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的崇儒重道：优化文化政策

历朝历代，平定天下，维系世道人心，都需要有一项基本的文化国策。清代之前的各个朝代，几乎都将儒家定为治世的思想基础。清代也不例外。在清初天下尚未完全安定的情况下，统治者便确立了“崇儒重道”的文化国策。

早在顺治五年（1648年），时任工科给事中的魏裔介便上疏皇帝应“及时讲学，开设经筵日讲”^[87]。顺治八年（1651年）世祖亲政以后，确定国家文化政策的事情提上日程。在顺治九年（1652年）三月的殿试中，顺治便对汉军及汉贡士提出了选择何种“道”的问题。制策曰：

朕承鸿业，定鼎九年矣，亲政以来，日益兢惕。念天下之道，莫大乎用人听言，人有真邪正，言有真是非，往往混淆难辨。今欲立辨不惑，一定不移，将遵何道欤？^[88]

这是顺治借殿试来问天下贤士，以何种理论学说来作为“一定不移”的治国之策。同年九月，顺治到太学，举行了尊孔的“临雍释典”，然后还于午门前赐衍圣公、五经博士、四氏子孙、祭酒、司业、学官等袍帽，每名监生银一两。又在太学开读礼上勉励师生，“圣人之道，如日中天。上赖之以致治，下习之以事君。尔等务尽心教训诸生，诸生亦当袛承师训。力体诸身，教成为师训之功，学成乃弟子之职”^[89]。十月，编修曹本荣在应诏奏言中提出了尊“圣学”建议，他说：

皇上亲政以来，良法美意渐见施行，而犹水旱洊臻，星辰失次，何欤？诚以圣学未讲而纪纲未张也。何谓圣学？皇上得二帝三王之统，当以二帝三王之学为学。凡“四书”、“六经”及《通鉴》中有裨身心要务，治平大道者，内则朝夕讲论，外则经筵进讲。君德既成，天命自相与流通矣。^[90]

顺治十年（1653年）二月，顺治在批阅“五经”时，告谕诸臣“天德王道，备载于书，真万世不易之理也”^[91]。三月，顺治帝在甄试翰林官员时，说道：“朕稽往制，每科考选庶吉士，入馆读书，历开编检、讲读及学士等官，不与外任，所以咨求典故……乃者翰林官不下百员，其中通经学古与未尝学问者，朕何由知？今将亲加考试，先阅其文，继观其品，再考其存心持己之实据，务求真学备朕异日顾问。”^[92]四月，顺治在给礼部的谕旨中明确提出了“崇儒重道”的文化国策：

国家崇儒重道，各地方设立学宫，令士子读书，各治一经，选为生员。岁试、科试、入学、肄业，朝廷复其身，有司接以礼，培养教化，贡明经，举孝廉，成进士，何其重也……今后各提学御史、提学道诚能体朕教养储材之心，实力遵行，自使士风丕变，人材辈出。^[93]

“‘崇儒重道’四字出现在煌煌上谕之中，表明它已经被统治者确立为实行‘文治’的基本政策。”^[94]康熙朝初期的数年间，由于满洲辅政四大臣排挤汉人，使得“崇儒重道”的国策未能真正施行。康熙六年（1667年）玄烨亲政，秉承父志，重振儒学。当年六月，弘文院侍读熊赐履应诏上疏，提出了“兴文教、讲正学”的建议。他说：

学校为贤才之薮，教化之基，而学术事功之根柢也。今者庠序之教，缺焉不讲矣，师道不立，经训不明，士子伏案呻吟，惟是揣摩举业，以为弋科名、掇富贵之具而绝不知所为读书讲学，以求圣贤理道之归……伏乞皇上隆重师儒，兴起学校，畿辅则责成学院，各省则责成学道，使之统率士子，讲明正学，非“六经”、《语》、《孟》之书不得读，非濂洛关闽之学不讲，敦崇实行，扶持正教。^[95]

康熙八年（1669年）四月，康熙临太学释典孔子。康熙九年（1670年）正月，立宋儒程颢、程颐后裔为五经博士。同年十月，又颁布了包括“隆学校以端士习，黜异端以崇正学”的“圣谕十六条”。康熙十年（1671年）八月，中断多年的经筵讲学重开，并形成每年春、秋两次经筵讲学的定制。康熙十六年（1677年），康熙在其亲撰的《日讲四书解义》序中说：

