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科举与经学关系的研究思路与方法探析

立足于已有的研究基点和平台，继承和借鉴已有的研究成果，本书首先将以清代初期、中叶、晚期三个历史时期的经学迭变为背景，了解清代经学发展之概况，明晰经学流派之升沉，透视在不同经学发展背景下的科举“原貌”，分析不同时期经学发展对清代科举考试所产生的全方位影响。其次，将围绕清代试经制度的重大改革，即由专经试士到“五经”并试，来分析明清长时期施行专经试士和清代中期所进行的“五经”并试改革分别给士人习经所带来的影响。最后，研究的重点将聚焦于“科举世家”这一点上，来分析科举世家与经学发展的关系。基于此研究思路，本专著的篇章结构除了绪论和结语，正文主要由以下五章组成：

第一章为“清初期科举与经学的关系”。明清之际，倡导经世致用、博通经史的“实学”思潮兴起，对明末以来的空疏无用、空谈心性的学风、士风进行了批判，尤其是对王阳明的“心学”更是重加挞责。清初统治者为了加强意识形态的统治，对程朱理学大加扶持，从而推动了理学的复兴，同时，在清初顾炎武、阎若璩、毛奇龄诸儒提倡博经通古、考证源流的风气下，考据学也随之发端。受其影响，清代初期的科举考试一方面受到了“实学”思潮的批判与修正，考试内容具有明显的“实学”色彩，注重经世致用；另一方面，理学的尊崇又使得科举考试体现出强烈的“内圣外王”的主调。

第二章为“清中期科举与经学的关系”。乾嘉时期，以考证名物、典章制度、音韵文字为内容的乾嘉汉学如日中天，天下风靡，而程朱理学则呈现衰落，同时偏安一隅的常州今文经学派也悄然崛起。受日益兴盛的乾嘉汉学的影响，清中期的乡、会试首场的“五经”题被下移到第二场考核，并且到乾隆朝末期改为“五经”并试，首场“四书”文之后则加试五言八韵诗一首。在考试内容上，不仅末场的策问题中设置了大量的经史考证类试题，而且就连一直被理学所把持的阵地——首场“四书”文，也受到了“汉学”的强力渗透。这一时期的程朱理学在科举考试中虽然受到了乾嘉汉学的“挤压”与渗透，但是随着乾嘉汉学弊端的日益暴露，统治者又对程朱理学再度重视起来，从而使嘉庆朝的殿试中，理学类试题再度增加。

第三章为“晚清时期科举与经学的关系”。晚清时期，因受社会局势的影响，经世致用的思潮再度兴起，而沉浸于故纸堆中的乾嘉汉学却对日益剧变的社会现实无力回应。龚自珍、魏源等人接过常州今文经学派的“接力棒”，利用《春秋》公羊学的微言大义，抨击时政，从而使得晚清今文经学走向兴盛。今文经学的兴盛，不仅推动了晚清科举考试废除八股改试策论，增设实用科目，而且使得考试内容趋于实用。晚清时期的考据学虽走向衰落，但也有新的发展。在晚清的科举考试中对“汉学”知识的考核仍占有很大的比重。晚清时期的理学在经过清中期衰落之后，再度振兴，受其影响，晚清的乡、会试和殿试试题中，理学类试题明显增加，八股时文“清真雅正”的要求再度受到重视。

第四章为“清代科举试经制度与士人习经”。分经试士是明清长时期施行的试经制度，即令士子择其一经学习、应考，其目的在于使士子专究一经，但由于五部经书之间存在着难易之分，士子往往舍难趋易，从而使得“五经”之间学习人数多寡悬殊，《春秋》、《礼记》二经因习经人数太少而成为“孤经”。为了促使天下士人“五经”通读，博经通史，清高宗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始，“五经”轮试一周之后，实行“五经”并试。这一试经制度的改革，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士人对“五经”的学习，却更加促使士子为应试而寻求捷径，删经节经现象更加严重，而且也使得晚清科场中怀挟作弊之风愈演愈烈。

