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家迈克尔·沃尔泽（Michael Walzer）曾提出，间谍活动在某种情况下可能会促进而非阻碍各国之间的交流。[2]考虑到各大国总是在努力防止自身的国家机密被泄露，因而这种看法乍一看似乎是不切实际。而且在冷战史上肯定也没有太多例子表明华盛顿和莫斯科喜欢让对方搜集此类信息。但是，如果谍报活动可以减少突然袭击的危险，那么至少从理论上讲，各国可以从容忍一定程度的刺探活动中共同受益。在过去的25年中，美苏关系中确曾发生过类似事件，尽管并不显眼，且并未就有关程序达成过明确协议。多年来，美国人和苏联实际上在相互侦探中进行了合作，这一事实乃是冷战时一个保守得较好的秘密；美苏逐渐将这些合作当作与国际法原则相一致的行为，这样的事实当然是冷战时期最意想不到的新事态之一。
尽管两国政府对正式承认侦察卫星的存在都持谨慎态度，但那不再是秘密。[3]现在，人们普遍理解了侦察卫星设备在军备控制协定的核实中发挥了十分关键的作用；[4]也开始公开讨论反卫星武器可能对双方带来的威胁。[5]但直到最近仍未引起重视的问题是，[6]苏联和美国最初是怎么想到要容许甚至依赖这些装备来收集对方的敏感信息的。他们的这一决定成为战后苏美就共同关注的事项进行心照不宣的合作的典型代表。这也含蓄地表明：某些形式的间谍手段不仅促进了交流，还有利于和平事业。
诚然，在大国斗争史上，几乎找不到有哪个国家愿意允许潜在敌人对其领土进行侦察。[7]观测气球早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就已得到使用，但也会被击落。[8]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使用飞机进行军事侦察开始流行，但应对之策也盛行起来：研制首架真正的战斗机的目的就是为了击落侦察飞机。[9]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也鲜有事例表明，参战方会认为敌人进行成功的空中侦察将对自身有利[10]。朝鲜战争中侦察机也是遭到攻击的。[11]当然，有史以来最著名的侦察机U-2飞机，直到1960年5月在苏联上空被击落后才进入公众意识；还有另一架U-2飞机在两年后的古巴导弹危机高潮时被击落。[12]
U-2计划来自冷战开始以后华盛顿的一系列努力，以弥补当时最明显的一项不对称：几乎完全封闭的苏联和几乎完全开放的美国之间的不对等性。美国事实上无法了解苏联军事能力的任何确切信息，而美国的新技术的详细情况会定期地刊登在报纸和期刊上。[13]美国的敏感军事设施的位置可从街角的加油站所提供的详细地图上查到，甚至是免费获得。
这种不对称性促使美国在战后的头十年中几番试图巧妙地破获苏联的秘密，但这些努力并非总能奏效：包括使用叛徒、移民及极少数真正的间谍；仔细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甚至沙皇时期的地图；通过截取电报和电台通讯的方式窃取信息；使用雷达跟踪苏联早期进行的导弹实验；通过定期监测大气层来探测苏联的核试验；发射能在飞越苏联领土后被找回的装有照相机的气球；侦察机定期沿苏联和东欧边境飞行，有几次甚至深入苏联腹地。[14]但是，除了那些直接监控核试验的侦察外，这些做法没有一次获取到很有用的信息。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在艾森豪威尔政府执政初期对国家安全委员会说，有关苏联的情报评估的精确性方面存在严重不足，“我们必须对我们的情报工作高标准严要求……在面对难以获取充分信息的困难时，我们千万不能自甘失败”[15]。
似乎是对杜勒斯指令的回应，艾森豪威尔次月批准了两个独立却相互联系的行动，一个是秘密的，一个是非常公开的，旨在改善对苏联的情报收集工作。1954年初，他组建了一个技术能力小组（Technological Capabilities Panel），由麻省理工学院院长詹姆斯·基利安（James R.Killian）领导，研究降低突然袭击风险的方法。基利安委员会寄希望于快速发展的遥感技术，并建议立即建造一种高空照相侦察机（其结果是U-2飞机）；而且，把详细研究侦察卫星的潜力作为一项较长期的措施。艾森豪威尔接受了这些提议，进而使自己及随后的历届政府都依赖空中侦察作为侦破苏联秘密的主要方法。[16]
而总统也批准了一项应对这一问题的公开行动：试图通过外交手段使新的侦察技术合法化。在1955年7月的日内瓦四国首脑会议上，当艾森豪威尔看似随意地向苏联人提出了“开放天空”的核实计划时，世人第一次了解了他的这一计划。[17]我们现在知道，该计划最早是由总统助手纳尔逊·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领导的一个工作小组提出的，涉及军事设施的信息交换和对苏美领土无限制的空中照相侦察权；艾森豪威尔批准了这一计划，他事实上一直坚持推出该计划，而不顾心存疑虑的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提出的反对意见。[18]有趣的是，洛克菲勒工作小组显然对基利安委员会有关U-2飞机的提议一无所知。[19]只有总统和少数值得信赖的高级顾问才意识到，美国很快便有能力完全单方面地执行自己的“开放天空”计划。
于是产生了缘何艾森豪威尔会主动提出日内瓦倡议的问题。毫无疑问，他肯定预计到苏联会拒绝它，因为它将为美国带来过多的收益。[20]当然，艾森豪威尔意识到U-2和卫星侦察计划无须苏联人的同意就可进行，至少是在一段时间之内，因为苏联人需要时间来探究有效的对策。然而，那一局面不会无限期地延续，正是这一前景不禁让人深思，因为预计到有一天苏联人会发展出反制措施，所以艾森豪威尔的“开放天空”计划很可能在为空中侦察寻求合法性的尝试方面，不像人们认为的那样没有远见。
对经常令人难以捉摸的艾森豪威尔来说，他在这一问题上的意图不那么容易搞清楚。无疑，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历使他对空中侦察的潜在军事重要性十分敏感，如同当时为数不多的其他政治领导人一样。[21]我们也知道，他担心苏联可能会对美国的单边侦察努力作出何种反应。例如，1956年5月，他警告说需要“在我们有所作为时变得理智和谨慎”，因为他想“让苏联每一次都有机会朝和平方向前进，并使我们的关系建立在良好的基础上”[22]。1957年10月，苏联发射了“伴侣号”（Sputnik）人造地球卫星。此后不久，艾森豪威尔对一个顾问团所做的评论，似乎最为明确地、尽管是转弯抹角地揭示了“开放天空”计划背后的动机：他说，苏联人“在确立国际空间的自由这一概念时，无意中帮了我们一个大忙”[23]。
不幸的是，1960年5月的U-2事件证实了一个颇为不同的命题：一旦能力具备，苏联将击落任何飞越其领土的东西。苏联的秘密长期以来都是个国家政策问题，是一个连战时的反希特勒联盟也不能有重大突破的问题。[24]这延续到战后，苏联政府几乎是当时唯一拒绝参加国际民用航空协定的独立国家；该协定规定（民航飞机）通过一国领空时享有“无害通过权”。[25]尽管原则上承认需要对军备控制协定的监督提供核实措施，但苏联坚持以最狭义的方式界定那一概念，从而将间谍活动的可能降至最低。[26]结果是，战后最初的几年里，无论是对原子能的国际管制，还是共同同意削减常规力量等问题，都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在艾森豪威尔提出“开放天空”倡议之前，莫斯科也经常大声抗议美国的各种单边空中侦察行动，有时还采取积极的应对之策。[27]
