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俄亥俄州戴顿市外的空军历史博物馆巨大的飞机棚内，有个像巨型的翼手龙标本似的东西：一架完好无损的B-36轰炸机。这想必是核时代最壮观的人造物之一。它有六个装备后置发动机的螺旋桨，四个喷气推进式引擎，其延伸出来的圆柱形的机身事实上只不过是一个未加压的炸弹架，其巨大的低垂机翼展开几乎有一个足球场那么长，其线路有数英里长，连接使用了当时最先进的真空管技术。B-36轰炸机建造和部署于20世纪40年代，它可运载10000磅重的炸弹飞行 10000英里。至少在理论上，它可以从美国的基地起飞，对苏联目标投下致命的炸弹后，无须加油便可安全返回。美国最终总共建造了446架这样的庞然大物，其造价超过了15亿美元。但没有一架曾在战斗中投放过一枚炸弹。[1]
人们常常声称，武器一旦制造出来，总能找到使用的机会。正如多数的老生常谈那样，这一论调并不总是正确的；实际上，核时代使得对这一说法的背离屡见不鲜。不仅是可携带汽车般大小原子弹的B-36未曾在盛怒之下被使用：整整几代的中短程和洲际弹道导弹在其制造、部署以及最终销毁的过程中，都未曾离开过发射场。苏联和美国发展、开始建造，但最终都同意放弃全面反弹道导弹系统。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是，自40多年前笨拙而原始的“胖子”（Fat Man）摧毁长崎以来，约有70000枚核武器被制造出来，但却没有一枚出于军事目的被使用过。[2]
核武器的效用在于不实战使用，这一悖论已经成为核时代的核心特征。它取决于生活中两个明显的事实：核武器，哪怕是小型核武器，都拥有毁灭性能力，足以扭曲目的与手段间的关系，而这种关系是战略的首要基础；无论哪个超级大国使用一枚或多枚核武器，几乎可以肯定将招致另一方迅速和相应的报复。如同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所说，现在，国家安全不怎么取决于自身的努力，而是取决于敌人所表现出来的克制。[3]
但令人奇怪的是，核克制的传统在核报复能力产生之前就已出现：在冷战的头四年里，美国拥有对核武器的绝对垄断；即使在苏联于1949年成功地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之后，在至少5年时间里，它仍缺乏运载手段，无法将足够多的弹头投放到美国领土上，并以出其不意的方式预先阻止美国的毁灭性反击。
从轰炸广岛到苏联发展出可信报复能力这十年间，是什么阻止了美国使用核武器呢？实战使用的先例并非没有。在危及美国及其盟国在朝鲜半岛、印度支那和台湾海峡的地位的有限战争中，并不缺少使用核武器的机会。1953年前的战略原则含糊地假定，一旦战争发生则可使用核武器；1953年后，该假定变得明确了。我们现在知道，在1954年战争中，向总统提议使用核武器的不下五次。[4]但在美国可不受伤害地使用核武器的这十年或更长时间里，美国从未实际使用过核武器。本章探讨了这种自制的原因：它考察了这样一个过程，即使在苏联不具备可信报复能力时，美国也确立了一种不使用核武器的传统，尽管它曾首先使用过这一武器。
1945年10月5日，就在美国用原子弹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到两个月，哈里·S.杜鲁门却坐在椭圆形办公室里忧虑美国军事虚弱的前景。他对预算主任哈罗德·D.史密斯（Harold D. Smith）说，复员可能进展得太快，“世界上确有一些人，似乎不理解除了你部队有几个师之外的其他任何东西”。史密斯发现杜鲁门的担忧有些令人吃惊，他说：“总统先生，您自有原子弹这一杀手锏。”“是的，”杜鲁门回应道，“但我并不确定，它究竟还能不能被使用。”[5]
史密斯感到困惑或许是可以原谅的。毕竟，美国刚支付了20亿美元用于发展被称为“终极”（absolute）武器的东西；它已用可能是最令人信服的方式展示了武器的军事效用；没有理由相信，潜在的敌人会在较短的时间内拥有这类武器，或一旦拥有此类武器他们能够在与美国的军备竞赛中胜过美国。在这最为有利的情况下，思考使用原子弹难道就那么困难吗？
杜鲁门的直觉事实上是有预见性的，在当时能有的也只是直觉，因为正是原子弹的威力令人难忘，导致对核武器可能的实际使用的思考变得极为复杂。如同伯纳德·布罗迪（Bernard Brodie）在1946年指出的，在面对一个“爆炸当量比先前所知的最具威力的炸弹还强好几百倍的”爆炸物时，人们无法不对先前有关武器、战略和国家政策关系的所有思考提出质疑。[6]杜鲁门政府便处于某种与乔治·华盛顿相同的位置：不管正确还是错误，它所做的一切都将成为先例。但并不完全清楚的是，这样做能否使军事手段与国家的需要恰好匹配。
核武器的“独特性”。杜鲁门所奠定的第一个先例是最为重要的：承认核武器在本质上不同于所有其他武器这一事实，因而不能按照纯粹的军事方法对之进行处理。他在1948年说：“除非我们确实不得不用，否则的话，我认为我们不应该使用这东西。这并非一件军事武器……它被用来消灭妇女、儿童和那些手无寸铁的人们……因此我们不得不将其与火炮、加农炮及其他类似的普通武器区别对待。”[7]杜鲁门曾授权对日本的城市使用这一武器，他再三否认曾重新考虑过那一决定。他经常说如果有必要他会毫不犹豫地再次使用原子弹，有时似乎甚至对这一武器可以做什么得意洋洋——他在1949年对戴维·利连索尔（David Lilienthal）说：“小伙子，我们可以将地球打穿一个洞！”[8]由于自身是这样一位政治家，尽管杜鲁门坚持区分原子战争与其他形式的战争，但可能不那么令人信服。
但总统认识到，广岛和长崎对世界舆论产生了如此大的影响，以至于在狭隘的军事意义上“第一次使用”就将是最后一次使用。你可能永远也不会排除将来使用核武器的可能，但任何未来使用它们的决定都将在道德、政治和军事上产生深远的影响：“当人们以为这不过是另一种炸弹时，他们犯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9]
正是出于这一原因，杜鲁门坚持总统对原子弹拥有绝对的权力。总统的权力并不是必然的：毕竟，在长崎投下原子弹时没有得到总统的特别授权[10]，陆军最初有关战后控制的提议将使军队保有对原子武器储备和生产设施的有效掌管。考虑到这一情况，杜鲁门成功地支持创建了一个文官控制的原子能委员会，拥有对原子武器生产和贮存的全部权力。[11]如同他对国防部长詹姆斯·福里斯特尔所解释的那样，他并不想让“某些有勇无谋的陆军中校来决定什么时候是丢下一颗原子弹的恰当时机”[12]。
杜鲁门同样坚决地拒绝明确说明如果战争爆发他是否会授权使用原子武器。第一份有关这一主题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研究报告，是应福里斯特尔的要求在1948年夏天着手进行的。该报告指出：“一旦发生战事，国家军事组织必须随时准备迅速而有效地使用所有可利用的恰当手段，包括原子武器。”但报告也强调，任何实际使用它们的决定都涉及政治和道德问题，只有总统可以决定它的使用。因此，不应该有“在任何可能的未来冲突中是否使用原子武器”或“在何时、何种情况下可以或不可以使用原子武器”的预先决定。[13]
总统坚持完全控制核武器，并非没有代价。它使军队难以为可能使用原子武器的任务进行合乎实际的训练。[14]它也使五角大楼战略家的任务大大复杂化：由于缺乏对可用的原子弹数量及其具体特性的信息，无法确定能否得到授权实际使用原子弹，因此他们发现不可能制定出针对同苏联发生战争时的可行应急计划。[15] 这一规划上的真空可能反过来导致那些负责生产原子弹的部门盲目自满，因为由于没有设定对武器要求的详细战争计划，因而克服生产瓶颈或寻求日益吝啬的行政部门额外资助的动力便可能没有本应有的那么强烈。[16]
但杜鲁门的确成功地确立了先例，任何有关使用原子武器的决定都必须由最高层做出：这一点反过来强调了那种装置与众不同的特性。这样，杜鲁门朝着建立一项被证明是最重要的战后国际关系原则的方向迈出了第一步。这一原则便是，核武器显然不同于所有其他的武器，必须相应地区别对待。
威慑而非强制。尽管没有得到更为清楚有力的阐明，第二个先例涉及与苏联的和平关系中应如何使用原子弹的问题：它赞成选择威慑而非选择“强制”（compellence）。[17]在广岛之前，少数了解原子弹的美国人期望它将会给苏联人留下深刻印象：他们的本能是努力以有益于美国的方式利用这一反应。杜鲁门总统和他的国务卿詹姆斯·伯恩斯曾希望原子弹能成为他们在与斯大林打交道时的外交杠杆：根据他们的国内政治经验，他们不明白为什么苏联领导人对这一新式武器的注意没有使他在诸如东欧等问题上采取更加合作的姿态，正如美国国内的政治压力可以作为影响——但不是永远疏远——一个顽固的国会议员或政党领袖的工具一样。[18]其他一些人，如战争部长亨利·史汀生（Henry L. Stimson），则将原子弹当作是改革的最终手段。史汀生认为，原子弹完全可用于诱导苏联体系本身发生质变。[19]
这些计划的难点在于，它们在如何使原子弹可产生期望的结果这一点上是模糊不清的。苏联人仿佛是为了证明他们并没有被原子弹打动，在广岛轰炸后几周里的谈判立场明显地变得更为强硬。斯大林后来对此嗤之以鼻：“原子弹是用来对那些神经脆弱的人进行恐吓。”[20] 行政部门官员们没有制定出任何能对苏联人施加压力的战略，除了美国人拥有原子弹这一简单事实之外。而且，他们很快发现，将原子弹置于某种形式的国际控制之下的压力转移了他们的注意力。[21]结果是，在核时代的第一年，杜鲁门和他的顾问们更多关注的是如何能单方面地放弃原子弹，而非如何利用它的问题。
行政部门的思维很快从如何“强迫”对方在现有问题上采取更具合作性的行为，转向如何“威慑”苏联人未来不采取军事行动。红军当时的能力似乎是令人生畏的：五角大楼的一份评估报告认为，它有足够的力量侵占欧亚大陆的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土耳其，伊朗，阿富汗，中国东北和华北，朝鲜。[22]1945年11月，国务院的一份研究报告断言，苏联人并没有原子弹，这种情况如果继续下去的话，“美苏间的任何战争，对苏联来说，所付出的代价都要远大于美国”[23]。两个月后，参谋长联席会议指出，哪怕是“威胁使用原子弹，也将是对侵略者的巨大威慑，这可被视为正准备从事原子战争”[24]。到1946年，文职战略家们再度提起这一主题，因此有了布罗迪的著名论断：军事机构的目的已经从赢得战争转变为避免战争。[25]
但如何使威慑发挥作用呢？杜鲁门在1948年对戴维·利连索尔说：“如果我们能让斯大林及其部队看到这些事情中的一件，那么根本不存在会不会发生另一场战争的问题。”[26]但当温斯顿·丘吉尔提议发出一份特殊的最后通牒——要苏联人在放弃柏林和德国东部与看到自己的城市被夷为平地之间做出选择，行政官员们不肯认真对待这一想法。刘易斯·道格拉斯（Lewis Douglas）大使写信给副国务卿罗伯特·洛维特说：“你比我更了解那一建议在实践中的缺陷。”[27]可以肯定的是，这一时期对美国原子能力的明确展示不太会增强威慑：到1948年中，美国武器库中只有50枚原子弹，30架经过改装可运载原子弹的B-29轰炸机；原子弹本身还很原始，专业人员需要两天时间才能将其组装起来；因为有关苏联目标所在地的情报充其量也是粗略的，因此没法保证原子弹发射出去后能实际击中目标。[28]公众舆论也可能使威慑更不可信，如同国务卿乔治·C.马歇尔在1948年底所说的那样：“我认为，直到最近，苏联领导人可能已经觉察到美国人民永远也不会允许使用原子弹。”[29]
让马歇尔观念发生改变的，是在朝鲜战争之前，杜鲁门政府试图利用其对原子弹的垄断来遏制苏联的军事行动，而为此所进行的唯一一次蓄意的尝试：1948年夏，在柏林封锁危机达到高潮之时，B-29轰炸机被静悄悄地、但决非秘密地派出，从美国的空军基地飞往英国的空军基地。我们现在知道，这些轰炸机并没有携带原子弹；实际上，这些轰炸机中没有一架曾经过可用于运载原子弹的改装。[30]由于无法接触克里姆林宫的档案，因此我们不可能说这次部署是否实现了其目标——使苏联人不干涉对柏林的空运。但当空运顺利进行时，部署轰炸机似乎实现了目标，美国官员也得出了恰当的结论。马歇尔以其惯常的温和态度说：“苏联领导人现在肯定认识到，这一工具的使用将是可能的，因此威慑的影响力现在可能比以前更大了。”[31]杜鲁门按照习惯更为直接地说道：如果不是因为有原子弹，“苏联人可能已经占领欧洲很久了”[32]。
柏林事件中对B-29轰炸机的部署，确立了威慑如何发挥作用的两个关键点。第一，它不需要进行丘吉尔所提议的那种明确威胁，因为它原本可能引起国内舆论恐慌或使盟友不安。迪安·艾奇逊曾在一年前建议：“使苏联人的政治头脑感到印象深刻的方式，是有意地对我们正在做的事情轻描淡写。”[33]柏林的经验似乎证实了这一命题。第二，它强调了可信度能在多大程度上强化实力：事实上并没有实际运载原子弹，而基于现有武器的技术限制，要做到这一点也不容易。但部署似乎取得了预期的效果。一份于1948年9月完成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研究得出了恰当的结论：
事实上，永远也不应当让苏联人有一丝一毫的幻想，以为美国即便在必要时也不会考虑对苏联使用原子武器。一旦掌权的苏联官员得到这样的暗示，甚至他们只是进行这样的猜测，都将激起苏联发动侵略，而避免侵略是美国的首要政策。[34]
整个事件是用“伟大的技艺”进行处理的，英国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在两年后回忆说：“苏联人真的相信，如果他们走得太远，就可能会遭到攻击。”[35]
战争策划。但如果下一次威慑失败、战争事实上爆发了，该怎么办？毫无疑问的是，如果与苏联的确爆发了全面战争，那么原子弹将会得到使用。1948年夏之后制定的所有战争计划都做了如此假定。的确，考虑到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对常规兵力的削减，除了原子弹，已别无选择了。[36]杜鲁门“祈祷他永远不会有不得不做出这种决定的一天”。国防部长福里斯特尔在日记中写道：“但……假如有必要的话，没人需要怀疑，他将这样做。”[37]而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则想得比较不切实际：“如果你在战争爆发时不使用原子弹，美国人民将会处决你。”[38]但它被用来对付什么，其影响会将会怎样？这些都不是容易回答的问题，行政部门在处理这些问题时的困难表明，一定程度上，行政部门还未将国家政策与现在可用于执行国家政策的武器联系起来。
1948年夏，杜鲁门政府第一次对一旦与苏联发生战争时美国的政治目标应当是什么的问题作了正式的考虑。作为结果的研究报告主要是由乔治·F.凯南和国务院政策设计司所起草的，该报告断定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是不适用的：美国不能指望苏联政府会无条件投降，或能将美国意志强加于整个苏联领土之上。“我们必须认识到，不管我们最终实现了何种解决，它都必须是一种政治解决，是通过政治谈判得来的。”[39]其含义是清楚的：对美国而言，追求一种在后果上不分青红皂白的战时战略——要么全面摧毁苏联，要么导致其人民永远疏远美国——都是不利的。
但行政部门节约军事预算的努力使它被迫依赖于一种不加区分的战时战略：如果战争在1949年爆发，五角大楼的计划提议是：在30天内，运用整个美国武器库中实际所拥有的约133枚原子弹，摧毁苏联的70个城市目标。[40]预算主任弗兰克·佩斯（Frank Pace）对杜鲁门预警说：“可能存在一些被忽略了的严重政策问题。首先，除非美国自身遭到攻击，否则公众舆论是否支持作为一项政策的原子战争是成疑问的。”同样重要的是“大规模原子攻击的概念，即使根本上是瞄准工业目标的大规模原子攻击，都应当从自觉的国家政策的角度，而非仅仅从军事计划的角度进行检查”。佩斯指出：“拥有相当的原子弹库存为可能的使用作好准备是一回事，但若战争战略是建立在不加批判地接受原子战争的观念之上，则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回事，因为这种战争可能意味着在规模上不受限制。”[41]
出于对一些相同问题的担忧，国防部长福里斯特尔在1948年底要求参谋长联席会议评估这一攻击对苏联造成的影响。随后，由空军中将休伯特·R.哈蒙（Hubert R.Harmon）领导的部际委员会拟就的报告，得出了令人不安的结论：那种攻击将会杀死270万人，另外将使400万人受伤。它将削弱苏联工业能力达30%—40%。但“原子攻击本身不会导致投降，也不会破坏共产主义的根基或严重削弱苏联领导人统治其人民的权力”。相反，“对大多数苏联人民来说……它将成为苏联反对外国势力的宣传，激化对美国的憎恨，团结其人民，并强化其战斗意志”。它也不会严重削减苏联地面部队向西欧、中东和远东推进的能力。最后，“原子弹轰炸将为所有敌人使用一切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开了场、确立了先例，导致苏联运用其能力采取最大规模的报复措施”[42]。
可能并不令人吃惊的是，哈蒙的委员会报告并未在政府内部广为流传。于1949年3月接替福里斯特尔担任国防部长的路易斯·约翰逊认为那是总统事实上永远也不会接受的一份报告。[43]但该研究的确反映了日益广泛的一种担忧，即空中的原子进攻可能事实上并非战争来临时的恰当战略。[44]如同国务卿艾奇逊在该年底承认的，军方自身现在也担心“红军一旦开始，他们哪怕用原子弹也不能使其停下来”；结果是使得五角大楼不会对“我们的战争准备是为了使我们免于战争这一观念无动于衷”[45]。
