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情戏：黄河流域的遗失与破坏

戏曲艺术曾是我国城乡人民主要的娱乐形式，但近半个世纪以来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衰落景象，其标志之一是剧种数量越来越少，据新中国成立后历次统计，20世纪50年代全国为368种，80年代为317种，2005年新统计数据为267种，戏曲的发展面临危机。就黄河流域道情戏而言，二十余种之多的道情戏大家族，至今活跃的已寥寥无几，宁夏、内蒙古、河北、安徽境内的道情戏，已多年没有上演，更不用说专业的演员和班社了。近年来，在非遗政策的保护下，道情戏的发展迎来新的契机，但颓势难挽，道情戏在总体上呈现衰落之势，演出频次减少、收入下降、市场萎缩。探其根源，和黄河文化的变迁亦有一定渊源。

首先，黄河文化（尤其是中下游流域）是农耕文明的典型代表，但近些年，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现代化进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击黄河流域传统的乡村结构，在市场经济、精英文化、都市文化的洗礼中，相对闭塞的乡村被迫走向开放、多元，乡村民众的思想观念也发生极大变化，接触新生事物的渠道和方式增加，传统的、带有浓郁乡土气息的道情戏满足不了日益多元的文化需求，在新生代的农民中显得陈旧、腐朽。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曾经鸡犬相闻的乡村空间被打破，城乡分化日益严重，工业文明、城市文明的侵袭加剧了对乡土文化的漠视和冷落。以戏曲演出的重要载体戏台为例，戏台被破坏的程度也空前严重。在晋北，“据《神池县志》记载，20世纪80年代初，神池县境内尚有戏台305个，差不多是村村有戏台，有些村庄甚至不止一个戏台。但到1999年就只剩下185个，其中有些戏台也因为常年不演戏而被闲置”。这些都影响了包括道情戏在内的传统艺术的衰落。

其次，传统道情戏的艺术功能定位难以适应当今社会的需求。在传统乡村社会，戏曲演出不论是在节日庙会还是百姓的日常生活中都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在迎神赛社、宗教祭祀、节日庆赏、婚丧嫁娶等场合，不仅发挥着敬神娱神、祈求平安丰收、宣传传统道义等作用，还在协调人际关系、凝聚族群力量、满足民众心理诉求和审美需要等方面存在意义，戏曲活动成为建构乡村公共空间的重要力量。而今，这样的功能定位显然与当前黄河流域的乡村社会生活相去甚远。如在山陕一带，清末民初道情戏“子弟班”活跃，艺人亦村民，忙时耕作，闲时排戏，以应对随时随地演出的需要，演道情戏成为村民自觉自发的行为和农耕生活的重要补充。现在，乡村社会很少再将祈求五谷丰登、风调雨顺、敬天佑人作为生活中的大事，社会对道情戏艺术日益淡漠。

再次，道情戏民俗环境也遭受破坏。戏曲作为一种文艺形式，它的生存和发展有赖于一定的文化生态环境，而民俗文化无疑是民间戏曲所特有的生存环境，在自然地理、经济文化、观众审美意识等诸多因素的制约下，各地有相对稳定的演出习俗，这种习俗不仅影响到演出市场的形成和发展，也影响到戏曲演出的内容和效果。在一定程度上，戏曲演出是特定时期民俗活动的产物。时至今日，黄河流域的民俗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比如在甘肃的兴隆山庙会，有开场必须唱道情戏敬神的传统，包括一系列演出的仪式与禁忌，随着民俗心理的变迁，现在已经没有那么严格执行。加之经过后来历次政治运动和“文革”的洗礼，民俗活动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处于非法和地下状态。近年来道情戏的民俗环境又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传统的民俗节日变成了文化节和物资交流会，虽然演戏的传统被保留了下来，但是演戏的目的和意义已经发生了变化，曾经作为“神戏”而存在的道情戏却没有随之发展延伸出新的民俗内涵，因此与新的民俗环境逐渐背离。(www.xing528.com)

最后，黄河流域乡村演剧环境亦发生改变。在道情戏生存的广大乡村草台，农村文化生活匮乏，演戏是紧张劳作之余的最佳消遣和漫长农时中的节日狂欢，不论是以宗族为单位的传统社会，还是改革开放前以集体经济为主的时代，演戏是集体活动的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农村集体经济的解体，大量农民进城务工，涌现了许多“空心村”“留守村”，集体活动变得可有可无，戏曲失去了它所依托的诸如赶会、年节等民俗环境，自然淡出人们的视野。此外，唱戏需要大量资金，农村唱戏主要依靠村民的捐款，城镇的演出则主要来自较富裕群体或商业经营活动集资。而现在，这种摊派和集资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群众基础，也丧失了对本土艺术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他们宁愿把资金投入到生产、生活或者子女教育上，或者其他花费较少的娱乐活动。这使得一些村庄即使想唱戏也组织不起来，这种微小但实际存在的因素中断了农村许多地区的演剧活动。道情戏日益被边缘化，也成为一种势所必然。

海德格尔曾说，“从我们人类的经验和历史来看，只有当人有了一个家，当人扎根在传统中，才有本质性的和伟大的东西产生出来”。对道情戏而言，亦是如此，它与脚下这片黄土地休戚与共，它与滚滚的黄河水血脉相通。解决道情戏的生存困境，或许可以从黄河文化的角度破题，从生生不息的黄河文化中汲取力量，再次起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