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马滩秦简：学术价值与五行学说的重要关联

战国秦汉时代，数术之学十分发达，仅《汉书·艺文志》著录的相关书籍就有一百九十家，二千五百二十八卷。魏晋以后，其书散亡略尽。近几十年来，随着各地秦汉日书的大量出土，今人才得以亲睹这一学术的庐山面目。放马滩秦简的内容大体上属于日书，为古代“日者”等数术家所操之工具书。经我们整理，甲种竹简可分为十五篇，乙种竹简可分为八十一篇(含《丹》)。若按《艺文志》的划分，其绝大部分内容可归入数术类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各家，亦有少量兵书类及方技类内容。作为一部重要的文化典籍，放马滩秦简较为全面地反映了秦代数术文化及秦人民俗信仰的基本面貌，其学术价值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放马滩秦简有不少专门讲述早期五行学说的篇章，十分有助于我们对战国秦汉五行学说的认识。

五行学说是秦汉日书的主要理论依据之一，贯穿于其中的多种数术。与其他简牍日书不同，放马滩秦简中有不少篇目专门讲述五行理论，如《五行》篇讲述“五行三合局”，《五音(一)》篇讲述五音、五行与十干、十二支、五方、主客、五色的固定搭配关系，《六甲纳音》篇将六十甲子按“同类娶妻，隔八生子”的律吕相生之法分配于五音、五行等。这些内容都是早期五行学说的基本内核，对后世术家影响甚大，但在其他同时代典籍中尚不见如此完整、系统的表述，值得研究者重视。

《汉书·艺文志》所载不少属于五行家的典籍皆以钟律为占，如《钟律灾异》二十六卷、《钟律丛辰日苑》二十三卷、《钟律消息》二十九卷、《黄钟》七卷等，后人已难知其详。但在放马滩秦简中，却有大量用钟律来占卜吉凶的篇章，正是此类内容，可补史阙。其中有单以十二律为占者，如《贞在黄钟》篇；有以律吕与数字配合为占者，如《占黄钟》《阴阳钟》等篇；有以律吕与三十六禽配合为占者，如《黄钟》篇；有以律吕本身之组合为占者，如《自天降令》《十二律吉凶》等篇。其所卜事项全面涵盖了民众生活的多个方面，甚至涉及一些军国大事。对上述材料加以深入研究，无疑会十分有助于我们对战国秦汉五行家的认识。

第二，放马滩秦简中有许多属于杂占家的内容，大大丰富了我们对于秦汉占卜文化的整体认知。

秦汉时代，占家众多，流派非一。《史记·日者列传》载:“孝武帝时，聚会占家问之，某日可取妇乎?五行家曰可，堪舆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丛辰家曰大凶，历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吉，太一家曰大吉。辩讼不决，以状闻。”其中所见仅某日可否娶妇嫁女，就有七种占卜结果可供选择，足见其时占术之盛。

放马滩秦简所见杂占术种类繁多，原理各异，可与上引记述互相印证，试以“占病”为例说明之。在古人的迷信观念中，生病往往是由于鬼怪作祟所致，《占病祟除》篇就专门讲述如何利用“占图”来占卜病祟。术家如何知道病疵所在?《占病》篇通过数字运算来推定，《五音(二)》篇通过吹律听声的办法来贞测，《黄钟》篇则利用十二律与三十六禽的配合来卜算。人生病后病情如何发展，多久可以康复?《问病》及《占黄钟》篇皆以数字之多寡来验算，《刚柔日》篇以日支之阴阳来推衍，《占疾》篇以建除十二神值日来查看，《十二律吉凶》则以十二律之组合来占断。从中我们不难看出秦汉占卜文化的纷繁复杂与多姿多彩。

第三，放马滩秦简《星分度》篇集中反映了先秦时期天文历法方面的巨大成就，为我们通过天象记录考订古史中若干重要年代提供了可靠的星宿坐标。

《星分度》篇所见二十八宿“古度”是一套有别于传统距度(今度)的星宿距度体系。据我们考证，其最初应用年代大致在春秋晚期，集中反映了我国早期天文学的伟大成就，对于我们深入研究先秦时期二十八宿体系的演变、距星的选择、日月躔次、五星行度乃至“古六历”的产生等皆有重要参考价值，值得学界高度重视。^[20]

《新唐书·历志》载:“秦历十二次，立春在营室五度……晨，心八度中。”其中心宿八度与传统距度五度不合，但与此篇中十一或十二度契合，说明这一古度体系曾应用于秦代颛顼历中。而秦颛顼历乃是承袭殷历而来，实为后者的“变种”。过去学界曾通过推定古籍所载天象的观测年代来解决历史年代学中的若干关键性问题，取得一定成果。但他们在推定天象观测年代时却普遍使用今度坐标，而忽视了更为古老的古度坐标。我们认为，如果利用古度系统坐标来解决这些年代学问题，可能更接近于古史的本来面目。

