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学在清军入关，明朝覆灭的社会现实面前，被思想界一致指责为“罪魁祸首”，受世人所唾弃。但是，王学作为一个曾经靡行天下的学派，不可能在明清嬗代的一夜之间骤然灭亡。这正如梁启超所说：“凡一个有价值的学派，已经成立而且风行，断无骤然消灭之理。”[49]入清之后，王学后人对于王学的流弊进行了反思与修正。除了清初三大儒之一的黄宗羲，阳明学派还有孙奇逢、李颙、李绂等人。
孙奇逢字启泰，号钟元，因晚年在辉县夏峰村讲学，世称“夏峰先生”。入清之后，他四处讲学，著书立说。《理学宗传》、《圣学录》、《四书近指》、《书经近指》、《中州人物考》等书皆为其代表之作。孙奇逢主张治学以“慎独”为宗，以日常伦常为实际。明清之际，王学的流弊已充分显现。孙奇逢虽宗王学，但并未“护短”，而是对王学的弊端进行了分析与批判。他对王畿、王艮二人所鼓吹的“四无”说和“顿悟”说进行了批判。“四无”说是指心是无心之心，意是无意之意，知是无知之知，物是无物之物[50]。而“顿悟”说主要是说，人的良知是先天具备的，不用任何修养，也不用读书和实践，只要信仰它，便可“从心悟入”，觉悟之间，便可成为“圣人”，只要打开“悟门”，便可“破千古之疑”[51]。孙奇逢对此批判道：
龙溪（王畿）独持四无之说，群起而疑之，乃先生（王阳明）亦复唯唯，于是龙溪之言满天下。后传龙溪之学者，流弊滋甚，因是遂疵阳明之学。嗟呼！岂阳明之过哉？亦由于传阳明者之过耳？[52]
而对于“顿悟”说，他则指出“觉悟得，即教做圣人，醒人处在此，误人处亦在此”[53]。他认为，陆王之学与程朱之学各有所长，各有所短，是“相成而无相悖”的互补关系，不应把两者对立起来。“然仆所辑《宗传》谓专尊朱而不敢遗陆、王。谓专尊陆、王而不敢遗紫阳，盖陆、王乃紫阳之益友忠臣，有相成而无相悖。”[54]为矫治王学空虚之积弊，他摒弃门户之别，借鉴朱熹学说中“平实”、“力行”的长处。他认为只有遵循“下学上达之序，口讲心思，躬行力究，宁烦勿略，宁下勿高，宁浅勿深，宁拙勿巧”，才能“众理洞然”[55]。孙奇逢本着调和朱、王学说，互为长短、相济为用的原则，提出了“以实补虚”，他说：
门宗分裂，使人知反而求之事物之际，晦翁之功也。然晦翁殁，而天下之实病不可不泄。词章繁兴，使人知反而求之心性之中，阳明之功也。然阳明殁，而天下之虚病不可不补。[56]
李颙学术源于陆王心学，认为“当先观象山、慈湖、阳明、白沙之书，阐明心性，直指本初。熟读之，则可以洞斯道之大源”[57]。李颙治学专以“悔过自新”为宗旨，他说：“古今名儒倡道救世者非一：或以‘主敬穷理’标宗，或以‘先立乎大’标宗，或以‘心之精神为圣’标宗，或以‘自然’标宗，或以‘复性’标宗，或以‘致良知’标宗，或以‘随处体认’标宗，或以‘正修’标宗，或以‘知止’标宗，或以‘明德’标宗，虽各家宗旨不同，要之总不出‘悔过自新’四字，总是开人以悔过自新的门路，但不曾揭出此四字，所以当时讲学，费许多辞说。愚谓不若直提‘悔过自新’四字为说。”[58]面对动荡的社会现实，他志存经世，认为“儒家之学，明体适用之学也”[59]。“‘六经’、‘四书’，儒者明体适用之学也。”[60]“吾人自读《大学》以来，亦知《大学》一书为明体适用之书，《大学》之学乃明体适用之学。”[61]又说：“明体而不适于用，便是腐儒；适用而不本于明体，便是霸儒；既不明体，又不适用，徒汩没于辞章记诵之末，便是俗儒。”[62]他对于王学末流的谈玄说妙批判道：