自尧、舜、禹、汤、文、武之后，而有孔子、曾子、子思、孟子。自《易》、《书》、《诗》、《礼》、《春秋》而外，而有《论语》、《大学》、《中庸》、《孟子》之书，如日月之光昭于天，岳渎之流峙于地，猗欤盛哉！盖有四子而后，二帝、三王之道传；有四子之书而后，“五经”之道备。四子之书得“五经”之精意而为言者也……天德王道之全，修己治人之要，俱在《论语》一书。《学》、《庸》皆孔子之传，而曾子、子思独得其宗。明新止善，家国天下之所以齐治平也。性教中和，天地万物之所以位育……此圣贤训辞诏后，皆为万世生民而作也。道统在是，治统亦在是矣。历代贤哲之君，创业守成，莫不尊崇表章，讲明斯道……兹已告竣，思与海内臣民共臻至治，特命校刊，用垂永久。^[96]

这篇序言，不仅充分表现了康熙对程朱理学万分推崇的态度，而且也“是康熙帝第一次正式而明确地提出要以正统儒学（尤其是程朱理学）作为施政纲领，通过讲明‘道统’，实现与‘治统’的合膺，确立政权的正统性，最终实现政权正统性的理论论证”^[97]。

为了搜罗天下学问渊博之人，彰显崇儒重道，康熙十八年（1679年），还特开“博学鸿词科”，诏举天下贤才。“自古一代之兴，必有博学鸿儒振起文运，阐发经史，润色词章，以备顾问著作之选……我朝定鼎以来，崇儒重道，培养人才。四海之广，岂无奇才硕彦，学问渊通，文藻瑰丽，可以追踪前哲者……凡有学行兼优，文词卓越之人，不论已仕未仕，令在京三品以上及科道官员，在外督抚布按，各举所知，朕将亲试录用。”^[98]康熙十八年（1679年）的诏举“博学鸿词科”，不仅“宣告了清廷‘崇儒重道’国策的巨大成功”^[99]，而且还对清初学术的转换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因为所遴选的众多鸿儒当中，大部分是前明遗老，且与顾炎武、黄宗羲等大师有过亲密的交往，在学术取向上多受他们影响。他们登堂入室，不仅从事编纂《明史》等文化功业，而且还倡导经世致用、博经通古，从而使“明代遗老开创的经世实学”经过众多鸿儒的深化“转变成为经史考据之学，并蔚为风气，传递给乾嘉的学者”^[100]。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康熙过曲阜，拜谒圣庙，仪式盛大空前。康熙在孔庙大成殿前门除车步入，跪地诵读铭文，行“三跪九叩”礼，而不是“两跪六叩”，这是历代皇帝从未对孔子行过的大礼。“我圣祖释奠阙里，三跪九拜，曲柄黄盖，留供庙庭。世宗临雍，止称诣学。案前上香、奠帛、献爵，跪而不立。黄瓦饰庙，五代封王。圣诞致斋，圣讳敬避。高宗释奠，均法圣祖，躬行三献，垂为常仪。崇德报功，远轶前代。已隐寓升大祀至意。”^[101]并特书写“万世师表”匾额悬于殿中，又御制《至圣先师孔子庙碑》。康熙亲祀跪拜孔子的行为，不仅表明了朝廷推行“崇儒重道”国策的决心，而且也向世人展示了“道统高于治统”^[102]。“这种公共仪式所具有的道统的象征意义，早已把与此相关的各种神圣资源，予以清初满洲帝王了最大可能的动员与整合。”^[103]

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诏颁孟子庙碑。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御制《孔子赞序》及颜回、曾子、子思、孟子四《赞》，命翰林官缮写，国子监摹勒，分发直隶各省。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曲阜孔庙重修落成，命皇三子、皇四子前往祭拜，并御制《重修阙里孔子庙碑》。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御制《训饬士子文》颁发礼部，勒石于太学，规训士子端正士习，穷经考义。经过康熙的一再提倡，孜孜以求，最终“崇儒重道”的文教政策得以巩固，举国上下兴文重教的风气蔚然兴起。“户习诗书，家敦礼乐，遐迩不响风文教之隆，莫过于此矣。”^[104]

