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阅读一份档案而改变一个人对过去的看法一般是不可取的。你会冒一种被历史学家戴维·哈克特·费希尔（David Hackett Fischer）所称的“孤证谬误”的风险。他所讲述的一个科学家发表了“对老鼠行为的令人吃惊、难以置信的总结”的故事就是最好的例证。当被问及他的结论所基于的记录时，那位科学家得意地从他的抽屉里拿出一本笔记。他说：“记录在这里。”他指着角落里的一个笼子补充道：“老鼠在那里。”[2]
但是有时，看到一份文件就能够产生更为有益的效果。它能格外清楚地阐明之前一直模糊的某类事件。它可突破历史学家那些强加于人的、日积月累形成的传统解释。这些历史学家有幸知道了接下来将发生什么，并提出了与当时不了解情况的人们完全不同的观点。档案会纠正历史学家过于简单地而且往往是无意识地做出的假设，即他自己的观点必定要比他笔下的人物更为缜密。
对我来说，这一纠正的必要在1979年的一个下午变得非常明显，当时我正在艾森豪威尔图书馆阅读一些新近解密的档案。此前一年，我曾发表了一部有关美苏关系简史的著作，在其中我批评艾森豪威尔总统及其顾问没有努力“利用日益加剧的中苏敌对为美国谋利”[3]。但现在，摆在我面前的是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于1953年12月7日给总统、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法国总理乔治·皮杜尔的一份简报抄本。在其中，国务卿承认，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存在着一种紧张关系，并称毛泽东“是一位当之无愧的、杰出的共产主义领袖”，他不愿意屈从于莫斯科的指示，并提出这一局势“可能最终赋予我们促进苏联与共产党中国之间分裂，朝着有利于我们共同利益的方向发展的机会”。杜勒斯当时进一步提出以下令人吃惊的建议：
希望实现进一步加剧共产党中国和苏联之间紧张和困难这一良好结果的做法是，对中国保持最大压力，而非缓解这些压力……压力和紧张将会迫使他们对苏联提出更多要求，而后者是不可能满足这些要求的，紧张于是会继续增加……这才是我们所应采取的行动，而不应试图通过与苏联竞相讨好中国来分化中国与苏联。[4]
这确实足以赶走你在平静的午后呆在档案阅览室里的朦胧倦意。杜勒斯作为那些倾向于将共产主义视作铁板一块的美国人的代表，不仅早在1953年初就承认了中苏分歧的存在，而且还倡导一种利用这些分歧的缜密战略。更值得注意的是，当中苏同盟差不多在5年后真的开始分裂时，它正是以杜勒斯所预期的那种方式发生的：因为苏联人拒绝满足中国人在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上的要求，而当时美国正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施加最大程度的压力。[5]我只能得出结论说，杜勒斯自己及他所服务的政府的战略远比我及绝大多数历史学家所曾怀疑的要缜密得多。[6]
事情远不止这些。一份关于杜勒斯曾试图鼓励中苏分裂的材料使我很想知道，他的战略是如何与美国在冷战初期促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分裂倾向的其他更为人熟知的努力相互联系在一起的。这些更广阔的思考导致了一个有趣的、仍是暂时性的结论：不管他们公开说什么，美国决策者在战后从未真的相信世间存在铁板一块的国际共产主义。仅仅一份档案就可让一个历史学家作出大量的探索。
美国一贯恐惧有着缜密计划且辅之以隐蔽手段以执行该计划的敌人，可能因为美国人自身处理外交事务的方法经常缺乏类似的目的性。可以肯定的是，华盛顿官员对由莫斯科控制、旨在颠覆全世界资本主义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恐惧，自布尔什维克革命后就令人不安地存在于他们的脑海中。[7]1943年共产国际的解散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这一担忧，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几个月里，当苏联控制其边界之外的共产党人的决心变得日益明显时，对于世界革命的新十字军东征及美国可能没有能力应付这一情况的焦虑再一次浮现。
早在1945年6月，国务院就对杜鲁门发出警告，指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复萌、甚至是在美国国内复萌的固有危险。它指出，共产国际“是其他国家所不具备的手段或武器，苏联会在形势需要时毫不犹豫地利用它”[8]。白宫办公厅主任威廉·莱希（William D.Leahy）上将同月指出，共产主义是一种人们愿意为之献身的宗教，在这一现象存在的所有地方，“美国都有必要予以关注，并准备在这一宗教发动攻击时保卫自身”[9]。这种感受并不仅限于美国。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克尔（Archibald Clark-Kerr）爵士于1945年底从莫斯科给英国外交部发回警告说，如果认为因苏联已成为一个强大的民族国家，就会“丧失对海外共产主义或国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兴趣”，“这就如同建议教皇尤利乌斯二世（Julius Ⅱ）为了梵蒂冈帝国主义而放弃天主教一样，是徒劳无益的”。[10]
但如果说宗教可能充满十字军东征的热情，那么它内部也会带有异端的种子。冷战初期，美国对国际共产主义政策中的不寻常之处是，看到了鼓励共产主义内部出现异端的可能性，并且据此行动。将共产主义与其精神鼓舞的源泉和控制中心——苏联——分隔开来的目标，迅速成为美国冷战战略中的一个始终如一的要素，尽管它并不是很明显。
这一战略背后的核心假设是，苏联之外的共产主义，以及非共产主义的左翼运动的利益，并不总与克里姆林宫一致。早在1945年1月，战略服务办公室的研究分析部就指出，尽管苏联人试图利用外国共产党来促进其目标，但他们很快认识到，“这些党并不能无限地维持充分的民众支持，因而不足以成为苏联的有用工具，除非他们……在本国都推行本土的左翼计划”。而左翼计划有可能与苏联的安全要求相冲突，因为“苏联外交决策者肯定知道，苏联最可能引起国外强烈反抗的扩张主义的形式，便是将推进左倾主义作为增强苏联影响或确立苏联主导的手段”[11]。
由此可推导出，虽然法西斯主义失败后左翼运动的发展可能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苏联未必能统领这些运动。国务院苏联问题专家查尔斯·波伦在1946年初断言：“当前，全世界的左翼运动明显是符合美国利益的。我们应当承认并且支持它们，使其朝着民主而非极权体制的方向发展。”华盛顿应当明确，“只要这些政府明确基于保护公民与政治自由的原则，不管它们可能有多左，都将得到美国的支持和鼓励”。这一政策将会破除苏联发起的一项指控，即“西方民主国家事实上是反动派的支持者，世界上唯一的进步力量就是苏联和共产党”[12]。
波伦的同事、苏联问题专家乔治·F.凯南得出了几乎完全相同的结论，只是路径不同。对凯南而言，并非左派的胜利不可避免，而是帝国的衰落不可避免。他在1946年底援引了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的话提醒其外交界的同事们：“人类事务中没有什么比让遥远的省份顺从中央更为困难的事了。”[13]就此而言，意识形态用处不大，因为它更多只是反映而非决定了社会和政治行为，“苏联今天的意识形态能以铁的逻辑和不可抵挡的势头发展，是源于苏联权势的内在必然性”[14]。共产主义远非扩张和维持苏联帝国权威的可靠手段，实际上它可能会被证明成为克里姆林宫最为脆弱之处。
1947年初凯南在弗吉尼亚大学的一次演讲中发展了这一论述。他提出，“国际共产主义的情感号召力在那些它从未尝试过的地方最大……那些第一次听到爱开空头支票的领导人发表的令人心醉神迷的评论的年轻人，是最不可能抵制他们的人”。但在有些国家，“共产主义者被迫将其理想付诸实践，这令它们处于不安和烦恼的境地”。“今天国际共产主义已经无法博取大多数人的希望和热情了”。这并非“亲不敬，熟生蔑”。克里姆林宫的权势太大，无法不受尊重。“但熟谙的确导致了幻灭；那些生活在共产主义思想下的人们非常清楚地知道，无论其意识形态目标拔得有多高，无论某些人类社会的观念有多么进步，它都是为一种你能想到的任何历史上曾有过的专制和不宽容的政治意志所怂恿的。”
在苏联人否认自己具有控制边界之外的国际共产主义的能力时，或许他们不像有些人认为的那么伪善：
我有时认为，他们创造了比他们自身更为强大的东西：一种不敢让它逃出其掌控的力量，因为他们害怕它可能会回过头来反对他们，他们种下了祸根，现在他们发现自己身不由己地、无可奈何地成为在他们的牧场上长大的怪异而可怕的斗士的主人，同时也成了其仆人。
的确，美国甚至可能发现，在苏联军队和秘密警察无法控制的地方让共产党政府掌权甚至是有利的：
某些国家的共产主义政权要么无法完成其责任，使自己得到人民信任，要么背叛苏联，拒不服从克里姆林宫的权威并以怨报德，但是相比于那些站在安全高地不负责任地大肆进行诽谤、破坏这个国家在世界人民心目中威信的反对党，从长期来看，可能前者对美国的利益和世界的和平更为有利。
美国不应当公开反对通过民主手段上台的共产主义政府，“否则，我们可能不仅会使自己与世界舆论相对立，而且还可能使各国人民更为紧密地团结在我们的共产主义敌人周围”[15]。
这些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分裂的预期，反映的决不是冷战初期华盛顿的大多数意见。苏联意识形态目标的坚定性——尤其是当它们与美国的那些目标相比——仍令美国观察家们印象深刻。[16]而且，那些非苏联问题专家中还存在这样一种倾向，即他们比苏联问题专家更加重视对该国行为的意识形态解释。[17]可以肯定，在保证对希腊和土耳其的援助、证明其国内的“忠诚”调查时，杜鲁门政府所使用的危言耸听的言辞，对于减少用意识形态话语解释苏联行为的趋势是毫无助益的。[18]当斯大林于1947年9月同意恢复共产国际时，他自己似乎证实了这些解释——这时共产国际所用的伪装是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19]
然而，令人震惊的是，对国际共产主义团结性的怀疑在一定程度上继续在杜鲁门政府内发挥着影响，即使是在最不利的环境下。到1947年中期，怀疑论已经为多方位战略奠定了基础，以便在莫斯科与其全球的意识形态盟友中间打入一个楔子。如同凯南自己所说的，“我们一定要使本届政府在外交事务领域采取每一个行动时，都注意到其可能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局势所造成的影响”[20]。
如同在1947年到1950年间所执行的政策，“楔子”战略有几种形式。首先，试图澄清旨在遏制苏联的政策并不意味着反对所有地方的共产主义。这一战略的第二种表现形式，是使用马歇尔计划来分化莫斯科与其盟友的关系。南斯拉夫与克里姆林宫在1948年的关系破裂为第三种重要倡议提供了机会，旨在鼓励东欧其他地方的“铁托主义”倾向。最后，杜鲁门政府试图促进“铁托主义”在亚洲的扩散，并为与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某种形式的合作留有余地。
反苏主义与反共主义。区分这二者的需要出自于杜鲁门总统在1947年3月要求为希腊和土耳其提供援助的国会演说。为促使持怀疑态度的议员们同意他的提议，总统认为世界被两种“生活方式”所分隔——一种基于“大多数人的意志”，另一种基于“少数人强加于大多数人的意志”。[21]尽管杜鲁门在这里小心地避免使用共产主义——他所描绘的斗争是发生在“民主”和“极权主义”之间——但该演说的意识形态高调给人们留下的普遍印象是，以其名字命名的“主义”（即杜鲁门主义）号召全世界反对共产主义。[22]
从代价和原则两方面考虑，这都不是杜鲁门政府想要的。当需要做出巨大的努力从吝啬的国会手中获得4亿美元用于希腊和土耳其时，反共主义的全球运动看来似乎是极不可能的。凯南于5月对国家战争学院的学生说：“我有时会想，希腊和土耳其的先例会促使我们在中国做相同的事情，但我对此是感到绝望的。我只能说我们最好能有一种处理世界事务的全新方法。”[23]现在凯南新领导的国务院政策设计司的首批提议之一是，采取步骤消除“杜鲁门主义是一张空白支票，它将向世界上任何共产主义可能会取得胜利的地方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24]的错误印象。
但未来反对共产主义的代价并非美国的唯一关切：如同杜鲁门主义演说的一位撰稿人后来仍坚持认为的，美国也有必要向世界展示“我们能提供某些积极的和有吸引力的东西，而不只是反共主义”[25]。对强调需要保持对非共产主义左派支持的波伦来说，这一问题尤其重要。他说，给“任何使用马克思和列宁的话语的人都贴上共产主义的标签”将是错误的，“因为在马克思主义中也有许多东西……根本没有反映在共产主义理论中，或与今天的共产主义组织无关”。[26]1947年夏，当阿根廷政府提议组建一个西半球的反共产主义条约时，波伦敦促拒绝那一提议，理由是“尽管我们充分关注共产主义问题……但我们的政策并不包括与其他国家缔结反共产主义协定，这一举动带有太强的法西斯主义政策的味道”[27]。
但如果强硬的反共可能冒疏远非共产主义左派的风险，那么完全不作为可能会导致更危险的情况，因为这些国家的共产主义分子可能会与其他不满分子联合起来，进而获得权力。美国该如何应对这一局势，成了巨大的难题。凯南在1947年12月指出：“如果我们试图与苏联人开战以抗议意大利共产党人的行动，它似乎就成了……一种针对苏联的无缘无故的行动……因而我们进行战争的道德基础从一开始便受到玷污和破坏。”但替代方法将“肯定不是我们所想要的”。唯一摆脱两难的途径是强化“正在遭受共产主义进攻的各个国家内部的天然抵抗力量，这本质上是我们政策的基础”[28]。
凯南头脑中所想的当然是欧洲复兴计划，其主要目标是创造替代共产主义的积极方案，而无须直接反对共产主义从而激起对它的同情。该计划是由国务卿马歇尔在几个月前宣布的。凯南在1947年5月承认，美国可能没法做多少事情将苏联的影响从其占领的东中欧地区排挤出去，但在“红军权力阴影之外”存在共产党的地方，局势就非常不同了，“在这里，我们抓住了克里姆林宫防御层上最脆弱和最易受攻击的点”。因为这些共产主义还缺乏“极权国家的支持”，他们的命运仍然受到“这些国家的选民，或执政的政府，或其他我们这样的自由政府”的影响。[29]
马歇尔计划的设计就是要利用那一脆弱性。政策设计司强调，它“不是要与这类共产主义作斗争，而是要拯救欧洲的经济健康和社会活力”[30]。如果能实现那一目标，就不用那么害怕共产主义。它是间接进行的：使用经济援助以实现政治目标，这不仅能以最有效的手段最快地产生结果，也能避免因直接攻击西欧共产主义必然导致的抵抗；这种抵抗的形式是指责美国正干涉其他国家的政治事务。[31]
当新组建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官员们在1948年初事实上提议向“苏联指导的世界共产主义”发动“全世界范围的反攻”时，[32]国务院迅速地予以拒绝。这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助理国务卿威拉德·索普（Willard Thorp）说，应对共产主义的方法并非试图镇压，“我们必须避免任何‘警察国家’的形象”[33]。政策设计司拉美问题专家乔治·巴特勒（George H.Butler）坚持认为：
我们不应……单独与共产主义开战，我们应更好地将重点放在支持那些与我们有相似制度和政治体制的自由国家，支持那些并不纵容在警察国家内才有的剥夺个人权利和公民权利的非共产主义国家。如果这些国家的生存和进步得以实现，苏联指导的世界共产主义就会失败。[34]
杜鲁门总统自己似乎也同意这一观点。在1948年6月的一份精心拟定的演说中，他说，试图宣布共产主义不合法或镇压共产主义的人都没有找到问题的关键，“共产主义只会在虚弱、悲惨或绝望的时候才会成功。在强大且健康的社会中，它是不可能成功的”。答案不是镇压，而是“更多且更好的民主”[35]。
因此，不加选择地反共产主义并非杜鲁门政府的首选战略：它代价过高，可能冒将美国与讨厌的右派相联系的风险，而且无法解决华盛顿所认为的导致非共产主义欧洲政治和经济不稳定的真正原因。
使莫斯科与其卫星国的关系紧张。但对共产主义的欧洲应该怎么办？尽管凯南对美国能在共产党已执政的中东欧有所作为、能削弱苏联影响持怀疑态度，但他在1947年春并未完全放弃这种可能性。正是出于这一原因，他提议扩大马歇尔计划的援助范围，不只提供给西欧的非共产主义国家，而且也提供给东欧和苏联。
这一提议背后的动机是非利他性的。凯南写道：“这样做是必须的，苏联的卫星国要么不接受提议的条件而将自身排除在受援国外，要么同意放弃它们在经济上的排他性。”[36]无论哪种方式，西方都会获得成功：一方面，如果苏联拒绝了援助，他们将不仅要承担分裂欧洲的责任，还会在卫星国内部产生受挫感和引起抱怨，这一援助必将会唤起卫星国的热切期望；另一方面，如果莫斯科同意援助顺利进行，那么这将会使西方在东欧产生更大的影响，进而也会导致克里姆林宫的控制力相应丧失。[37]
凯南的提议引起了华盛顿不小的紧张。忧心忡忡的海军部长詹姆斯·福里斯特尔于6月对内阁说：“苏联人不可能不参加。”[38]但与欧洲共产主义者长期打过交道的英国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却不这么认为，“我觉得它是打破铁幕最快的方法……苏联不可能抑制住这一从根本上帮助欧洲经济复苏的计划对其卫星国的吸引力”[39]。当苏联事实上拒绝参与援助计划时，失望的卫星国也都没有参与，凯南觉得自己的想法被证实了。他在1947年7月的笔记草稿中写道：“通过制订欧洲复兴计划向共产主义运动施加压力。西欧的共产党被迫表明自己的真实目的。苏联与卫星国的紧张关系开始加剧……自敌对结束以来，过去几个星期里的事件给予了欧洲共产主义最大的打击。”[40]
当斯大林在1947年秋批准创建共产党与工人党情报局时，凯南将这一决定解释为一种防御性措施，那是莫斯科和东欧共产党之间积累的紧张关系所导致的。苏联担心东欧的共产党可能“逃脱他们的实时控制，进行一系列最终可能与苏联发生冲突的民族—自由运动”。相应地，凯南预测说，苏联将对现有的卫星国进行更严格的控制，尽管这意味着疏远西欧的共产党人和其他左翼运动。“所有这些都表明，他们肯定有一种严重的脆弱感，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有着严重的危险……我们应有效利用这一局势。”[41]
在1948年1月与工业界领袖团体的一次即兴谈话中，凯南说：“我有一种与俄国历史相关的理论，那就是沙皇政府的毁灭实际上是由于它愚蠢地吞下欧洲西部少数民族而产生的消化不良所导致的。”在成立之初，苏俄政府成功的原因很可能是，“它丢掉了那些领土，只需要同俄罗斯人打交道”。但现在，苏联再一次向这些地区进发，“我并不认为，苏联从根本上已经解决了对整个中东欧的政治控制问题。我认为，那一问题带来的主要考验仍未到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将变得更为困难，而非相反”[42]。
1948年2月，凯南提前预料到的捷克斯洛伐克政变[43]对这一论点提供了最生动的证明：苏联事实上担心其在东欧的地位，并觉得有必要努力强化它。其结果是使苏联在其余西欧国家眼中变得更不可信；它也促使国会加快步伐最终通过欧洲复兴方案，并激发了将导致一年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立的讨论。[44]捷克政变至少在表面上没有直接提供太多证据表明苏联在东欧的“帝国”行将崩溃，但凯南期待更进一步的发展。他3月初在东京对一位加拿大外交官说：“如果对苏联及卫星国保持压力，可以预期苏联和共产党在欧洲的影响将会在6个月内出现惊人的消退。”[45]
凯南再一次被证明是一个很好的预言家，尽管事态并未完全按他所预计的方式发生。到1948年春为止，南斯拉夫一直是莫斯科东欧卫星国里最为可靠的国家。英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1948年6月18日还报告说：“这一政府……被克里姆林宫捆住了手脚。鸟被扎紧了以便下锅，在方便的时候也可烤了或蒸了……”[46]但同一天，美国驻南斯拉夫使馆却报告说，苏联和南斯拉夫对多瑙河的分歧构成了“卫星国对克里姆林宫共产党最高统治者最高权威的第一次直接且无法挽回的挑战”[47]。到该月末，正如很大程度上为凯南所起草的政策设计司备忘录所指出的那样，日益明显的是，“现在，我们在历史上头一次在国际社会中拥有一个……独立于莫斯科的共产主义国家”[48]。
鼓励东欧的“铁托主义”。没有什么比南斯拉夫与克里姆林宫的决裂更能证实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可能出现的混乱。杜鲁门政府迅速行动起来，以利用所发生的事态。“克里姆林宫可被自己的一个小兄弟成功挑战，这一事件表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了一个具有根本性和深远意义的新因素。”凯南提出：
