔敢不衷，罔敢不洁，罔敢不体要，訾察其质，果为金乎、玉乎者亟贡之，相好而重以修能者亟贡之。或鼎而赝珷，而伪者虽工巧，不得眩观乎。^[157]

傅维鳞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江南学风是否端正，事关天下学风的导向。“江南正，天下亦正，江南奇，天下亦奇。江南固开天下之风气者也。”^[158]同年，山西乡试主考官魏裔介，在第三场的第二道策问题中问及“经之源”和“经之用”的问题。为了表率士子，针对这个问题，魏氏自答道：

今夫善为学者，求之于其源而已。不穷其源，坚白异同之说起而胜之，则羊亡于多歧。善为学者，致之于其用而已。不致其用，虽炙轱谈天，且为俎丘、稷下之徒，而无益损于世。源者何？经是也。用者何？经术是也。^[159]

他认为，提倡实学，就必须“核实”，黜浮靡，直陈疑义。“一曰探策，所以核实也。炫椟者还珠，不如径探其珠也。盖文辞旁引，执烛可以说燕；疑义直陈，指鼠难以名璞也。”^[160]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戊辰会试的第一道策问题是围绕“孝”的试题，需要考生对《孝经》、《中庸》等经书中关于“孝”的知识进行辨别区分，并用以分析“天子之孝”。试题是这样说的：康熙朝十分重视《孝经》，并以孝治天下，考官出此题，是想考查举子对于《孝经》、《中庸》等经书中“孝”这一知识点的掌握情况，并且用以分析“以孝治天下”。可见，此题具有明显的“经世致用”特点。(www.xing528.com)

《孝经》为孝治天下者述也。分“五孝”而以天子至尊，标居其首，教化之主也。故天子之孝，曰就言德被天下，泽及万物，始终成就也。然则“五孝”并须天子而成审矣。乃于诸侯、卿大夫、士庶人，各有训辞，岂非尽力随分人各自勉者与？抑天子既极爱敬，必臣下能奉行其教，乃成也……与孔子以孝为至德要道，又曰教之所由生，又曰天地之性，人为贵，然则《孝经》，性道教之书也。《中庸》亦举大孝、达孝，然则曾子、子思之传皆本于孝与？天子之孝以爱敬为纲，其目可得而胪举与？五孝自致养而后尤莫重于致哀、致严，曾子所谓民德归厚者，固必本于此与？^[161]

殿试，是科举考试中最高等级的考试，由皇帝亲自主持。同时，殿试也是皇帝向天下读书人咨询治国之道的最佳途径。清初的殿试策问中，多次被问及治国安邦、吏治选才、尊崇经学、教化民众、治水防灾等涉及国计民生的实用问题。顺治三年（1646年）丙戌科殿试策问问及“治国之道”的问题，状元傅以渐在对策中答道：“臣以为莫要于讲学，莫先于明理。二帝三王之治本于道，二帝三王之道本于心……天子之学，固不区区章句间也。至于用人有用人之本，求其官与位称。理财有理财之本，求入与出衡。”^[162]顺治十五年（1658年）戊戌科殿试，顺治帝针对“表彰经术之令虽殷，而博通经学者尚寡”的问题发问，状元孙承恩对答道：

夫古之所谓经术者，期于适乎用而已。内之究天人之要，其学可以尽性而养心；外之审家国之机，其道可以泽民而致主，此所以贤才济济，而一时有一时之用也。^[163]

康熙十二年（1673年）癸丑科殿试，皇帝在策问中问道：“乃天时未尽调协，治道未臻纯备。尚德缓刑之令时颁，而仁让未兴……何以使民气无冤，而谳法克当欤？积贮乃天下之大命，乃常平之设，多属虚文，一遇荒歉，即需赈济，而奉行不实，致使朝廷之德意，不能遍及闾阎，其何以使利兴弊革欤？”^[164]康熙十五年（1676年）丙辰科殿试，状元彭定求在殿试策问中针对“士习徒以文艺定高下”的弊端，提出应当学习朱熹的白鹿洞规和仿效胡瑗设立经义、治事两斋的教习之法，端正士习。康熙三十年（1691年）辛未科殿试状元戴有祺针对经学“不能见诸实用”的弊端，在策问中答道：“古之所谓经术者，内之究天人之故，其学可以尽性而养心；外之审家国之机，其道可以泽民而致生。兹则不然，上以文辞课天下，而其要在乎明义理；下以章句率后学，而其志在乎猎功名。无怪乎童而习一经，白首而不知所以为用也。崇尚实学，痛革虚浮，斯其弊自去矣。”^[165]因此，从总体上看，清初的殿试具有较强的“经世致用”的色彩，皇帝发题，意在向天下精英征求治国安邦之良策。

