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政治家常感沮丧的事情之一是，他的讲话并不总是会如同他所期望的那样被人记住。在承认这一困难方面，很少有人能比迪安·艾奇逊找到更好的理由。他于1950年1月12日在全国报业俱乐部（National Press Club）的演说，旨在阐明在中国“落入”共产主义之后的新东亚战略。人们更多是这样回顾该演说的，即它通过将韩国排除在美国太平洋“环形防线”（defensive perimeter）之外，招致了朝鲜对韩国的攻击。艾奇逊一贯坚持认为，他的演说只反映了既定的政策，不会有导致朝鲜进攻韩国的那种效果。但仍有人怀疑是否他私下里会感觉——如J.劳顿·柯林斯（J.Lawton Collins）将军后来所说的——“如同一位打出了一个坏球的击球手那样希望重新击球”[2]。
就目前现有的证据而言，是不可能确认或否认所谓艾奇逊演讲鼓励了朝鲜发动进攻这一指控的。[3]但的确存在充分的证据证明，他所宣称的保卫沿海岛屿同时避免在亚洲大陆直接军事介入的战略，并非偶然或不经意的。到艾奇逊演说之前，“环形防线”的概念已经得到了美国远东总司令、参谋长联席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以及总统的赞同。这并非政府内部某个个人或机构的成果，到1950年，它无疑已被当作是美国在东亚最恰当的战略姿态。
但这一支持“环形防线”的共识被证明是脆弱的。6个月内，杜鲁门政府便对自己的战略作了彻底的改变：它运用了空军、海军和地面部队保卫韩国，它加速了对法国在印度支那的军事援助，并派出第七舰队在台湾海峡巡逻，使美国直接卷入了中国内战。这一突然转变揭示了当时对东亚的利益和威胁的认识上发生的变化；它也是对政治家们的意图——如同艾奇逊在报业俱乐部的演说——与行动后果之间差距的一个很有启发性的说明。
1948年3月，美国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主任乔治·F.凯南在致国务卿乔治·C.马歇尔信中提出：“就我所知，我们今天的行动是在缺乏对整个西太平洋地区的全面战略构想的情况下进行的。”这一预警对推动政府内部对东亚政策的优先次序思考上起了很大的作用。显然考虑到其言论的接受者的身份背景，凯南歉意地表示：“很抱歉，作为一个公民，我如此大胆地对军事性的事务谏言。但制定某种包括军事和政治因素的全面战略是至关重要的。”他接着建议如下几点作为“西太平洋地区最为可取的政治—战略概念”：
（1）在尝试影响亚洲大陆事件以有利于本国安全的同时，我们不应当把所有大陆地区都视为我们的关键地区。相应地，要尽快撤离朝鲜。
（2）日本冲绳可被当作我们在西太平洋地区进攻力量的中心。它将是构成U形美国安全带的核心的和最前沿的一点，这个U形安全带还包括阿留申群岛、琉球群岛、先前日本托管的岛屿，当然还有关岛。我们应当依赖以冲绳为基地的空军，加上我们先进的海军，来阻止任何两栖力量在……亚洲中东部或东北亚的主要港口集结和战斗。
（3）日本和菲律宾应当置于这一安全地区之外。我们不应当试图在其领土上保留基地或军队，除非它们完全解除武装，且没有其他国家欲图在那里获得战略设施。因而，它们作为中立地区的地位仍将保持不变，享有完全的政治独立，紧靠我们的安全带的侧翼。
如果华盛顿能够接受这一方法，那么“美国会有坚定的理由来定位其在这一地区的短期政策”。而若没有这种概念，“我们根本就无法前行”。凯南总结道：“考虑到世界大势以及有必要为今后一个时期作好准备，毋庸赘言，我们早日澄清在这一地区的政策是件好事。”[4]
同月，在东京与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讨论时，凯南认为这一战略很少遭到异议。[5]麦克阿瑟提议建立一个包括阿留申群岛、中途岛、先前日本托管岛屿、冲绳、菲律宾、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英荷在西南太平洋的岛屿在内的防线。他强调，冲绳是战略要点：从那里，他可以控制能发动两栖作战的所有亚洲北部的港口。他也同意凯南的观点，让美军永久驻扎在日本是不可取的，尽管他也的确认为保持菲律宾的克拉克基地是必要的。[6]在接下来一年半时间里，麦克阿瑟反复强调，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的战略前线已经从大西洋西海岸转移到了亚洲沿海岛链，美国的安全取决于美国能否不让这些岛屿落入敌手。[7]
到1949年夏，“环形防线”的概念在华盛顿也被广泛接受了。中央情报局5月份的一份研究强调，要获得接近印度和东南亚的战略原材料，沿海岛屿极其重要，尤其是如果苏伊士运河被关闭的话。[8]参谋长联席会议于6月通报国家安全委员会：“从军事角度看，美国同苏联在远东的最低限度对抗，也要求我们至少维持对亚洲沿海岛屿链的现有控制。我们马上将被迫处于这样的境地。”[9]11月，国务院的一份内部备忘录引用五角大楼权威人士的意见来证实其论点，“只要这些岛屿的安全得以继续保持，我们的地位就不会因为失去中国而受到直接威胁”[10]。国家安全委员会12月草拟的一份文件得出的结论是，保卫亚洲“对抗未来苏联入侵”的“最低限度”，要求“至少维持我们目前在亚洲沿海岛屿链的军事地位。一旦发生战争，该岛链不会落入共产主义手中”[11]。
这样一来，艾奇逊在国家报业俱乐部几乎没有提出什么新的见解。他说：“这一环形防线沿着阿留申群岛至日本，然后到琉球群岛……从琉球群岛到菲律宾群岛。”如同他接下来回忆的，“我有参谋长联席会议和麦克阿瑟将军的支持，但我没有想到，我会遭到政策创新者或政治异端的指责”[12]。但对导致国务院、参谋长联席会议和麦克阿瑟将军一致同意的这个概念假设的考察，却发现了令人吃惊的差异；这些反过来表明了“环形防线”战略所仰赖的共识的不稳定本质，并有助于解释这一共识为何会迅速消失。
国务院对“环形防线”观念的支持，基于一种对美国影响亚洲大陆事态的能力的强烈悲观情绪。就在进入国务院之前，马歇尔将军访问了中国。他此次访华的结果令人沮丧，这对造成这种气馁感起了很大的作用；马歇尔本身作为国务卿所具有的相当大的影响力更强化了这种情绪。[13]1948年，国务院的确屈从于国会压力，为中国国民党提供了一项有限的经济和军事援助计划，但它这么做更多是为了分化对欧洲复苏计划的反对，而非确信对中国的援助实际上可能是有效的。[14]即将成为国务卿的艾奇逊毫不遮掩自己的怀疑。1949年8月，在将《中国白皮书》送交总统的信中，他对蒋介石的失败直截了当地评论说，“美国所做的或在其能力的合理限度内所能做的一切，是不可能改变那一结果的；这种结局之所以终于发生，也并不是因为我们少做了某些事情。”[15]艾奇逊在国家报业俱乐部的演说中指出，如果援助可以提供这一局势所缺少的因素，那么美国的援助可以是有效的，但“美国不可能补足所有这些要素来解决问题。不可能提供决心，不可能提供意志，也不可能提供人民对政府的忠诚”[16]。