通过这一行动，围绕在克里姆林宫权力之上的神秘而全能、绝对正确的光环被击碎了。对于外国的共产党领导人来说，先前背离莫斯科是不可想象的；但从现在起，这一可能性将以这样那样的形式出现在他们每个人的头脑中。[49]
另一位国务院官员将所发生的事情与托洛茨基失势进行了比较，并认为“就苏联和共产主义内部事务而言，它可能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最重大的一桩事态”[50]。
但对于美国会如何利用这一局势，人们并不完全清楚。凯南指出，过快地接受铁托可能只会激起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及铁托追随者的“反感和厌恶”，那样会动摇他的地位并导致南斯拉夫“重回老路”。另一方面，对铁托采取冷落和嘲笑的政策将会给苏联以借口，认为“外国共产党人除了与莫斯科待在一起外别无他途；逃跑只会让他们受到资本主义狼群的摆布”[51]。最终达成的妥协是对南斯拉夫维持公开的冷淡，同时悄悄地开始向它提供经济援助，如有必要还将提供军事援助以维持其政权。公开的冷淡不只可以避免败坏铁托的名声，还可能使尚未习惯区分不同类型的共产主义的美国公众和国会的不安降至最低。[52]
就东欧其他国家而言，杜鲁门政府对于铁托主义可能扩散寄予厚望。总统在1948年11月对一份国家安全委员会文件表示支持。该文件呼吁努力致使“苏联收缩在传统边界的现有周边地区的不恰当的权势和影响力，并促使卫星国作为独立于苏联的实体出现”[53]。凯南在次年4月对政策设计司说，莫斯科与其卫星国的关系“最易受攻击”，“要做一切事情加剧克里姆林宫与其国外代理人之间的猜疑”。[54]到1949年12月，一份由政策设计司发起的全面的东欧政策国家安全委员会评估报告断言：“现在时机已经成熟……我们可考虑是否做更多的事情，促使苏联消除、或者至少减弱在东欧卫星国的主导性影响。”[55]
美国削弱苏联在东欧其他地方的权威的行动，从高度公开至高度秘密不等。在联合国，杜鲁门政府发起一场有力的针对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匈牙利人权弊端的斗争，将在1947年与这些国家签署和平条约作为其法律依据。“我们的传统和我们当前的利益要求……激发我们抵制这一地区内各国的苏联化”，职业外交官福伊·科勒（Foy Kohler）在1949年从莫斯科发回的观点称，东欧人的“战斗精神”除非“继续发扬，否则肯定会衰退”[56]。美国政府同时寻求欧洲盟友和中立国的合作，限制它们与苏联和东欧的贸易，目的是通过强迫东欧国家向苏联索求苏联无法提供的工业装备，从而使莫斯科与卫星国的关系陷于紧张。[57]
与此同时，政府不那么公开地与大量的东欧流亡团体保持着联系，所有这些团体都因决心设法挑战苏联的地区霸权而团结起来。[58]它还通过中央情报局有限的资助对一个表面上是私人组织的自由欧洲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 of Free Europe）提供支持。通过这一行动，为东欧流亡者提供经济援助和就业机会，并通过其附属机构自由欧洲电台（Radio Free Europe）对这些国家进行反苏宣传。凯南写信给艾奇逊说，设计该委员会是使它“成为我们实现一系列最重要的政策目标的主要手段之一”[59]。
我们现在知道，也有大量旨在东欧内部建立反苏抵抗中心的秘密行动。其中最精心设计的包括在阿尔巴尼亚的行动。当时阿尔巴尼亚是一个弱小却相当可靠的苏联卫星国，但因为南斯拉夫的叛变而受到影响。在1949年到1952年间，中央情报局在英国秘密情报处（MI6）的配合下，向该国渗透间谍甚至是准军事部队，以期推翻恩维尔·霍查（Enver Hoxha）的政府。但这些努力无功而返，部分是因为英国间谍金·菲尔比（Kim Philby）向苏联人泄露了消息。[60]中情局的第二个主要行动也面临着类似的结局。在1951年到1952年间，中央情报局试图在波兰重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反共产主义的“家乡军”（Home Army）。但现在回顾起来，这一结局似乎从一开始就被苏联和波兰安全部队精心策划好了，他们的目的是找出反苏的秘密人员并使西方难堪。[61]
美国在东欧其余地方鼓励铁托主义扩散的努力是不成功的。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该地区的另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即罗马尼亚）才显露出并成功地维持了一种相对不受克里姆林宫指导的外交政策。[62]菲尔比及其他人的叛变可能是失败的部分原因，但那不可能是全部原因。一方面，铁托主义本身是在南斯拉夫发展起来的，在这一过程中美国几乎没有做任何事；另一方面，并不清楚美国权势是否能以任何有实质意义的方式影响莫斯科与东欧卫星国的关系。但可以肯定的是，铁托作为一个拥有全国人民广泛支持的共产党领导人的独特地位，也使得他的事例不太可能得到推广。凯南在1948年指出，“除了南斯拉夫之外，其他的卫星国政府都是苏联的奴隶，而非伙伴。民族自决在他们的政策中所占的比重并不大”[63]。
但美国在东欧的政策也有自我克制的地方。美国对大多数苏联卫星国都给予了外交承认，不采取某种干涉是不可能公开地动摇它们的，如凯南所说的那样，“苏联人喜欢用那种方式对其他国家内部事务进行干涉。他们倒是想让我们也陷入其中”[64]。还存在引发苏联军事行动的危险。凯南认为，最有可能导致军事行动的情况将是“苏联人在东欧权势的突然弱化，这在他们看来可能除了采取军事行动外别无选择”[65]。中央情报局分析家在1948年秋断定，莫斯科不太可能以开战来对铁托的“叛变”作出反应，但在可能丧失整个东欧的情况下，它就很可能愿意进行战争。[66]
尽管直接后果是令人失望的，但美国官员从铁托事例中得出了更有希望获得成功的长期经验教训：第一，民族主义可作为共产主义的解药；第二，苏联“帝国”的创建可能在为苏联人带来优势的同时，也给其带来了困难；第三，作为结果，并非任何地方的共产党人都需要被认为是美国的敌人。“苏联人对铁托主义的恐惧甚于一切”，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Walter Bedell Smith）在1949年3月对政策设计司说，他是在担任驻苏大使3年后返回美国的。“美国并不害怕共产主义，如果它不为莫斯科所控制、不发动侵略的话。”[67]
鼓励中国的铁托主义。凯南1948年10月对海军战争学院的学生说，“我今天没法对你们说，铁托主义是否正在欧洲扩散”。但他补充说：“我几乎可以肯定，它正在亚洲扩散。”[68]凯南对这一点的信心——这一信心也为他在国务院的许多同事所共有——反映出对东亚情形的一系列假设，这些假设来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历和之后所发生的事件。
第一个假设是，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没有任何外部势力可以统治中国。富兰克林·D.罗斯福坚持将该国当作是战后“四警察”中的一个，就反映了这一假设。对亚洲日益上涨的民族主义高度敏感，并出于限制苏联在那里扩张影响的考虑，总统认为，促使中国作为一种独立力量出现，而非莫斯科或华盛顿的卫星国，将能更好地服务于美国的长期利益。[69]越来越多有关蒋介石并不称职的证据令人痛苦地明白了一点：国民党中国不可能扮演罗斯福指派给它的雄心勃勃的角色。尽管如此，美国仍维持着这样的预期，即没有任何外部势力，无论是美国人还是苏联人，能轻易地控制战后中国的事态发展。[70]
第二个假设与第一个假设密切相关，即中国的共产主义是本土事物而非外来事物。曾研究过中国共产党史的少数美国人注意到，在1945年前它从苏联伙伴那里得到的援助是多么地少，得到的建议是多么地糟糕；大多数在战争期间与毛泽东及其部下打过交道的美国人在离开时都对他们的能力、廉洁性和对莫斯科的明显独立性印象深刻。[71]可以肯定的是，这些特征并未使中国共产党人亲美；华盛顿继续承认蒋介石使得它与共产党人的关系不易处理，如同乔治·C.马歇尔将军为解决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分歧所进行的长期但却失败的尝试之后所发现的那样。[72]另外，欧洲冷战的发展，使得美国官员开始担心苏联在中国共产党党内的影响会有所上升。[73]但华盛顿仍未就此假设中国共产党人将是听命于克里姆林宫的“傀儡”，尤其是一旦当中国共产党面临与保卫中国国家利益、不只是党的利益相冲突的任务的时候。[74]
第三个假设来自于战争经历和马歇尔使命的经历，即美国影响亚洲大陆事态发展的能力是极为有限的。共产主义在中国的胜利不会给美国利益带来巨大的威胁，这一观点对杜鲁门政府来说，要比其他观点更易接受，既因为人们曾认为统治中国的任务在未来几年里将牵扯共产党人的精力，也因为毛泽东和他的同事不太可能盲目服从莫斯科的意愿。[75]凯南于1947年11月为马歇尔简要地总结了普遍的看法：“即使是中国国民党政府垮台了，也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共产党人在可预见的未来会在整个中国实施有效统治，与此同时继续对苏联在国际事务领域的指导或控制持严重怀疑的态度。这样，尽管国民党政府的垮台是令人遗憾的，但对美国在中国的利益来说可能不是灾难性的。”[76]
出于这些原因，甚至在铁托1948年与克里姆林宫关系破裂之前，就一直存在这样的观念，在未来某个不确定的时间点上可能会出现一场独立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但南斯拉夫所发生的事态的影响，再加上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共产党人在中国夺取政权指日可待，使得“中国的铁托主义”将从理论上的可能性转化为现实的可能性。那一发展反过来导致美国官员开始思考，美国应该做什么来促使这一事态出现。[77]这些讨论集中在凯南领导的政策设计司进行，如同早期对如何分裂莫斯科与卫星国关系的考虑一样。
在东亚事务上有主导影响力的是约翰·佩顿·戴维斯（John Paton Davies），他是一位职业外交官，有在中国的长期经验；凯南是于1945—1946年在莫斯科短暂的供职期间认识他的。早在1943年，戴维斯便提醒道，美国与蒋介石的联盟过于紧密可能将中国共产党人推向苏联人的怀抱[78]；到1947年底，作为政策设计司的一位新任命的官员，他呼吁对东亚共产主义作仔细研究，其前提是不能通过“将欧洲模式机械地应用于远东的情况”从而对东亚的现象进行简单化的理解。[79]第一份这样的研究报告于1948年9月完成，该报告认为，如果说南斯拉夫的事态有任何指导意义的话，那么“莫斯科面临着将中国共产党人置于完全控制之下这一相当困难的任务，不为别的原因，只为毛泽东掌权的时间近乎是铁托的十倍长”[80]。
杜鲁门政府发现这一推理是有说服力的。早在1949年3月，总统批准了一项政策，寻求“在小心避免以干涉面貌出现的同时……通过政治和经济手段利用中国共产党人和苏联之间的任何不和，以及中国共产党内外的斯大林主义者与其他分子之间的任何不和”[81]。为实现这一目标，美国考虑了两种战略：要么是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当作一个国际弃儿，孤立它使其无法与非共产主义世界联系，期望以此促使共产党政府被推翻或待其垮台；要么向中国共产党人提供经济刺激以维持其对莫斯科的独立，这种经济刺激采取与日本和西方世界进行严格控制的贸易的形式，但它带有暗含的威胁，即如果他们没有保持对莫斯科的独立，这种贸易就可能被终结。政府赞成后一选择，理由是孤立中国的政策将不仅会强化该国对苏联的依赖，而且也会延迟日本的经济复苏。[82]
有人正确地指出，这一方法存在着自相矛盾的地方。[83]一方面，杜鲁门政府提议与中国国民党政府维持外交关系，“直至尘埃落定”。它也保留了为大陆的反共团体提供“军事和政治”支持的可能性，如果“这样的支持将意味着推翻共产党政权或至少是成功地对其进行抵抗”。[84]政府这时也鼓励在台湾创建“独立的政府”，秘密地防止台湾岛落入国民党和共产党手中，而如果这一政策曝光，将无助于美国改善与两者的关系。[85]虽然如此，国务院显然是得到了总统本人的同意，到1949年春已开始逐渐指望，在中国共产党人最终巩固权力之后，中苏长期不和的可能性将对美国利益的伤害降至最低。[86]
凯南在几个月后指出，这一战略与其说是建立在这样一个简单的断言基础之上的，即中国的形势发展会完全复制在南斯拉夫所发生的一切，不如说是建立在苏联体制最终会疏远哪怕是对其最为同情的崇拜者的非凡能力的基础之上的：“俄罗斯人在与朋友打交道时可能和与敌人打交道时一样苛刻。他们在其他事情上也一样有难处。”因为中国共产党人与其南斯拉夫同伴一样，是依靠自身力量上台的，且并不依靠苏联来保持其地位。可以预期，他们可能如同南斯拉夫人一样将抵制莫斯科的紧紧束缚。那一抵抗反过来会为克里姆林宫带来问题，因为一个不服从其权威的共产党国家“在莫斯科眼里比无可救药的资本主义政府更令人恐惧……苏联共产主义有一天可能被自己的孩子——其他国家难对付的共产主义党派所摧毁。我无法想象还有什么发展会比这更符合逻辑和更为正当”[87]。
1950年之前，在证明向苏联和欧洲共产党之间打入“楔子”的战略的正确性问题上，杜鲁门政府所遇到的困难相对较少。两党合作仍很大程度上使在那一地区的外交能不受国内政治的干扰，而后来对东亚政策施加了严重限制的“麦卡锡主义”还未出现。但在欧洲的“楔子”战略受到如此少的反对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它的成功或至少部分成功很快就能看得到。马歇尔计划的确如同计划中的一样，迫使法国、意大利及西欧其他地方的共产党不得不在继续效忠于莫斯科和争取在国内获取政治权力的希望之间做出选择；由于他们大多数仍旧保持忠诚，结果是其公众影响力遭到严重削弱。与此同时，铁托的离经叛道表明，那些已经走上共产主义道路的国家也可能与克里姆林宫决裂，并能逃脱惩罚，因此证实了美国政府的假设，即并非所有共产党人都必然是苏联的“傀儡”。
但中国是另外一回事。在这里，华盛顿将其政策基于对事态的期望，而非如同在南斯拉夫一样，基于已发生的事态。政府官员有信心看到，苏联与中国共产党人的分歧最终会出现。杜鲁门总统本人在1949年春以不容置疑的权威，提出将共产主义理论应用到中国的现实困难：“约瑟夫·斯大林说，中国北方的人民将永远不会成为共产主义者，就那一点而言，他是对的。”但人们却根本不清楚，这些分歧要经过多长时间才会出现。总统承认，“直到尘埃落定前”，什么事情也不能做。最后，“龙”将“翻身，在那之后可能取得某些进展”。[88]迪安·艾奇逊在几个月前就有相同的想法，当时他将美国的中国政策归结为“等待尘埃落定”，他后来对此感到遗憾。[89]
在这些耐心的劝告中暗含着对长期的历史力量的依赖。民族主义是其中最为重要的，艾奇逊于10月对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说：“如果我们同情地……站在那一地区的主要精神力量的一边，即民族主义的一边，那么我们也就让自己站在了最能反对共产主义的力量的一边。”[90]国务卿几个月后补充说，利用那种因将美国利益与不可逆转的趋势联系起来而产生的优势是重要的：“我们认为，我们是在与一种巨大的力量一起运动；不是要与那一力量斗争，你所做的是要与它一起移动，由此你将得到地球引力或地球转动的优势，不管在那力量背后是什么。”不可避免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将会与苏联人发生冲突，“因为莫斯科的基本目标与中国的基本目标是相互对立的”[91]。
美国政府在这一时期有关中国的重大公开行动，都可看作是为这些长期的中苏分歧的出现而“争取”必要时间的努力。它们包括1949年8月的《中国问题白皮书》，1950年1月美国宣布不保卫在台湾的中国国民党，以及几天之后艾奇逊在全国报业俱乐部的演说。艾奇逊在演说中警告说，出于短期理由而做任何“可能使中国人（对苏联人）必然产生的义愤和憎恨转移到我们身上”的事情，都将是重大错误。[92]与此同时，艾奇逊让国务院密切关注中苏敌对已出现的种种迹象，甚至还让他偏爱的专栏作家散布谣言以达成这一效果。[93]
但这一将长期利益与当务之急相分离的做法被证明是难以维持的。一个问题是，在中国有关“铁托主义”的重要证据即便是有，实际上也相当少。如果说有什么迹象的话，这一趋势似乎正好朝着相反方向发展，尤其是在1949年6月毛泽东的“一边倒谈话”之后。1950年2月《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署，只不过使普遍的看法得到了证实。新中国政府一开始就与苏联结盟，决非不可预期的：艾奇逊早在1949年3月就预言，共产党人将“改变自己的方式，向苏联人展示出愿意合作的态度”[94]。这些事件也没有让国务院放弃“楔子”战略。[95]但缺少任何能表明这一战略似乎在中国可行的直接证据，这使得举证责任变得相当不利，比在所有人都能看到迅速产生结果的南斯拉夫严重得多。
使局势进一步复杂化的是这一事实：不管中国对苏联人的长期态度是什么，中国共产党人很可能在一段时间内会对美国相当敌视。美国官员对此前景也再清楚不过，并视其为必须付出的令人不快但却无法避免的代价，因为政府不情愿、但却为国会所要求，继续为蒋介石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艾奇逊在1949年初对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说：“我认为我们应当承认，（共产主义在中国统治的）起始阶段将是对我们不利的一段时间。”[96]但新中国政府似乎有意决心证明国务卿是正确的：它觉得必须公开地对美国展示仇恨，不管真实的动机是什么，都使得政府难以维持其等待长期的中苏分歧出现的政策。[97]
但还有使情况更加复杂的另一种趋势，那就是在美国内部日益发展的按照意识形态看待外交政策问题的倾向。历史学家仍在就其原因进行争论：有人认为是源自共和党对1948年民意调查中意外丢脸的本能反应；其他人认为，它来自于杜鲁门政府决心恐吓美国人民支持其在欧洲进行遏制的过度言辞。[98]但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到1949年，美国已出现一种趋势，更多地把意识形态视作国家行为的原因而非国家行为的反映，并且该趋势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重要的是，新任命的国防部长路易斯·约翰逊在那年6月认为，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一个问题是适宜的，即是否“美国政策的主要目标”并非“遏制共产主义以减少其对我们安全的威胁”，并询问政府的亚洲政策是否在充分考虑了那一准则后制定的。[99]
军事战略的要求也使得等待中苏分歧出现的战略难以维持。考虑到在东亚维持地面部队的代价，杜鲁门政府在1948年和1949年间逐渐放弃了在大陆上的主要责任，转而支持依靠海空军来守卫诸如日本、冲绳和菲律宾这样的沿海岛屿。正是由于希望避免将中国共产党人推入苏联的怀抱，国务院费了好大的劲才阻止了将台湾岛纳入这一“防御环线”之内，尽管该岛作为沿海岛屿的地位是毫无争议的。但这一让地理学从属于地缘政治的努力没有太多军事意义，如同对政府政策的批评者们在1950年上半年越来越多地强调的那样：处于敌对控制下的台湾岛，将向南危及菲律宾，向北危及冲绳。因此，政府内外都产生了巨大的压力，要求将台湾岛纳入“防御环线”，而不管这可能为中苏“楔子”战略带来怎样的额外负担。[100]
所有这些短期考虑，包括明显的中苏敌对的不存在、中国共产党人对美国的敌视、美国外交政策中日益增长的意识形态取向，以及不防卫台湾岛这一军事上的反常现象，都不利于杜鲁门政府等待中苏分歧出现的长期目标。但这些考虑本身并未致使那一战略被放弃。艾奇逊在1950年4月对托马斯·杜威（Thomas E.Dewey）说，美国在远东的两大根本目标仍然是签署对日和平条约以及“在北京和莫斯科之间打入一个楔子”[101]。
致使这些短期考虑压倒长期利益的是一件完全未预料到的事情：在1950年6月底朝鲜战争爆发。尽管朝鲜半岛局势的走向与美国此前“楔子”战略的进展没有多大关联，但战争爆发以决定性的方式影响了那一战略的执行。
第一，也是最重要的，朝鲜战争导致了对台政策的迅速修正，因为杜鲁门政府命令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既防止中国共产党人进攻该岛，也防止中国国民党人进攻大陆。即便如此，政府也并不认为自己是代表了蒋介石来干涉中国的：如同美国官员当时所说，它的目的是，在朝鲜半岛的军事行动开始后使该地区“中立”。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允许中国国民党军队在朝鲜参加战斗的提议，遭到杜鲁门及其顾问们的一致拒绝。他们的一致性证实了一点，即政府仍希望避免在中国内战中偏袒任何一方。[102]回顾起来很明确的是，对台湾海峡的决定给北京留下了一个印象，即美国是在偏袒其中一方，结果是使北京仅存的开放与美国最终合作的大门的所有意向都发生了动摇。[103]