出于上述原因，苏联在1949年8月成功进行的原子弹试验，并未如人们想象的那样，动摇美国官员们有关核武器的战时实用性的信念，因为那一信念从一开始便未盛行过。苏联的成就使美国现在面临严峻的选择：是从依赖原子武器转向更多强调常规战争能力，还是制造更多这样的装置，可能的话制造新一代的“超级”原子弹或氢弹，来努力维持对苏联的无限的核优势？
乔治·凯南最为明确地提出了第一种选择的充分理由。他认为，苏联现在拥有原子弹的事实，使得“我们对于（哪怕是）苏联以常规武器发动的进攻，不可能用原子弹来实施报复”。因为“无论是完全歼灭还是敌人的彻底投降”都是不可能的，凯南自己的观点是，美国可通过发展在有限基础上的战斗能力来最有效地防止战争，这的确是他自1947年以来提出的观点[46]。原子武器很可能与那一目标不相关。相反，需要的是小规模的、训练有素的机动作战部队，能在有限战争爆发时迅速进行部署——这便是今天所谓的“快速反应部队”的早期版本。[47]即便是在一场全面战争中，原子武器也只能作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来使用：它们的毁灭性排除了人们将其用于任何理性政治目标的可能。凯南在1950年初指出：“战争应当是实现战争之外的目标的一种手段”，但原子武器“不可能真正与旨在塑造而非摧毁敌人生活的政治目标相调和”。[48]几个月之前，甚至在苏联进行核试验之前，他就断言：“对美国来说，或许最好是决定永远不使用原子弹。”[49]
拥护第二种选择的人——美国现在别无选择，只能巩固其核能力——在行政部门内部得到了更多的支持。参谋长联席会议、原子能委员会以及国务院都主张增加原子弹的生产，这既是一种威慑，也是进行未来战争的一种手段。杜鲁门在1949年10月批准了他们的提议。[50]是否发展氢弹的问题更具争议性，原子能委员会自身在该问题上也是有分歧的。但到1950年1月，杜鲁门也授权发展氢弹。但指出这一点是重要的，即发展氢弹的决定并不是出于作战需要，而更多是出于威慑需要：将热核武器用于实战的作战计划尚未制定出来。[51]作出这一选择是基于政治上的理由：如果美国被认为在任一重要的武器系统上处于落后地位，我们就无法期望威慑能够发挥作用，不管该系统在战争中是否会真正得到使用。[52]
就作战能力而言，杜鲁门政府实际上在1950年上半年就开始减少对核武器的依赖。凯南支持采用常规武器的论点，与不久后接替他担任国务院政策设计司司长保罗·尼采（Paul Nitze）产生共鸣。尼采在1949年10月断言，苏联的原子弹“可能使常规武器变得更为重要，也使得西欧国家及我们自己对它的拥有变得更为重要”。尼采同意凯南的观点，即苏联人自身也不太可能发动一场全面战争。但他们很可能把卫星国作为替其干“脏活”的代理人：使西方卷入一系列精心策划的有限冲突中，但没有任何一场冲突会产生对苏联本身进行报复的风险。要应对这一可能性，尼采倡导加强美国和西欧的常规力量，其力度甚至远远超出凯南的想象[53]：他认为，甚至可能有必要开始转变以消费品生产为主的经济优先次序，并借助一定的“宣传”来实现那一目标。[54]
正是这种推理导致了NSC-68号文件的制定，尼采后来回忆时认为，该文件是他在公共生活中最主要的成就。[55]人们现在很熟悉那曾一度保密的长篇文件的结论：它认为苏联威胁是全球范围的，并呼吁大幅增加美国防务开支以应对这一威胁；它证明了国家经济可维持这一增长，不会造成税收重压或加剧通货膨胀；它呼吁采取被一些官员视为将是一场“恐吓运动”（scare campaign）的举措，即吓住美国人使其支持这些倡议。[56]
但人们经常没认识到NSC-68号文件中普遍存在的一种信念，即核武器在美国最可能面临的战争中不太可能发挥多大用处。它提出，现在的威胁主要是“蚕食性的侵略”，这是建立在“除非我们遭受了进攻，否则我们不愿发动原子战争”的假设之上的。在这样的情况下，过度依赖核武器使得美国“除了投降或突然引发全球战争之外，没有更好的选择”。因核武器有威慑的价值，所以美国决不能放弃核武器：实际上，“我们似乎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增加我们的原子能力，并尽快做出其他的恰当考虑”。它也没有欣然接受凯南提出的“不首先使用”的政策，因为那一政策将会“被苏联解释为承认我们非常虚弱，被我们的盟友解释为这是在明确暗示美国打算抛弃他们”。但是，“尽快增加我们及盟友总体的空中、地面和海上力量，使我们能在军事上不那么严重地依赖原子武器”似乎势在必行。[57]
国务院苏联问题专家查尔斯·E.波伦于1950年4月写信给尼采说：“我认为难以找出我方的这种垄断影响了苏联的政策……或减少了其侵略性的任何证据。”[58]这可能是对美国独自拥有原子武器四年时光的一种十分悲观的概括：事实上，波伦自己后来也承认，美国人拥有原子弹，这很可能促使了苏联人在柏林封锁期间表现出谨慎的姿态。[59]但要确定美国从这种垄断中得到的任何具体收益是如此的困难，再加上到1950年，它再一次强调常规兵力建设，这一切都表明，杜鲁门可能并未背离他在核时代初期所曾作出的评价——原子弹可能很难被使用。
在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之前，杜鲁门政府曾考虑过只在与苏联的总体战争中出于军事目的使用原子弹。尽管NSC-68号文件曾警告，苏联的代理国家将更有可能进行“蚕食性”侵略，但对于美国如何应对这些挑战却少有思考，并未对原子弹在应对挑战的过程中可能起到的作用进行任何实质性的考虑。朝鲜上了一堂有关“有限”战争本质的有效的“速成课”，但在澄清战时如何使用原子弹的问题上却少有贡献。实际上，在朝鲜战争中，杜鲁门政府战略的一个最显著的方面就是，原子弹所起的作用是多么不起眼。
这全然不像人们曾预期的那样。东亚“环形防线”概念完全是围绕这样的观念建立起来的，即美国的海空力量而非地面部队将是实施遏制的优先手段。原子弹的使用将与应对侵略的“高技术—低人力”方法相一致。[60]朝鲜战争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首起拥有原子弹的国家实际参战：人们没有理由想当然地假定原子弹不会再次被使用，正如它在1945年曾被使用过的那样。更令人吃惊的是这一事实，美国和其盟国在朝鲜不只一次濒临失败——尤其是在中国于1950年底介入之后，但杜鲁门及其顾问们仍未严肃思考过要使用他们手头最有威力的武器。
这一自我克制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涉及要用原子弹轰炸哪里的简单问题。原子武器是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略轰炸的延伸发展出来的一种武器。人们普遍认为，如果战争爆发，它们将被用于针对苏联境内的重要工业目标和军事目标。意外地卷入与那些并不依赖技术的敌人的有限战争，对于军事决策者而言，会使原本旨在破坏对方的战略轰炸丧失明确的目标，因为本来是预期对战略目标的破坏将会确保胜利。当伯纳德·巴鲁克（Bernard Baruch）提议在朝鲜使用这种武器时，马歇尔将军希望知道：“它将被投在什么地方？”[61]尼采认为，原子弹可能对于瓦解敌人的军队集结地或火炮阵地是有用的，但没有理由认为它被用于这一目的“在军事上是决定性的”[62]。
在中国介入朝鲜战争之后，参谋长联席会议的确和麦克阿瑟将军一起提到过使用原子弹的可能性。尽管麦克阿瑟对这一选择相当有兴趣，他曾早在1951年就思考过沿着朝鲜的狭长地带部署一个废弃放射物区，但他从未正式地提议使用这一武器。[63]杜鲁门政府在余下的任期里，似乎没有对战地使用原子弹作出更进一步的思考。
轰炸中国的可能性确曾被严肃地思考过，尽管麦克阿瑟因公开提倡这一行动而在1951年4月被解除了司令职务。但这些计划只有当中国在亚洲其他地方发动侵略时才会被执行，而且可能也不会涉及使用原子武器。政策设计司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在中国几乎没有适合原子弹攻击的目标”，只是“在中国东北有三四个”。[64]到1952年，轰炸或封锁中国的理由已经扩大到因无法在朝鲜达成停战协议或对违反停战协议所开展的报复。但如同奥马尔·布拉德利将军对温斯顿·丘吉尔和安东尼·艾登所解释的那样，“使用这些炸弹并非我们的意图，因为直到现在，也没有出现合适的目标”。局势可能会变化，但“迄今为止这完全是假设”[65]。
华盛顿不愿在朝鲜战争中使用原子武器的第二个理由涉及招致苏联某种形式干涉的可能性。对美国或其西欧盟友的攻击并非美国的担忧所在——尽管情报评估仍然认为，苏联人拥有压倒性的常规力量优势，甚至有能力对所选择的西半球目标完成单程（one-way）轰炸的任务——总体战仍被认为是不可能的，因为苏联缺乏抵消美国报复力量的能力。[66]国务院政策设计司的一份备忘录在1951年8月问道：“如果苏联人相信他们无法抵挡报复性原子弹攻击的话，他们是否会接受全球战争的风险？”“一个事实上依赖秘密警察保持权力的独裁政权，会冒险让其精致的统治机器在国内被摧毁吗？”[67]基于中央情报局的情报评估，国家安全委员会在该年底得出的结论是：“美国明显的原子优势”加上“苏联统治者脑海中必然存在的对于一旦总体战爆发苏联能否逃得过对它的战略原子轰炸的不确定性”，使得苏联人不可能“精心策动或挑起与美国的战争”。[68]
但如果苏联为了朝鲜和中国而介入，情况又会如何？国务院和中央情报局非常看重1950年2月的中苏条约，苏联人在条约中承诺将在中国遭到攻击时提供援助。[69]尼采于1950年11月提出，在朝鲜使用原子弹有导致苏联干预的“重大可能”；将这种武器投到中国“将几乎必然促使苏联参战”[70]。如果发生这种情况，美国就难以避免与苏联人的全球冲突，其原因如艾奇逊在次年春天所言，美国公众舆论“无疑将坚持，美国应当运用其拥有的一切手段，包括原子武器予以回应”[71]。但那一行动，反过来会意味着完全丧失朝鲜，因为紧急计划要求在与苏联发生总体战的情况下撤出朝鲜半岛。[72]
即便存在这些令人沮丧的替代方案，但令人奇怪的是，杜鲁门政府似乎从未明确考虑过把原子报复当作阻止苏联为了朝鲜和中国而介入（战争）的手段。毕竟，1948年B-9的部署似乎劝阻了苏联人对柏林空运的干涉；可以肯定，自那以后，美国的报复能力已经得到了很大提高。[73]苏联在中国介入朝鲜战争时并未援引中苏条约的事实表明，中苏既灵活、又谨慎地对待那一文件所规定的义务。[74]如果美国决心在朝鲜或中国使用原子弹，苏联介入的可能性似乎不会很大。至少事后看是这样的。
但还有第三个、甚至是更为重要的禁止使用（原子弹）的理由，它与武器本身的独特性质相关。尽管“原子轰炸的军事后果可能与常规武器的后果一样”，但国务院远东事务局的约翰·K.埃默森（John K. Emmerson）仍在1950年11月警告说：“它对世界舆论的影响将远为不同。原子弹被美国人视为一个特殊的妖怪，不论在什么情况下使用它都会对我们造成损害。”埃默森认为，后果可能包括瓦解当时在朝鲜作战的联合国军，甚至可能使联合国自身瓦解，整个亚洲发生对美国的“感情逆转”——在那里恐惧的人们可能会认定“我们保留原子武器只是针对日本人和中国人”，西欧信心的“灾难性”丧失，以及美国“道德地位”的无可挽回的损害——苏联可能会很好地利用这一点，如果它希望挑起总体战争的话。[75]
1950年11月30日，杜鲁门总统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偶然地承认，一直在“积极思考”对朝鲜使用原子弹的问题。此时，变得清楚的是，对这一问题不是只存在一些遐想性的担忧。杜鲁门小心地指出，他自己并不期望看到原子弹被使用。“它是种恐怖武器，不应当将它用于与军事侵略无关的男人、妇女和儿童身上。而使用它就会发生那种情况。”但他很快破除了这一最后声明所传达的保证，接下来说道，“战地军事指挥官”将决定何时可使用原子弹，但考虑到他自己过去对严格的总统控制（原子弹）的坚持，他这么说是相当令人费解的。[76]
用日后的白宫发言人习惯的托辞来说，总统发生了“口误”。[77]杜鲁门完全不经意地提出在朝鲜使用原子弹的可能性，甚至更糟的是，他还暗示可能交由麦克阿瑟将军决定这些武器的使用。而这些做法在盟国和中立国中引起了骚动，这一决定的外交代价将是极为明显的。
美国驻英使馆在总统记者招待会第二天报告说，“英国自上而下的舆论……都强烈反对任何可能导致联合国军与（共产党）中国交战的行动。在朝鲜使用原子弹……将可能迅速不可避免地致使情况产生”。[78]艾德礼首相发现杜鲁门的声明如此令人担忧，他立即向白宫提出磋商请求。他抱怨说：“苏联无须动用一兵一卒，便可成功地使民主国家军队日益卷入远东的战争……我们必须记住在欧洲可能发生什么。”[79]英国参谋长在对麦克阿瑟的慎重警告中详述了这一观点：
在我们看来，如果原子弹被用于朝鲜，它可能不仅对阻止中国前进是无效的，而且还会不可避免地将苏联空军拉入战争，从而使得局势更加令人绝望。原子弹是我们的最后武器，我们必须把它留作一种威慑物，或者是在苏联人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时才使用它。[80]
因为，如同副国防部长洛维特所指出的，“西欧是我们的首要关切，我们宁愿 （丧失朝鲜甚至日本），也不愿丧失西欧”[81]；还因为，杜鲁门自己从未试图率先改变战略，所以对艾德礼及其同事来说，劝说美国人在做出对朝鲜使用原子弹的任何决定前，有必要将欧洲关切纳入考虑，这并不是困难的。[82]
其他的反应更难平息。先前唯一一次原子弹使用是针对亚洲人的事实，现在困扰着杜鲁门政府，因为来自联合国和海外大使馆的报告都强调，该武器在不同程度上被视为一个种族主义工具。沙特阿拉伯驻联合国代表对埃莉诺·罗斯福（Eleanor Roosevelt）说，原子弹旨在用来对付“有色人种”。[83]印度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警告说：“在亚洲有一种普遍的感觉，即原子弹是一种只针对亚洲人的武器。”[84]艾德礼对法国总理勒内·普利文（René Pleven）说，如果要使亚洲“在抵抗侵略上与其余世界保持步调一致，那么任何（有关使用原子弹的）行动都必须考虑这对亚洲舆论产生的影响”[85]。
于是，杜鲁门不经意的讲话成了一个试探气球，甚至在对朝鲜使用原子弹尚未做任何严肃思考之前，已显示出海外将会有怎样的反应。其后果是远非令人放心的。如同埃默森曾预言的那样，这些后果包括北约盟国可能会瓦解，担心美国可能不相称地在外围战区采取行动，与此同时忽视对西欧的防御。它们还包括可能造成对亚洲和中东新独立国家的疏远，而当时苏联在那些地方的影响被认为正在增长。可能最为重要的是，由于杜鲁门政府并无出于军事目的而要在朝鲜实际使用原子弹的计划，它们抑制了对于原子武器如何被用作一种政治工具来结束战事的各种思考。
早在1951年，国家安全资源理事会（National Security Resources Board）主席斯图亚特·赛明顿（Stuart Symington）便向总统递交了一份很长的备忘录。该备忘录抱怨说，苏联人在利用美国人对抗侵略而不升级战争的决心，这“可能不仅决定我们如何战斗，在哪里战斗，而且决定我们在何时战斗。到目前为止，他们甚至被允许决定对武器的选择”。唯一没有发生上述情况的一个地方就是柏林：在那里，苏联人面对一条划出来的、“让全世界都能看到和理解”的红线。苏联知道，如果它越过那条线，结果“将是与美国的战争，以及这一战争所意味的一切”。尽管苏联人有着压倒性的常规力量优势，但他们事实上没有那样做。赛明顿争论说，原因可能只是他们对“我们原子弹的储备加上我们的运载能力”感到恐惧，“现在，我们应用于柏林的这一政策原则可扩展到整个世界”。[86]
赛明顿在致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份补充报告中解释说：“在赤裸裸的侵略力量只关注赤裸裸的权势的时代，自由国家在政治讨论中并没有提出增强其主要权势优势的问题，即原子弹及其运载能力问题。”如果美国澄清“未来苏联在明确划界的地方进行任何进一步的侵略，都将招致对它自身的原子轰炸”，那么这将不仅能阻止苏联的扩张主义，而且还会拓展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权：它将
确立美国使用原子弹报复苏联侵略的道德正当性……进而为美国提供一种现在并不具备的道德自由，即在非报复情形下使用原子弹的道德自由。先前，只有在最初的苏联原子弹攻击为其带来毁灭性打击后，美国才能报复性地使用原子弹。[87]
赛明顿的对苏联发出最后通牒的主意并未得到广泛赞同。杜鲁门在赛明顿递交给他的备忘录中写道：“亲爱的斯图亚特，这是我所读到过的大量最高机密文件中最大的空话。你的时间都浪费在这样的事上了。”[88]几个月后，由联合战略调查委员会和来自国务院的代表所做的一份研究认为，“对‘停止线’的公开划定，一方面是个巨大的错误，另一方面会招致接近该线的侵略，它可能会增加我们在特定情况下开战的公开承诺”[89]。
但赛明顿的备忘录的确反映了政府内部的一种普遍认识，即美国未能设计出一个以合理代价阻止有限侵略的战略。在英国继续迫切要求华盛顿澄清在何种情况下会使用原子弹时，美国国内开始形成一种共识，即在没有爆发全面战争时，也应当为原子弹设计一种角色。尼采在1951年5月指出，原子弹可提供一种使侵略“局部化”的手段：例如，该武器可被用于抵挡苏联对南斯拉夫的入侵，而无须突然陷入不必要的全球性冲突。[90]排除了赛明顿的最后通牒主意的联合战略调查委员会—国务院研究报告也坚持认为，“如果军情使然，美国必须保留在局部化冲突中……使用原子武器的行动自由”[91]。
艾奇逊几天后评论说，英国担心这一问题是很自然的，“他们现在是风筝的尾巴，他们关注风筝会飞向何处。”但事实上，“我们无法想象一场不使用原子弹的真实战争”。如果苏联人干涉朝鲜，“我们将不得不运用我们所有的一切东西来予以反对”。洛维特补充说：“当谈到原子弹时，我们不应当只谈总体战争，因为我们可能……在它没有成为总体战时便已使用了原子弹。”艾奇逊对此表示同意。布拉德利将军建议：“应当简单地说，我们将在抵抗苏联的战争中使用原子弹，我们是否在其他场合使用，将取决于当时的局势。”[92]
