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曾推测汉地十二生肖“殆汉时西域诸国仿巴比伦十二之宫而制定之，再向四周传播也”。近年来，李树辉又在此说基础上加以引申，指出巴比伦十二兽历先东传至印度，经过中亚罽宾或塔里木盆地操印欧语民族的一番本土化改造后，约在公元前3世纪初沿丝绸之路传入中国。[39]其说实未举出战国晚期或秦汉时代西域民族使用十二生肖的有价值的文献记载或文物资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猜测。但若从当地出土文献来看，事实恐怕正好相反，西域十二禽应当来自河西或中原地区，其时代可能晚在公元三四世纪。
1900年，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在楼兰发现大批用佉卢文犍陀罗语写成的文书，其中第565号是一件以十二禽为纲领的占卜文献，刘文琐拟题为“十二属星占文”，今从之。其文云:
星宿之首谓之鼠日，这天可做任何事，万事如意。
星宿日牛日，宜沐浴。吃喝之后，可演奏音乐取乐。
星宿日虎日，宜作战。
星宿日兔日，若逃亡，必能成功，难以寻觅。
星宿日龙日，须忍耐，事事要忍耐。
星宿日蛇日，百事皆凶。
星宿日羊日，宜沐浴。
星宿日鸡日，宜裁剪和缝纫衣服被褥。
星宿日猴日，万事如意。
星宿日狗日，来去从速。
星宿日猪日，宜耕作、播种葡萄园，耕作顺利并能增产。[40]
林梅村最早指出，这件文书应该是日书的犍陀罗语译本，其内容与建除十二值有关。[41]其后，刘文琐对该文书进行过详细考证，并指出“这件文书可看成是一篇占星术文献，但体现出东西方占卜术相结合的特征”[42]。我们更倾向于这是一件大体按照秦简日书《建除》篇的框架，糅合了《十二支占盗》篇中的十二禽及《娶妻出女》篇中的星宿纪日法，并杂采多种占卜术，加以本土化改造，乃至创作后的东西，并非单纯的日书佉卢文译本。以下稍作分析:
这篇文献主要讲述十二星宿及十二禽值日的吉凶宜忌，在形式上与秦汉日书诸“建除”篇的占辞部分十分接近。从具体内容来看，二者之间也有一定的相似性，[43]但后者更多地杂糅了日书中的多种数术，刘文琐论之已详，此处不赘。必须强调的是，《十二属星占文》对《建除》进行了大量的加工改造:(1)其中值日神煞已由建除十二神改作十二禽及星宿。建除十二神值日与十二禽配日都以十二为周期，故两者容易替换。日书中有二十八宿纪日法，也可见二十八宿与十二月的固定搭配，若将其中“月”代之以“日”，则二十八宿也可与十二日搭配。这些改动，应出于术家增强占卜神秘性的需要。(2)其中“星宿日猪日，宜耕作、播种葡萄园”等内容不见于秦简日书，明显是为了适应当地生产生活的需要而作的增补，具有地域化特征。(3)其中“星宿日龙日，须忍耐，事事要忍耐”等内容不见于秦简日书。刘文琐推测“这种‘忍’的思想，有可能受当时的佛教思想所影响”，[44]我们赞同这一观点。(www.xing528.com)
学界一般认为佉卢文源于古代犍陀罗，公元1—2世纪时曾在中亚地区广泛传播。至东汉末年，随着贵霜帝国的衰落，部分大月氏人东入塔里木盆地，佉卢文开始在于阗、鄯善等地流行，逐渐成为丝绸之路上重要的佛教语文。关于斯坦因所获佉卢文文书的年代，学界大体认为其时代范围约在公元3世纪中期至4世纪中期，略当于中原王朝的西晋(公元265—317年)至十六国(公元304—420年)前期，这篇文献应不会例外。
西晋时期，借助于玄学，佛教在社会各阶层得以广泛传播。进入十六国，由于北方少数民族割据政权的支持，佛教开始兴盛。这一时期，不少西域胡僧经由丝绸之路前往中土弘扬佛法，如无罗叉(于阗人)、强梁娄至(西域人)、安法钦(安息人)、佛图澄(西域人，或谓天竺人)、帛尸梨蜜多罗(西域人)等。而佛教的兴盛也激发了河西、中原僧人前往西域取经求法的热忱，渐成风气，见诸史籍者有竺法护、康法朗、慧常、慧辩、僧纯、昙充等。
大部分往来于丝绸之路上的胡汉僧人都精通中原及西域的多种语言文化，竺法护就是其中颇具代表性的人物。南朝僧祐《出三藏记集·竺法护传》载:
竺昙摩罗刹，此云法护。其先月支人，本姓支氏，世居墩煌郡。年八岁出家，事外国沙门竺高座为师，诵经日万言，过目则能。天性纯懿，操行精苦，笃志好学，万里寻师。是以博览六经，涉猎百家之言，虽世务毁誉，未尝介于视听也。是时晋武帝之世，寺庙图像，虽崇京邑；而方等深经，蕴在西域。护乃慨然发愤，志弘大道。遂随师至西域，游历诸国。外国异言，三十有六种，书亦如之，护皆遍学，贯综话训，音义字体，无不备晓。遂大赍胡本，还归中夏。自墩煌至长安，沿路传译，写为晋文。所获大小乘经《贤劫》《大哀》《正法华》《普耀》等凡一百四十九部。[45]