尽管如此，苏联一开始对“开放天空”的反应并非完全消极。他们改变了先前裁军应当先于建立核实程序的立场，在1955年5月提出了一项建议，要求联合国“在各大港口、铁路枢纽、主要的高速公路以及机场建立检查站”，目的是保证“不会发生危险的陆海空部队集结”[28]。尽管总书记尼基塔·赫鲁晓夫在日内瓦拒绝了“开放天空”的提议，认为它“不过是一个大胆的间谍阴谋”[29]。但仍有理由认为，苏联人从艾森豪威尔的提议中既看到有利之处，也看到不利之处，所以并没有立即排除接受它的可能性。[30]
尽管苏联最终还是拒绝了该计划，表面上的理由仅仅是因为空中视察不可能防止隐瞒军事力量，“开放天空”计划没有规定对美国和苏联之外其他国家的领土进行侦察，也没有对裁减军备作出规定。[31]而其真正的原因可能接近于赫鲁晓夫所表达的关切，正如苏联的官方外交史回顾性地评论的那样，“该计划的目的是进行间谍活动……就此而言，那些打算发动战争和制订军事计划的人对它极为感兴趣”[32]。
如同艾森豪威尔所预期的那样，1957年10月苏联人造地球卫星的发射，给那些先前断言领空不可侵犯的苏联法律专家带来了难题。其中一位天才般地、但并不令人信服地采取了这样的立场，即人造卫星实际并未飞越其他国家的领空，而是飞越了那些在它下方旋转的土地。[33]然而，随着美国侦察卫星问世的时间逐渐迫近，苏联发现有必要重申垂直主权原则，而同时不让他们自己的卫星飞越美国的权利遭到怀疑。他们区分了“无害”通过与间谍活动来实现这一目的：卫星从天空经过是允许的，但如果它们是用于侦察目的则是不允许的。[34]
不管这一原则的执行会有多大的难度，它的确为美国的侦察卫星计划带来了令人不安的影响。美国人在发展这一系统方面已领先苏联多年；很明显，他们从中获得的益处要远大于苏联人，因为苏联人只擅长于监测一个原本很少保密的社会。考虑到这些情况，艾森豪威尔在1958年初同意开始对美国的反卫星系统进行研究，以防止莫斯科干扰华盛顿很快就会发射的侦察卫星。尽管艾森豪威尔这样做了，但他却顾虑重重，唯恐这一计划会损害最终说服苏联人相信“开放天空”计划中所暗含的侦察带来互利的可能性。正因如此，艾森豪威尔和他的顾问们强烈抵抗要求实际部署反卫星武器的压力。[35]
就在U-2飞机被击落的3个月后，中央情报局的“发现者”（Discoverer）系统便于1960年8月传回了第一批有关苏联的卫星照片。[36]因为对卫星侦察的价值深信不疑，所以，对艾森豪威尔提出的致力于使这一新式的、令人印象深刻的侦察方式合法化的目标，肯尼迪政府马上予以支持。不过，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比其前任所曾设想的任何方法都更富活力和想象力。
首先，白宫对有关侦察卫星发展和发射的信息实施了严格的新闻管制。在1961年之前，美国未做任何努力以隐瞒这一领域的计划：艾森豪威尔政府对美国太空计划的开放性本身感到自豪，无论成功还是失败；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尝试则失败远多于成功，所以空军毫不迟疑地于1960年年末和1961年年初公开其在卫星反导弹观测系统（SAMOS）上的成功。[37]但在约翰·肯尼迪任职后不久，情况就全变了：“发现者”和卫星反导弹观测系统的发射只进行最低程度的公开，如果有所公开的话。这一新闻管制的目的不是要防止有关发射的信息为苏联人所掌握，因为他们自己的追踪系统完全有能力监测得到；相反，它看来一直像是在试图避免招致莫斯科对空中侦察断然进行公开的谴责；[38]也可能存在这样的假设，如果美国对侦察卫星的成功保持沉默的话，那么苏联人将缺乏发展他们的反卫星系统的动机。[39]
其次，颇为自相矛盾的是，肯尼迪政府又同意让苏联人了解一些——尽管非常谨慎——有关侦察卫星情报收集能力的情况。副国防部长罗斯韦尔·吉尔帕特里克（Roswell Gilpatric）于1961年10月所做的一篇措辞谨慎的演说实现了上述目的。吉尔帕特里克在该演说中表示，“铁幕并非是不可逾越到迫使我们要对克里姆林宫的大话……信以为真”[40]。在柏林危机高潮时期做出了这一决定，表明美国知道不存在“导弹差距”。它的明显目的是要阻止赫鲁晓夫进一步从他并不具有的武器上谋取政治优势，同时也是为了消除美国公众和海外盟友的疑虑。然而，其间接影响可能只会使苏联人进一步确信华盛顿正从侦察卫星上得到有价值的情报。[41]
第三，国防部在1962年底单方面“重新定位”——实际上是取消了——美国当时正在发展的主要反卫星系统。这便是空军卫星拦截计划（SAINT），一项自1958年开始的、设法对苏联在轨道中的卫星进行定位和“拦截”的计划。据假设，一旦那一能力得以完善，实际摧毁卫星将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42]反卫星系统的发展并未因空军卫星拦截计划被逐步淘汰而完全终结：陆军和空军都被允许继续研制“直接起飞”（direct ascent）系统，它将通过从地面直接向卫星发射火箭来运作。但这些系统的能力非常有限：始终只有两处发射场，实际上只生产了少数导弹。20世纪60年代初的情况是，克制着不去进行全方位反卫星系统的研制，而这一系统原本计划到60年代初投入使用。[43]
最后，美国在联合国展开一种外交攻势，旨在为卫星侦察确立国际法上的先例。联合国大会于1958年设立了一个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但因为苏联提出程序上的异议，新委员会直到1961年才得以发挥作用。但到该年末，情况变得很清楚，苏联人已决定把该委员会作为一个论坛，以便提出他们反对卫星侦察的理由。1962年6月，他们引入了一项决议，宣称“利用人造卫星来收集外国领土上的情报信息……与人类征服外层空间的目标是不相容的”[44]。华盛顿已预料到这一提议，并作出了回应，强调外层空间的和平利用与军事利用之间难以区分，强调使用卫星获得的观察资料的价值，并非常平静地强调了卫星能用于监督军备控制协定的可能性。[45]
但这些讨论没有取得任何结果，苏联代表团仍坚持，卫星侦察不符合国际法，“这种非法侦察的目标是主权国家的机密”，“不管以何种手段实施这种行动，它都是对主权国家依照主权特权来卫护的东西的侵犯”[46]。到1963年夏，让苏联人接受空中侦察的合法性的运动，看来是彻底失败了。这一运动开始于艾森豪威尔“开放天空”的提议，并由肯尼迪在几个不同的方面继续开展。
然而，接着发生了一连串令人吃惊的事件。这一系列事件肇始于1963年7月的一则新闻报道。它报道说，在第聂伯河畔举行野餐这样一个明显不太可能的场景之下，赫鲁晓夫半认真地向比利时外交大臣保罗·亨利·斯巴克（Paul Henri Spaak）提供了一些经过选择的苏联侦察卫星图片。[47]次月，莫斯科突然一反常态不再反对使用气象卫星图片。接着在9月，在联合国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上，苏联表示愿意修正它早期坚持的利用卫星侦察属非法的立场。在1963年10月，苏联提出一项联合国决议，禁止将核武器及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部署在外层空间，但并不要求以禁止部署侦察卫星为前提条件。美国迅速表示同意，联合国大会也于当月一致通过了该决议。两个月后，联合国大会也一致通过了《各国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活动的法律原则的宣言》，这一宣言根本没有提及侦察卫星。[48]
虽然对苏联立场突然发生转变的原因只能进行猜测，但仍存在几种可能性。一个很简单的可能是，美国这时已经表明，不会提议就出于侦察目的对苏联上空发射卫星的权利进行谈判；而且，美国也表明，如果有必要的话，会研制可阻止对这些卫星发起攻击的手段。就此而言，苏联面对的是一个既成事实，它别无选择，只能接受。
