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了解“实学”思潮之前，首先应当了解一下“实学”二字的来历。其实，所谓的“实学”，本义便是指切实有用的学问。而作为一个词汇，则早在宋代儒者的言论中就已经出现了。程颐是第一个提出“实学”的理学家，他认为经学特别是《中庸》一书中的圣贤言论乃为至理，可运用在人事上，便是“实学”。
治经，实学也，譬诸草木，区以别矣。道之在经，大小远近，高下精粗，森列于其中……如《中庸》一卷书，自至理便推之于事。如国家有“九经”，及历代圣人之迹，莫非实学也。如登九层之台，自下而上者为是。人患居常讲习空言无实者，盖不自得也。为学，治经最好。苟不自得，则尽治五经，亦是空言。[2]
南宋朱熹也非常重视“实学”的重要性，他继承了程颐的观点，认为《中庸》之中的“理”字，乃是读书人终身受用的“实学”。他说：
子程子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篇乃孔门传授心法……其书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末复合为一理，“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其味无穷，皆实学也。[3]
这样看来，“实学”二字的出现实际上是与理学结合在一起的。但是这里我们所说的“实学”则是指明末清初知识界、思想界所掀起的一股“崇实黜虚”，倡导经世致用的思潮。“明清实学，是我国学术史上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是含有特定历史内容的学术思想形态。它最初主要是针对宋明理学的日趋空疏衰败，尤其是阳明‘心学’的禅化而提出，至明代后期而蔚然形成了一股内容深刻丰富、影响广泛而又深远的学术思潮。”[4]
明代施行八股取士，而八股文必须遵循“四书”、“五经”及朱熹的注疏，即所谓“代圣立言”，不允许有独立的见解和思想，从而使得举国上下的读书人终日诵习程朱注疏，习作八股章句，再加之考试以《四书五经大全》为标准，天下士子只背“大全”而舍弃经史，从而使得根基浅薄，学风空疏。“八股盛而‘六经’微，十八房兴而廿一史废”[5]，“今之经义论策，其名虽正，而最便于空疏不学之人”[6]。黄澍在《明经世文编》序中便指出了文人柔弱，只知呫哦诵记，什么也不懂的弊端。他说：“乃文人柔弱，既已论卑气塌，无当上旨，凡而呫哦诵记，自章句而外无闻焉。”[7]陈子龙也在序言中责骂俗儒无实学，“俗儒是古而非今，文士撷华而舍实。夫保残守缺，则训诂之文充栋不厌，寻声设色，则雕绘之作永日以思。至于时王所尚，世务所急，是非得失之际，未之用心，苟能访求其书者盖寡，宜天下才智日以绌，故曰士无实学”[8]。而对于那些当了官的士大夫，则只知获取名利，对国家实事漠不关心，“予惟学士大夫平生穷经，一旦逢年，名利婴情，入则问舍求田，出则养交持禄，其于经济一途蔑如也。国家卒有缓急，安所恃哉”[9]。
再者，明代中后期，王阳明的心学兴盛，并取代程朱理学而成为统治思想，风靡天下。这正如陆陇其所说：“自嘉、隆以来，秉国钧作民牧者，孰非浸淫于其教者乎？始也倡之于下，继也遂持之于上。始也为议论、为声气，继也遂为政事、为风俗。”[10]由于统治者对心学的推崇，“嘉、隆而后，笃信程、朱，不迁异说者，无复几人矣”[11]。但到了晚明时期，王学走向了异化，以王畿、王艮[12]为代表的“左派王学”对阳明心学作了过度发挥，逐渐流于“狂禅”，大谈禅学，狂放无羁，从而使得士习学风空谈心性，不务实事。而此时，正值明朝统治危机四伏之时，南有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起义，北有异族叩关攻打。社会动乱之时，必然要求适于其用者，于是在晚明的知识界、思想界兴起了力主“经世致用”的思潮。顾宪成、高攀龙等东林学子，一方面竭力抨击宦官专权，力主革新朝政；另一方面，则针对王学末流的“空言之弊”进行批驳，竭力反对空谈而倡导“治国平天下”的“有用之学”。顾宪成对“王学”末流严厉批判道：“此窍一凿，混沌几亡，往往凭虚见而弄精魂，任自然而藐兢业，陵夷至今，议论益玄、习尚益下。高之放诞而不经，卑之顽钝而无耻。”[13]他认为纠正空言之弊关键在于“躬修力践”，“先行后言、慎言敏行”[14]；高攀龙也反对“王学”末流的“禅化”、谈空说玄，提倡有用实学。东林学派“实开晚明实学高潮之端绪，并由此而把实学思潮推向明清之际的鼎盛阶段”[15]。
清军入关，明朝覆灭。面对这一痛心疾首的社会现实，像黄宗羲、方以智、顾炎武、王夫之等人带着对明朝的惋惜与对异族入侵的憎恨，痛定思痛，认真思索。他们普遍认识到了宋明理学空疏无用与王学游谈无根的弊端，力倡经世致用的“实学”。黄宗羲虽然是王学的信奉者，但是他对晚明空疏无用的学风深恶痛绝。他说，“明人讲学，袭《语录》之糟粕，不以‘六经’为根柢，束书而从事于游谈”[16]。对于王学末流，他批评道：
