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与经学关系的优化研究

科举与经学的关系，首先体现在经学是科举考试的主要考查内容上，这在王炳照、徐勇主编的《中国科举制度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和刘海峰、李兵合著的《中国科举史》（东方出版中心2004年版）等一系列的科举研究专著在论述历代科举考试科目时便可看出。其次，两者的关系还体现在科举制度与经学的相互作用与影响上。金诤在《科举制度与中国文化》第一章论述科举制度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时，认为“学优则仕”、“有教无类”的儒家学说为科举取士提供了充分的理论依据；在第三章论述“庆历新政”科举改革时，认为儒学地位的上升，推动了科举改革，同时科举改革又促进了儒学从汉儒章句注疏发展为阐发义理，从而诞生了“理学”^[74]；在第五章论述明清科举时，鲜明地指出八股经义取士，造成了空疏无用，经学的衰落，导致中国文化的落后。在王炳照、徐勇主编的《中国科举制度研究》的第四章“科举制度与独尊儒术的封建文化”中，作者同样也认为“科举制度植根于独尊儒术封建文化的土壤，而科举制度的发展变化，又对独尊儒术的封建文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同时发挥了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作用”^[75]。刘海峰《科举学导论》第十二章“科举文化论”的第一节“科举与经学”专就科举与经学的历史关系进行了概述，认为“儒家经学向来是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之一。汉代以经术取士，自中唐以迄宋末，科场中存在着经术与文学之争。从王安石改革科举试以经义之后，特别是明清科举考八股制义以后，儒家经学在科举考试的内容中占了主导地位。科举时代‘四书’、‘五经’为普通中国读书人所熟知，经学得以不断传承和繁衍，很大程度上得力于科举制的倡导利诱”^[76]。但同时也指出了科举对经学发展的消极作用。钱茂伟在其《国家、科举与社会：以明代为中心的考察》（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版）的第一章“国家思想的理学化与科举的理学化”中对科举与理学的结合进行了分析，并且在第八章“科举教育与学术的人文走向”中分析了科举对学术的制约与发展。赵子富《明代学校与科举制度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年版）的第七章，也对科举制度与经学的关系作了简单的论述，认为明代经学的衰落与明代的学校、科举制度有着重要的关系。宋元时代科举考试对诸经的解释标准虽已有统一的趋势，但还有相当的宽容度，考生尚有发挥的余地，为经学的发展提供了较好的环境。但到明代，经学被局限于《四书大全》、《性理大全》之内，不得标新立异。

在经学研究界，对于科举与经学的关系也有所论述。吴雁南等主编的《中国经学史》第七章第二节“明代理学的式微”中论述到，“明人科举考试之‘四书’、‘五经’、《性理大全》既如此鄙陋，而其考试之法以八股文取士的制度则更使理学成为毫无生气的僵尸，其禁锢士人之害尤为酷烈”^[77]。边家珍《经学传统与中国古代学术文化形态》第三章“通经致用与中国古代学术文化发展的内在动力”，对经学传统与科举制度的关系进行了论述，认为经学传统与科举制度是一种相须为用、互相促进的关系。经学始终贯穿于封建社会科举考试的全过程，科举考试的内容离不开经学。通过科举制，经学的经世致用得到制度层面上的落实，有助于经学传统的延续与固化^[78]。干春松《知识与权力的互动：科举制度与儒家的制度化建构》（《社会科学》2011年第6期）指出，科举选官制度的单一性，使古代的教育制度成了科举制度的延伸，并保证了儒家经典的传播。

随着科举研究精细化和经学研究专题范式的推进，对科举与经学的关系研究也从“概论”走向具体研究。王宇《永嘉学派与温州区域文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从科举的视角，分析了永嘉学派兴起的原因^[79]。吴铮强《科举理学化：均田制崩溃以来的君民整合》（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年版）分析宋、明两代科举的不同，指出科举的理学化对于促进明代士绅阶层具有重大作用。杨世文《北宋贡举改革与经学变古》（《四川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针对北宋贡举改革这一历史事件进行了剖析，认为其不仅重新确立了儒家经典在科举考试中的核心地位，而且引导了经学观念的转变、义理之学的发展以及疑经风气的形成，促进了经学变古。张涛《科举与实学：明末文社兴起的形上依据》（《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指出，科举直接促进了明代文社的兴起，而文社又是传播实学思想，扭转心学空谈学风的重要思想阵地。周春健《“延祐科举”与四书学官学地位的制度化》（《内蒙古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一文认为，“延祐科举”不仅标志着元代科举制度的正式建立，也首次实现了四书学与国家科举制度的有效链接，实现了官学地位的制度化。张祝平《〈诗经〉与元代科举》（《江海学刊》1994年第1期）和《元代科举〈诗经〉试卷档案的价值》（《中国典籍与文化》2007年第1期）两文则对《诗经》在元代科举中的情况进行了考察和研究。王宇《〈春秋明经〉与元代科举的〈春秋〉经义》（《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一文对刘基《春秋明经》的拟题方式、题目结构进行个案分析。吴宣德、王红春《明代会试试经考略》（《教育学报》2011年第1期）一文对明代64科会试1.8万余进士试经情况进行统计分析，认为明代科举会试的录取，不仅受到分卷的地域限制，还受到分经录取比例的限制，即会试对各经的考生人数有一个基本控制，而会试录取则根据各经考生的人数按一定比例进行，借以保证各经均有相应数量的考生中式。张献忠《阳明心学、佛学对明中后期科举考试的影响——以袁黄所纂兴业用书为中心的考察》以明中后期的举业用书为视角，来透视阳明心学、佛学对科举考试的影响与渗透^[80]。(www.xing528.com)

相对于国内，国外学者对于科举与经学的关系关注较多，研究也十分深入。美国汉学家艾尔曼（Benjamin A Elman）的专著《晚期中华帝国科举文化史》（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81]对明清科举文化作了深入而全方位的研究^[82]，在第一章“科举考试反思的历史根源（Rethinking the Historical Roots of Late Imperial Civil Examinations）”重点探讨了宋明理学是如何成为科举考试基本内容的；在第二章“帝国的权力、文化政策和明代前期的科举考试（Imperial Power，Cultural Politics and Civil Examinations in the Early Ming）”中，指出理学在科举考试中占据正统地位，得益于明前期的文化政策；第七章“科举考试的文化范围与精英中的八股文（The Cultural Scope of Civil Examinations and the Eight－Legged Essay among Elites）”侧重考察明清科举考试的知识范围；而第十章“1800年以前清朝考试科目的改革（Acceleration of Curricular Reform under Ching Rule before　1800）”则对清代考据学的兴盛与科考科目的改革的关系进行了探讨^[83]。日本福冈教育大学教育学部的鹤成久章教授对明代科举与经学的关系作了一系列研究，如《明代科举中专经问题》（《日本中国学会报》2000年第52集）、《关于明代科举中“四书义”的出题问题》（《九州中国学会报》2003年第41集）、《嘉靖二年会试的策题中阳明学批判问题》（《福冈教育大学纪要》2007年第56卷）、《明代的科举制度与朱子学》（《中国——社会与文化》2007年第22集）等。三浦秀一的《明代科举“性学策”史稿》将策问与经学结合起来，阐述了明代科举的“性学策”的规律性变迁，认为“性学策”中的策问与程策之间是相互影响的关系^[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