一个更加剧国务院对华盛顿影响中国大陆事态发展能力的质疑的看法是，中国无论如何对美国的安全都不是不可或缺的。这一结论源于对美国权势的限度的清晰认识，以及随之而来的对区分至关重要的利益和边缘性利益的需要的清楚认识。[17]它也来自根据工业化战争能力来界定利益的倾向：因此，凯南得出结论认为，世界上只有五个至关重要的中心——美国、苏联、英国、莱茵河和日本，而遏制的任务便是保证那四个不为苏联控制的国家的自由。[18]凯南10月时在海军战争学院对听众说：
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就无需在欧亚大陆拥有陆上据点以保卫我们的国家安全。如果那是真的，从理论上讲，可以允许这些陆地区域的大部分被那些敌视我们的人所掌握，只要你能运用权势去抵制从许多亚洲港口集结和发动的两栖部队的作战行动就行了。[19]
艾奇逊1950年5月在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行政部门会议作证时，阐明了这一逻辑推理的暗含之意：“我认为，我们目前行动的主要中心是在欧洲，我们必须以这样的认识作为开始。我们不能在全世界平均分配我们的子弹。我们没有足够的子弹。”[20]
国务院的思维中还有另一持久主题，它与对盟友有所选择的需要有关。国务院的东亚问题专家认为，进步的民族主义是亚洲未来的潮流；如果美国期望在那里保持影响，它就不得不包容那一趋势。[21]这明显意味着要避免支持殖民主义，如同法国在印度支那或荷兰在印度尼西亚的情况那样；它也意味着美国要与那些被认为是反动的民族主义政权之间保持距离，如中国的蒋介石政权和韩国的李承晚政权。[22]背离这一原则不仅将冒反对亚洲不可逆转的力量的危险，而且还会产生让美国与难以捉摸的附庸国为伍的风险。尽管这些附庸国坚决反对共产主义，但其利益并不总是与美国的利益相一致。
最后，国务院还确信，即便中国成为一个共产主义国家，苏联人也未必能主导它。艾奇逊在全国报业俱乐部的演说和1950年初的其他公开讲话中，曾大致地提示了苏联人与中国共产主义者之间存在差异的可能性。[23]至于1947年以来美国的东亚政策在多大程度上是依据那一预期而制定的，只有随着国务院及其他官方档案的公开，人们才会清楚。[24]如同1949年11月的一份国务院备忘录所指出的：
我们期待北京和莫斯科之间可能产生的紧张局势。这不仅有利于我们，而且还有助于一个理想结局的实现，即允许中国独立地发展自己而不是成为苏联的卫星国。[25]
但始终不清楚的是，一旦与苏联的关系变得紧张，中国人民是否会自己推翻共产主义，或共产主义会不会以南斯拉夫的铁托为榜样并批判莫斯科的领导。因为在这两种情况下苏联人都不能控制中国，因此在国务院内部有种总体一致的意见，认为大陆地区若“落入”共产主义者手中，将不会对美国安全利益造成不可挽回的灾难，因此不值得采取补救行动。
参谋长联席会议也支持“环形防线”战略，但采用了一种不同的方式。与国务院不同，参谋长们一贯坚持美国可以通过选择性的、充分协调的军事援助计划，对中国大陆的事态施加影响。他们在1947年初论述说：“由于中国潜在的资源和人力如此巨大，所以即便美国政府给予国民党政府很少量的援助也能极大地提升其士气，同时打击中国共产党人的士气。”[26]类似的假设也可从下面两个例子中看出。1947年9月，艾伯特·C.魏德迈（Albert C.Wedemeyer）中将提议，美国应当向国民党人提供必要的军事支持以防止中国东北成为苏联的卫星国；奥斯卡·C.巴杰（Oscar C.Badger）中将随后也提议，一旦蒋介石政府即将垮台的趋势日益明显，就应向反对共产主义的地方军阀提供有限的军事援助。[27]
参谋长联席会议也不相信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之间存在明显分歧的观点。1947年6月的一份研究指出：“结果表明，中国共产主义者如同所有其他的共产主义者一样，都受莫斯科指使。相应地，他们应当被认为是苏联政策的工具。”[28]因此，共产主义在中国的胜利将会对世界均势产生重大影响，因为这将使该国成为苏联的卫星国。[29]参谋长们得出的结论是：
美国必须寻求防止任何单一国家或国家联盟的力量增长到对西半球构成威胁的权势地位。苏联对亚洲、西欧或二者的主导地位，将对美国安全构成重大威胁。
美国安全利益需要中国免遭苏联控制，否则整个亚洲都将可能变成苏联的势力范围。[30]
但无论参谋长们如何看待在中国的攸关利益，他们和国务院都敏锐地觉察到美国资源的有限性和相应地对利益进行排序的必要性。重要的是，在1947年认定的对美国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国家清单上，他们将中国列在第13位。[31]到1948年中期，在国务院—战争部—海军部—空军部协调委员会所批准的军事援助优先次序清单上，中国降至了第17位。[32]参谋长联席会议在1948年11月警告国防部长詹姆斯·福里斯特尔（James Forrestal）：“美国目前任何使用或明显可能使用武力的承诺，都极大地超出了我们迅速或有效地兑现这些承诺的现有能力。”[33]在1951年的麦克阿瑟听证会中，马歇尔将军回忆道：“我们真的不得不接管该国，以保证（中国国民党）军队有效地发挥作用……但那时……我们在整个美国本土只有一又三分之一个师。”[34]
而且，如果一旦与苏联的战争爆发，中国大陆似乎并不能提供有利的作战地形。早在1945年7月，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一份报告考察了战后战略需求，确定在沿海岛链具有“潜在至关重要的作战地带”中，没有一处在亚洲大陆上。[35]“在与我们的意识形态对手发生战争的情况下，”另一份在1947年4月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若是我们能向其输送大量的美国生产的粮食和装备，中国可能会成为一个有价值的盟友。但最终结果是否会对我们的战争努力有重大帮助，却是非常值得怀疑的。”[36]联合战争计划委员会（Joint War Plans Committee）两个月后得出结论，尽管出于帮助中国国民党军队和对苏联进行战略空袭的目的，控制青岛周边的特定地区或许是可取的，但“这一行动可能在战争的初始阶段就超出了盟军的能力范围……当阵地变得难以防守时，在这一地区的所有美军于登陆当日都要撤回”。因其远离苏联发动战争的能力中枢，东亚自身不是“一个通向苏联的可行途径”[37]。