但苏联现在也研制出了他们自己的侦察卫星，想必它也逐渐认识到由此得来的情报的价值。苏联的第一颗侦察卫星于1962年4月进入轨道，其他的卫星随后也迅速升空。[49]人们无法了解这些从苏联卫星上发回的图片质量如何，只知道它们显然好得足以让赫鲁晓夫在次年夏天拿出来炫耀。[50]人们通常以为，侦察卫星可能让美国的得益高于苏联，苏联人会觉得要求禁止它们比容忍它们要好些。但是，很可能首批真正的卫星图片对苏联人的用处要远大于他们的估计。无疑，古巴导弹危机——发生在苏联发射第一颗侦察卫星和莫斯科转变对此类侦察合法性的态度这两件事当中——可能很好地说明了这一情报收集方法的价值。同样值得指出的是，中苏关系到这时已经严重恶化，监测中国军事发展的能力很可能正是莫斯科所乐于获得的。[51]
苏联人现在也可能逐渐认识到侦察卫星具有稳定军备竞赛的价值。苏联发言人早在1960年便非正式地承认了这一可能性。[52]到1963年，U-2飞机对他国领空的飞越显然在以下事件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首先是提醒美国注意苏联在古巴进行的导弹建设，然后是监督苏联遵守使危机得以结束的肯尼迪—赫鲁晓夫协议。[53]当然，于8月签署的《部分核禁试条约》（Limited Nuclear Test Ban Treaty）刚刚确立了以非侵入性手段进行侦察来维护军备控制协议的先例。[54]
也有人提出——尽管无从证明——现在克里姆林宫开始出现这样一种认识，即它对军事能力保密的政策产生了适得其反的效果：结果可能是美国人倾向采取“最坏情况分析”，那会导致远大于正常情况的军备发展。在卫星发明前，U-2计划成功地获取了苏联的国家机密，导致艾森豪威尔拒绝了弥补并不存在的“导弹差距”的要求，这一事实正是对上述观点的证明。如同副国防部长吉尔帕特里克于1962年暗示的，“苏联人被迫非常努力地工作，争取不落后于他们所了解到的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以便与他们认为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保持同步”[55]。
古巴导弹危机后苏美关系的全面改善，也可用于解释苏联决定容忍卫星侦察的原因。因为，如果苏联人没有发展出某种稳定军备竞赛的互利观念，便难以看到相互容忍卫星侦察会取得多大的进展。1957年到1962年，苏联对美国实施第一次缓和政策，但在很多西方学者眼中，这被认为是一种“战略欺骗”。
在肯尼迪政府使卫星侦察合法化的努力与苏联的默许之间，是否存在某种直接联系？一种可能的情况是，美国单方面决定取消空军卫星拦截计划，以及在研制其他反卫星计划方面表现出的克制，可能促使苏联人以不推进反侦察运动的方式来回应。[56]不管空军卫星拦截计划的取消是否只是美国对苏联人做出的一种姿态，[57]不可否认的是，美国的确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不加紧研制全面反卫星系统方面表现出自我克制，其中一个原因是华盛顿决心不做任何影响卫星侦察可能合法化的事。[58]但苏联人是否精明老练到足以识别出这种自制，却是很值得怀疑，尤其是考虑到苏联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中期仍在进行有限的反卫星计划。当然，他们对卫星侦察机制维持默认的态度，并未阻止他们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启动更具野心的、事实上极不稳定的反卫星计划。[59]
但可能还有另一种判断，即美国单方面的克制确实有助于苏联决定容忍这种侦察。肯尼迪政府对前任政府的卫星侦察政策所做的最明显的调整便是，尽量使其侦察卫星的存在不为公众所知。这很可能是令苏联人更能容忍这些卫星的一个重要原因：尤其是1961年10月吉尔帕特里克演说那种低调处理的方式，使得他们有理由预期，尽管美国将会从卫星侦察能力中获得最大的情报优势，但美国不会大声说出事实，进而不会令苏联人感到尴尬。可以肯定的是，肯尼迪对于不羞辱赫鲁晓夫的重要性的敏锐感觉，被认为对于古巴导弹危机的成功解决发挥了重要作用；[60]也没有理由认为，这一方法不会对卫星侦察问题产生同样有益的影响。
1963年默契达成的侦察卫星机制到现在已经存在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了。这一持久的记录表明，莫斯科和华盛顿发现了容忍这一新的“非侵入”性侦察手段有多大的好处，但两国都对这些好处到底是什么，或它们如何产生成果保持沉默。但有足够的信息逐渐渗入公众领域，使就侦察卫星的能力和政治目标作出某些基本的归纳成为可能，尽管对其政治目标的归纳程度略低些。[61]
侦察卫星的能力包括以下四类：
照相侦察。从太空照相是侦察卫星的最初目的，也仍是它最重要的功能。在很早的时候，太空照相就具备了出色的识别地球表面微小物体的能力；今天的卫星据说能侦测到十厘米的目标。应用红外线光谱和紫外线光谱，再加上可见光，由此产生的图像要么通过从卫星上的太空舱送回地面，要么是直接传输回来，现在更为经常采用的是后一种方式。侦察卫星的轨道往往较低，因而绝大多数侦察卫星现在都是可操纵的。[62]
早期预警。自20世纪70年代初期以来，卫星也被用于侦测导弹发射和秘密核试验。它们之所以能完成这一任务是利用了低轨照相侦察卫星所使用的红外线侦测能力，但早期预警卫星一般都位于地球上方约22000英里的固定轨道上，这样它们对目标地区的覆盖便是广阔和持续的。[63]
雷达侦察。这些卫星依赖于侧视合成孔径雷达的发展。这些雷达使它不仅可以穿透云层覆盖地面目标，而且能测量浪高及其他海洋条件。它们在测控水面船只方面有明显价值，未来可能还具有追踪水下潜艇的某种潜力。[64]
“雪貂”或电子侦察卫星。卫星的这一功能是鲜为人知的，但它大概包括对军用和民用通信的窃听，以及分析雷达信号和监测导弹试验的遥感装置。[65]
与描述侦察卫星的物理功能相比，确定其政治功能就不那么容易。这里不得不依靠官方有意和无意披露的少量信息，还要依靠消息灵通人士的大量推测。这一分析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预防突袭。侦察卫星最重要的功能是增强每个超级大国的信心，因为它能够侦测到对手发动突然袭击的准备工作。早期预警卫星使对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射作出回应的可用时间增加了一倍；照相侦察和雷达卫星都能不费力地追踪常规部队的调动；而电子侦察卫星则有能力拦截可能会表明敌人意图的通信。这些预警体系提供了有用的保护措施以防出现假警报，如同最近的经验所表明的。[66]当然，我们仍旧无法保证一个超级大国不会对他国或盟国使用武力。但侦察卫星的确大大降低了这种情况发生的可能。
评估敌人的力量。侦察卫星提供了使每个超级大国都能评估对方军火库结构的手段，进而使得在对本方军事优先次序做出决策前，信息更充分，在这方面侦察卫星是很有价值的。很显然，因为是一个相对“开放的”社会试图掌握一个大体上“封闭的”社会的秘密，美国从卫星情报中的获益要大于苏联：它的第一颗侦察卫星破坏了赫鲁晓夫从不存在的火箭中寻求政治利益的战略[67]，自那以后苏联人发现与冷战的头十五年相比，他们更加难以隐瞒军事力量的规模和性质。但美国人却设法成功地维持了自己的一些秘密。[68]想必莫斯科也发现侦察卫星将便于它把在公开文献中所看到的情况与自己的侦察卫星所揭示的有关美国及其盟国的军事研究、发展和部署的情况进行对照。