康熙在推行“崇儒重道”的文教政策过程中，儒学观念也发生了变化，即由推崇孔子走向独尊朱子。据昭梿《啸亭杂录》载：“仁皇（康熙）夙好程、朱，深谈性理，所著《几暇余编》，其穷理尽性处，虽夙儒耆学，莫能窥测。所任李文贞光地、汤文正斌等皆理学耆儒。尝出《理学真伪论》以试词林，又刊定《性理大全》、《朱子全书》等书，特命朱子配祠十哲之列。”^[105]这段话充分反映了康熙对程朱之学的尊崇。

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玄烨赞扬朱熹的学说“明白精确”、“大中至正”。他说：“每见历代文士著述，即一字一句，于义理稍有未安者，辄为后人指摘。惟宋儒朱子注释群经，阐发道理，凡所著作及编纂之书，皆明白精确，归于大中至正。经五百余年，知学之人，无敢疵议。朕以为孔孟之后，有裨斯文者，朱子之功最为宏巨。”^[106]康熙在提倡熟读儒家典籍时，一再强调：“自汉以来，儒者世出，将圣人经书多般讲解，愈解而愈难解矣。至宋时，朱子辈注‘四书’、‘五经’，发出一定不易之理，故便于后人。朱子辈有功于圣人经书者，可谓大矣。”他认为朱熹乃是“集大成而继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规”，“文章言谈之中，全是天地之正气，宇宙之大道”，“非此不能知天人相与之奥，非此不能治万邦于衽席，非此不能仁心仁政施于天下，非此不能内外为一家”^[107]。为树立朱子学的统治地位，康熙一是将朱子升至大成殿东序为十一哲；二是命熊赐履、李光地等人纂辑《朱子全书》、《四书注解》，并颁行天下，作为科举考试的必考内容和国子监及府、州、县学的必学内容。

在清初统治者“崇儒重道”的文教政策推行下，尤其是在康熙大力提倡理学的背景下，程朱理学在被阳明心学压制、衰微之后，重获尊崇，占据了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今之论学者无他，亦宗朱子而已，宗朱子为正学，不宗朱子即非正学。”^[108]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钱仪吉在为《夏峰集》作的序言中说，夏峰之教，在康熙朝“沛然流行”，“达于朝而上为道揆，施于野而下为善俗，其在近世讲学诸子，风声所被，教泽所加，未有及先生者也”^[109]。此言，便可看出当时理学之隆盛。时任南书房大臣的朱彝尊曾直率地指出朱子学已取代孔学的地位。“世之治举业者，以‘四书’为先务，视‘六经’可缓；以言《诗》、《易》，非朱子之传《易》弗敢道也；以言《礼》，非朱子之《家礼》弗敢行也”，“言不合朱子，率鸣鼓百面攻之”^[110]。(www.xing528.com)

康熙之所以由尊孔转变为尊朱，这与清初经学发展“尊朱辟王”的主潮流有关。在明清之际的“实学”思潮中，虽然有的知识分子对理学的空疏无用进行了批判，但他们主要针对的是科举取士所造成的学风空疏，根柢浅薄，并不反对程朱理学。而大部分的思想家则对王学末流的空谈心性痛加斥责。顺治朝时，由于天下甫定，战事不断，再加上满族对汉文化的抵制，统治阶层在选择哪一种学说（王学还是理学）作为统一的治国学说方面，尚未达成共识。并且此时，王学在浙江、广东一带依然有很大的影响力，甚至深入庙堂，而理学此时却依然衰微，尚无足够的力量战胜王学。但随着政治的逐渐稳定，正人心、敦风俗便成了康熙帝所面临的重要课题。此时的王学由于受到知识界、思想界的强烈抨击，流弊日益暴露，其影响力也日益衰微，而此时的理学却逐渐复兴，空疏无用的弊端也被“经世致用”和“博经通古”所取代。此等背景下，选择理学，抛弃王学自然是理所当然、水到渠成的事情。此外，康熙尊崇程朱理学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那便是身边理学大臣的影响。康熙自幼便接受儒学教育，接触儒家经典，有着较为扎实的儒学基础，而身边的熊赐履、傅达礼、陈廷敬、张英等大臣因科举出身，有着较为深厚的理学造诣，并均担任经筵进讲官，陪伴左右，随时咨询。“这些儒臣往往侍直内廷，兼记注起居与讲解经史于一身，与年轻皇帝切磋学问，交流思想，对加强其儒家修养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111]康熙曾谈到，身边理学大臣，尤其经筵进讲官对他的影响，他说：

