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作为特殊的文化现象,是文化产生和发展的关键。“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语言作为文化地理研究的重要指标,在文化认同方面的作用不言而喻,而戏曲作为最典型的语言艺术,戏曲艺术的差异往往也反映在方言的地域差异上,方言与戏剧的地理分布具有极为密切的相关性。魏良辅《南词引正》就说到北曲有中州调、冀州调之分,沈德符《万历野获篇》也指出北派声腔有金陵、汴梁、云中的不同。游汝杰在《地方戏曲音韵研究》一书中所说,“任何一种戏曲,其起源都局限于一定地域,采用当地方言,改造当地的民间音乐、歌舞而成,其雏形阶段都是地方戏。其中只有少数后来流行全国,大部分仍带有地方性,区别这些地方戏的最显著的特征是方言,而不是声腔。……声腔可以随方言变,方言却不肯随声腔改”。因此,考察诸多道情戏所在地的语言特征,是审视其形成发展的重要指标。
周振鹤在《现代汉语方言地理的历史背景》一文中指出,经过南宋以后不断的变化,我国形成了现代汉语七大方言分布的地理格局。七大方言为官话北方方言、吴方言、湘方言、粤方言、闽方言、赣方言和客方言。其中北方方言分布地域广,内部一致性比较明显,包含东北、华北、西北、大西南以及华东、华中等广大区域,而横跨九省(区)的道情戏剧种,全部分布在这片广袤的北方方言区,虽然其或分属于不同的方言亚区和方言片,但共通语言是其在各地相继兴起的重要基础。正如陇剧虽然在甘肃省内具有统领地位,但“在全省境内,其音乐色彩区分布狭窄,不具备对全省音乐因素的代表性,流传至河西、陇南、天水一带,群众学唱起来难以上口”。这是由于陇剧采用陇东方言,属于关中语系,而甘肃省内其他地区民族、语言复杂,造成陇剧很难在省内普及、宣传和推广。共通的方言区是影响道情戏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除语言之外,交通的作用亦不可小觑。“在古代的交通中,河流应占最重要的地位。这有两方面原因:一是河流有舟船之便;二是山地丘陵地带的河流虽然没有航运之利,但是河谷平地却自然成为交通的孔道。尤其是在山地和丘陵地带,移民往往是溯河而上或沿河而下。河流的沿岸往往是可以垦殖的山谷平原,所以一条河流的流域也常常成为一个经济带。”黄河漕运及其沿岸的官道,成为连接黄河沿岸尤其是中下游地区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重要枢纽。(www.xing528.com)
俗话说,“商路即戏路”,经商活动对戏曲的形成与传播亦有重要影响。明清两代,山陕一带商贸发达,商贾众多,正如明万历年间谢肇淛《五杂俎》中所记:“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山右或盐,或丝,或转贩,或窖粟,其富甚于新安,新安奢而山右俭。”由此可见,山陕一带的商贾,经营范围颇广。尤其是晋商,“山西商人自从明代崛起之后,经清康熙至乾隆的一百几十年的发展,进入了它发展的盛期”。作为十大商帮之首,号称“晋商足迹遍天下”。财富的积累带来娱乐的发展,戏曲作为传统社会最重要的娱乐方式受其影响颇深,在山西民间有“戏以商传播,商以戏繁荣”的美誉。晋商不仅资助、邀请、自建戏班演出,而且在全国尤其是北方地区修建会馆,凡会馆处多有戏台,便于同乡欢聚、祭拜祖先、酬神唱戏,或联络情感、解除纠纷等等。这些商业活动无形中促进了包括道情戏在内的地方戏的发展,也从另一个方面解释了在三晋大地道情戏剧种数量最多、范围最广、活跃最频的原因所在。而就整个黄河流域而言,经济联系密切,商贸活动频繁,这也是道情戏在北方形成的基础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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