监督军备控制协议的遵守情况。这是华盛顿和莫斯科明确地、尽管可能是委婉地同意的侦察卫星的唯一功能。1972年5月在莫斯科签署的《关于限制战略武器的临时协定》（Strategic Arms Limitation Interim Agreement）和《关于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Limitation of Anti-Ballistic Missile Systems）都用“国家技术核实手段为条约的遵守提供了保证……使各国的行为与国际法的公认原则相一致”。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核武器谈判达成的“一揽子协议”还进一步规定，禁止对“国家技术手段”实施干扰，每一方都不得试图通过“有意伪装的措施”来阻挠这种核实手段。[69]而1979年达成的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核武器协议，将这些计划更向前推进了一步，规定空中飞行器和巡航导弹的设计需有意包含那些“功能上可以识别的相关差异”和“外部可观察到的设计特征”相结合；这种可从卫星上识别的外部特征设计，用来作为确保协定得到遵守的手段。但美国从未批准这一协议。[70]
追踪第三方危机。战后苏美两国长期敌对造成的一个后果是，自1945年后真实的战争全都以涉及第三方的有限地区冲突的形式发生。有时这些冲突还将一个超级大国拖入其中成为参战方，如在朝鲜、越南和阿富汗发生的战争；但更为经常的是，莫斯科和华盛顿都满足于从旁边紧张地观看这些冲突。侦察卫星当然大大地增强了它们这样做的能力。精心重建卫星轨道，证明了苏美双方倾向于增加对世界上正发生冲突的地区的覆盖。这一行为类型在以下诸多危机中都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如1969年的中苏边境冲突，1971年的印巴战争，1973年的阿以战争，1974年的塞浦路斯危机，以及1982年的马岛战争。[71]甚至还有两个超级大国共享关于第三方的卫星侦察信息的案例：最明确的例子是1977年在南非似乎要在卡拉哈里沙漠进行核试验时，莫斯科向华盛顿发出了警报。[72]
评估敌人的资源基础。1972年7月，美国发射了地球资源技术卫星（Earth Resources Technology Satellite），后来重新命名为地球资源卫星（Landsat）。这类卫星的发射立即证明了哪怕是低分辨率的卫星照片也能侦测并区分地球表面上特殊种类的矿物和植被。[73]虽然地球资源卫星计划从一开始便是公开的，它用以显示不同的地质特征，甚至是不同的农业栽植类型的假颜色（false-color）和红外线照相技术，这无疑同样可为情报分析家所用，但可能需要较高的分辨率。[74]这一信息使得计算农业收成成为可能；它至少也为估计某些矿产资源提供了基础。这类信息明显可用于估计苏联未来的经济运行情况。
这一简要的列举是否穷尽了侦察卫星为苏联和美国所提供的一切实际和潜在的益处，是值得怀疑的。但至少它对为什么美苏相互容忍侦察卫星机制存在了如此长的时间，而且双方都极少试图对其实施干扰，提供了部分的解释。
只要卫星本身仍然存在，美国和苏联对如何能事实上干扰侦察卫星的活动的考虑便一直会持续下去。[75]然而，仅仅是在过去的十年里，两个超级大国才真正付诸努力来研制此类手段。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对反卫星武器研究的相对较低的政策优先度，提供了双方从维持卫星侦察机制中获益的有力证据；但那以后所发生的事情，却创造了这样的可能性，即那一机制在未来可能不会继续是神圣不可破坏的。
美国研制出了第一个可操作摧毁轨道卫星的系统——主要依赖使用装有核弹头的雷神（Thor）导弹，这一系统从1964年到1975年一直被持续使用。但“437计划”（Project 437）却首先是为了防范潜在的苏联轨道轰炸武器的威胁，然而这种情况从未发生过。苏联轨道轰炸武器除具有有限的能力外，从未发展出任何更多的针对侦察及其他类型卫星的能力；它的核弹头可能危及美国的卫星，但也同样可能危及苏联已经瞄准的任何目标；1967年签署的《外空条约》（Outer Space Treaty）禁止在地球大气层之外装备核武器，看来似乎消除了“437计划”力图防止的轨道轰炸威胁。到1970年，该计划的战备情况削减到了如此程度，以至于要用30天的时间才能发射一枚导弹。[76]
苏联对反卫星武器的研制开始于1968年，它更具目的性，其中包括实际发射“作战”卫星。这种卫星能够拦截并摧毁近地轨道上的目标卫星。这些试验从1971年到1976年初被暂停了，此后又定期性地继续进行。[77]莫斯科开始发展“作战”卫星的动机，正如美国废除其最为原始的反卫星系统一样，仍然还不清楚。有人建议说，苏联一直只默许将卫星用于监督军备控制协定，而非用于收集军事情报。然而，苏联从1963年起就默默地接受了侦察卫星机制，远在主要依赖卫星核实的军备控制协定达成前。更为合理的解释是，苏联人看到了拥有一种战时摧毁美国卫星的能力的需要，在不发生战争情况下，美国的卫星功能是他们可以容忍的。[78]
美国官员并未将苏联最初的一系列反卫星试验当作是重大威胁：甚至在苏联的试验完成后，他们仍继续逐渐淘汰“437计划”；尽管对苏联的意图有些琢磨不透，但他们并未以着手更新自身计划的方式加以回应。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总体缓和的气氛无疑使华盛顿的态度放松，因为莫斯科在1971年后事实上进行了自我克制，不再进一步搞反卫星试验，在1972年的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核武器协议中规定的“以国家技术手段进行核实”等事实似乎构成了一种对苏联的义务约束，促使苏联在使用卫星作为军备控制的手段时，不去阻碍卫星侦察，尽管这种约束是含糊不明的。[79]
但当1976年苏联的第二轮反卫星试验开始时，政治气氛就远没那么有利了。缓和气氛开始消退，这既源于美国国内政治压力的渐增，也由于苏联在非洲的干涉主义行动日盛。[80]有关苏联进行射线武器（directed-energy weapon）试验的谣言开始出现，而且在1975年底的一系列难以确定的事件中，三颗美国卫星上的红外线传感器被某种可能是（也可能不是）来自苏联领土的激光束所遮蔽。[81]美国对苏联军费开支水平的担忧也开始增多，有关美国对莫斯科意图的情报分析是否充分的争论也开始多了起来。[82]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福特政府在1977年1月离任之前还命令国防部开始研制新型的美国反卫星武器系统。[83]
正如苏联的反卫星计划比原始的“437计划”更为先进一样，美国的新努力创造出一个大大超出苏联能力的系统。该系统依靠从F-15战斗机上发射的小型高精度火箭，直接撞击目标卫星。它并不需要完成苏联“作战”卫星那种耗时的轨道交会机动（orbital rendezvous maneuvers）；而且它的可靠性，至少在迄今为止的有限试验中，似乎超出了苏联的反卫星系统。[84]当然，自里根总统于1983年3月突然宣布战略防御倡议以来，美国已对更宽泛的各种系统进行了研究，包括激光束武器和粒子束武器。一旦这些系统研发出来，不仅能摧毁敌人的卫星，还能摧毁敌人的导弹，这些都是官方宣称的天基防御能力目标。[85]
与此同时，有关维护卫星侦察权利协议的谈判仍毫无进展。卡特政府在研制新的反卫星系统的同时，也向苏联提议就如何全面禁止此类武器展开讨论。1978年6月，相关会谈于赫尔辛基举办，此后在1979年在伯尔尼和维也纳进一步举行了两轮会谈。由于很难预先规定何种行为可能威胁到侦察卫星，所以两国政府都发现，不仅难以明确谈判立场，也难以对反卫星条约加以核实。双方能力的不对称也带来了问题：美国人指出苏联人已经拥有一种可用于作战的反卫星系统而美国没有，因此反对禁止任何研究和试验；苏联人则指出即将发射的美国航天飞机具备广为人知的卫星拦截以及回收的潜力，进而针锋相对地要求确保它不会被当作反卫星武器。