美国战略策划者们也不相信，苏联人会从对那里的控制中获很大益处。联合战争计划委员会在1947年8月得出结论说：“苏联对……亚洲的征服，将不会带来军事优势，也不能实质性地提升苏联的全面战争能力。”[38]参谋长联席会议在1949年9月重申了这一结论：“苏联无法快速地拓展其交通线，进行基地发展作战，以及经由西伯利亚广大地区进入共产主义控制下的中国，从而对其实施军事和政治控制，这似乎排除了在不久的将来苏联对这一地区的军事开发会损害我们利益的可能。”[39]同年底，一份国家安全委员会对亚洲政策的全面研究断定，在亚洲大陆发生战争时，美国在亚洲大陆既没有重要的战略利益，也没有实现其目标的手段。相应地，“目前关于万一与苏联发生战争的基本战略概念是，在‘西线’实施进攻战略，在‘东线’实施防御战略”。这意味着在这些地区“最小的军事人力和物资消耗”可能会“为美国的努力带来最大的回报”。[40]
但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国务院并非东亚战略的仅有的两个重要塑造者。同等重要的还有陆军五星上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他是远东美军总司令和盟军日本最高司令。麦克阿瑟同参谋长联席会议一样都认为，倘若美国集中关注安全问题而把内部改革问题搁在一边，那么向中国提供有效军事援助是可能的。他在1948年3月写道：“尽管这些改革是可取的，但其重要性不如现在席卷整个大陆的内部冲突。这两个问题不可能同等（关注），当房屋正被大火吞噬之时，是不可能去改变房屋的结构的。”[41]蒋介石可能正濒于下台，麦克阿瑟在1949年8月评论说：“但只要他进行战斗，我相信就应该帮助他。”[42]
但麦克阿瑟却是以一种非常不同于参谋长联席会议或国务院的逻辑得出这一结论的。对他来说，美国在世界上的战略利益是没有差别的：“如果我们着手一项修筑抵抗政治专制主义入侵的自由防线的总体政策，那么一条主要战线与另一条主要战线将是同等重要的，而对任一战线的决定性突破都会不可避免地造成使整个防线趋于崩溃的危险。”[43]共产主义在中国的胜利就是苏联人的胜利；它们为美国安全带来的威胁不亚于共产主义在世界其余地方所进行的扩张。如同参议员H.亚历山大·史密斯（H.Alexander Smith）在1949年9月与麦克阿瑟会晤后所指出的，“他强烈反对任何形式的共产主义，不管它在哪里出现。他会支持世界上任何地方的反共产主义力量”[44]。
麦克阿瑟将军的著名观点是，美国重视欧洲而忽视了亚洲，这一观点在逻辑上源于利益无差别的观念。他在1948年11月发电报给魏德迈将军说：“在与共产主义的军事竞争中，将远东当作一个静态的、安全的侧翼，似乎已不再切合实际。”[45]到1949年，他严厉指责华盛顿“欧洲第一”的思维及相应的“压制太平洋”的倾向。他将这些倾向归结于受马歇尔及他周围的“聪明的年轻人”的影响，归结于参谋长联席会议在“理解”东亚问题上的无能，这一失败起源于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之后对欧洲事务的专注。[46]麦克阿瑟的参谋们准备的一份研究报告认为，华盛顿未能看到苏联的攻势已从欧洲战场转移到了东亚，这部分是由于在欧洲成功地实施了遏制。但美国的军事策划却没有相应地发生转变，其结果是，如果与日本的工业体系联系起来的话，苏联对东亚资源的利用“可能最终会被证明是决定性的”[47]。
但麦克阿瑟对于美国应当如何应对这一威胁却远不是那么清楚。他坚持认为，“任何支持派遣美国军队到中国土地上进行战争的人，都应当检查检查他的脑袋”。[48]这一观点似乎导致美国联消了对蒋介石的直接军事援助。而且，麦克阿瑟对于拖延军事占领产生的有违自身利益的结果（self-defeating effect）极为敏感（他和凯南都有这样的特点）。[49]1948年后，他的一个主要优先考虑的事项是结束美国对日本的占领。[50]他看起来也不欢迎在其他地方承担类似责任。基于上述这些情况，考虑到华盛顿可用的有限资源，麦克阿瑟的观点是合情合理的，他赞成把岛屿环形防线概念作为保证在亚洲的军事存在的最有效方式，因为这样美国就不会被拖入持久战争或持久的占领中。
因此，尽管国务院、参谋长联席会议和麦克阿瑟都支持“环形防线”战略，但他们的理由却非常不同。国务院认为沿海岛屿链的独立位置，将鼓励亚洲民族主义的发展，以此作为对抗苏联扩张主义的堡垒。而参谋长们则认为，一旦战争爆发，在其他地方发起战略进攻的时候，这是一条能以最小代价维持的战线。而麦克阿瑟则视其为国家的第一道防御战线，从较长远的角度看，它是一系列可发动旨在收复大陆的进攻作战的基地，尽管他从未澄清这些作战行动的性质和确切目标是什么。随着杜鲁门政府在三个并不那么适合“环形防线”战略的地区——台湾地区、印度支那和朝鲜半岛——运用这一战略，这些在优先次序和期望方面的分歧变得格外清晰。
在蒋介石无法继续保持对大陆的控制这一前景渐趋明显后，不管是五角大楼、国务院，还是远东司令部，都从未质疑台湾的战略重要性。参谋长联席会议在1948年底得出结论认为，台湾若被共产党人统治将是“对我们国家安全非常严重的损害”，因为它会给予共产党人控制日本和马来半岛之间的海上交通线的能力，以及威胁菲律宾群岛、琉球群岛和最终威胁到日本的能力。[51]1949年初国务院提交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份报告草案认为，“美国的基本目标应当是，防止台湾和澎湖列岛落入共产党人手中”[52]。麦克阿瑟尤其坚持这一点。他对国务院东北亚事务司司长马克斯·W.毕晓普（Max W.Bishop）说：“如果台湾落入中国共产党人手中，那么我们在远东的整个防御阵地无疑都将丧失。它只会导致我们的防御线最终退回到美洲大陆的西海岸。”[53]
但有趣的是，国务院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以及麦克阿瑟一开始都不支持使用美国军队阻止台湾“落入”新成立的共产党政权手中。参谋长们援引“当前我们的军事力量与诸多的全球义务之间存在差距”来反对军事卷入，其理由是“这可能……导致在那里必须付出相对较大的努力，进而无暇顾及其他地方更为重要的危机”[54]。麦克阿瑟反复澄清，他并不支持在台湾建立美军基地；重要的是要防止该岛落入潜在敌人手里，同时继续使用其他更易控制的战略要点，如冲绳和菲律宾。[55]国务院也反对军事行动，其理由是，将台湾从中国分离出来的尝试将会冒触犯中国民族主义的风险，并可能会破坏国务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之间打进一个楔子的战略。如同艾奇逊所指出的，“当我们寻求利用最初由苏联制造出来的东北和新疆的领土问题时，我们最急于避免的是引起对美国制造的领土问题的担心”[56]。
