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年代：制定秦颛顼历所用距度系统及其应用

有迹象表明，制定秦颛顼历所用的距度系统就是这种古度。《新唐书·历志》对唐以前的各朝历法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回顾，其中提道:“秦历十二次，立春在营室五度……昏，毕八度中……晨，心八度中。”其中所见心宿至少为八度，超出了今度五度的范围，但正好在古度十至十二度的区间之内，表明制定秦颛顼历所用的距度系统应是某种古度而不是今度。而从时间上来看，这种古度应与放马滩秦简古度一致或接近。

现有研究成果表明，秦颛顼历乃是承袭殷历而来，实为后者的“变种”。据饶尚宽考证，“秦之以寅正十月为年始的颛顼历，实为建寅为正的四分历，即殷历甲寅元，只不过每年起自十月(亥月)终于九月(戌月)而已。汉初承秦制，用的也是以寅正十月为年始的秦颛顼历，即殷历甲寅元”^[62]。其他学者也有类似看法。^[63]要之，秦颛顼历与殷历之区别，大体仅在秦颛顼历以十月为岁首而已。而据宋会群等人推算，比秦颛顼历更早的古颛顼历也用古度坐标。^[64]宋氏所指“古颛顼历”应即殷历。因此，放马滩秦简古度的测定时间应与包括殷历及颛顼历在内的早期推步历法——古四分历的出现密切相关。

古四分历出现于何时?学界还有争论。但我们知道，这种历法最主要的特点在于以下两个方面:取365.25日为岁实(回归年长度)；用十九年七闰为闰周。比照上述条件，我们可以大致确定古四分历产生的时代。据《左传》记载，鲁僖公“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视朔，遂登观台以望”。则至迟自此年(公元前655年)起，古人已开始以冬至为岁首，对回归年长度进行长期实测。经过若干时间，应不难测得较为准确的岁实。而据陈美东等学者研究，至迟在鲁定公七年(公元前503年)，十九年七闰法已基本成型。^[65]据此，我们可以基本判定古四分历的出现不会晚于春秋末年。如前所述，古四分历就是以放马滩秦简古度或类似古度作为星宿坐标的，则这种古度系统大体在春秋末年就已经形成，并应用于历法实践。

验之以现代学者对古度观测年代的推算，也与上述结论接近。近年，程少轩重新梳理了前述三种古度数值，并推订距星，计算出这些古度的测定年代当在公元前500年左右。^[66]此前，潘鼐曾据古书中相关记载推定“二十八宿圆盘”及《洪范传》古度系统的冬至点应在牛宿二附近，并根据这一条件计算出其测定年代下限在公元前六世纪初。^[67]与程少轩的结论相差不到100年。两位学者的推算，折中了三种古度的差异性，似失之粗疏，但在现有条件下仍不失为一种好的办法，其结论值得重视。

而这种古度后来逐步退出历史舞台，也与西汉文帝至武帝期间历法革新有关。秦代施行颛顼历，汉初不废，史有明文。《史记·张丞相列传》载:

自汉兴至孝文二十余年，会天下初定，将相公卿皆军吏。张苍为计相时，绪正律历。以高祖十月始至霸上，因故秦时本以十月为岁首，弗革。推五德之运，以为汉当水德之时，尚黑如故。^[68]

上文所见张苍以为汉得“水德”，故承袭秦历。此秦历即颛顼历，《史记·张丞相列传》又载:“太史公曰:张苍文学律历，为汉名相，而绌贾生、公孙臣等言正朔服色事而不遵，明用秦之《颛顼历》。”近年，不少学者对出土简牍中的一些实用历书进行了大量研究，亦可证秦至汉初历法使用颛顼历。

而在秦至汉初的天文观测实践中，也一直使用古度作为星宿坐标。马王堆汉墓帛书《五星占》中详细记载了秦王政元年(公元前246年)至汉文帝三年(公元前177年)凡七十年间木星、土星、金星等行星的运动情况，据宋会群等人计算，其中所用星宿坐标就是某种古度。^[69]死于孝文帝十五年(公元前165年)的夏侯灶，其墓同时出土“二十八宿圆盘”及其他天文仪器，二者很可能是配合使用的，也暗示这一时期的天文观测中确实使用古度坐标。

但颛顼历较为疏阔，在高祖时已多见“朔晦月见，弦望满亏”等不符合实际天象的情况。^[70]孝文帝十四年(公元前166年)鲁人公孙臣以汉当得“土德”为由，要求更改历法，遭到张苍反对。^[71]但第二年黄龙见于成纪，正与“土德”说相应，因此孝文帝同意改历。《汉书·郊祀志》载:

鲁人公孙臣上书曰:“始秦得水德，及汉受之，推终始传，则汉当土德，土德之应黄龙见。宜改正朔，服色上黄。”时丞相张苍好律历，以为汉乃水德之时，河决金堤，其符也。年始冬十月，色外黑内赤，与德相应。公孙臣言非是，罢之。明年，黄龙见成纪。文帝召公孙臣，拜为博士，与诸生申明土德，草改历服色事。

