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用一个故事来作为本章的开篇。很久以前，发生了一场千百万人被屠杀的战争。当历经多年战事后，一方最终胜出，战争结束了，每个人都说这应是历史上的最后一次大战。为实现那一目标，战胜国派出了所有最具智慧的人士召开了一场盛大的和会。他们被赋予起草一份协议的重任。这份协议将被精心设计，使它对所有人来说都无疑是公正的，进而能消除作为人类现象之一的战争。不幸的是，那项协议仅仅持续了20年。
接下来又发生了一场千百万人被屠杀的大战。当历经多年战事后，一方最终胜出，战争结束了，每个人都说这必定会是历史上的最后一次大战。但是，令所有人恐惧的是，这场冲突中的胜利者们立刻陷入了内讧，结果始终没有召开和会。几年之内，每个主要的胜利者都开始把彼此而非以往的敌人视作他们生存的主要威胁；每方都谋求通过研制至少在理论上能结束地球上所有人生命的武器，来确保自己的生存。令人费解的是，这次的安排持续的时间居然比上次长一倍，而且直至故事结束时似乎也没有显示出很快将会瓦解的征兆。
当然，这只是个故事；一般说来，人们应该不会把故事太当真。然而，有时候故事比通常的解释更能清楚地阐明现实，而上面的这个故事或许就是此类故事当中的一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关系体系就是这样一个案例：没有经过任何人设计，甚或没有人想到它能持续如此之久；这种体系并不是建立在道德和正义的原则之上，而是建立在独断地、明显地人为划分世界势力范围的基础之上；它体现了近代历史上除战争外最为激烈和最为持久的对抗。这一体系存续的时间比经过周密设计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协议存续的时间长一倍，其持久性基本相当于梅特涅和俾斯麦的伟大的19世纪国际体系，而且与先前的体系不同的是，它在经历了四十几年的存在之后，还没有显示出要瓦解的明显征兆。它足以而且应当引起人们的思考。
可以肯定的是，在人们回忆冷战历史之时，“和平”绝不是第一个出现在脑海中的词汇。毕竟，那段时间见证了世人所知的最大规模的军备竞赛，一系列久拖不决的、破坏性的有限战争，大量革命、族群暴力、宗教冲突和内战，以及一些在人类经历中最为深刻、最难以控制的意识形态竞争。而且，那些更为古老的灾祸，如饥荒、疾病、贫困、不公正等，还远没有从地球上消失。人们可能会问，在这个道德和精神的荒漠，忍受世界各国在当中各行其是，并把它称作“和平”，岂不是有点过分？
这当然有点过分，但也正是要害所在。过去的40年里所有想象得到的理由都足以导致一场大战——这些理由在任何其他时代都能给这样的一场战争提供充分的理由，但值得讨论的是，其实并没有这样一场战争；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安排具有非正义性和完全人为的特点，但它到现在却已经持续了几十年。那可能不是值得庆贺的理由，但它至少是调查研究的基点：我们要试着理解在面对如此多的挑衅时，大国和平究竟如何成功地存在了如此长的时间，并思考我们能做些什么来确保那一情形永存。因为，毕竟我们有可能会使局面（比现在）更糟糕。
任何试图理解为什么没有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人，都会遇到一个问题，它与夏洛克·福尔摩斯和那条晚上不叫的狗的问题没什么两样：人们如何解释那些并没有发生的事情？人们如何解释美国与苏联之间的重大冲突——根据迄今为止所有的历史经验标准来看早应该发生——实际并未发生呢？这个问题与某些方法论上的困难有关，可以肯定地说：解释发生过的事情总比解释没有发生的事情要容易。但在国际关系学者中存在着的一种奇怪的偏见强化了这一现象：如杰弗里·布莱尼（Geoffrey Blainey）曾评论的，“在讨论战争原因的每一千页的出版物中，可能只有不到一页的篇幅是直接研究和平的原因”[2]。即使是“和平研究”学科也存在着这一失衡现象：人们更多关注我们必须做些什么来避免大动乱，而不太关注“为什么鉴于原本可能导致战争的原因，战争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生”这个同样有趣的问题。
如果有关战争原因的研究已对战争为什么发生这个问题得出了近于共识的结论，那么处理这个问题就相对容易了：我们可将那一分析应用于分析1945年后的时期，并考察一下这段时期的情况与这个结论有何不同。但是，事实上，这些研究并无多大助益。历史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统计学家甚至气象学家在什么原因导致战争的问题上进行了多年的艰苦研究，而最近的一篇文献综述得出的结论是，“我们对战争的理解仍停留在初级水平。关于战争的原因还不存在广泛接受的理论，对于用来揭示战争原因的方法论也基本没有取得共识”[3]。
对国际体系的比较研究也没能把事情解释得更加清楚。这里的困难是，我们的实际经验仅局限于一种体系，即均势体系的运作，不论这一体系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以“多极”格局为特征的国际政治中进行运作，还是在此后以“两极”格局为特征的国际政治中进行运作。[4]其他替代性的体系仍只是理论家们头脑中的抽象概念，对增进我们对现实世界中的战争如何发生或如何避免的理解帮助甚少。[5]
但“体系理论”本身又是另外一回事：在这里，人们能够找到思考自1945年以来国际关系本质的有用出发点。政治学家告诉我们，当满足两个条件时，一种“国际体系”就会存在：首先，体系内单元之间存在互动，这使得体系某些部分的变化也会引起其他部分的变化；其次，作为整体的体系的集体行为不同于构成体系的单元的预期和考虑重点。[6]当然，要证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关系中的“相互联系”并不困难：这段时期最显著的一个特征是，大国往往倾向于假设，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很少有不以某种方式加强或损害其自身直接利益的。[7]国家的集体行为也与它们各自的预期不一致：1945年的临时安排在40年中基本保持完好这一事实，可能会令在德国和日本投降后那些激动人心的繁忙时日里匆忙拼凑起这一安排的政治家们感到惊讶，甚至很可能感到惊骇。[8]
系统理论的一个尤为可贵的特点是，它提供了区分稳定的政治结构与不稳定的政治结构的标准。这有助于解释缘何有的国际体系比别的国际体系更为持久的事实。卡尔·多伊奇（Karl Deutsch）和J.戴维·辛格（J. David Singer）将“稳定”界定为“体系能够保持它所有的基本特征，避免任何一个国家支配该体系，保证大多数体系成员能继续生存，防止大规模战争的发生”。多伊奇和辛格补充说，正是体系的特征使它有自我调控（self-regulation）的能力：它具备消除那些可能危及其生存的刺激因素的能力，就像是飞机上的自动驾驶仪或蒸汽机上的调节器那样。“自我调控”的体系与他们所称的“自我恶化”（self-aggravating）体系非常不同，后者指那些失控的状况，如森林大火、吸毒成瘾、通货膨胀、核裂变，当然还包括全面战争在内——尽管学者们并没有引证这个例子。[9]反过来，当体系内的主要国家间就它们参与其中试图维护的目标达成某种基本共识时，当体系的结构反映了在各成员之间的权力分布时，以及当成员之间存在一致的分歧解决程序时，自我调控机制最有可能发挥功用。[10]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体系是否符合这些“稳定”的标准？当然，它最基本的特征——两极——保持完好，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军事强国之间以及与其最接近的竞争对手之间，就差距而言，与40年前相比并没有什么实质性差别。[11]与此同时，不论是苏联、美国还是任何其他国家，都没有能力完全主导那一体系；1945年时体系内最活跃的国家在今天大部分仍然保持活跃状态。当然，对于“稳定”最令人信服的论据是，至少到目前为止，没有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这样，表面看来，用一个“稳定”的国际体系概念来理解我们过去40年的经历是站得住脚的。
但什么是自我调控机制呢？如何创造一种使机制得以运行的环境？与近代史上其他的稳定和不稳定的国际体系结构相比，那些机制及其运行的环境又有什么相似之处或不同之处？存在什么样的条件会损害机制的运行，并使自我调控的体系转变为自我恶化的体系？战后的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对这些问题尚未给予应有的重视。随之而来的是对这些问题的一系列推测，鉴于目前的知识水平，我所能做的也只是推测，但是这些推测的重要性却是不言而喻的。
但是，我要强调一下，本章关注世界现在和以往的运作方式，并不是想对我们目前的困境进行开脱或加以证明。它也并不意味着排除了最终会向更好方向发展的可能性。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得出一个兼具稳定性和较大正义性，且与现有体系相比风险较小的国际体系，我们也应该继续思考这些问题。但如果没有战争——没人希望有战争，那么国际关系的变化将会是渐次演进而非一蹴而就的。那意味着替代体系即便会发展出来，也很可能不会全盘否定现有体系，而更可能是从现有体系发展而来的变异体。所以，我们有理由去了解我们现有的体系，区分它的稳定性和不稳定性，并试着强化它的稳定性以使其成为我们能适时而幸运地做得更好的基础。
任何这类调查研究都应当首先将要探讨的国际体系与组成该体系的国家的行为区别开来。[12]这么做的原因很简单：如果缺少结构上的先决条件，单靠行为是不能保证稳定的；而在特定情况下，甚至在行为上的先决条件并不理想之时，结构却能够带来稳定。[13]你只需把1945年的安排与先前1919年的安排作个比照便能明白这一点。
如果仅仅是政治家的意图起主导作用的话，那么1919年巴黎和会可能已经引领世界政治进入了一个稳定时期，就像大约一个世纪前的维也纳和会使欧洲步入稳定时代一样。聚集巴黎的外交官们自然牢记着较早的先例；[14]他们清楚获得胜利所要付出的代价，因此他们在完成任务的同时也在思考，作为国家间争端解决手段之一的战争是否已经完全丧失了功用。[15]能像1919年那样利用有大量专业知识的和约谈判者，在历史上即便有过，也不多。[16]而且，他们当中最有影响力的伍德罗·威尔逊还决心超越“旧外交”的常规和惯例，构建一种可将权势与道德整合在一起的解决方案。据说威尔逊是这样要求他的顾问的，“告诉我什么是正确的，我将为之而战斗”[17]。至少就民族自决的观念而言，凡尔赛和约的确如同近代史上的其他条约一样，包含了正义原则。[18]
不幸的是，这样做忽视了权力的现实。它打破了古老的奥匈帝国，这一举动足够准确地反映民族主义者的愿望；但却没有为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和匈牙利这些继承国提供必要的军事或经济手段来维持其新建立的主权。[19]更为短视地，这一条约并没有做任何努力来调节德国和苏联的利益，这两个国家的人口和工业能力必定使它们能够对战后欧洲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因此，当凡尔赛体系最终在1939年崩溃时，人们不应当感到惊奇，它的崩溃在很大程度上是这两个国家所达成的以东欧为代价进行瓜分交易的结果。因为在20年前，和约缔造者出于正义的考虑，忽视了这两个国家的权力。[20]
相比之下，没有人会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和约描绘为正义的胜利。那一和约武断地将诸如德国、奥地利和朝鲜这样的主权国家分裂开来，这种划分并非因为有谁觉得这样做是对的，而是因为美国或苏联都无法在哪一方的占领军应该先撤退的问题上达成一致。[21]和约根本没做任何事来阻止几个国家被纳入苏联的势力范围，直到今天它们仍旧属于苏联的势力范围；而这些国家的独立在1919年协议中曾得到了承认，而且英国正是为了保卫波兰独立才于1939年加入了战争。[22]与此相应的是，和约还见证了美国在西欧、地中海和太平洋创建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尽管这与苏联的势力范围有很重要的不同——其中的大部分国家是出于自愿、而非被迫与美国联合[23]，但无论多么地心甘情愿，都需要它们在某种程度上牺牲自己的国家独立。
结果就是现代历史上首次出现了真正的权力极化。的确，世界在古代就拥有两极体系的有限经验：修昔底德对雅典和斯巴达之间敌对的描述无疑给予今天的我们可怕的共鸣；冷战时期的政治家们也不会忘记，他们在学生阶段所学到的罗马和迦太基的争斗。[24]但这些都只是地区性而非全球性的冲突，直到1945年，人们才似乎得以振振有词地谈论一个被划分为两个竞争性的势力范围的世界，或谈论控制着这些势力范围的超级大国。汉斯·摩根索在1948年写道，国际局势已经简化为“两个巨人警惕而又怀疑地相互对视的原始景象……进而遏制或被遏制、征服或被征服、摧毁或被摧毁就成了新外交的标准用语”[25]。
现在，对许多人来说，两极看来似乎是组织世界政治的一种笨拙而又危险的方式，如同40年前一样。[26]简单的几何学逻辑证明，一个基于三个或更多个支撑点的体系可能会比基于两个支撑点的体系更为稳定。但政治不是几何学：时间的推移和经验的积累业已表明，两极国际关系体系内某些稳定的结构性因素在先前的多极体系中是不存在的：