国务院倾向的解决方案是谨慎地促进台湾的“自治”运动，从而防止它“落入”中国共产党人或中国国民党人手中。这一方案于1949年2月得到了国家安全委员会和总统的赞同。[57]为实现这一目的，艾奇逊指派当时美国驻南京大使馆参赞利文斯顿·麦钱特（Livingston Merchant）与台湾地方政府联系，传递出的意见是，阻止更多的大陆人进入台湾，鼓励台湾人参政；如果台湾地方政府在这两个方面采取了行动，美国许诺将提供经济援助。艾奇逊强调这需要保密：“我们的一个基本要点是，如果当前的政策想在台湾有任何成功的希望的话，我们必须小心地隐藏要将该岛从大陆控制下分离出来的愿望。”[58]麦钱特很快传回报告，台湾“自治”运动组织不佳，即便能建立一个“独立”的政权，一旦美国派驻军队保卫该岛的话，美国仍将会冒触犯中国民族主义的风险。其他的报告也显示，台湾已经与忠于蒋介石的部队“绑在了一起”。到5月，麦钱特向艾奇逊建议，促进台湾“自治”的战略已经失败。[59]
艾奇逊曾预期即便可能有一个“独立”的台湾，美国最终也会发现有必要派兵保卫该岛。在3月1日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他曾督促军队不要排除对“以后它可能会被要求在台湾使用适度的军事力量，并与其他友军进行合作”[60]的可能性。不管是否为回应这一建议，参谋长联席会议向国防部长建议，尽管他们当时并不支持在台湾的公开军事行动，但“这并不明确保证，在未来包括战争本身在内的其他情况下，从国家安全的总体考虑出发，我们不会最终采纳公开军事行动的建议”[61]。该年春末，参谋长联席会议决策者们提出的一份新的紧急战争计划中专门列出：在与苏联发生战争的情况下，规定将“防止苏联把台湾当作一个进攻作战的基地”[62]。但并不清楚在多大程度上，国务院注意到了这一于1949年12月8日为参谋长联席会议最终通过的计划。但其总体方向是与艾奇逊先前于3月份在国家安全委员会所持有的立场相一致的。
与此同时，台湾问题已经卷入了美国国内政治。国会中蒋介石的支持者迫使行政部门继续对国民党提供有限军事援助。他们也在8月设法成功地挑起了对《中国问题白皮书》的争论，在9月挑起了对W.沃尔顿·巴特沃思（W.Walton Butterworth）被任命为国务院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一事的争论。[63]10月，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中很有影响力的共和党参议员H.亚历山大·史密斯（H.Alexander Smith）带着反对国务院的目的访问了台湾。[64]他回来后确信，美国决不应允许该岛“落入”中国共产党手中。12月，在参议员威廉·F.诺兰（William F.Knowland）也进行了一次类似旅行之后，呼吁向台湾派出一个军事代表团；在1950年1月的第一个星期，参议员罗伯特·A.塔夫脱（Robert A.Taft）和前总统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都支持在必要时使用武力，以阻止该岛“落入”共产党人手中。[65]
这些观念得到军事机构的支持。麦克阿瑟继续强调台湾的战略重要性和易于防守性。他提出，如果必要的话，应当派出一个军事代表团，并提供有限的军事援助。[66]到1949年12月，参谋长联席会议也得出结论：“给台湾的反共政府提供适当的、有针对性的、密切监督的军事援助计划，将符合美国安全利益的需要。”[67]但国务院继续反对使用除政治或经济手段以外的其他手段阻止台湾“落入”中国共产党手中。如同一份国务院备忘录所指出的，任何将该岛从大陆的控制下分离出来的尝试，不管是使用武力，还是通过有利于台湾“自治”政府的某种形式的托管方式，“都会激怒所有中国人，而诉诸纯粹的权宜之计将破坏我们给世界上那些较小国家的印象”[68]。
国务院对政治和经济措施的有效性持悲观态度，并在12月开始采取措施以使美国和世界舆论对共产党人接管该岛有思想准备——它预计这将在1950年的某个时候发生。[69]在1949年12月最后一周里，经过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系列激烈讨论之后，国务院终于能够促成杜鲁门总统批准一项声明：在美国可继续尝试通过非军事手段阻止台湾“落入”中国共产党手中的同时，应同时承认，这一政策可能不会成功，“应当尽一切努力加强美国在菲律宾、冲绳和日本的总体地位”[70]。1950年1月5日，杜鲁门在一项重申《开罗宣言》有关将台湾归还中国的承诺中公开了这一政策[71]，并否认任何使用美国军队保卫该岛或提供军事援助和装备的意图。[72]
毋庸讳言，行政部门将台湾排除在美国“环形防线”之外的战略并不受蒋介石的支持者的欢迎。参议员诺兰警告艾奇逊说，国务院在遵循“一种致命的政策……若执行这一政策，我们将生活在懊悔和遗憾当中”[73]。在讽刺性地提及《开罗宣言》时，参议员阿瑟·H.范登堡（Arthur H.Vandenberg）斥责道：“我无法抑制内心的愤慨，在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开罗牧羊人宾馆（Shepherd Hotel）门廊里的一页油印纸竟然结论性地、永远地决定了台湾600万人的最终命运。”[74]参议员史密斯在他的日记中指出：“我们认为，艾奇逊错误地判断了中国的形势恶化和溃败的原因——他并不理解，那不是一场内战，而是苏联人进行的一次征服，国务院完全未理解台湾的重要性。”[75]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在1950年1月底的一次公开演说中对整个“环形防线”战略进行了抨击：“如果我们放弃所有超出我们军事和经济能力的目标，那就意味着要放弃18亿人。这反过来会招致苏联实行长期公开策划的对我们的包围。”[76]