其后，赵人新垣平以“望气”见孝文帝，亦“颇言正历服色事”，受到幸用，参与草创“土德之历”。^[72]但至孝文帝后元元年(公元前163年)，“人有上书告新垣平所言气神事皆诈也。下平吏治，诛夷新垣平。自是之后，文帝怠于改正朔服色神明之事”^[73]，历时两年的改历之事遂不了了之。(www.xing528.com)

但公孙臣与诸生既草创“土德之历”，使新历与实际天象相符，则势必会对二十八宿距度进行更为准确的测定，以便确立“二至”“二立”等节气。而星宿距度的测定，关键在于距星的选择。潘鼐、王健民等人曾对“二十八宿圆盘”及《洪范传》古度所取距星进行过详细考订，^[74]从中可以看出，古度系统多以亮星为距，距星之间的“空白地带”较大，失之粗疏；而今度系统多以西一星为距，能够实现星宿之间的“无缝对接”，更为精密。以后者为坐标，能够方便历数家准确地推算日月行度，从而大大提高历法的精密程度，使之符合实际天象。因此，由公孙臣、新垣平等所草创的“土德之历”虽未施行，但用更为精密的今度取代较为粗疏的古度已是大势所趋。

其后不久，在《淮南子·天文》中就首次出现了二十八宿今度数据。关于这部著作的成书年代，过去学界多有歧见。后日本学者池田知久广泛参证《史记》《汉书》，推知淮南王刘安向汉武帝献书的时间应在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75]则《淮南子》当著于文景之世。我们看到，在汉初方术盛行的大背景下，不少诸侯王乃至民间术士都十分热衷于天文历算之学，马王堆汉墓中出土帛书《五星占》、汝阴侯汉墓中出土“二十八宿圆盘”即是明证，而在《淮南子》一书中出现大量与天文历法有关的内容应该不是偶然现象。《汉书·淮南王传》载:

淮南王安为人好书，鼓琴，不喜弋猎狗马驰骋，亦欲以行阴德拊循百姓，流名誉。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作为《内书》二十一篇，《外书》甚众，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黄白之术，亦二十余万言。

其中“《内书》二十一篇”即传世《淮南子》。该书在天文历法方面创见甚多，其中二十八宿今度或即刘安及其门客所测，也有可能是公孙臣等人草创“士德之历”的成果。

至汉武帝元封七年(公元前104年)，大中大夫公孙卿、壶遂、太史令司马迁等人上书言“历纪坏废，宜改正朔”，武帝采纳这一建议，乃下诏考星度、改历法。《汉书·律历志》记载甚详:

遂诏卿、遂、迁与侍郎尊、大典星射姓等议造《汉历》。乃定东西，立晷仪，下漏刻，以追二十八宿相距于四方，举终以定朔晦分至，躔离弦望。乃以前历上元泰初四千六百一十七岁，至于元封七年，复得阏逢摄提格之岁，中冬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月在建星，太岁在子，已得太初本星度新正。

从中可见公孙卿等人以晷仪、漏刻等工具来追寻二十八宿的“四至”(即确定距星)，重新测定星度，作为制定《汉历》的坐标，再配以闰月，^[76]来确定朔晦弦望、二分二至、日躔月离，使之与实际天象相符，已取得初步成果:以元封七年十一月甲子日冬至为新历正月初一日。

但其法仍疏，后射姓又奏明武帝，进一步精密星度，更造《太初历》。《汉书·律历志》又载:

姓等奏不能为算，愿募治历者，更造密度，各自增减，以造汉《太初历》。乃选治历邓平及长乐司马可、酒泉候宜君、侍郎尊及与民间治历者，凡二十余人，方士唐都、巴郡落下闳与焉。都分天部，而闳运算转历。其法以律起历……与邓平所治同。于是皆观新星度、日月行，更以算推，如闳、平法……乃诏迁用邓平所造八十一分律历，罢废尤疏远者十七家，复使校历律昏明。宦者淳于陵渠复覆《太初历》晦朔弦望，皆最密，日月如合璧，五星如连珠……遂用邓平历，以平为太史丞。

在《太初历》的制定过程中，朝廷又招募方士唐都“分天部”，^[77]再次测定二十八宿距度。其后由落下闳“运算转历”，其所制新历合于邓平八十一分历，遂颁行天下。按，唐都等人所测距度即《汉书·律历志》所载今度(见表2.5)，与《淮南子·天文》所见基本相同，唯箕宿今度，《汉书》作十一度，《淮南子》作十一又四分之一。至此，今度完全取代古度，成为汉唐间各种历法的唯一坐标。正因为这种古度已于太初元年废止，生活在西汉元、成帝时期的刘向在撰写《洪范传》时已称其为“古”了。

值得注意的是，过去学界曾通过推定古籍所载天象的观测年代来解决历史年代学中的若干关键性问题，如利用《尚书·尧典》“四仲中星”的记载来确定夏代纪年，利用《国语·周语》“武王伐殷，岁在鹑火，月在天驷，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鼋”的记载来确定武王灭商年代等，皆取得丰硕成果。但他们在推定天象观测年代时，大体上都使用今度坐标，而忽略了先秦历法及天文观测中所用的星宿坐标系统实际上是古度。因此，如果利用古度坐标来解决这些年代学问题，可能更接近于古史的本来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