（1）战后两极体系现实地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军事力量分布的基本事实[27]——就这一点而言，今天的军事力量分布仍是如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与1919年的安排明显不同，1919年的战后安排几乎没有考虑到要满足德国和苏联的利益。事实是，其他类型的强国——尤其是经济强国——从此开始崛起，并在某些特定产品的生产方面能够挑战甚至超过苏联和美国。但像联邦德国、巴西、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以及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政治地位表明，高效生产录像机、摩托车甚至汽车和钢铁的能力，要转化成任何接近于华盛顿或莫斯科塑造整个世界事件的能力，都仍需时日。
（2）1945年后的两极结构是一个简单的结构，不需要高超的领导就能维持它。19世纪伟大的多极体系的崩溃，很大程度是因为它们的复杂结构：它们需要梅特涅或俾斯麦来将其整合在一起，当无法找到拥有那一能力的政治家时，它们就可能分崩离析。[28]苏联和美国的政治体系都不需要专门寻找具有相当杰出才能的政治家并委以重任；在外交事务上表现出的技能都不是成为这两个国家领导人的主要的前提条件。然而，国际关系的两极结构由于牵涉到两个主要行为体，因而具有较高的风险，这可能导致这些政治家们变得谨慎和自制，并且倾向于阻止不负责任的行为——不管其个人的品性如何。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Waltz）指出，“这不是说人们可以怀有乌托邦式的希望，认为所有未来的美国和苏联统治者都会具有近乎完美的品德……而是说，两极世界的压力强烈地促使他们在国际上以一种不同于人们根据其性格所预料到的、更好的方式采取行动”[29]。
（3）因为两极体系的结构相对简单，因而体系中的同盟要比19世纪和1919—1939年间的同盟更为稳定。这一点是显著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存在的时间，到现在已经与一战前最持久的德奥同盟存在的时间差不多；北约的存续时间已是法俄同盟的两倍，而且当然比两次大战期间任何脆弱的联盟存在的时间都要长。该组织的主要竞争对手——华沙条约组织——则与它存在的时间差不多长。其原因很简单：说到底，同盟是不安全的产物[30]；只要苏联和美国是彼此及各自代理国的主要威胁来源，那么两个超级大国在维持其所控制的联盟时就不会遇到太多的困难。在多极体系中，不安全的来源可能会远为复杂而且各有不同，因此人们发现联盟发生变动以适应这些变化，这是不足为奇的。[31]
（4）与此同时，可能是因为基本的联盟体系保持了总体稳定，所以美国和苏联联盟中盟友的背离——对美国来说是中国、古巴、越南、伊朗和尼加拉瓜，对苏联来说是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埃及、索马里以及中国——都得到宽容，没有引起重大分裂，而在更微妙的多极均衡体系中，伴随这种变化而来的将会是重大的分裂。像中国这样规模的国家能够在冷战时期两次转换联盟，而没有对超级大国的地位带来任何更为重大的影响，这一事实说明了两极所带来的稳定性；可以将这一记录与1914年前看来很小的插曲所带来的影响进行对比，如奥地利吞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或谁来控制摩洛哥的问题。虽然两极体系中的同盟比多极体系中的同盟更为持久，但与此同时在两极体系中对背叛也更为宽容，这正是两极结构的不同寻常之处。[32]
简而言之，没有任何人对其加以设计，也没有任何考虑正义要求的想法，战后时期各国幸运地生活在了这样一种国际关系体系之内：因为它是基于一种权力现实之上的，所以有助于实现秩序，尽管谈不上正义，但却比人们所预期的更好。
但是，如果说两极结构本身鼓励了稳定的话，那么苏美双边关系中的某些内在特点也有助于稳定。在冷战开始之前，人们一度普遍认为，俄美之间虽然周期性地出现关系紧张，但双方却从未真正开战；然而，同一说法却不适用于美苏任何一方与其他国家的双边关系，如英国、德国、意大利、奥地利—匈牙利、日本或法国（如果算上美国人在1798—1800年间未经宣战而发动的海战的话）。如果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考虑，苏联和美国的政治制度差异极大，那么这一记录就更不同寻常了。历史学家福斯特·雷亚·杜勒斯（Foster Rhea Dulles）在罗斯福和斯大林1943年第一次会面后提出，美苏友好关系不会轻易地发展起来，但“友谊的根基是如此之深，多年来在发展过程中共同利益压倒所有其他分歧，这一事实使迈向新和解的努力被认为不仅符合两国的短期利益，而且也符合两国的长期利益”[33]。
冷战的开始使得这一观点似乎不那么令人信服了。历史学者现在提出，断言美国与苏联的关系曾经友好过，那是把和谐与停滞弄混淆了：考虑到俄国和美国在19世纪交往频率不高，“友好”的传统显然不那么引人注目。一旦接触变得频繁，如同它们在20世纪开始后那样，冲突也就迅速接踵而来，甚至在西方政治家开始担心布尔什维克的影响或者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迫近的危险之前，这种冲突就已产生了。[34]但即便是在美苏和睦关系破裂之前，不管这种和睦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杜勒斯的观点仍是正确的：苏联人和美国人依旧没有发生战争，尽管事实上苏联人和美国人曾经与其他主要大国几乎都进行过战争。由此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撇开美苏政府实际上所遵循的政策不说，美苏关系本身是否存在一种有助于稳定的结构性因素？
古典自由主义长期以来都有一个假设，国家间的交往越广泛，和平的机会就越大。它认为，经济相互依赖使得战争不太可能发生，因为各国都逐渐在生活用品上彼此依赖，因而无法承受战争的代价。它还提出，文化交流导致国家之间对彼此的关切更为了解，进而降低误解的可能性。古典自由主义假设，“人与人”的接触使得国家间更好地相互“了解”成为可能；因此，它们之间发生战争的危险也就相应地降低了。[35]
这些结论让人很乐于相信，但显然不能为历史事实所证实。如同肯尼思·华尔兹指出的那样，“最激烈的内战和最血腥的国际战争都是发生在事务密切交织、人口高度相似的地区”[36]。例如，想想过去一个半世纪里那些代价最为高昂的军事冲突吧。这些冲突现在可以很方便地从密歇根大学的“战争相关性”（Correlates of War）项目中获得统计数据。在10场最血腥的国际战争中，每场都要么发生在直接毗邻的国家之间，要么发生在贸易上往来频繁的国家之间。[37]无疑，经济相互依赖没能阻止德国、法国、英国、俄国和奥匈帝国在1914年走向战争；美国是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这一事实也未能阻止日本于1941年袭击珍珠港。自1945年以来，内战要远多于国际战争[38]，仅这一事实便足以对相互依赖必然孕育和平这一命题提出质疑。
与两国和世界上其他国家存在的广泛联系相比，美苏关系是一种相互独立的关系。它们占据着地球的两侧这一简单事实就与这一点相关：地理上彼此相距遥远使得它们没有多少机会产生不满，产生那种堪比阿尔萨斯—洛林、波兰走廊、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和耶路撒冷等历史争议区中民族统一主义者的不满。在苏美军队——或代理人的军队——发生直接接触的少数地区，美苏双方都设置了人为的障碍，如朝鲜非军事区或柏林墙。或许这在不知不觉中印证了一位美国诗人冷冰冰的箴言：“好篱笆产生好邻居”。
这两个国家也没有在经济上以任何重要的方式相互依赖。美国当然不需要从苏联进口任何它在别处无法获得的东西。对于苏联人来说情况无疑是不同的，然而，即便苏联从美国进口大量的粮食，可能它还想引进先进的技术，但还远谈不上完全依赖于这些物品，正如最近试图通过拒绝给予苏联这些物品而迫使其改变行为的努力遭遇失败所充分说明的一样。苏联人和美国人在经济领域相对说来是无所畏惧的，这可能令各自的决策者感到沮丧，但从国际稳定的角度来看，两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也是两个最能自给自足的国家，这或许是一种幸运。[39]
但扩大国际交往会促进和平吗？苏联人和美国人没能更好地相互理解，这是不是它们关系不稳定的一个潜在缘由？如果误解发生在国家领导层的话，那么它显然是这样：战后时期苏美最严重的对抗——古巴导弹危机——即被普遍认为起源于彼此对于对方意图的极大误解。[40]但“人与人”的接触则是另一回事。国际关系史充满了“近之则不逊”和“近之也逊”的例子：有太多国家的人民相互间非常了解，结果却对彼此极度厌恶——法国和德国、苏联和波兰、日本和中国、希腊和土耳其、阿拉伯和以色列等等，这些都使人无法相信“人与人”的接触总能产生和解效应。[41]而且，美国对外政策只是有限地依赖于大众观念，而苏联则完全不依赖于它。[42]没有理由认为，旅行机会、学术和文化交流甚至“友好城市”（sister city）会对美苏关系持续产生任何不稳定的影响，但也少有证据表明它们会持续产生稳定的影响。
苏联和美国相互独立而非相互依赖：美苏之间只有很少的经济杠杆可用，两个如此不同的民族鲜有机会互动等事实，都证明了这一点。因而，很可能的是，它们相互独立的程度本身构成了对两国关系稳定的一种结构性支持，不论其各自政府实际上做了些什么。
然而，结构也能从另一个角度影响外交：那与外交政策的国内根源有关。正是卡尔·马克思 （Karl Marx）第一个唤起人们关注社会和经济力量对政治行为的影响。约翰·霍布森（John A.Hobson）和列宁（V. I. Lenin）随后从这一命题中得出，资本主义既导致了帝国主义的产生又导致了战争的发生。同时，约瑟夫·熊彼得（Joseph Schumpeter）提出了另外一种替代性理论，将国际冲突的起源归结为贵族政治、官僚政治和个别领导人“原始的”不安全感。[43]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都强调了国内结构影响在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上的重要性[44]；学者们对这些因素在两次大战期间的外交中所发挥的作用兴趣日益浓厚[45]。但在多大程度上，人们可以说国内结构塑造了自1945年以来苏联和美国对于彼此的行为呢？这些影响因素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体系稳定的效果何在？
有关国内结构和外交之间关系的文献在美国相当繁杂：当然，对于国内影响如何决定对外行为还没有明确的共识。[46]然而，人们坚持不懈地努力将美国经济结构与对外政策联系起来，最明显地莫过于资本主义为了生存需要而扩张性地寻找原材料、市场和海外投资机会这一论断。这一理论本身出现在冷战之前，是由查尔斯·比尔德（Charles A.Beard）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所提出来的，但它留待威廉·阿普尔曼·威廉斯（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做出了最有影响的归纳，后者在1959年首次出版的经典著作《美国外交的悲剧》（The Tragedy of American Diplomacy）中将它称之为“门户开放”的扩张主义。[47]更近些时候，那些揭示“社团主义”影响的研究成果以一种更为精巧的方式将国内经济结构与对外政策联系起来：商业、劳工、政府合作以共同塑造一个舒适的外部环境。[48]
无论是“门户开放”还是“社团主义”模式都因其简化主义倾向受到了正当的批评：以单一的原因来解释复杂的现象。[49]但就这里的分析目的来说，这一批评可暂不考虑。在这里重要的是，这些最经常提及的将美国资本主义结构与美国外交联系起来的论点，却没有从那一联系中推测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威廉斯曾提出，“门户开放”的最大好处之一正是它避免了军事冲突这一事实：它是一种“向全世界拓展美国体系的方法，避免了传统殖民主义的困窘和低效”，“人们构思、设计出它来实现不战而胜的目的”。[50] 类似地，“社团主义”历史学强调的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干涉欧洲所产生的稳定效果，而非不稳定效果；在这里，如果存在这种稳定效果的话，那么在海外复制国内结构的尝试被视为是对现存国际体系的加强，而非破坏。[51]进而，“门户开放”和“社团主义”范式都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来证实列宁主义的经典论断，即一个资本主义社会必然不会参与构建一种稳定的世界秩序。
当然，对国内因素如何影响美国外交，有熊彼得主义者或列宁主义者的解释。C.怀特·米尔斯（C.Wright Mills）在30年前就讨论了商人、政客和军官之间犬牙交错的关系，他们当中的“权力精英”在世界上行使一种“赤裸裸的、专横的权力”。[52]后来的分析家，无疑因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无意中对这个词的认可而得到鼓励[53]，将米尔斯的论述转化成为“军工复合体”的一整套理论。“军工复合体”的利益使其必然把消除世界紧张关系的任何重大缓和排除在外。[54]可以肯定的是，这一模式也存在一定的困难：它并未合理地解释杜鲁门政府在1945—1950年执政期间较低的军事预算，也不能轻易地对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在20世纪70年代初由防务支出转向福利支出这一巨大改变给予合理解释。[55]它忽视了苏联内部也存在“军工复合体”的证据。[56]即便可以将这些问题忽略不计，但人们仍不清楚这些“军工复合体”的存在如何必然地使战争的发生更为可能，因为遏制提供了一个机会，使你既可发展和部署大量武器装备，同时又不必担心战争会削弱你继续这样做的能力。
