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科举与经学关系的研究价值及优化

研究价值，是从事一项研究的目标与动力。研究清代科举与经学的关系，至少应具有以下四个方面的价值：

其一，从经学方面来说，对清代科举与经学的关系进行深入研究，可以推动经学的研究。周予同先生曾指出：“经学研究的较高段的工作可分为两方面，一是综合的记述的工作，一是分析的解释的工作。所谓综合的记述的工作，第一是经学史的著撰，第二是各经经义异同考的著撰，第三是经学与中国其他学问关系论的著撰……”^[64]其中的“经学与中国其他学问关系论”，也应该包含了经学与科举的关系。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是学术研究的永恒主题之一。科举制度在中国传统文化土壤中孕育生长，反过来也对整个传统文化产生塑造作用。正如西方一位学者说的：“科举制度为中国文化很显著的特点，且形成一种为世界上其他国家所不能及的社会制度……无论从哪一方面研究中国文化的进化，都不能不注意于科举制度。”^[65]因此，要想对经学的发展进行研究，不研究科举制度是恐难完成的，科举制度是绕不开的。以往的经学研究，多是“就经学谈经学”，研究经学的流派、代表人物、思想主张。这种单纯、纯粹的经学研究范式，虽然较专粹，却存在着“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之不足。因此，需要跳出经学，从一种特别的视角对其进行研究。而科举制度与经学之间的密切关系，正好为经学研究提供了一种新颖的视角。

其二，从科举方面来讲，它有助于具体、客观地把握清代科举制度的历史演进，展示科举制度丰富的历史面貌，同时也有助于深层揭示清代科举制度发展背后的思想文化内涵。从以上对科举与经学关系的论述中，可以清晰地看出，经学的演变对于科举考试的变革有着制约与推动作用。清代科举制度并非是承袭前明旧制，一丝未动，而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有不同程度的调整和变革。比如康熙初年废除八股文的决策，乾隆中期科举前两场考试科目与试题内容的变化，乾隆朝末期“五经”并试试经制度的改革以及晚清科举的革废，等等。如果我们仅仅从制度史的角度进行研究，只知道其制度演变的具体细节，而对其演变的原因和背后所隐藏的思想文化内涵置之不顾，则很难揭示科举制度演变的全貌。因此，要想对清代科举的历史演变有更深入的思考与把握，必须探讨其与经学的关系。(www.xing528.com)

其三，深入研究清代科举与经学的关系，对于推动科举研究的纵深发展和丰富完善科举学的理论体系具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自20世纪90年代刘海峰教授首创科举学以来，科举学以其独特的研究对象、广博的研究内容、丰富的历史文献，快速发展与成熟，逐渐成为国内外一门“显学”^[66]。并且已经形成了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教育学、文学、文化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态势，已有丰硕的研究成果，每年都有数十部专著出版和数以百计的学术论文发表^[67]。但与科举制度在历史上的地位重要性、影响深远性、资料丰富性相比依然很不相称，依然有很多的问题需要进行深入研究，有很多的资料需要挖掘整理。“科举学还有许多有待开垦的处女地。假如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去透视科举，还可以有非常宽广的拓展空间，在其中深入挖掘定会有所成就。”^[68]科举与经学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可谓是错综复杂、盘根错节，需要对其认真梳理与研究，而清代科举与经学关系虽然已有学者做过相关研究，但进行深入研究者少，宏观评论者多；进行局部、零散研究者多，而进行系统、全面研究者少。这种研究的境况，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科举研究的纵深发展和“科举学”理论体系的搭建。所以，选择此专题进行研究，无论是对于推进科举研究的纵深发展，抑或是丰富完善“科举学”的理论体系，都将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学术意义。

其四，清代经学是经学发展的总结与反思阶段，也是经学的复盛时代^[69]，在中国经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清代不同时期，各经学流派和学术思想相继登场，相互争斗、相互融合，异彩纷呈。这不仅使得清代的经学具有了不同于其他历史时期经学的特点^[70]，也使得其与科举的关系错综复杂。言中国历史者，不得不言经学史，而言科举史者，不言其与经学之关系，恐难以周全。而清代科举与经学错综复杂之关系，则更加彰显了“清代科举与经学关系”这一专题研究的价值与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