第五章为“清代科第世家与经学发展”。明清时期，由于世代应举，造就了数量众多的科第世家。科第世家对家族子弟的教育十分重视，不仅家训族规中有劝学兴教的规条，而且家族长辈也切身施教，课子读书。大部分家族甚至专门拿出钱财来举办族塾、书院等家族教育机构，聘请名师，授徒讲学，从而使族塾、书院等家族教育机构成了儒家经学普及的基地，极大促进了儒家经学的普及和传播。科第世家在世代应举的过程中，不仅促进了家族子弟对经学的研究，产生了数量众多的经学著述，而且造就和培育了一大批经学大师。

在进行本研究的过程中，将主要采用文献法、历史与逻辑相结合法以及统计分析法。

1.文献法

文献是“包含有我们希望加以研究的现象的信息的任何书面材料”^[98]。历史的研究，旨在勾玄索隐，发掘真相，以为世人借鉴，而欲达到此一目的，丰富的文献史料，乃是不可或缺的条件之一。任何一种历史研究，包括教育史研究，都首先需要以占有丰富、可靠的文献资料为基本的前提。清代文献资料十分丰富，不仅《清史稿》、《东华录》、《清实录》、《清朝文献通考》、《清朝通典》等清代史籍文献对清代科举有记载，而且题名录、登科录、会试录、乡试录、同年齿录、同年小录、科名录、朱卷、闱墨、科举试卷等科举文献^[99]也是浩如烟海，而各种地方志、清人文集中也对科举有详尽的记载。据艾尔曼《晚期中华帝国科举文化史》附录一《科举基本资料》所录，海内外各大图书馆现存清代科举录就有869种^[100]。而由顾廷龙主编的总套420册的《清代朱卷集成》（成文出版社1992年版）不仅记录了应试者的家世，更载有考官的考卷评语和应试者的答卷。通过分析应试者的家世，可以探究清代科举人物之家学渊源；分析考官评语，可窥一时之文风喜好；而分析答卷，则可看出当时经学发展对考生学习之影响。总之，如此丰富的史籍文献，对于开展本研究，将会给予有力地支撑。

2.历史与逻辑相结合法

本书作为一种历史研究，首先必须坚持唯物史观，即实事求是地尊重历史，占有详细的历史资料，对历史过程采取客观的立场，坚持论从史出，有论有据；其次就是要用逻辑思维去分析历史对象，把握对象的发展规律。在进行本书编著的过程中，要将这两种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运用，方能揭示清代科举与经学之间复杂的关系。

3.统计分析法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除了主要运用历史文献分析方法之外，还需要借助相关的统计分析方法，以使研究结论更准确，更有说服力。长期以来，人们对于科举时代士子习经情况多是笼统概说，以至于在士子选择哪一经多，哪一经少等问题上缺乏数据的分析。本专著试图弥补这一缺陷，在第四章“清代科举试经制度与士人习经”中，对清代顺天乡试录、会试录中所录取的人员习经情况进行了统计，并绘制了相关的走势图。这样便更加清晰地看出了士人习经的倾向，为进一步分析提供了科学依据。

最后，有必要再进一步做出说明的是，本书虽然研究清代科举与经学的关系，但立足点仍是清代科举，经学只是作为一种研究背景，并非纯粹的思想史或学术史研究。研究的宗旨在于通过经学这一特有视角来审视不同历史时期的科举考试所具有的特点以及所受到的影响，在于借此挖掘出清代科举所固有而至今未被人们充分认识到的某些特质，从一个侧面凸现科举考试由古代向近代转型的某些特点。而对于经学研究来说，最多只能给思想史、学术史的研究提供一份材料、一个例证，说明经学在清代科举的发展过程中留下了怎样的印痕。在将清代科举置于经学视野中考察的同时，顾及清代科举发展的整个文化背景，还需要综合考虑西学等其他因素的不同影响，但限于研究的范围，书中不作探讨。

