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途蠡测：《星分度》记载及应用

《星分度》详细记载了二十八宿古度及诸月日躔所在，它的用途是什么?也是一个十分有趣的问题，以下试作猜测:

其一，历法家用以推衍历法。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历法起源甚早。《尚书·尧典》:“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主要是通过观察“四仲中星”的变化来确定四季的交替，便于安排农事活动。《夏小正》中也有不少记载，不赘。其时历法尚处于“观象授时”的初级阶段。当古人对天象有了更多了解，尤其是掌握了二十八宿距度及日月星辰的运行规律以后，就可以直接通过数学计算来推衍季节交替了，进而在确定“岁实”“年始”及“置闰法”之后，制定出真正意义上的历法。在制定历法的过程中，二十八宿距度是确立“二分”“二至”“四立”(统称“八节”)等关键节气点的唯一坐标，而这些节气点的精确与否又关系到历法能否准确反映了天象与物候的变化。因此，星宿距度对于历法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在古人的知识结构中，十二律吕也与历法同出一源，密不可分。“律以统气类物”“吕以旅阳宣气”，^[83]皆与时令密切相关。重要的是，历法与生律法的推算都从“天地之道”而来，在理论和数字上都可以互通，故历代正史《律历志》皆以历、律并叙。如《史记·律书》以八风配二十八宿、十二律叙述一年内季节的变化，《汉书·律历志》也以十二律配十二月叙述一年内阴阳二气的此消彼长。《淮南子·天文》先以十二律比附二十四节之变，后以十二律比附十二月中万物生长，也是很好的例证。而且，在古代制定历法的具体实践中，律吕与阴阳变化的相互和谐乃是封建统治者的终极追求。《史记·天官书》载汉武帝在制定太初历的过程中曾下诏曰:

盖闻昔者黄帝合而不死，名察度验，定清浊，起五部，建气物分数……今日顺夏至，黄钟为宫，林钟为徵，太蔟为商，南吕为羽，姑洗为角。自是以后，气复正，羽声复清，名复正变，以至子日当冬至，则阴阳离合之道行焉。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已詹，其更以七年为太初元年。年名焉逢摄提格，月名毕聚，日得甲子，夜半朔旦冬至。

由此不难看出十二律吕对于历法的重要性。

放马滩秦简中也有大量与十二律相关的内容，如《律数(一)》篇讲述“黄钟大数”及十二律相生之法，《生律》篇讲述十二律相生次序，《律数(二)》篇记录“黄钟小数”。此外还有两处“日夜表”，准确地反映了一年十二个月中昼夜长短的变化，说明当时民间术士对于太阳运动的规律有着深刻的观察与认识。

战国秦汉之际，民间术士对于天文历法之学十分热衷。楚人甘德、魏人石申的事迹已广为人知，《吕氏春秋》《淮南子》分别是吕不韦及刘安召集门客所作，其中《吕氏春秋·十二纪》《淮南子·天文》当大量吸收了民间术士的智慧。《史记》《汉书》也记载了不少民间术士直接参与朝廷创制历法的活动，汉文帝时有公孙臣、新垣平，武帝时更有二十多位民间治历者参与其中，尤以唐都、落下闳等人贡献卓殊。我们猜想，放马滩秦简的主人也应该是这样一位民间的术士(也有可能是低级官吏，喜好数术)，对于天文、律吕、历法等颇有研究。其学问或许不如唐都等人高明，但在朝廷颁布正朔的情况下，他可以方便地利用《星分度》中的星宿距度来排定节气、推算月朔，方便民众。

其二，历占家用以占断吉凶。(www.xing528.com)

《汉书·艺文志》:“天文者，序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以纪吉凶之象，圣王所以参政也。《易》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古人观测天文的另一个重要目的，是为了探求天象的变异与人世吉凶祸福的关系。《左传》中常见以日月、五星行度的异常现象来占卜军国大事，多以二十八宿坐标作为参照。马王堆帛书《五星占》中也是这方面的例子。而以二十八宿来占卜百姓人家的吉凶祸福，《史记·天官书》及《汉书·天文志》中已有少量记述。而在简牍日书中则可以看到更多占例，睡虎地秦简日书《星》及《官》、周家台秦简日书《系行》、孔家坡汉简《星官》等篇皆是。

周家台秦简日书《系行》先以十二月为序罗列诸月日躔之宿，内容略如《星分度》，但缺少距度。其后又以四方、五行、十支、十二辰等要素配以二十八时、二十八宿构为一图，略如汉代式盘。见图2.3:

图2.3　周家台秦简《系行》所见“式图”

图2.3下罗列占辞，皆以“斗乘某宿”为始，所占事项包括“狱讼”“约结”“逐盗、追亡人”“病”“行”“市旅”“物(色)”“战斗”等。占法附于文末:“以廷子为平旦而左行，数东方平旦以杂之，得其时宿，即斗所乘也。”其义难详，我们怀疑与“式占”关系密切。

睡虎地秦简日书《星》《官》及孔家坡汉简日书《星官》诸篇内容大致相同，只有占辞，而无占法。日本学者成家彻郎认为《官》篇是根据日躔之宿来占卜的，而汝阴侯墓所出“二十八宿圆盘”就是测定日躔的工具。其使用方法是:先在半夜时分观测出现在南中天位置的星宿是哪一个，“知道这个星宿后，则把二十八宿圆盘上盘直线的一端与下盘的那个星宿位置重合，这样一来，直线的另一端所指即太阳所在”^[84]。此说颇有道理，但操作性不强。首先，这种观测方法很容易受到天气的影响，如果遇到天阴等异常气候现象时就无法观察当日太阳所在星宿；其次，从墓葬发掘情况来看，日书的主人往往都是低级官吏，不可能有精力长期从事这些繁琐的工作。其实，只要他们掌握了二十八宿的距度，又知道某一节气点太阳所在的位置(这是固定的，如“冬至在牵牛初度”“立春在营室五度”等)，就能够方便快捷地推算出任何一天太阳所在的“躔宿”。

我们认为《官》篇可能就是先用这种“推历考宿”的办法推算出某日“躔宿”，再据对应的占辞来占断吉凶宜忌的。这种占法可称为“历占”，《汉书·日者传》有占卜家曰“历家”，而据陶磊考证，《淮南子·天文》中的某些章节就是汉初历家的占卜纲领^[85]。历占虽然缺少式占的神秘性，但比后者更为简便易行。我们知道《官》篇中的二十八宿是系于十二月之下的，但如果把它看做从属于十二月的话，则似乎没有必要将这些星宿一一罗列出来，长沙子弹库帛书中就有直接以十二月为占的例子。因此，《官》篇实际上是将一年划分为二十八个时段来占断吉凶祸福的，其中的十二月只是一种大致的时间符号，无怪乎与之内容大体相同的《星》篇干脆省去了十二月序，径以二十八宿占之。

以上所见，无论“式占”还是“历占”，二十八宿都是其中不可缺少的要素。但放马滩秦简中并无类似《系行》或《官》的占辞，是否意味着《星分度》与占卜没有关系?我们猜想，现今所见竹简应当只是墓主生前藏书的一部分，而那些类似《系行》或《官》的内容或许没有用来陪葬。因此，《星分度》中的星宿及其距度用来占卜的可能性也是比较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