战术核武器日益增强的可用性对这一思考方式起到了促进作用。如同国会原子能联合委员会特别项目主任于1951年夏所写的，这些装置可能拥有如同广岛原子弹那样革命性的影响：它们“比常规的高当量炸弹要经济300倍”，因此成为“人口少但技术先进的国家的天然武器……非常可能的是，我们将需要……成千上万颗原子弹”。[93]在1951和1952年间，原子弹的生产速度大大加快：如同洛维特指出的，“如果我们不得不犯错，我们必须在太多而非太少上犯错。”[94]他强调，这一生产的扩大意在
与苏联或任何其他活跃的美国敌人发生的任何冲突中，为美国提供源自这一强有力武器的更大优势。我们不会对原子弹或任何其他武器的使用施加限制，也不相信对敌人大量使用原子弹将对中立国或潜在的盟友会有何不利的影响。[95]
到1956年，艾奇逊接受了这一论点，赞同美国应具备“对苏联的生产潜力实施反复原子打击的能力，同时拥有数量充足的战地使用原子武器”，并认为这是可取的。[96]
即便如此，对在有限战争中使用原子武器的概念日益增加的兴趣，并未导致杜鲁门政府对不在朝鲜使用该武器的政策做出任何反思。[97]寻找恰当的目标，避免苏联的介入，盟友的不安等困难似乎都与以前一样大。而且，与朝鲜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停战谈判自1951年夏起就已经开始：任何对原子弹的使用显然会终结谈判。但那时虽然这些谈判还未能快速产生结果，而1952年的总统选举已经开始，杜鲁门本人已经宣布了不再参加竞选，并表现出一种把有争议的问题留待下一任政府作出总体决定。尼采在1953年1月评论道：“我们的库存现在……被认为已经冻结，直到且除非爆发总体战争。我们没有充分分析如何实现二者平衡：一方面利用这些武器来增加……我们应对地方局势的常规武装能力，另一方面是政治和战略考虑。”[98]
杜鲁门政府对国家安全政策的最终评估在艾森豪威尔就任前一天才得以完成。它认为两个超级大国很可能在使用核武器的方法上存在着根本不同。如果美国而非苏联，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发展出可信的热核能力，那么“在这一垄断持续期间，自由世界将对总体战拥有日益增强的威慑力量”。但是，“这一优势的差距是否会允许我们通过采用一些大胆的动作来有利地解决冷战中的一些突出问题，却很难说”。但如果苏联也发展了氢弹，
这可能成为对美国的极端严重的威胁，尽管我们也有自己的核能力。它将促使我们的冷战政策变得更为谨慎，因为这些政策将涉及总体战的重大风险。[99]
其意义是明显的：苏联因其体制的根本性质使然，在尝试从核武器中获取政治优势时，要比美国更少有限制。尼采本人提出了关键性的问题：“一旦苏联采取任何不直接针对美国的原子弹攻击”，美国是“愿意使用原子弹威胁，还是坚持到底（也不使用）”？尼采猜想问题的答案可能是“不（使用）”，他离开了政策设计司，如同他在三年前进入该机构草拟NSC-68号文件时一样，提倡采取行动“克服我们对原子武器的依赖”[100]。
尽管纯属偶然，但即将就任的艾森豪威尔政府对于核武器的潜在政治用途有着完全不同的态度。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在1952年的总统竞选中坚持认为，“权势从来都不大可能会成为遏制犯罪的威慑物，除非这些罪犯本能地有理由害怕它将实际地用来对付他们”。有必要“使这样的权势成为一种战争威慑，而非一种只有在我们参战后才使用的手段”[101]。在确信美国的核优势提供了那一权力后，杜勒斯劝说一开始持怀疑态度的艾森豪威尔，要超越杜鲁门政府拟定的在从事未来战争时使用核武器的试验性的、非公开的计划，迈向一种公开威胁使用核武器进而实现避免战争的政治目标的战略。
杜勒斯的战略在军事和经济方面都对艾森豪威尔产生了吸引力。从军事角度看，它可望重新获得在朝鲜已经明显丧失的主动权：从今往后，美国将以自己、而非侵略者选择的武器来直面他们。新总统提出，“如果仅仅是对其他人的主动行为作出反应，便不会有任何名副其实的外交政策”[102]。从经济角度看，依赖核威慑有助于清偿能力：艾森豪威尔对国家安全委员会说，如果国家不得不继续向朝鲜战争提供所需的常规军事支出，那么人们将有理由怀疑“这是否会首先导致国家破产或毁灭”[103]。新政府的第一份全面的国家安全政策，NSC 162/2号文件明确地强调了这一点：
在作为附加性威慑的警告似乎是可取和可行的特殊情况下，美国将明确告知苏联和共产党中国……它旨在以军事力量反对苏联集团武装力量发动的任何入侵……如果发生敌对，美国将把核武器视为和其他军械同样可用的武器。[104]
或者，如同艾森豪威尔公开承认的那样：“原子武器已实际成为我们武器装备中的一种常规力量。”[105]
但在实践中，这意味着什么？在执政的头三年里，艾森豪威尔政府有三次特别的机会可运用这一战略：在朝鲜、印度支那和台湾海峡。如同情况在后来变得日益明显那样，其结果无疑是好坏兼有的。
朝鲜。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接手了朝鲜战争，但他们决定结束这场战争。杜鲁门政府已允许和朝鲜、中国共产党人举行停战谈判，但谈判已经拖了一年半仍没有结果；与此同时，军事作战（和美军的伤亡）仍在继续，没有停止。艾森豪威尔本人于1952年12月访问了朝鲜半岛；回来时，他和麦克阿瑟将军举行了会面。麦克阿瑟重新提出他先前的建议，即通过对敌人的军事集结地使用原子弹，以及“在接近敌军主要供给线和交通线的地方……撒下适量的放射性物质”从而结束朝鲜战争。而新当选总统的态度却不明朗，他只是说：“我们需要确定的是，我们没有冒犯整个自由世界。”但麦克阿瑟却很肯定地认为，艾森豪威尔已“同意，我是正确的”[106]。
入主白宫不到一个月，新总统便建议国家安全委员会“我们应当考虑在朝鲜使用战术原子武器”。当然，“我们不可能在那里无限期地呆下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杜鲁门政府中思考这一问题的老手奥马尔·布拉德利将军，谨慎地建议并表明这一举动可能会对与盟国关系造成的困难。国务卿杜勒斯承认了这一点，但坚持认为，正是苏联的战略一直使得“原子武器与所有其他武器区分开来，成为一种特殊的武器类型”。现在是逐渐“尝试着打破这一错误区分”的时候了。[107]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艾森豪威尔基于“在战役中使用原子武器的决定取决于军方的判断，以利于其针对军事目标的使用”的假设，询问了在朝鲜半岛发起攻势所要付出的代价。[108]
这些调查结果并非十分鼓舞人心。陆军参谋长J.劳顿·科林斯（J. Lawton Collins）将军说自己对军事优势“非常怀疑”：中国和朝鲜军队在150英里的前线都布有很深的壕沟防护，而最近在内华达的原子弹试验证明“人可以非常接近爆炸点，只要他们钻到较深的沟里是不会受伤的”。仍担任政策设计司司长的保罗·尼采则指出，如果武器无效，其使用可能“将降低我们库存的价值”。它也肯定会引起与盟国政治关系上的困难。还会有苏联是否会决定“相应地进行报复”的问题。科林斯补充说，如果报复真的发生了，那么美国在釜山和仁川的港口设施而非敌军，将更可能成为原子弹攻击的目标。[109]可能最令人丧气的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份报告认为，原子武器的使用除了能展示美国的决心之外，我们不可能预测出它将会对在朝鲜的共产党武装造成什么样的影响。[110]
艾森豪威尔自己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是含糊不清的。一方面，他反复质疑军事顾问们的结论，即原子武器在朝鲜可能几乎没有战地实用性。他于1953年10月对仍持怀疑态度的布拉德利说：“我们只是将原子弹当作我们武器库里的另一种武器”。[111]但另一方面，他承认“我们不能自欺欺人，看不到这一举动对盟友的影响，这可能是非常严重的，因为它们觉得它们将成为美苏之间原子战争的战场”。美国人民也不会支持“现在取消停战、而在朝鲜再一次开战的决定”。此外，总统还承认了苏联报复的可能性，而且这种报复不只是针对釜山和仁川：他“最大的焦虑之一”是“苏联空军攻击日本几乎不设防的人口中心的可能性”。科林斯将军认为，“对于总统的焦虑，没有任何明确的解决办法”[112]。
但如果说艾森豪威尔对在朝鲜使用原子弹的问题上是模棱两可的话，他却毫不犹豫地给人以这样的印象，即这一武器可被用来打破那里的军事僵局。甚至在他入主白宫前，国务院便建议让中央情报局散布这样的谣言，即如果不能很快达成停战协议，可能将在朝鲜，如有必要也将对中国，使用原子弹。[113]正相反，中情局真正做了些什么，艾森豪威尔在多大程度上注意到此事，现在仍是不清楚的。但很快那一想法显然吸引了他：早在他于1952年12月从朝鲜返回之时，他便作了一次令人不安的含糊的公开声明，指出只有行为、而非言辞才能令那里的敌人印象深刻，这将不得不在“我们自己选择的环境下执行”[114]。杜勒斯于1953年5月效仿艾森豪威尔宣布，“联合国军司令部并不准备对那些已经谈了两年的事情无限期地再吵下去”[115]。该月底，国务卿在新德里对印度总理尼赫鲁说：“如果停战谈判失败，美国将可能采取更强烈、而非更温和的军事行动，这很可能会扩大冲突的范围。”在他有关这一谈话的备忘录中，杜勒斯写道：“我认为这将被传播开来。”[116]
朝鲜停战协议于1953年7月27日签署。这使有关是否使用原子武器的决定变得无关紧要。考虑到当前可用的资料，我们无法说清政府暗示的威胁对劝说北京和平壤接受停战协议发挥了多大的作用，但似乎可以有把握地说，它们不能轻易地被忽视掉。[117]对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来说，结论非常清楚。国务卿几个月后解释说：
我们能够实现停战的首要原因，是由于我们为更激烈的冲突做好了准备……我们已经向战区输送了运载原子武器的手段。中国人通过其良好的情报来源了解到了这一情况，事实上我们很愿意让他们得知此事。[118]
多年后，当问及为何中国接受朝鲜停战协定时，艾森豪威尔简洁地答道：“原子战争的危险。”[119]
政府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原子弹报复的威胁，来阻止违背已生效的停战协定的行动。在美国政府的坚持下，打着联合国的旗号在朝鲜参战的16个国家在签署停战协议当天宣布，一旦战争再次发生，“很有可能敌对不会仅局限于朝鲜”[120]。艾森豪威尔就此的评论尤其强硬，他于12月对国家安全委员会说，如果中国共产党再一次进攻，“我们必然做出回应，对他们进行严厉打击，并击中其要害，包括北京在内。这……将意味着对共产党中国的全面战争”[121]。他在次月向国会领袖通报说，美国将“以我们所有的一切来打击他们”[122]。几天之后，他又说：“我们应立马强硬起来，并坚决全力以赴……当你最终决定诉诸武力时，你不应当为其使用设定限制。”[123]
但艾森豪威尔真的相信这一点吗？他在1953年10月向国家安全委员会保证说，如果美国的安全利益要求使用原子弹，他“毫无疑问地将决定使用它们”。但总统说的是总体战争。他对参谋长联席会议新主席阿瑟·雷德福（Arthur Radford）海军上将说，联席会议“不应当……计划在较小的事件中使用这些武器”。有些地方是“你不能使用这些武器的地方，因为一旦你那样做了，便会被认为是美国发动了全球战争”。此外，“没有什么事情会比美国宣布决定使用这些武器更令整个世界感到不安的了”[124]。毫不奇怪的是，雷德福发现这一指示没什么帮助。几天后，当他要求艾森豪威尔明确其指示时，总统说，如果在朝鲜半岛再次发生侵略，应当使用原子弹，但又怀疑这会不会造成“对联盟团结的严重破坏”。NSC162/2号文件规定，“在敌对情况下”，核武器将被视为“与其他武器装备一样，是可用的”。当被问及这句话是否可以说得更明确一些时，艾森豪威尔回答说：“不……我们不能指望在这一点上有比当前公认的说法更好的言辞了。”[125]
艾森豪威尔模棱两可的态度反映了一个事实：即便使用原子弹的威胁加速了停战协定的达成，但对于其军事效用是否会超过战争升级带来的危险，人们仍存有怀疑。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份研究报告在同月提出，原子弹可能会防止联合国军队被击溃，但其使用可能使这些部队暴露在“共产党人可能进行的原子弹轰炸之下，如果他们准备冒全面战争的风险的话”[126]。参谋长联席会议坚持，如果朝鲜半岛的敌对仍在继续，他们将寻求授权打击中国，以及“立即部署充足的核武器以保证所建议的作战行动的成功”[127]。但正如另一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研究所指出的，与中国的战争“几乎肯定会导致美国领导的联盟的分裂”，将使“苏联的军事干预成为可能，且会冒非常高的全球战争的风险”，可能会涉及“动用美国所储备的相当大一部分的原子弹，以及很大一部分的原子弹运载装备”[128]。
杜勒斯在12月初对国家安全委员会说，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思考中有着“严重的缺陷”。它不仅意味着与中国开战，而且可能也意味着与苏联开战；“实际上没有联合国的参与……我们将被盟国孤立”。另外，“如果日本断定这样的许可将使他们直接暴露在苏联攻击之下，”日本是否会允许美国使用其基地，这也是一个问题，但最重要的是，这样的冲突将会为了在亚洲发动全面战争的目的而使美军从欧洲进行转移，结果将是“绝大多数西欧国家都会试图通过与苏联签订中立条约以期尽快求得保护”。杜勒斯并未完全排除在朝鲜半岛境内或针对“朝鲜半岛或附近的”军队集结地使用原子弹的可能。但他认为，“现在把这一决定下达给军队是危险的，这一决定可能让他们在回应共产主义的攻击时，自动在亚洲发动一场全面战争”[129]。
艾森豪威尔在1954年初评论说，美国人民了解原子弹，“但我们必须要对我们的盟友有点耐心，他们目前尚未理解原子战争的重要性”。出于这一原因，在朝鲜半岛的美军司令可自由地“以他所拥有的一切，除了原子武器外”，对再次发生的侵略做出反应。有关使用（原子弹）的决定必须提交华盛顿处理。[130]因此，艾森豪威尔最终决定，不会对在朝鲜使用原子弹作出决定；而且情况的发展也没有迫使他做此困难的选择。如同1954年3月的一份情报评估所写的那样，苏联人和中国共产党人现在担心对日本、台湾地区、菲律宾或韩国的进攻，“几乎肯定会导致美国对中国大陆采取行动，可能也包括用核武器攻击”。因此，“共产党人可能不会动用能让人看出这是苏联、中国共产党或朝鲜的军队在亚洲挑起新的局部战争”[131]。
如果朝鲜半岛事态发生异动的话，没有人可以有把握地说，艾森豪威尔将会做什么。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总统更热心于谈论在那里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而非实际上要那么做。值得注意的是，当积极好战的韩国总统李承晚于1954年7月访问白宫时，艾森豪威尔利用那次机会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斥责。他说韩国的命运与诸如德国、奥地利和印度支那这些分裂国家的命运没什么两样：
我们希望看到你的国家统一，但我必须告诉你，总统先生，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使美国因这些问题陷入战争……让我告诉你，如果战争到来，它将是令人恐怖的。原子战争将摧毁文明，它将摧毁我们的城市，将会有数以百万的人死亡。今天，用我们手中的武器所进行的战争是难以想象的。如果克里姆林宫和华盛顿陷入一场战争，结果将会极为恐怖，以至于无法想象。我甚至都不敢想。[132]
一年前，李承晚单方面释放了朝鲜和中国的战俘，几乎破坏了停战协定。此事发生后，艾森豪威尔提出，美国“能做很多事情来暗示李承晚，我们原本准备好撤离韩国，但事情的真相是我们实际上不能离开”[133]。在艾森豪威尔有关在朝鲜半岛使用核武器的战略中，可能也有着某种类似的东西：毕竟，高声谈论一件一个人并不打算做的事情，如果通过谈论能够免去做这些事情的必要性的话，那它就不是一种卑鄙的手段。
印度支那。艾森豪威尔政府通过威胁使用核武器来阻止侵略的战略，在印度支那受到了第二次考验。在那里，法国军队于1954年初发现自己面临着被共产党越盟击败的危险。杜勒斯在几个月前警告说：“如同在朝鲜一样，会有中国可能向印度支那派出军队的危险。中国共产党政权应当认识到，故伎重演会带来严重后果，而这后果可能不仅限于印度支那。”[134]到3月，显而易见的是，法国通过将军队集中在奠边府的军事要塞中，不慎陷入了一种危险的军事局面中。越盟现在已经包围了奠边府。杜勒斯在3月26日对内阁说，美国可能不得不采取“颇为有力的行动”来帮助法国，但前提是“我们现在采取行动的风险要比等上几年”的风险小得多。[135]
但华盛顿应当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却一点也不清楚。艾森豪威尔在1954年1月（“十分明确地”，会议记录摘录）对国家安全委员会说：
谈论在印度支那以美国军队取代法国军队，是毫无意义的。如果我们这样做，越南人可能将其对法国的憎恨转移到我们身上。我禁不住要告诉你们……我是多么强烈地反对这一行动。印度支那的战争将拖住我们数个师的军力![136]