【注释】

[1]（清）廖平：《知圣篇·卷上》，见李耀仙主编《廖平学术论著选集》（一），成都：巴蜀书社，1989年版，第203页。

[2]张亚群：《从中国传统文化演进看科举考试的起源》，见刘昕等主编《中国考试史专题论文集》，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575～583页。

[3]（汉）班固：《汉书》卷五十八《兒宽传》，（唐）颜师古注，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629页。

[4]参见（清）皮锡瑞：《经学历史》，周予同注释，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68页。

[5]刘师培：《经学教科书》，陈居渊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5页。

[6]也有将经学分为汉学、宋学两大派的，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经部总叙》中所指出的“要其归宿，则不过汉学、宋学两家互为胜负”。考据学家江藩的《国朝汉学师承记》、阮元的《国史儒林传序》等也持这种观点。但是，由于他们是站在考据学的立场，固守东汉的古文经学，因此他们所说的“汉学”仅指东汉古文经学，并不包括西汉今文经学。此外，刘师培在《经学教科书》序例中按时代的先后，将经学分成四派：“大抵两汉为一派，三国至隋、唐为一派，宋、元、明为一派，近儒别为一派。”（见刘师培：《经学教科书》，陈居渊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4页）

[7]（唐）魏徵，令狐德棻：《隋书》卷七十五，《列传》第四十《儒林》，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706页。

[8]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485页。

[9]（南北朝）范晔：《后汉书》卷六十一《左周黄列传第五十一》，（唐）李贤等注，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020页。

[10]（唐）姚思廉：《梁书》卷二，《本纪》第二《武帝中》，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41页。

[11]（唐）姚思廉：《梁书》卷二，《本纪》第二《武帝中》，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49页。

[12]（晋）陈寿：《三国志》卷三《魏书三》，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71页。

[13]（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八十九，《列传》第三十九《姚璹》，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907页。

[14]（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八十九，《列传》第一百三十九《儒学上》，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941页。

[15]（清）皮锡瑞：《经学历史》，周予同注释，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07页。

[16]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四十四，《志》三十四《选举志上》，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762页。

[17]（清）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十二《太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57页。

[18]（清）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八《仁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102页。

[19]黄时鉴：《通制条格》卷五《学令·科举》，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76页。

[20]刘海峰：《科举制与儒学的传承繁衍》，载《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第7～13页。

[21]干春松：《制度儒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87页。

[22]（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八十九，《列传》第一百三十九《儒学上》，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941页。

[23]《御选唐宋文醇》卷二十九《庐陵欧阳修文八》，清乾隆三年（1738年），武英殿印本。

[24]（元）脱脱等：《宋史》卷三百二十七，《列传》第八十六《王安石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0550页。

[25]蔡琳堂：《宋代经典新诠观念的产生与演变》，见庄晓蓉等撰著，周彦文主编《中国学术史论》，台北：台湾学生书局，2004年版，第405页。

[26]（元）脱脱等：《宋史》卷四十一，《本纪》第四十一《理宗一》，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789页。

[27]（元）脱脱等：《宋史》卷一百五十六，《志》第一百〇九《选举二》，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634页。

[28]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2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84页。

[29]［美］本杰明·艾尔曼：《清代科举与经学的关系》，见［美］本杰明·艾尔曼著，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译《经学·科举·文化史：艾尔曼自选集》，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78页。

[30]（清）凌廷堪：《校礼堂文集》卷二十三《与胡敬仲书》，王文锦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204页。

[31]［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比较现代化”课题组译，沈宗美校，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5页。

[32]（晋）葛洪：《抱朴子》外篇卷之十五《审举》，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205页。

[33]刘海峰，李兵：《中国科举史》，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第83页。

[34]（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第113册）卷一万〇六百四十八《选举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4490页。

[35]（宋）蔡久轩：《哗鬼讼师》，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宋辽金元史研究室点校《名公书判清明集》卷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81页。