今之言心学者，则无事乎读书穷理，言理学者，其所读之书不过经生之章句，其所穷之理不过字义之从违……封己守残，摘索不出一卷之内……天崩地解，落然无与吾事，犹且说同道异，自附于所谓道学者，岂非逃之者之愈巧乎？[17](www.xing528.com)
面对“天崩地解”的社会现实，黄宗羲大力提倡经世致用，主张学问与事功应合而为一。凡是有关于国计民生的实际学问，他都广为涉猎，在史学、经学、天文历算、舆地等方面均有成就，故江藩说他“‘十三经’、二十一史及百家、九流、天文、历算、《道藏》、《佛藏》，靡不究心焉”[18]。在史学研究上，黄宗羲用力甚深。他提倡史学研究要注意史料的运用，要“穷探古今”，从而开创了“浙东史学派”，成为清代“史学之祖”[19]。
方以智对明末理学和心学空谈心性、脱离实际的流弊进行尖锐批判，“理学者，为其生小读四子书，取而譨譨耳；好禅者，正可假托不立文字之下，掩其固陋，而斥鄙诸家耳”[20]。他认为他们都是虚伪之学，治学应当“欲挽虚窃，必重实学”[21]。陆世仪也是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其思想主张突出体现在因时制宜，讲求实用。他对于王学的高谈性命、于世无用批判道：“六艺古法虽不传，然今人所当学者，正不止六艺。如天文、地理、河渠、兵法之类，皆切于用世，不可不讲。俗儒不知内圣外王之学，徒高谈性命，无补于世，此当世所以来迂拙之诮也。”[22]可以看出，陆世仪特别强调“切于用世”的学问。
在“实学”思潮中，影响和贡献最大的当属顾炎武。“但讲到‘筚路蓝缕’之功，不能不推顾亭林为第一。”[23]他是批判王学末流的健将，对晚明心学深恶痛绝，施以重击。他说：
刘石（原作“五胡”）乱华，本于清谈之流祸，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谈，有甚于前代者。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未得其精而已遗其粗，未究其本而先辞其末。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而曰一贯，曰无言，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昔王衍妙善玄言，自比子贡。及为石勒所杀，将死，顾而言曰：“呜呼！吾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今之君子，得不有愧乎其言。[24]
也正是在顾炎武的重击之下，王学迅速衰败下来，空疏之学风也为之一变。“凡一新学派初立，对于旧学派，非持绝对严正的攻击态度，不足以摧故锋而张新军，炎武之排斥晚明学风，其锋芒峻露，大率类是。自兹以后，王学遂衰熄……虽曰王学末流极敝，使人心厌倦，本有不摧自破之势，然大声疾呼以促思潮之转捩，则炎武最有力焉。”[25]
王夫之鉴于晚明学术空疏，突出强调“由虚泛实”，力主经世致用。他说：“所贵乎史者，述往以为来者师也。为史者，记载徒繁，而经世之大略不著，后人欲得其得失之枢机以效法之，无由也，则恶用史为？”[26]他强调任何学说、理论都应建立在可靠的事实基础上，“言天者征于人，言心者征于事，言古者征于今”[27]。他还特别着意于“质测之学”，热心探求西方近代科学技术。费密在年轻时，曾因住于僧院之中，读过《楞严缘觉》、《指月》等禅书，遂偏爱佛教禅学，并信奉静坐。但在顺治十四年（1657年）之后，他潜心学术研究，结合社会现实研究儒家经典。费密对宋明理学的空谈性命和王学的虚无也进行了批判，他说：“自魏晋老氏之说始入于儒，吾道杂乱之所由起，浮虚之所由出也……朱陆异同之辨起矣，王程朱陆之说再倡，学者皆谈性命神化为闻道，以治天下国家为绪余……自宋佛氏之说始入于儒，吾道杂乱之所由盛，浮虚所以日炽也。”[28]费密认为，读书应该与实事相结合，而不能死读书。
“凡‘思’非皆能成‘潮’；能成‘潮’者，则其‘思’必有相当之价值，而又适合于其时代之要求者也。”[29]明清之际的“实学”思潮，在现实需要的催发下，在顾宪成、黄宗羲、顾炎武等大儒的积极倡导下应时而起，顺势而兴。在这一思潮的推动下，清代的经学摒弃晚明空疏无用之积弊，趋于务实，在王学遭受学者之围攻与唾骂之下，程朱理学逐渐复兴，而提倡博通经史，注重名物之训诂则为清代考据学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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