先觉倡道，皆随时补救，正如人之患病，受症不同，故投药亦异。孟氏而后，学术堕于训诂词章，故宋儒出而救之以“主敬穷理”。晦庵之后，又堕于支离葛藤，故阳明出而救之以“致良知”，令人当下有得……若夫今日吾人通病，在于昧义命，鲜羞恶，而礼义廉耻之大闲，多荡而不可问。苟有真正大君子，深心世道，志切拯救者，所宜力扶义命，力振廉耻，使义命明而廉耻兴，则大闲借以不逾，纲常赖以不毁，乃所以救世而济时也。当务之急，莫切于此。[63](www.xing528.com)
从李颙的话，我们可以看出，他主张学问应当救世济时，力扶朝纲名教。这与孙奇逢的“以实补虚”观点是基本一致的。故梁启超称他们两位是“极结实的王学家”[64]，杨向奎认为“二曲之学乃彻头彻尾阳明，而不遗程朱者，欲以程朱之较朴实补阳明之空疏”[65]。
李绂既是清初一位身居高位的朝中大臣，也是一位“心学”信奉者，被公认为清代陆王学派的主要代表和“陆、王学者第一重镇”[66]。相比孙奇逢、李颙两人，李绂在尊崇陆王学说上更为坚定，并试图建立与程朱理学相抗衡的学统。为此，他专门编有《陆子学谱》、《朱子晚年全论》、《阳明学录》等书。在“为学”之法上，李绂高度赞扬陆王之学为“圣贤为学之法”，而斥责朱子之说为“不知圣贤之学”。“朱子语类云，今人做工夫不肯便下手，皆是要等待。如今日早间有事，午间无事，便可下手。午间有事，晚间就可下手，斯言误矣。其果朱子语耶？抑记者之妄也？天下无道外之事，即无事外之学，早间有事即从早间事上做工夫，午间有事即从午间事上做工夫，未有离事而有工夫者……故陆子谓道外无事，事外无道，真得圣贤为学之法者……朱子门人平日专以读书讲论为工夫，故须无事而后下手，不知圣贤之学不如是也。”[67]他甚至大胆指出康熙帝命人编纂的《朱子全书》有很多谬误，认为朱子晚年的著述为“世俗烂时文、破讲章”。他说：
朱子中年亦以读书教弟子，至于晚年则专以求放心、敦践履为主，而深以徒倚书册为戒。余所辑朱子晚年全论三百七十余条，皆可覆按，惟《语类》有劝人读书之说，则皆门人以意为记录者耳。我圣祖仁皇帝命纂《朱子全书》凡例云：语类一篇系门弟子记录，中间不无讹误冗复，杂而未理。然则善学朱子者，毋惑于门人讹误之词，而细观其晚年所著述，庶不为世俗烂时文、破讲章所愚也。[68]
他提倡陆王学说的“躬行心得”，反对空言。“学必躬行而后心得，得于心而后推之家国天下，无所施而不当”[69]，“载诸空言，不如见诸行事。自程子有‘尧舜事业浮云太虚’之语，世儒借口，辄欲以空言傲实绩”[70]。李绂虽然服膺陆王学说，但对于王学末流之弊，也予以批判。对于阳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王畿、王艮，李绂认为“二王”祸乱师门。“龙溪王畿首为狂论，纯任自然，洸洋恣肆以祸师门，而心斋王艮，亦多怪异。二王之学，数传而益甚……然则欲知致良知之学者毋惑于俗儒之论，而不以末流一二人之失，上累立教之师，亦可以晓然而无疑，奋然而从事矣。”[71]作为陆王心学的后劲，李绂为维护并光大陆王之学立下了汗马功劳。故钱穆评价其“以有清一代陆、王学者第一重镇推之，当无愧矣”[72]。
从以上对清初几位王学后人的思想主张的介绍，可以看出，清初陆王学说的发展呈现出反思与修正的趋势。他们反思王学末流的弊端，摒弃门户之见，借鉴理学之长，去矫治王学之短，使王学归于正途。但是，在明末清初，“王学”遭受“围攻”，成为众矢之的的背景下，尤其是在清廷极力尊崇程朱理学的政策下，陆王学说最终被程朱理学所压倒而走向衰败，已是大势所趋，非李绂等王学后人所能挽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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