[36]（宋）刘后村：《宰牛者断罪拆屋》，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宋辽金元史研究室点校《名公书判清明集》卷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535页。

[37]何忠礼：《科举制度与宋代文化》，载《历史研究》，1990年第5期，第119～136页。

[38]干春松：《知识与权力的互动：科举制度与儒家的制度化建构》，载《社会科学》，2011年第6期，第115～121页。

[39]［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23页。

[40]干春松：《近代教育改革和儒家传播体系的崩溃》，载《学术界》，2003年第3期，第161～169页。

[41]刘海峰：《科举制度应当如何评价》，载《中国教育报》，2005年10月19日第3版。

[42]干春松：《制度儒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89页。

[43]李世愉：《中国历代科举生活掠影》，沈阳：沈阳出版社，2005年版，第61～62页。(www.xing528.com)

[44]（宋）洪迈：《容斋随笔》卷五《饶州风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666页。

[45]（宋）晁冲之：《晁具茨先生诗集》卷十二《夜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3页。

[46]干春松：《制度儒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86页。

[47]周春健：《“延祐科举”与四书学官学地位的制度化》，载《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第18～22页。

[48]郭齐勇：《由“四书学”的形成看儒学的开展》，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第22～25页。

[49]（明）王士贞：　《弇山堂别集》卷八十一《科试考一》，北京：中华书局，魏连科点校，1985年版，第1543页。

[50]《钦定四库全书简明目录》，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第6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52页。

[51]［法］P.布尔迪约，J.－C.帕斯隆：《再生产——一种教育系统理论的要点》，邢克超译，上海：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31页。

[52]林菁菁：《唐代九经义疏的修纂与经学的总结》，见庄晓蓉等撰著，周彦文主编《中国学术史论》，台北：台湾学生书局，2004年版，第337～338页。

[53]（宋）李昉等：《文苑英华》卷六百八十九，《书》二十三《与权侍郎书》，北京：中华书局，1966年版，第3547页。

[54]（清）皮锡瑞：《经学历史》，周予同注释，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07页。

[55]（元）脱脱等：《宋史》卷二百八十二，《列传》四十一《王旦》，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9550页。

[56]（清）顾炎武：《日知录》卷七《九经》，周苏平，陈国庆点注，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第386页。

[57]刘海峰，李兵：《中国科举史》，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第317页。

[58]吴晗：《灯下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94页。

[59]（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七十三，《列传》第二十三《孔颖达》，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602～2603页。

[60]（宋）王令：《王令集》卷十七《答刘公著微之书》，沈文倬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308页。

[61]（宋）朱熹：《朱文公文集》卷八十《福州州学经史阁记》，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395页。

[62]（明）薛瑄等：《薛文清公读书录》卷七《举业》，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27页。

[63]（清）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八《四书五经大全》，周苏平，陈国庆点注，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第806页。

[64]朱维铮：《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增订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34页。

[65]Paul F Cressey：《科举制度在中国文化发展上之影响》，转引自刘海峰编《二十世纪科举研究论文选编》，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2～13页。

[66]相关研究，请参见刘海峰：《“科举学”——21世纪的显学》，载《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4期，第54～60页；高桂娟，冯建民：《国内科举制研究的脉络及其进展》，载《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第71～75页。

[67]参见高桂娟，冯建民：《多学科视角的科举制研究及其文化定位》，载《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9年第2期，第74～78页。

[68]刘海峰：《科举学导论》，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6页。

[69]关于中国经学史的分期，意见不一。清代学者刘师培有四期说，纪昀有六期说，江藩有十期说。经学大师皮锡瑞则将经学的发展历史分为：开辟时代、流传时代、昌明时代、极盛时代、中衰时代、分立时代、统一时代、变古时代、积衰时代、复盛时代等十个历史分期。详见张志哲：《中国经学史分期意见述评》，载《史学月刊》，1988年第3期，第3～8页；（清）皮锡瑞：《经学历史》，周予同注释，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95～349页。