剩下的选择是，要么继续援助法国，希望他们能够自己挽救局势，要么找到美国可不用派驻地面部队而发挥军事作用的方式。
在1954年的头几个月里，政府官员们讨论了在奠边府实施空中打击，缓解法国压力的可能性。艾森豪威尔在3月份对杜勒斯说，“如果几乎可以肯定这将产生决定性结果的话”，他将不会排除再次打击的可能性。[137]几天后，他又提到了使用舰载飞机轰炸越盟阵地的可能性，尽管“当然，如果我们这样做了，我们会永远否认此事”[138]。直到4月，五角大楼的战略家们才提出在印度支那使用原子弹的特别计划。雷德福海军上将向杜勒斯透露说，一个“高级研究小组”认为，如果使用恰当，三颗战术性原子弹便足以“粉碎”越盟对奠边府的包围。[139]
对国务院顾问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二世（Douglas MacArthur Ⅱ）——正是通过他传递了上述信息——来说，雷德福的建议提出了“将会影响到美国在世界的领导地位的非常严重的问题”。无法确定的是，法国人会不会同意使用原子武器。但人们可以非常肯定的是，他们将会透露美国所提出的这一建议。这将会导致“自由世界的国会提出大声抗议”，尤其是北约国家的国会。它也会给苏联人及其他批评家提供机会，指责“我们在当地人民身上试验武器，并正事实上准备不负责任地采取行动，在我们认为的必要时机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投向苏联”。如果中国共产党人公开介入印度支那，情况将会变得很困难。但在当时，麦克阿瑟对雷德福派来的人说，这一提议需要仔细考虑。[140]
但当时与其说是使用核武器与否的问题，还不如说是根本上要不要军事卷入的问题。有两个主要的阻碍：国会领导人强烈坚持不可进行任何形式的单方面干涉；美国只能作为国际努力的一部分，这种国际努力要有英国和其他国家的参与。[141]但是，英国人非常不愿卷入其中，至少是因为害怕干涉将会导致原子弹的使用，进而爆发全面战争。如同杜勒斯在4月底从日内瓦发给艾森豪威尔的电报所称，“英国似乎觉得，我们打算接受当前与中国开战的风险。这和他们对我们将开始使用原子武器的恐惧一道，把他们给吓坏了”[142]。
总统决定不单独进行干预。他于4月29日对国家安全委员会说，单独干预“意味着与中国、甚至可能是苏联的总体战争，美国不得不与盟国分道扬镳”。它等同于在进行“充当世界警察的尝试……所有人都会谴责我们有帝国主义野心”。但“如果盟国无论如何都要和我们疏远的话……我们要克服较小的障碍，并以我们拥有的一切力量来解决最大的问题”，这样做可能是更为可取的。“否则，我们似乎只能让敌人占了便宜——让我们自己陷入在缅甸、阿富汗以及上帝才知道的某个地方的丛林战争。”[143]
艾森豪威尔补充说，但如果法国人能被说服“留下来战斗”的话，某种形式的干预可能是合理的。当天晚上，他对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罗伯特·卡特勒（Robert Cutler）提议说，尽管“新武器”在奠边府不太可能有效，但“我们可以考虑对法国人说，我们从未给过他们任何‘新武器’，如果他们现在想要一些使用，我们可以给他们一点”[144]。但总统继而又说：“对中国干涉的最重要的威慑力量，是那些对如果中国公开介入印度支那我们将会做什么的已发表的相关声明，而非我们是否会在越南使用‘新武器’。”他强调，最重要的任务是为东南亚组建一个地区防务组织。[145]
奠边府在5月7日陷落，由此，任何立即在印度支那使用原子弹的决定都没有必要了，但它并未终结对在那里进行某种形式干涉的可能性的讨论。参谋长联席会议在该月底提出，如果对这里进行干涉，他们仍会将干涉计划建立在这样的假设基础上，即“只要有利于我们取得军事优势，原子武器就被使用”[146]。参谋长们狭隘的军事观念再一次激起了国务院的抗议。政策设计司司长罗伯特·R.鲍伊（Robert R.Bowie）评论道，唯一合适的投放目标是类似于奠边府战役规模的军队集结地，在过去8年里，这样的作战只有一次。而且，“核武器的使用也会引发越南人的不良反应，这可能阻碍当地军队的组建，而且也会导致亚洲中立国家的严重不良反应”[147]。中央情报局补充道，我们无法确定，使用原子弹“将加快抑或阻止中国共产党人的介入”[148]。
对美国明显不能有效地投射军事力量到印度支那的受挫感到1954年6月底爆发出来，致使艾森豪威尔政府内部对核武器在阻止有限战争方面可能发挥的作用再度进行痛苦的检视。参谋长联席会议启动了这一过程，指出“在美国先是拥有对核武器的垄断权、然后是重大的优势时期，苏联成功地把世界大部分地区及人民纳入其统治之下”。一旦它的核能力与美国大致相近，莫斯科的侵略只会加剧，这一步可能会在1956—1959年间的某个时候实现。参谋长们指出，“明显的结论”是，如果西方期待与苏联的分歧能有合理的解决，就必须同意在“美国仍拥有原子弹优势的同时”，有必要去压制苏联的要求。替代方案将允许“联盟的最低共识来决定采取行动的水平和范围，以实现我们所追求的目标”[149]。
作为回应，杜勒斯承认，“对于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观点……需要说的很多。但我们的盟友中除了李承晚、蒋介石，可能还有希腊人和土耳其人之外，没有人附和这些观点”。艾森豪威尔更为直白地补充说：“或许佛朗哥会站在我们这边。”英国无力在印度支那采取强硬立场表明，国务卿继续说：“在奉行这一强硬政策时，形势很明显变得对我们不利。如果我们继续追求这一政策，我们将丧失许多盟友，而这本身也会迫使我们重新评估我们的基本政策。”艾森豪威尔尖锐地回应说，“如果形势的确如此，我们可能应当回到那个严峻的问题上：美国是否现在准备好了与苏联开战？”总统指出，他已经不止一次提到这一点，“这么做绝对不是开玩笑”[150]。
但在日内瓦会议结束后，总统准备采取一种更为老练的观点。日内瓦会议就印度支那停火以及越南分裂达成协议。他在8月5日承认，“人们没有普遍接受使用核武器的计划是令人沮丧的”。但“现在要试图教育公众舆论，说核武器将可能在战争中使用，那又可能导致我们的盟友产生很大的紧张”。杜勒斯表示同意，有些懊悔地指出“谈论原子弹攻击，可能塑造出‘不惜一切代价追求和平’的人……苏联在这个问题上更为精明，因为他们从不谈论使用核武器的问题”。艾森豪威尔补充说，报复的麻烦在于“在许多情况下，侵略是由颠覆或内战组成的，而非对那个国家的公然攻击。对我们来说，很难搞清楚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报复谁”。而且，“对我们的国家安全来说，让相对缺乏机动性的美军驻扎在全球，是致命的……如果那里的人们不想要自由，不为自由而战……那我们也无能为力”[151]。
台湾海峡。但有时，盟友可能过于好斗。韩国的李承晚便是如此，艾森豪威尔政府在与蒋介石的关系中也遭遇类似的情况。中国国民党于1949年退守台湾，但并没有放弃对中国大陆沿海的几个小岛的控制。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都公开声称美国不会反对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尝试，这主要是出于国内政治的原因。[152]但事实上，他们都认为蒋介石完成这一使命的前景是相当渺茫的。很快，他们担心国民党继续控制大陆沿海岛屿的决心将可能导致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发生战争，而这反过来可能将美国拖下水。[153]
这些担心在共产党1954年9月3日开始炮击金门时更为强化了。决心不让共产党占领更多的地盘，但也认识到蒋介石在试图保住对台湾防务并非至关重要的阵地上所犯的错误，艾森豪威尔政府发现自己再度处于如同在朝鲜半岛那样的境地，在试图阻止敌人行动的同时，又试图将因盟友而导致美国卷入的风险降至最低。
倘若中国共产党攻击台湾本岛，那么核武器将被考虑使用。艾森豪威尔在炮击金门前一个月说道：“他们的帆船队可能成为原子弹攻击的绝佳目标。”[154]杜勒斯也认为，中国沿海一带的地区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可以“向中国共产党人明确表明……在我们空军和海军占优势的地方，我们‘愿意且能够’在所选择的地点、用所选择的手段让中国共产党遭受重创”[155]。但在保卫大陆沿海岛屿的问题上，国务卿就犹豫得多了。他说，那些岛屿对台湾岛的安全来说“明显不是根本性的”；而且，美国做出保卫它们的任何决定“都可能疏远世界舆论，并使我们的盟友高度紧张……因为它可能导致我们使用原子弹”[156]。艾森豪威尔对此表示同意：他对国家安全委员会说，与中国的战争将是真正的战争；他“坚决反对任何踌躇不决，像我们在朝鲜半岛所做的那样”。大陆沿海岛屿“只在心理上是重要的”[157]。
但心理影响也不能忽视。杜勒斯警告，有理由认为，印度支那的妥协让“中国共产党人随意而为……我们可以提出强有力的理由证明，除非我们能制止他们，否则中国国民党从这些岛屿的撤退将会在韩国、日本、台湾地区和菲律宾产生灾难性的后果”。但与中国就大陆沿海岛屿开战，将意味着“除李承晚和蒋介石之外，世界上其他的人，还包括相当一部分美国人民在内都将谴责我们”。杜勒斯认为，那完全是个“可怕的困境”[158]。
到1954年11月，台湾海峡发生战争的可能性，无疑与在朝鲜半岛和印度支那的经验一道，迫使国务卿对核威慑的整个战略进行根本性的反思。如同曾在朝鲜半岛所做的那样，升级威胁是很好的，他提醒国家安全委员会说，“但一件事情会引发另一件事情……正如麦克阿瑟将军曾重点强调过的，胜利是战争唯一恰当的目标”[159]。但“胜利”意味着什么呢？他在该月底写道：“总体战是无法估量的灾难”，并为自己的话加上下划线以示强调；这不仅需要坚定，也同样需要审慎：
美国……应当（1）放弃通常会被认为是挑衅性的行动；（2）如果敌对发生，准备在合适的地方，以一种将不会最终发展成全面核战争的方式和规模来迎战……这样的政策对于保证支持盟友反对侵略是必要的，对于避免与承诺不相称的战略或避免政治获益的风险也是必要的。这些结论与我们对共产党中国的基本军事战略和政策有着明显的关联。[160]
对于在发明“大规模报复”战略中贡献比任何人都大的杜勒斯来说，这是个不平凡的结论。他在同月的一次公开演说中说，大规模报复战略从不意味着“任何地方战争将自动地转化为一场原子弹可投到全球各地的总体战争。重要的事情是‘我们和盟国应当拥有充分的手段和意志，保证让潜在的侵略者在侵略中得不偿失’”[161]。
但如何在遏制侵略、防止升级的同时，还能满足艾森豪威尔提出的避免代价高昂的常规军事义务的要求呢？杜勒斯的答案是模棱两可的，至少在台湾海峡危机中是这样。在共产党人开始炮击金门岛时，有关美国与台湾当局的某种形式的防御条约的讨论已经开始进行。[162]通过继续进行条约谈判，但对于条约是否包括这些沿海岛屿仍是模糊的，美国政府实现了两个目标：它可阻止蒋介石利用这些岛屿作为基地尝试对大陆发动进攻；它也可同时阻止共产党人进攻蒋介石在那里的阵地。杜勒斯坚持，条约应当澄清：“如果我们的伙伴发动了进攻，我们是不会保护他们的。”[163]但把条约文本弄得十分“模糊”也是个不错的主意，这“让共产党人始终拿捏不准在攻击大陆沿海岛屿时美国将会如何反应”[164]。
美国与台湾当局的“共同防御条约”于1954年12月2日签署，华盛顿承诺反对对台湾、澎湖列岛以及“共同防御条约所认定的其他领土”进行的军事攻击。[165]其目的，如同助理国务卿饶伯森（Walter Robertson）对蒋介石的“外交部长”所解释的，
是将这一理解确定下来，即如果没有相互同意，不得采取任何可能挑起共产党人报复的进攻行动，并由此导致援引此条约。与此同时，美国并不想助长中国共产党所认为的，他们可以不冒严重风险便可攫取额外的地盘[166]。
为了强化这一信息，政府还获得了一项国会决议支持——尽管进行了充分的辩论——授权总统采取他认为必要的一切行动保卫该条约，包括“保全和保护……他认为必需或恰当的……阵地和领土……”[167]。
仿佛是一种直接的反应，中国共产党人于1955年1月攻占了大陈岛，国民党在那里仅有一小支守卫部队。他们接着开始了针对金门和马祖的军事集结，形势到了这般地步，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觉得必须消除“共同防御条约”和相应的国会决议中的某些模棱两可的部分。国务卿对总统说：人们对我们意图的怀疑将对我们在那一地区的声望造成负面影响。各方面的人士都以为我们将保卫沿海岛屿，但我们不这样做，意在表明当实际的危险出现时我们就会逃走。[168]艾森豪威尔在该月给丘吉尔的信中写道，威慑的困难在于，苏联人和中国人知道“我们，在我们的民主制下……出于本能和后天训练，憎恨那种必将牵涉到无助的人民的……大规模杀伤的思想”。这为他们留下了“在以激发全球战争为一端，被动接受现状为另一端之间……充满大量机会的区间”。然而，艾森豪威尔接下来却指出，“可能除全球性的威慑手段外，也有局部性的威慑手段”。[169]
正是怀有这一想法，总统于1955年3月开始了一项努力，使中国共产党人确信，如果他们试图进攻金门和马祖的话，核武器可能被用来对付他们。当杜勒斯于3月6日声称保卫这两个岛屿“将需要使用原子弹”时，艾森豪威尔“完全同意”，并建议国务卿在即将发表的演说中加上这一段话，暗示“我们将交替使用原子武器与常规武器”，尽管不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170]杜勒斯的确在3月10日警告国家安全委员会说，“在我们觉得有必要为保卫台湾进行干涉时，”我们需要采取“紧急措施”，“为美国使用原子弹创造更好的公众舆论环境”。军事顾问们使他确信，这或许是“美国可用于针对许多大陆目标的唯一有效武器”，但“我们可能有一天醒来发现，我们受不利的公众舆论的限制无法使用这些武器”。因此，“让我们和世界的舆论理解使用战术性原子武器的必要性”是“极端重要的”[171]。但只有艾森豪威尔本人对这一点的公开说明才最为生动：他于3月16日在记者招待会上说，只要它们被严格地用于军事目标，他就没有理由不使用原子弹，“正如你使用子弹或其他东西一样”。[172]如同他随后在回忆录中所写的，“我希望这一回答能够在让中国共产党人相信我们的坚定性方面有所影响”[173]。
但现在看得很清楚，这更多是一种宣示性政策而非实际政策。3月11日，在椭圆形办公室举行的讨论中，杜勒斯警告说，有必要避免在金门和马祖的任何军事介入，直到建立西欧联盟（Western European Union）的条约被批准。[174]艾森豪威尔同意，使用原子弹将产生“不良影响”，进而排除了将其作为最后手段之外的使用。美国“应当做其所能做的一切实事”来帮助中国国民党人保卫他们自身，但“如果对美国来说有必要干涉，它将使用常规武器干涉”。不得不使用原子弹的时间可能会到来，“但那只会在最后，我们将不得不首先征询我们盟友的意见……我们无法承担在世界上被盟友孤立的后果”。因此，美国的目标应当是“延迟（中国共产党人）对金门和马祖的猛烈进攻，而不是挑起（这一）进攻”[175]。
在3月16日出版的《国家情报评估》（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中，中央情报局证实了使用核武器的政治风险。如果美国要以这类装置攻击中国大陆，它预测，“世界对此的主要反应将是震惊。如果这些武器用于保卫大陆沿海岛屿，或在中国共产党人试图攻占这些岛屿之前摧毁其军事集结中心，反应将尤为不利”。某些欧洲和亚洲盟国可能会容忍诉诸核武器来消除对台湾岛的攻击，但即使在那一情况下，“非共产主义亚洲的总体反应都将是情绪化的，并严厉批评美国。日本政府可能将试图走一条更为中立的道路”[176]。
国务卿杜勒斯还看到了其他的困难。他在3月28日问他的高级幕僚们，蒋介石本人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如果在大陆以原子弹袭击作为开始，那么这对他获得中国人民支持其事业来说，不是个好方法”？此外，“我们在炫耀我们有限的原子弹时不能不考虑它对整个国际均势带来的严重危险；因此，任何使用都必须经过仔细策划和慎重考虑”。在这种形势下，艾森豪威尔政府并未采取这种做法。“我们正在非常危险的水域上漂流，却没有一张预先充分准备好的航海图。”[177]
目前并不清楚的是，如果用于防卫金门和马祖，原子弹的影响能否局限于艾森豪威尔在3月16日记者招待会上所说的那种军事目标之内。中央情报局局长阿伦·杜勒斯（Allen Dulles）在4月初警告白宫说，对大陆军事设施使用这类武器、又不使金门本身遭受危险的辐射，是很困难的。而且，“如果风向不对，辐射微尘将危及厦门市的几十万居民”。艾森豪威尔自己在几天后评论说，使用原子弹可能会延缓中国共产党对这些岛屿的进攻，“但我并不认为用原子弹轰炸大陆并与之对抗是明智的，除非我们被迫那样做。即便我们那样做了，他们等不了多久就会再次开始进攻”[178]。
总统在3月29日写信给丘吉尔说：“作为一个政治领导人，同时又作为一个在战略领域略有才能的退伍军人，我个人非常高兴地看到蒋介石自愿从金门和马祖撤退出来，这与他的自身利益也是一致的。”[179]政府内部就劝说蒋介石减少在大陆沿海岛屿的军事存在的可能性进行了热烈的讨论[180]；具有吸引力的是，国务卿杜勒斯甚至建议，“以人所共知”的方式在台湾岛驻扎拥有“原子能力”的美军。艾森豪威尔质疑公开这一措施的想法，但明显不是质疑这个想法本身。[181]雷德福上将和助理国务卿饶伯森在4月中旬访问台湾时，是否真的把要在台湾部署原子弹的信息传递给了蒋介石？这个问题从当前可得的档案来看仍是不清楚的。[182]清楚的是，中国国民党领导人坚决拒绝任何在金门和马祖重新部署军队的意见，而总统代表则同样坚决地告知蒋介石，今后他得靠自己的力量来保卫它们。
