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理学的复兴及其影响

明末清初，理学由于深陷科举八股取士的帖括之学，学风空疏，颇受指责。但是在“实学”思潮的矫治与修正之下，理学趋于笃经治古，经世致用，出现了复兴的趋势。再者，清军入关之后，虽然理学颇受指责，但出于维护统治的需要，依然以理学取士，这对于理学的复兴和重新获得正统地位都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面对明末理学的空疏无用，清初的众多思想家提出了很多修正性的建议。如顾炎武提倡“经学即理学”，力图由王学返归理学。他在致友人施闰章的书札中，鲜明地提出了“经学即理学”的著名命题：

愚独以为理学之名，自宋人始有之。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非数十年不能通也。故曰：“君子之于《春秋》，没身而已矣。”今之所谓理学，禅学也，不取之五经而但资之语录，校诸帖括之文而尤易也。又曰：“《论语》，圣人之语录也。”舍圣人之语录，而从事于后儒，此之谓不知本矣。^[30]

从中可以看出，顾氏是要用经学来补理学之空疏，用钻研经籍、学有本原使已经偏离轨道的理学回归正途。

被梁启超称为“清儒中辟王学的第一个人”^[31]的清初学者张履祥曾在三十岁时师从明晚期阳明后学刘宗周，并对心学深信不疑，但后来由于读了朱熹的《近思录》，大受启发，参悟到王学之非，便倾向于程朱理学。“夜不就枕者十余年。既而悟师说之非，乃辟王氏，一心于程、朱。”^[32]关于自己弃心学崇理学的思想转变过程，他自己言道：

弟（张履祥）自二十以后，因读《龙溪集》憬然有动于心，始知举业之外，有所为圣贤之学。进而求之阳明“致良知”之说。已而得白沙、敬轩之书，则亦读之不厌。斯时志高气盛，以为圣贤可以指日而至，然反之于心，廓然荡然，若无所依据之处。既数年，乃得《近思录》而读之，因而渐有事于濂、洛、关、闽诸书。意中窃喜，以为若涉大水之有津涯，与历溪山之有途梁也。^[33](www.xing528.com)

张履祥尊崇程朱理学之后，便加入了批判王学的阵营当中，对王学展开了猛烈的抨击。他对王学批判道：“姚江以异端害正道”，其弊“至于荡灭礼教。今日之祸，盖其烈也”^[34]。在对王学批判的同时，他力图恢复理学的权威地位。他说：“天地间只是一个道理，更无新故。”^[35]又说：“天者，理而已矣。”^[36]也正是由于他对理学的推崇，后来的理学家都极尊崇他。与其同龄的陆世仪也有着类似的思想经历，并与其师出同门，早年接受王学，其后又转向了理学。他一生极力弘扬并力行程朱理学，提倡“穷理”和“切用于世”的经世之学，反对王学的虚浮谈玄。故《清儒学案》评价他：“桴亭专宗程朱，体道之纯，卫道之正，等于三鱼、杨园，而持论较平，学期于经世，与亭林相近。博综虽不及，而体认深细或过之。于明儒得失，穷源究委，平心剖析以息门户之争，卓为清初大儒。”^[37]《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陆世仪的学说评价为：“主于敦守礼法，不虚谈诚敬之旨，施行实政，不空为心性之功。于近代讲学诸家，最为笃实。”^[38]吕留良也是一位典型的“辟王尊朱”的思想家，他是张履祥的同乡，并深受其影响。吕留良在顺治十二年（1655年）至康熙五年（1666年）之间，主要从事时文评选，其评选结集的时文本子，多达20多种，以“天盖楼”为名评选的八股文“风行海内，远而且久”^[39]。他对王学进行了严厉的抨击，他说：“今日辟邪，当先正姚江之非。”并且唾骂“陈献章、王守仁，皆朱子之罪人，孔子之贼也”^[40]。面对理学在清初的衰微，他慨叹“吾道日衰，正人代谢”，“世教日敝，学统几绝”^[41]。为昌明理学，他认为必须通经博古，“学宫士必通经博古，明理学为尚”^[42]。但是，由于受曾静反清案的牵连，吕留良在雍正十年（1732年）被“戮尸枭示”，其人也被斥为“名教中的罪魁”。

陆陇其与吕留良结识之后，深受其“尊朱辟王”思想的影响，成为朱学笃信者，并致力于“尊朱辟王”运动。他反思明亡的教训，认为祸根在于王学的空疏。他指出：

及考有明一代盛衰之故，其盛也，学术一而风俗淳，则尊程朱之明效也。其衰也，学术歧而风俗坏，则诋程朱之效也。每论启、祯丧乱之事而追原祸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姚江。故断然以为今之学非尊程朱而黜阳明不可，而闻此说者或以为怪。^[43]

在他看来，解决当时的社会思想矛盾，应当复兴程朱理学来补救王学之流弊。“今之学者必尊朱子而黜阳明，然后是非明而学术一，人心可正，风俗可淳。”^[44]相对于张履祥、陆世仪、吕留良三人，陆陇其在尊朱上更为坚决。他认为，朱子之学便是孔子之学，尊朱子学便是正学，而应当将不宗朱子学的学说摒弃。他说：“自尧舜而后群圣辈出，集群圣之大成者孔子也。自秦汉而后诸儒辈出，集诸儒之大成者朱子也。朱子之学即孔子之学……愚以尝谓今之学者无他，亦宗朱子而已。宗朱子者为正学，不宗朱子者皆即为非正学。汉儒不云乎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今有不宗朱子之学者亦当绝其道，勿使并进。”^[45]这一种思想主张与清初名臣熊赐履“讲明正学，非‘六经’、《语》、《孟》之书不得读，非濂洛关闽之学不讲”^[46]的观点是基本相同的。由于陆陇其坚定的尊朱辟王立场，颇受清朝统治者的推崇，被誉为“本朝理学儒臣第一”。在他死后，入祀孔庙。《清学案小识》亦将其列为传道学案之首^[47]。

经过清初诸儒，尤其是张履祥、吕留良、陆陇其等人对于晚明陆王心学的批判和对程朱理学的守卫，在清初思想界形成了一股“尊朱辟王”的思潮，从而使得王学的影响力大大消退，程朱理学则迎来了复兴。“清初的‘尊朱辟王’思潮，张履祥发其端，吕留良将其拓展，而到了陆陇其等学者则达到了高潮，最终王学式微而朱学重新成为学术正统。”^[48]清初，民间理学的复兴，尤其是“尊朱辟王”思潮的推动，理学由民间走向官方，获得了官方的尊重。至康熙朝中期，理学便呈现出一派复兴的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