其中所见竺法护祖籍月支，生于敦煌，八岁出家，博览“六经”，通晓中原文化，到西域以后，又遍学三十六国异言(可能有夸大的成分)，最后携带大量西域佛经进入内地从事译经、弘法工作。
前述《十二属星占文》中含有“事事要忍耐”的佛教思想，十分值得我们重视。在两晋以前的中国传统文化中，虽然已经有了“忍”的概念，但其含义近乎“克制”。如《论语·卫灵公》:“巧言乱德。小不忍，则乱大谋。”《荀子·儒效》:“志忍私然后能公，行忍情性然后能修。”而“忍耐”的思想并不被中国人重视。尤其是在秦汉日书中，我们没有找到任何关于“忍耐”的讲述。但在佛教中，却十分强调“忍耐”及“忍行”。刘文琐曾介绍过一件出土于尼雅的佉卢文佛经《解脱戒本》残卷，其中就有:
(毗婆尸):“忍是最高的苦行，最好的忍是涅槃。”
从中可见，在尼雅使用佉卢文的时代，佛教所倡导的“忍耐”思想已在当地流行。因此，这件《十二属星占文》的创作者应当是一位兼通日书与佛经的人物，很可能就是某个通晓佉卢文的河西或中原僧人。而据伊斯拉斐尔·玉苏甫介绍，新疆吐鲁番安乐城出土的汉文《金光明经》残卷中有生肖纪年，其时代稍晚，大体在公元430年前后，[46]亦可证明内地僧人曾在十二生肖西传过程中起到过重要作用。
从西北汉简来看，早在两汉时期，各种版本的日书就在河西走廊的居延、敦煌、武威等地军民中间广为流传。而这一时期及稍晚，汉晋政府也曾在楼兰地区大兴屯田，日书也有可能经由戍边吏卒流入西域，经当地笃信佛教的僧侣或士人加以改造后，转写为佉卢文版的《十二属星占文》。
无论如何，不晚于4世纪中期，来自内地的十二禽知识已在西域传播，并为民众所接受，这是不争的事实。而有关西域的同一时期文献资料及考古报告中，尚未发现来自古巴比伦或印度“十二生肖”的任何证据。但与多种日书“占盗”篇一样，《十二属星占文》中的十二禽也仅用于纪日，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十二生肖。
唐代道世曾说十二生肖源自佛经，清人赵翼又称起于匈奴。近年，马英昌等人折中以上观点，仍主张十二生肖源自印度佛经十二神兽轮流值岁的故事。并说其传播过程是:大体在阿育王时期，十二神兽传入中亚，演化为匈奴十二兽纪年习俗。秦汉之际，汉匈往来频繁，遂传入中国。[47]其说大抵以为匈奴人游牧为生，对各种动物甚为熟悉，具有创造十二生肖的有利条件。但翻检秦汉史籍，其中并无匈奴等北方草原民族使用生肖纪年的文字记载，同期考古资料中也未见其他有说服力的证据。赵翼所据者，乃《新唐书·回鹘传》及《宋史·吐蕃传》中的材料，[48]去汉世甚远，恐不足为凭。马英昌也未提供有价值的证据。故对于匈奴曾有十二生肖的说法，我们也应持审慎的态度。
沙畹说:“我们至少可以推断出，至少从公元1世纪起十二生肖就已经为中国人熟知，另外它是来自被突厥人占领地区的舶来品。”[49]但他所举突厥人最早使用十二生肖的例子——鄂尔浑碑铭文却是唐玄宗时期的遗物，远迟于公元1世纪，无法自圆其说。路易·巴赞不同意这种看法，主张“古突厥人肯定是从六世纪下半叶起，从中国中原借鉴了这种纪年”[50]。其说大致可从。但我们认为，突厥人的十二生肖纪年法并不是通过隋文帝开皇六年(公元586年)“班历于突厥”直接从中原引进，[51]而是经由鲜卑等其他民族作为中介辗转传入的。
前文已指出，北魏孝文帝时，鲜卑族应已接受中原十二生肖。其后西魏、北周皆与突厥和亲，前者帮助突厥消灭柔然残余势力，后者又借助突厥势力征讨北齐。突厥也曾多次遣使朝贡，北周也“岁给缯絮锦
十万段。突厥在京师者，又待以优礼，衣锦食肉者，常以千数”[52]。双方往来频繁，关系密切。此时，鲜卑族已普遍使用十二生肖纪年，可能对突厥人产生较大影响。出自蒙古国后杭爱省(突厥故地)的“布古特碑”记有“兔年”，据学界考证，应是公元571年，并无异议。由此可见，至迟在北周晚期，突厥人已使用十二生肖纪年。至于《周书》所谓突厥人“不知年历，唯以草青为记”的说法，[53]应是由于彼时突厥人采用此种纪年法不久，故不为汉地人所知。此后不久，隋文帝开皇四年(公元584年)，突厥可汗沙钵略遣使致书曰:“辰年九月十日，从天生大突厥天下贤圣天子、伊利俱卢设莫何始波罗可汗致书大隋皇帝。”[54]其中没有采用汉地通用纪年“甲辰”，而代之以单字“辰”，应是突厥口语“龙年”的书面化的表达。
值得注意的是，前引“布古特碑”是用粟特文写成的。联系到汉唐间大量粟特商人曾经活跃于丝绸之路，与中原文化交流颇多的史实，我们推测，粟特人也应在十二生肖传入西域及北方草原的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但限于材料，目前还难知其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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