最近，人们开始关注在试图形成应对苏联的连贯政策的过程中，由美国国内政治结构所导致的问题。当然，这并非什么新鲜事：宪法所规定的外交分权总是使得美国的政策制定过程很难秩序井然。但也有理由认为，问题之所以变得更加糟糕，部分是因为影响外交决策的政府部门、国会委员会以及利益集团在日益增多，部分是因为耗时日久的总统选举过程侵蚀了原本就不完善的把选举政治同世界政治分离开来的传统。[57]即便如此，这种漫无秩序对美苏长期关系的影响也并未大到人们所预计的程度：当你思考过去40年里所有由国内因素驱动的美国对外政策时，给人印象最深的，是美国在处理与苏联关系时其根本目标始终保持着连贯性。[58]
但在苏联内部，国内结构限制又是怎样的呢？当然可用以研究的确凿信息要少得多；结果便是对苏联所作的归纳不像对美国的归纳那样充分，论述也没那么全面。但有一点似乎是很清楚的：在尝试理解影响苏联外交政策的内部因素时，美国分析家们发现熊彼得的观点比列宁的更可靠；这些分析家们强调了内部政治权威合法化的结构性需要影响了国家的对外行为的程度。乔治·凯南在他1946年到1947年间所做的描述中最令人信服地运用了这一方法。他描绘了苏联领导人彼时是如此缺乏安全感，如此缺乏想象力，以至于他们觉得有必要培育外部敌人来维持自身的权力。凯南认为，如果没有外部想象的敌人，“那么党、警察和军队这些庞大而沉重的官僚机构便不会有正当性，这些机构现在全靠苏联人的劳动和理想来供养”[59]。不管这一理论有多么正确，也不管凯南自己认为它的应用是如何有限[60]，对克里姆林宫领导人的这一归纳——他们自身对持久的怀疑感到紧张而无奈——仍是西方对于国内结构如何影响苏联外交政策的最有影响力的解释。[61]
但这一理论也没有想当然地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凯南认为，对苏联制度化的怀疑源于它的虚弱，而非强大；结果是，克里姆林宫决不可能真正发动军事行动。[62]几乎无一例外地[63]，美国官员从此接受了这种对敌对的可能性和战争的可能性之间所作的区分。事实上，整个遏制理论都是基于如下假设：偏执和审慎是可以共存的。[64]由此，根据这一逻辑，人们并没有把苏联的国内结构本身看作是可能导致战争的原因，尽管它被用来极力丑化世界上其他国家。
人们不应过多地将美国或苏联的对外政策归因于其国内限制。国际关系，如同生活本身，远比这些不同模式所讲的更为复杂。但重要的是，这些把内部结构与外部行为联系起来的努力表明，每一方都没有明显的冒战争风险的倾向；尽管美苏两国的国内结构和两极结构本身，或苏美双边关系的特征相比存在很大的不同，但似乎这些都没有阻碍稳定的国际体系的维持。
然而，国际体系的稳定只是结构的部分功能：它同样取决于组成体系的国家的有意识行为。即使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解决方法与世界权力分配状况相一致，即使美苏关系相互依赖程度最小，即使国内限制并没有制造困难，如果体系主导性大国中的任一方拥有与过去其他时代相同的战争冒险意愿的话，那么战后时代的稳定可能就不会出现。
研究战争原因的学者们提出，战争极少源于客观的社会或经济力量的运作，或军备竞赛的直接影响，甚或偶然事件。它需要国家领导人作出深思熟虑的决定；此外，它还需要计算从战争中得到的收益是否会大于可能要付出的代价。杰弗里·布莱尼曾写道：“反复出现乐观主义是战争的重要前兆。任何增强那一乐观主义的东西都是产生战争的原因。任何减弱那一乐观主义的东西都是产生和平的原因。”[65]应当承认，这些计算往往是错误的。如同凯南以一名历史学家的身份提出的，不论1914年的政治家们头脑中所设想的冒战争风险的收益是什么，他们都不能近乎准确地估计到随后的四年战争的实际成本。[66]但是，人们似乎难以否认的是，战争可能正是出自这种计算，不管它是精确的——如俾斯麦在19世纪中期对丹麦、奥地利和法国的战争，还是非精确的——就像1914年的情况那样。它们并非注定要发生的事情，如地震，蝗灾，或（有人可能会说的）美国总统候选人的遴选之类的事。
不管什么原因都不得不承认，与其前任们相比，1945年后超级大国的政治家们对引发彼此间战争的风险是高度谨慎的。[67]为了弄明白这一点，你只需要浏览一下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苏美关系中的危机清单即可：伊朗危机，1946年；希腊革命，1947年；第一次柏林危机和捷克斯洛伐克“二月事件”，1948年；朝鲜战争，1950年；东柏林暴乱，1953年；匈牙利事件，1956年；第二次柏林危机，1958—1959年；U-2事件，1960年；第三次柏林危机，1961年；古巴导弹危机，1962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1968年；斋月战争，1973年；阿富汗战争，1979年；波兰危机，1981年；韩国客机事件，1983年。你只需看一下这个清单，便可明白在华盛顿与莫斯科关系中有多少个危机时刻，若换在任何其他时代，在任何其他敌对者当中，这些危机事件可能迟早会引发战争。
虽然没有发生战争，但也不能由此得出这两个国家总是倾向和平的结论：在1815—1980年间，美国参加了八次死亡超过1000人的国际战争，俄罗斯则参加了十九次这样的战争。[68]这也不能归因于双方领导人任何非同寻常的特质：与其前任相比，战后苏联和美国政治家的远见和能力似乎并没有很大的差别。人们也不能完全用两次世界大战所产生的厌倦，来解释在处理相互关系时不愿诉诸武力的倾向：在战后时期，两国都耗费了相当长时间，并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来同第三方作战，美国在朝鲜和越南作战，苏联则在阿富汗作战。
似乎无法避免的是，在促使这种非同寻常的谨慎得以产生上，真正发挥作用的是核威慑的实际运用。[69]可以想一下，这一机制对任何一个超级大国中可能想要发动战争的政治家会有怎样的影响。在过去，随着时间的流逝，战争的恐怖和代价可能会被遗忘。如1914年的一代人就对拿破仑战争或美国内战所展露的军事冲突的残酷性、造成的损失及时间持续之久毫无感觉。但核武器的存在，更重要的是，我们有直接证据证明核武器在对人类使用的时候所能造成的伤害，[70]这一事实让这代人对战争的现实有了一种极为深刻的认识，这种认识是前人未曾有过的。考虑到这一认识，很难产生那种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的导致战争的乐观主义；似乎悲观主义是我们思考战争时一个永恒的伴随物，正如布莱尼提醒我们的，悲观主义是和平得以产生的原因。
同样的悲观主义也为超级大国提供了强有力的动因来控制由第三方冒险行为所导致的危机。值得回忆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肇始于对局势的失败管理，而这种情况并不是国际体系中任何一个大国所制造的，或者希望发生的。这是因为根本不存在限制升级的机制：迫使各国在有机会可利用的短期诱惑与局势失控的长期危险之间作出权衡。[71]现在的核威慑提供了这一机制，结果是美国和苏联成功地管理了一系列危机，尤其是中东地区的危机。这些危机都不是由美苏任何一方的行动造成的，但却可能把它们双方都卷进去。
当然，这并不是说战争不会发生了：如果历史研究揭示了什么的话，那就是你应该预料到，意外之事迟早会发生。这也不是说，如果超级大国的武器库里的核武器只有现在的一半、四分之一甚至八分之一，那么核威慑难以发挥同样的作用。它也不是要贬低制止国家采取可能突破现存僵局的行动的核威慑的重要性。这些突破僵局的手段包括：寻求能对另一方产生压倒性优势的技术突破；机械地复制另一方所拥有的东西，但却不考虑自身可能有着相当不同的安全需求；通过依仗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战略来实现节约的目的，但却忘记了更为根本的体系利益在于保持从不把这些武器实际应用于军事目的的传统，这一传统现已有40多年的历史了。
不过，我想说的是，核武器的发展总体上对战后国际体系有稳定性的效果。它们被用来阻止冲突升级的进程，这在其他时代则很容易导致战争。对形形色色的有着不同程度责任和能力的政治家来说，核武器是发人深省的。核武器也迫使国家领导人每天都得面对战争到底是什么样的现实，事实上要面对他们自身灭亡在即的问题，这对那些试图避免战争的人来说并非坏事。
尽管核威慑是维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体系的最为重要的行为机制，但它决非唯一的机制。确实，正是那种能把核武器投射到地球表面任何地方的技术起到了大幅降低突然进攻的危险的作用，进而为威慑的自我调节作用提供了补充，确保人们远比过去更加了解对手的能力。我在这里指的是可被称作“侦察革命”的发展，这一发展的重要性可与先前的“核革命”相提并论，但却很少得到应有的重视。
前文指出，如果国家通过计算估量出它们拥有取胜的力量，那么它们就倾向于发动战争。但这同样表明，它们经常会在这个问题上犯错：要么未能预料到战争本身的性质和代价，要么错误估计了对手的意图和能力。[72]可以肯定的是，后一情况发生在1870年冒险选择向普鲁士开战的拿破仑三世的身上，发生在1904年对日本人进行挑衅的俄国人身上，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恢复无限制潜艇战而导致美国参战的德国人身上，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袭击珍珠港的日本人身上，也发生在试图在六个月内对苏联和美国都宣战的阿道夫·希特勒身上，最近还发生在决定挑战撒切尔夫人的加尔铁里（Galtieri）将军和阿根廷军人集团身上。
如果有人认为美国人和苏联人现在已经变得比以往更善于识别对方的意图，那是愚蠢的。很明显，美国入侵格林纳达时莫斯科的惊讶程度不亚于苏联入侵阿富汗时华盛顿的惊讶程度。每个国家都有能力按照在它看来完全符合逻辑的方式行事，而对另一方来说，这却是难以理解的，这种情况贯穿于整个冷战时期。但是，双方都能在一定程度上评估对方的能力，而且达到了在大国关系史上前所未有的程度；的确，它们拥有这样的能力至少有20年了。
当然，使这一切成为可能的是侦察卫星的发展——如果传言属实的话，这种装备能在一百英里或更远的太空中看清汽车牌照或报纸标题，以及超级大国之间发展出来的同等重要的惯例，即允许这些物体不受阻碍地飞越他们的领土。[73]这一发展的效用是为各方提供了对彼此的军事能力以及在某种程度上对经济能力的精确观察；这远比由整整一组最出色的间谍经过漫长的过程所能提供的情报都来得精确。由此得来的情报虽然不能完全排除突然袭击的可能性，但它的确降低了这种可能性，至少对超级大国而言是这样的。如果考察从特洛伊战争以降直至珍珠港事件的历史中主要由欺骗所导致的战争的数量，这并非无关紧要的小事。[74]
“侦察革命”至少也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美苏关系中两个完全不同的政治和社会组织形式导致的不对称。在冷战初期的绝大部分时间里，苏联享受着封闭社会带来的所有好处，它向西方隐瞒了它的实力；反过来，美国及其盟友则发现难以对任何事情长期保密。[75]这一问题依然存在，但现在能看到苏联各地的视觉和电子侦察能力有助于弥补这一不对称。当然，如果美国和苏联没有心照不宣地同意使用侦察卫星及其他侦察技术来监督军备控制协议的遵守情况，那么两国在军备控制领域的任何有限进展都是不可能的。[76]很明显，该领域内未来的任何进展仍将严重依赖于这些装备。
颇具讽刺意味的事实是，这些装置直接源于对洲际弹道导弹和U-2侦察飞机的研究；它们为稳定战后国际体系作出了重大的贡献。[77]技术革新并非一贯是苏美关系中的不稳定力量。如同这一案例所显示的，已经出现而且还会再次出现通过技术进步实现减少战争危险、而非增加战争危险的情况。它完全取决于技术将作何种用途；应当承认，那是难以预料的。
如果可以说技术具有稳定或动摇国际体系的潜力，这一结论却不能轻易地用于意识形态。当你观察民族解放运动，或反对既定社会秩序的革命，或种族和宗教冲突的长久历史之时，你会不禁对思想的持久能力产生深刻的印象，它能驱动国家或国内的群体相互战争。[78]只有考虑到暴力的、最终导致自我毁灭的思想意识冲动，你才能解释阿道夫·希特勒的异常生涯，以及它所导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体系的种种混乱后果。[79]自1945年以来，民族自决的意识形态不仅导致殖民帝国被卷入耗时耗资的战争，也导致新独立国家内的派系在强烈地谋求自身独立的政治存在时出现了内讧。[80]受意识形态驱使的社会革命也已在战后国际舞台上占据了显著地位，导致了像中国、古巴、越南、柬埔寨以及尼加拉瓜等诸多国家发生了剧变。但意识形态所具有的持续影响力的最令人吃惊的例子是在宗教领域，印度教徒与穆斯林、阿拉伯人与以色列人、伊朗人与伊拉克人，甚至是北爱尔兰的天主教徒与新教徒之间的冲突，使人们几乎没有理由认为，思想将不会继续成为一股重要的对国际秩序有破坏作用的潜在力量；这当中甚至还包括那些一度被认为除了对历史学家有点用外就没有什么意义的思想。[81]
苏联和美国之间的关系也未能摆脱意识形态的争斗；事实上，可以说，它们都属于地球上最具意识形态色彩的国家。[82]当然，由于每一方都自称其目的在于推翻另一方，所以它们的意识形态几乎是完全对立的。[83]但自它们成为超级大国以来，两国都表现出惊人的能力，使对立的意识形态利益从属于维护国际秩序的共同目标。当中的原因值得仔细研究。
如果说曾有一度秩序的优先地位超过了意识形态的话，那便是苏联领导人断定战争将不会再推进革命事业之时。这显然不是列宁的主张：对列宁来说，国际冲突是好是坏，要根据它是加速还是延缓了资本主义的灭亡来判定。[84]斯大林对这一问题的态度较为矛盾：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最初几年里鼓励谈论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阵营”间“不可避免的冲突”，但在去世前不久他似乎又预见到了“和平共处”的概念。[85]这要留待格奥尔基·马林科夫（Georgii Malenkov）在斯大林去世后不久来公开承认，核战争将意味着“世界文明的毁灭”。尼基塔·赫鲁晓夫随后对这个观点作了改进（他起初曾谴责这一观念），提出在现存国际秩序下行事要比试图推翻这一秩序更合乎世界革命和苏联的利益。[86]