第二，朝鲜战争的爆发强化了美国内部日益增长的一个趋势，即认为意识形态而非国家利益是共产主义国家行为的决定因素。如同乔治·艾伦（George V.Allen）大使在7月初对南斯拉夫外交部长爱德华·卡德尔（Edvard Kardelj）所解释的那样，“美国的许多人认为，共产主义……是侵略的同义词”[104]。次月，英国驻华盛顿大使馆报告说，美国公众舆论中存在一种情感风潮，它“导致人民期望猛烈打击所有被贴上红色或苏联标签的东西……这一情感……使得谈论‘不要再和中国搞慕尼黑’或不再让一寸土地落入共产主义者手中等事情更为容易，而看到世界共产主义地区共产党的不同侧面则很难。”[105]
第三，朝鲜如同新近记忆中的其他事件一样，证明了国际关系中心理脆弱性的问题。早在1947年，杜鲁门政府便决定，防卫朝鲜半岛并非美国至关重要的利益。[106]但1950年6月25日发生的事件——尤其是这些事件得以发生的戏剧性方式——象征着美国完全并立刻取消了至关重要的利益与边缘性利益之间的冷静理性区分。朝鲜半岛表明，即便是被认为无关紧要的地区，如果它受到敌对军事力量的威胁，也能成为至关重要的地区。那一力量是否来自于和苏联团结在一起的国家，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一个不切实际的问题：在大多数华盛顿官员眼中，现在面临危机的是，美国承诺抵抗一切侵略的可信性问题。[107]那一观点也削弱了区分不同类型的共产主义的努力。
朝鲜战争的爆发并未完全使努力促进中苏分歧的战略丧失信誉，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国务院情报专家认为，如果朝鲜战争有阻止中国共产党人收复台湾或强化美国在东亚军事地位的效果的话，这些分歧事实上可能加剧了。[108]也有一种预期认为，如果联合国军打过三八线成功实现朝鲜半岛的统一，那么就会导致中国质疑其与苏联的同盟。[109]艾奇逊在公开声明中继续强调苏联对中国主权所带来的威胁。[110]迟至1950年11月27日(1)，当中国正在全面介入朝鲜半岛冲突时，在一份最高机密的备忘录中，副助理国务卿利文斯顿·麦钱特（Livingston Merchant）还认为，“我们的目标，当然是摧毁苏联和中国持久联盟的基础”[111]。
但大多数美国官员一直认为这一预期还十分遥远，与当下的政策是不相关的。查尔斯·波伦在8月与英国和法国外交官的一次会议上说，可以认为，在总体外交政策的问题上，中国将追随苏联的路线。最终苏联与中国之间会出现不和，但“如果把我们的政策建立在共产党中国将从苏联世界中分裂出来的预期之上，我们负担不起这样的代价”[112]。次月，在一次国会听证会上参议员J.威廉·富布赖特（J.William Fulbright）和众议员周以德（Walter Judd）的谈话，反映了对“楔子”战略的乐观在多大程度上被削弱了：
富布赖特：我认为最终解决的唯一希望是他们（中国人）离开苏联人。
周以德：伙计，那是很不靠谱的。
富布赖特：我承认，它现在不是很讨人喜欢。[113]
中国于1950年11月底介入朝鲜冲突，使得鼓励中苏分裂的前景更加暗淡，如同艾德礼首相在12月初匆匆的华盛顿之行中所发现的。艾德礼认为，如果美国用这一方式对待中国，就会让苏联成为中国唯一的朋友，那么美国正在犯错。中国人是“坚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他们可能不是“苏联帝国主义分子”。中国仍有“铁托主义的机会”。
艾奇逊回答说，总统顾问中很少有人不同意那一评估：的确，在实现这一目标的尝试中，他自己可能比其他任何人碰到的钉子都要多。
问题并非在于这是不是一项正确的分析，而在于是否可据此采取行动。可能十年或十五年后，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人态度的转变，但我们并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如果因在中国的长远未来上怀有侥幸心理而影响到了美国眼下的安全，那么这个交易不好办……如果我们有时间的话，首相所说的都是对的；但我们不能花钱来玩这场游戏；入场费太高了。
艾奇逊说，还有一个事实是，美国人民永远也不会接受一种在欧洲抵抗苏联，而在亚洲迁就中国的敌对行动的政策。“公众的头脑没有那么精妙，不能理解这种截然相反的态度；即便如此，那一区分也是错误的。”如果美国人“接受了‘因为侵略规模非常大，我们只能屈服’这样的命题”，那么他们将会“非常深刻”地改变态度，从此认为美国人没有太多选择只能“让我们自己适应每个地方的权势和侵略”[114]。杜鲁门表示同意，他对艾德礼说，中国是“苏联的卫星国，只要现在的北京政权还在执政便将继续是卫星国……当然，中国人民确实有其民族情感。苏联不可能永远统治他们，但那是个长期观点，对我们现在来说并无助益”[115]。
即便如此，政府充分相信利用中苏最终分裂的可能性。1951年初，它采取了一项就当时国内的政治气氛来说极度冒险的动作，授权国务院高度保密地与据说至少是代表了北京政府内部某些人士的观点的中国人进行了接触。并不清楚政府到底在考虑些什么，但似乎是希望与中朝军队达成可能独立于苏联人安排的停火，作为交换条件，美国最终停止对蒋介石的支持，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同意该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政策设计司的查尔斯·伯顿·马歇尔（Charles Burton Marshall）对中国谈判对手说：“我们希望发生一些事情，让中国恢复理性，从而停止为既不利于中国独立也不利于美国独立的阴谋集团的利益服务。”[116]
但这一方法明显存在困难。而就在此时，国务院强烈要求联合国公开谴责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侵略者：这一做法对尝试秘密接触中国政府的努力十分不利。[117]国务院也不确定它是否想和毛泽东谈判，而是将相当多的注意力放在了促进大陆出现一个既反对毛泽东也反对蒋介石的“第三种力量”，期望这种力量在北京夺取权力，走向和平。[118]要如何向美国国内听众合理解释与中国达成的这一解决方案，国务院也没有作太多的思考。当一位国务院代表谨慎地向众议院多数党领袖约翰·麦科马克（John McCormack）提出以朝鲜半岛谈判停火换取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可能性时，麦科马克的反应是爆炸性的：
他的反应是，那将是个灾难。他……宁愿看到我们被赶出朝鲜半岛，也不愿对这种“绥靖”行为有负罪感……他说这一举动将完全消除民主党对政府的支持。[119]
到1951年6月，马歇尔被迫报告说，他与中国人的秘密联系没有结果，北京政府“彻头彻尾地在同莫斯科进行合作”，“第三种力量”被证明“主要是由一些无关紧要的人士中的影响很小的政治人物所组成”，且蒋介石现在在大陆的声望“要远远好于我们中许多人的想象”。马歇尔认为，“就中国问题而言”，台湾“将成为我们的主要有形资产”[120]。
7月，随着苏联安排的朝鲜半岛停战谈判的开始，美国政府利用朝鲜冲突分化中苏同盟的努力只剩下理论上的可能性了。即便朝鲜战争没有发生，由于美国国内拒绝向中国共产党人做任何让步，所以很难看出这一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方法如何能成功。1951年9月，参议院没有批准任命菲利普·杰瑟普（Philip C.Jessup）为美国驻联合国代表，表明了国会对这一点的深切感受。艾奇逊被迫否认国务院曾考虑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或允许其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那些没完没了但毫无根据的报告”[121]。
无可否认，以某种方式打破中苏同盟的长期战略目标依旧持续存在。1951年5月17日，杜鲁门总统批准了NSC 48/5号文件。该文件列举了美国在亚洲政策的几个“当前目标”，其中排在第一位的是“分离作为苏联有效盟友的中国，并支持一个放弃侵略的独立中国的发展”。通过“促使北京和莫斯科政权产生分歧”的同时，“以一切可行的手段在北京政权内部制造分裂”来实现这一目标。[122]第二天，助理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公开指责中华人民共和国是“苏联辖下的殖民政府，一个更大规模的斯拉夫满洲国”。这是败坏苏联人在中国人眼中的形象的又一次尝试：如同艾奇逊几天后明确地告诉杜鲁门的那样，“腊斯克先生并未暗示、或以任何方式改变了政策，而只是重申总统和我在过去说过多次的话而已”[123]。
不幸的是，“斯拉夫满洲国”的形象在美国人中引起的共鸣远大于中国：在朝鲜几个月的殊死战斗、因所谓“失去”中国而喧嚣不已的美国国内政治局势、麦克阿瑟将军被解职以及对高级官员叛变的指控，使得美国少有人准备承认中国人或其政府还有任何可取之处；为数更少的人还在准备坚守政府持续的但日渐微弱不清的信仰原则，即如同约翰·佩顿·戴维斯所表述的“当你面对两个敌人时，让他们相互敌对是更好的”[124]。
回顾起来，杜鲁门政府难以实施“楔子”战略有几个原因。第一，它所要追求的目标是无助于实现眼前利益的。在国内舆论环境日益不愿对敌人作出区分的情况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决心展示与苏联团结的情况下，以及朝鲜半岛完全未预料到的但却极其危险的军事斗争的爆发，那种认为人们应该等待长期的历史力量发挥作用的论点很难推销出去。它是一个要求充裕时间的战略；但对于一个受国内外危机所困扰的不受欢迎的政府来说，时间明显不充裕。艾奇逊在1952年初向温斯顿·丘吉尔承认，中苏分裂在朝鲜战争爆发前看来似乎“很有可能”。但中国的介入“使得现在实现这一目标的希望变得非常遥远和不可能。我认为，从现在起的任何时期内，我们都不大可能在两个共产主义团体中间制造出分歧来”[125]。
第二，总统及他的顾问们从未在两种显而易见的执行“楔子”战略的方法中作出明确选择：“中国式铁托”方案，这可能涉及使毛泽东的政府脱离与苏联人的联盟，而不试图取代它；“第三种力量”方案，它可能需要将毛泽东的政权当作苏联“傀儡”对待，同时在大陆组建一个能推翻它的非共产主义的“民族主义”反对派。不可否认，作出决定并非易事。选择“中国式铁托”的优势在于无须依赖创建大陆反对运动的不确定前景，但劣势则在于要有公开应对共产党人政府的意愿，考虑到当时美国的国内政治局势，这同样是个不确定的前景。而选择“第三种力量”在美国国内更易于正当化——只是稍微容易一些，因为它肯定会遭到华盛顿强有力的中国国民党人游说力量的愤恨——但要将在毛泽东和蒋介石控制之外的、组织混乱且相互敌视的中国流亡分子和抵抗团体组建成一个反对派运动，这个任务的前景也是令人沮丧的。最便当的方法是留有回旋余地而非从中做出选择，但同时追求两个如此明显对立的选项可能使二者都会遭到削弱，从而又使政府面临脆弱性。
当然，与台湾的中国国民党明确结盟也是另一种替代选择，但杜鲁门政府的官员们认为，那是一种完全无助于实现离间中国共产党人和苏联人的选择。相应地，他们将在台湾的目标限定为：让该岛不落入任何与苏联有瓜葛的政权手中，同时避免作出保卫中国国民党人的直接承诺。[126]国务院于1951年底承认，“就对台湾的处理来说，没有一个符合美国政策目标的可立即实现的解决办法”[127]。
于是，令人吃惊的不是“楔子”战略难以解释，也不是它不受那些理解它的人的欢迎，更不是它的预期收益模棱两可，而是杜鲁门和他的顾问对长期考虑最终能战胜短期考虑抱有十足信心，这导致他们尽可能持久地奉行这一战略。
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也相信长期历史力量的重要性：如同凯南及杜鲁门政府“楔子”战略的其他设计师一样，杜勒斯认为从长期来讲，历史力量将抗拒苏联维持对卫星国控制的能力。他在1949年写道：“当前共产主义最大的弱点是坚持完全遵照苏联制定的模式。在那些地方有着与苏联迥异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有着深刻的民族和文化忠诚，因而苏联模式在那里是不会生效的。”[128]亚洲肯定是这样的地方：“用不着通过资助一场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来夺回中国。共产主义在中国将会瓦解，而中国人民自己就会让它瓦解，因为它无法解决中国的问题。”[129]杜勒斯在中国于1950年底介入朝鲜战争之后承认，立即打破中苏同盟不大可能，但从长期来看，“我们的最佳防御在于利用苏联共产党人当前控制地区内潜在的猜疑、敌对和不满，促使他们从外部冒险转向巩固已过度扩张的阵地”[130]。
然而，新任国务卿与其前任不同，他能够设计出一套可靠的国内政治逻辑来推行这一战略，而这是杜鲁门政府所未曾实现的。杜勒斯这套理论的基础当然是“解放”这一概念，他将它当作是1952年共和党总统竞选的一个核心主题。杜勒斯并非第一个支持这一观点的人，将卫星国从苏联控制下“解放”出来的目标，从一开始就隐含在凯南对“遏制”的思考中，且早已得到杜鲁门本人的暗中支持。[131]杜勒斯也并未质疑杜鲁门政府以和平手段朝这一方向迈进的做法，尽管他的公开言论并没有十分清晰地阐述这一点。[132]
但是，杜勒斯的确坚持认为，美国能最有效地使苏联与共产主义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的方式，是通过向其施加最大的压力，而非试图安慰不满的共产党人，以劝说他们与莫斯科决裂，而杜鲁门和艾奇逊并没有坚持这样做。[133]杜勒斯于1952年3月写信给切斯特·鲍尔斯（Chester Bowles）说：“我的个人感觉是，让苏联和共产党中国分裂的最佳途径是对共产党中国不断施加压力，只要它与苏联保持伙伴关系，我们就让它的日子很难过。”铁托“因我们对他很友好”，因而并没有与斯大林分裂，“相反，如果我们对铁托很强硬，他们就分裂了”。如果中国能赢得美国人的友好，同时与克里姆林宫保持结盟，“那么中国便没有理由去改变”[134]。几个月后，杜勒斯提醒总统候选人德怀特·艾森豪威尔说，南斯拉夫的先例“表明其他国家，如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中国等，可能会在适当的时候和平地恢复对其事务的有效控制”[135]。
通过运用压力而非试图调和的方式来分化苏联和它的卫星国的战略有一项优势，那就是它能避免在敌人内部作区分，而正是这种区分曾使杜鲁门政府面临国内政治困难。你可以一般性地谴责“共产主义”，甚至可以拒绝采用“遏制”，而是采用“击退”共产党人在全世界的影响这样的言辞，这样就无须担心会促使苏联及其盟友的紧密团结：共产主义集团内部的分歧已经如此之大，以至于压力只会加剧而非减少这些分歧。杜勒斯承认，特殊的机会是不能被公开的，一旦这样做就会有毁掉它们的风险。“但相信我，它们是存在的，倘若加以利用，不是在一夜之间而是在一个相当的时期内，它们能够改变世界。”[136]
杜勒斯从对帝国脆弱性的长久信念中得出这一观点，类似于凯南的看法。“独裁往往外表强大，”在他于朝鲜战争爆发前夕出版的著作《战争还是和平》（War or Peace）一书中他提醒读者，“从外面看，它们严酷无情、富丽堂皇且无法抵抗”，但其实“却是败絮其中。”[137]在他被任命为国务卿后发表的第一次广播—电视讲话中，杜勒斯称，“苏联共产党人”已经“吞下了”约8亿人民，“但你知道有一种叫消化不良的病。人并非吃得越多就长得越壮”。[138]几天后，总统助理罗伯特·卡特勒向新成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了杜勒斯观点的核心问题：“现行政策有没有充分权衡或考虑克里姆林宫政权的脆弱性（例如迅速地吞下如此庞大的地区和人口后的后果），以及与此相关的心理方面的问题？”[139]
在这一方法中，向共产党人的薄弱环节施加“压力”同时利用其国内优势的观点，在艾森豪威尔政府早期的几个政策倡议中体现得很明显。1953年初，政府决定将第七舰队撤出台湾海峡，这样至少在理论上可使蒋介石放开手脚进攻大陆，这一决定的背后就有上述观念。[140]这一观念还驱动政府支持国会的一项团结东欧和东亚“被奴役国家”的决议。杜勒斯解释说，“压力”战略的动机是“减轻某些遭奴役的人民对美国放弃他们、让他们自生自灭的恐惧”，并最终导致铁幕后面“有些消化不良”[141]。“压力”战略也坚定了政府不遣返中国和朝鲜战俘的决心，哪怕这延迟了朝鲜停战协定的达成。杜勒斯坚持认为，由于知道他们期望在未来的任何冲突中得到政治庇护，所以“这些军队中渴望自由的士兵更容易开小差和投降……红军将变得不那么可靠，因而共产党人试图利用这些军队实施侵略的风险也将变小”[142]。
但正是1953年3月5日斯大林的逝世为新政府提供了不曾料到的最有希望利用苏联集团内脆弱性的机会。杜勒斯在接下来的几天内通知美国的海外使馆，他们应当努力“不仅在苏联及卫星国的精英和大众中间散播对新政权的怀疑、惶惑和迷惘，而且还要在苏联之外的当地共产主义分子中间进行散播”[143]。几天后，他在一次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预言说：“要使各自国内的民族主义冲动服从较不出名的斯大林的接班人，卫星国的共产党领导人们今天将面临更大的困难。”美国需要做的是“煽动这一民族主义和不满情绪，因为所有这些都是值得的，要用这一方法抓住每个机会打破苏联对卫星国的统一控制”[144]。杜勒斯在两周后的另一次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说，莫斯科的权势已经过度扩张，“如果我们继续保持压力，不管是心理的还是其他方面的，那么我们可能要么迫使克里姆林宫政权的崩溃，要么将苏联从专注侵略的卫星国联盟转变为只关注防御的联盟”。斯大林的逝世明显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不会有人能真正取代斯大林的半人半神的地位”[145]。
但国务卿也强调了谨慎行事的必要性。西方过于兴奋的反应可能促使苏联民族主义同情新政权。杜勒斯在3月12日指出，“苏联现在正举行家庭葬礼”，可能最好是等到“尸骨已下葬、悼念者已回家去阅读遗愿，然后我们再开始在家庭中制造不和的行动”。此外，如果过于公开、过于快速地“对苏联展开进攻”的话，美国的盟友可能会作出消极反应。[146]考虑到这些限制，艾森豪威尔几个月后同意采取“政治、经济、宣传和准军事行动，包括控制东西方贸易……来延迟苏联集团权力的巩固”，但条件是这些限制莫斯科与其他共产主义国家关系的行动应当在“不会带来不必要的风险”的情况下实施。[147]
1953年6月，东柏林突然爆发了一系列反共产主义暴乱，并在被苏联镇压前扩散到整个民主德国。（美国）政府在这一事件中保持着明显克制。中央情报局似乎已经拒绝了向暴乱分子提供武器的建议[148]，国务卿杜勒斯特意明确地公开表示，鼓励在苏联集团内部制造困难“并不意味着一场可能导致大屠杀的武装暴动”[149]。艾森豪威尔在7月初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美国希望在东欧实行自由选举，但并没有想过要“采取任何可被视作干涉的实际行动”[150]。该月末，当国家安全委员会开会讨论恢复离间阿尔巴尼亚与苏联集团关系的秘密活动的可能性时，总统警告说，阿尔巴尼亚“是个非常难弄的案例，因为这是一个谁得到它谁便会受伤的问题”[151]。同样，日益增强的苏联军事能力也为美国应当走多远施加了限制。甚至在1953年8月苏联试验第一颗氢弹装置之前，艾森豪威尔就对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罗伯特·卡特勒说，他有些怀疑，“我们究竟能隔着笼子栅栏拨弄里面的动物几下”[152]。
艾森豪威尔政府第一份综合性的国家战略评估报告NSC 163/2号文件于1953年10月底完成。该文件强化了在苏联的欧洲卫星国应当小心行事的主流意见。[153]民主德国及东欧其他地方的骚乱表明，苏联无法“完全征服这里的人民或消除他们对自由的渴望”。结果是，克里姆林宫无法指望卫星国军队的忠诚；而且，局势无疑已“给苏联领导人带来内部和心理的紧张”。但这些事件并没有明显削弱莫斯科使用自己的军队控制东欧的能力，这种局面似乎在短期内也不会有所改变，“除非经过苏联的默许或是战争，现在看来似乎没有哪一个重要的欧洲卫星国可能脱离苏联集团”[154]。
中国提供了较有希望的机会。即使是在斯大林逝世的消息得到确认之前，艾森豪威尔就在思考，虽然这一事件对东欧可能不会有太大的影响，但“斯大林的逝世将会产生巨大影响的一个特殊地方就是共产党中国”[155]。即将成为美国驻苏联大使的查尔斯·波伦对此表示同意，他指出：“尽管毛泽东在共产主义理论领域进行了创新，但他还是愿意承认斯大林为导师。”他是否愿意给予苏联新领导人这样的地位，是“非常值得怀疑的”，特别是如果美国能在宣传中有意地将马林科夫与“令人敬畏的斯大林”进行比较的话。对毛泽东来说“充当斯大林的副手是一回事，但接受马林科夫的至高无上地位却是另一回事”[156]。
