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情戏研究初发期：1920年至70年代末的探索与发展

20世纪初期，社会环境风气云涌，清末的“花雅之争”释放了地方戏蓄积已久的张力，道情戏逐渐兴盛，“邑境最流行……次为道情班，情词鄙俚，做工简单，所演剧本，多闺阁琐事”。道情戏处于由坐摊、广场、社火、秧歌等初级形态向完备独立的剧种过渡时期，班社林立，名家辈出。早在40年代，陕甘宁边区已运用道情音乐创造街头剧进行抗战宣传，开创了道情戏演出的新形式。新中国成立后，受艺术政策影响，商洛道情、关中道情、陇东皮影道情等纷纷创排搬上戏曲舞台，道情戏大家庭蔚为壮观。“文革”中，蓬勃发展的道情戏几近凋零。

与此同时，道情戏的研究刚刚起步，从现存国内研究资料来看，这一时期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民国时期学者从文献出发，对道情艺术进行总体的概述；另一方面是随着新中国成立后创排新道情戏剧种的热潮，而兴起的总结、探究之作。但总体说来，本时期对道情戏进行研究的人较少，有学术价值的文章和著作也较少，因此视为研究的萌芽期。

早期尚未厘清道情概念，往往将各多种道情艺术形式混为一谈，对道情戏本源探究，往往与曲艺道情、歌曲道情等相关联。研究道情第一人首推李家瑞，他的《唱道情》（《人世间》，1935年第36期）一文对道情缘起、乐器、表演方式、文人道情进行介绍，勾稽了道情发展历史，很多观点至今为后学沿袭。其他研究者多是将道情作为词曲或俗文学的一部分，言简意赅予以描述。张履谦《相国寺民众娱乐调查》（开封教育实验区出版部，1936年版）记录了开封相国寺道情艺人的生存状况，开创了实地调研道情艺术的先例。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商务印书馆，1938年8月版）将道情列入第十四章“清代的民歌”等。新中国成立初期，陈汝衡《说书史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叶德均《宋元明讲唱文学》（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有涉及道情。准确说来，这些论著多是从词曲、说唱角度，并无直接对道情戏的研究，但对道情艺术提纲挈领、要言不繁的论述，为道情戏研究打下了理论基础，是研究道情戏不可或缺的重要参考。

1959年第18期《戏剧报》刊登《我国有多少剧种》，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剧种统计，相关道情戏剧种（笔者摘录）有13种：河南道情戏、八仙戏、渔鼓戏、南官戏、蓝关戏、晋北道情、洪赵道情、晋南道情、神池道情、右玉道情、陇东道情、陕北道情、关中道情等，虽未展开论述，却是对道情戏系统的第一次普查，道情戏作为独立的舞台艺术正式走入研究者视线。

这一时期，研究多集中在新创排的道情戏剧种上。由陇东皮影道情发展而来的陇剧，排演《六姑娘》《枫洛池》等剧目成功，一批总结、研究文章应运而生，如《陇东道情是怎样搬上舞台的》（《戏剧报》，1958年第23期）、贾正民《道情剧》六姑娘《舞台美术设计的一点体会》（《戏剧报》，1958年第24期）、马少波《欢迎新事物、新生命》（《戏剧报》，1959年第19期）、《陇东道情怎样走上舞台》（《山西戏剧》，1959年11月）等文章，详细叙述创排陇剧时唱腔、表演、音乐、舞美等方面遇到的问题和改进方法，为陇剧确立奠定了基础；而《从皮影戏到》枫洛池《的道情唱腔》（《人民音乐》，1959年第9期）、张之江《新剧种带来新鲜感，新剧目有着新面貌》（《新民晚报》，1962年10月14日）则记录了陇剧代表剧目《枫洛池》的艺术成就，充实了陇剧的内涵。(www.xing528.com)

同时，陕西、宁夏等地也尝试将皮影道情、曲艺道情搬上戏曲舞台。 1960年第4期《陕西戏剧》刊发了三篇有关道情的文章：《陕南道情怎样搬上舞台》《安康道情》《新的尝试》，总结皮影道情搬上舞台的指导思想，以及在表演、音乐、唱腔、舞美方面的创新；刘同生《关于宁夏道情》（《宁夏文艺》，1963年第2期），分析了宁夏道情戏音乐特点，与陇东道情、陕北道情的血缘关系；王世兴《宁夏道情的推陈出新》（《宁夏文艺》，1963年第5期），总结宁夏道情戏在演出形式、剧目内容、语言特色方面的三个改变。

国外相关道情研究，主要集中在日本，较著名的有泽田瑞穗《关于道情》（《中国文学月报》，1938年第44号）、《道情考补遗失》（《天理大学学报》六八，1970年），考察了道情的源流。还有小野四平、波多野太郎等人，多集中在对曲艺道情的考察。

在这一阶段，《枫洛池的创作及其他》（敦煌文艺出版社，1960年版）一书，围绕陇剧《枫洛池》的创作及演出，涵盖了梅兰芳、马少波、胡沙等人11篇文章，提高了陇剧的理论层次。山西省文化局戏剧工作研究室主编《晋北道情音乐》（山西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是研究地方道情戏剧种的第一部专著，该书通过走访神池、右玉等地道情戏老艺人，收集晋北道情戏音乐资料，对其历史源流、音乐体制、调式、乐器、鼓点、曲牌、唱腔曲调等诸多方面进行系统的阐述，是晋北道情戏曲音乐形态研究的重要著作。

在第一阶段的半个世纪，民国间诸多大家参与奠定了道情戏研究的理论基础，原始材料的挖掘和收集对于研究领域的开拓具有揭橥之意，但没有将道情戏看作一个独立的客体进行研究。新创排道情戏的经验总结与演出实践紧密结合，多是常识性介绍，研究材料驳杂、朴实、稚嫩。“文革”中，政治话语的主导地位及研究人员的匮乏，又使这一羸弱幼苗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另外，这一阶段研究仅涉及新创排道情戏，其他道情戏都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很多领域尚未涉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