这一立场转变的原因不难猜测。第一，作为战后国际体系明确特征的两极格局无疑暗含了对苏联大国地位的承认。赫鲁晓夫后来在回忆录中承认，这可“不是小事，我们终于看到了这一天，就经济和军事实力而言，苏联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国家之一”。[87]第二，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国际形势似乎对苏联扩大其在世界上的影响是有利的，尤其是因为殖民主义的衰落以及可能对西方心存疑虑的新兴独立国家的崛起。[88]最为重要的是第三，双方核能力的扩散证实了马林科夫的结论，即未来大国之间的任何战争都根本不会有胜利者，不论它们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共产主义国家。苏联领导人在1963年提醒其中国同志，“原子弹并不遵守阶级原则”[89]。
其效果是使一个国家成功转型。先前，如果说仅受意识形态支配的话，苏联本可能寻求彻底重建现有国际体系；但现在，体系对它来说似乎有明确的益处，它现在试图在其中发挥作用，而推翻资本主义的目标则被推迟到未来某个模糊的、不确定的时间去实现了。[90]如果没有这一意识形态目标的调整，人们很难理解，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稳定如何得以成为大国关系的特征。
传统上，意识形态的考虑在塑造美国外交中发挥着不那么突出的作用，尽管如此，它仍对美国对外政策产生过影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得以复活并被热情接受的威尔逊主义所信奉的民族自决原则，很大程度上促使美国人在冲突结束后疏远了苏联盟友。它们在军事上的应用并没有改变美国人长期以来对集体主义的厌恶，而苏联式的共产主义则似乎是集体主义的最极端例子。[91]在战争期间还发展出总体上对“极权主义”的强烈敌视。大家认为，难以指望那些依靠武力保持自身权力的政府会在世界范围内停止使用武力。要求德国和日本的“无条件投降”正反映了这种意识形态的立场：对那些把独裁统治作为生活方式的政权，不能有丝毫的妥协。[92]
有趣的是，尽管把“极权主义”模式应用于苏联和应用于德国及日本一样容易[93]，但把绝对的“无条件投降”呼吁应用于苏联却没有那么容易。可以肯定的是，美国和苏联没有开战。但20世纪40年代末时，紧张程度高到了仅次于战争的地步，我们现在了解到华盛顿正在为可能爆发的战争制订计划——可以推测莫斯科也同样做了准备。[94]然而，在1948年末，其中首个得到杜鲁门总统批准的计划却直接声称，即便爆发战争，也不会有“无条件投降的既定要求”[95]。两年后出台的对国家安全政策进行了全面评估的NSC-68号文件，详细阐述了这一点，“我们总的目标……不包括无条件投降、镇压苏联人民以及削弱其经济潜力”。相反，美国的最终的目标是使苏联政府确信，要实现自称的意识形态目标是不可能的；当前美国的目标是“使苏联调整自身、宽容友好地与非苏联世界实现共存，不管它是否能自觉地放弃它的思想目标”[96]。
要解释这一现象并不容易：在致力于消除苏联“极权主义”的问题上，为什么美国没有拿出早先对待德国和日本“极权主义”的那种坚定决心呢？诚然，其中一个原因是，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更易管理的敌手相比，占领一个规模如苏联般大小的国家的前景并不乐观。[97]另一个原因在于以下事实，尽管从1945年以来敌意一直在不断加深，但美国官员并不认为苏联对手是无可救药的：“遏制”的目标是要改变苏联领导层的心理，而不是像对德国和日本那样，要改变其领导层。[98]
华盛顿不愿对苏联实行“无条件投降”原则，还来自于另一个不那么明显的考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决策者很快发现，坚持彻底击败德国和日本的做法已严重破坏了战后的均势。只有承担起复苏这些前敌国及被其掠夺的国家的责任，美国才能够拯救均势；即便恢复了平衡，人们很清楚的是，美国在这方面的作用也将会是持续性的。1945年之后，“无条件投降”遭到了“现实主义”地缘政治学这一新学派学者的严厉批评，他们惯于以谨慎地宽容敌人的方式而非本着将其消灭掉的原则来考虑国际稳定。这并非偶然。[99]
冷战时期的美国官员从未把消灭苏联这一世界事务中的重要力量，当作一种审慎的政治目标加以严肃思考，便很大程度上是出于这些原因。20世纪50年代中期，战争计划的确设计为，一旦战争爆发，就会不加区分地不仅消灭苏联还有它的几个共产党和非共产党邻国。[100]但这些计划的重要之处在于，它们反映了负责执行计划的军事部门在组织上省事的安排，而没有反映高层的任何有意识的政策决定。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在知道这些计划后都感到惊讶；两人都认为，无论从生态角度还是战略角度考虑，这些计划都是不可能的；在肯尼迪执政期间，已经开始着手制定一种战略，那就是即便在发生核战争的极端情况下，也要保留让苏联的政治实体生存下去的可能性。[101]
所有这些都似乎肯定了体系利益往往优先于意识形态利益的主张。[102]苏联意识形态对资本主义的反感，美国意识形态对极权主义的反感，本可能产生旨在彻底颠覆各自对手的政策，过去也的确产生过这样的政策。但在过去40年里，这样的意识形态冲动能够降低到如此程度，证明了华盛顿和莫斯科为保持现存的国际体系而发展起来的利害关系：必须把意识形态的缓和视作战后政治中的一个重要的自我调节机制，如同核威慑和侦察一样。
但问题仍然会出现：在一个没有任何更高权威的体系中，秩序是如何得以产生的呢？即使是像自动驾驶仪或发动机调速器这样的自我调节机制，如果没有人启动的话，也是不能运行的；人们往往假定，防止无政府状态需要的不仅是个人层面的等级制，还需要国际关系层面上的等级制。诚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政治家期待某种超国家结构，来维持未来和平，不管这是以新的集体安全组织来取代无效的国联的方式实现，还是通过把丘吉尔、罗斯福和斯大林寻求达成的大国一致永久化的方式实现。[103]所有人都会为1945年以来，在缺乏任何有效的超国家权威的情况下，秩序得以维持的程度而感到惊讶。[104]
这一经验迫使国际政治学者承认，他们的研究对象不太像地方、州县或国家政治，因为在这些地方秩序事实上依赖于法律形成的权威；而更像是竞赛规则，在这里，秩序在一系列相互达成的“规则”中产生，这些规则界定了一方所预期的另一方的行动范围。特定的“竞赛”是在向每一个“参赛者”承诺了充分的好处情况下进行的，这些好处要远大于通过试图搅乱游戏而可能获得的任何好处；这样，即使是在没有仲裁者的情况下，对手们也可以在一个有序的框架内竞逐。因此，博弈理论有助于解释等级制度缺失情况下的秩序悖论，这正是战后超级大国关系的特征。通过这一理论，你可以理解“规则”是如何为那些认为只有自己是行为仲裁人的国家确立可接受的行为限制的。[105]
当然，这些“规则”是含糊的而非清晰的：它们是通过混合习惯、先例和共同利益而产生的，这种混合的形成与在公共舆论、外交或国际法领域形成的东西颇为不同。这些规则的生效需要时间；就其有效性而言，它们取决于每一方的连续几代国家领导人认为它们有用的程度。诚然，它们并不符合一致公认的国际道德标准：其实，它们往往违背一方或另一方所信奉的“正义”原则。但这些“规则” 发挥了重要作用，使国际体系在过去40年里得以维持原状：如果没有它们的话，人们通常所预见的敌对与不稳定之间的相互关系，本可能会比自1945年以来的实际情况更为准确。
就观察超级大国行为的学者们而言，他们当中的任何两位都不会以完全相同的方式来表述这些“规则”。其实不妨说，很可能正是这些规则的含糊性使其更易于为那些遵照执行的国家所接受。下面就是我自己列出的几点，试图确定战后苏美关系模式中的规律，现在每一方都无法轻易打破这种模式。
（1）尊重势力范围。不论是苏联人还是美国人，虽然都没有官方承认这些“势力范围”，但冷战的历史其实很大程度上可以从双方努力巩固和拓展势力范围这个角度来加以描述。承认这一点时，人们也不应沉迷于对两个势力范围进行机械的对比，以至于忽视了它们之间明显的差别：美国的势力范围在地理跨度上比苏联的要大，但它是一个更为松散的联盟，加入这个联盟更多只是个选择的问题，并非强迫之事。[106]但从超级大国“规则”的角度看，重要的是，尽管每一方都从未公开承认另一方对其势力范围拥有权利，但每一方也从未直接挑战对方的这种权利。[107]
这样，美国尽管公开对苏联表示过谴责，但它从未真正试图破坏苏联对东欧的控制；莫斯科则以容忍华盛顿在西欧、地中海、近东和拉丁美洲的影响作为回报，虽然它从未公开对此表示过同意。类似的情况还出现在亚洲，苏联没有采取更多的行动来反对美国对被占领的日本的控制，而杜鲁门政府也没有拒绝承认使苏联，至少在当时，得以主宰东北亚大陆的雅尔塔协定。[108]
在那些与势力范围关系并不明确的特定地区——如1948年前的柏林西占区或1950年前的韩国，或一方维持其势力范围的决心看来已经减弱的地区——如1961年猪湾入侵事件失败后的古巴，都不排除有另一方想要利用现状的企图：柏林封锁、朝鲜战争、在古巴部署苏联导弹的决定等，都可以从这方面来理解。[109]但每个事件似乎都可以理解为，由此进行的试探是小心谨慎的，如果遭遇抵抗，试探就不会继续进行到冒险开战的地步。[110]
只有当一方不能或不愿再坚持其对势力范围的控制这一点变得很清楚时，另一方才会利用前者势力范围出现的背叛。因此，美国利用了南斯拉夫以及后来中国对苏联阵营的背叛；但在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196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事件，或1981年波兰事件（这一局势可能更不清楚）中，它却没有这样做。同样地，苏联利用了古巴在1959年后的背叛，但在1953年的伊朗、1954年的危地马拉、1965年的多米尼加共和国或1983年的格林纳达等美国重申其影响的事件中，苏联并没有试图与美国进行较量。[111]
（2）避免直接的军事对抗。回顾起来，令人瞠目的是，在冷战的漫长历史中，苏美军队从未直接介入与对方的持续冲突中。两个超级大国自1945年以来进行过三次大规模的有限冲突，然而双方之间从未进行过战争：在朝鲜战争中，苏美直接军事卷入的可能性最大，尽管最后并未发生；在越南战争中可能性甚微，在阿富汗也同样如此。在为数不多的苏联和美国军队发生直接对抗的事件中，包括1948年柏林封锁、1961年柏林墙修建以及次年的古巴导弹危机，双方都万分小心，避免发生可能导致战争的意外事件。[112]
在超级大国试图扩展或保持其势力范围的地方，它们倾向于使用代理人或其他间接手段来实现这一目标：例子可能包括苏联在朝鲜战争中支持朝鲜[113]，在最近，苏联依靠古巴军队来促进其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利益；在美国这一边，秘密干涉可能是一种防守势力范围的便捷方法（如果不会总是成功的话）。[114]委托人和代理人以一种奇特的方式起到了缓冲器的作用，使苏联人和美国人得以打着“不知情”的幌子进行竞争，从而把（想必不太便于管理的）公开对抗的风险最小化。
两个超级大国也小心地防止自身直接卷入第三方的争端：这在中东最为明显，自1948年以来以色列和其阿拉伯邻国发生了不下五次战争；在1965年和1971年的印巴冲突，以及在最近的、更为持久的伊朗和伊拉克的战争中，也是同样如此。这种具有长期传统的克制性，与大国过去动辄卷入他人的争吵，形成了十分鲜明的对比。[115]
（3）核武器只能用作最后手段。尽管很少被提及、但却是超级大国最为重要的“规则”之一是，自1945年以来形成的一项传统：坚持在常规武器与核武器之间作出明确区分；只在发生总体战的极端情况下，才把核武器用于军事目的。回顾历史，这一规则的产生根本没有什么必然性：艾森豪威尔政府曾公开宣称在有限战争中使用核武器的意愿[116]；亨利·基辛格在《核武器与对外政策》（Nuclear Weapons and Foreign Policy）一书中强烈赞同在1957年把使用核武器作为保证联盟承诺有效性的手段[117]；而传统上，苏联战略家也坚持认为，在战争中既要使用核武器也要使用常规武器[118]。鉴于这一历史，自40年多前长崎遭到毁灭之后，世人再也没见到怒投核武器之事，这真是令人感到惊奇。国家在实践中如此明显地背离其所宣称的原则实属罕见；同样罕见的是，如此巨大的反差居然没有引起公众太多的关注。
这一谨慎使用核武器的模式不单单如同人们可能预料的那样，是由对报复的预期发展而来的。早在1950年，当时苏联只试爆了一枚原子弹，只拥有问题极多的运载手段，而美国由于盟友的反对，担心整个世界产生异议及难以确定能否达到预期军事效果，排除了在朝鲜使用原子弹的可能。尽管艾森豪威尔公开的立场是支持使用核武器，但在接下来的几年中他一再拒绝在有限战争中使用核武器的提议。[119]
正是这种对核武器在性质上不同于其他武器的认识[120]，最为有效地阻止了美国在冷战的头十年中使用核武器。在那一时期中，“不使用”的传统尚未确立，其间仍存在诸多使用的机会，而且苏联报复的可能性也不大。因此，截然立起核武器和常规武器的“门槛”的观念，可能更多应归因于华盛顿官员的道德情感及公共关系策略，而非归因于对战争升级的真实恐惧。到20世纪50年代，当苏联可信的报复能力具备时，“门槛”概念也同样牢固地确立了：若没有发生全面战争，你就不能越过它。[121]随后的有限战争，对美国来说显然是越南战争，对苏联人来说是最近的阿富汗战争，以及不论是华盛顿还是莫斯科都悄然作出持续努力以防止核武器落入那些可能不遵守“规则”的人手中，都证实了这一未言明的但却很重要的超级大国行为“规则”是持续有效的。[122]