朕万机之暇，留心经史，虽逊志时敏，夙夜孜孜，而研究阐发，良资讲幄之功。日讲、起居注各官，俱以学行优长，简备顾问，讲解明晰，奉职勤劳，所纂讲义，典确精详，深裨治理。^[112]

在这些具有很高理学造诣的经筵进讲官的日积月累影响下，“康熙帝的学术从一开始就踏上了理学的路子，在这之后的学习中，就自然地奉程朱理学为圭臬，讲求性理，成为地道的理学弟子”^[113]。因此，康熙最终走上推崇理学的道路，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康熙有鉴于明末“言而不行”的假理学横行，反对虚文陈言，提倡力行的“真理学”。康熙曾在经筵进讲中问及“知”与“行”孰轻孰重的问题，进讲官叶方蔼回答说：“宋臣朱熹之说，以次序言，则知先而行后。以功夫言，则知轻而行重。”^[114]康熙则回应道：“毕竟行重。若不能行，则知亦空知耳。”^[115]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四月，康熙对翰林院掌院学士牛钮等说：“讲章辞取达意，以确切明晰为尚。如本文敷衍太多，则篇末未免重复。大约诠次本文，原在了彻圣贤意旨，而篇末该括数语，又贵阐明理道，务去陈言……今后所撰诗经讲章，亦须体要备举，期于尽善。”^[116]康熙对言行不一的“假道学”者十分厌恶，而对力行道学的人则大为赞赏。他说：

凡所贵道学者，必在身体力行，见诸实事，非徒托之空言。今汉官内有道学之名者甚多，考其究竟，言行皆背。如崔蔚林之好事，居乡不善，此可云道学乎？精通道学，自古为难。朕闻学士汤斌，曾与中州孙钟元，相与讲明道学，颇有实行，前典试浙江，操守甚善，可补授江宁巡抚。^[117]

又如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四月，康熙对大学士等训谕，要求他们读书穷理，经世实用，言行如一。他说：

以文章为职业，今人好讲理学者，辄谓文章非关急务，宋之周、程、张、朱何尝无文章？其言如是，其行亦如是。今人果能如宋儒言行相顾，朕必嘉之。^[118]

雍正缵大统之后，秉承父志，不遗余力地推行“崇儒重道”政策。雍正元年（1723年）就为孔庙中孔子的五代祖宗追封王号。“追封孔子五代王爵，于是锡木金父公曰肇圣，祈父公曰裕圣，防叔公曰诒圣，伯夏公曰昌圣，叔梁公曰启圣，更启圣祠曰崇圣。肇圣位中，裕圣左，诒圣右，昌圣次左，启圣次右，俱南向。”^[119]二年（1724年）三月，雍正在太学释典孔子之后，下谕礼部，阐明治天下之要略在于“崇师重道”、“讲经论学”，并将“幸学”改称“诣学”，以示崇敬之意。他说：

治天下之要以崇师重道，广励泽宫为先务。朕亲谒太学释奠先师孔子，礼毕进诸生于彝伦堂，讲经论学。凡以明道术，崇化源，非徒饰园桥之观听也……帝王临雍大典，所以尊师重道为教化之本。朕览史册所载多称幸学，而近日奏章仪注相沿未改，此臣下尊君之词，朕心有所未安。今释奠伊迩，朕将亲诣行礼，嗣后一应奏章记注将幸字改为诣字，以申崇敬。^[120]