进一步的讨论本可能缩小这些分歧，但美国内部对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核武器谈判日益尖锐的讨论使1979年余下时间里的所有军备控制活动都停滞不前。苏联在该年底入侵阿富汗使卡特政府在其剩余的任期里不可能做任何事情。苏联人现在掌握了主动，于1981年在联合国提出一个太空武器条约草案，但里根政府迅速决定不仿效卡特政府边谈判边研制的做法，而是专注于反卫星武器的研制。[86]
是否反卫星武器的研制，再加上控制反卫星武器谈判的失败，意味着侦察卫星机制现在处于危机之中？双方现在都拥有短时间内精确摧毁对方卫星的能力，而且可以预期这一能力将进一步增强，情况也确实如此。但能力是否产生意图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这一区别正是核时代的特征之一：相互摧毁能力在核时代40年的历史中存在了30年，然而幸运的是，发动这一毁灭的意图却并不存在。
没有什么理由认为，能力与意图之间的这一区别未来不会应用于卫星侦察机制，正如过去它曾应用于核军备竞赛中一样。正是二者之间的联系——卫星的价值在于提供某种免遭突然核攻击的手段——将导致任何实际运用反卫星武器攻击侦察卫星的行动，几乎都会被认为是与进行大规模导弹发射一样，具有挑衅性。因此，相比于装有核弹头的高精度导弹的扩散对核武器可能被实际运用的影响，反卫星武器的存在对和平时期的卫星安全的影响并不比它大。
华盛顿和莫斯科都可找到让侦察卫星机制的平静发展得以固定下来的理由，它至少与高度公开的1963年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和1972年的《限制战略武器协定》等一样，是苏美合作降低战争风险的一个重要的典型实例。在侦察上的合作也因其实现方式而更加值得注意：在这里，超级大国识别共同利益并逐渐形成扩大这些利益的程序，而无需进行通常被认为是实现此类结果所必需的正式谈判。这一事实产生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即作为管理超级大国敌对手段，默契及与之相反的书面协定各具优势。[87]
默契合作拥有最低程度地影响各方声望的优势。对苏联人来说，原本接受美国侦察卫星飞越领空将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因为这些卫星的存在被赋予与美国太空计划的其他体系相同的公开性。当然，有人觉得，至少苏联当前大声反对美国战略防御倡议的部分原因在于，那一计划是以高度公开的方式推进的，从而使苏联的技术劣势被清晰地凸显出来。[88]美国的侦察卫星计划在20世纪60年代初以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式处理，这或许能部分地解释为何苏联人相对容易地接受了其合法性。
如果不公开侦察卫星机制，则可使政府不经与受影响选区的密集磋商便可快速行动；而如果被公开，这种磋商一般是必需的。对照1955年艾森豪威尔和其亲密顾问快速提出“开放天空”计划，与为劝说苏联人接受卫星侦察的合法性，肯尼迪政府在1961—1962年间形成一揽子倡议的速度，对比之下，有关控制战略武器的谈判从1969年开始后，在提出谈判立场之前，美苏政府为解决内部分歧耗时漫长。[89]
最后，默契合作可能不会使美苏关系中的一个微妙议题出现在美国内部的政治争论中。思考这一点是有趣的，如果1962年后苏联的侦察卫星飞越美国领空一事广为人知，那么肯尼迪政府时期的国内反对派将会怎样拿此事做文章？国内政治考虑最近对外交政策的干扰表明，美苏关系中的共同利益并不总能保证会战胜美国政治领导人狭隘的党派利益。[90]这种干扰比比皆是，如1972年的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Jackson-Vanik Amendment）将授信贷款和“最惠国”贸易待遇同苏联放宽对移民的限制联系起来，这使“缓和”在1976年总统大选中无立足之地；又如，1979年因突然发现苏联在古巴的“战斗旅”而引发的争议，等等。基于默契而在侦察上进行合作，使得避免这些困难成为可能。
但对共同利益的默默追求并非没有不利之处。首先，你永远也不能相当地确定，这默契中包括了什么、不包括什么。有关反卫星武器的研究一直依赖于卫星侦察的事实便说明了这一点；超级大国间对于何种行为会中止非正式的侦察机制也未达成明确的共识。[91]如果有一方相信——的确有一些理由相信——遏制最好通过某种模糊性来实现的话[92]，那么超级大国对侦察卫星的模糊“理解”可能是一个优点。但这个优点也并没有减少发生误解或意外的危险：一方漫不经心的、考虑不周的甚至是无意的行为，很容易被另一方当作是有意识的、计算周密的甚至是阴险邪恶的行为。[93]
其次，默契合作需要每一方的持续重视，无论是领导人发生了变更还是环境发生了变化。正式的条约无疑为防止未来的不确定性提供了并不完善的保护；而非正式的安排，如卫星侦察机制，甚至连这一点也做不到。无论何时，只要华盛顿或莫斯科的领导人试图不再容忍对手的遥感控制侦察，便没有任何事情能够阻挡他们，如果他们确要那样选择的话。
再次，这些计划的机密性缩小了知情人士的范围，不管是在政府之内还是在政府之外。这使得如核实军备控制协定这么重要的议题很难进行开明的公众讨论，这一事实在1979年关于批准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核武器协议的争论中变得极为明显。[94]秘而不宣可能会产生如航天飞机这样受政府资助的计划是否得到了适当使用这样的问题。最近有关航天飞机所肩负的秘密军事使命的争议便表明了这一点。[95]
无论有何优缺点，默许同意的卫星侦察机制的出现的确表明，各国并非总须拘泥于传统谈判才能实现在共同利益领域内有意义的合作。它同样表明，长期的体系性利益，即双方共享的有关避免核战争和保持自1945年以来发展出来的国际体系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有时能压倒美苏两国当前的国家利益。自这个体系产生以来的40年里，这两个国家的敌对成为这一体系的特征。
[1] 本文是为由亚历山大·达林（Alexander Dallin）、菲利普·法利（Philip Farley）和亚历山大·乔治（Alexander George）所主持的斯坦福项目“美苏在安全事务上的合作努力：成就、失败与前景”所准备的。我尤其感激菲利普·法利为本文初稿提供的有价值的建议。
[2] “另一种形式的大国沟通，这种……被低估的形式是间谍活动，它有利于共享有关新式武器系统和军队新近部署情况的信息，这可能会减少其中所涉及的风险。”Michael Walzer， “The Reform of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Øyvind Østerud， ed.， Studies of War and Peace（Oslo： 1986）， p.236.一项研究可能是对沃尔泽理论的证明，可参见克里斯托弗·安德鲁（Christopher Andrew）最近对有关意大利—埃塞俄比亚战争（1935—1936年）期间、西班牙内战（1936—1939年）期间的英印关系的解释，这两个国家都相互截取对方的军事和外交电报通信。Christopher Andrew， Her Majesty's Secret Service： The Making of the British Intelligence Community（New York： 1986）， pp.401—403.