（4）宁要可预测的疯狂也不要不可预测的理性。冷战最令人奇怪的特点之一是，超级大国——及在此问题上并没有多少选择余地的附庸国——对整个一系列笨拙的、人为的，至少在表面上是不稳定的地区安排的容忍程度。德国的分裂当然是最明显的例子；其他的例子还包括柏林墙，西柏林在民主德国内的地位，朝鲜半岛强制性的、僵硬的分割，一个距佛罗里达海岸90英里开外公然自称是苏联卫星国的国家的存在，以及特别是建在那里的一个重要的美国海军基地的继续运行。所有这些安排看来像是完全不合逻辑的即兴之作：想来它们当中似乎没有一个预先经过任何合理的设计。
但从另一个方面看，它们毕竟还是有某种逻辑的：这些草草拼凑起来的但被严格维持的安排持续了这么长时间，这一事实意味着超级大国不愿放弃熟悉的安排而换来不可预测性。长久以来大家都承认，使德国、朝鲜或古巴这些异常国家更趋合理的做法，可能会引起人们对不确定后果的紧张；苏联和美国领导人一致同意把这种反常固定化，而不去冒在试图解决它们时引发的动荡所带来的风险，这样更好。不管对那些生活受到直接影响的人来说，这些情况是多么地不自然和不公正，但似乎无可争议的是，超级大国对于可预测性而非合理性的偏好，总体上加强了而非减少了人们对稳定关系的预期。
（5）不谋求破坏对方的领导。1953年3月斯大林的逝世在美国政府内部掀起一阵热潮，所有的建议都认为应该利用苏联内部由此产生的脆弱性，但在次月艾森豪威尔总统却鼓励斯大林的继任者与之一道采取新的重要举措以实现军备控制并减少战争的危险。[123]此处的两难困境在整个冷战中曾一再出现：如果一方想要的是国际体系层次上的稳定，那么试图在国家层次上破坏对方的领导有意义吗？
答案看来是否定的。自斯大林逝世后，美国和苏联都不断出现领导危机：人们特别会想到古巴导弹危机之后赫鲁晓夫地位衰落并最终被免职，想到约翰逊政府深陷于越南难以自拔，想到尼克松当局因“水门事件”而垮台，还想到最近克里姆林宫由于三位领导人在不到三年时间里患病或逝世而陷入瘫痪。但在这些事例中，人们没有看到未受影响一方致力于利用对方脆弱性的情况；事实上，在上述例子中反而有好几个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即当对手经历困难时，一方好像还会感到沮丧，甚至感到遗憾。[124]从博弈理论的角度看，承认双方领导的合法性的“规则”并不会使人感到吃惊：为让竞赛进行下去，必须有参赛者。但当将它与其他不存在相互包容的历史事件——甚至其他当代事件——进行比较时[125]，这一规则作为稳定机制的重要性就会变得清晰可见。
在大国关系中，稳定和礼貌不是一回事。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冷战初期双方言辞的敌对程度无可比拟，但苏联和美国却成功和平共处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没有发生任何形式的重大军事对抗。可将冷战初期的美苏关系与20世纪70年代的苏美关系作一对比，就两国谈及彼此的言论来说，70年代是一个较为礼貌的时期，但它也是一个潜伏着危险的时代：苏联在古巴修建潜艇基地并派驻战斗旅，美国在越南进行轰炸和埋设地雷的活动，苏联在安哥拉、索马里、埃塞俄比亚、南也门以及阿富汗实行某种干涉主义。在1973年的斋月战争中，美国甚至还发出了一次重大的核警告，这是古巴导弹危机之后唯一的一次。相当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发生在现被称作是“缓和”的高潮时段。[126]
稳定所需要的是双方谨慎、明理、负责任。它需要双方有区分故作姿态和挑衅的能力。摆架子是所有政治领导人都喜欢做的事，而挑衅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这就需要认识到，竞争是国家间关系中的正常状态而非不正常状态，这与大公司间的关系很相似。但是，这也无须排除对特定的共同利益——集体的或是普遍的利益——的认同。最重要的是，它需要一种相对安全感而非绝对安全感：一方的安全不仅取决于它所采取的自我防御措施，还取决于这些措施在对手心里产生了多大程度的不安全感。
如果认为今天的苏美关系符合所有这些前提条件，那将是愚蠢的：最后一条规则尤其值得双方给予比从前更多的关注。但美苏关系已达到一种新的成熟度，这种成熟度似乎反映了两个大国逐渐致力于“根据规则”进行“竞赛”。只需对比当前的谨慎乐观情绪与先前的情况——如在朝鲜战争时期几乎完全缺乏交流，或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惊慌和友善两个极端之间进行摇摆，或20世纪70年代过高的期望及由此所产生的幻灭感等——就会明白这一点。
任何真正花了点时间研究历史的人都肯定知道，历史缔造者和历史编纂者中往往产生出拙劣的预言家。历史总是挑起政治家的期望，然后再使他们大失所望；历史根本不会容忍那些过于自信地试图预测其未来走向的人。因此，在预言当前的苏美稳定将会持续多久时，人们必须高度谨慎。当然，人们很容易想到一些事情会以某种方式来破坏稳定：每个国家的国内发展会以不可预知的方式影响外交政策；第三方的行为可能使超级大国卷入违背其意愿的冲突之中；误算和意外总是出现；不合格的领导始终会造成危险。人们所能说的或应该说的是，美苏关系在过去这些破坏中生存了下来。如果说历史从1914年和1939—1941年的战争制造者、或1919年的和平缔造者中制造出蹩脚的预言家，我们回过头去看，所有这些乐观地进行预言的人似乎都是愚蠢的，那么历史也从1945年的和平缔造者中制造出了拙劣的预言者，而他们对未来几乎不抱乐观态度。
苏美关系能否经受住更严峻事态的考验而继续存在，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当核战争爆发时，我们便知道了答案；最近的科学发现只是证实了伴随我们数十年之久的对灾难的幻想。[127]但如果任一大国出于并非由于战争而直接导致影响力的全面而根本的衰落，将会是何种局面？依我看来，这是更为可能的危险，尽管不太经常被人论及。因为如果历史证明了什么的话，那就是大国的地位是短暂的：迟早有一天，精疲力竭、过度扩张和缺乏想象力的影响会导致国家的衰亡，正如年老会导致个人的衰亡一样。历史并不常常安排大国同时性和对称性地衰落。过去的经验也表明，大国意识到它要开始衰败之时是一个充满危险的时刻：早在物质力量本身耗尽之前，它就会表现出古怪甚至绝望的行为。[128]
苏美关系尚未面临这种考验，尽管人们没有理由认为它会无限期地逃过这种考验。到那时候，保持稳定可能需要某些国际关系的新元素：承认大国不仅与对手的生存而且与对手的成功和繁荣都休戚相关。国际体系就像跳探戈一样，至少需要两个相当活跃的、健康的参与者；在让舞蹈结束前，先考虑一下要用什么或用谁来替换总是明智的。
冷战，连同其中的对抗、焦虑和无可置疑的危险，创造了20世纪众所周知的大国关系中最长期的稳定；它现在可与整个现代史上最长的大国关系稳定期相媲美。我们可能会相互争论，是否可以合理地将之称为“和平”。我猜想，当我们使用这个词时，它不是像我们大多数人头脑中所想的那样。但对于梅特涅或俾斯麦的同代人是否也会认为他们的时代是“和平的”，我一点也说不准，尽管如今在回顾那些时代的时候，历史学家显然是这样认为的。
因此，谁能说一个世纪后的历史学家——如果到时还有的话——将会如何回过头来看我们？如若他们根本不把我们的时代视为“冷战”，而把它视作与梅特涅和俾斯麦时代一样难得且美好的记忆中的“长和平”，是否这真的很不合乎情理？抑或是一厢情愿的想法？抑或是一种带有浪漫色彩的推测？可能吧。但是，这难道不值得我们同样关注一下冷战如何发生的问题——当代国际体系中存在可能导致其发生的要素——就像我们担心它可能不会发生的问题一样？
[1] 本文曾提交由诺贝尔研究所于1985年6月在挪威努勒松（Noresund）举办的“战争与和平研究”研讨会，并在1985年8月于斯图加特举办的历史学国际大会上作摘要发言。略有改动后曾发表于《国际安全》（International Security）1986年春季号，并被收入Oyvind Osterud，ed.，Studies of War and Peace（Oslo: 1986），pp.125—160。我也要感谢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vis）和乌·尼里希（Uwe Nerlich）在其主持的讨论会之前提供了讨论本文的机会，我还要感谢皮埃尔·哈斯勒（Pierre Hassner）、谢尔·戈德曼（Kjell Goldmann）、哈罗德·莫利诺（Harold Molineu）及小约瑟夫·奈（Joseph S.Nye，Jr.）的有益建议。
[2] Geoffrey Blainey，The Causes of War（London: 1973），p.3.
[3] Jack S.Levy，War in the Modern Great Power System，1495—1975（Lexington，Kentucky: 1983），p.1.其他的标准论述有：Lewis F.Richardson，Arms and Insecurity: A Mathematical Study of the Causes and Origins of War（Pittsburgh: 1960）; Quincy Wright，A Study of War, Second Edition（Chicago: 1965）; Kenneth N.Waltz，Man，the State and War: A Theoretical Analysis（New York: 1959）; Kenneth Boulding，Conflict and Defense: A General Theory（New York: 1962）; Raymond Aron，Peace and War: A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ranslated by Richard Howard and Annette Baker Fox（New York: 1966）; Robert Gilpin，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New York: 1981）; Melvin Small and J.David Singer，Resort to Arms: International and Civil Wars，1816—1980（Beverly Hills，California: 1982）;以及Michael Howard，The Causes of Wars, Second Edition（Cambridge，Massachusetts: 1984）.对冲突解释的有价值的论述，参见Keith Nelson and Spencer C.Olin，Jr.，Why War? Ideology，Theory，and History（Berkeley: 1979）。
[4] 当然，你可质疑战后国际体系是否形成了真正的“两极”。例如，彼得·H.贝克曼（Peter H. Beckman）就提供了一套详细的指标，证明了1945年后美苏实力的不对称性。Peter H.Beckman，World Politic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Englewood Cliffs，New Jersey: 1984），pp.207—209，235—237，282—285.但这样一种回顾性的判断忽视了决策者当时的观念，他们明显认为他们的世界是两极的，并常常对此现象加以评论。例如可参见David S.McLellan，Dean Acheson: The State Department Years（New York： 1976），p.116;有关苏联的“两个阵营”理论，可参见William Taubman，Stalin's America Policy: From Entente to Detente to Cold War（New York： 1982），pp.176—178。
[5] 进行抽象的概念化的经典案例，参见Morton A.Kaplan，System and Proces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New York: 1957）。认为1945年是国际体系从多极转向单极的讨论参见Glenn H.Snyder and Paul Diesing，Conflict Among Nations: Bargaining，Decision Making，and System Structure in International Crises（Princeton: 1977），pp.419—420;以及Kenneth 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Reading，Massachusetts: 1979），pp.161—163。
[6] 我在这里提供杰维斯的定义，参见Robert Jervis，“Systems Theories and Diplomatic History,” in Paul Gordon Lauren，ed.，Diplomacy: New Approaches in History，Theory，and Policy（New York: 1979），p.212.对体系理论要求的更加精确的讨论，及对其主要实践者的批评，参见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38—78。入江昭是少有的几位用体系理论分析国际关系的历史学家。Akira Iriye，After Imperialism: The Search for a New Order in the Far East，1921—1931（Cambridge，Massachusetts: 1965）; and The Cold War in Asia: A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Englewood Cliffs，New Jersey: 1974）.