事实上，行政部门并非要在与苏联开战的情况下抛弃台湾。艾奇逊在同年1月5日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提到了这一点。当被问及杜鲁门当天的声明——即“美国在此时无意在台湾获得特殊权利或特别待遇或建立军事基地”——的重要性时，艾奇逊解释说：“‘在此时’这一词语是对一种事实的承认，即当我们的军队可能会在远东遭到攻击的不太可能和不愉快的事件发生时，美国必须完全拥有在所有对自身安全十分必要的地区采取任何行动的自由。”[77]奥马尔·布拉德利（Omar Bradley）将军在同年1月25日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的非正式作证中表示，参谋长联席会议完全注意到如果台湾被潜在敌人控制将给美国在太平洋的地位带来的危险。[78]第二天，参谋长联席会议断言，直到1951年中，一旦开战，阻止台湾“落入”苏联人手中的紧急战争计划仍然有效。[79]同样重要的是，麦克阿瑟将军在2月初与联席会议的参谋长们在东京举行会议时表示，“他完全同意参谋长联席会议在台湾问题上的观点”[80]。
战争计划当然是不能透露的。结果是，行政部门继续给人一种印象，如同威廉·J.多诺万（William J.Donovan）将军所指出的，像“一个失败的天使徒劳地在旷野中扇动他那明亮的翅膀”[81]。共和党人改变行政部门政策的努力也没有放松。史密斯参议员于1950年4月底将他的女婿和一名助手送到了台湾。然后，他设法让他们的报告——倡导美国作出保卫该岛的承诺——在国会、国务院和五角大楼之间广为流传。[82]诺兰在同年5月份一封给国防部长路易斯·约翰逊的信中说，自杜鲁门同年1月发表声明后，局势发生了变化：中国共产党政权现在与苏联联合起来，并接受了苏联的军事援助；而且，它还没收了美国的财产。“时间很快就会被耗尽。”[83]与此同时，由于杜勒斯被任命为负责对日和约的特别顾问，共和党人在国务院获得了一位拥护者。未来的国务卿支持寻找一种能使台湾“中立”的方法。在5月23日同共和党参议院领袖的会议中，与会者一致同意，正如史密斯所说的那样，“在杜勒斯有机会在这一问题上说服艾奇逊前，我们将不会‘开火’”[84]。
杜勒斯早已进行了很好的努力。5月18日，他准备了一份备忘录，警告“如果我们的行为表明是在部署上持续后退，并允许有争议的地区陷落到苏联共产党人控制中”，那么将给美国的世界地位带来可怕的后果。“如果在某个悬而未决的时刻，我们能迅速采取表明我们信心和决心的引人注目和强硬的立场的话”，这一前景就可以得到避免。“在所有应当采取这一立场的不确定地区中，台湾具有强于任何其他地方的优势”：
如果美国宣布它将使台湾“中立”，那么它就既不允许它为共产党人所占领，也不允许将它用作发动反对大陆的军事行动的基地，那是一个我们肯定能够坚持的决定，也无须与苏联进行公开的战争。每个人都知道，情况就是这样。如果我们不作为，那么每个地方的人都会认为我们正进行另一次撤退，因为我们不敢冒战争的风险。[85]
杜勒斯将这份文件递交给了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迪安·腊斯克（Dean Rusk），后者已经倾向于对台湾政策予以修正。[86]一周之后，腊斯克对五角大楼官员说，就对该岛的军事援助而言，他期待能对现行的政策加以拓展。[87]5月30日，他在国务院的会议上说，世界和国内舆论都对美国没有在东亚采取明确的行动而感到不满，台湾是一个貌似可进行“划线”的地方；该岛作为共产主义持续扩张的一个例子，即使在战略上不重要，至少在政治上是重要的。[88]同一天，腊斯克为艾奇逊准备了一份草拟的备忘录，将杜勒斯5月18日的言论一字不变地纳入其中。[89]
与此同时，五角大楼内部关于重新思考台湾政策的压力也在增大。退休海军上将查尔斯·M.库克（Charles M.Cooke）当时正住在台湾岛上，他反复攻击麦克阿瑟和海军作战部长福里斯特·P.舍曼（Forrest P.Sherman）上将，就苏联在中国大陆空中力量的壮大提出警告：“如果台湾落到共产党人手中，那对苏联人来说意味着进一步确立其在台湾以喷气式飞机为主的空中力量，第三次世界大战迟早是无法避免的。”[90]5月29日在麦克阿瑟向参谋长联席会议递交了一份增援部队的清单后，这些观点得到了有力强化。他认为在台湾一旦落入敌对国家控制的情况下，需要以这些增援部队来固守“环形防线”。他尖锐地指出：“允许美国从一种独立的或学术的角度对此局势进行思考的时间已经过去了。”
如果美国与苏联发生战争，台湾对共产党人的价值等同于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和潜艇补给舰，它能非常理想地实现苏联的战略，同时能扼制远东司令部前线中、南部分的进攻能力。[91]
6月9日，国防部长约翰逊就是否“美国应当尽一切努力阻止共产党人进入台湾，哪怕这可能导致需借助美国的军事力量来保卫台湾”的问题，征求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意见。[92]6月14日，麦克阿瑟发出了另一份相当长的备忘录，强调“除非要放弃美国在远东的政治—军事战略地位，否则，很明显的是，在可预见的未来必须在共产主义扩张应当被叫停的地方划出一条线来”[93]。
但到6月25日，美国仍未作出修正政策的决定。朝鲜战争的爆发明显将台湾问题置于一个完全不同的战略背景中。布拉德利将军向参谋长联席会议建议：“如果朝鲜陷落了，我们可能需要提议在台湾采取更为强硬的行动。”[94]那天晚上，总统与高级顾问在布莱尔大厦（Blair House）举行会议时，宣读了麦克阿瑟于6月14日发回的备忘录。艾奇逊拒绝了麦克阿瑟提出的向台湾派出军事代表团的建议，但他的确提议向台湾海峡派出第七舰队，以阻止中国共产党人对该岛的进攻或中国国民党人对大陆的进攻。[95]杜鲁门同意这一行动，并于6月27日公开宣布了这一行动。史密斯参议员在他的日记中写道：“这非常美妙，这是对祈祷者的回答。台湾之得以保全，很明显是受到了上帝的指引。”[96]
但行政当局并未视其围绕台湾采取的行动是对中国内战中国民党一方的支持。事实上，它希望做的是防止该岛被敌对力量所控制，同时不对其最终的政治地位作出承诺。美国官员反复强调他们行动的公正性；他们认为，派出第七舰队目的在于既遏制蒋介石企望重返大陆，也遏制共产党人对台湾的进攻。[97]行政部门拒绝了蒋介石派遣3.3万国民党军队赴朝鲜半岛参战的请求，表明它不愿自身与蒋介石政权发生过于密切的联系。杜鲁门于8月命令麦克阿瑟撤回对海外战争退伍军人协会的公开信，也反映了这一关切。因为该信谴责“那些主张在太平洋地区推行绥靖和失败主义之士的俗套观点，即如果我们保卫台湾，我们便会疏远亚洲大陆”[98]。中国国民党政府声称自己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但这“并未得到世界上其他地方的认可”，艾奇逊提醒在台湾的美国“公使”：“蒋介石政府最好能充分意识到其目前所处的脆弱地位的现实。”[99]