正是因为考虑到这些机会，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官员们在斯大林去世一个月后完成了第一份重要的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策评估。该报告坚称，如果该国不从“苏联轨道”上分离出来的话，中国就绝无可能逐步演变成一个友好、独立、非共产主义国家。反过来，不管是北京政府“背叛”莫斯科，还是北京政府“被推翻”，中国从“苏联轨道”上分离出来都是可能的。这两个选项对美国来说都好坏参半，但并没有就此作出选择的迫切需要，因为“增加对共产党中国压力的政策……会促进这两种做法，但它不可能促成中国最终偏离苏联轨道”。
最终还是不得不作出一种选择，但却是在没有任何有关毛泽东政府事实上希望与莫斯科分裂的证据下做出的。“如何提供一条脱离苏联的‘逃亡大道’的问题是不切实际的……尤其是当这种做法将严重地妨碍其他重要的美国目标的实现，如果不是使其无效的话。”而且，中国对苏联的疏远将只能部分地作为美国行动的后果：“在中国现状是否发生改变的问题上，苏联如何处理与中国共产党政权的关系最终会被证明是最具决定性的。”因此，美国的政策应当限定在“向中国人展示，北京政权的亲苏姿态不会得到奖励，而是事实上会给他们带来日益增多的困难和牺牲”。这一方法不会马上提供一条“逃亡大道”，但经过长时间发展后会“激发出对逃亡大道的渴望”。当那一事态发生时，华盛顿便可以重新检视它的选项了。[157]
艾森豪威尔对于这一“压力”战略内心很复杂。他于1953年5月提醒一些议员说，维持和苏联的外交关系，却不维持与共产党中国的外交关系，这当中存在前后矛盾的地方，不幸的是，“自威尔逊总统以来，承认意味着对政府的赞成”[158]。次月，他成功地抵制了国会的一项提案，即如果联合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员国身份的话，美国将停止对联合国提供财政支持。艾森豪威尔的理由是：“事先将我们自己的双手死死地捆住是不明智的……可以回想一下1945年，当时德国是我们的死敌；当时谁能预见到，只在几年之后它便成了我们一个友好的盟友？”[159]但总统也向国会领导人保证，“只要红色中国仍建立在现在的基础上，由现在的领导人执政，并如此明显地为苏联目的服务……我便永远不会承认她，也不接受她加入联合国”[160]。
艾森豪威尔也看到以贸易为诱饵使中国渐渐脱离苏联的可能性。他于1953年11月对国家安全委员会说，贸易限制在迫使北京寻求达成朝鲜停战协议上是有用的[161]，所以如果我们的长期目标是“削弱中苏同盟”的话，那么“贸易可能是实现这一目标非常有用的工具”。贸易也为日本的经济困难提供了一个解决之道：
如果……我们能使日本把无害的制成品，如陶器、刀叉及所有的非战略性物资运到中国并卖给他们，这可能有助于减轻共产党中国对苏联的依赖以及日本对我们自己财政部的依赖的双重目的。
当国防部长查尔斯·威尔逊（Charles E.Wilson）坦陈他对于“我们如何能在热爱中国共产党人的同时又与他们战斗”感到困惑时，艾森豪威尔承认，“与中国共产党人进行贸易……（构成了）公共关系方面极大的难题”。那些蛊惑民心的政客肯定会“大声反对那些将会使用其资源来杀害美国士兵的国家发展经济”。但总统说，每当“想到这个政府制定用来指导与共产党国家的贸易关系的严厉规则时”，他就“不寒而栗”。[162]
但在1953年11月6日，艾森豪威尔批准了NSC 166/1号文件。该文件声称，美国的政策是通过“发展非共产主义亚洲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通过“削弱或至少减缓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权势增长”，以及通过“损害中苏关系”，“降低共产党中国的相对权势地位”。这份很长的文献对莫斯科和北京的敌对将会如何发生提供了迄今为止最为具体的预测：
因为苏联人与中国人在利益、观念或行动时间等方面存在不可避免的分歧，因为中国人对苏联提出的援助或支持的要求越来越多，或者因为中国人因其作为远东国际共产主义第二把手的地位而过于独立和自恃，所以对苏联人来说，有很强的诱惑导致他们试图更严格地控制中国共产党人的发展方向。如果当苏联人觉得必须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竞争中国政权国家机器的主导权时，那么同盟将会遭受到严重的威胁。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既是共产党人，也是中国人。
西方仅靠对中苏关系施加压力就能使其消亡是不太可能的。但使中国人摆脱苏联人更是不可能的：1949年，“当时西方各国，包括美国在内，明显让自己接受了国民党的失败和共产党对中国的控制，并做出了包容的姿态，但这一段历史表明，绥靖政策作为反对同盟延续的武器，其效力是非常有限的”[163]。
考虑到国内种种妨碍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贸易或建立外交关系的政治限制，考虑到国会对蒋介石的强烈支持，艾森豪威尔政府事实上没有太多选择，只能选择“压力”而非“绥靖”战略作为制造莫斯科与北京关系紧张的最可行方法。如同一位受挫的国务院分析家所指出的那样，这意味着，“国民党成为离间中国和苏联的一个重要工具”。也有观点认为，“今后的几年中看到的将是困惑”，因为“最终摆脱了苏联”的中国大陆“将无意承认或服从于台湾当局”。而随着时间的发展，台湾“对我们来说更将只会变成一种麻烦”[164]。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不会不同意这一长远观点，但在1953年秋他们面临的问题是使这一观点与现实相适应。从那一角度看，原本与中国国民党结盟是不合逻辑的，现在这可能变得相当符合逻辑了。
杜勒斯1953年12月在百慕大向艾森豪威尔、丘吉尔和皮杜尔通报情况时提出：“你可能会问，我们援助蒋介石的目的何在。”国务卿自问自答地接着解释说：“这一援助可能有助于守卫该岛，否则它将落入共产党人手中，（进而导致）对从韩国至印度支那半岛、经过日本、台湾和菲律宾的沿海岛屿链的严重破坏。”但也有第二种考虑，一旦发生战争，“来自台湾的威胁可能会使共产党人集中大量兵力来对付台湾”。即使没有真正爆发战争，蒋介石的军队也会牵制对岸中国共产党约40万人的部队，因为“共产党人不愿暴露他们的海岸线。依据施加最大压力的理论，这是我们想要推行的另一措施，从理论上讲，这将导致中国共产党人对苏联提出更多要求，进而为中苏关系带来额外的紧张”[165]。
但在中苏破裂后会发生什么？陆军参谋长李奇微（Matthew B.Ridgway）将军在1954年8月提出这一问题，该问题与国家安全委员会制定的一份对中国政策的评估相关：“如果我们接受了分裂红色中国和苏联的目标，政治家式的方式似乎会使红色中国认识到，它的长期利益源自与美国的友好……如果红色中国能改正它的方式的话，这些利益终将是可合理预期的。”[166]李奇微认为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最终和解是可能的，这一观点惹得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阿瑟·雷德福上将勃然大怒，他对“任何基于试图分裂共产党中国与苏联的政策”都表示极大的怀疑。“我们自1950年来就一直在试图这样做，但却鲜有成功。”雷德福认为，中苏“关系本质上是宗教性的，他怀疑是否有分裂它的可能性”。
艾森豪威尔的回答发人深省。他同意雷德福的说法，近期内没有可能，因为“不存在某种巨大的灾难”使中国背离苏联和共产主义。但“历史的确表明，当两者变得太大、太强有力时，他们之间的妒忌就开始滋生。于是，也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使它们分裂”。国务卿杜勒斯补充说，这大概要花上25年的时间，但中国和苏联终将成为敌人，“是因为根本历史力量的压力，以及共产主义的宗教热情将会消亡的缘故”。问题是，华盛顿是否“能在25年里都这样做。为等两个敌人间出现分裂，我们能耗得起那么长的时间吗？”
对副总统理查德·尼克松——他后来在中美实现和解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言，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更为调和性的政策选择，在可预见的未来“完全是不切实际的”。最后，“我们将不得不在对共产党中国到底是采取强硬的政策还是温和的政策的问题上做出选择”，但“在接下来的25年或50年之内”，没有任何一项包容性的政策将会奏效。然而，不必在战争与绥靖之间立即作出选择：
在这当中存在活动空间……我们应对此进行探索，因为长期来看，苏联和共产党中国可能而且必将分裂。如果我们奉行（一种包容性的政策），中国共产党人的力量将横扫整个亚洲。对那种意义上的共存，我们肯定是拒绝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一定会与共产党中国开战。事实上，从长期来看，强硬的共存政策可能是在中国和苏联中间打入一个楔子的最好办法。
如同他所看到的，国防部长威尔逊提出，“副总统试图对共栖和共存加以区分”。总统“在笑声中……说，他认为威尔逊部长说得有道理”[167]。
不管你将他们的战略称作是“共存”、“共栖”还是“对抗”，艾森豪威尔和他的顾问们到1954年底已经明显地决定延续杜鲁门政府的尝试，打破“铁板一块”的国际共产主义。但他们并不试图通过鼓励叛变——如同杜鲁门和艾奇逊在1949年到1951年间对中国所做的尝试那样——而是通过运用压力，因为这样可增加共产党国家间的相互依赖，进而加快走向分裂的长期趋势。他们认为在所有的帝国结构中都存在这种趋势。借用同时代一个相关领域的术语来说，聚变而非裂变是可选方法。
如同杜鲁门—艾奇逊的方法一样，艾森豪威尔的战略是把美国利益与被认为是不可逆转的历史力量联系起来。但通过避免露出任何可能的“绥靖”迹象，它也把困扰前任政府中国政策的国内政治反对意见减至最低。在对20年后尼克松任内会发生什么事情的奇怪预期中，一个公开的强硬反共姿态反而比那些不太强硬的思想态度，创造更大的利用共产主义世界内部分歧的机遇。
但是，有了战略并不能保证你真的会运用它：从理论到实践的转换，在国际安全事务领域中一点也不比在其他多数领域中更容易实现。人们并非总是能把以“战略”名义采取的行动与出于（或并非出于）惯性、权宜或愤怒而采取的举动区分开来。因为这一切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艾森豪威尔政府在余下任期里所制定的应对国际共产主义的政策，因而断定在这背后存在何种程度的“战略”并非一件简单的事情。
金门和马祖。“压力楔子”（wedge through pressure）战略与实际政策之关联的最佳案例，可从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中发现。这里的主要问题是金门和马祖的命运问题，中国海岸边的这两个小岛在1949年后一直为国民党所控制。在1954—1955年和1958年的两次金门—马祖危机中，蒋介石决心要守住这两个岛，而艾森豪威尔对此予以公开支持，甚至似乎到了威胁使用核武器来保卫它们的地步。艾森豪威尔对这两次危机的处理，总体上被认为是对美国国内政治需要的回应：中国国民党人持续影响着美国国会和公众舆论，并相应地促使其不支持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达成任何形式的和解。[168]
但新近解密的档案表明，总统和他的国务卿并不认为他们在金门和马祖问题上的强硬路线只是安抚国内选民的一种方式；他们也试图暗中破坏莫斯科与北京的关系。1954年9月，杜勒斯表示可能会将该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那样苏联将面临抉择，即或者支持中国——这会削弱莫斯科在世界范围内发动的“和平攻势”，或者不支持中国，无视此问题将会“给苏联—共产党中国关系带来严重的紧张”[169]。艾森豪威尔试图以另一种方式来削弱中苏关系，即制造与中国开战就意味着与苏联开战的印象。他不会允许“苏联帮助中国与我们开战却不卷入战争”，他对国家安全委员会说，他宁愿“擒贼先擒王”。[170]如果苏联人拒绝履行帮助中国人的条约承诺，“苏联帝国将会迅速瓦解为碎片”[171]。艾森豪威尔在12月评论说，“我们在大陆沿海岛屿问题上的态度”，在他看来是“相当不错的”。[172]
杜勒斯在1955年初变得更为直率。他于2月对英国大使罗杰·梅金斯（Roger Makins）爵士说，美国东亚政策的长期目标是促成“北京完全独立于莫斯科，从而为均势关系的开始创造条件”。这一目标要求美国能发挥自己的影响，至少在日本重振因第二次世界大战而丧失的力量之前的那段时间里要如此行事。它也需要保卫台湾当局，因为如果那里的士气崩溃，“将会发生许多突变。其后果对日本、菲律宾，或许整个东南亚，都是严重的”[173]。
杜勒斯认为，美国应用其权力保护北京的对手（台湾），并不会驱使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的关系更为紧密。理由很简单，莫斯科负担不起因把自身的优先政策与毛泽东的优先政策联系起来所要付出的代价。他对中国国民党“外交部长”叶公超解释说：
苏联无疑是过度扩张了。苏联正试图赶上美国的军事力量，但却只有相当于美国1/3或1/4的工业基础。共产党中国无疑迫切要求苏联提供更多的军事和工业援助。通过中国共产党人，朝鲜和越盟政权也提出很多要求。欧洲卫星国的军事需要也很大。欧洲卫星国的经济受到压榨。为满足他们提出的要求，欧洲卫星国的人民在痛苦地挣扎，他们躁动不安。整个共产主义统治都是过度扩张的……
因此，重要的是“向共产党政权施加经济和其他方面的压力……促使其瓦解”。杜勒斯不能保证“美国政府的每一个行动都与这一压力理论保持一致，但……它将是一个总体思路，他个人确信它是合理的”[174]。
国务卿对这一观点的信心，无疑映衬出莫斯科业已显露出的对中国“盟友”的意图感到不安的种种迹象。在1954年冬天与苏联外交部长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在柏林会面后，杜勒斯报告说，苏联人似乎“担心中国共产党人有可能发动新的攻击”[175]。就在金门—马祖危机爆发后不久，波伦大使从莫斯科汇报说，苏联可能并不准备“在中国共产党要得到台湾的问题上，冒卷入一场大战的严重风险”[176]。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向国家安全委员会保证说，对于苏联最近所做的支持中国共产党人的表述，中情局倾向于“持保留态度”。[177]艾森豪威尔自己也一再表示怀疑，认为在很大程度上苏联人和中国人在金门—马祖问题上很难保持意见一致。他在1955年初对新闻秘书詹姆斯·哈格蒂（James C.Hagerty）说：“我有一种感觉，在这一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人是根据他们自己的意愿行事的，那令苏联人感到相当不安。”[178]
这一时期，总统和他的顾问并未完全排除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更为调和的方法的可能性。在台海危机爆发前，国务卿曾谨慎地提出不排除最终允许北京政府进入联合国的可能。[179]1954年底，当商务部对杜勒斯的断言——“使中苏联盟瓦解的最好预期是通过使共产党中国对苏联的依赖最大化”[180]——提出挑战时，艾森豪威尔表示：“在当前的条件下，我们的态度是不可能发生变化的，但……如果中国共产党人能符合一些相当明确的要求的话，那么局势可能就会不同。”[181]在1955年4月的万隆大会上周恩来总理提出与美国举行谈判的建议，出其不意地缓和了金门—马祖危机，艾森豪威尔政府在略有犹豫后接受了该提议，进而就有限范围内的重大问题同中国人展开了长时间的中美大使级会谈。[182]
但在1955年或之后的任何时候，政府都没有准备继续杜鲁门政府通过和好的方式使中国人疏远苏联的尝试。对中国人过于友好的方法，会冒使盟友不安和疏远国内选民的风险，到时候这两种支持都将不复存在。杜勒斯在1954年12月提醒国家安全委员会，目前任何对给予外交承认或允许中国进入联合国的考虑都可能引起“自由世界的骚动”；国家安全委员会助理罗伯特·卡特勒则提醒在场的官员说，这一举动也会引发美国国内“同样危险的骚动”[183]。政府“无意支持红色中国进入联合国”，杜勒斯在次年3月对欣喜不已的蒋介石保证说。“‘我说过，就此事而言，我不知道还能做些什么才会增强我在这方面的坚定性’。蒋介石笑着表示同意。”[184]
在作为国务卿的余下任期里，杜勒斯始终拒绝来自北京的建议，即大使级会谈应扩展至包括台湾问题以及与大陆关系实现正常化的可能性问题。[185]他在1957年6月对旧金山的听众说：“的确有一些人建议，如果我们帮助中国共产党人变得强大，那么他们最终将和苏联决裂。”“毫无疑问，苏联和中国在亚洲展开了根本性的权力斗争。”但是要考虑到，不管这两个国家是不是盟友，它们都共同持有一种与美国利益相对立的意识形态。如果轴心国赢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话，它们之间很可能会发生争吵。“但没有人会建议，我们应当宽容甚至帮助轴心国取胜，因为最终它们会因为战利品而争吵。我们将会是那战利品中的一部分。”[186]
当第二次金门—马祖危机于1958年8月突然爆发时，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一开始都将这解释为中苏联合试探西方的决心。[187]但到11月，在中国人再一次让步后，总统自忖是否“苏联人并非真的担心共产党中国会在将来对他们构成可能的威胁”[188]，这一问题明显是依据情报报告而得来的。[189]几天后，艾森豪威尔与杜勒斯“相当深入”地讨论了此事：
我们将坚持我们的政策，直到中苏集团内部发生变化。他觉得这是不可避免的，但也认识到我们所奉行的政策可能会不受欢迎。一些人想作出让步，另外一些人则想予以抨击。需要耐心的政策极少受到欢迎。[190]
1959年初，在杜勒斯最后一次出现在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时表示，“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之间，围绕谁是共产国际的意识形态领导人的问题……很可能会有一番争斗”。但他们的共同意识形态威胁仍是相同的，“近期不会出现对西方有利的分裂”。[191]
考虑到当前可用的档案，还不大可能说清，在何种程度上应用“压力”来激化中苏分歧的战略导致美国政府拒绝了来自北京的和解提议，并在1955年后继续实行强硬路线。毫无疑问，即便是在没有“楔子”战略的情况下，国内政治限制以及处理与中国国民党和亚洲其他反共产主义盟友关系的需要，可能为采用这一方法提供充分的理由。但至少现在可以证明，通过迫使中国人更大程度地依赖苏联人从而促进中苏分歧的观念，至少在艾森豪威尔任职前两年半的时间里对政府的行为有重大影响；考虑到历届政府往往都会在中期改变现行战略[192]，“压力楔子”战略的假设看来似乎是有道理的——不管回报有多么遥远——因而它不断影响着艾森豪威尔及其顾问们的思想的形成，直至其任期结束。[193]
东欧。政府对东欧的政策也可以凭借“压力楔子”战略来加以认识，尽管与中国的情形相比，在这里战略推进的目的性不那么强，也更加审慎。尽管1953年民主德国发生了动荡，但看来似乎没有什么理由期望“铁托主义”会在苏联的东欧卫星国中进行大面积扩散。1954年春夏两季的《国家情报评估》认为，这些国家进行独立行动的潜力还不如中国大。[194]几个月后艾伦·杜勒斯向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报告认为，“接下来几年里，苏联（对东欧）的控制不太可能会被内部暴乱所动摇”[195]。
美国政府内部也对苏联人甘愿冒战争危险以保持对东欧的控制表示怀疑。就中国而言，这一假设似乎更不可信。国务院专家在1954年3月提醒白宫，“假设苏联因卫星国的内部困难或麻烦而变得如此虚弱，以至于在任何条件下都不会诉诸战争，这可能是极其危险的”。这一反应预期会“是对抗美国或其盟国所采取的对其地位构成相当严重威胁的行动”[196]。国务卿杜勒斯在次年8月对国家安全委员会说：“对于卫星国的逐步分化应当有长期计划，但这些计划确实是非常长期性的。”[197]几个月后一次有关在“解放”东欧问题的记者招待会上，不耐烦的艾森豪威尔回应说：“你想走多远？你肯定不想宣战，对不对？”[198]
美国可能做的一件事是支持铁托领导下的南斯拉夫继续独立，希望它为东欧的其他地方可能发生的事情提供一种模式。而杜勒斯在1955年8月对艾森豪威尔说：“这是‘完全不可能的’，南斯拉夫将再次处于莫斯科统治的桎梏之下。”铁托的目标是“使自己成为一群共产党国家的领袖，吸引他们远离莫斯科”。他的“布哈林式共产主义”接受这样的可能性，“你可拥有以民族为基础的共产主义，但共产党国家不必服从苏联共产党是世界无产阶级领袖的铁的纪律”。杜勒斯认为，这是一种“我们可以默默地支持的”目标。[199]一年之后，艾森豪威尔特意公开强调，铁托对莫斯科的访问并不意味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分裂得到了修复，“我认为，在共产主义的总部，他们可能会非常严肃地思考卫星国政府对铁托元帅……到底持什么看法……他们或许会想在别处效仿他”[200]。