[7] 关于这一点参见Robert Jervis，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Princeton: 1976），pp.58—62。罗伯特·杰维斯指出：“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与小国相比，大国更紧密地与大量其他国家相联系……阿根廷和智利间日益增多的冲突或合作不会影响到巴基斯坦，但它会影响美国以及美国对这些国家的政策……”Robert Jervis，“Systems Theories and Diplomatic History,” in Paul Gordon Lauren，ed.，Diplomacy: New Approaches in History，Theory，and Policy（New York： 1979），p.215.
[8] 早期其他关于战后国际体系的稳定性的悲观看法的参见Walter Lippmann，The Cold War: A Study in U.S. Foreign Policy（New York: 1947）,pp.26—28，37—39，60—62。退休职业外交官约瑟夫·C.格鲁（Joseph C. Grew）在1945年5月评论道：“未来与苏联的战争，如同世界上其他事情一样确定。”Memorandum of May 9，1945，quoted in Joseph C.Grew，Turbulent Era: A Diplomatic Record of Forty Years，1904—1945 （Boston: 1952），II，p.1446. A.W.德波尔（A.W. DePorte）提出，“毕竟，观念和事件中都有某种可被解释的东西，因为很多著述都认为新国家体系根本不是什么体系，而是一个向别的东西发展的不稳定的过渡阶段”。A.W.DePorte，Europe Between the Super-Powers: The Enduring Balance （New Haven: 1979），p.167.
[9] Karl W.Deutsch and J.David Singer，“Multipolar Power Systems and International Stability,” in James N.Rosenau，ed.，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Foreign Policy: A Reader in Research and Theory, Revised Edition（New York: 1969），pp.315—317.多伊奇和辛格将“自我调控”等同于“消极的反馈”：“我们用消极的反馈，它与积极的或夸张的反馈不同，来指那种自我纠偏的现象：当某一特定方向上的刺激增强时，体系就对那些刺激的反应降低，并日益表现出与之相反的倾向。”也可参见Jervis，“Systems Theories and Diplomatic History,” p.220。卡普兰对稳定的更加抽象的定义，参见他的System and Proces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p.8.国际体系中的“稳定”与“功能主义”理论有很大的联系，参见Charles Reynolds，Theory and Explana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London: 1973）. p.30。
[10] 我在这里提供稍加修改后的标准，Cordon A.Craig and Alexander L.George，Force and Statecraft: Diplomatic Problems of Our Time（New York: 1983），p.x,这本书对从18世纪初开始的国际体系进行了精彩论述。但也可参见Gilpin，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pp.50—105。
[11] 参见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180—181;以及DePorte，Europe Between the Super-Powers, p.167.
[12] 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73—78; Gilpin，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pp.85—88.
[13] “结构设定了一组强制性条件……它作为一个选择器，但运作时不会被看到，不会被查出来，也不会被观察到……因为结构是通过对某些行为给予奖励、对另一些行为给予惩罚来进行选择的，结果便不能从意图和行为中推导出来。” Kenneth 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Reading，Massachusetts: 1979），pp.73—74.
[14] Harold Nicolson，Peacemaking 1919（New York: 1965），pp.30—31.
[15] Bernadotte E.Schmitt and Harold Vedeler，The World in the Crucible: 1914—1919（New York: 1984），p.470. “伊夫林·沃（Evelyn Waugh）先生的观点与众不同，即一开始的正义行动会转变成难分彼此的几队疲惫不堪的愚民间的争夺战。我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大多数人觉得好像并非如此。但很明显的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很多有识之士都认为这是对的；十年后，他们的怀疑就成为普遍性的观点了。”Michael Howard，Studies in War and Peace （New York: 1970），p.99.
[16] Nicolson，Peacemaking 1919，pp.26—29.也可参见Lawrence E.Gelfand，The Inquiry: American Preparations for Peace，1917—1919（New Haven: 1963）。
[17] 转引自John Morton Blum，Woodrow Wilson and the Politics of Morality（Boston: 1956），p.161。对威尔逊的和平解决理念的概述参见N.Gordon Levin，Jr.，Woodrow Wilson and World Politics: America's Response to War and Revolution（New York: 1968），especially pp.123—251;以及Arthur S.Link，Woodrow Wilson: Revolution，War，and Peace（Arlington Heights，Illinois: 1979），pp.72—103。
[18] 关于这一点参见Gelfand，The Inquiry，pp.323—326; Schmitt and Vedeler，The World in the Crucible, pp.474—475; and Klaus Schwabe，Woodrow Wilson，Revolutionary Germany，and Peacemaking，1918—1919: Missionary Diplomacy and the Realities of Power（Chapel Hill: 1985），pp.395—402。
[19] 丘吉尔对这一决定的批评最经典，参见Winston Churchill，The Gathering Storm，Bantam Edition （New York: 1961），pp.9—10。(www.xing528.com)
[20] Craig and George，Force and Statecraft, pp.87—100;也可参见Howard，The Causes of Wars, pp.163—164. “在凡尔赛的胜利者……失败了……因为，仿佛是受了自己言辞的哄骗，他们继续强调道德而忽视了武力。” Geoffrey Blainey，The Causes of War（London: 1963），p.163.
[21] 关于德国参见Tony Sharp，The Wartime Alliance and the Zonal Division of Germany（Oxford:1975）,以及John H.Backer，The Decision to Divide Germany: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 Transition （Durham: 1978）;关于澳大利亚参见William Bader，Austria Between East and West，1945—1955（Stanford: 1966）,和Sven Allard，Russia and the Austrian State Treaty: A Case Study of Soviet Policy in Europe （University Park，Pennsylvania: 1970）;关于朝鲜参见Charles M.Dobbs，The Unwanted Symbol: American Foreign Policy，the Cold War，and Korea，1945—1950（Kent，Ohio: 1981）,和Bruce Cumings，The Origins of the Korean War: Liberation and the Emergence of Separate Regimes，1945—1947（Princeton: 1981）。对这一问题的比较研究，参见Thomas E.Hachey，ed.，The Problem of Partition: Peril to World Peace（Chicago: 1972）。
[22] Lynn Etheridge Davis，The Cold War Begins: Soviet-American Conflict Over Eastern Europe（Princeton: 1974）; Eduard Mark，“American Policy toward Eastern Europ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1941—1946: An Alternative Interpretation,”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LXVIII（September，1981），313—336.一系列美国外交官以第一人称所做的叙述，参见Thomas T.Hammond，ed.，Witnesses to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Seattle: 1982）。
[23] 关于这一点参见John Lewis Gaddis，“The Emerging Post-Revisionist Synthesis on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Diplomatic History, Ⅶ（Summer，1983），181—183。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帝国主义”扩张的讨论，参见Tony Smith，The Pattern of Imperialism: The United States，Great Britain，and the LateIndustrializing World since 1815（Cambridge: 1981），pp.182—202。
[24] Robert H.Ferrell，ed.，The Autobiography of Harry S.Truman（Boulder，Colorado: 1980），p.120; David McLellan，Dean Acheson: The State Department Years（New York: 1976）,p.116.
[25] Hans J.Morgenthau，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New York: 1949），p.285.关于从两极向多极的转变，参见1973 edition of Politics Among Nations，pp.338—342;以及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162。有关将冷战视作世界政治极化的结果的一本雄辩的历史书，参见Louis J.Halle，The Cold War as History（New York: 1967）。
[26] 其中对于两极体系的不稳定性的论述，参见Morgenthau，Politics Among Nations, pp.350—354; Wright，A Study of War, pp.763—764。也可参见Blainey，The Causes of War，pp.110—111。
[27] 迈克尔·霍华德（Michael Howard）在写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那一代政治家时说：“他们的意识中占主导的是，在国际政治中，道德诉求在缺少军事力量的情况下是软弱无力的，你也可以说那是无关紧要的。他们更为卓越的前任们如此少地关注军事力量，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事实上本能地憎恶它。” Michael Howard，The Causes of Wars，2nd edition （Cambridge，Massachusetts: 1984），p.55.
[28] 基辛格写了两篇关于个别领导对国际体系稳定具有重要作用的文章，参见A World Restored（New York: 1957），on Metternich; and，on Bismarck，“The White Revolutionary: Reflections on Bismarck,” Daedalus，XCⅦ（Summer，1968），888—924。从不同角度分析俾斯麦的作用的文献参见George F.Kennan，The Decline of Bismarck's European Order: Franco-Russian Relations，1875—1890（Princeton: 1979），especially pp.421—422。
[29] 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176.体系结构的不稳定导致不负责任的领导，参见Ludwig Dehio，The Precarious Balance: Four Centuries of the European Power Struggle，translated by Charles Fullman（New York: 1962），pp.257—258。
[30] 参见Roger V.Dingman，“Theories of，and Approaches to，Alliance Politics,” in Lauren，ed.，Diplomacy, pp.246—247。
[31] 笔者这里的观点来自Snyder and Diesing，Conflict Among Nations, pp.429—445。
[32] 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167—169.
[33] Foster Rhea Dulles，The Road to Teheran: The Story of Russia and America，1781—1943（Princeton: 1944），p.8.
[34] 例如参见Thomas A.Bailey，America Faces Russia: Russian-American Relations from Early Times to Our Day （Ithaca: 1950），pp.347—349。近期讨论参见John Lewis Gaddis，Russia，the Soviet Union，and the United States: An Interpretive History （New York: 1978），pp.27—56;也可参见本书第一章。
[35] 对这一观点的简要总结参见Nelson and Olin，Why War?, pp.35—43。杰弗里·布莱尼称其为“曼彻斯特主义”（Manchesterism）并恶毒地挖苦说：“如果那些天才的曼彻斯特主义预言家能看到张伯伦在1938年9月捷克危机中登上飞机前往巴伐利亚短暂会见希特勒的话，他们会把此行誉为最新的和平之旅。如果他们知道，他会见希特勒时甚至都没用自己的德语翻译，他们会自忖，谈话用的是世界语还是沃拉普克语。当张伯伦先生1938年9月30日在唐宁街10号的窗口上说：‘我相信它是我们时代的和平’的时候，看起来似乎每张邮票、每本双语辞典、每张铁路时刻表和每个商品展销会，每次和平会议、每项奥林匹克竞赛、每本旅游手册和每份国际电报，都是光荣的证明。回过头看，一年后战争的爆发似乎标志着绥靖政策的失败和终结，但那一政策幸存了下来。在对德国发动的第一次突袭中，是英国首先撒下了传单。”The Causes of War，p.28.
[36] 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138,华尔兹总体上反对相互依赖是和平的必然原因的观点，参见ibid.，pp.138—160。
[37] Small and Singer，Resort to Arms，p.102最有争议的案例是克里米亚战争。这个冲突最初是由苏联与土耳其之间引起，最后使英法都起来反对苏联。
[38] “战争相关性”项目认为在1945到1980年间发生了44场内战；同期相比，只发生了30场国家间战争和12场“超体系的”战争（extra-systematic war）。Melvin Small and J.David Singer，Resort to Arms: International and Civil Wars，1816—1980（Beverly Hills，California: 1982），pp.92—95，98—99，229—232.
[39] 在1955到1975年间，苏联出口和进口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在4%—7%之间。而美国的可比数字是7%—14%之间。相比之下，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四年里的同一数据是33%—52%，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1949—1976年间，这四个国家加上日本的这一数据都在19%—41%之间。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pp.141，212.