如同人们所预期的那样，要在中国国内冲突中保持中立的同时防止共产党人得到台湾，这被证明是十分困难的。早在1950年7月27日，参谋长联席会议便提议，不管朝鲜发生什么，美国都应当继续保卫台湾。[100]8月，总统同意派出一个代表团调查国民党的军事需求；该月末，他授权拨款1400万美元为台湾提供军事援助。[101]10月，艾奇逊和杜勒斯就通过联合国来实现台湾的永久“中立”一事达成一致。当时，他们的观点是，这一安排将不允许把该岛当作反对大陆的军事作战基地。[102]但到11月，在中国共产党人开始卷入朝鲜战争之后，艾奇逊拒绝排除仅为此目的而让联合国军队使用台湾的可能。[103]同月底，国务院放弃了联合国授权的“中立化”方案，部分是因为国内对该问题持续的政治敏感性仍是一件难以处理的事情，部分是因为行政部门未能从美国的盟友那里得到其对台湾政策的充分支持。[104]
英国便是这样的一个盟国。在杜鲁门总统和艾德礼首相以及其各自在华盛顿的顾问之间在12月第一个星期的谈话中，台湾问题占有相当比重。在对英国大使奥利弗·弗兰克斯（Oliver Franks）爵士质疑“继续承认蒋介石是否明智”的评论作出回应时，艾奇逊承认
这个问题包含了许多麻烦，我并不知道答案。如果你从我们期望防止台湾“落入”大陆手里的命题开始，那么无疑蒋介石是其中的一个因素。我们并不比英国更喜欢这一局面，但谈论奥利弗爵士所提出的那一点是危险的。
艾奇逊指出，你或许认为美国的立场与《开罗宣言》一致，但“这样的观点不值得讨论”。事实是，尽管美国及其盟友缺乏权力以确保朝鲜半岛既自由又统一，“我们也没有必要接受一个共产主义的台湾；我们有能力防止那一局面的出现”。杜鲁门指出，《开罗宣言》制定之际，日本是太平洋地区的敌对国家，而非中国或苏联。“当我们认为台湾在战略上对我们不重要时，我们从未想过中国政府会成为一个对美国非常敌对的政府。无疑，现在它对我们非常敌视。”[105]
杜鲁门的观点反映了在台湾问题上美国政策中一致的基本要素：在1949年到1950年间，华盛顿从来没有准备默许任何对美国不友好且能对沿海岛链中的其他链接点采取军事行动的势力控制该岛。问题在于既要实现这一目标，又要不更深地卷入中国内战。在不把中国共产党人和苏联人驱赶到一起的情况下，就能够实现在台湾建立一个“自治”政权，美国愿意这样做。但当“自治”日益不可行时，华盛顿只得听任它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控制，只要不会有苏联军事存在即可。但到1950年春天，那一可能性也日益变得不切实际了。因此，修正行政部门“不插手”的政策在朝鲜战争爆发之时就已经开始了。
朝鲜战争导致美国做出出于军事理由“中立化”台湾的决定，美国对某种与中国共产党人达成政治上临时妥协的机会，仍抱着希望。北京介入朝鲜战争打破了这一期望。因此，到1950年底，杜鲁门政府发现自己正处于它曾竭力避免的情况之中：可以说，不管怎样，它与蒋介石套在了一起。
正如台湾代表着一种反常现象——台湾虽具备了岛屿的优点却被排除在最初的“环形防线”之外，法属印度支那则代表了另一种反常现象——它尽管身为大陆区域却被纳入“环形防线”。当然，印度支那的局势是几乎没有什么希望的：为反对兼具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性质的游击运动，一个不受欢迎的殖民政府正在进行一场代价愈益昂贵和无效的战争。但美国到1950年才开始逐渐将保卫印度支那看作是比在台湾地区或韩国抵抗共产主义更为关键的利益。早在1949年3月，政策设计司的一份研究便提议：“我们应当……视东南亚地区为由印度半岛、澳大利亚和日本构成的巨大的新月形地带的有机组成部分。”[106]1949年12月递交给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对东亚政策进行了全面评估的NSC48/1号文件断言，如果东南亚被共产主义席卷，“我们将遭受重大的政治溃败，其反响将波及世界其他地方”[107]。1950年4月，参谋长联席会议声称，“东南亚的大陆国家……对美国有着至关重要的战略意义”[108]。
当然这些都不意味着美国愿意支持法国在印度支那所做的一切。“我们并不支持法国作为一个反对印度支那人民的殖民国家，”艾奇逊对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说，“那本身是件没什么未来的事情。”[109]华盛顿的政策还没延伸到愿在印度支那遭受外部进攻时出动美国军队的地步。[110]但到1950年2月，它的确意味着美国支持对法国建立的保大政权的承认，竭力鼓励印度支那各种反共民族主义的发展。[111]这也意味着总统于1950年4月24日对一项指令的批准，它指示国务院和国防部“优先准备一个完全可行的计划，以保护美国在印度支那的安全利益”[112]。
美国的一般规则是不把大陆地区视为关键利益所在，而就印度支那来说，美国官员似乎把它当做一个例外。这有好几个原因：（1）相信对克里姆林宫而言，胡志明比毛泽东更可靠；（2）认为苏联已经选定东南亚为特殊的机会目标；（3）对东南亚地区作为粮食和原材料来源地的重要性的关切；（4）在后来被称为“多米诺骨牌”理论的早期版本中，惧怕印度支那一旦落入共产主义世界将对其余非共产主义亚洲国家所造成的战略和心理影响。
胡志明与莫斯科的联系自1947年起就是国务院关注的目标。[113]在印度支那当地的美国人发回的那些强调胡志明领导的运动的民族主义特征、明显缺乏莫斯科直接支持的报告，并没有发挥什么作用。[114]1949年5月艾奇逊在电报中简要且过分简单化地说：“胡志明是否既是民族主义者又是共产主义者的问题无关紧要，所有殖民地区的斯大林主义者都是民族主义者。随着民族目标（例如独立）的实现，他们的目标必然是要成为以共产主义为宗旨的从属国。”[115]8个月后，在苏联承认胡志明政府以后，艾奇逊声称：“苏联对这场运动的承认将消除一切有关胡志明的目标是‘民族主义’性质的幻想。”[116]要将艾奇逊的这一见解与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族主义长期持有的乐观看法调和起来，是很难的。有一种可能的解释是，来自印度支那的报告是由国务院的法国和西欧问题专家评论的，这些人比那些通常直接向国务卿报告的中国问题专家更担心苏联的“威胁”。应当承认，这种解释纯属推测。[117]
导致关注胡志明与莫斯科关系的是这一信念，即苏联人将东南亚视为一个可尝试投射其影响的特别有利的地区。1948年10月的一份国务院分析警告说，苏联人正利用其在曼谷的使馆作为指导东南亚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而先前是通过中国共产党人居间协调的。[118]苏联1950年1月对越南共产党人的承认更强化了这一关切。如同东欧事务办公室主任查尔斯·约斯特（Charles Yost）所指出的，“印度支那现在可能是最密集和坚定的共产主义压力的聚焦点”[119]。3月份的一份陆军情报报告预言，“共产党人将在朝鲜暂时停止军事措施，他们的计划将在其他地区实施，尤其是东南亚”[120]。1950年5月，美国驻西贡代办埃德蒙·格里恩（Edmund Gullion）认为，正是美国对印度支那所做承诺的不确定性鼓励了苏联人：