随着有关尼基塔·赫鲁晓夫在苏联内部进行去斯大林化的谣言开始传播，那一预期在1956年已不再仅仅是一种假想的可能性。政府官员们一开始倾向于在公开的评论中贬低这一发展的重要性[201]，但到4月中旬立场突然发生了转变。艾伦·杜勒斯公开表示，苏联内部的不满推动了对斯大林的攻击。[202]艾森豪威尔提出，“在一项政策正赢得胜利、人民对它完全满意的时候，你不要改变它。如果你大幅改变政策，你就会摧毁一直忙于制造的偶像，只有在你认为巨变是必要的时候才进行变更”[203]。在克里姆林宫表达了与铁托和解的愿望时，国务卿杜勒斯由此得出了一个在莫斯科可能不受欢迎的结论：“如果苏联共产党人现在说，共产主义以民族为基础是对的，这就会为波兰人、捷克人及其他人等提供一种广阔的前景，他们都想要自己民族品牌的共产主义，而非由莫斯科控制的共产主义。”[204]
从可用的档案看，人们并不很清楚，是什么原因使政府的言论发生了这种变化。一个非常可能的解释是，到4月份的时候，中央情报局已经搞到了赫鲁晓夫两个月前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所发表的秘密讲话的稿子。到6月初，在艾伦·杜勒斯的敦促下，当然是经过他哥哥以及总统的批准，决定把该演讲稿透露给《纽约时报》——于6月4日见报。[205]约翰·福斯特·杜勒斯评论道，它是“迄今为止，专制君主对专制主义最为深刻的谴责”[206]。他对艾森豪威尔解释说，它的公开发表会使苏联面临这样的选择，“要么允许自由力量发展并得到承认，要么恢复斯大林式的镇压，这样他们会失去他们一直试图从自由国家赢得的他们正变得更为文明和更为自由的印象”[207]。
苏联人很快表明立场，在面对这一选择时，他们宁可选择镇压也不选择改革。赫鲁晓夫的讲话发表还不到几个星期，在波兰就发生了骚乱，杜勒斯马上对此居功自赏。他对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说：“由于我们把赫鲁晓夫的秘密讲话公之于众从而触发了”苏联在东欧的难题。“赫鲁晓夫正在走钢丝绳，如果我们继续保持压力……就可能使国际共产主义组织机器内部发生大崩溃。”[208]政府未曾真的作出“解放”承诺，杜勒斯在9月提醒艾森豪威尔说，但它的确通过美国之音和其他手段“对恢复自由所固有的影响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由此为在被奴役的世界内部制造紧张和压力而作出了贡献”[209]。
随后发生了一系列事件：波兰在10月发生了领导危机，动乱在当月传播到匈牙利并演变成全面革命，苏联于11月初对匈牙利进行了野蛮的镇压。因艾森豪威尔政府努力制造莫斯科与卫星国之间的紧张关系，这些事件很容易被看作是由此而产生的意料之中的结果。但人们有理由认为，东欧在1956年秋所发生的情况远远超出了总统和他的顾问们一直以来所希望实现的目标。[210]他们认为，如果没有美国和北约的军事援助，东欧直接抵抗苏联权力的革命是不可能成功的。而美国和北约提供这样的援助几乎肯定会导致战争。[211]艾森豪威尔在匈牙利危机高潮时指出，“苏联人既惊恐又愤怒，没有什么能比那种心境下的独裁者更为危险”[212]。倘若消灭匈牙利“会演变成一场激烈的冲突，那就没有办法帮助匈牙利”[213]。
美国政府也没有乘机让中央情报局已经训练了数年的东欧难民和移民团体活动起来，以便趁着东欧的动荡而捞点好处。[214]这一代号为“红袜子/红帽子”（Red Sox/Red Cap）的计划的确切目标仍然还不清楚，但艾伦·杜勒斯拒绝授权在1956年10月和11月使用它——这一决定引起了他在中央情报局的一些部下的强烈反对，甚至造成他们心理上的极大痛苦，这表明政府实际上对于“解放”的承诺是多么的谨慎。[215]
然而，艾森豪威尔和他的顾问们显然认为，东欧的事件证实了他们一直怀疑的事情：莫斯科的控制手段是软弱无力的，明智地运用压力——哪怕是在公开赫鲁晓夫华丽的散文这么简单的事情上——会让苏联人享受不到他们所创建的帝国的许多益处。11月9日，艾伦·杜勒斯在一次议员领袖会议上说，莫斯科“丧失了一个卫星国，得到了一个被征服的省”，“共产主义合理而甜美的神话被打破了……苏联现在认识到卫星国的军队根本不可靠”。[216]国务卿杜勒斯几个星期后在类似的一次会议上提出：“我们的政策仍然是继续鼓励东欧国家朝着民族共产主义的方向发展，这是完全脱离共产国际的第一步。”[217]艾森豪威尔在次年4月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解释说：“在鼓励它们逐渐脱离莫斯科而独立的问题上，我们坚信不疑。”但是，卫星国并不会在突然间获得完全自由，“我们设法对每一步都尽力提供帮助”，以免让卫星国觉得它们“完全且绝对地依靠莫斯科来维持生计，没有任何其他地方可以依靠”。[218]
其他应用。“压力楔子”战略是否影响到美国在中国和东欧之外地区的政策执行呢？可用的档案又不能得出结论性的答案，而选择性的推测仍是有一些基础的。无论艾森豪威尔政府在用中央情报局对付苏联卫星国方面有多么谨慎，但事实上，秘密行动是它更愿选择的操作方法之一。中情局的做法具有谨慎行事、易于掩盖以及节约成本的好处，最后一点也是同样重要的。局长艾伦·杜勒斯成功地使他的部下不受麦卡锡主义狂潮的摧残——他当国务卿的哥哥就没有做到这一点——进而有能力在处理国际共产主义事务时运用灵活和富有想象力的方法。[219]政府在1954年3月出台了首个秘密行动的正式指南，致力于：
（1）制造并利用共产国际的麻烦，削弱苏联和共产党中国、苏联和卫星国的关系，使苏联、共产党中国及卫星国的内部控制变得困难，阻碍苏联集团内部军事和经济潜力的增长。
（2）败坏共产国际的声望和意识形态，并削弱党派和其他人的力量。[220]
依照这些指示，看来貌似合乎情理的是，在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中央情报局的一些主要活动可能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即通过施加压力的方式来对付共产国际潜在的支持者，从而在共产国际和其潜在支持者之间制造分裂。这些重大行动包括，在伊朗和危地马拉的成功政变和在印度尼西亚的未遂政变，推翻古巴卡斯特罗政府计划的拟定，对左翼学生团体和出版界的幕后支持，与美国及西欧的工人运动密切配合，等等。[221]
“压力楔子”的战术可能也有助于解释艾森豪威尔中东政策的一些特定方面。总统在1956年3月的日记中推测，应对埃及日益增强的亲苏倾向的最好办法，可能是让该国“除了苏联之外没有盟友”。到那时，“她很快就会对那一前景感到厌倦，并将同我们一道努力寻求该地区公正与体面的和平”[222]。当参议员富布赖特随后提出希望让苏联人接替美国人修建阿斯旺大坝时，杜勒斯表示，他们其实会“发现自己背上了一个大包袱”，一方面是因为该项目的复杂性，另一方面是因为它对埃及经济带来的负担可能使苏联在该国不受欢迎。“那样做看起来好似让苏联获得直接收益，我认为它最终很可能会被证明是自食其果之举，你必须在这两者之间求得平衡。”[223]
许多人会说，随着迦玛尔·阿卜杜拉·纳赛尔（Gamel Abdel Nasser）总统在7月底接管了苏伊士运河，从阿斯旺大坝撤走可能反而是令杜勒斯自己“自食其果”，但国务卿仍保持乐观。他承认现在埃及人和苏联人之间保持着“亲密的伙伴关系”，但他对艾森豪威尔说：
我并不认为，任何此类伙伴关系将会是持久的。我认为，在一个完全依靠苏联、同时苏联军队又在那里维持亲苏政府的国家，人民几乎求援无门。但在一国并不依靠苏联、同时苏联军队无法对其政府提供支持的地方，情况就并非如此了。在这里，总统想到了危地马拉。[224]
一位记者在1957年8月问艾森豪威尔，让一个中东国家处于共产党人的控制，可能切断西方的石油供应，如同埃及人在前年11月苏伊士运河危机高潮时所做的那样，这能被容忍吗？总统回答说，美国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会赞成共产主义，但必须考虑到存在一些区别：“国际共产主义和服从莫斯科的观点是一回事。独立的共产主义则是另外一回事。而且……它（共产主义）的应用程度也有不同的差别。”[225]
如同苏伊士运河危机以及中央情报局由一秘密行动的结果所表明的那样，试图通过向敌手施压从而在他们中间打入“楔子”的做法，并非总能如计划的那样奏效。考虑到当前无法利用苏联、东欧和中国的资料，对于那一战略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导致了国际共产主义团结的破裂，不太可能给出定论。这一情形到艾森豪威尔离任时已开始变得很明显。现在你可说的是，艾森豪威尔政府内部，如同杜鲁门政府内部一样，存在促进分裂的意图；而随后共产主义世界里所发生的情况也与华盛顿所追求的目标相一致，就政策与战略而言这并非一个寻常案例。
体现在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楔子”战略中的那种长期视角被证明是相当准确的：苏联真的是在维持超越自身军事力量直接可及的地区的权威时遇到了困难，不只在如杜勒斯所提到的埃及，在亚洲、非洲以及中东的许多其余地方也都如此。即使是在那些确实存在苏联军事控制的地方，如东欧和阿富汗，显然也不存在对苏联利益的忠诚。那种为许多美国人所害怕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会将所有共产党人团结在莫斯科领导之下的意识形态纽带，其实被证明是导致分裂和残酷竞争的根源，如同凯南在40年前所讲的那样。如果冷战从来都是一场意识形态竞争——许多人多年来都如此认为——那么西方在很早以前就赢得了胜利。
“楔子”战略的缔造者们将他们对国际共产主义最终崩溃的信心建立在从历史经验推出的预言上：从长期看，民族主义将是持久的，但帝国不会；那些渴望全球甚或地区霸权的人，迟早会被自己击败，因为他们的权限越是扩大，他们所引发的反抗力量也就越大。艾森豪威尔于1958年8月在联合国大会上说：“一国主宰世界或世界大一统的梦想是不可能实现的。”[226]一周后，他在一次临时记者招待会上发表评论说，他期待有一天
即使是苏联也开始明白，参与并试图收买、贿赂甚至颠覆那些努力主导自身生活的人民，并不符合他们的利益；因为最终，正像所有历史所表明的那样，当任何独裁政权控制范围过大时……不管是罗马帝国、成吉思汗帝国、拿破仑帝国，还是其他任何帝国，正是这庞大的规模逐渐打败了他们。[227]
这一说法本可能是错误的，但从过去的经验得出未来的教训却显然没有错：自艾森豪威尔离任后，有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过去了，而这段时间确实没有为鼓励野心家追求全球霸权提供多少基础，不管是在莫斯科、华盛顿，还是其他地方。
这种长期视角存在的问题是，它对处理短期问题并没有多少帮助。对西方来说，因共产主义世界内部瓦解而带来的有形利益，甚至直到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都离开白宫时也没有完全显现：当莫斯科在20世纪60年代对缓和以及控制核武器扩散日益感兴趣时，当苏联和中国未能就协调行动反对美国在越南的军事行动达成一致时，最重要的是，当理查德·尼克松于1972年在北京走下空军一号从而开启长期延迟了的美中和解时——这比他在1954年对这一事件的最乐观预测早了7年——这些实实在在的好处才开始显露出来。[228]
即便能预见到这些好处，但对于杜鲁门和艾奇逊来说，用这些遥远的“回报”来处理院外援华集团、朝鲜战争、麦克阿瑟将军、麦卡锡参议员等麻烦都没有多大用处；对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来说，用这些遥远的“回报”来处理法属印度支那、金门和马祖、匈牙利、苏伊士运河问题，也都没有多大用处。无疑，如何将长期考虑与短期的当务之急联系起来，有助于解释两届政府作出的艰巨努力——向公众解释“楔子”战略，或为改善与不受莫斯科控制的共产党国家的关系而试图建立国内支持的基础。当难以自动获得民众对外交和军事政策的支持时，维持一个等量齐观的、有阴谋且能力非凡的敌人印象，要比揭露敌人已知或预知的弱点方便得多。结果是对利益和威胁的混淆到了如此程度，以致美国到20世纪60年代回头审视时才被发现——在某种程度上，美国自己也会发现——作为一个试图抵抗他国的帝国主义野心的国家，它自身也已经显露出帝国的特征。[229]
但是，不能因越南所发生的一切，而否定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政府制定的应对国际共产主义问题的长期战略的洞察力。不管是在什么领域，也不管花了多长时间，意图与后果达成一致乃是非同寻常的现象。当一个人发现一项战略直接或间接地实现了目标时，历史学家可能会勉强对战略设计师们的精明表示尊敬，同时对其成就之相对罕见表示一定程度的敬畏。
[1] 本文的好几个部分原本是一篇论文，《美国的政策与观点：中苏“楔子”战略，1949—1955》（American Policy and Perspectives: The Sino-Soviet “Wedge” Strategy，1949—1955）。该文是为1986年10月在北京举办的“中美关系，1945—1955”会议所准备的，会议由北京大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学术交流委员会共同主办。本文未曾发表过。
[2] David Hackett Fischer，Historians' Fallacies: Toward a Logic of Historical Thought（New York: 1970），p.109.
[3] John Lewis Gaddis，Russia，the Soviet Union，and the United States: An Interpretive History（New York: 1978），pp.222，224.
[4] Memorandum of Eisenhower-Churchill-Bidault meeting，December 7，1953，Dwight D. Eisenhower Papers，Ann Whitman File，International Meetings Series，Box 1，“Bermuda—State Department Report,” Dwight D.Eisenhower Library.这些档案参见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hereafter FR]: 1952—1954，V,1808—1818。
[5] 参见Donald S.Zagoria，The Sino-Soviet Conflict，1956—1961（Princeton: 1962），pp.152—221;以及John Gittings，Survey of the Sino-Soviet Dispute，1963—1967（London: 1968），pp.20—26，89—109。
[6] 关于对战略的修正参见John Lewis Gaddis，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A Critical Appraisal of Postwar 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New York: 1982），pp.136—145，181—182。
[7] 参见Gaddis，Russia，the Soviet Union，and the United States，pp.105—111;以及Peter G.Filene，Americans and the Soviet Experiment，1917—1933（Cambridge，Massachusetts: 1967），pp.282—284。关于这一态度的心理解释可参见Robert Jervis，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Princeton: 1976），pp.319—326;以及Deborah Welch Larson，Origins of Containment: A Psychological Explanation（Princeton: 1985），pp.50—57。
[8] Raymond E. Murphy memorandum，“Possible Resurgence of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Resumption of Extreme Leftist Activities，Possible Effect on United States,” June 2，1945，U.S. Department 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Conference of Berlin（The Potsdam Conference），1945（Washington: 1960），I，272.后来这份文件被收入为杜鲁门总统参加波茨坦会议所准备的重点提要手册里。
[9] Wallace Diary，June 18，1945，John Morton Blum，ed.，The Price of Vision: The Diary of Henry A.Wallace，1942—1946（Boston: 1973），p.462.
[10] Clark Kerr to Foreign Office，November 30，1945，enclosed in John Paton Davies to the State Department，December 13，1945，Department of State Records，861.00/12-1345，Box 6461，Diplomatic Branch，National Archives.
[11]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 Research and Analysis report 2669，“Capabilities and Intentions of the USSR in the Postwar Period,”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 Records，Modern Military Records Branch，National Archives.也可参见JIC 250，“Estimate of Soviet Post-War Capabilities and Intentions,” January 18，1945，Army Staff Records，ABC Russia Section 1-A，Modern Military Records Branch，National Archives。
[12] Undated “Draft,” apparently prepared by Bohlen in February，1946，Department of State Records，711.61/2-1446，Box 3428.关于这份文件的起源，参见Robert L.Messer，“Paths Not Taken: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and Alternatives to Containment,” Diplomatic History I（Fall，1977），311n.参见Bohlen's memorandum of March 13，1946，Charles E.Bohlen Papers，Box 4，“Memos（CEB）1946,” Diplomatic Branch，National Archives; and Hugh DeSantis，The Diplomacy of Silence: The American Foreign Service，the Soviet Union，and the Cold War，1933—1947（Chicago: 1980），p.111。国务院欧洲事务处的罗伯特·胡克（Robert Hooker）随后认为，波伦率先提出了与非共产主义左派合作以遏制苏联的战略。“只有非共产主义左派可以反对苏联扩张，同时还不会使美国遭受服务于反动利益的指控。只有非共产主义左派才能调动更为广泛的群众支持，这对成功抵抗苏联扩张来说是必要的。”Hooker memorandum，September 20，1946，Department of State Records，711.61/9-2046，Box 3428，Diplomatic Branch，National Archives.