第四，放马滩秦简《律数(一)》等篇全面记录了秦代及先秦时期音律学方面的多项重要成果，是我们解决秦代十二律相生次序等问题的宝贵原始资料。

战国至汉初时期的律数，仅见于《管子·地员》《吕氏春秋·音律》及《史记·律书》中的片段记载，且语焉不详，后人难知全貌。但在放马滩秦简中却有这方面的完整记述，主要集中在《律数(一)》《律数(二)》及《生律》等篇。《律数(一)》详细记录了黄钟、大吕等十二律吕的“大数”及其相生次序，《律数(二)》则记录了这十二律吕的“小数”，皆是研究秦代及先秦时期音律学的重要第一手资料，十分宝贵。(www.xing528.com)

关于十二律相生次序，《吕氏春秋·音律》曾笼统地说:“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洗、仲吕、蕤宾为上，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为下。”其中“为上”“为下”等关键词语的含义较为模糊，致使后人对秦代生律次序究竟是“先益后损”还是“先损后益”存在不同理解，久讼不决。而放马滩秦简《律数(一)》则明确记载:“黄钟以至姑先(洗)皆下生，三而二；从中吕以至(应)钟皆上生，三而四。”而通过对该篇所载黄钟大数的推算，我们可以确知秦代生律次序是“先损后益，蕤宾重上”。

第五，放马滩秦简作为中国民俗文化的重要源头之一，对于后世多个民俗事项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于十二生肖的起源，前人多认为来自巴比伦黄道十二宫、印度佛经“十二神兽更次教化”的故事或北方草原民族的“兽历”。但放马滩秦简《十二支占盗》及《黄钟》篇所见十二禽中已有十禽与后世十二生肖一致，且《十二支占盗》篇中已见十二禽与五行搭配的迹象，两者之间的亲缘关系是显而易见的，将其视作十二生肖的源头应无问题。^[21]

在南北朝时期，中国民间就有了正月七日为“人日”的民间俗信。南朝宗懔《荆楚岁时记》云:“正月七日为人日。以七种菜为羹，剪彩为人，或镂金箔为人，以贴屏风，亦戴之头鬓。又造华胜以相遗，登高赋诗。”有学者认为这种习俗源自中国古代的创世传说，^[22]但放马滩秦简《候岁》篇云:“入正月一日而风不利鸡，二日风不利犬，三日风不利豕，四日风不利羊，五日风不利牛，六月〈日〉风不利马，七日风不利人。”可见，南北朝以来的“人日”俗信实际上来源于秦代占卜术。

第六，放马滩秦简《丹》篇虽是数术家的作品，但其中死而复生的故事却逐渐演变为后世志怪小说的重要母题之一，对中国文学史研究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志怪小说中，“死而复生”是一个常见的母题，不少研究者认为这是佛教生死轮回观念在文学作品中的反映。如普慧就曾指出，中国古代“死而复生”的观念是佛教“三世因缘”和“因果报应”思想的产物。“魏晋以前，中国人认为死后是不能复生的。然而，自从佛教输入后，这种‘死而复生’的观念和说法也进入了中土，并在民间得到了广泛的流传，以致正史及僧传也多采其说。”^[23]

但从《丹》篇来看，至迟不晚于秦代，中国民间就有了“死而复生”的观念，并已经演绎为一个情节复杂、有血有肉的完整故事。因此，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中类似母题应源自先秦时期就已经广泛流行的鬼神信仰，而佛教的传入对于此类体裁的产生只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第七，放马滩秦简日书作为占卜工具书，集中反映了当时民众生活的各个侧面，为秦代社会生活史研究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李学勤曾指出，对于日书，至少可以从两方面去研究:“一方面，是从数术史的角度去考察；另一方面，还可以作社会史的考察。”^[24]由于统一秦朝的存在时间很短，加之秦始皇焚书坑儒和项羽火烧秦宫等人为毁灭，使得有关秦代的文献记载十分贫乏，除了政治军事以外，其他领域几乎是空白。

放马滩秦简日书作为一种占卜工具书，在神秘主义的数术外衣之下，对当时社会中下层的日常生活给予了全方位关注，蕴含着丰富的社会史信息，集中在普通民众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婚姻家庭以及信仰崇拜等方面，可以弥补传统史料之不足。通过放马滩秦简及其他秦简日书，我们可以多角度地探视数术文化对于秦代民众生活的影响和渗透，从而较为准确地勾勒出当时民众现实生活及精神生活的基本风貌。三十年来，学界已在日书社会生活史研究方面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就，但仍有很大的探索空间，值得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