并命九卿、翰林、国子监、詹事、科道等会同详考定议崇圣祠诸贤谁应增祀配享，谁应增置五经博士的问题。士为四民之首，起着表率万民的作用。针对士习不端的问题，雍正告谕内阁：“为士者乃四民之首，一方之望……故必敦品励学，谨言慎行，不愧端人正士，然后以圣贤诗书之道，开示愚民，则民必听从其言，服习其教……士习不端，民风何由而正，其间关系极为重大。”^[121]雍正十一年（1733年），雍正在己未词科中断50年之后，再次诏开博学鸿词科。“圣祖仁皇帝康熙十七年，特诏内外大臣，荐举博学鸿词……迄今数十年来，馆阁词林，储材虽广，而宏通博雅淹贯古今者，未尝广为搜罗以示鼓励……朕延揽维殷，辟门吁俊，敦崇实学，谕旨屡颁。宜有品行端醇、文才优赡、枕经莋史、殚见洽闻、足称博学鸿词之选者，所当特修旷典，嘉与旁求。”^[122]针对会试举人的合词陈谢，他认为这只是徒有形式，他说：

今举子等以会试叨荷特恩，合词陈谢，是尚不能深悉朕一体相关之意，而存上下彼此之形迹矣。朕待天下惟有一诚，而崇儒重道之心，尤为笃切。但所崇者，皆真儒，所重者，皆正道……尔等既感朕恩，即当仰体朕心，恪遵朕训，争自濯磨或出或处，皆端人正士，为国家所倚赖，如此方为实心报效，不在感恩奏谢之仪文也。^[123]

雍正还积极兴学，令各地广设义学、社学，广行文教。“各直省现任官员自立生祠、书院，令改为义学，延师授徒，以广文教。”^[124]并“敕督抚令所属州、县、乡、堡立社学，择生员学优行端者充社师，量给廪饩”^[125]。在雍正重文兴教的倡导下，各地官员也积极行动起来。如地处西南的云贵地区，文教一直落后。雍正四年（1726年）以后，时任云贵总督的鄂尔泰大力兴办学校，鼓励少数民族子弟积极读书应举。雍正九年（1731年），鄂尔泰对昆明的五华书院加以改建，“购置经史子集万余卷，选士课读”^[126]。虽然为了稳固自身统治的需要，雍正朝初期对于书院的政策以严格限制为主^[127]，但实际上各地仍然兴建学院，为此雍正对发展书院的态度转为积极扶持。雍正十一年（1733年），下颁谕旨：“朕临御以来，时时以教育人材为念……近见各省大吏渐知崇尚实政，不事沽名邀誉之为，而读书应举之人，亦颇能屏去浮嚣奔竞之习。则建立书院，择一省文行兼优之士读书其中，使之朝夕讲诵，整躬励行，有所成就，俾远近士子观感奋发，亦兴贤育才之一道也。督、抚驻劄之所，为省会之地，著该督、抚商酌举行，各赐帑金一千两，将来士子群聚读书，豫为筹画，资其膏火，以垂永久。”^[128]

为推行“崇儒重道”，雍正还积极广纂经籍，宣扬圣贤。雍正五年（1727年）十二月，满、汉文版《孝经》、《小学》刊刻成书，清世宗为《孝经》撰序，曰：

《孝经》者，圣人所以彰明彝训、觉悟生民。溯天地之性，则知人为万物之灵；叙家国之伦，则知孝为百行之始。人能孝于其亲，处称惇实之士，出成忠顺之臣，下以此为立身之要，上以此为立教之原，故谓之至德要道……恭惟圣祖仁皇帝缵述世祖章皇帝遗绪，诏命儒臣编辑《孝经衍义》一百卷，刊行海内，垂示永久。^[129]

并且还亲撰《圣谕广训》颁行全国，令士子朝夕讲诵，于康熙年间开始编纂的《古今图书集成》也于雍正三年（1725年）告成。

通过以上对清初三代帝王“崇儒重道”政策的论述，很明显地可以看到，这一文化统治政策的确立、推行与巩固，与清初经学发展的趋势有着很大的关系。可以说，正是因为清初的“实学”思潮对理学空疏和王学空谈的批判，对“经世致用”的提倡，使得清初帝王对“力行实践”、“明体达用”的真学问、真经术格外重视，而“尊朱辟王”的主流更是推动着康熙最终抛弃王学，选择朱学，走上推尊程朱理学的道路。反过来，清代初期的文教政策也左右着清代初期经学发展的方向，在程朱理学未被独尊之时，与陆王心学还互有争斗，李绂等王学后劲还试图发扬心学，以争夺正统，但随着理学定为一尊，心学便迅速衰败下去，由此，理学也便进入了一个备受恩宠、繁荣发展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