[13] 凯南关于与外交部和国务院工作人员会议后的评论，华盛顿，1946年9月17日,George F.Kennan Papers，Box 16，Seeley Mudd Library，Princeton University。参见凯南在国家战争学院的演讲，“Contemporary Problems of Foreign Policy,” September 17，1948，ibid.，Box 17。
[14] Kennan papers，“The Soviet Way of Thought and Its Effect on Foreign Policy,” January 24，1947，ibid.
[15] 凯南在弗吉尼亚大学做的演讲，1947年2月20日,ibid。凯南在几个月前就提出，苏联“不愿看到任何国家朝着修正后的社会主义方向发展，除非是在那些承认莫斯科权威的人士的指导之下”。“没有比在使用社会进步的口号时出现的敌对，更令苏联人感到害怕和讨厌的了。”即使美国自身发生了一场社会主义革命，“除非它是为顺从莫斯科权威的人所领导的，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的唯一反应乃是为它贴上一个法西斯主义的标签，并以比当前反对美国现政府的目标更为强烈的方式来反对它”。Kennan to Admiral Harry Hill，October 7，1946，George F.Kennan Papers，Box 28，Seeley Mudd Library，Princeton University.对这些论述的进一步表述，也可参见Kennan's lecture at the National War College，May 6，1947，ibid.，Box 17。
[16] 例如，可参见Walter Bedell Smith to Secretary of State Marshall，January 27，1947，FR: 1947，IV，524—525;又可参见John Lewis Gaddis，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1941—1947（New York: 1972），pp.318—322。
[17] 有关这一点，参见DeSantis，The Diplomacy of Silence，p.188。例如，杰斐逊·卡弗里（Jefferson Caffery）大使从巴黎发回来的报告便始终比那些从美国驻莫斯科领事馆发回来的报告对国际共产主义更为警觉。参见Caffery to Byrnes，August 23，1946，Department of State Records，771.61/8-2346，Box 3428; and Caffery to Marshall，January 28 and February 19，1947，U.S. Department 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以下简作FR）: 1947，III，pp.689—692。这些报告很可能反过来助长了国务院的这一倾向，即把胡志明的行为归结于他与共产主义的联系，而同时却对毛泽东不持这样的看法。
[18] Gaddis，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p.352.参见Richard M.Freeland，The Truman Doctrine and the Origins of McCarthyism: Foreign Policy，Domestic Politics，and Internal Security，1946—1948（New York: 1972）.英国外交部的一位官员指出：“你不得不怀疑，政府现在引发了反共运动，以便向国会施加压力。”F.B.A.Rundall minute，March 31，1947，Foreign Office Records，FO 371/61054/AN1216，Public Records Office. London.
[19] 参见William Taubman，Stalin's America Policy: From Entente to Détente to Cold War（New York: 1982），pp.175—177。
[20] Kennan National War College lecture，May 6，1947，Kennan Papers，Box 17.
[21] Kruman speech to Congress，March 12，1947，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Harry S.Truman，1947（Washington: 1963），pp.178—179.
[22] “美国……向全世界承诺，任何国家在任何时候受到共产主义威胁，我们的政策便将是给他们金钱和其他支持。”Joseph E.Davies Diary，March 12，1947，Joseph E.Davies Papers，Box 25，Library of Congress.总统助理伊班·艾尔斯（Eban Ayres）后来指出，在该演说中，曾努力“避免直接使用共产主义或共产党人的字眼，而是使用‘极权主义’这一术语”。Ayres Diary，May 22，1947，Eban A.Ayres Papers，Box 26，Harry S.Truman Library.
[23] Kennan National War College post-lecture comment，May 6，1947，Kennan Papers，Box 17.一份英国驻华盛顿使馆的报告指出，杜鲁门主义演说，在凯南看来“应当限制在（为希腊和土耳其）提供经济援助的特定问题上，而不要像最后那样提出更广泛的建议……他认为，过度夸大形势是不必要的，甚至可能是危险的……凯南先生并不认为，克里姆林宫渴望促使西欧国家中的共产党能够真正掌权，这些国家超出了苏联军力所及的范围。而这与在这些地区培育政治不稳定是有所差别的”。John Balfour to Ernest Bevin，May 15，1947，Foreign Office Records，FO 371/61047/AN1795.
[24] Kennan to Acheson，May 23，1947，FR: 1947，III，229.
[25] Joseph M.Jones to Acheson，May 20，1947，ibid.，p.233n.
[26] Bohlen to Marshall S.Carter，May 29，1947，Bohlen Papers，Box 4，“Memos 1947.”
[27] J.C.Drier memorandum，August 11，1947，ibid.，Box 4，“Memos（CEB）1947.” 关于阿根廷政府提议的更多内容，参见FR: 1947，VIII，5，42—44。凯南同意，这一条约“不可能不让人想起《里宾特洛夫反共产国际条约》”（Ribbentrop's Anti-Comintern Pact）。Kennan to Robert Lovett，August 11，1947，Policy Planning Staff Records，Box 333，“Chronological—1947,” Department of State Records，Diplomatic Branch，National Archives.美国并未处于一种“必须接受每一个反共分子为朋友”的位置，国务院政策设计司拉丁美洲专家乔治·巴特勒（George Butler）于9月指出：“我们应当在那些与我们的基本原则和制度相一致的国家和人民中间选择我们的朋友。共产主义很可能是今天最为严重的威胁，但许多反共产主义的分子不过是不那么反对我们所主张的东西而已。”Butler to Kennan，September 10，1947，Policy Planning Staff Records，Box 8，“Communism 1947—1951.”
[28] 凯南对联邦储备系统理事会顾问的讲话，1947年12月1日；以及对海军部长理事会的讲话，1947年12月3日，Kennan Papers，Box 17。也可参见凯南在国家战争学院的演讲，1947年12月18日,ibid.,以及James Edward Miller，The United States and Italy，1940—1950: The Politics and Diplomacy of Stabilization（Chapel Hill: 1986），pp.236—242。
[29] 凯南在国家战争学院的演讲，1947年5月6日,Kennan Papers，Box 17。
[30] Kennan to Acheson，May 23，1947，FR: 1947，III，224—225.
[31] 参见Miller，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aly，pp.243—249; Robert A.Pollard，Economic Securit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1945—1950（New York: 1985），especially pp.3—5，244—247; and Hadley Arkes，Bureaucracy，the Marshall Plan，and the National Interest（Princeton: 1972），pp.299—300。
[32] NSC 7，“The Posi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with Respect to Soviet-Directed World Communism,” March 30，1948，FR: 1948，I，545—550.
[33] Thorp to Marshall，April 7，1948，ibid.，pp.558—559.
[34] 巴特勒在向罗伯特·拉维特汇报前拟的草稿，1948年4月12日,Policy Planning Staff Records，Box 33，“Chronological Jan-May，1948”。也可参见卡尔顿·萨维奇的草稿，1948年4月26日,ibid.，Box 32，“Minutes of Meetings—1948”。
[35] 杜鲁门在瑞典先锋百年协会（Swedish Pioneer Centennial Association）的演讲，芝加哥，1948年6月4日，Truman Public Papers: 1948，pp.289—290。
[36] Kennan to Acheson，May 23，1947，FR: 1947，III，228.(www.xing528.com)
[37] 参见George F.Kennan，Memoirs: 1925—1950（Boston: 1967），pp.342—343。
[38] Walter Millis，ed.，The Forrestal Diaries（New York: 1951），p.279.
[39] 莫里斯·皮特森关于贝文与威廉·克莱顿谈话的备忘录，1947年6月24日,FR: 1947，III，268。也可参见贝文在第二天做的评论,ibid.，p.277;以及Alan Bullock，Ernest Bevin: Foreign Secretary，1945—1951（New York: 1983），pp.414—415。
[40] 凯南关于与马歇尔谈话的记录，1947年7月21日,FR: 1947，III，335。
[41] Kennan to Lovett，October 6，1947，Policy Planning Staff Records，Box 33，“Chronological—1947.”也可参见PPS/13，“Résumé of World Situation,” November 6，1947，FR: 1947，I，770—777。英国外交部的F.B.A.朗德尔（F.B.A.Rundall）指出，共产党与工人党情报局的创建在美国“首先被认为是对马歇尔计划的报复行动”，并担心“由于它被认为是表明了苏联的虚弱而非强大”，结果可能是“证实了共产主义在逃窜这一颇为流行的观念，并……减少了美国实行经济援助的紧迫感。”Rundall minute，October 21，1947，Foreign Office Records，FO 371/61056/AN3582.
[42] 凯南会见部分工业界领袖时的讲话，华盛顿，1948年1月14日,Kennan Papers，Box 17.
[43] 参见PPS/13，November 6，1947，FR: 1947，I，773; 以及Kennan's January 14，1948，talk，FR：1947; Memoirs: 1925—1950，p.379。凯南在他的回忆录中对马歇尔是否理解他有关捷克斯洛伐克政变的警告、或是否将这些警告提请总统和五角大楼注意表示了怀疑。George F.Kennan，Memoirs: 1925—1950（Boston: 1967），p.403.但事实上，马歇尔自己也于1947年11月7日直接向总统和内阁转达了这一警告，使用了与凯南非常相似的语言。FR: 1947，I，p.770n.
[44] 关于捷克政变的影响的精彩评论参见Bullock，Ernest Bevin: Foreign Secretary，pp.528—531。
[45] Norman to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Ottawa，March 6，1948，copy in British Foreign. Office Records，F0371/71671，Public Record Office，London.
[46] Sir Charles Peake to Foreign Office，June 18，1948，ibid.，F0371/72630/R7301.尽管查尔斯·皮克（Charles Peake）爵士的急件接着提出，“铁托是一个非常自负的人，不难想象他可能被迫拼命工作以致超出了他的极限。”Foreign Office Records，FO 371/72630/R7301.
[47] Robert R.Reams to Marshall，June 18，1948，FR: 1948，IV，1073.
[48] PPS/35，“The Attitude of This Government Toward Events in Yugoslavia,” June 30，1948，ibid.，p.1079.
[49] Ibid.，p.1080.凯南在1948年10月对国家战争学院的学生说：“真正导致困难的是莫斯科的政治局，因为他们对铁托的直接领导权威不满……政治局几乎是出于习惯地试图用自己的人在（南斯拉夫）低层进行渗透。它从未尝试过用其他的方式进行统治，它假定这就是它应有的做事方式。它假设，控制铁托是克里姆林宫的天然权力……我相信，那正是使铁托发怒……并导致分裂发生的原因。”Kennan National War College lecture，“The Soviet Internal System,” October 14，1948，Kennan Papers，Box 17.
[50] Frank G.Wisner to W.Averell Harriman，July 22，1948，ibid.，p.1096.也可参见Bohlen to Isaiah Berlin，July 31，1948，Bohlen Papers，Box 1，“Correspondence，1946—1949; B”; and a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assessment，ORE 49—48，“The Trend of Soviet-Yugoslav Relations,” November 18，1948，Harry S.Truman Papers，President's Secretary's File，Box 255，“CIA Reports ORE 1948”。
[51] PPS/35，June 30，1948，FR: 1948，IV，1079—1080.
[52] PPS 60，“Yugoslav-Moscow Controversy as Related to U.S. Foreign Policy Objectives,” September 12，1949，FR: 1949，V，947—954. NSC 18/4，“United States Policy Toward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USSR and Yugoslavia,” November 17，1949，published in an unfortunately sanitized version in FR: 1950，IV，1341—1348.也可参见Lorraine M.Lees，“The American Decision to Aid Tito，1948—1949,” Diplomatic History，II（Fall，1978），407—422。
[53] NSC 20/4，“U.S. Objectives with Respect to the USSR to Counter Soviet Threats to U.S. Security,” November 23，1948，FR: 1948，I，668.这一文件的更早更详细的版本参见NSC 20/1，“U.S. Objectives with Respect to Russia,” August 18，1948，in Thomas H.Etzold and John Lewis Gaddis，eds.，Containment: Documents on American Policy and Strategy，1945—1950（New York: 1978），pp.173—211。
[54] Policy Planning Staff minutes，September 26，1949，Policy Planning Staff Records，Box 32.
[55] NSC 58/2，“United States Policy Toward the Soviet Satellite States of Eastern Europe,” December 8，1949，FR:1949，V，42—54. President Truman approved this document on December 13，1949.
[56] Kohler to Acheson，February 24，1949，ibid.，p.231.关于联合国人权运动的文件同上书，第223—276页；也可参见Richard P.Stebbins，The United States in World Affairs: 1949（New York: 1950），pp.246—250。
[57] George W.Perkins to Acheson，October 25，1949，FR: 1949，V，161—162.也可参见“Conclusions and Recommendations” of the London Conference of United States Chiefs of Mission to the Satellite States，October 24—26，1949，ibid.，pp.31—32;保罗·波特和美国驻英国大使馆分别向国务院发回的报告摘要，1949年6月8日和8月18日,ibid.，pp.124—125，137。有理由认为，美国可能是故意批准了让工业装备流入俄罗斯人手中的计划，这些计划在理论上似乎是可行的，但实践中却是行不通的。参见memorandum prepared by the Economic Section of the U.S. Embassy in Moscow，October 1，1949，enclosed in Alan Kirk to Achson，October 1，1949，FR: 1949，V，p.147。
[58] 关于这一行动的文件参见FR： 1949，V，277—297.
[59] Kennan to Acheson，April 19，1949（drafted by Robert Joyce），Policy Planning Staff Records，Box 33 “Chronological 1949.”也可参见Joyce's notes of a Policy Planning Staff meeting，April 1，1949，FR: 1949，V，12; and Acheson to certain diplomatic posts，June 21，1949，ibid.，pp.289—290。关于中央情报局资助的“自由欧洲全国委员会”及“自由欧洲电台”，参见Anne Karalekas，“History of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in U.S. Congress，Senate，Select Committee to Study Governmental Operations with Respect to Intelligence Activities，Supplementary Reports on Foreign and Military Intelligence（Washington: 1976），p.36。
[60] 其中详情参见Nicholas Bethell，Betrayed（New York: 1984）。也有关于该问题的不完整文件参见FR： 1949，V，298—325。
[61] 参见Thomas Powers，The Man Who Kept the Secrets: Richard Helms and the CIA（New York: 1979），pp.49—52; John Ranelagh，The Agency: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the CIA（New York: 1986），pp.226—228.凯南在1949年8月公开表示，“应当在适当的时候使用一些秘密行动……如果我们想为波兰的共产党领导人制造点困难的话，或许通过有效的秘密行动能够立即得以实现”。Minutes，Under Secretary of State Staff Meeting，August 31，1949，Executive Secretariat Files，Box 13，Department of State Records.
[62] Thomas W.Wolfe，Soviet Power and Europe: 1945—1970（Baltimore: 1970），pp.303—308.
[63] 凯南对此向马歇尔做了口头评论总结，1948年9月8日，Policy Planning Staff Records，Box 33 “Chronological July-December，1948.”关于这一点参见Cavendish Cannon to Acheson，April 25，1949（drafted by William K.K.Leonhart），FR: 1949，V，888—889。
[64] 凯南在国防部联席熟悉情况会议上的演讲，1948年11月8日,Kennan Papers，Box 17.
[65] Minutes，Washington Explanatory Talks on Security，July 7，1948，FR: 1948，III,157.参见Kennan to Walter Bedell Smith，August 20，1948，Kennan Papers，Box 28;凯南在国防部联席熟悉情况会议上的演讲，1948年11月8日，ibid.，Box 17。
[66] CIA ORE 22—48（Addendum），“Possibility of Direct Soviet Military Action During 1948—1949,” September 16，1948，Truman Papers，PSF Box 255，“Central Intelligence Reports，ORE 1948.”类似的讨论参见NSC 20/2，“Factors Affecting the Nature of the U.S. Defense Arrangements in the Light of Soviet Policies,” August 25，1948，FR: 1948，I，618—619; and NSC 58/2，“United States Policy Toward the Soviet Satellite States in Eastern Europe,” December 8，1949，FR: 1949，V，53—54.
[67] Minutes，Policy Planning Staff meeting，March 1，1949，ibid.，p.10.
[68] 凯南在海军战争学院的演讲，1948年10月11日，Kennan Papers，Box 17.
[69] 关于罗斯福对中国的看法参见Michael Schaller，The U.S. Crusade in China，1938—1945（New York: 1979），pp.90—91，98—99，156—157，177—178，197;以及Robert Dallek，Franklin D.Roosevelt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1932—1945（New York: 1979），pp.328—330，389—391，429。
[70] 参见Steven I.Levine，“A New Look at American Mediation in the Chinese Civil War: The Marshall Mission and Manchuria,” Diplomatic History，III（Fall，1979），especially 373—374。
[71] 参见Schaller，The U.S. Crusade in China，pp.177—190; also Kenneth E.Shewmaker，Americans and Chinese Communists，1927—1945: A Persuading Encounter（Ithaca: 1971），especially pp.186—256。
[72] 参见Steven M.Goldstein,“Chinese Communist Policy Toward the United States: Opportunities and Constraints，1944—1950,” in Dorothy Borg and Waldo Heinrichs，eds.，Uncertain Years: Chinese-Americans Relations，1947—1950（New York: 1980），pp.248—253。
[73] Schaller，The U.S. Crusade in China，pp.222—229; William Whitney Stueck，Jr.，The Road to Confrontation: American Policy Toward China and Korea，1947—1950（Chapel Hill: 1981），pp.15—16; Russell D.Buhite，Soviet-American Relations in Asia，1945—1950（Norman，Oklahoma: 1981），pp.32—36.
[74] 参见凯南在弗吉尼亚大学的演讲，1947年2月20日，Kennan Papers，Box 16; John Carter Vincent to Marshall，June 20，1947，FR: 1947，VII，849; and O.Edmund Clubb to Marshall，August 28，1947，ibid.，pp.263—266。凯南在1947年5月在国家战争学院对学生们说：“如果让苏联人单独待在中国，他们极可能会在那一问题上栽跟头，就如几百年来其他人一样……如果他们（中国共产党人）将成为多数，如果苏联人想要控制，比如说，中国的大部分领土，我不敢肯定，与今天蒋介石与莫斯科的关系相比，中国共产党人与莫斯科的关系将会有很大的不同。”凯南在国家战争学院的问答（全文），1947年5月6日，Kennan Papers，Box 17。
[75] 关于这一点参见Stueck，The Road to Confrontation，pp.56—57; 以及上书中的第四章。
[76] Kennan to Marshall，“The Situation in China and U.S. Policy,” November 3，1947，Policy Planning Staff Records，Box 13 “China 1947—1948.”
[77] 关于这一点参见凯南在海军战争学院的演讲，1948年10月11日,Kennan Papers，Box 17; John Hickerson memorandum，“Pattern of Soviet Policy in Far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October 13，1948，FR: 1948，I，638—639; CIA ORE 27—48，“Possible Developments in China,” November 3，1948，Army Staff Records P. & O.Division，Decimal File，1946—1948（TS）091 China，Modern Military Records Division，National Archives。有关铁托分裂对美国对中国共产主义的思考的整体影响,参见Robert M.Blum，Drawing the Line: The Origin of the American Containment Policy in East Asia（New York: 1982），pp.10—13; and Nancy Bernkopf Tucker，Patterns in the Dust: Chinese-American Relations and the Recognition Controversy，1949—1950（New York: 1983），pp.27—32。
[78] John Paton Davies，Jr.，Dragon by the Tail: American，British，Japanese and Russian Encounters with China and One Another（New York: 1972），pp.272—273.也可参见Schaller，The U.S. Crusade in China，pp.156—157.关于戴维斯对凯南的影响参见Blum，Drawing the Line，pp.15—16; and David Allan Mayers，Cracking the Monolith: U.S. Policy Against the Sino-Soviet Alliance，1949—1955（Baton Rouge:1986），pp.18—19。
[79] Davies to Kennan，December 15，1947，Policy Planning Staff Records，Box 8 “Communism 1947—1951.”
[80] PPS/39，“United States Policy Toward China,” September 7，1948，FR: 1948，VIII，148.