[40] 参见Herbert S.Dinerstein，The Making of a Missile Crisis，October，1962（Baltimore: 1976），especially pp.230—238。
[41] 参见注释37。就此而论，值得注意的是，有一种引人注目的现象，即在苏联工作过的美国外交官都变成了恐苏分子。但在外交部门里的中国问题专家中似乎不存在类似的现象。可比较以下著述Hugh DeSantis，The Diplomacy of Silence: The American Foreign Service，the Soviet Union，and the Cold War，1933—1947 （Chicago: 1980）; and E.J.Kahn，Jr.，The China Hands: America's Foreign Service Officers and What Befell Them（New York: 1975）。考虑到目前可用的信息，那些在美国就职的苏联外交官是否也会发展成“恐美分子”，则很难说。
[42] Zbigniew Brzezinski and Samuel P.Huntington，Political Power: USA/USSR （New York: 1964），pp.90—104.近期关于苏联公众参与政治体系的程度的论述参见Jerry F.Hough and Merle Fainsod，How the Soviet Union Is Governed（Cambridge，Massachusetts: 1979），pp.314—319。
[43] 对此类文献的有用的简要回顾，参见Nelson and Olin，Why War?，pp.58—84;以及Richard J.Barnet，Roots of War （New York: 1972），pp.208—214。
[44] 近期研究参见Arno J.Mayer，The Persistence of the Old Regime: Europe to the Great War（New York: 1981）,特别是pp.304—323;以及Paul M.Kennedy，The Rise of the Anglo-German Antagonism，1869—1914（Boston: 1980），especially pp.465—466。
[45] 例如包括Charles S.Maier，Recasting Bourgeois Europe: Stabilization in France，Germany，and Italy in the Decade After World War I（Princeton: 1975）; Stephen A.Schuker，The End of French Predominance in Europe: The Financial Crisis of 1924 and the Adoption of the Dawes Plan（Chapel Hill: 1976）; Michael J.Hogan，Informal Entente: The Private Structure of Cooperation in Anglo-American Economic Diplomacy，1918—1928 （Columbia，Missouri: 1977）; Melvyn P.Leffler，The Elusive Quest: America's Pursuit of European Stability and French Security，1919—1933（Chapel Hill: 1979）; Frank Costigliola，Awkward Dominion: American Political，Economic，and Cultural Relations with Europe，1919—1933（Ithaca:1984）。
[46] 近期对这一问题的理解——有时甚至是相互对立的理解，参见John Lewis Gaddis，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A Critical Appraisal of Postwar 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New York: 1982），pp.352—357; Ralph B.Levering，The Public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1918—1978（New York: 1978）; 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Empire as a Way of Life（New York: 1980）; Cecil V.Crabb，Jr.，The Doctrine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Their Meaning，Role，and Future（Baton Rouge: 1982），pp.371—386; Robert Dallek，The American Style of Foreign Policy: Cultural Politics and Foreign Affairs（New York: 1983），pp.xi-xx; and Lloyd C.Gardner，A Covenant with Power: America and World Order from Wilson to Reagan（New York: 1984）。
[47] 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The Tragedy of American Diplomacy，Revised Edition（New York: 1962）.也可参见Charles A.Beard，The Idea of National Interest: An Analytical Study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New York:1934），and The Open Door at Home: A Trial Philosophy of National Interest（New York:1934）。比尔德/威廉斯论文的重要评论包括：Gabriel Kolko，The Root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n Analysis of Power and Purpose（Boston: 1969）;以及Harry Magdoff，The Age of Imperialism: The Economics of U.S. Foreign Policy（New York: 1969）。
[48] Charles S.Maier，“The Two Postwar Eras and the Conditions for Stability in Twentieth-Century Western Europ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LXXXVI（April，1981），327—352; Robert Griffith，“Dwight D.Eisenhower and the Corporate Commonwealth,” ibid.，LXXXVII（February，1982），87—122; Michael J.Hogan，“American Marshall Planners and the Search for a European Neocapitalism,” ibid.，XC（February，1985），44—72.
[49] 对“门户开放”模式的最佳评论是：Robert W.Tucker，The Radical Left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Baltimore: 1971）; Charles S.Maier，“Revisionism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old War Origins,” Perspectives in American History, IV（1970）,313—347; Richard A.Melanson，“Revisionism Subdued? Robert James Maddox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er, VII（1977），229—271，and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of 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 Western Political Quarterly, XXXI（1978），392—409。肯尼斯·华尔兹在其著作中对“简化论”进行了有效的评论，参见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pp.60—67。尽管目前还没有实质性的出版物评论“社团主义”，但笔者仍试图对其进行评述，参见“The Corporatist Synthesis: A Skeptical View,” Diplomatic History, X（Fall，1986），357—362。
[50] Williams，The Tragedy of American Diplomacy, pp.43，49.也可参见Levin's elaboration of this key point in Woodrow Wilson and World Politics pp.2—5。
[51] Maier，“The Two Postwar Eras and the Conditions for Stability in Twentieth. Century Western Europe”; Hogan，“American Marshall Planners and the Search for a European Neocapitalism.”
[52] C.Wright Mills，The Power Elite （New York: 1956），p.360.
[53] Eisenhower“farewell address,” January 17，1961，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Dwight D.Eisenhower，1960—1961 [hereafter Eisenhower Public Papers]（Washington: 1961），p.1038.
[54] Fred J.Cook，The Warfare State（New York: 1962）; W.Carroll Pursell，Jr.，ed.，The 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New York: 1972）; Bruce M.Russett and Alfred Stepan，Military Force and American Society（New York: 1973）; Seymour Melman，The Permanent War Economy: American Capitalism in Decline（New York: 1974）.
[55] 关于战后初期的情况，参见Warner R.Schilling，“The Politics of National Defense: Fiscal 1950,” in Warner R.Schilling，Paul Y.Hammond，and Glenn H.Snyder，Strategy，Politics，and Defense Budgets（New York:1962），pp.1—266; on the 1970's，Lawrence J.Korb，The Fall and Rise of the Pentagon: American Defense Policies in the 1970's（Westport，Connecticut: 1979）。
[56] Vernon V.Asparturian，“The Soviet 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Does It Exist?”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XXVI（1972），1—28; William T.Lee，“The ‘Politico-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 of the U.S.S.R.,” ibid.，pp.73—86; Andrew Cockburn，The Threat: Inside the Soviet Military Machine（New York: 1983），pp.120—149.
[57] Joseph S.Nye，Jr.，ed.，The Making of America's Soviet Policy（New Haven: 1984）; I.M.Destler，Leslie H.Gelb，and Anthony Lake，Our Own Worst Enemy: The Unmaking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New York: 1984）.
[58] 关于这一点参见Seyom Brown，The Faces of Power: Constancy and Change in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from Truman to Reagan（New York: 1983），pp.7—14。
[59] Kennan to State Department，March 20，1946，U.S.Department 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hereafter FR]: 1946，VI，721.有关凯南1946年2月22日发回的著名的长电报参见第696—709页；凯南另一篇以“X先生”命名的同样十分有影响力的文章是“The Sources of Soviet Conduct,” Foreign Affairs, XXV（July，1947），566—582。对这篇文章写作背景的讨论参见George F.Kennan，Memoirs: 1925—1950（Boston: 1967），pp.292—295，354—357。
[60] 凯南强调他当时提出的建议只能用于斯大林政权。参见凯南的著作Memoirs: 1925—1950（Boston: 1967），pp.364—367。但他确实看到，苏联社会内制度化的怀疑，为其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带来了不必要的困难。例如参见George F. Kennan，“Letter to a Russian,” New Yorker，LX （September 24，1984），pp.55—73。
[61] 例如参见Taubman，Stalin's American Policy, pp.243—255; Vernon V.Aspaturian，“Internal Politics and Foreign Policy in the Soviet System.” in Aspaturian，ed.，Process and Power in Soviet Foreign Policy（Boston: 1971），pp.491—551; Seweryn Bialer，“The Political System.” in Robert F.Byrnes，ed.，After Brezhnev: Sources of Soviet Conduct in the 1980s（Bloomington: 1983），pp.10—11，35—36，51，55; Adam Ulam，“The World Outside,” in ibid.，pp.345—348; and Seweryn Bialer，The Soviet Paradox: External Expansion，Internal Decline （New York: 1986），pp.38—40，198—200，350。
[62] 关于这一点参见Gaddis，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pp.34—35，62，74，83—84。
[63] 最显著的例外似乎是NSC-68号文件的作者们。该文件是1950年初拟定的，是对国家安全政策的全面再评估。作者们认为，当苏联的能力达到可赢得战争的程度后，苏联的意图必然是想要挑起一场战争。参见NSC-68，“United States Objectives and Programs for National Security,” April 14，1950，U.S. Department 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0，I，especially pp.251—252，266—267。
[64] Alexander L.George and Richard Smoke，Deterrence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Theory and Practice（New York: 1974），pp.527—530;另可参见Patrick M.Morgan，Deterrence: A Conceptional Analysis（New York: 1974），pp.205—207。
[65] Blainey，The Causes of War, p.53. See also Howard，The Causes of Wars，pp.14—15; Paul M.Kennedy，Strategy and Diplomacy: 1870—1945; （London: 1983），pp.163—177;理查德·斯莫克关于期望在战争升级中起的作用的深入讨论参见Richard Smoke， War: Controlling Escalation（Cambridge，Massachusetts: 1977），pp.268—277。
[66] Kennan，The Decline of Bismarck's European Order, pp.3—4.
[67] 迈克尔·霍华德对战后大国之间缺少好战性的观察，参见Michael Howard，The Causes of War, pp.271—273。
[68] Small and Singer，Resort to Arms, pp.167，169.
[69] 通过将1945年后的“核”体系与1815年后的“维也纳”体系进行有趣比较而进行的深入讨论，参见Michael Mandelbaum，The Nuclear Revolutio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Before and After Hiroshima （New York: 1981），pp.58—77: also Morgan，Deterrence, p.208; Craig and George，Force and Statecraft, pp.117—120; Howard，The Causes of War, pp.22，278—279。如果没有发明核武器，那么苏美两极是否能得以发展？思考一下这个问题是很有趣的。我个人的观点——明显没有得到验证——这是有可能的，因为两极起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争进行之际，待到广岛和长崎被轰炸之时，局势已经很明朗。如果不存在核武器，两极会不会持续这么久，但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看来确实合乎情理的是：这些武器延长了两极的存在，使其超出了人们原本预期的正常寿限。个中原因是将超级大国的冒险行动减至最低，同时维持一种在超级大国和任何潜在的军事竞争对手之间的看来无法超越的权力级差。
[70] 参见Mandelbaum，The Nuclear Revolution, p.109;也可参见对“水晶球效应”的讨论，Albert Carnesale，et al.，Living with Nuclear Weapons （New York: 1983），p.44。
[71] Ole R.Holsti，“Theories of Crisis Decision Making,” in Lauren，ed.，Diplomacy, pp.99—136;也可参见Craig and George，Force and Statecraft, pp.205—219。
[72] Gilpin，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pp.202—203.杰弗里·布莱尼引用由社会学家乔治·齐美尔（Gerog Simmel）首次提出的观念，认为在过去，战争是国家准确了解彼此能力的唯一方式。Blainey，The Causes of War，p.118.
[73] 对于侦察卫星的历史演变，参见本书第七章。
[74] 最新的对这一问题的考察没有把1940年以前的例子囊括进来，Richard K.Betts，Surprise Attack: Lessons for Defense Planning（Washington: 1982）。对对手意图的评估问题，也可参见Ernest R.May，ed.，Knowing One's Enemies: Intelligence Assessment Before the Two World Wars（Princeton: 1984）。
[75] 公开文献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头十年美国情报部门所面临的困难的总结，参见Thomas Powers，The Man Who Kept the Secrets: Richard Helms and the CIA（New York: 1979），pp.43—58;以及John Prados，The Soviet Estimate: U.S. Intelligence and Russian Military Strength（New York: 1982），pp.24—30。
[76] 关于这一点参见Michael Krepon，Arms Control: Verification and Compliance（New York: 1984），especially pp.8—13。
[77] Prados，The Soviet Estimate, pp.30—35，96—110; also Michael R.Beschloss，Mayday: Eisenhower，Khrushchev and the U-2 Affair（New York: 1986），pp.85—112;以及John Ranelagh，The Agency: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the CIA（New York: 1986），pp.310—328。
[78] 关于这一点参见Wright，A Study of War, pp.1290—1291; Aron，Peace and War，pp.64—69; Reynolds，Theory and Explana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176;以及Murray Edelman，Politics as Symbolic Action: Mass Arousal and Quiescence（Chicago: 1971），pp.53—64。
[79] Norman Rich，Hitler's War Aims: Ideology，the Nazi State，and the Course of Expansion（New York: 1973），pp.xxxvi—xxxvii，xlii—xliii，3—10.
[80] 就此而言，有人想到了越南人和阿尔及利亚人反对法国，以及葡萄牙非洲殖民地反对葡萄牙的成功斗争，但也想到在印度和后来的巴基斯坦内部成功的分离主义运动，以及比夫拉人对尼日利亚不成功的反叛。
[81] 关于宗教对世界政治影响的复苏，参见Paul Johnson，Modern Times: The World from the Twenties to the Eighties（New York: 1983），pp.698—710。
[82] 关于这一点参见Halle，The Cold War as History, 157—160。
[83] Adam B.Ulam，Expansion and Coexistence: The History of Soviet Foreign Policy，1917—1973, Second Edition （New York: 1974），pp.130—131.