[3] 对卫星图片好处的第一次官方承认——如果是无意的，应是林登·约翰逊于1967年3月所做的不供发表的评论。New York Times， March 17， 1967.在国防部长威廉·罗杰斯（William P.Rogers）1972年6月10日的信中，也模糊提及使用卫星来核实军备控制协定的问题。在递交参议院之前，这封信正式将《反弹道导弹条约》提交给尼克松总统。Weekly Compilation of Presidential Documents， VIII（June 19， 1972）， p.103.直到1978年10月，杰米·卡特将侦察卫星称作“在监督军备控制协定方面，世界事务中一个重要的稳定因素”。在此之前，没有进一步的公开提及侦察卫星作用的记录。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Jimmy Carter， 1978（Washington： 1979）， p.1686.首张公开的侦察卫星图片于1984年被刊登在《简氏防务周刊》上，这是一次泄密的后果。为此，海军雇员塞缪尔·洛林·莫里森（Samuel Loring Morison）被判刑入狱2年。New York Times， December 5， 1985.该图片后来再次发表于David Hafemeister， Joseph J.Romm， andKosta Tsipis， “The Verification of Compliance with Arms-Control Agreements，” Scientific American， CCLII（March， 1985）， p.38。
[4] 关于两份早期期刊文章，参见Philip J.Klass， Secret Sentries in Space（New York： 1971）； John W.R.Taylor and David Mondley， Spies in the Sky（New York： 1972）。约翰·纽豪斯（John Newhouse）首先提供了关于卫星侦察在批准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核武器协议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的很好的讨论，参见John Newhous， Cold Dawn： The Story of SALT（New York： 1973）， especially pp.14—17。
[5] 例如参见D.L.Hafner， “Anti-Satellite Weapons： The Prospects for Arms Control，” in Bhupendra Jasani， Outer Space—A New Dimension of the Arms Race（London： 1982）， pp.311—323；以及关于“太空武器”的补充论述，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XL（May， 1984）， pp.1S-15S。
[6] 对于这一问题的两本重要的书是：Gerald M.Steinberg， Satellite Reconnaissance： The Role of Informal Bargaining（New York： 1983）；以及Paul B.Stares， The Militarization of Space： U.S. Policy， 1945—1984（Ithaca： 1985）。接下来的论述就是基于它们展开的。另外两部关于这一问题的论著是：John Prados， The Soviet Estimate： U.S. Intelligence Analysis and Russian Military Strength（New York： 1982）； Walter McDougall， The Heavens and the Earth： A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Space Age（New York： 1985）。
[7] 对这一归纳而言可能存在的一个例外情况是，尽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产生了允许外国官员参加军事演习的惯例，但那一惯例在危机期间也可能会被中断。有关这一点，参见Ernest R.May， ed.， Knowing One's Enemies： Intelligence Assessment Before the Two World Wars（Princeton： 1984）， especially pp.42—44， 179—180。
[8] L.T.C. Rolt， The Aeronauts： A History of Ballooning， 1783—1903（New York： 1966）， p.162.
[9] Taylor and Mondley， Spies in the Sky， p.22.也可参见Christopher Andrew， Her Majesty's Secret Service： The Making of the British Intelligence Community（New York： 1986）， pp.133， 136—137。
[10] 这里的例外是采取了特殊措施来欺骗敌方观察员。例如，可参见R.V.Jones， The Wizard War： British Scientific Intelligence， 1939—1945（New York： 1978）， pp.405—412；以及Stephen E.Ambrose， Ike's Spies： Eisenhower and the Espionage Establishment（Garden City， New York： 1981）， pp.83—86。
[11] Taylor and Mondley， Spies in the Sky， pp.56—59.
[12] 目前关于U-2事件论述最为全面的是：Michael Beschloss， Mayday： Eisenhower， Khrushchev and the U-2 Affair（New York： 1986）。
[13] 《航空周刊与空间技术》杂志长期以来一直是美国军事新技术的重要信息来源。关于此问题参见Prados， The Soviet Estimate， pp.36—37， 105。也可参见关于美国对探听苏联秘密的难度的担忧，参见Harry Rositzke， The CIA's Secret Operations： Espionage， Counterespionage， and Covert Action（New York： 1977）， pp.13—17；以及W.W.Rostow， Open Skies： Eisenhower's Proposal of July 21， 1955（Austin： 1982）， p.12。
[14] 几乎没有关于这些努力的文件证明，但其大体框架参见Rositzke， The CIA's Secret Operations， pp.18—100； Prados， The Soviet Estimate， pp.24—30； Thomas Powers， The Man Who Kept the Secrets： Richard Helms and the CIA（New York： 1979）， pp.42—58； James Bamford， The Puzzle Palace： A Report on America's Most SecretAgency（New York： 1982）， pp.181—183， 232—239； John Ranelagh， The Agency：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the CIA（New York： 1986）， pp.135—142， 226—228；以及David Alan Rosenberg， “The Origins of Overkill： Nuclear Weapons and American Strategy， 1945—1960，”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II（Spring， 1983）， 15。
[15] Minutes，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meeting， March 31， 1953， U.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2—1954， II， 268.
[16] James R.Killian， Jr.， Sputnik， Scientists， and Eisenhower： A Memoir of the First Special Assistant to the President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Cambridge， Massachusetts， 1977）， pp.79—85.侦察卫星的理论可能性至少从1945年起就成为美国政府内部思考的一个问题。有关这一点，可参见Paul B.Stares， The Militarization of Space： U.S. Policy， 1945—1984（Ithaca： 1985）， pp.23—33。
[17] Eisenhower statement， July 21， 1955，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Dwight D.Eisenhower， 1955（Washington： 1959）， pp.715—716.
[18] Rostow， Open Skies， pp.26—56.
[19] 关于基利安委员会与“开放天空”计划的关系，参见上书，第10页，也可参见Stephen Ambrose， Eisenhower： The President（New York： 1984）， p.258； and Ray S.Cline， Secrets， Spies， and Scholars： The Essential CIA（Washington： 1976）， pp.158—159。洛克菲勒大概意识到了卫星侦察潜在的好处。他1955年5月17日的备忘录，被收入NSC 5520文件中，“U.S. Scientific Satellite Program，” May 20， 1955， Dwight D.Eisenhower Papers， White House NSC Assistant， NSC Series， Policy Paper Subseries， Box 16， Dwight D.Eisenhower Library。(www.xing528.com)
[20] 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阿瑟·雷德福上将直率地承认，“达成这一协议将有利于美国，因为苏联已经掌握了他们可从这一特权中得到的绝大多数信息，而我们则很少或没有”。转引自W.W.Rostow， Open Skies： Eisenhower's Proposal of July 21， 1955（Austin： 1982）， p.53。
[21] 参见Stephen E.Ambrose， Ike's Spies： Eisenhower and the Intelligence Establishment（Garden City， New York： 1981）， p.267。
[22] 安德鲁·J.古德帕斯特关于艾森豪威尔与雷德福、小内森·特文宁以及艾伦·杜勒斯的谈话记录，1956年5月28日，Dwight D.Eisenhower Papers， Ann Whitman File， DDE Diary， Box 8， “May 56 Coodpaster，” Dwight D.Eisenhower Library。其他关于艾森豪威尔对飞机侦察的关注，参见Eisenhower Papers， Whitman File， DDE Diary， Box 11， “Dec.56 Phone Calls”；以及杜勒斯关于与艾森豪威尔谈话的记录，1958年1月22日和3月7日，John Foster Dulles Papers， White House Memoranda， Box 6， “Meetings with the President， January—June， 1958（6， 7），” Dwight D.Eisenhower Library。艾森豪威尔的评论发生的背景是就苏联针对可能是一架RB-47侦察战斗机在北极活动提出抗议一事进行的一次讨论（所提到的文件，在注中有引用，被部分删除了）。U-2飞机第一次飞越苏联领空发生在1956年7月4日。Michael Beschloss， Mayday： Eisenhower， Khrushchev and the U-2 Affair（New York： 1986）， pp.121—122.