饶伯森解释说，美国不会参与防卫金门和马祖，因为这样的行动非常可能需要使用核武器。而这一决定则意味着战争，艾森豪威尔相信在这种情况下，保有“美国公众舆论和世界舆论的全面支持”是“根本性的”。美国将需要抵抗苏联的作战基地，“除非有关国家支持我们的立场”，否则便不可能实现。尽管可能会因恰当地保卫了台湾而获得这样的支持，但在总统看来，这不可能“通过支持保卫大陆沿海岛屿的战争而得到”。而且，如同雷德福所指出的，如果使用原子武器，
艾森豪威尔总统将不得不思考整个世界和中国的感受，尤其是如果大量平民被杀的话。他（雷德福）肯定，（蒋介石）能很好地理解艾森豪威尔总统在这方面的巨大责任。[183]
饶伯森承认，总统在该年早些时候曾计划如果金门和马祖遭到进攻的话，帮助中国国民党。但却遭到强烈反对：“因此……现在，艾森豪威尔总统不可能在动用美军保卫这些岛屿的同时，国内外公众支持不会大幅下降。”[184]
但如果艾森豪威尔曾改变立场的话，那么几乎在同一时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也会改变主意。来自4月底万隆亚非国家会议上的讲话表明，周恩来建议在台湾海峡停火[185]；他随后强调说，中国共产党期望以和平方式解放台湾。杜勒斯发现这是个“重大”回应，暗示着中国现在可能愿意接受在德国、朝鲜半岛和越南已经确立的原则，即只通过和平手段寻求重新实现国家的统一。[186]随后是通过中间人与中国进行的一系列接触，再后来是在日内瓦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直接展开双边讨论。如果说这些行动并没有解决台湾海峡危机，但至少使危机得到了缓解。杜勒斯在8月份对艾森豪威尔解释说，“我们正利用时间来尝试建立一种世界舆论，它可能迫使中国共产党人接受现状，且不寻求用武力来谋求改变现状”[187]。
威胁使用核武器在设法劝说中国人实现停火中到底发挥了什么作用，这在台海危机的案例中远不如在朝鲜半岛案例中清楚。可以肯定的是，如同美国人民及其盟友一样，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自己很难想象，金门和马祖——有一次曾被国务卿称作是“一堆石头”[188]——值得用如此极端的手段来加以保卫。然而，杜勒斯至少相信中国大陆已经心领神会：
“为什么我们没有就金门和马祖问题澄清立场呢？”一位记者于1956年1月问国务卿。
“我想它是清楚的。”杜勒斯回答说。
“它对我来说是不清楚的，先生。”
“它对你来说不清楚，是因为你与我一样都不能理解中国共产党人的心思。但对他们来说，我想那是相当清楚的。”[189]
那天国务卿的记者招待会的主题是他在接受詹姆斯·谢普利（James Shepley）的采访时发表了一番自以为是且沾沾自喜的讲话，发表在《生活》杂志上。在采访中，杜勒斯承认，尽管没有能“精确证明”威慑在朝鲜半岛、印度支那和台海危机中发挥了作用，但“我认为，说它已发挥作用是个相当公平的推断”。他接着不太审慎地概括道：
你不得不为和平冒险，正如你必须在战争中把握机会一样。有人说，我们被带到战争的边缘。我们确实被带到了战争的边缘。到达边缘而不进入战争，是种必要的艺术。如果你试图从那里逃走，如果你害怕走到边缘，你就输了。我们不得不毫无畏惧地直视这一切——有关扩大朝鲜战争的问题，有关介入印度支那战争的问题，有关台湾的问题。我们走到了边缘，我们直面它（战争）。我们采取了强硬的行动。[190]
与他先前公开声称的“大规模报复”相结合，杜勒斯的“边缘政策”访谈强化了他的这一形象，他是一个危险、好战、尚武的政治家，即使受到最轻微的挑衅也渴望使用核武器。但事实上，这一形象并不太公平：档案显示，在这三个案例中，国务卿在使用核武器的问题上特别再三提出要小心谨慎，主要是由于它们的使用会对盟国产生影响的缘故。总统本人似乎比杜勒斯更经常地准备“走到边缘”。
记录里充斥着艾森豪威尔关于有必要消除核武器与常规武器区别的声明：带着必然为有限资源所限制的全球承诺，他一再争辩说，在任何其利益遭受攻击的地方，美国都别无选择只能准备使用核武器。他会突然严厉地说，如果缺乏决心这样做，那么考虑立即和苏联展开全面战争可能会更好，美国可能还会赢了它。[191]
但艾森豪威尔说的是一回事，而实际上做的却是另外一回事。尽管他从未明确排除在朝鲜半岛、印度支那以及台湾海峡使用核武器的可能，但总统的确在每个案例中都设法找到替代性的方案。在朝鲜半岛和台湾海峡，他只是推迟行动，直到另一方放弃原来的主张。胡志明不那么合作，但艾森豪威尔小心地坚持，在授权对印度支那干涉前，征询了国会和盟国的同意。当这些条件不具备时——很难相信他曾认为这些条件将会具备——艾森豪威尔只能难堪地推卸被越盟击败的责任。在这些案例中，他都没有表现出使用核武器的强烈期望；的确，人们得到的印象是，他在为不使用核武器寻找借口，尽管他不断地花言巧语。
在有限战争中使用核武器的问题上，艾森豪威尔唯一真正不同于杜鲁门的战略的地方是其外表：他明显地准备考虑使用核武器、由此看来像是要威胁使用核武器，而他的前任从未这样做过。[192]但艾森豪威尔和杜鲁门事实上都分享这样的观点，当面对可能使用核武器的特殊情况时，使用它们的代价可能会压倒预期的收益。他们这样做，是出于军事、政治和道德原因的综合考虑。
军事。因为没有适当的目标，所以无法保证使用核武器是否会产生决定性的军事后果，不管是在朝鲜半岛、印度支那，还是在台湾海峡。而且，其使用无效可能危及全面威慑：如果原子弹对朝鲜人、中国共产党人或越盟没有重大影响，那么如何能期待它能让苏联人印象深刻，或使面临危险的盟国消除恐惧呢？更好的办法是完全不用它，进而还能保持一种模糊的可信性和恐怖的威胁性；而不是通过使用它们来消除不确定性，进而冒“近之则不逊”的风险。[193]
政治。毕竟，核武器只是进行遏制的诸多手段中的一种。在维持全球均势的努力中，杜鲁门政府和艾森豪威尔政府至少都同等重视创造和维持联盟。然而，北约的西欧成员以最有力的语言表明，在朝鲜半岛、印度支那和台湾海峡使用核武器将激起它们国内的强烈反对，以至于可能使联盟的稳定性出现问题。日本人，以更为狡猾的方式传达了类似的信息。自冷战开始起，华盛顿官员便认为保卫西欧和日本对于美国的安全是十分重要的：如果使用核武器保卫边缘利益可能会危及至关重要的利益，那么在使用前必然要三思。[194]
道德。在本国和世界其余国家公民眼中，任何率先使用新型恐怖武器的国家可能都要担负起特殊的道德责任。而且，就核武器的发展来说，似乎可能的是，其他国家迟早会找到机会发展并使用它们。美国第一枚原子弹杀害亚洲人的事实，连同这所引起的种族主义怀疑——无论合理与否——都会使得问题更为复杂。不管你对核武器的道义性有何感受，你都不太可能否认，再次将其用于针对亚洲人显然对美国在那一地区的地位将会产生的破坏性影响。艾森豪威尔在奠边府时对他的顾问说：“你们这帮小子肯定疯了。我们不能在十年不到的时间里第二次对亚洲人使用那些恐怖的玩意儿。我的上帝。”[195]
建立在军事、政治和道德考虑之上的自我慑止明显是种强大的力量，但对苏联的威慑又是什么呢？苏联进行核报复的可能性，尽管从未完全从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的政府官员们的权衡中消失，但它并未如可能期望的那样重要。在印度支那和台湾海峡危机中，它几乎没有被提及。在朝鲜半岛，有一些人担忧苏联可能针对美国在那里的港口设施和军队集结地，甚至是美国在日本的基地，使用核武器。但可以肯定的是，苏联为了中国而进行干涉的可能，不管是核武器干涉还是非核武器干涉，却是对扩大战争的一个重要威慑。但苏联针对美军的任何核武器使用，都意味着全面战争，而简单的事实是苏联人决没有为这一冲突作好准备。苏联人在生产这些武器及运载工具方面远远落后，而且也缺乏能力消除美国势不可挡的报复能力。在过多担忧苏联人可能对美国做什么之前，艾森豪威尔于1953年对他的军事决策者说，他们应当考虑美国能对苏联人做什么，“他们肯定被吓得够呛”[196]。
但那一情况并不会无限延续下去。到1954年底，总统承认“第一次……美国……不再能从攻击中全身而退”[197]。一年后，他向顾问们建议“撤退到一间安静的房间并沉思……未来核战争的真正本质，毁灭可能使我们最终回到弓箭时代”，这是有好处的。[198]到1956年美国开始认真对待苏联的远程导弹能力：国家安全委员会估计，苏联人可能再过5年就会有可用于实战的洲际弹道导弹；[199]一个总统特别委员会认为，到该年底，美国在一次与苏联的全面战争中的伤亡大约为5000万人。[200]艾森豪威尔在1957年提出，仅仅一次攻击就会导致250万人死亡，另有600万人需要住院治疗，“当你开始思考那样的事情时，你便知道绝不能有战争”[201]。
这些建议对于在没有发生总体战时就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战略来说，不是什么好兆头。国家安全委员会早在1954年12月就断言，美国不可能完全放弃那一选择，但“有选择性地和灵活地使用武力”的能力正变得日益重要：
随着对核战争的恐惧的增长，美国及其盟国必须永远不让自己处于一定要在以下两个选项之间选择其一的处境：（1）不对局部性侵略作出反应；或（2）以一种在本国人民和盟友看来会带来核毁灭的巨大风险的方式应用武力。[202]
杜勒斯在1956年进行“边缘政策”访谈时，私下里承认“整个世界存在着一种日益增长且并非毫无道理的恐惧，即核武器按此速度发展下去，会危及整个地球上人类的生命”。如果那一趋势得以继续，“对使用武力的厌恶可能上升到这一程度，它会使我们作为一个盟国的价值下降，动摇对我们‘集体防御’概念的信心，并使我们盟国的可靠性，以及我们的海外基地对战略空军司令部的可用性成问题”。国务卿认为，唯一的解决办法是将所有核武器交给一个强大的、确保否决无效的联合国：这将改善美国“目前在自由世界里对决定使用这些武器单独负责的脆弱地位”，因为“这种责任没有受到任何‘充分尊重人类意见’的明确规定的原则的约束”。[203]
艾森豪威尔决没准备要说得那么绝对。他在1956年5月对马克斯韦尔·泰勒（Maxwell Taylor）将军说：“在任何可能卷入的小型战争中，美国将对军事目标使用战术原子弹，计划的制定应在继续进行。”[204]但他在次年2月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承认，任何国家在攻击中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每年都在减小，我认为……今天，任何这样的作战都是另一种自杀”。美国也不会在所有情况下用核武器来做出防御性反应，“伟大的战略空军司令部介入世界各地微不足道的小麻烦的场景……将是完全错误的”[205]。其他人的观点也不得不加以考虑，总统在1958年8月评论说：“新的热核武器非常强大，然而，它们在许多方面不及今天的世界舆论的效力大，后者能强制美国遵循特定的政策路线。”[206]
如果对最后的这一番言论的准确性有任何怀疑的话，那么第二次台海危机迅速证实了这种怀疑。第二次台海危机在1958年8月爆发，当时中国共产党人重新开始对蒋介石从未撤离的大陆沿海岛屿进行炮击。杜勒斯警告说，如果为抵抗入侵使用核武器变得必要的话，“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将会出现对美国普遍的强烈反感。在亚洲将尤其强烈，而在日本对我们尤为不利”。无法确定军事行动是有限度的，“我们将不得不面临更广泛地使用核武器的风险，甚至是发展成总体战的风险”。[207]
忧心忡忡的艾森豪威尔评论说，核武器的可能使用的确是“问题的核心”。杜勒斯回答说，不仅如此，它还是政府整个战略的核心要素：“我认为，当我们将它们纳入我们的武器库时，我们已经认识到使用这些武器要冒的风险，那就是使用这些武器所造成的政治风险和心理危险。”[208]国务卿在结束与总统谈话后写信给英国首相哈诺德·麦克米伦（Harnold Macmillan）说，不得不使用核武器保卫金门和马祖将是一个“令人不快的前景”，但它是一个“我们必须面对的情况，因为我们整个军事机构日益认定，如果发生战争，使用核武器将变得稀松平常”[209]。
艾森豪威尔显然担心他的国务卿会忘记宣示性政策与实际政策之间的区分，因而最后求助于一种他曾好几次对杜勒斯使用过的战术：让他的秘书安·惠特曼（Ann Whitman）不加评论地转发给一位总统的私人联系人“一个非常私人的消息”。此次充当私人联系人的就是美国信息局副局长阿博特·M.沃什伯恩（Abbott M.Washburn）。沃什伯恩坚持认为，如果华盛顿使用核武器防卫金门和马祖，它将“永远丧失人类的尊严”。平民的伤亡将是巨大的，而且还存在核报复的可能性。“根本不存在有限核战争这么一回事。”[210]
苏联总理尼基塔·赫鲁晓夫几天后在一份给艾森豪威尔的电文中作了相同的论述。赫鲁晓夫警告说：
那些主张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原子弹袭击的人不应当忘记，另一方也有原子弹和氢弹，以及相应的运载手段。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这种攻击的牺牲品，侵略者将会立即得到相同手段的回击……草草引发一场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争，将意味着大量美国青年的死亡，并会导致世界战争大灾难。[211]
赫鲁晓夫的威胁是苏联人在有限战争中阻止美国使用核武器的第一次公开尝试。如果说这一威胁极大地影响了艾森豪威尔的立场，可能有些牵强。但无论如何，他没有同意进行核选择。他的确在他的回忆录中承认，改进了的苏联报复能力创造了一种在1954—1955年的台海危机期间没有出现的局面：“我并不怀疑我们的总体优势，但是此时引发的任何大规模冲突都不太可能仅限于使用常规军事力量。”[212]
再一次，艾森豪威尔十分幸运地避免了因依赖核威慑而产生的痛苦的两难局面：中国共产党人继续炮击大陆沿海岛屿，但无意进攻它们或干预美国对那里的中国国民党卫戍部队提供补给的行动。但1958年危机的确揭示了，在不涉及国家生存的情况下，在何种程度上威胁使用核武器可能会产生的相反效果：艾森豪威尔尖锐地提醒杜勒斯，“有2/3的世界舆论和50%的美国舆论将反对我们将采取的做法”[213]。第二次台海危机也比在他任期内所发生的所有其他危机更为明确地展示了，当艾森豪威尔认为他的下属过于依照字面意思接受他自己的战略逻辑时，他将准备在何种程度上限制他们。
我们要提醒自己，历史并不必然以其曾经的方式发展。下一事实并非预先注定的：核武器在一发明出来便在三天时间里接连使用了两次，但之后四十年里却再也没有使用过。这一后果因以下事实而更加不同寻常：在广岛轰炸之后，美国在4年时间里保持着对这些武器的绝对垄断，又在另一个5年里保持着有效垄断，因为苏联的报复能力十分低下。在这些年里，华盛顿遭遇了一系列实际的和潜在的军事冲突，美国至关重要的利益似乎受到了威胁。即便如此，也没有发生过使用核武器的情况。当你从实际发生了什么来思考本可能发生的事情时，或当你从事实转向反事实时，你会禁不住为事情会这么轻易地朝着另一个方向发展而感叹。
当然，我们无法确切地知道，如果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总统接受了他们所得到的建议，在朝鲜半岛、印度支那和台湾海峡使用了核武器，那么今天的世界将会是什么样子。但看起来的确可能的是，在这些情况下使用核武器——不管它能否产生预期的结果——将消除今天的世界仍将核武器当作特殊的战争手段的那种深深的敬畏感。如果“近之则不逊”，那么同样可能真实的是“远之则敬畏”。诉诸被认为是绝对的武器以实现不那么绝对的政治或军事目标，只会有一种自降身价的效果：结果很可能是更为经常性地使用，但却不能产生那么有效的威慑。
对苏联人来说，因为美国报复的预期一直存在，所以从一开始就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是有意义的。对美国人而言，这一问题不是那么简单的：至少在10年时间里，他们可使用核武器而无虞苏联报复的现实可能性。正是不对称的两难使美国人在实践中欣然接受了“不首先使用”的原则：你如何真的使用一种明显与你心中的目标不相称的手段？[214]美国人对此类事情的担心——并非所有处于相似环境下的国家都会这样，足可以解释我们的核战争经历是多么有限的事实。
[1] 关于B-36项目的历史，参见Norman Polmar，ed.，Strategic Air Command: People，Aircraft，and Missiles（Annapolis: 1979）,pp.154—59。根据空军博物馆提供的数据，每架B-36飞机要大约花费370万美元。
[2] 最近对美国和苏联核弹头数量的估计显示，到1985年总数约为40000枚。但仅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核武器库里就有约30000枚核弹头，而苏联到20世纪70年代也接近那一数字；自那以后，许多核弹头到期了。当前估计的40000枚核弹头中并不包括其他国家的。Harold A.Feiveson，Richard H Ullman，and Frank von Hippel，“Reducing U.S. and Soviet Nuclear Arsenal,”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XLI（August，1985），pp.145—46.因此，自1945年以来生产了70000枚，这一数字似乎有些保守。
[3] Robert Jervis ，The Illogic of American Nuclear Strategy（Ithaca: 1984），p.12.