[84] 关于这一点参见E.H.Carr，The Bolshevik Revolution，1917—1923（New York: 1953），pp.549—566; and Marshall D.Shulman，Stalin's Foreign Policy Reappraised（New York: 1969），p.82。如同第一章所指出的那样，现在苏联学者流行的做法是，把莫斯科外交政策中的意识形态要素减少至最低程度；实际上，作为一个对输出革命的观念再熟悉不过的领导人，列宁本人现在却被看作是“和平共存”的首创者。其代表性的著述是G.A.Trofimenko，“Uroki mirnogo sosushestvovaniia,” Voprosy istorii，Number 11 （November，1983），pp.6—7。想知道共产国际为何如此草率地对待伟大的革命以及这意味着什么，看来并非是不合时宜的；可以肯定的是，相比之下，大多数西方学者仍更为严肃地对待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深远影响。例如，可参见Seweryn Bialer，The Soviet Paradox: External Expansion，Internal Decline（New York: 1986），pp.177—180。
[85] 对于斯大林的这一问题的矛盾态度，参见Shulman，Stalin's Foreign Policy Reappraised，passim.; also Taubman，Stalin's American Policy, pp.128—227; and Adam B.Ulam，Stalin: The Man and His Era（New York: 1973），especially pp.641—643，654。当然可能的是，斯大林故意同时奉行两种政策，把这既作为胁迫性的手段又作为诱使西方放心的手段。
[86] Herbert Dinerstein，War and the Soviet Union: Nuclear Weapons and the Revolution in Soviet Military and Political Thinking（New York: 1959），pp.65—90; William Zimmerman，Soviet Perspectives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1956—1967（Princeton: 1969），pp.251—252.
[87] Nikita S.Khrushchev，Khrushchev Remembers: The Last Testament,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Strobe Talbott（Boston: 1974），p.529.
[88] Zimmerman，Soviet Perspectives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252—255.
[89] Ibid.，pp.5，255—259.也可参见Khrushchev Remembers, p.530; and Bialer，The Soviet Paradox, pp.270—271.
[90] “参赛者的目标可能会发生很小的变化，但会通过修正它对社会活动的意义，将其实现推迟到无限的未来，从而根本性地改变神话的含义……正因为神话是戏剧性的故事，因而变换时间框架会深刻地影响其特征。那些只看到公开目标的永恒性而忽视了其结构变化的人，也就忽视了可能由这些背景变化所产生的巨大影响。这种结构变化包括将共同经历植入双方的神话，改变‘敌人’的形象（‘在另一个阵营也有理性的人存在’），并更改神话的历史分期。”Freidrich V.Kratochwil，International Order and Foreign Policy: A Theoretical Sketch of Post-War International Politics（Boulder，Colorado: 1978），p. 117.
[91] John Lewis Gaddis，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1941—1947（New York: 1972），pp.56—62，133—175.
[92] 关于这一点参见Michael S.Sherry，Preparing for the Next War: American Plans for Postwar Defense，1941—1945（New Haven: 1977），pp.52—53; Eduard Maximilian Mark，“The Interpretation of Soviet Foreign Policy in the United States，1928—1947”（Ph.D.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Connecticut，1978），pp.95—96，326—329;关于威尔逊这一想法产生的背景参见Levin，Woodrow Wilson and World Politics，pp.37—45。“极权主义”的威胁前面第二章已进行了大量讨论。关于“无条件投降”的意识形态根源，参见Anne Armstrong，Unconditional Surrender: The Impact of the Casablanca Policy Upon World War II（New Brunswick: 1961），pp.250—253。
[93] 例如参见Hannah Arendt，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New York: 1951），and Carl Friedrich and Zbigniew Brzezinski，Totalitarian Dictatorship and Autocracy（Cambridge，Massachusetts: 1956）;以及Les K.Adler and Thomas G.Paterson，“Red Fascism: The Merger of Nazi Germany and Soviet Russia in the American Image of Totalitarianism，1930's—1950's,”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LXXV（April，1970），1046—1064。在美—苏研究中，对“极权主义学派”的史学译论，参见Stephen F.Cohen，Rethinking the Soviet Experience: Politics and History Since 1917（New York: 1985），pp.20—27。
[94] 对美国早期的战争计划的简要回顾参见Gregg Herken，The Winning Weapon: The Atomic Bomb in the Cold War，1945—1950（New York: 1980），pp.195—303。对这些计划的选择参见Thomas H.Etzold and John Lewis Gaddis，eds.，Containment: Documents on American Policy and Strategy，1945—1950（New York: 1978），pp.277—381。从可获得的档案，还无法对苏联的选择进行比较。
[95] NSC 20/4， “U.S.Objectives with Respect to the USSR to Counter Soviet Threats to U.S.Security,” November 23，1948，FR: 1948，I，668—669.在这份文件的一个早期版本中，凯南解释说：“我们不能期望一切如我们所愿的对于苏联领土的主张都会得到实现，如同我们在德国和日本努力做过的那样。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最终要实现的解决方案必须是一个经过政治谈判的政治解决方案。”NSC 20/1，“U.S. Objectives with Respect to Russia,” August 18，1948，in Thomas H.Etzold and John Lewis Gaddis，eds.，Containment: Documents on American Policy and Strategy，1945—1950 （New York: 1978），p.193.乔治·H.奎斯特（George H.Quester）曾指出，就其本质而言，“遏制”本身反映出对“无条件投降”的否认。George H.Quester，“The Impact of the Strategic Balances on Containment,” in Terry L.Deibel and John Lewis Gaddis，eds.，Containment: Concept and Policy（Washington: 1986），pp.259—260.
[96] NSC 68，“United States Objectives and Programs for National Security,” FR: 1950，I，242.
[97] 凯南将这一点明确写进了NSC 20/1，“U.S.Objectives with Respect to Russia,” August 18，1948，in Etzold and Gaddis，eds.，Containment，p.191; 也可参见The Realitie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Princeton: 1954），p.80。
[98] 有关将改变苏联的心理作为最终遏制目标可参见Gaddis，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pp.48—51，71—83，98—99，102—106。
[99] 例如参见Hans J.Morgenthau，In Defense of the National Interest: A Critical Examination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New York: 1951），pp.31—33，142—146。对“无条件投降”的评论可参见Armstrong，Unconditional Surrender, pp.248—262; and in Hanson W.Baldwin，Great Mistakes of the War（New York: 1950），pp.14—25。
[100] David Alan Rosenberg，“‘A Smoking，Radiating Ruin at the End of Two Hours’: Documents on American Plans for Nuclear War with the Soviet Union，1954—1955,”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I（Winter，1981/1982），3—38，and “The Origins of Overkill: Nuclear Weapons and American Strategy，1945—1960,” ibid.，VII（Spring，1983），3—71.更多一般性的论述参见Fred Kaplan，The Wizards of Armageddon（New York: 1983），especially pp.263—270; and Gregg Herken，Counsels of War（New York: 1985），pp.137—140。
[101] Rosenberg，“The Origins of Overkill,” pp.8，69—71; Kaplan，Wizards of Armageddon, pp.268—285; Herken，Counsels of War, pp.140—165; Stephen E.Ambrose，Eisenhower: The President（New York: 1984），pp.494，523，564.
[102] 关于这一点参见John Spanier，Games Nations Play: Analyzing International Politics, Fifth Edition（New York: 1984），p.91。
[103] Gaddis，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pp.23—31.
[104] 令人遗憾地，联合国不能被认为是一个有效的超国家权威。
[105] 我的定义基于Paul Keal，Unspoken Rules and Superpower Dominance（New York: 1983），pp.2—3。其他对博弈论的一般性研究包括Snyder and Diesing，Conflict Among Nations, especially pp.33—182; Anatol Rapaport，Fights，Games，and Debates（Ann Arbor: 1960）; Charles Lockhart，Bargaining in International Conflicts（New York: 1979）;以及Friedrich V.Kratochwil，International Order and Foreign Policy: A Theoretical Sketch of Post-War International Politics（Boulder，Colorado: 1978），passim。
[106] 关于这一点参见Geir Lundestad，America，Scandinavia，and the Cold War，1945—1949（New York: 1980），especially pp.327—338。关于势力范围的形成参见Keal，Unspoken Rules and Superpower Dominance, pp.66—71，80—84，90—98;也可参见本书第三章。
[107] “总体而言，对势力范围的默认采取了这样的形式，A拒绝并事实上不同意B所做的，但与此同时通过不做任何事情反对B来默认它。”Paul Keal，Unspoken Rules and Superpower Dominance（New York: 1983），p.115.
[108] 关于这一强化过程的很好的评估，参见，Keal，Unspoken Rules and Superpower Dominance, pp.87—115。
[109] George and Smoke，Deterrence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p.523—26，557—560.
[110] Ibid.，pp.536—543.
[111] 关于对匈牙利、捷克、古巴和多米尼加共和国的讨论，参见Keal，Unspoken Rules and Superpower Dominance, pp.116—158。对于美国对南斯拉夫和中国的“背叛”的反应，目前还没有足够的比较分析。
[112] Coral Bell，The Conventions of Crisis: A Study in Diplomatic Management（London: 1971）:Phil Williams，Crisis Management: Confrontation and Diplomacy in the Nuclear Age（New York:1976）.他们也试图有效控制海上事故，参见Sean M.Lynn-Jones，“A Quiet Success for Arms Control: Preventing Incidents at Se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IX（Spring，1985），157—184。
[113] 如同大多数对这一课题的学术考察一样，这一分析假设：如果没有苏联的某种授权，朝鲜是不可能发动进攻的。对这一显然不清楚的事件的最为全面的讨论是Robert R.Simmons，The Strained Alliance: Peking，Pyongyang，Moscow and the Politics of the Korean Civil War（New York: 1975）。
[114] 这并不是说苏联没有使用秘密行动；而是它更为成功地隐瞒了这些行动。新近最好的评述是John Barron，KGB Today: The Hidden Hand（New York: 1983）。
[115] 最经典的例子是被充分记载的1914年7月的危机，《国际安全》杂志近期对这次危机的影响再度进行了评估，参见International Security, IX（Summer，1984）。也可参见Richard Smoke，War: Controlling Escalation, pp.147—236;以及Richard Ned Lebow，Between Peace and War: The Nature of International Crisis（Baltimore: 1981）。
[116] 参见本书第五章。
[117] Henry A.Kissinger，Nuclear Weapons and Foreign Policy（New York:1957）.出于公正，应当补充一下，在这一点上，基辛格在1961年就已经批判了自己的早期立场。参见Henry Kissinger，The Necessity for Choice: Prospect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New York: 1961）。
[118] 苏联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参见Harriet Fast Scott and William F.Scott，The Armed Forces of the USSR（Boulder，Colorado: 1979），especially pp.55—56，61—62。
[119] 这些观点在本书第五章进一步进行了讨论，也可参见Richard Ned Lebow，“Windows of Opportunity: Do States Jump Through The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Ⅸ（Summer，1984）,147—186。
[120] 这一区别的重要性参见Thomas C.Schelling，Arms and Influence（New Haven: 1966），pp.132—134。
[121] 值得注意的是，约翰·肯尼迪在执政之初似乎作出了永不对苏联使用核武器的保证；但在遭到来自北约盟国的抗议后，这一立场被修正为只承诺不对其发动战争。参见Michael Manderbaum，The Unclear Questi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Nuclear Weapons，1946—1976（Cambridge: 1979），p.75。
[122] 近期国家科学院对核不扩散努力进行了研究，Nuclear Arms Control: Background and Issues（Washington: 1985），pp.224—273。
[123] Eisenhower speech to the American Society of Newspaper Editors，April 16，1953，Eisenhower Public Papers: 1953（Washington: 1960），pp.179—188.这一讲话的来源参见Emmet John Hughes，The Ordeal of Power: A Political Memoir of the Eisenhower Years（New York: 1963），pp.100—112。关于利用苏联因斯大林去世后产生的易遭攻击性，本书第六章进行了讨论。
[124] 例如参见Lyndon B.Johnson，The Vantage Point : Perspectives of the Presidency，1963—1969（New York: 1971），pp.468—469;以及Henry Kissinger，Years of Upheaval（Boston: 1982），pp.287—288。
[125] 在这里，我想起了直至法国大革命战争时期的欧洲漫长的王朝斗争历史；同样地，在最近，拒绝承认领导的合法性致使伊朗—伊拉克战争无限期地延续下去。
[126] 感谢杰克·马特洛克（Jack Matlock）大使提出的这一建议。
[127] 参见Carl Sagan，“Nuclear War and Climatic Catastrophe: Some Policy Implications,” Foreign Affairs, LXII（Winter，1983/1984），257—292。随后的重新评估表明萨根和他的同事或许高估了“核冬天”的后果，参见Starley L.Thompson and Stephen H.Schneider，“Nuclear Winter Reappraised,” ibid.，LXIV（Summer，1986），pp.981—1006。重新评估并未让那一现象得到人们更多的认可。
[128] 关于这一点参见Gilpin，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pp.156—210。保罗·肯尼迪指出了想象的重要性，在1900年后，德国人认为英国的世界影响正在上升，而他们自己的影响却在下降。Paul M.Kennedy，The Rise of the Anglo-German Antagonism，1860—1914（Boston: 1980），p.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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