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据学的发展与宋学相对，以尊汉学为宗旨

以儒家经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学术，自周秦以来，在其发展演变过程中，历经汉魏、隋唐、宋元、明清等时期，经学在各个历史阶段，曾呈现不同的特色并形成不同的学术流派。大而言之，则有以训诂注疏为特征的古文经学，及以阐发微言大义为特征的今文经学，另外又有与今文经学、古文经学的特点各有近似之处的汉学（考据学）和宋学（理学）。在中国学术发展史上，今、古文经学与汉、宋学之争，曾此消彼长，跌宕起伏，互有争斗。清代考据学则是与宋学相对而言，以尊汉学为治学宗旨的学术流派。考据学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出发，又有各种名异实同的称谓。由于其考经证史朴实无华，以考据见长，就其学术风格与治学方法而言，常常称其为“朴学”；又由于此一学派发展到乾隆、嘉庆时期达到鼎盛阶段，故又往往称之为“乾嘉汉学”；同时，由于它足以反映清代学术思想的特色且在清代的各个学术思潮与流派中占支配地位，因而也有学者将其笼统地称为“清代汉学”或“清学”^[73]。

清初，思想界的主流是倡导经世致用，批判空疏无用。在这种思潮下，顾炎武、黄宗羲两大名儒倡导博经通古，研经治史，开清代考据学之先河。顾炎武读书治学以辩证绵密见功，“每一事必详其始末，参以佐证而后笔之于书，故引据浩繁，而抵牾者少”^[74]。也正是他，“把实证精神带入了与‘古经义’相关的许多专门学问；并留下了供人临摹引申的范例和方法，景从渐多之后，遂为后世的小学、音韵、校勘、辨伪、辑佚开先河”^[75]。继顾、黄之后，阎若璩、胡渭、毛奇龄、姚际恒诸儒潜心经义，提倡考证，考据学雏形遂渐成。

阎若璩字百诗，号潜邱，自幼读书勤奋。在治学上，长于考证，穷本溯源。他认为，“古人之事，应无不可考者，纵无正文，亦隐在书缝中，要须细心人一搜出耳”^[76]。他潜心治学，著述有《古文尚书疏证》八卷、《毛朱诗说》一卷、《四书释地》六卷、《孟子生卒年月考》一卷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古文尚书疏证》。“百诗仅有这点点成绩，为什么三百年来公认他是第一流学者呢？他的价值，全在一部《古文尚书疏证》。”^[77]《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其称赞为：“反复厘剔，以祛千古之大疑，考证之学则固未之或先矣。”^[78]阎若璩的《古文尚书疏证》的意义还在于其对于儒家经典权威的冲击。《尚书》千百年来一直被奉为经典，受士人诵习膜拜，但阎氏的《古文尚书疏证》则对其进行了考证，证明它是“赝品”^[79]，这必然对其权威性产生冲击。

与阎若璩齐名的胡渭同样是一位研经治史的经学家，对舆地学也有很深的研究。著有《禹贡锥指》、《易图明辨》、《洪范正论》、《大学翼真》等。胡渭的《禹贡锥指》被后人所推崇，因为它开启了后世研究地理沿革的专门学问。而《易图明辨》一书印证详博，对宋儒的“河图洛书”及“太极”、“先天”、“后天”等学说进行了抨击。他又在《洪范正论》中对宋儒的五行灾异之说进行了驳斥。“《洪范》古圣所传，如日月之丽天，有目者所共睹，而间有晦盲否塞者，先儒曲说为之害也……《洛书》之本文，具在《洪范》，宋儒创为白黑之点、方圆之体、九十之位，书也而变为图矣……《洪范》元无错简，而宋儒任意改窜，移庶征‘王省惟岁’以下为五纪之传，移皇‘敛时五福’至‘其作汝用咎’，及三德‘惟辟作福’以下并为五福六极之传，其害三也。”^[80]

毛奇龄是一位明朝遗老，康熙十八年（1679年）荐举博学鸿词科，授翰林院检讨，任《明史》纂修官。他潜心研究经学，考证经史，著述宏富。“奇龄淹贯群书，诗文皆推倒一世”，“经集自仲氏《易》以下凡五十种，文集合诗赋、序、记及他杂著，凡二百三十四卷。著述之富，甲于近代”^[81]。毛奇龄通过撰著《大学知本图说》、《大学知本后图说》、《中庸说》、《四书改错》等书籍来专对宋学进行了系统批判，尤其是《四书改错》一书，更是对朱熹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指出：“四书无一不错……真所谓聚九州四海之铁，铸不成此错矣。”^[82]朱熹的《四书集注》在明清奉为取士标准，而毛奇龄对其逐条辩驳纠错，这在清初足以振聋发聩。(www.xing528.com)

姚际恒少时泛览群书，学识渊博，著述宏富，尤精于考据辨正。撰《尚书通论》，攻伪古文《尚书》，又撰《古今伪书考》，列伪书《易传》、古文《尚书》、《尚书孔氏传》、《诗序》、《孝经》等数十种，一一考证，论据详慎。他提倡读书应首先辨伪，“造伪书者，古今代出其人，故伪书滋多于世，学者于此真伪莫辨，而尚可谓之读书乎？是必取而明辨之，此读书第一义也”^[83]。

此外，万斯大、顾祖禹、臧林等也是清初比较有影响的考据学家。他们积极从事经籍的考证与辨伪，对于推动清初考据学的发展也都做出了重要贡献。清初的考据学，重视具体的考证，但由于此时羽翼尚未丰满，依然处于理学的笼罩之下，还未与理学分庭抗礼。“他们于宋学是斥而未弃，于汉学是崇尚而未专门户。”^[84]但是随着考据学的进一步发展，势力逐步壮大，到清代中期，公然打出“汉学”旗帜，便与宋学分庭抗礼了。

总之，清代初期的经学在“实学”思潮的推动下，总体呈现出复兴的迹象，尤其是理学在思想界“尊朱辟王”的主流推动下，较快地走出了明末衰微的低谷而走向复兴，并且呈现出务实的倾向。陆王学说虽然在众人痛斥之下走向衰微，但是王学后人也积极进行了反思与修正。这一时期，由于“清初诸儒倡导绾理学于经学之中，对扭转学风，趋于通经学古起了推动作用；对群经的考辨，预示着回归经典运动的到来，而诸经书的编纂则促进了相关的考据、辨伪、辑佚、校勘等学问的发展”^[85]，从而为清代中期乾嘉汉学的兴盛做好了铺垫。

另外，虽然清初在“尊朱辟王”、“由王返朱”的思想主流下，程朱理学复兴，并在统治者“崇儒重道”的文教政策推动下，逐渐占据绝对主导地位，但是清代初期的各种经学流派，无论是理学派，还是阳明学派，抑或是考据学派总体上呈现出汉、宋兼采，相互借鉴，互补相济的特点。“国初诸儒治经，取汉、唐注疏及宋、元、明人之说，择善而从。由后人论之，为汉、宋兼采一派。”^[86]这一兼容并包的特点，在很大程度上也有利于清代初期经学的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