[23] 古德帕斯特关于艾森豪威尔与唐纳德·夸尔斯及其他政策顾问的谈话记录，1957年10月8日，Eisenhower Papers， Whitman File， DDE Diary， Box 16， “Oct.57 Staff Notes（2）”。也可参见明尼克关于夸尔斯在内阁会议上发言的记录，1957年10月18日ibid.， “Oct.57 Staff Notes（1）”。兰德公司的一份报告早在1950年就对卫星侦察的合法性进行了揣测，而处理未来卫星计划的1955年5月的NSC 5520号文件也强调了为飞越领空的卫星创建法律先例的重要性。参见Walter McDougall， The Heavens and the Earth： A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Space Age（New York： 1985）， pp.108—110， 120—121； and NSC 5520， May 20， 1955， p.3。
[24] 参见John Lewis Gaddi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1941—1947（New York： 1972）， pp.81—86。
[25] 关于这一点参见McDougall， The Heavens and the Earth， p.109；以及Irvin L.White， Decision-Making for Space： Law and Politics in Air， Sea， and Outer Space（West Lafayette， Indiana： 1970）， pp.102—111。
[26] Allen S.Krass， “The Soviet View of Verification，” in William C.Potter， ed.， Verification and Arms Control（Lexington， Massachusetts： 1985）， pp.37—39.
[27] U-2飞机是被苏联击落的第一架美国侦察飞机。有关这一点参见James Bamford， The Puzzle Palace： A Report on America's Most Secret Agency（New York）， pp.181—182。有关苏联对早期的气球观测和U-2侦察的抗议，参见Stephen E.Ambrose， Eisenhower： The President（New York： 1984）， pp.309—310， 341， 563。
[28]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XXXII（May 30， 1955）， 900—905.
[29] Dwight D.Eisenhower， White House Years： Mandate for Change， 1953—1956（Garden City， New York： 1963）， p.521.
[30] 参见Rostow， Open Skies， pp.79—83。
[31] Ibid.， pp.63—64.
[32] A.A.Gromyko and B.N.Ponomarev， eds.， Soviet Foreign Policy， 1945—1980， Fourth Edition（Moscow： 1981）， II， 234.
[33] McDougall， The Heavens and the Earth， p.258.
[34] Ibid.， pp.258—261； Steinberg， Satellite Reconnaissance， pp.27—28； Stuart A.Cohen， “The Evolution of Soviet Views on SALT Verification： Implications for the Future，” in William C.Potter， ed.， Verification and SALT： The Challenge of Strategic Deception（Boulder， Colorado： 1980），pp.56—58.针对在1960年5月U-2事件后流产的巴黎峰会所做的一次非正式讲话中，赫鲁晓夫强调说，苏联只反对利用飞机进行侦察，而不反对利用卫星进行侦察。Dewight D.Eisenhower， The White House Years： Waging Peace， 1957—1960（Garden City， New York： 1965）， p.556； George B， Kistiakowsky， A Scientist at the White House： The Private Diary of President Eisenhower's Special Assistant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Cambridge， Massachusetts： 1976）， p.334.但这并非与苏联那时的立场完全一致。对苏联和东欧学者试图努力解决地球卫星法律意义的问题的全面总结，参见C.Wilfred Jenks， Space Law（New York： 1965）， pp.133—147。
[35] George B.Kistiakowsky， A Scientist at the White House： The Private Diary of President Eisenhower's Special Assistant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Cambridge， Massachusetts： 1976）， pp.229—230； also Steinberg， Satellite Reconnaissance， pp.31—35； and Stares， The Militarization of Space， pp.49—54.艾森豪威尔于1958年8月18日批准的NSC 5814/1号文件指出：“侦察卫星对美国国家安全至关重要。”它们将具备“成为执行‘开放天空’计划或监督国际军备控制体系手段的巨大潜力”。因此，急需找到“一个政治框架，它能让美国侦察卫星的使用得以置于一个最有利于美国的政治和心理环境下”。NSC 5814/1， “Preliminary U.S. Policy on Outer Space，” August 18， 1958， Eisenhower Papers， White House NSC Assistant， NSC Series， Policy Papers Subseries， Box 25.
[36] Steinberg， Satellite Reconnaissance， p.24. See also Dwight D.Eisenhower， White House Years： 1956—1961（Garden City， New York： 1965）， p.259n.
[37] Ibid.， pp.40—42.中央情报局对它的“发现者”系列则要谨慎得多，但对1960年8月第一次成功地回收“发现者”携带电影胶片的太空舱却向媒体进行了全面公开。参见Eisenhower， Waging Peace， p.688。
[38] 菲利普·法利于1986年5月27日向作者提供。在封锁侦察卫星发射的信息方面发挥了主要作用的前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S.McNamara）曾在一次私人谈话中向笔者证实，他的意图是避免给苏联发起像U-2事件那样的公开挑战。
[39] 参见Stares， The Militarization of Space， pp.62—65； Steinberg， Satellite Reconnaissance， pp.30—31， 44—45。
[40] 关于吉尔帕特里克的演讲，参见the New York Times， October 22， 1961.对其背景进行的全面论述参见Roger Hilsman， To Move a Nation： The Politics of Foreign Policy in the Administration of John F.Kennedy（New York： 1967）， pp.163—164。
[41] Steinberg， Satellite Reconnaissance. pp.50—51.普拉多斯认为，肯尼迪实际上在1961年9月时给葛罗米柯看过卫星侦察的图片，尽管令人遗憾的是他并没有提供信息来源。The Soviet Estimate， p.122.关于赫鲁晓夫在1957年至1961年所遵循的“战略欺骗”战略的最佳讨论，参见Arnold Horelick and Myron Rush， Strategic Power and Soviet Foreign Policy（Chicago： 1966）。
[42] Steinberg， Satellite Reconnaissance， pp.83—84.关于空军卫星拦截计划的细节，参见Stares， The Militarization of Space， pp.112—117。
[43] Steinberg， Satellite Reconnaissance， p.85； Stares， The Militarization of Space， pp.80—82， 117—128.保罗·斯泰尔斯（Paul B.Stares）提出，空军卫星拦截计划被取消主要是出于技术和财政原因，认为那一决定并非为了向俄罗斯人发出一种信号。但他也承认，肯尼迪政府确实是有意在研制全面反卫星武器的问题上进行了自我克制，以努力避免危及侦察卫星的合法性。Stares， The Militarization of Space， pp.81—82， 239—240.
[44] Ibid.， p.69.关于苏联在1962年对这一问题展开的外交攻势，参见Steinberg， Satellite Reconnaissance， pp.54—55。
[45] Ibid.， pp.56—62.这一运动的一部分是向美国的盟友提供一整套有关侦察卫星能力的简报。有关这一点，参见Stares， The Militarization of Space， p.69。
[46] 转引自Stares， The Militarization of Space， p.71。
[47]New York Times， July 15， 1963， by C.L. Sulzberger 1964年赫鲁晓夫向威廉·本顿提供的图片，参见Klass， Secret Sentries in Space， p.127n。
[48] Steinberg， Satellite Reconnaissance， pp.64—65； Klass， Secret Sentries in Space， pp.127—129.关于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决议，参见Jenks， Space Law， pp.317—319， 326—327。
[49] Klass， Secret Sentries in Space， pp.119—122.
[50] 参见注释47。
[51] Klass， Secret Sentries in Space， pp.120—122； Stares， The Militarization of Space， p.238.
[52] 参见Rostow， Open Skies， pp.82—83。
[53] Taylor and Mondley， Spies in the Sky， pp.72—79.
[54] 参见Glenn T.Seaborg， Kennedy， Khrushchev， and the Test Ban（Berkeley： 1981）， pp.226—228。
[55] 转引自Klass， Secret Sentries in Space， p.217。对于“吉尔帕特里克原则”的讨论，参见ibid.， pp.216—218。
[56] Steinberg， Satellite Reconnaissance， pp.71—87.
[57] Stares， The Militarization of Space， pp.116—117.
[58] Ibid.， pp.50—53， 127.