[4] Stephen E. Ambrose，Eisenhower: The President（New York: 1984），p.229.
[5] Harold D.Smith Diary，Octorber 5，1945，Harold D.Smith Papers，Harry S.Truman Library.
[6] Bernard Brodie，“War in the Atomic Age,” in Brodie，ed.，The Absolute Weapon: Atomic Power and World Order（New York: 1946），pp.33—34.
[7] David E. Lilienthal Journal，July 21，1948,引自The Journals of David E.Lilienthal: The Atomic Energy Years, 1945—1950（New York: 1964），p.391。
[8] Lilienthal Journal，February 14，1949，ibid.，p.474.杜鲁门对于原子弹问题所发布的其他代表性声明，参见他举办的记者招待会，1947年8月14日，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Harry S.Truman: 1947（Washington: 1963），p.381; and Truman to Mary Truman，April 12，1948,转引自Margaret Truman，Harry S.Truman（New York: 1973），pp.5—6。
[9] Lilienthal Journal，February 14，1949，Lilienthal Journals: Atomic Energy Years, p.474.非常重要地，杜鲁门又说， “但我知道，俄罗斯人将会对我们使用它，如果他们有的话。”David E. Lilienthal Journal，February 14，1949,引自The Journals of David E.Lilienthal: The Atomic Energy Years，1945—1950（New York: 1964），p.474。
[10] 关于这一点，参见 Peter Wyden，Day One: Before Hiroshima and After（New York: 1984），p.292。
[11] 原本由战争部于1945年夏草拟的《梅—约翰逊法案》（May-Johnson bill），本来将所有核设施和原材料置于一个九人委员会手中，这一委员会由总统任命的五名文官和四名军队代表组成，但任期不限。而最终作为1946年《原子能法案》（Atomic Energy Act of 1946）通过的《麦克马洪法案》（McMahon bill），除了规定就军事运用向军队联络委员会咨询外，其他都未作规定。有关确立原子能委员会的立法史，参见Richard G.Hewlett and Oscar E.Anderson，Jf.，A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Atomic Energy Commission: Volume I: The New World，1939/1946（University Park，Pennsylvania: 1962），pp.408—530。
[12] James V. Forrestal Diary，July 15，1948，quoted in Walter Millis，ed.，The Forrestal Diaries（New York: 1951），p.458. 关于监管争论最近有一个很好的讨论，参见Steven L. Rearden，History of the 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Volume I: The Formative Years，1947—1950（Washington: 1984），pp.425—31。杜鲁门的预算主任詹姆斯·E.韦布（James E.Webb）在一份1948年7月提交杜鲁门的备忘录中对行政部门的推理作了精心阐述： “与某些军队发言人的观点和态度相反，原子弹完全不是普通的军火。其毁灭能力超过军事科学上所知的一切。它有一种象征性的价值，其作为国际影响工具和作为炸弹本身同等重要。军事权势集团理解这些区别过于缓慢，是为何管理库存（原子弹）的权力不能交给他们的很重要原因。”Webb to Truman，July 22，1948，Harry S.Truman Papers，PSF Box 200，“NSC: Atomic energy—budget,” Harry S.Truman Library.
[13] NSC 30，“United States Policy on Atomic Weapons，” September 10，1948，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8，I，624—628. See also Rearden，The Formative Years，pp.432—436.
[14] Ibid.，pp.426—427.
[15] 关于战争计划的问题，参见David Alan Rosenberg，“American Atomic Strategy and the Hydrogen Bomb Decision，”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LXVI（June，1979），63—71; Gregg Herken，The Winning Weapon: The Atomic Bomb in the Cold War（New York:1980），pp.218—236;Harry R. Borowski，A Hollow Threat: Strategic Air Power and Containment Before Korea（Westport，Connecticut: 1982），pp.101—107; and Rosenberg，“The Origins of Overkill: Nuclear Weapons and American Strategy，1945—1960,”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II（Spring，1983），11—16。
[16] 关于早期生产的困难，参见Atomic Energy Commission's report to Truman，April 3，1947，Harry S.Truman Papers，PSF，Box 200，“NSC—Atomic energy; annual reports,” Harry S.Truman Library; also Rosenberg，“American Atomic Strategy and the Hydrogen Bomb Decision,” pp.65—66。
[17] 这一术语当然是托马斯·C.谢林的。参见其Arms and Influence （New Heaven: 1966），pp.69—78。
[18] 关于这一点，参见Robert L. Messer，The End of an Alliance: James F. Byrnes，Roosevelt，Truman，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Chapel Hill: 1982），pp.88—92，114。
[19] Stimson memorandum，“Reflections on the Basic Problems Which Confront Us,” July 19，1945，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Conference of Berlin （The Potsdam Conference）（Washington: 1960），II，1155—1157. 也可参见Henry L. Stimson and McGeorge Bundy，On Active Service in Peace and War（New York: 1948），pp.637—641。
[20] 转引自David Holloway，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Arms Race（New Haven: 1983），p.27。
[21] 关于导致杜鲁门政府寻求国际管制的压力，参见John Lewis Gaddis，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1941—1947（New York: 1972），pp.247—254，268—273。
[22] JIC 250/6，“Soviet Capabilities,” November 29，1945，Army Staff Records，ABC 336，Russia 22 Aug 43 Sec. 1-A，Modern Military Records Branch，National Archives.
[23] Department of State Interim Research and Analysis Service report #3430，“Soviet Capabilities and the Atomic Bomb,” November 9，1945，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 Records，USSR Divison—1945，Entry 1，Modern Military Records Branch，National Archives.
[24] SM4810，“Guidance as to the Military Implications of a United Nations Commission on Atomic Energy,” January 23，1946，FR: 1946，I，748.
[25] Bernard Brodie，“Implications for Military Policy,” in Brodie，ed.，The Absolute Weapon, p.76.
[26] Lilienthal Journal，May 18，1948，Lilienthal Journals: Atomic Energy Years, p.342.
[27] Douglas to Lovett，April 17，1948，FR: 1948，III，90.
[28] 关于原子弹库存数据，参见David Alan Rosenberg，“U.S. Nuclear Stockpile，1945 to 1950,”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XXXVIII（May，1982），25—30; Rearden，The Formative Years，p.439; Rosenberg，“The Origins of Overkill,” pp.14—15;以及Borowski，A Hollow Threat, pp.99—100。
[29] 马歇尔在与挪威外交部长会晤时所做的备忘录，巴黎，1948年11月20日，FR: 1948，III，281。
[30] 关于B-29飞机布署，参见 Herken，The Winning Weapon, pp.257—260; Borowski，A Hollow Threat，pp.125—128; Daniel F.Harrington，“American Policy in the Berlin Crisis of 1948—1949” （Ph.D.Dissertation，Indiana University: 1979），pp.110—114;以及Avi Shlaim，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Berlin Blockade，1948—1949: A Study in Crisis Decision-Making（Berkeley: 1983），pp.234—240。
[31] Marshall memorandum，November 28，1948,FR: 1948，III，281.关于其他美国人对原子威慑正在发挥作用充满信心的表述，参见奥马尔·布拉德利将军在执行会议上向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做的证词，1949年8月10日U.S. Congress，Senate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Historical Series: Military Assistance Act of 1949（Washington: 1974），p.92;他在1949年10月19日向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做的讲话，参见U.S. Congress，House of Representatives，Hearings on Unification and Strategy （Washington: 1949），pp.523，525—526。
[32] Lilienthal Journals : Atomic Energy Years, p.464.
[33] Ibid.，p.215.(www.xing528.com)
[34] NSC 30，“United States Policy on Atomic Weapons,” September 10，1948，FR: 1948，I，626. President Truman formally approved this document on September 16，1948.
[35] British minutes，Attlee-Pleven conversations，December 2，1950，Foreign Office Records，FO 371/83019/F1027/6G，Public Record Office，London.
[36] Rosenberg，“American Atomic Strategy and the Hydrogen Bomb Decision,” pp.69—70; Borowski，A Hollow Threat, pp.138，150—151，156.
[37] Forrestal Diary，Septmber 13，1948，Millis，ed.，The Forrestal Diaries, p.487.
[38] Forrestal Diary，October 10，1948，ibid.，p.488.
[39] NSC 20/1，“U.S. Objectives with Respect to Russia,” August 18，1948，in Thomas H.Etzold and John Lewis Gaddis，eds.，Containment: Documents on American Policy and Strategy，1945—1950（New York: 1978），p.193. 也可参见这一文件更为简洁的最终版本NSC20/4，“U.S. Objectives with Respect to the USSR To Counter Soviet Threats to U.S. Security,” November 23，1948，FR:1948,I，667。
[40] Rosenberg，“American Atomic Strategy and the Hydrogen Bomb Decision,” pp.70—71,也可参见JCS 1952/1，“Evaluation of Current Strategic Air Offensive Plans,” December 21，1948，in Etzold and Gaddis，eds.，Containment，pp.357—360。
[41] Pace to Truman，April 5，1949，Truman Papers，PSF Box 200，“NSC—Atomic energy—budget.”
[42] “Evaluation of Effect on Soviet War Effort Resulting from Strategic Air Offensive,” May 11，1949，in Etzold and Gaddis，eds.，Containment，pp.362—363.
[43] Rosenberg，“American Atomic Strategy and the Hydrogen Bomb Decision,” pp.76—77.
[44] 这肯定是海军的立场：处于一种与空军争夺预算的绝望斗争中，它以择要而用方式运用哈蒙报告来在公开的国会听证会上强化自己的立场。有关这一点，参见Paul Y. Hammond，“Super Carriers and B-36 Bombers: Appropriations，Strategy and Politics,” in Harold Stein，ed.，American Civil-Military Decisions（Birmingham，Alabama: 1963），pp.516—527，539—540。
[45] Minutes，Policy Planning Staff meeting，December 16，1949，FR: 1949，I，415—416.也可参见1950年3月2日詹姆斯·B.科南特（James B.Conant）在国务院—国防部政策审议小组会议上关于空中原子进攻可能是无效的评论， FR: 1950，I，180—181; and by Vannevar Bush in a memorandum to General Omar Bradley，April 13，1950，ibid.，pp.228—229。
[46] 凯南在1947年1月就警告了这一危险， “其他地方的野蛮人” 可能试图掌握理论的“孤立和有限的目标” ——美国会选择根本不做什么的方面，因为美国只拥有对原子武器反应的能力。凯南在1947年1月23日的美国商会国防委员会上的讲话，参见Kennan to Dean Acheson，August 21，1950，Dean Acheson Papers，Box 65，“Memoranda of conversations，August，1950,” Harry S.Truman Library。也可参见 George F.Kennan，Memoirs: 1925—1950 （Boston: 1967），pp.310—312。
[47] Minutes，Policy Planning Staff meeting，October 11，1949，FR:1949，I，403.
[48] Kennan paper on “International Control of Atomic Energy,” January 20，1950，FR:1950，I，39.关于这一文件的背景参见George F. Kennan，Memoirs: 1925—1950（Boston: 1967），pp.471—476;以及凯南写给艾奇逊的备忘录草稿（未发出）1950年2月17日，FR:1950，I，164—165.
[49] R.戈登·阿内森在凯南与艾奇逊和腊斯克谈话时所做的记录，FR:1949，I，507。也可参见Kennan to Rusk，September 7，1949，ibid., pp.382—383. 这一立场类似于凯南在三十多年后的有关北约“不首先使用”立场的倡议。参见McGeorge Bundy，George F. Kennan，Robert S. McNamara and Gerard Smith，“Nuclear Weapons and the Atlantic Alliance,” Foreign Affairs, LX （Spring 1982），pp.753—768。
[50] “Report to the President by the Special Committee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on the Proposed Acceleration of the Atomic Energy Program,” October 10，1949，ibid.，pp.559—564.
[51] 关于这一点，参见Rosenberg，“American Atomic Strategy and the Hydrogen Bomb Decision,” pp.79—83。
[52] 杜鲁门向其助手们就氢弹决定所作的解释揭示：“总统说，实际上没有就氢弹作出决定。他说这真的是个问题，它在去年秋天为原子能委员会虚构预算时得到解决……他接着说，我们不得不做——制造氢弹，尽管没有想用它。但他又说，我们必须拥有它，只是出于和俄罗斯人讨价还价的目的。” Eban A. Ayers Diary，February 4，1950，Eban A. Ayers Papers，Box 27，Harry S. Truman Library.
[53] 凯南在1950年2月的确承认，对原子弹的更低程度的依赖可能需要“一种半动员状态，包括某种形式的强制军事服役，并采取严厉措施大幅减少高昂的国防开支”。凯南写给艾奇逊的备忘录草稿（未发出），1950年2月17日，U.S. Department 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以下简作FR）: 1950，I，p.165。
[54] Minutes，Policy Planning Staff meetings of October 11 and December 16，1949，FR:1949，I，402—403，414. See also Nitze's memorandum，“Recent Soviet Moves,” February 8，1950，FR:1950，I，145—146.
[55] 关于这一点，参见Steven L.Rearden，The Evolution of American Strategic Doctrine: Paul H.Nitze and the Soviet Challenge（Boulder，Colorado: 1984），p.7.
[56] NSC 68，“United States Objectives and Programs for National Security,” April 14，1950，FR: 1950， I，235—292.“恐吓运动”一词是负责公共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爱德华·巴雷特在写给艾奇逊的备忘录中所用的词，1950年4月6日，ibid.，p.226。对NSC-68号文件的全面评论，参见Samuel F. Wells，Jr.，“Sounding the Tocsin: NSC 68 and the Soviet Threat,” International Security，IV（Fall，1979），116—158。
[57] NSC 68，April 14，1950，FR: 1950，I，264—268; see also pp.277—278.
[58] Bohlen to Nitze，April 5，1950，ibid., p.223.
[59] Charles E. Bohlen，Witness to History: 1929—1969（New York: 1973），p.290.
[60] 参见第四章。
[61] Lovett-Acheson telephone conversation，December 2，1950，Acheson Papers，Box 66，“Memos—conversations Dec 50.”
[62] Nitze memorandum，November 4，1950，FR: 1950， VII 1042.
[63] James F. Schnabel，United States Army in the Korean War: Policy and Direction: The First Year（Washington: 1972），pp.283—84，320n; D. Clayton James，The Years of MacArthur: Triumph and Disaster, 1945—1964（Boston: 1985），pp.578—581. See also Walter G. Hermes，United States Army in the Korean War: Truce Tent and Fighting Front（Washington:1966），p.332. 罗斯玛丽·富特（Rosemary Foot）认为，麦克阿瑟的确于1950年12月提议在朝鲜使用，甚至到了递交一个目标清单并要求实际的原子弹的地步。The Wrong War: American Policy and the Dimensions of the Korean Conflict，1950—53 （Ithaca:1985），pp.114—115.但陆军官方的朝鲜军事作战史麦克阿瑟的传记作者都否认，将军曾正式提议过在朝鲜使用原子武器。James F. Schnabel，United States Army in the Korean War: Policy and Direction:The First Year（Washington: 1972），p.320n; D. Clayton James，The Years of MacArthur: Triumph and Disaster, 1945—1964（Boston: 1985），p.579. 斯拉贝尔和詹姆斯的解释暗示，在富特引用的文件中，麦克阿瑟只是对参谋长联席会议有关这些武器可能怎么使用的问题作出回应。
[64] Carlton Savage memorandum，“Circumstances Under Which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Be at War with the Soviet Union: Use of Atomic Weapons,” April 12，1951，FR: 1951， I，819. 一旦亚洲其他地方发生侵略，针对中国的目标可能采取的军事行动，参见NSC 48/5，“United States Objectives，Policies and Courses of Action in Asia,” ibid.，VI ,37; and NSC 124/2，“United States Objectives and Courses of Action with Respect to Southeast Asia,” June 25，1952，FR: 1952—1954，XII，132。
[65] 艾奇逊关于与布兰德利、温斯顿·丘吉尔以及安东尼·艾登谈话的备忘录，1952年1月6日,FR:1952—1954，VI，745。
[66] NSC 73/4，“The Position and Ac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with Respect to Possible Further Soviet Moves in the Light of the Korean Situation,” August 25，1950，FR: 1950，I，377; Carlton Savage memorandum，“Possibilties of War with the Soviet Union，1951—1952: Use of Atomic Weapons,” May 23，1951，FR: 1951，I，836.