随着苏联权势溢出到它必须被遏制的边缘地区，关键地点日益减少并日益凸显出来。那些我们不知道一旦发生了战争应该怎么办（或应该如何向国会建议）的战略模糊区，要么会被苏联的行动所消灭，要么会被美国战略决策者的决定所消除。我担心印度支那或许仍属于这种战略模糊区之中。只要如此，它对中国共产党人或苏联共产党人来说就依然有诱惑力。[121]
美国认为印度支那比台湾地区或朝鲜半岛更重要的第三个原因，是因为它需要获得该地区生产的食物和战略原材料，或至少不使它们落入苏联人的手中。NSC48/1号文件指出，如果不从东南亚进口物资，日本和印度都无法实现粮食或棉花生产的自给自足。[122]1950年4月的一份参谋长联席会议研究警告说，东南亚拥有“美国储备计划所需的特定战略物资的主要来源”；而且“共产党人对这一地区的控制将大大缓解中国的粮食问题，并使苏联能得到重要的战略物资”。该研究断言，苏联对亚洲战争潜力的掌控，从长远看可能“成为影响美苏均势的一个决定性因素”[123]。
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是，美国官员确信，如果印度支那落入共产主义者手中，其他对美国在东亚地位至关重要的国家一定会效法。一个国务院工作组在1950年2月指出：“美国面临的选择是，要么支持在印度支那的法国，要么面对共产主义在东南亚大陆的其余地区进行扩张，并可能进一步向西扩张”；“我们将被迫在那些地区以及东南亚尚未被共产党人支配的地区进行大量投资，或是撤退到大幅收缩的太平洋防线一带”。[124]利文斯顿·麦钱特在3月份所写的信中认为，“紧随中国之后的亚洲另一场共产主义的胜利会造成诸多心理后果，由此所产生的影响在这一地区之外也将能感受到，并可能对我们在印度、巴基斯坦甚至菲律宾的利益造成不利影响”[125]。参谋长联席会议在4月得出的结论是，失去印度支那将意味着东南亚其他大陆国家的丧失，意味着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内部安全问题的恶化，这将“导致其最终可能落入共产党人之手”；这反过来会“在实际上导致美国完全不能进入亚洲的太平洋沿岸地区”[126]。
朝鲜战争的开始再次强调了印度支那的战略重要性，但它也限制了美国实际能为法国提供的帮助。杜鲁门政府于6月26日加快提供军事援助[127]；在1950年的剩余时间里，强调该地区极为重要的各种声明在政府内部不断传播。在中国共产党人出兵朝鲜之后，参谋长联席会议在11月直率地谈及该问题：“因事态紧急，美国应当采取行动，通过除部署美国军队之外的一切可行手段来防止印度支那被共产党人控制。”[128]
但如果不动用美国军队，实现那一目标似乎无计可施。华盛顿对法国的能力没有信心，不管它是用军事手段去平息印度支那，还是采取能使各种民族主义力量远离胡志明的政治手段。[129]在东南亚有丰富经验的外交官小查尔顿·奥格本（Charlton Ogburn，Jr.）8月评论说：“法国人，由于他们的愚蠢……留给我们两种可怕的行动选择”：
（1）撒手不管该国，允许共产主义在那里蔓延；
（2）继续为一个无望的事业注入财产（可能最后是生命），法国已经在那里花费了约15亿美元，并牺牲了约5万人，而且这还会付出疏远亚洲主流公众舆论的代价。[130]
三个月后，共同防御援助计划（Mutual Defense Assistance Program）副主任约翰·H.奥利（John H.Ohly）警告艾奇逊说：“我们已到了这般田地，美国因资源有限再也不能同时在世界各地追求所有的目标。因此，必须现实地面对这样的事实：尽管某些目标对我们来说是极其宝贵和重要的，但倘若为了实现更有价值、更为重要的目标，那么它们就可能不得不被放弃。”[131]
联合战略调查委员会在同月暗示，印度支那在与苏联的全球战争中的战略重要性，与它在“冷战”中的战略重要性相比，有着根本的差别。战争计划并不要求首先保住印度支那，因为在这一冲突中最主要的敌人是苏联，最主要的战场可能是西欧。但在没有全球战争的时候，印度支那的丧失对其他东南亚国家的安全，如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甚至是印度和巴基斯坦，都将是不利的。而且“可能会对全世界其他的非共产主义国家产生广泛的政治和心理冲击”。即使是较小的、但可能足够击败越南独立联盟的军事介入，也可能导致“美国在该地区的重大卷入，类似于在朝鲜甚至是全球战争中那样”。相应地，尽管法国无法“提供充分的政治和军事领导、提出良好的军事计划以及合理地运用其军事资源”，美国除继续执行现有的军事援助计划外几乎没有别的可选择方案。[132]
但如果中国共产党人的行动不是全球战争的一部分，那么美国当做何反应呢？参谋长联席会议采取了这样的立场，即美国“不应当让自身介入与共产党中国的全面战争，但应当与英国协调，采取除实际动用美国军队之外的一切手段支持法国和法属国家”。但他们也认识到，法国可能依据“联合一致共策和平”决议将印度支那问题提交联合国大会。在这一情况下，美国可能在道义上被迫派出军队组建联合国军。为警惕这一前景，参谋长们认为，“在印度支那采取行动以免联大援引‘联合一致共策和平’决议条款，是符合美国利益的”[133]。
到1950年底，美国面临着印度支那这一明显无法解决的问题。行政部门的官员们对于该地区的战略重要性的估计是一致的；但是，对原被认为不如印度支那重要的朝鲜的军事介入而背上重担，意味着美国不得不继续依赖法国保卫这一地区，而正是法国的无能导致其殖民地难以防御。1951年，国家安全委员会参谋人员的一份研究得出的勉强结论是：“美国难以保证不让东南亚落入共产主义者之手”。最终证实这一结论的正确性则花费了比预期长得多的时间。[134]
当然，对朝鲜的介入成为对原来的“环形防线”概念的最大背离。与台湾地区和印度支那相比，朝鲜半岛这是一个美国军队曾驻扎过的地区。在华盛顿对此持续进行了约两年的深思熟虑之后，这些军队于1949年春撤离，其理由是防卫半岛南部并非美国至关重要的战略利益。在这一时期，美国官员对于韩国政府的意图和能力都持重大保留。但当朝鲜战争于1950年6月25日爆发时，杜鲁门政府以令自身和敌人吃惊的速度派出了陆海空部队。五个月后，华盛顿发现它自己也在那里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宣而战。
