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体化监督思维助推地区法治水平

检察机关在行使诉讼职能的同时，还行使相对独立的监督职能。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行政机关及其国家工作人员进行监督，简称为“行政监督”；二是在诉讼活动中对侦查机关、法院、执行机关的诉讼活动进行监督，简称为“诉讼监督”，包括“刑事诉讼监督”和“民事和行政诉讼监督”。

（一）转变行政监督模式，公开监督效果，提升检察监督刚性。在我国检察机关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并对其负责。那么，监督的效果损益都可以公开形式进行呈报。也就是权力主体拒绝接受检察机关的正当建议、意见的情况，被量化在每年向全社会公开的工作报告之中，并成为各级人大施加针对性质询的客观依据。说到底，检察机关完全没有必要将监督的落实情况与自身的法律地位挂钩，而应更加重视意见建议的规范性与合理性。一旦法律监督所内附的说理性得以凸显，被监督方更容易心悦诚服地予以尊重，这样就不必再诉诸强制。较之职务犯罪侦查权所营造的威慑效果，面向权力来源的公开化机制或许更好。也就是说，法律监督的后盾，应该是符合程式化要求的人民监督。因而，既要向人大呈报检察监督情况，还应该在媒体等适当平台公开监督成效，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有效提高检察监督的刚性。

（二）细化诉前侦查活动监督，提升监督规范化水平。首先，要与侦查机关建立侦查信息共享机制，尝试与公安机关警综平台对接或者在警综平台为检察机关预留接口，让检察机关可以通过平台适时掌握公安机关受理、立案、撤案情况，增强监督的精细化水平；其次，与行政执法机关完善“两法衔接、信息共享”机制，有效掌握涉嫌犯罪的案件移送情况，从而为强化监督提供信息依据；最后，加强对重点环节的提前介入，针对刑拘后长时间未移送起诉或者撤案的情况，精细化监管措施，设立台账清理制度，对刑拘后释放又长时间未提请批捕或者移送起诉的案件主动介入，查阅卷宗，主动作为。以此，提高监督效能，增强监督的规范化水平。

（三）强化刑事执行检察监督，打造监督重点。刑罚的执行效果是体现社会法治程度的衡量指标。在现行的刑罚执行框架下，特别在社区矫正领域，存在着有规定但规定不细致，以致存在判处缓刑、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被决定或裁定收监执行的工作存在有法不依、执法不力的情况，部分裁定收监执行的罪犯并未收监，成为了社会不安定因素，有损刑法权威。以此为切入口，完善机制强化刑事执行检察，把握监督重点，树立刑法权威。(www.xing528.com)

对于社区矫正的收监问题，因法律法规不够完善，需要通过建立联合工作机构，制定联合工作规范，强化对收监工作的监督。对于涉嫌失职的，要及时通过互联机制向监察部门移送线索，同时呈报人大及其常委会，发挥监督刚性，彰显司法权威。

（四）与监察监督相互配合、相互协助，提升检察监督威慑力。在现行的体制构架下，检察监督与监察监督之间是分工合作、相互配合的。主要体现在：一是，监察委员会对公职人员行使监察，如果监察对象确实涉及刑事犯罪的，它必须将涉嫌职务犯罪的案件移送到检察机关，由检察机关依法提起公诉。二是，检察机关在行政公益诉讼中，必然会发现行政违法行为和行政违法不作为，倘若这些行为中存在公职人员腐败、渎职等问题的线索，应将线索移交至监察委员会。三是，检察机关在监督公安机关实施的刑事强制措施行为和侦查行为、人民法院的审理、裁判、执行行为、以及监狱、看守所行使法律职权的过程中，发现存在公职人员腐败、渎职问题的线索，应将问题线索移交至监察委员会。因此，检察监督与监察监督必须互相配合，才能有效实现各自的监督目标和任务，形成监督的合力，实现监督效果最优化，共同提升监督的威慑力。

法治建设任重道远，检察监督其路漫漫。检察机关必须秉持“欲览风光登高处，志在巅峰不辞遥”的奋斗精神，敢于亮剑、勇于担当，在新时代的检察工作新格局下立足本职，答好诉讼与监督两张“考卷”，既要用“雪压竹头低，底下欲粘泥”的姿态倾听群众呼声，做服务大局的“孺子牛”，也要用“一轮红日起，依旧与天齐”的姿态亮剑不法行为，为公共利益代言，不负党和人民所赋予的伟大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