[67] Henry Koch to John H. Ferguson，August 24，1951，ibid., p.168.也可参见Harry H. Schwartz to Bohlen，May 12，1952，FR: 1952—1954，II，12—17。
[68] NSC 114/2，“United States Programs for National Security,” October 12，1951，FR: 1951,I，188. See also CIA NIE-25，“Probable Soviet Courses of Action to Mid-1951,” August 2，1951，ibid., pp.120—127; and CIA SE-13，“Probable Developments in the World Situation Through Mid-1953,” September 24，1951，ibid.，pp.193—207. NSC报告接着指出，但苏联很可能“在出现地方性的机会时，尝试利用冷战战术开发其地理位置优势和其占优势的地面和战术空军部队以实现有利于其的结果”。 （NSC 114/2，“United States Programs for National Security,” October 12，1951，FR: 1951，I，p.188.）
[69] 例如参见O. Edmund Clubb to Dean Rusk，November 1，4，17 and December 1，1950，FR: 1950，VII，1024，1039—40，1169，1292; John Paton Davies memorandum，“Chinese Communist Intervention in Korea,” November 7，1950，ibid.，pp.1084—1085; CIA NIE-2/1，“Chinese Communist Intervention in Korea,” November 24，1950，ibid., p.1222;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memorandum，“Soviet Intentions in the Current Situation,” December 2，1950，ibid.，p.1309; and a Carlton Savage memorandum of April 12，1951，FR: 1951，I，819。也可参见Foot，The Wrong War，pp.123—127。
[70] Nitze memorandum，November 4，1950，FR: 1950，VII，1042.
[71] R.戈登·阿内森在艾奇逊与尼采和休谟·朗的谈话时所做的备忘录,1951年5月25日，FR: 1951，I，841。也可参见艾奇逊在与莱斯特·皮尔逊会谈时所做的备忘录，1951年6月14日,ibid.，p.849;约翰·H.弗格森在艾奇逊与洛维特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会谈时所做的记录，1951年8月6日，ibid.，p.878。
[72] 参见NSC 48/5，May 17，1951，ibid.，VI，37—38; also Hermes，Truce Tent and Fighting Front，pp.56—58。
[73] Rosenberg，“The Origins of Overkill,” pp.18—25.
[74] 关于这一点，参见Robert R. Simmons，The Strained Alliance: Peking，P'yongyang，Moscow and the Politics of the Korean Civil War（New York: 1975），pp.137—168.
[75] Emmerson to Rusk，November 8，1950，FR: 1950，VII，1098—1100.
[76] 杜鲁门在1950年11月30日的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Truman Public Papers: 1950，p.727。也可参见Dean Acheson，Present at the Creation: My Years in the State Department（New York: 1969），pp.478—479。
[77] 白宫迅速发布一份澄清声明，指出总统仍掌握对原子弹的军事使用的授权，战地司令只对其“战术使用”负责。白宫记者招待会，1950年11月30日,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Harry S. Truman, 1950（Washington: 1965），p.727n。
[78] Julius Holmes to Acheson，December 1，1950，FR:1950，VII，1296—1297.
[79] 英国纪要，艾德礼与勒内·普列文的谈话纪要，1950年12月2日，Foreign Office Records，FO371/83019/F1027/6G。
[80] Chiefs of Staff to Bouchier，December 7，1950，ibid., FO371/84108/FK1022/584.
[81] 菲利普·杰瑟普关于会见国务院、国防部及中央情报局代表的记录,1950年12月1日，FR: 1950， VII， 1279。
[82] 艾德礼自身相信，他曾劝阻杜鲁门政府不要点燃与中国的有限战争。Report to 1950，Cabinet Records，CM 85（50），CAB128/18，Public Record Office，London.但如同阿兰·布洛克（Alan Bullock）所指出的，工党内认为“艾德礼的华盛顿之行对于阻止使用原子弹是至关重要的……这是个神话。”Ernest Bevin: Foreign Secretary, 1945—1951（New York: 1983），p.823.
[83] Austin to Acheson，December 1，1950，ibid.，p.1300.罗斯福女士冷漠地回答说，“战争本身是一种原罪。尽管她希望在朝鲜使用原子弹是不必要的，但武器的选择是根据特定时间的军事局势来决定的。” Warren Austin to Acheson，December 1，950，FR: 1950，VII，p.1300.
[84] 约翰·海克森的备忘录，1950年12月3日，ibid.，p.1334.
[85] 英国纪要，艾德礼与勒内·普列文的谈话纪要，1950年12月2日，Foreign Office Records，FO371/83019/F1027/6G。艾德礼又说，“必须牢记的是，英国和法国对亚洲人的感受比美国人更为敏感。” Minutes，Attlee-Pleven conversation，December 2，1950，Foreign Office Records，F0371/83019/F1027/6G，Public Record Office，London.
[86] 赛明顿致杜鲁门的信，具体日期不详，但显然是在1951年的1月份,FR: 1951，I，22—25。赛明顿继续警告说，俄罗斯人现在迅速增加其原子弹库存，执行这一战略的机会将不再存在。赛明顿致杜鲁门的信，具体日期不详，但显然是在1951年的1月份,FR: 1951，I，p.24.
[87] NSC 100，“Recommended Policies and Actions in Light of the Grave World Situation,” January 11，1951，ibid., pp.8，10.
[88] Ibid，p.33n.并不清楚的是，总统实际上是否将这一辛辣的反应直接传递给赛明顿。
[89] Joint Strategic Survey Committee—State Department paper，“United States Position on Considerations Under Which the United States Will Accept War and on Atomic Warfare,” August 3,1951，ibid.，p.874.
[90] 阿内森关于艾奇逊与皮尔逊会谈时的记录,ibid.，p.851。
[91] JSSC-State Department paper，August 3，1951，ibid.，p.871.
[92] 约翰·H.弗格森关于艾奇逊与拉维特、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会谈记录,ibid., pp.878—880。
[93] J. Kenneth Mansfield to Senator Brien McMahon，August 15，1951，ibid.，pp.158，161.也可参见David C. Elliott，“Project Vista and Nuclear Weapons in Europe,”International Security，XI（Summer,1986），163—183。
[94] Lovett to James S.Lay，Jr.，December 11， 1951，enclosed in Lay to Acheson and others，December 13，1951，Truman Papers，PSF Box 200，“NSC Atomic energy—expansion.”
[95] Lovett to Lay，May 16，1952, FR: 1952—1954，II，934—935.
[96] Acheson to Lay，May 14，1952，ibid.,p.934.
[97] 例如，在杜鲁门政府对国家安全政策最后的全面评估中，便没有任何这样的提议。NSC 135/3，“Reappraisal of United States Objectives and Strategy for National Security,” September 25，1952，FR: 1952—1954，II，pp.142—156; and NSC 141，“Reexamination of United States Programs for National Security,” January 19，1953，ibid.，pp.209—222. 在1952年的一篇好战的日记中，其条目是 “The C. in C.” ，杜鲁门的确向苏联提出了一个问题：“现在你们是期望结束在朝鲜的敌对，还是期望中国和塞尔维亚被摧毁？你们可以作出选择，选你们所想要的。” Truman Diary，May 18，1952，Robert H. Ferrell，ed.，Off the Record: The Private Papers of Harry S. Truman （New York: 1980），p.251.但总统使用这些日记条目很大程度上是作为发泄的手段；它们很少向其他人展示，如果有的话，肯定也不会被认为反映了政府的政策。
[98] 尼采的备忘录,1953年1月12日,ibid.，204。
[99] NSC 141，January 19，1953，p.73.这一部分内容未收入FR,但可参见NSC series at the Modern Military Records Branch，National Archives。
[100] 尼采的备忘录,1953年1月12日,FR: 1952—1954,II，203—204。尽管令人奇怪，但是尼采也在这份备忘录中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如果原子武器的使用能局限于战术使用，很有可能的是我们在武器数量上的巨大优势将有利于我们。但难以看到的是，在战术与战略使用间的准确分界线应如何划分，或如何能做得到。”尼采的备忘录,1953年1月12日,FR: 1952—1954，II，p.204。
[101] 尼采的备忘录,1952年6月25日，John Foster Dulles Papers，Box 57，“Baldwin” folder，Seeley Mudd Library，Princeton University。
[102] 艾森豪威尔在纽约州共和党晚宴上的讲话，纽约，1953年5月7日，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Dwight D.Eisenhower,1953（Washington: 1960），p.265。
[103] Minutes，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meeting，March 25，1953，FR: 1952—1954，II，260.
[104] NSC 162／2，“Basic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October 30，1953，ibid.，p.593.
[105] 艾森豪威尔在联合国的讲话，1953年12月8日,Eisenhower Public Papers: 1953, p.815。
[106] James，MacArthur: Triumph and Disaster，p.654. See also Ambrose，Eisenhower: The President, pp.34—35.
[107] Minutes，NSC meeting,February 11，1953，FR: 1952—1954，XV，769—70.艾森豪威尔补充说，如果盟国“反对使用原子武器，我们也可以要求他们提供3个或更多的师来将共产主义驱赶出去，以替代原子武器的使用。” Minutes，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meeting，February 11，1953，FR: 1952—1954，XV，p.770.
[108] Robert Cutler to Charles E.Wilson，March 21，1953，ibid., p.815.
[109] Minutes,meeting of State and Defense Department representatives，March 27，1953，ibid.，pp.817—818.尽管布拉德利将军警告说，如果展开新的进攻将导致美军重大伤亡，但“我们可能发现我们将被迫使用所拥有的各种武器。” Minutes，meeting of State and Defense Department representatives，March 27，1953，FR: 1952—1954，XV，p.818.
[110] NSC 147，“Analysis of Possible Courses of Action in Korea,” April 2，1953，ibid.，pp.845—848. See also SE-41，“Probable Communist Reactions to Certain Possible US/UN Military Courses of Action with Respect to the Korean War,” April 8，1953，ibid.，pp.886—892.
[111] Minutes，NSC meeting，May 6，1953，ibid.，p.977. See also minutes of the NSC meetings of March 31 and May 13，1953，ibid.，pp.826， 1014.
[112] Minutes，NSC meetings of March 31，April 8，and May 20，1953，ibid.，pp.827，894，1065—1066.
[113] Joseph B. Phillips to Jesse M. MacKnight，September 3，1952,此信经国家政治事务副秘书长H.弗里曼·马修斯的同意，在同一天转送给了美国中央情报局，ibid.，p.484。有趣的是，这一倡议似乎源于乔治·F.凯南，当时他担任美国驻莫斯科大使。尽管应当指出的是，凯南这时并没有专门倡议威胁使用原子弹。Kennan to State Department，July 30 and August 19，1952，FR: 1952—1954，XV，p.431—432，484n.凯南在次年担任“日晷计划”（Project Solarium）特别工作A组主席时，的确提议“考虑宣布美国在未来的地方性侵略场合将自由使用原子弹的问题。” Task Force A summary，enclosed in James S. Lay to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July 22，1953，ibid.，II，p.402.
[114] New York Times，December 15，1952.
[115] 杜勒斯在纽约州共和党晚宴上的讲话，纽约,1953年5月7日，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XXVIII（May 18，1953），706。
[116] 杜勒斯在与尼赫鲁会谈时所做的备忘录，1953年5月21日，FR: 1952—1954,XV，1068。第二天，尼赫鲁表达了他的关切，如果在朝鲜的敌对更为紧张，“将难以知道结果是什么”。 杜勒斯指出：“我不作评论，让我们结束对这一话题的讨论。” 杜勒斯在与尼赫鲁会谈时所做的备忘录，1953年5月22日，FR: 1952—1954，XV，p.1071。
[117] 参见Foot，The Wrong War，p.230。
[118] Minutes，Eisenhower-Churchill-Bidault meeting，Bermuda，December 7，1953，FR: 1952—1954，V，1811.第一次将原子弹转移到军方控制以便在海外部署，发生在1953年6月。有关这一点参见David Alan Rosenberg，“The Origins of Overkill: Nuclear Weapons and American Strategy，1945—1960,”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II（Spring，1983），p.27。
[119] Sherman Adams，Firsthand Report（New York: 1961），pp.48—49. See also Ambrose，Eisenhower: The President，p.658.
[120] “Sixteen-Nation Declaration on Korea,” July 27，1953，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XXIX（August 24，1953），247.这一所谓“更大制裁”（Greater Sanctions）声明在杜鲁门时期便产生了，但那时没有被理解为暗示着使用原子武器。有关这一点，参见Foot，The Wrong War，pp.154—155，214—215。
[121] Minutes，NSC meeting，December 3，1953，FR: 1952—1954，XV，1638.
[122] James C.Hagerty Diary，January 5，1954，Robert H. Ferrell，ed.，The Diary of James C.Hagerty: Eisenhower in Mid-Course，1954—1955（Bloomington: 1983），p.3. 也可参见小L.阿瑟·明尼克在艾森豪威尔与议会领袖们会谈时所做的记录，Dwight D. Eisenhower Papers，Ann Whitman File: DDE Diaries，Box 3，“Staff Notes，Jan-Dec. 54,” Dwight D. Eisenhower Library。
[123] Minutes，NSC meeting，January 8，1954，FR: 1952—1954，XV，1709.
[124] Minutes，NSC meeting，October 7，1953，ibid.，II，532—533.
[125] Minutes，NSC meeting，October 13，1953，ibid.，pp.546—547.
[126] NSC 167，“U.S. Courses of Action in Korea in the Absence of an Acceptable Political Settlement,” October 22，1953，ibid.，XV，1554.
[127] Joint Chiefs of Staff to Wilson，November 27，1953，ibid.，p.1628.
[128] NSC 166／1，“U.S. Policy Toward Communist China,” November 6，1953，ibid.，XIV. 280—281.
[129] Minutes，NSC meeting，December 3，1953，ibid.，XV，1639—1641. 也可参见Walter Bedell Smith to Eisenhower，December 3，1953，ibid.，II，607—608。
[130] Minutes，NSC meeting，January 8，1954, ibid.，XV，1705.
[131] NIE 10-2-54，“Communist Courses of Action in Asia Through Mid-1955,” March 15，1954，ibid.，XIV，389，395.也可参见SNIE 100-2-54，“Probable Reactions of Communist China，the USSR，and the Free World to Certain US Courses of Action in Korea,” March 5，1954，ibid.，XV，1758—1762。
[132] Hagerty Diary，July 27，1954，ibid.，pp.1841，1844—1845.
[133] Minutes，NSC meeting，July 2，1953，ibid.，p.1307.
[134] 杜勒斯在1953年9月2日的美国退伍军人大会上的讲话，圣·路易斯，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XXIX（September 14，1953），342。
[135] Hagerty Diary，March 26,1954，FR: 1952—1954，XIII，1173.也可参见杜勒斯在海外记者俱乐部的讲话，纽约，1954年3月29日，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XXX（April 12，1954），540。
[136] Minutes，NSC meeting，January 8，1954，FR: 1952—1954，XIII，949.
[137] 杜勒斯关于与艾森豪威尔谈话的备忘录,ibid.，p.1150。也可参见国家安全委员会1954年1月8日会议的会议记录,ibid.，pp.951—953。
[138] Hagerty Diary，April 1，1954，ibid.，p.1204.
[139] Douglas MacArthur II to Dulles，April 7，1954，ibid.，pp.1270—1272.在1954年3月对法国的一次访问中，当时来自密苏里的参议员斯图亚特·赛明顿对法国国防部长勒内·普利文提出了这样的可能：以美国航空母舰载机使用战术核武器支持法国（可能的话韩国）的军队。普利文当时的反应是指出没有适当的目标，并建议美国承担对中国的空防责任可能更为有利。Theodore C. Achilles to State Department，March 5，1954，FR: 1952—1954，XIII，p.1096.
[140] Ibid.，pp.1271—1272.
[141] 关于这一点，参见George C.Herring and Richard H.Immerman，“Eisenhower，Dulles，and Dienbienphu: ‘The Day We Didn't Go to War' Revisited.”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LXXI（September，1984），351—353。
[142] Dulles to Eisenhower，April 29，1954，FR: 1952—1954，XVI，607. 也可参见海军上将雷德福所写的关于他与丘吉尔会谈的报告，并在1954年4月29日国家安全委员会上作演讲，也可参见杜勒斯对国会议员所做的情况通报。Ibid.，pp.1437，1474.两天前，艾森豪威尔自己曾指出，英国 “有种病态的困扰，任何在自由世界上的积极动作都会将我们拖入第三次世界大战”。 Eisenhower to Captain E.E.Hazlett，Jr.，April 27，1954，FR: 1952—1954，XIII，p.1428.
[143] Minutes，NSC meeting，April 29，1954，ibid.，pp.1440—1441.