[59] 关于苏联开始于1976年的反卫星计划，及其对激发美国研制类似项目所产生的影响，参见Stares， The Militarization of Space， pp.176， 187—192， 243。
[60] 参见Hilsman， To Move a Nation， p.244。
[61] 侦察卫星的发射一般都要进行宣布——尽管不会详细说明它们的功能，并提供它们的轨道参数。在美国和苏联的自愿合作下，联合国秘书长开始于1962年起保持对所有发射到太空的物体进行公开登记。这一程序在1976年9月联合国《关于登记射入外层空间的物体的公约》（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Registration of Objects Launched into Outer Space）生效后成为强制性的。Jenks， Space Law， pp.221—224； J.E.S. Fawcett， Outer Space： New Challenges to Law and Policy（Oxford： 1984）， pp.27—28， 154—159.有关从对卫星轨道参数的详细分析中得知卫星使命的说明，参见G.E. Perry， “Identification of Military Components Within the Soviet Space Programme，” in Bhupendra Jasani， ed.， Outer Space—A New Dimension of the Arms Race（London： 1982）， pp.135—154。有关卫星一般军事用途的全面介绍，可参见Ashton B.Carter， “Satellites and Anti-Satellites： The Limits of the Possibl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X（Spring， 1986）， especially pp.46—72。
[62] David Hafemeister， Joseph J.Romm， and Kosta Tsipis， “The Verification of Compliance with Arms-Control Agreements，” Scientific American， CCLIII（March， 1985）， 40—41.技术细节参见Bhupendra Jasani， “Military Space Technology and Its Implications，” in Jasani， ed.， Outer Space， pp.43—50； T.Sakata and H.Shimoda， “Image Analysis and Sensor Technology for Satellite Monitoring，” ibid.， pp.197—214；以及T.Orhaug and G.Forssell， “Information Extraction from Images，” ibid.， pp.215—227。
[63] B.G. Blair， “Reconnaissance Satellites，” ibid.， pp.125—130.
[64] Jasani， “Military Space Technology，” ibid.， pp.54—56； Blair， “Reconnaissance Satellites，” ibid.， pp.132—133.也可参见Charles Elachi， “Radar Images of the Earth from Space，” Scientific American， CCXLVII（December， 1982）， 54—61。
[65] Jasani， “Military Space Technology，” in Jasani， ed.， Outer Space， pp.50—54. See also Bamford， The Puzzle Palace， pp.252—255.
[66] 参见Prados， The Soviet Estimate， pp.3—4， 290。
[67] 参见注释41。
[68] U-2飞机计划可能是美国秘密研制军事装备的一个最佳例子，如果那时苏联有侦察卫星的话，他们很可能就侦察到了。“隐形”轰炸机的发展可能会是另一个例子，如果不是卡特政府为了让苏联感到困惑而透露它的研制进度。有关后一点，参见Elizabeth Drew， Portrait of an Election： The 1980 Presidential Campaign（New York： 1981）， pp.267—268。
[69] U.S. Arms Control and Disarmament Agency， Arms Control and Disarmament Agreements（Washington： 1982）， pp.141， 151.
[70] Ibid.， pp.249， 261.
[71] K.Santhanam， “Use of Satellites in Crisis Monitoring，” in Jasani， ed.， Outer Space， pp.269—271. For the Falklands conflict， see “America's Falklands War，” Economist， CCXC（March 3， 1984）， 30—31.
[72] Santhanam， “Use of Satellites in Crisis Monitoring，” p.271； Stares， The Militarization of Space， pp.140—141； Raymond Garthoff， Détente and Confrontation： American-Soviet Relations from Nixon to Reagan（Washington： 1985）， p.763.
[73] 一些极端的例子参见Nicholas M.Short， et al.， Mission to Earth： Landsat Views the World（Washington： 1976）。
[74] 地球资源卫星的分辨率为30米。在1986年发射的一颗新的法国卫星，提供了相似的图片，但它的分辨率是10米。D.D.Edwards， “Making Remote Sense Out of Space Commercialization，” Science News， CXXVIII（December 21 and 28， 1985）， 393.
[75] 参见Stares， The Militarization of Space， p.49。
[76] Ibid.， pp.120—129， 201—202.核爆炸对外太空卫星的威胁，参见上书第108页。
[77]Ibid.， pp.136—146.雷蒙德·加特霍夫（Raymond Garthoff）曾说，在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核武器谈判过程中美国丧失了一次用可操作的反卫星能力（operational anti-satellite capability）来交换完全禁止反弹道导弹系统的重要机会，当时苏联在反弹道导弹系统上的发展处于领先地位。Detente and Confrontation： American-Soviet Relations from Nixon to Reagan（Washington： 1985）， pp.189—190.但这一论点可能夸大了“437计划”被认为是可行的反卫星系统的程度。
[78] Stares， The Militarization of Space， pp.146—156.也可参见Richard L.Garwin and John Pike， “Space Weapons： History and Current Debate，”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XL（May， 1984）， 2S-3S。
[79] Stares， The Militarization of Space， pp.162—166.
[80] 对其进行的全面讨论，参见Garthoff， Détente and Confrontation， pp.360—537。
[81] Stares， The Militarization of Space， pp.145—146.
[82] Prados， The Soviet Estimate， pp.245—257.
[83] Stares， The Militarization of Space， pp.168—171.
[84] 关于美国反卫星武器的发展，参见上书第206—209页，也可参见Garwin and Pike， “Space Weapons，”pp.3S-4S。
[85] 关于反卫星天基防御能力对反卫星意味着什么，参见前引书。
[86] 关于卡特、里根政府时期对于禁止反卫星武器的讨论，参见Stares， The Militarization of Space， pp.181—187， 192—199， 216—220， 229—235；以及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Committee 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nd Arms Control， Nuclear Arms Control： Background and Issues（Washington： 1985）， pp.159—186。
[87] 后期讨论最多的是Steinberg， Satellite Reconnaissance， expecially pp.99—101， 111—112， 116—119， 122—124， 129—135， 166—167。
[88] 关于这一问题参见David B.Rivkin， Jr.， “Star Wars： The Nagging Questions： What Does Moscow Think?” Foreign Policy， #59（Summer， 1985）， 85—105。
[89] 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核武器谈判耗费了3年时间，从1969年到1972年。而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核武器谈判则用了7年时间，从1972年到1979年。有关里根政府在战略武器控制问题上难以形成立场的讨论，参见Strobe Talbott， Deadly Gambits： The Reagan Administration and the Stalemate in Nuclear Arms Control（New York： 1984）。
[90] 近期两本关于国内政治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的论著，参见Joseph S.Nye， Jr.， The Making of America's Soviet Policy（New Haven： 1984）；和I.M. Destler， Leslie H.Gelb， and Anthony Lake， Oue Own Worst Enemy： The Unmaking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New York： 1984）。也有关于苏联“战斗旅”争议问题所做的简要案例研究，参见Richard E.Neustadt and Ernest R.May， Thinking in Time： The Uses of History for Decision-Makers（New York： 1986）， pp.92—96。
[91] 其中的可能性，参见Ashton B.Carter， “Satellites and Anti-Satellites： The Limits of the Possibl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X（Spring， 1986）， 73—88。
[92] 参见Alexander L.George and Richard Smoke， Deterrence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Theory and Practice（New York： 1974）， pp.527—530， 565。
[93] 关于这一点参见Robert Jervis， Richard Ned Lebow， and Janice Gross Stein， Psychology and Deterrence（Baltimore： 1985）， pp.15—18；以及Deborah Welch Larson， Origins of Containment： A Psychological Explanation（Princeton： 1985）， pp.34—42。
[94] Prados， The Soviet Estimate， pp.278—282。
[95] 参见William M.Arkin， “Waging Secrecy，”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XLI（March， 1985），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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