尊崇经学，提倡博经通古，也是“实学”思潮的理论主张。被史家誉为“清初直臣之冠”的魏象枢非常尊崇经学，提倡博通“六经”，他认为“六经”乃是万本大原，他说：“夫人有真学问，然后有真心术，有真心术，然后有真品谊，然后有真文章，真干济，其大原皆本于‘六经’。”^[166]针对明末离经、荒经之士习，曲学阿世、经术不通之学风，他提出，“宜尽罢八股帖括，三年制科以兼通诸经，详言大旨及博洽子史词赋者列甲榜。先以孝悌、力田举于乡，通二经及论策者列乙榜”^[167]。徐元文乃是顺治十六年（1659年）己亥科殿试的状元，他在担任国子监祭酒时，大力规劝太学生穷经溯源，“今课试之文，又非经国垂世之文也。然果能溯流穷源，以探六艺之精微，窥圣贤之堂奥，则品行以之而成，功业以之而岀，纵不敢远希前哲，亦何遽逊汉人之穷经哉？若其炫文采博科名而已，则是掇华绝根，非仆与诸先生所以乐奖英才之意也”^[168]。博通经史、擅长经义考证的朱彝尊在充任康熙二十年（1681年）江南乡试正考官时，用一道经义考证的策问题来考查举子，凸显了他尊崇经学的取向。这道策问题是：

圣人之学，莫备乎经。汉世专一经者立博士，而兼长经义者，莫若郑康成，然多以汉法解经，又采谶纬之说，为后儒所憎。唐孔颖达等撰《五经正义》、《仪礼》、《周礼》则贾公彦成之，至宋邢昺疏其未备，而经义始完。欧阳修谓所载既博，所择不精，异乎正义之名，请悉删谶纬之文，使无驳杂。今“五经”取士，一本宋儒之传注，可谓醇矣。考之明洪武中科举程式，《春秋》不遗三《传》，《书》主蔡《传》，而不遗注疏，《礼》则专主注疏，是汉唐诸儒之说，仍多兼习。今注疏虽颁学官，而士之肄业者鲜矣。或如欧阳氏之说，删其驳杂，饬经师讲习而兼通之，不更愈与？余若《易》初主程、朱传义，其后《本义》单行，而习程《传》者渐寡。《春秋》初主胡《传》及张洽《集注》，其后胡氏《传》单行，而治张《注》者无闻，亦宜酌其旧，俾两家互为发明可与？且宋元之说经者多矣，孰同孰异？孰繁孰简？孰无悖于传注，孰能发明传注所不及，其概可得而言与？《五经大全》，论者谓惟《春秋》最善，盖本于汪克宽之《纂疏》，其余诸经，所采群儒之说，果其大备而一无剩义与？抑尚有待于补缉与？^[169]

从此试题中，可以明显看出，朱彝尊对于明代科举程式所造成的习经范围日益缩小，说经者减少的状况表示不满，所以他在试题中，让考生述经学之源流，辨经学之异同，以彰显其提倡博经通史的主张。康熙五十年（1711年）辛卯科四川乡试策问的第二道试题，让考生悉述经学之源流，分合之原因：“‘六经’为载道之书，遭秦灭学，汉世经师起于建元、元封之间，各以其说教授，故后之学者各自名家，至东汉而极盛矣。六代之际，经学分为南北，唐孔颖达专取一家为《正义》，而犹博采众说。宋程、朱大儒出，而汉唐之说俱废，经学始归于一，其源流分合之故，可得而悉数欤？”同时，也指出了博通经学的重要意义和价值，“经学明，而后道统正，学术醇，人材之盛由此起也”^[170]。

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己丑科殿试，皇帝针对“国家养士，期于实用”的问题发问：“欲令士皆穷理达务，以收明体达用之效，何道而可？”^[171]本科状元赵熊诏在对策中提出，“由今观止，岂通经者原不足用哉？夫亦其穷年佔毕时，原无志于通经之用。迨所求既获，遂并其佔毕者而弃之耳”^[172]。赵熊诏认为，穷经乃是致用的前提和基础，因此要想造就实用人才，应当“稽古力学”，“穷经致用”。而被梁启超誉为“陆王派之最后一人”的李绂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充任云南乡试主考官时，在第二道策问题中考查应试者对于史书的了解：

圣人之道固备著于经，圣人之治又备载于史，经以立体，史以致用，其理则一贯，其事则相须。盖纪传昉《尚书》，编年昉《春秋》，而八书十志实昉《周礼》、《仪礼》。是故士子治经之外，治史亟焉。^[173]

通过以上论述，可以看出，清初“实学”所提倡的“经世致用”、“博通经史”的主旨无论是在朝廷对应举士子的要求中，抑或是在科举考试的试题中均有充分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