[81] NSC 34/2，“U.S. Policy Toward China,” February 28，1949，FR: 1949，IX，494—495.有关杜鲁门对这一文件的认可，参见ibid.，p.499。
[82] NSC 41，“United States Policy Regarding Trade with China,” February 28，1949，approved by Truman March 3，1949，ibid.，pp.826—834.
[83] Blum，Drawing the Line，pp.30—35.
[84] NSC 34/2，FR: 1949，IX，494.
[85] NSC 37/5，“Supplementary Measures with Respect to Formosa,” March 1，1949，approved by Truman March 3，1949，ibid.，pp.290—292;国务卿艾奇逊就台湾问题向国家安全委员的解释说明,ibid.，pp.294—296;及第四章。
[86] Blum，Drawing the Line，pp.35—37.也可参见艾奇逊和沃尔顿·巴特沃斯在执行会议上向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所做的证词，1949年3月18日,U.S. Congress，Senate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Historical Series: Economic Assistance to China and Korea（Washington: 1974），pp.33—36;以及艾奇逊在与杜鲁门谈话后所记的备忘录，1949年11月17日，Dean Acheson Papers，Box 64，“Memoranda of Conversations，Oct.-Nov. 1949,” Harry S.Truman Library。
[87] 凯南在第四次国防部联席熟悉情况会议上的讲话，1949年9月19日,Kennan Papers，Box 17。也可参见查尔斯·约斯特的备忘录：“Current Objectives of Soviet Foreign Policy,” November 22，1949，and “United States Policyvis-à-vis the Soviet Union,” December 5，1949，Department of State Records，711.61/12-1349，Box 3431。凯南一个月后评论说：“我并没有预言在中国将会再次出现南斯拉夫所发生的那种事件。”“我只是说，我认为苏联充分认识到这一事实，即你可争取大量人民在意识形态上站在你这边，但权势冲动逻辑能导致他们在前进道路上的某个阶段挑战你的实际权威。”Kennan comment，State Department China Round Table discussions，October 6，1949，Harry S.Truman Papers，PSF，Box 174，“Subject File: Foreign Affairs: China: Record of Round Table Discussions,” Harry S.Truman Library.
[88] 戴维·李林塔尔（David LiLienthal）记述的与杜鲁门的谈话，1949年5月11日,The Journals of David E.Lilienthal: The Atomic Energy Years，1945—1950（New York: 1964），p.525。
[89] Time，LIII（March 7，1949），25.也可参见Blum，Drawing the Line，pp.40—41。
[90] 艾奇逊在执行会上的证词，1949年10月12日，U.S. Congress，Senate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Historical Series: Reviews of the World Situation，1949—1950（Washington: 1974），p.87.
[91] 艾奇逊在执行会上的证词，1950年3月29日,ibid.，p.273。
[92] 艾奇逊在全国报业俱乐部的讲话，1950年1月12日,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XXII（January 23，1950），115。《中国问题白皮书》是由国务院公布,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Chin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Period 1944—1949（Washington: 1949）。1950年1月5日就台湾问题的演说，参见Truman Public Papers: 1950，pp.11—12。英国驻华盛顿大使向外交部报告说，艾奇逊的主要目的，“是……使中国人和美国都记住，美国渴望奉行其先前友好的‘不干涉中国’的政策路线。如果中国能确信这一点，国务卿明显希望将他们的恐外症引向苏联”。Sir Oliver Franks to Foreign Office，January 16，1950，Foreign Office Records，FO 371/83013/F1022/5.
[93] 关于这一点参见Acheson to David Bruce，January 25，1950，FR: 1950，VI,294—296;以及C.L. Sulzberger，A Long Row of Candles: Memoirs and Diaries，1943—1954（New York: 1969），pp.492， 495。
[94] 艾奇逊在执行会议上的证词，1949年3月18日,Economic Assistance to China and Korea，p.34。也可参见CIA ORE 29—49，“Prospects for Soviet Control of a Communist China,” April 15，1949，Truman Papers，PSF Box 256，“Central Intelligence Reports—ORE 1949”。
[95] 关于“一边倒”讲话的影响及中苏签订的条约，参见Blum，Drawing the Line，pp.63，192; Mayers，Cracking the Monolith，pp.46—49，65—70。当时尚未被发现、还在英国外交部职务任上的苏联间谍盖伊·伯吉斯（Guy Burgess）于1950年3月提出：“美国公众舆论甚至官方评论不愿充分正视中苏条约可能产生的影响，如果你没有政策的话，情况将会特别严重。这令人遗憾，但并不令人惊奇。”Burgess minute，March 11，1950，attached to Franks to Foreign Office，march 6，1950，Foreign Office Records，FO 371/83013/F1022/10.
[96] 艾奇逊在执行会议上的证词，1949年3月18日,Economic Assistance to China and Korea，p.34。
[97] Tucker，Patterns in the Dust，pp.42—53,该书提供了详细而公正的关于中国共产党人对美国的态度的论述。参见Blum，Drawing the Line，pp.80—84; and Michael Hunt，“Mao Tse-tung and the Issue of Accommodation with the United States,” in Borg and Heinrichs，eds.，Uncertain Years，pp.210—224，231—232。
[98] 关于该问题的争论参见Thomas C.Reeves，“McCarthyism: Interpretations Since Hofstadter,” Wisconsin Magazine of History，LX（Autumn，1976），42—54。
[99] Johnson to Sidney Souers，June 10，1949，U.S. Department of Defense，United States—Vietnam Relations，1945—1967（Washington: 1971），VIII，218.
[100] 参见上书第四章。
[101] 卢修斯·巴特关于艾奇逊与杜威通话的备忘录，1950年4月10日,Acheson Papers，Box 65，“Memoranda of conversations: April 1950”。
[102] 政府在此事上的打算，参见Rosemary Foot，The Wrong War: American Policy and the Dimensions of the Korean Conflict，1950—1953（Ithaca: 1985），pp.66—67，105—106，118—120， 128—130;另可参见Mayers，Cracking the Monolith，pp.81—82;及第四章。
[103] Foot，The Wrong War，pp.65—66; Hunt，“Mao Tse-tung and the Issue of Accommodation with the United States,” pp.231—232.令人感兴趣的是，凯南预见到了这一发展。他在1950年8月对艾奇逊说：“我们对敌对的中国政权的政策十有八九会是……一个强化北京—莫斯科团结而非削弱双方关系的政策。” Kennan to Acheson，August 21，1950，FR: 1950，VII，p.624.
[104] Allen to State Department，July 6，1950，FR: 1950，VII，319.
[105] Franks to Bevin，August 30，1950，Foreign Office Records，FO 371/81616.“到目前为止，他们（国务院）似乎在判断中国人的动机时，没有过多地考虑中国人自己可能是怎么思考的……因为导致远东冲突扩大的主要危险是美国和中国关系的紧张。所以我们宁愿让美国人进行回避，如果我们能做到的话。”M.E. Dening to B.A.B. Burrows，August 24，1950，Foreign Office Records，FO 371/83296/FC1023/6.
[106] 在朝鲜战争之前美国的对朝政策参见以下书的相关章节：Stueck，The Road to Confrontation; also Charles M.Dobbs，The Unwanted Symbol: American Foreign Policy，the Cold War，and Korea，1945—1950（Kent，Ohio: 1981）; James I.Matray，The Reluctant Crusade: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 Korea，1941—1950 （Honolulu: 1985）;及前文第四章。
[107] Foot，The Wrong War，pp.59—60.
[108] Office of Intelligence Research Intelligence Estimate，“Korea（Preliminary Version）,” June 25，1950，FR: 1950，VII，152—153.
[109] Defense Department draft memorandum，“U.S. Courses of Action in Korea,” July 31，1950，ibid.，p.506; John M.Allison draft memorandum，“U.S. Courses of Action in Korea,” August 12，1950，ibid.，pp.569—570; also p.99，above.
[110] “仿佛是从北方飘来的巨大阴云，苏联正在展开渗透活动，很显然，这一计划旨在将中国北部地区纳入苏联的控制之下……我不明白，为什么他们（中国人）会误解世界上所有的自由国家，这些自由国家历来都是他们天然的朋友，也一直是中国人抵抗这种来自苏联的帝国主义的朋友。”CBS television interview with Acheson，September 10，1950，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XXIII（September 18，1950），p.463.
[111] Merchant to Dean Rusk，November 27，1950，FR: 1950，VI，581.也可参见约翰·佩顿·戴维斯的备忘录草稿，1950年7月3日,Policy Planning Staff Records，Box 36，“Record Copies，1947—1951”;以及罗伯特·塔夫茨（Robert Tufts）所记的备忘录,“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S. and the U.S.S.R.,” October 13，1950，ibid.，Box 23，“USSR 1946—1950”。
[112] Minutes，Bohlen meeting with British and French representatives，Paris，August 4，1950，FR: 1950，VI，420.
[113] 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与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联合执行会议，1950年9月11日,Reviews of the World Situation，p.366。
[114] Minutes，Truman-Attlee meeting，December 5，1950，FR: 1950，VII，1397—1402.英国方面关于弗兰克斯与美外交部的会谈并没有详细的记录，1950年12月5日,Foreign office Records FO 371/84105/FK1022/548。
[115] Minutes，Truman-Attlee meeting，December 4，1950，FR: 1950，VII，1368—1369.杜鲁门在12月7日与艾德礼的另一次会议时补充说，他“根本无意向中国，即实际上向苏联政府作不必要的投降。他希望时间将会让他们（中国人）认识到，他们的朋友不在西伯利亚，而在伦敦和华盛顿”。Minutes，Truman-Attlee meeting，December 7，1950，FR: 1950，VII，p.1456.
[116] 有关这一主要由马歇尔实施的计划，有着大量的档案记载，FR: 1951，VII，1476—1503，1519—1520，1530—1535，1542—1552，1557—1562，1583—1584，1607—1608，1652—1664，1667—1671，1697—1698，1711—1712，1716，Dean Acheson，Present at the Creation: My Years in the State Department（New York: 1969），p.532，对此进行了简单讨论。
[117] 参见The Wrong War, pp.132—133。英国驻华盛顿使馆汇报说:“重要的是要认识到，美国政府、尤其是艾奇逊先生当前推行的政策，并非主要是由对院外援华集团绥靖的愿望所驱动的，而是根据他们认为是至关重要的道德原则来行动的。对这一道德原则的忽视导致了国联的毁灭，并通过间接而明确的步骤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Weekly Political Summary，January 27，1951，Foreign Office Records，FO 371/90903/AU1013/6.
[118] 参见State Department's “Report on the Effect Within China and Other Eastern Countries of United States Backing of Chiang Kai-shek,” February 9，1951，FR: 1951，VII，1574—1578。
[119] 艾伦·B.莫尔黑德（Allen B.Morehead）关于与麦科马克的谈话备忘录，1951年4月14日,ibid.，p.1630.
[120] Marshall to Kenneth C.Krentz，June 4，1951，ibid.，pp.1697—1698.
[121] The Wrong War, pp.157—158.
[122] NSC 48/5，“United States Objectives，Policies and Courses of Action in Asia,” May 17，1951，FR: 1951，VI，35，37.
[123] 艾奇逊关于与杜鲁门的谈话备忘录，1951年5月21日,ibid.，VII，1672。关于腊斯克在“华美协进社”上的演讲，1951年5月18日,参见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XXIV（May 28，1951），843—848;对该问题的敏锐分析参见Warren I.Cohen，Dean Rusk（Totowa，New Jersey: 1980），pp.62—67。国务院对美国驻伦敦大使馆解释说，尽管该演说“不包含对政策的修正，更没有改变政策”，但它的确“被歪曲了，部分是为了用于在中国内部进行心理战，这可部分地解释为是一种脱离了背景、断章取义而造成的歪曲”。Telegram of May 22，1951，FR: 1951，VII，p.1673n.
[124] Davies memorandum，“Negotiated Settlement of the Korean Conflict,” March 24，1951，FR: 1951，VII，1607.
[125] 艾奇逊关于与丘吉尔及安东尼·艾登的谈话备忘录，1952年1月6日Eden，January 6，1952，FR: 1952—1954，VI， 743—744。也可参见在会见莱斯特·皮尔逊时的记录，1951年6月14日,FR: 1951，I，852。
[126] NSC 48/5，May 17，1951，ibid.，VI，33—63,是杜鲁门政府后期总统批准的美国亚洲政策的最全面声明。有关台湾的章节，参见Ibid，pp.38，55—57。
[127] State Department position paper，“Formosa,” November 21，1951，ibid.，VII，1861.
[128] Dulles untitled memorandum，June 16，1949，John Foster Dulles Papers，Box 40，“Council of Foreign Ministers” folder，Seeley Mudd Library，Princeton University.
[129] Dulles to Homer Ferguson，June 28，1949，ibid.，Box 41，“Ferguson” folder.
[130] Dulles to Acheson，November 30，1950，ibid.，Box 48，“Korea” folder.
[131] NSC 48/2，“The Posi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with Respect to Asia,” December 30，1940，FR: 1949，VII，1215—1220，and NSC 58/2，“United States Policy Toward the Soviet Satellite States in Eastern Europe,” December 8，1949，ibid.，V，42—52,该文清楚地提供了杜鲁门政府在开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方面的战略。也可参见Gaddis，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pp.42—48，65—71。1952年2月，一份有关与杜鲁门政府最后一任中央情报局局长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的谈话的英国报告，引用他的话说，他“非常强烈地主张，要向前推进并在其家门口会会苏联人。在他看来，被动地等待，将会使我们最终被彻底击败”。威廉·埃利奥特与史密斯的谈话备忘录，1952年2月7日,Foreign Office Records，FO 371/100825/NS1023/1。
[132] 杜勒斯关于与阿莱斯·贝布勒的谈话备忘录，1952年6月24日，收入杜勒斯与艾森豪威尔的通信记录，1952年6月25日,Dulles Papers，Box 57，“Bebler” folder;以及Dulles to the editors of Commonweal, September 5，1952，ibid.，Box 59，“Containment” folder。这两篇文章都强调美国在寻找苏联与卫星国之间分歧方面，将采取和平的方式。关于杜勒斯的竞选演说，参见Robert A.Divine，Foreign Policy and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 1950—1960（New York: 1974），pp.50—56。
[133] 我的这一思想受到我的一位学生论文的启发，Zhai Qiang，“American Policy Toward Sino-Soviet Relations，1952—1954,” seminar paper，Ohio University，March，1986。也可参见Mayers，Cracking the Monolith, pp.119—120。
[134] Dulles to Bowles，March 25，1952，Dulles Papers，Box 58，“Bowles” folder.
[135] 杜勒斯关于与贝布勒的谈话备忘录，收入杜勒斯与艾森豪威尔的通信记录，1952年6月25日,ibid.，Box 57，“Bebler” folder。杜勒斯补充说:“虽然作为一种政府形式，南斯拉夫并不是美国人所喜欢的类型的象征；虽然我们希望它会变个样，但是，它是无须战争就可打破苏联帝国的可能性的象征，我并不认为它是自由世界期望打倒的一种象征。”Dulles to Eisenhower，June 25，1952，John Foster Dulles Papers，Box 57，“Bebler” folder，Seeley Mudd Library，Princeton University.
[136] Dulles to the editors of Commonweal, September 5，1952，ibid., Box 59，“Containment” folder.
[137] John Foster Dulles，War or Peace（New York: 1950），p.242.也可参见沃尔特·麦康瑙希关于杜勒斯与中国国民党“外交部长”叶公超的谈话备忘录，FR: 1952—1954，XIV，801。
[138] Dulles radio-television address，January 27，1953，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XXVIII（February 9，1953），215.一个月前，凯南在国家战争学院所做的一篇不供发表的讲话中提出了类似的观点：“我们往往会忘记在政治领域如同在军事领域一样，也存在战线过长的问题。有时，诱使你的敌人在远方承担责任和履行承诺，可能利弊皆有。”凯南在战争学院的讲话，1952年12月18日,Kennan Papers，Box 18.
[139] Cutler memorandum，“Some Major Questions Raised by a Review of Approved National Security Policies,” enclosed in James S.Lay to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February 6，1953，FR: 1952—1954，II，231.
[140] 杜勒斯与约翰·塞尔温·劳埃德的谈话备忘录，1952年12月26日,ibid., XIV，129n; Peter Lyon，Eisenhower: Portrait of the Hero（Boston: 1974），p.520.
[141] Minutes，legislative leadership meeting，February 16，1953，Eisenhower Papers Whitman File，DDE Diary，Box 2，“Staff Notes，Jan-Dec 53.”也可参见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XXVIII（March 2 and March 9，1953），330，372。
[142] 杜勒斯对男孩国（Boys Nation）的评论，1953年7月27日,ibid.，XXVIX（August 10，1953），176。也可参见助理国务卿沃尔特·S.罗伯逊在弗吉尼亚州巴尔的摩的教区居民的演讲ibid.，XXX（February 1，1954），151。
[143] Dulles to certain diplomatic posts，March 6，1953，FR: 1952—1954，II，1684—1685.也可参见杜勒斯在1953年3月5日与美国海外使馆的通电，ibid.，pp.1681—1684,暗示了这应当如何做。
[144] Minutes，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meeting，March 12，1953，Eisenhower Papers，Whitman File，NSC series，Box 4.
[145] Minutes，NSC meeting，March 31，1953，FR: 1952—1954，II，267—268.
[146] Minutes，NSC meeting，March 12，1953，Eisenhower Papers，Whitman File，NSC series，Box 4.
[147] NSC 153/1，“Restatement of Basic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该文件在1953年6月10日由艾森豪威尔批准，FR: 1952—1954，II，385。对这一战略的更为详尽的解释，也可参见Report of the President's Committee on 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 Activities，June 30，1953，ibid.，pp.1795—1899。
[148] Ranelagh，The Agency, pp.258—259.
[149] 杜勒斯在记者招待会上的演讲，1953年6月30日,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XXIX（July 13，1953），40。也可参见杜勒斯在联合国大会上的演讲，1953年9月17日,ibid.，XXIX（September 28，1953），406。
[150] 艾森豪威尔在记者招待会上的演讲，1953年7月1日,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Dwight D.Eisenhower, 1953（Washington: 1960），p.468。
[151] Minutes，NSC meeting of July 30，1953，FR: 1952—1954，II，439.
[152] 卡尔特关于与艾森豪威尔的谈话备忘录,1953年9月3日，ibid.，p.457。
[153] 就此而言，NSC 162/2号文件反过来受了对一项国家安全政策——“日晷行动”（Operation Solarium）重要审查而得出的结论的很大影响。这项政策是在1953年夏季执行的。有关这一点，参见FR: 1952—1954，II，pp.463—464，491。
[154] NSC 162/2，“Basic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approved by Eisenhower October 30，1953，ibid.，p.580.政策设计司司长罗伯特·鲍伊迫切要求在这一政策声明中纳入这样话语，确切说明美国不会“发动针对苏联集团领土的武装侵略行动”，但杜勒斯拒绝了，因为这当然意味着国家安全委员会必须同意此类行动。Bowie to Dulles，October 28，1953，FR: 1952—1954，II，pp.566—567; Minutes，NSC meeting，October 29，1953，ibid., p.569.
[155] Minutes，NSC meeting，March 4，1953，Eisenhower Papers，Whitman File，NSC series，Box 4.
[156] 波伦1953年3月7日的备忘录，以及波伦、C.D.杰克逊、埃美特·约翰·休斯以及保罗·尼采在同一天的谈话备忘录，Policy Planning Staff Records，Box 72，“Eisenhower 1953”。
[157] NSC Staff Study，“Basic U.S. Objectives Toward Communist China,” April 6，1953，FR: 1952—1954，XIV，175—177.该研究继续指出这一可能性，即使运用压力，中国共产党政府也可能不会与苏联决裂。“在这样的情况下，除了完全消灭该政权外简直没有什么能满足美国的目标。”同样可以想象的是，与莫斯科决裂的中国政权可能仍旧敌视美国，“作为一个纯粹的亚洲大国……可能得到比现在更多的亚洲人支持”。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Staff Study，“Basic U.S. Objectives Toward Communist China,” April 6，1953，FR: 1952—1954，XIV，p.177.