[144] 同年夏末，前法国外交部长乔治·皮杜尔（Georges Bidault）声称，杜勒斯曾在4月的某个时候提出向法国提供原子弹，以用于印度支那。杜勒斯回忆说没有这回事，并说自己被皮杜尔的声明“完全弄糊涂了” 。证据表明，没有提出过这样的提议。有关这一点，参见Douglas Dillon to Dulles，August 9，1954，FR: 1952—1954，XIII，p.1927—1928; Dulles to Dillon，August 9，1954，ibid.，p.1928; and Geroge C. Herring and Richard H. Immermann，“Eisenhower，Dulles and Dienbienphu: ‘The Day We Didn't Go to War’ Revisited,”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LXXI （September，1984），p.257—258。
[145] Cutler to Smith，April 30，1954，ibid.， p.1448（emphases in original）. 也可参见ibid.，p.1443;一个略为不同的版本参见Richard M. Nixon，RN: The Memoirs of Richard Nixon（New York: 1978），p.154。
[146] Radford（for the JCS）to Wilson，May 20，1954，FR: 1952—54，XIII，1591.
[147] Bowie to Dulles，May 27，1954，ibid.，p.1625. 也可参见Everett F. Drumwright to Douglas MacArthur II，May 24，1954，ibid.，p.1606。
[148] SNIE 10-4-54. “Communist Reactions to Certain US Courses of Action with Respect to Indochina,” June 15，1954，ibid.，p.1704.
[149] Radford（for the JCS）to Wilson，June 23，1954，ibid.，II，684—685.杜勒斯在一个月前与艾森豪威尔谈话时也表达了类似的受挫感：他说，“在我们明显屈从于英国的否决权的场合有着很大的缺陷，而英国反过来在亚洲很大程度上屈从于印度的否决权，而印度又很大程度上屈从于中国共产党人的否决权。因此，形成了一个可能使我们虚弱的链条，这个链条还鼓励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侵略，达到整个太平洋都处于危险境地、全面战争的风险大为增加的程度。” 杜勒斯关于与艾森豪威尔谈话的备忘录,FR: 1952—1954，XIII，p.1533。
[150] Minutes，NSC meeting，June 24，1954，ibid.，II，694—696.
[151] Minutes，NSC meeting，August 5，1954，ibid.，pp.707—709.助理国务卿罗伯特·D.默菲（Robert D.Murphy）同月评论说：“这的确是个奇怪的、令人困惑的局面。如果超出我们的技术创造的手段是，他们自己让自己成为苦思冥想的疑虑和优柔寡断的目标，那么这个国家还有什么可保卫自己的呢？” 默菲在空军协会的讲话，贝布拉斯加州，奥马哈，1954年8月20日,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XXXI （August 30，1954），p.291。
[152] 艾森豪威尔国情咨文，1953年2月2日,Eisenhower Public Papers: 1953，pp.16—17。关于台海危机的背景，参见Alexander L.George and Richard Smoke，Deterrence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Theory and Practice（New York: 1974），pp.267—272。
[153] 例如参见， The minutes of the NSC meeting of August 18，1954，FR: 1952—1954，XIV，536—538;也可参见小莫里斯·德雷珀在与国务院顾问会谈时所做的备忘录，ibid., pp.554—555。杜勒斯在1954年10月对国家安全委员会说:“总司令打回大陆的机会日益渺茫……如果台湾人民完成了自由选择，他们将投票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 Minutes，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meeting of October 6，1954，FR: 1952—1954，XIV，p.700.
[154] Minutes，NSC meeting，August 5，1954，ibid.，p.519.
[155] Dulles to John M. Allison，August 20，1954，ibid.，pp.545—546.杜勒斯承认，“在我们所选择的地方以我们所选择的手段展示强大的总体政策，可能会让那些只看到部分问题的人和那些完全看不到我们从朝鲜到印度支那的整个政策的人感到困惑。我怀疑，莫斯科或北京的那些从整体上观察的、仔细地阅读我们的政策演说的人，不会碰到这种困惑” 。Dulles to John M.Allison，August 20，1954，FR: 1952—1954，XIV，p.546.
[156] 杜勒斯1954年9月12日的备忘录，ibid.，p.611。
[157] Minutes，NSC meeting，September 12，1954，ibid.，p.619.
[158] Ibid.杜勒斯在1954年10月对国家安全委员会说：“如果美国不战斗保卫这些沿海岛屿，你可以谈所有你想得到的在亚洲的不良影响；但如果我们的确采取行动保卫这些沿海岛屿，你不会谈论对欧洲的不良影响……我们将完全独立地在亚洲进行这场战争。欧洲将不会出现在这一场合中。” Minutes，NSC meeting，October 6，1954，FR: 1952—1954，XIV，p.699.
[159] Minutes，NSC meeting，November 2，1954，ibid.，p.831.
[160] “Basic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Suggestions of the Secretary of State）,” November 15，1954，ibid.，II， 774—775.
[161] 杜勒斯在美国全国四健会代表大会（4-H Club Congress）上的讲话，芝加哥，1954年11月29日，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XXXI（December 13，1954），892.
[162] 这些档案参见FR： 1952—1954， XIV，490—553。
[163] Dulles to Walter Robertson，October 8，1954，ibid., p.709.
[164] Minutes，NSC meeting of November 2，1954，ibid.，pp.828—829.杜勒斯对艾森豪威尔的新闻秘书詹姆斯·C.哈吉蒂（James C. Hagerty）说：“（至于沿海岛屿）让共产党人去猜吧，不要对它们做任何明确的声明。” Hagerty Diary，December 2，1954，FR: 1952—1954，XIV，p.982.
[165] “Mutual Defense Treaty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December 2，1954，U.S. Department of State，American Foreign Policy，1950—1955: Basic Documents（Washington: 1957），pp.945—947.
[166] 沃尔特·P.麦康瑙希在罗伯逊与台湾“外交部长”叶公超会谈时所做的备忘录，1954年11月6日，FR: 1952—1954，XIV，870—871.
[167] “Congressional Authorization for the President to Employ the Armed For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to Protect Formosa，the Pescadores，and Related Positions and Territories of That Area,” January 29，1955，American Foreign Policy，1950—1955: Basic Documents，pp.2486—2487.哈吉蒂在他的日记中指出，国会决议的要点是让中国共产党人“知道，我们是认真的……并（使他们）行动前三思”。 Hagerty Diary，January 22，1955，Robert H. Ferrell，ed.，The Diary of James C.Hagerty: Eisenhower in Mid-Course, 1954—1955（Bloomington: 1983），p.172.
[168] 杜勒斯在与艾森豪威尔谈话时所做的备忘录，1955年1月19日，FR: 1955—1957，II，42。
[169] Eisenhower to Churchill，January 25，1955，Eisenhower Papers，Whitman File，DDE Diary，Box 5，“January，1955（1）.” See also Eisenhower to General Alfred M.Gruenther，February 1，1955，FR: 1955—1957，II，191—192.
[170] 杜勒斯在与艾森豪威尔谈话时所做的备忘录，1955年3月6日，ibid., pp.336—337。第二天，两人再次讨论，如杜勒斯所记录的，“就战术性原子弹与有巨大放射性辐尘的大型炸弹之间的区别教育（公众）的重要性”。 Dulles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with Eisenhower，March 7，1955，John Foster Dulles Papers，White House Memoranda，Box 3，“Meeting with the President 1955 （7）,” 杜勒斯也在同一天向参议员沃尔特·乔治（Walter George）保证，“我们脑海中的导弹实际上没有放射性辐尘的，其影响完全是地方性的”。 Dulles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with George，March 7，1955，FR: 1952—1954，II，p.337.
[171] Minutes，NSC meeting，March 10，1955，ibid.，p.347. See also a separate set of notes on this meeting in the Dulles Papers，Box 2 “Memoranda—1955—Formosa Straits（2）.”
[172] 艾森豪威尔在1955年3月16日的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Eisenhower Public Papers: 1955，p.332。
[173] Dwight D. Eisenhower，The White House Years: Mandate for Change，1953—1956（Garden City，New York: 1963），p.477.
[174] 在当天的另一次会议上，杜勒斯对艾森豪威尔说： “我认为，如果可能的话，在西欧联盟问题尚未解决时，避免任何美国的敌对行动，尤其是涉及原子弹的敌对行动是极度重要的。在那一问题解决以后，他（艾森豪威尔）可能会有更大的自由在亚洲采取行动。” 杜勒斯关于与艾森豪威尔的谈话记录，1955年3月11日,FR: 1955—1957，II，p.355。
[175] 罗伯特·卡尔特在艾森豪威尔与杜勒斯及其他顾问会谈时所做的备忘录，1955年3月11日，FR: 1955—1957，II，358—360。
[176] NIE 100-4-55，“Communist Capabilities and Intentions with Respect to the Offshore Islands and Taiwan Through 1955，and Communist and Non-Communist Reactions with Respect to the Defense of Taiwan,” March 16，1955，ibid.，p.379.
[177] J.W. Hanes，Jr.，notes，Dulles meeting with advisers，March 28,1955，ibid., pp.410，413.
[178] Hagerty Diary，March 29 and April 4，1955，Ferrell，ed.，Hagerty Diary，pp.220，224.
[179] Eisenhower to Churchill，March 29，1955，FR: 1955—1957，Ⅱ,420[Emphasis in original].
[180] 赫伯特·胡佛关于艾森豪威尔与政策顾问们会谈时的记录，ibid.，pp.439—441;杜勒斯关于与艾森豪威尔会谈的备忘录，1955年4月4日，ibid.，pp.444—454; Eisenhower to Dulles，April 5，1955，ibid.，pp.445—450。
[181] 杜勒斯关于与艾森豪威尔会谈的备忘录，1955年4月17日。ibid., p.492。也可参见 “Annex E,” attached to this document，ibid., p.495。
[182] 雷德福和罗伯逊明显带着杜勒斯这一提议的文件，但该问题在艾森豪威尔对他们的简短的书面指示中没有提及（Hoover to Robertson and Radford，April 22，1955，FR: 1955—1957，II，pp.501—502.），在雷德福和罗伯逊发回的他们有蒋介石及其助手讨论的报告中也没有提及。Ibid.，pp.509—517，521，523—525，528.
[183] 杜勒斯两天后在对几名参议员的私人谈话中说，总统是不愿意“看到对人口集中的大陆大规模使用原子武器的。那需要陆地爆炸，这可能会产生导致严重伤亡的放射性辐尘。这可能会疏远亚洲舆论，并摧毁蒋介石最终受到欢迎重返大陆的希望。” 杜勒斯关于与参议员希肯卢珀（Hickenlooper）、诺兰及斯密斯谈话的备忘录，1955年4月27日，FR: 1955—1957，II，p.526。
[184] Robertson to Dulles，April 25，1995，ibid.，pp.510，512，516.
[185] 杜勒斯并非不同寻常地愿意揽下万隆会议成功的大部分功劳。 “我说过，我们非常努力地致力于导致那一……结果，我们的朋友全力投入并成功促使周恩来遵循一种和平而非好战的路线。”杜勒斯关于与参议员希肯卢珀（Hickenlooper）、诺兰及斯密斯谈话的备忘录，1955年4月27日，FR: 1955—1957，II，p.527。
[186] Dulles to Eisenhower，May 18，1955，ibid.，pp.566—567.也可参见Dulles's notes of a conversation with Eisenhower，April 27，1955，Dulles Papers，Box 3， “Meetings with the President，1955（4）”。
[187] 杜勒斯关于与艾森豪威尔谈话的备忘录，1955年8月5日，ibid.，Box 3，“Meetings with the President，1955（3）”。
[188] 麦康瑙希在罗伯逊与台湾“外交部长”叶公超会谈时所做的备忘录，1955年1月19日，FR: 1955—1957，II，47。
[189] 杜勒斯在记者招待会上的发言，1956年1月17日，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XXXIV（January 30，1956），156。
[190] James Shepley，“How Dulles Averted War,” Life，XL（January 16，1956），70—80.
[191] 参见注释123、 124、 151。
[192] 关于这一点参见Foot，The Wrong War，pp.204—205。
[193] 这里的论述令人惊奇地与广岛之前原子弹科学家们拒绝公开宣布进行了原子弹试验时的论述相同，当时的理由是如果试验不成功，未来使用原子弹的可信性便成问题了。参见Peter Wyden，Day One: Before Hiroshima and After （New York: 1984），pp.150—151。对这一问题论述最为清楚的是保罗·尼采，参见注释62和109，也可参见NSC 147， “Analysis of Possible Courses of Action in Korea,” April 2，1953，FR: 1952—1954，XV，p.845。
[194] 尽管，如同副国务卿瓦尔特·比德尔·史密斯（Walter Bedell Smith）就在朝鲜使用原子武器时所论辩的，“我们的盟友的反应和对中立国的影响，也取决于短期内的成功。如果我们迅速地成功并结束战争，大多数是会原谅我们的”。Minutes，NSC meeting，May 13，1953，FR: 1952—1954，XV，p.1015.
[195] 转引自Ambrose，Eisenhower: The President, p.184.杜勒斯在1955年警告艾森豪威尔说： “我们的整个国际安全结构处于危险当中。基本的命题是以美国原子打击能力支持的地方防御能力。但这一打击能力可能会因道德厌恶而无法调用。” Dulles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with Eisenhower，December 26，1955，Dulles Papers，White House memoranda，Box 3，“Meeting with the President，1955 （1）.”
[196] Minutes，NSC meeting，June 4，1953，FR: 1952—1954，II，369.也可参见Minutes of the NCS meeting of November 19，1953，ibid.，p.601; also the Hagerty Diary，February 8，1955，Ferrell，ed.，Hagerty Diary，p.188。
[197] 明尼克在艾森豪威尔与议会领袖们会谈时所做的记录，1954年11月14日，ibid., p.825.更近一些，艾森豪威尔在次月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 “大洋对我们来说似乎曾是极佳的保护地区，以致于我们可以……担负得起在从革命战争直到朝鲜战争的整个历史上不作准备的后果。我们不再担负得起这种毫无准备的后果了。” Press conference，January 12，1955，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Dwight D. Eisenhower，1955（Washington: 1960），p.59.
[198] Minutes，NSC meeting，January 12，1956，Eisenhower Papers，Whitman NSC series，Box 7.
[199] NSC 5602，“Basic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February 8，1956，Modern Military Records Branch，National Archives.
[200] “A Report to the President and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by the Panel on The Human Effects of Nuclear Weapons Development,” November 21，1956，Eisenhower Papers，White House Office Files，NSC Assistant，NSC Series，Subject Subseries，Box 6，“Nuclear Testing（2）” （Nov. 56-June 57）. 也可参见Wm. F. Vandercook，“Making the Very Best of the Very Worst: The ‘Human Effects of Nuclear Weapons’ Report of 1956,” International Security，XI（Summer，1986），184—195。
[201] 艾森豪威尔与斯泰尔斯·布里奇斯的通话，1957年5月21日，Eisenhower Papers，Whitman DDE Diary，Box 13，“May 57 Misc（2）”。
[202] NSC 5440，“Basic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December 13，1954，FR: 1952—1954，II，815.
[203] 杜勒斯1956年1月28日的备忘录草稿，Dulles Papers，Subject Series，Box 4，“Paper on Nuclear Weapons 1/56（1）”。
[204] 安德鲁·古德帕斯特在艾森豪威尔与泰勒谈话时所做的备忘录，1956年5月24日，Eisenhower Papers，Whitman DDE Diaries，Box 8，“May 56 Goodpaster.” 也可参见古德帕斯特在艾森豪威尔与拉德福谈话时所做的备忘录，1956年5月14日，ibid。
[205] 艾森豪威尔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1957年2月6日，4月17日，Eisenhower Public Papers: 1957，pp.130，287。
[206] 古德帕斯特关于艾森豪威尔与约翰·麦科恩及爱德华·特勒谈话的备忘录，1958年8月14日，Eisenhower Papers，Whitman Files，DDE Diary，Box 22，“Aug 58 Staff Notes”。这一评论是在面对禁止核武器试验的压力下做出的，但它同样明显地反映了艾森豪威尔更大的关切。
[207] Dulles to Eisenhower，September 4，1958，Dulles Papers，White House memoranda，Box 7，“Meetings with the President，July-December，58（7）.” 他在回忆录中曾打算出版这些备忘录。参见Dwight D. Eisenhower，White House Years: Waging Peace（Garden City，New York: 1965），pp.691—693。
[208] 杜勒斯关于与艾森豪威尔谈话的备忘录，1958年9月4日，Dulles Papers，White House memoranda，Box 7，“Meetings with the President，July-December 58（7）”。
[209] Dulles to Macmillan，September 4，1958，ibid., “Meetings with the President，July-December 58（6）.”
[210] Phyllis Bernau to Dulles，summarizing telephone message from Ann Whitman，September 10，1958，ibid.，Box 8，“Correspondence with the President，Personal，1954—1958.” 艾森豪威尔第二天对国防部长尼尔·麦克埃罗伊（Neil McElroy）说，“简单地说我们将继续呆在金门和马祖”是不充分的， “我们必须超越那里”。古德帕斯特关于艾森豪威尔与尼尔·麦克尔罗伊谈话时的记录，1958年9月11日，Eisenhower Papers，Whitman DDE Diary，Box 22，“Staff Notes—September，1958”。
[211] New York Times，September 20，1958.苏联最终向媒体公布了赫鲁晓夫的信。
[212] Eisenhower，White House Years: Waging Peace，p.293. Eisenhower does not specifically mention Khrushchev's note.
[213] 杜勒斯在与艾森豪威尔谈话时所做的记录，1958年9月23日，Dulles Papers，White House Memoranda，Box 7，“Meetings with the President，July-December 58（6）”。
[214] 对于不相称的问题参见Jervis，The Illogic of American Nuclear Strategy，pp.22—26; 以及Michael Mandelbaum，The Nuclear Revolutio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Before and After Hiroshima（Cambridge: 1981），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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