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与传承道情戏：非遗热潮中的挑战与前景

在非遗热潮的推动下，道情戏如何保护传承成为研究者关注的焦点。河南大学陈家海主持《关于抢救和开发河南道情戏的研究》（研究成果，河南大学艺术学院2001年）、冯建志《河南濒灭剧种唱腔艺术研究》（《河南濒灭剧种唱腔艺术研究》，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陶娜娜《河南太康道情剧团现状的调查与思考》（《大舞台》，2010年第3期），对抢救和开发河南道情戏提出建议；张燕丽《从晋北道情剧团的兴衰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展》（《中国音乐》，2008年第2期）、宫文华《晋北道情戏的生存状况及其发展前景》（《山西大同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等文，探讨晋北道情戏发展之路；高鹤《临县道情现状调查及发展初见》（《太原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及《试论临县道情的价值与市场需求》（《晋中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提出以旅游文化、市场需求等为切入口重振临县道情戏；刘红侠《蓝关戏的艺术价值与传承》（《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提出保护蓝关戏六条对策；路畅《山西兴县李家湾道情的现状与保护》（《音乐研究》，2013年第5期），通过对李家湾道情的田野调查，分析衰败原因并找出对策。

朱忠元《融合创新出奇葩，新曲乡音颂乡情——50年陇剧创作经验刍议》（《艺术研究》，2009年第4期）、刘厚宇《河南太康道情戏程式化浅议》（《戏剧文学》，2012年第3期）、宫文华《晋北道情之传播特点及其晚近的变化》（《大众文艺》，2015年第15期）等从创作、程式、传播等方面论述，扩展了道情戏的研究领域。

在专著方面，《陇原艺术探析》（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收录了相关陇剧研究19篇论文，从陇剧的历史、发展、音乐、唱腔、舞台、审美、程式等各个角度对陇剧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郝震川《清涧道情》（西安地图出版社，2002年版），通过谱例分析了清涧道情戏音乐；樊奋革《陕北道情艺术》（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重点对陕北道情戏曲牌进行归纳，分为唱腔、北路调、丝弦曲牌、唢呐曲牌等；田继宁编《陇上奇葩：甘肃省陇剧院五十年》（甘肃文化出版社，2009年版），记述了甘肃省陇剧院50年发展历程；吕自申等《道情戏》（河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从太康道情戏及剧团历史、音乐、表演艺术、舞美等方面全面呈现太康道情戏的研究成果；杨学业《蓝关戏》（山东友谊出版社，2013年版），内容涵盖蓝关戏的渊源与流变、传承与延伸、剧目与表演特点、唱腔分类与结构解析、旋法特征与常用手法、帮腔衬腔艺术特征与运用，包括此书在内的“山东地方戏丛书”还有八仙戏、渔鼓戏相关论述。

除上述外，倪彩霞《道教仪式与戏剧表演形态研究》（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五章“道教与仪式剧”，论述道情戏保留了宗教功能；李艳《明清道教与戏剧研究》（巴蜀书社，2006年版）第四章“道教与地方戏的结合”论述了道教的形成发展与明末清初道情戏的关系；张泽洪《道教唱道情与中国民间文化研究》（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七章“中国北方的皮影、戏曲道情”也涉及道情戏相关研究。

这一时期，道情戏研究论著数量和质量大为提高，呈现出新的研究特点。一是除音乐唱腔、剧目表演等本体研究，更有对文化生态、保护传承等研究，涉及音乐学、民俗学、宗教学、文化地理学、传播学等领域；二是研究方式转变，田野调查的普及，研究者尤其是高校研究生走出书斋，走向为道情戏生存和发展提供肥沃土壤的草台原野，大量一手资料使研究更“接地气”；三是借助非遗东风，从政府扶持、传播媒介、剧团市场化运作、演员培养，与民俗旅游产业结合等方面提供新思路、新对策。论著数量虽大，但参差不齐，存在着局部研究多，整体研究少；历史溯源多，展望预测少；艺术本体研究多，深入拓展领域少等问题。(www.xing528.com)

20世纪以来道情戏研究简评

纵观20世纪以来道情戏研究，研究史呈正弦上升曲线态势“两高一低”构成，两高分别指20世纪20至50年代和20世纪80年代至今，一低是由于政治因素而造成六七十年代研究低谷期。

随着三个时期的推进，道情戏的研究内容、方法和领域也不断拓展。 20世纪初至中叶，学者们大抵还是采用描述式、现象论的简单论述，研究也不够全面，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研究内容由较为单一的现象论到音乐论、表演论、文化论，视野更为开阔，涉及戏曲理论与实践各个方面；研究方法也从单纯文献梳理、文本分析到运用音乐学、文化地理学、民俗学等理论分析，尤其是近十年以来，田野调查的普及，个别访谈、问卷调查、图像采集等普及运用，道情戏剧种（剧团）的演出活动、生存状况等资料大量挖掘，田野调查已然成为道情戏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方法；研究领域也由“一剧一团”的个体研究向外放射，扩展到道情戏与文化地理学、民俗学、非遗保护等更为广阔的空间，并由这种交融引发了学界对于戏曲与宗教独特现象的关注，如道教仪式与戏曲、说唱与戏曲等研究，而这种博约相兼，又反过来促进了道情戏研究自身的全面与深入，涌现出一批学者和较有见地的研究成果，出现了一些热点论题，如对道情戏渊源的再考察、新时期道情戏的继承与发展等，这些都提升了道情戏研究的层次和水平。

当然，也有一些问题值得反思。首先，道情戏作为承载着宗教精神、民俗风情、娱神娱人的综合性艺术，单纯依靠文献梳理和田野调查来研究道情戏明显力不从心，必须突破文献和方法的瓶颈，多视角、多侧面、跨学科促进道情戏研究的深入发展；其次，道情戏呈点状分布在黄河流域多个省份，与整体的文化地理环境、宗教生态状况等息息相关，应打破有形的行政区划和无形的本土研究壁垒，改变以往个体性、地方性研究为主的格局，由点及面、由表及里，以更广阔的学术视野提升道情戏的学理层次；再次，戏曲艺术是活态的艺术，至今仍有众多道情戏的草台班社活动于广大农村地区，对道情戏的探索，要将共时性与历时性研究相结合，并回到田野进行活态研究，以期使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得到更好的保护、传承与发展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