[158] Notes，Eisenhower meeting with legislative leaders，May 19，1953，Eisenhower Papers，Whitman File，DDE Diary，Box 2，“Staff Notes，Jan-Dec 53.”
[159] Dwight D.Eisenhower，The White House Years: Mandate for Change，1953—1956（Garden City，New York: 1963），p.214. See also Eisenhower's press conference，August 4，1954，Eisenhower Public Papers: 1954，p.686.
[160] Eisenhower to Dulles，June 2，1953，Eisenhower Papers，Whitman File，DDE Diary ,Box 2，“Dec. 52-July 53（2）.”
[161] Minutes，NSC meeting，June 18，1953，FR: 1952—1954，XIV，204—205.
[162] Minutes，NSC meeting，November 5，1953，ibid.，pp.268—272. See also Eisenhower's press conference June 16，1954，Eisenhower Public Papers: 1954，pp.570—571; and the James C.Hagerty Diary，June 21，1954，Robert H.Ferrell，ed.，The Diary of James C.Hagerty: Eisenhower in Mid-Course，1954—1955（Bloomington: 1983），p.70.艾森豪威尔几个月后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上再次提出了这一问题，指出“问题在于，如此多的国会议员想要抨击任何一个赞成允许自由国家与共产党中国进行某种形式贸易的人士”。但是，总统“想不出任何其他能有效削弱这两个国家（中国和苏联）关系的手段”。Minutes，NSC meeting，April 13，1954，FR: 1952—1954，XIV，p.409.
[163] NSC 166/1，“U.S. Policy Towards Communist China,” November 6，1953，FR: 1952—1954，XIV，281，297—298.
[164] Charlton Ogburn，Jr.，to McConaughy，October 30，1953，ibid.，pp.257—259. Ogburn's memorandum was written as a comment on NSC 146/1，which dealt with United States policy toward Taiwan but complemented the strategy enunciated in NSC 166/1.
[165] Minutes，Eisenhower-Churchill-Bidault meeting，December 7，1953，ibid.，V，1814.
[166] Ridgway comment，enclosed in Nathan Twining to Charles E.Wilson，August 11，1954，ibid.，XII，723.
[167] Minutes，NSC meeting，August 18，1954 FR: 1952—1954，XIV，533—536.
[168] 对金门—马祖危机的传统解释参见Foster Rhea Dulles，American Policy Toward Communist China，1949—1969（New York: 1972），pp.164—167，183—184; J.H. Kalicki，The Pattern of Sino-American Crises: Political-Military Interactions in the 1950s（Cambridge: 1975），pp.123—127; and Townsend Hoopes，The Devil and John Foster Dulles（Boston: 1973），pp.262—263，419—423。近期关于国内限制的研究应用了“楔子”战略，参见Leonard A.Kusnitz，Public Opinion and Foreign Policy: America's China Policy，1949—1979（Westport，Connecticut: 1984），especially pp.23—94。
[169] 杜勒斯1954年9月12日的备忘录,FR: 1952—1954，XIV，611—613。
[170] Minutes，NSC meeting，September 12，1954，ibid.，p.617.至少在与中国国民党打交道的时候，杜勒斯更是小心翼翼：他承认，美国应当欢迎共产主义政权的崩溃，“但重要的是不要在时机尚未成熟之际就行动。我们必须等到合适的行动时机，到时候这一行动不太可能引发与苏联的战争。如果苏联开始展开敌对行动，美国将不得不接受战争，但是美国千万不要去挑起战争”。McConaughy memorandum，Dulles conversation with Chinese Nationalist Foreign Minister George Yeh and Ambassador Wellington Koo，November 2，1954，FR: 1952—1954，XIV，p.846.
[171] Minutes，NSC meeting，November 2，1954，ibid.，p.831.
[172] Minutes，NSC meeting，December 21，1954，ibid.，p.841.
[173] 利文斯顿·麦钱特在杜勒斯与马金斯谈话时所做的记录，1955年2月7日,FR: 1955—1957，II，236。
[174] 麦克瑙希在杜勒斯与叶公超谈话时所做的记录，1955年2月10日,ibid.，pp.253—255，257—258。也可参见杜勒斯在与蒋介石会谈后所做的报告，1955年3月4日，ibid.，p.323；以及在与澳大利亚外长罗伯特·孟席斯的会谈后所做的报告，1955年3月14日,ibid.，p.369。“我们应当有这样的信念，即苏联体制的瓦解是逐渐发生的，哪怕你看不到表象的证据。”国务卿补充说。他又引用了圣保罗（St. Paul）的话：“‘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希伯来书 11:1——译者注）。’外部压力会加速这一毁灭过程。”McConaughy notes，Dulles conversation with Yeh，February 10，1955，FR: 1955—1957，II，p.258.
[175] Minutes，NSC meeting，February 26，1954，FR: 1952—1954，XIV，366.莫洛托夫警告杜勒斯说，美国对中国的政策是“失败的”，因为它“只会迫使中国更接近苏联，而那对美国并不利”。Dulles to Eisenhower，January 30，1954，FR: 1952—1954，XIV，p.354.但因杜勒斯认为迫使中国人更加依赖苏联是有利的，因此莫洛托夫的警告不太可能会让他睡不好觉。出于他最了解的原因，苏联外交部长还在5月份提醒副国务卿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说：“中国一直都是中国，她永远也不会成为欧洲国家。”Smith to State Department，May 23，1954，ibid.，p.431.
[176] Bohlen to State Department，October 2，1954，ibid.，p.674.也可参见波伦所打的海底电报：1954年10月9日,ibid.，pp.720—771; 1955年1月27日,FR: 1955—1957，II，147—148; 1955年2月4日,ibid.，pp.211—212; 1955年2月18日,ibid.，pp.289—291;以及1955年6月6日,ibid.，pp.587—588。
[177] Minutes，NSC meeting，October 6，1954，FR: 1952—1954，XIV，690.也可参见杜勒斯发给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简报，1955年2月3日,FR: 1955—1957，II，199;以及Special 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 11-4-55，“Review of Current Communist Attitudes Toward General War,” February 15，1955，ibid.，pp.275—276。杜勒斯以一种异常缺乏远见的方式解释说，中情局取此立场的一个原因在于，赫鲁晓夫已经做出了保证。赫鲁晓夫是“一个颇为粗鲁而自信的人，马林科夫出于某种原因准许了他很大的自由。相应地，赫鲁晓夫所发表的这个相当极端的声明……不如马林科夫可能就同一问题所讲的话那样重要”。Minutes，NSC meeting，October 6，1954，FR: 1952—1954，XIV，p.690.
[178] Hagerty Diary，February 3，1955，ibid.，p.203.也可参见艾森豪威尔与中国国民党“外交部长”叶公超的谈话，1954年12月20日,FR: 1952—1954，XIV，1041; Eisenhower to Alfred Gruenther，February 1，1955，FR: 1955—1957，II，192—193; and the Hagerty Diary，April 4，1955,转引自Ferrell，ed.，The Diary of James C.Hagerty p.224。
[179] 参见杜勒斯与哈格蒂的通话全文，1954年7月7日，John Foster Dulles Papers，Telephone Calls，Box 10，“July-October 1954（2）,” Dwight D.Eisenhower Library; also the Hagerty Diary，July 7，1954，James C.Hagerty Papers，Box 1，Dwight D.Eisenhower Library。杜勒斯实际上曾在他的著作《战争还是和平》中呼吁允许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这本书就在朝鲜战争爆发前出版。他承认，自那以后， “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Press conference，July 8，1954，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XXXI（July 19，1954），p.88.
[180] NSC 5429/3，“Current U.S. Policy in the Far East,” November 19，1954，FR: 1952—1954，XIV，918.
[181] Dulles notes，conversation with Eisenhower ，December 22，1954，ibid.，p.1048. See also the minutes of the NSC meeting of December 1，1954，ibid.，pp.968—977.
[182] 关于这些讨论参见Kenneth T.Young，Negotiating with the Chinese Communists: The United States Experience，1953—1967（New York: 1968）。三年后，艾森豪威尔在致亨利·华莱士的一封信中承认：“在中国和苏联之间起到制造分裂而非团结作用的战略显然是正确的战略。问题在于找到不会削弱我们自己与众多盟友、尤其是远东盟友关系的方法去实现这一战略。”Eisenhower to Wallace，June 8，1957，Dwight D.Eisenhower Papers，Ann Whitman File，DDE Diary，Box 14，“June 57 Misc（2）,” Dwight D.Eisenhower Library.
[183] Minutes，NSC meeting，December 1，1954，FR: 1952—1954，XIV，973.
[184] 杜勒斯在与蒋介石会谈后做的报告，1955年3月4日,FR: 1955—1957，II，326。
[185] Young，Negotiating with the Chinese Communists，pp.91—128.
[186] 杜勒斯在旧金山的演讲，1957年6月28日,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XXXVII（July 15，1957），94。也可参见国务院1958年8月11日的新闻发布会,ibid.，XXXIX（September 8，1958），385—390。
[187] 杜勒斯关于与艾森豪威尔谈话的记录，1958年8月12日,Dulles Papers（Eisenhower Library），White House Memoranda，Box 7，“Meetings with the President，July-December 1958（8）”;安德鲁·J.古德帕斯特关于艾森豪威尔与杜勒斯谈话的记录，1958年8月14日,Eisenhower Papers，Whitman File，DDE Diary，Box 22，“Aug 58 Staff Notes（2）”;杜勒斯的备忘录，1958年9月4日，发表于Dwight D.Eisenhower，The White House Years: Waging Peace 1956—1961（Garden City，New York: 1965），691—693; Dulles to Harold Macmillan，September 4，1958，Dulles Papers（Eisenhower Library），White House Memoranda，Box 7，“Meetings with the President，July-December 1958（6）”; Eisenhower，Waging Peace，p.293。
[188] 格雷关于艾森豪威尔会见美国派去参加讨论突然袭击的日内瓦军事技术会议的代表时所做的记录，1958年11月5日,Eisenhower Papers，Whitman File，DDE Diary，Box 23，“Staff Notes—Nov.58”。
[189] 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在1959年初向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报告说，情报报告表明，中苏就有关问题产生了分歧。这些问题包括去年夏季中国在金门—马祖危机中采取的姿态，毛泽东的“大跃进”政策，中国和南斯拉夫的关系，苏联为中国提供工业装备，莫斯科不愿向中国提供核武器，等等问题。赫鲁晓夫与毛泽东的嫌隙也已出现。“毛泽东从来都不会像赫鲁晓夫那样喜欢鸡尾酒会。他更是个哲学家，他喜欢隐居和研究。”Dulles executive session testimony，January 26，1959，U.S. Congress，Senate，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Historical Series: Eighty-Sixth Congress，First Session，1959（Washington: 1982），pp.103，117—118.
[190] 杜勒斯关于与艾森豪威尔谈话的记录，1958年11月18日,Dulles Papers（Eisenhower Library），Box 7，“Meetings with the President，July-December 1958（3）”。
[191] 杜勒斯在1959年1月14日的执行会议上的证词,U.S. Congress，Senate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Historical Series: Eighty-Sixth Congress，First Session，1959（Washington: 1982），p.8。
[192] 关于这一点参见Gaddis，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pp.viii—ix。
[193] 例如参见NSC 5913/1，“U.S. Policy in the Far East,” September 25，1959,该文件由国家安全委员会计划委审查并在未作修改的情况下予以通过,Eisenhower Papers，White House Office Files，NSC Assistant: NSC Subseries: Policy Paper subseries，Box 27。
[194] 参见NIE 13-54，“Communist China's Power Potential Through 1957,” June 3，1954，FR: 1952—1954，XIV，445—461; and NIE 11-4-54，“Soviet Capabilities and Probable Courses of Action Through Mid-1959,” August 28，1954，Eisenhower Papers，White House Office Files，NSC Assistant，Subject Subseries，Box 10。
[195] Allen Dulles memorandum，prepared for NSC discussion，November 18，1954，FR: 1952—1954，II，777—778.
[196] John W.Hanes，Jr.，to Ann Whitman，March 3，1954，Dulles Papers（Eisenhower Library），White House Memoranda，Box 1，“Correspondence 1954（4）.”
[197] Minutes，NSC meeting August 5，1954，FR: 1952—1954，II， 711.
[198] 艾森豪威尔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1955年6月29日,Eisenhower Public Papers: 1955，p.650。
[199] Dulles memorandum，conversation with Eisenhower，August 11，1955，Dulles Papers（Eisenhower Library），White House Memoranda，Box 3，“Meetings with the President，1955（2）.”也可参见杜勒斯与艾森豪威尔在同一天就铁托访美的可能性的电话谈话备忘录，Dulles Papers（Eisenhower Library），Telephone Conversations，Box 10，“March 7-Aug. 29，1955（1）”; Dulles's press conference，April 24，1956，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XXXIV（May 7，1956），752;杜勒斯在执行会议上向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做的证词，1956年1月6日和6月26日,U.S.Congress，Senate，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Historical Series: Eighty-Fourth Congress，Second Session，1956（Washington: 1978），pp.17，520。
[200] 艾森豪威尔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1956年6月26日，Eisenhower Public Papers: 1956, p.558.杜勒斯次年10月对艾森豪威尔说，虽然并不完全清楚赫鲁晓夫和铁托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我要说的是，在我看来，卫星国越来越渴望摆脱莫斯科，我们支持铁托的战略将会取得成功”。杜勒斯关于与艾森豪威尔的谈话备忘录，1956年10月11日,John Foster Dulles Papers，White House Memoranda，Box 4，“Meetings with the President，August-December，1956（4）,” Dewight D.Eisenhower Library。
[201] 杜勒斯在《费城公报》论坛上的演说，1956年2月26日,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XXXIV（March 5，1956），363—367;艾森豪威尔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1956年3月21日和4月4日,Eisenhower Public Papers: 1956，pp.330，370—371;艾森豪威尔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1956年4月3日,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XXXIV（April 16，1956），642。
[202] 杜勒斯在洛杉矶世界事务理事会上的讲话，1956年4月13日,ibid., XXXIV（May 7，1956），761。
[203] 艾森豪威尔在美国报纸编辑协会的非正式讲话，1956年4月21日,Eisenhower Public Papers: 1956，p.423。
[204] 杜勒斯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1956年4月24日,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XXXIV（May 7，1956），752.
[205] 关于中央情报局批准公开赫鲁晓夫的讲话的情况，参见Ranelagh，The Agency，pp.285—288。
[206] 杜勒斯在国际同济会（Kiwanis International）上的演讲，1956年6月21日，旧金山,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XXXV（July 2，1956），4。也可参见杜勒斯在记者招待会上的演讲，1956年6月27日,ibid., XXXV（July 9，1956），47，52。
[207] 杜勒斯关于与艾森豪威尔谈话的备忘录，1956年7月13日,Dulles Papers（Eisenhower Library），White House memoranda，Box 4，“Meetings with the President，January-July，1956（1）”。艾森豪威尔向杜勒斯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他是否应当公开谈论这些事情。国务卿回答说：“从当时已提交国会的‘相互安全’立法的角度来说，我们过去的政策是成功的，且因其成功等理由而应延续这些政策。这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在此事上我所说的和所做的，不仅非常仔细地在国务院内进行了权衡，而且还与艾伦·杜勒斯先生一道进行了权衡。总统表示，他完全理解并同意我所做的事情。”杜勒斯关于与艾森豪威尔谈话的备忘录，1956年7月13日,Dulles Papers（Eisenhower Library），White House memoranda，Box 4，“Meetings with the President，January-July，1956（1）”。
[208] 杜勒斯在1956年6月26日的执行会议上的证词,Historical Series: Eighty-Fourth Congress，Second Session，1956，pp.501，503。
[209] Dulles to Eisenhower，September 5，1956，Dulles Papers（Eisenhower Library），White House Memoranda，Box 3，“Correspondence—General 1956（2）.”
[210] 随后的调查使中央情报局支持的自由电台（Radio Liberty）和自由欧洲电台（Radio Free Europe）都停止了直接反对苏联的呼吁，尽管在叛乱发生期间，对匈牙利的广播的确是通过不加评论地重播本地广播的方式来暗示他们将会得到外部援助。See John Ranelagh，The Agency: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the CIA（New York: 1986），pp.308—309.
[211] 杜勒斯在两年前提醒国家安全委员会说，即使美国在分裂苏联与卫星国一事上能取得成功，“我们仍不得不面对苏联本身未被削弱的核能力这一可怕的问题及其产生的威胁”。Minutes，NSC meeting，December 21，1954，FR: 1952—1954，II，p.834.
[212] 杜勒斯关于艾森豪威尔与谢尔曼·亚当斯等人谈话的记录，1956年11月7日,Dulles Papers（Eisenhower Library），White House Memoranda，Box 4，“Meetings with the President，August-December，1956（3）”。杜勒斯关于与艾森豪威尔谈话的记录，1956年12月22日,ibid., Box 4，“Meetings with the President，August-December 1956（1）”。
[213] Eisenhower to C.D.Jackson，November 19，1956,引自Ambrose，Eisenhower: The President，p.372.
[214] 艾森豪威尔于1954年3月批准的NSC 5412号文件授权中央情报局：“与既有政策保持一致，在为国际共产主义所统治或威胁的地区切实可行地发展地下抵抗活动，并帮助开展秘密行动和游击战，保证这些力量在战时可用，包括是否能实际提供一个基地，以便军队能在战时在战火激烈的战区扩张这些力量，以及提供敌后潜伏、撤离和隐蔽时所需的各种支持。”NSC 5412，“Covert Operations,” March 15，1954，Eisenhower Papers，White House Office Files: Office of the Special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Box 7，“NSC 5412/2.”
[215] 关于这一点参见Ranelagh，The Agency，pp.287，306—309; Powers，The Man Who Kept the Secrets，pp.93—94; and Leonard Mosley，Dulles: A Biography of Eleanor，Allen，and John Foster Dulles and Their Family Network（New York: 1978），pp.452—453。
[216] 小L.阿瑟·米尼奇关于艾森豪威尔和艾伦·杜勒斯与国会领袖的会谈记录,ibid., Whitman File，DDE Diary，Box 11，“Nov.56 Misc（3）”。也可参见古德帕斯特关于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与艾森豪威尔谈话的记录，1956年12月15日,Dulles Papers（Eisenhower Library），White House Memoranda，Box 4，“Meetings with the President，August-December，1956（2）”。
[217] 米尼奇关于两党国会议员会议的记录，1957年1月1日,Eisenhower Papers，Whitman File，DDE Diary，Box 12，“January 1957 Misc（4）”。
[218] Eisenhower press conference，April 3，1957，Eisenhower Public Papers: 1957，p.247.
[219] 关于这一点参见Ranelagh，The Agency，pp.237—246; Gaddis，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pp.157—159，161;以及Ambrose，Eisenhower: The President, pp.110—111。
[220] NSC 5412，“Covert Operations,” March 15，1954，Eisenhower Papers，White House Office Files，Office of the Special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Box 7，“NSC 5412/2.”
[221] 对这些行为的描述，参见Ranelagh，The Agency, pp.246—252，259—268，332—336，353—360。
[222] Eisenhower Diary，March 8，1956，Robert H.Ferrell，ed.，The Eisenhower Diaries（New York: 1981），p.319.
[223] 杜勒斯在执行会议上向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做的证词，1956年6月26日,Historical Series: Eighty-Fourth Congress，Second Session，1956，p.515。
[224] 杜勒斯关于与艾森豪威尔谈话的备忘录，1956年9月17日,Dulles Papers（Eisenhower Library），White House Memoranda，Box 4，“Meetings with the President，August-December，1956（5）”。
[225] 艾森豪威尔在1957年8月21日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Eisenhower Public Papers，1957，p.625。
[226] 艾森豪威尔在联合国大会的演讲，1958年8月13日,Eisenhower Public Papers，1958，p.616。
[227] 艾森豪威尔在1958年8月20日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ibid., pp.630—631。
[228] Ibid.，p.182.
[229] 关于这一点参见Gaddis，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pp.143—145，181—182，238—243。
(1) 这一时间是错误的，原文如此。中国人民志愿军于10月下旬入朝参战。——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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