[70]参见吴雁南：《清代经学的特点》，载《中州学刊》，1990年第2期，第96～101页。

[71]刘海峰：《“科举学”的世纪回顾》，载《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3期，第15～33页。

[72]刘海峰教授称其为“中心外移期”，详见刘海峰：《科举学导论》，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6页。

[73]参见陈居渊：《20世纪中国经学研究的回顾和展望》，载《中华文化论坛》，2006年第4期，第91～97页；武少民：《20世纪清代学术史研究回顾》，载《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第69～75页；雷平：《20世纪清代学术史研究述略》，载《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第603～607页。

[74]参见金诤：《科举制度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12～115页。

[75]王炳照，徐勇：《中国科举制度研究》，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53页。

[76]刘海峰：《科举学导论》，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57页。

[77]吴雁南等：《中国经学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36页。

[78]参见边家珍：《经学传统与中国古代学术文化形态》，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69页。

[79]参见胡晓静，何兆泉：《科举视野中的地方学派与区域文化——评〈永嘉学派与温州区域文化〉》，载《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11年第2期，第126～128页。

[80]参见张献忠：《阳明心学、佛学对明中后期科举考试的影响——以袁黄所纂兴业用书为中心的考察》，见天一阁博物馆编《科举与科举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版，第276～286页。

[81]参见Benjamin A Elman：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Lond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0.

[82]参见张亚群：《科举学的文化视角》，载《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6期，第27～33页。

[83]关于艾尔曼此书的评论，请参阅李弘祺：《中国科举制度的历史意义及解释——从艾尔曼（Benjamin A Elman）对明清考试制度的研究谈起》，载《台大历史学报》，2003年第32期，第237～267页。

[84]参见张亚群：《第五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载《中国史研究动态》，2010年第2期，第14～17页。

[85]参见卢前：《八股文小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82～84页。

[86]参见邓云乡：《清代八股文》，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94～210页。

[87]李树：《中国科举史话》，济南：齐鲁书社，2004年版，第309～311页。

[88]参见李帆：《清代理学史》（中卷），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293～301页。

[89]参见张昭军：《清代理学史》（下卷），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198～223页、第508～529页。

[90]参见杨齐福：《科举制度与近代文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93～204页。

[91]李兵：《书院与科举关系研究》，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66页。

[92]“朱卷”也即“硃卷”。“朱”是“硃”的简化字，在繁体字中，这两个字是有区别的，“朱”常见于姓氏，“硃”指红色的朱砂矿，引申为红色，因此，在古籍文本中，并无“朱卷”一词。为了和文献资料保持一致，国内有一些研究者（非港澳台地区）仍使用“硃卷”一词。本书中，采用简化后的“朱”字。

[93]参见张杰：《清代科举家族与经学发展述论——以朱卷履历为中心》，见彭林编《清代经学与文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19～438页。

[94]参见陈致：《清代中晚期制艺中汉宋之别：以刘显曾朱卷为例》，见上海社会科学院《传统中国研究集刊》编辑委员会编《传统中国研究集刊》（第2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05～426页。

[95]参见［日］水上雅晴：《清代科举与策问：考官重视策问的实态以及汉学家官员的“再生产”》，见上海嘉定博物馆编《科举学论丛》（第1辑），北京：线装书局，2010年版，第1～10页。

[96]参见［日］水上雅晴：《乾嘉之学与八股文的关系初探》，见天一阁博物馆编《科举与科举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版，第250～261页。

[97]其相关研究成果可参阅［美］本杰明·艾尔曼：《经学·科举·文化史：艾尔曼自选集》，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译，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版。

[98]［美］肯尼思·D.贝利：《现代社会研究方法》，许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07页。

[99]参见刘海峰：《再论科举文献与科举学》，载《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第64～71页、第118页。

[100]参见Benjamin A Elman：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Lond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0：633～6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