美国最初在1947年秋做出从朝鲜半岛南部撤军的决定，主要出于战略上的原因：在欧洲面临日益严峻的人力资源短缺和不断增加的义务的情况下，在该地区驻军约45000人似乎是不明智的。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占领了朝鲜半岛南部，以防止该地区被苏联占领，但它从未希望无限期地驻扎在那里，也不认为那样做在战略上是合理的。[135]如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联合战争计划委员会于1947年6月所说的那样，如果确有战事的话，现有驻扎朝鲜半岛南部的部队并没有能力抵抗苏联的进攻；从日本进行增援也只会削弱更为重要和更可防御的阵地的安全，即使这样做也同样绝对敌不过苏联人所派出的兵力。“在战争爆发后，立即从朝鲜半岛南部撤退。”[136]到9月，参谋长联席会议断言：“鉴于目前军事人员的严重短缺，目前驻扎在朝鲜半岛南部的2个师……可以用在其他地方。”[137]
但重要的是要注意，华盛顿决策者区分了在朝鲜半岛的战略利益和就可信度而言的利益；前者在他们看来是可忽略的，后者则是个非常不同的问题。联合战略调查委员会在1947年4月表示：“这是唯一一个我们单独与意识形态敌人有过近两年意识形态直接交锋的国家，因此输掉这场战争将严重损害美国在全世界的声誉和安全。”[138]国务院—战争部—海军部协调委员会的一份分析在8月得出的结论是：“美国现在不可能从朝鲜半岛撤出，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共产党人对整个国家的控制。”[139]魏德迈将军在他9月份递交总统的报告中说，将美军从朝鲜半岛南部撤出，以及随后苏联或朝鲜军队对该国的占领，“将造成在亚洲人民中美国道德声望的大幅下跌”[140]。
1947年9月29日，国务院东亚顾问们在国务卿马歇尔办公室举行了一次会议。会议记录里简要地说明了最终达成的妥协：
与会者一致认为：（1）即使花费了相当的金钱和努力，美国在朝鲜半岛的地位最终仍是保不住的。（2）但美国不可能在其远东和整个世界的声望和政治地位不遭受相当损失的情况下，“匆忙撤出”，逃离朝鲜半岛。（3）政府应当努力通过所有恰当的手段影响朝鲜问题的解决，在最小化其负面影响的前提下使美国能从朝鲜半岛尽快撤走。[141]
指望与苏联达成统一朝鲜的协议被证明是不可能实现的，美国又退回到为1948年在联合国的支持下成立的李承晚的反共政府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的政策，同时逐步撤走美国的军队。但这一政策并不意味着将朝鲜半岛南部交给苏联统治，正如两份有关这一主题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文件所表明的那样：“（如果）苏联主导的力量推翻由联合国支持建立起来的韩国政权……将对联合国的声望和影响构成严重打击。就此而言，美国的利益与联合国的利益即便不是完全相同的，也是类似的。”[142]
但对于韩国在遭受攻击时美国将会做什么来保卫韩国的问题，却仍不明确的。中央情报局1949年2月的一份报告告诫说，“美军撤退可能导致美国支持的韩国垮台”，并建议在该地区继续驻扎适当数量的美军，这能阻止任何来自北方的入侵，同时也能鼓舞南方的士气。[143]但麦克阿瑟、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国防部长约翰逊都主张撤军，原因既在于对其他地方的介入所形成的压力，也在于相信如果战争爆发韩国不具有有利的作战地形。[144]在这些原因背后是这样一种担忧，即如果李承晚兑现其经常说的“北进”承诺，那么美国军队将可能会被拖下水。[145]国务院起初倾向于支持美军在韩国的驻留时间比原计划更长一些，并默许最后一支美军部队在1949年6月底撤回。[146]但同月，一份陆军的研究断言，任何在韩国的“得到联合国授权的警察行动”，包括美国军队在内，都“是在欧洲国际关系处于不稳定平衡时期，军事支出与美国的人力、资源和努力不成比例”。将杜鲁门主义应用到朝鲜半岛“需要巨大的努力和大量的开支，与预期的收益远不成比例”[147]。
因此，如同他后来所称的，艾奇逊将韩国排除在美国的“环形防线”之外的著名演说是与现有政策相一致的。在全国报业俱乐部演说三天后，国务卿在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的行政会议证词中详细阐述了他的想法：
我们的估计……是，韩国现在可以应对任何由朝鲜挑起的麻烦，但它无法对付有中国共产党参与或苏联人支持的攻势。
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艾奇逊又说，美国不会单独运用武力进行抵制。“当然，如果是根据联合国宪章采取的行动，我们将会参加。但那很可能不会发生，因为他们（苏联人）将会投否决票。”[148]尽管在1950年的上半年，军事和经济援助仍继续运送到韩国政府手中，但相比于美国对台湾地区和印度支那的关注，华盛顿对于朝鲜半岛的局势并没有紧迫感。[149]迟至1949年6月，约翰·福斯特·杜勒斯还警告李承晚，只有在“受到威胁的政府自己在国内采取积极行动来抑制共产主义的发展”的情况下，美国才会帮助抵抗侵略。[150]
在6月25日战争爆发后，做出向韩国提供援助的决定并非一个预料中的必然结果。麦克阿瑟一开始的印象是，这并非一次全力出击，苏联人或许也没有在背后提供支持，因而韩国可能会取得胜利。[151]陆军部长弗兰克·佩斯（Frank Pace）和国防部长约翰逊一开始也反对使用地面战斗部队，参谋长联席会议也担心这一决定可能会削弱日本的防御以及减少可部署在西欧的部队数量。[152]杜勒斯支持在韩国使用空军和海军，但警告说，苏联和中国可能会无限期地支持朝鲜，“对我们来说，在大陆上挑战共产党人的力量是危险的”。佩斯的回复是：“国防部的立场是向韩国派出军队，并非因为他们期望如此，而是因为他们认为这对支持政府的政治决策来说是必要的。”[153]
这是一个富有见地的评论，因为导致美国干涉朝鲜半岛的最终是政治而非战略考虑。朝鲜的军事行动在行政部门官员看来有必要进行抵抗，这并非因为韩国本身很重要，而是因为任何不受反对的“侵略”都只会鼓励其他地方侵略的进一步发展。查尔斯·波伦于6月26日写信给凯南说：“你可以肯定的是，所有欧洲人都不会对亚洲的事说什么，但他们却在看美国将会怎么做。”[154]凯南自己也相信，如果美国不作为，“从我们的立场看，东西方冲突的战区中将很少有不受到不利影响的”[155]。菲利普·杰瑟普（Philip Jessup）回忆，在6月25日的布莱尔大厦会议中，杜鲁门半自言自语地重复道：“我们不能让联合国垮掉!我们不能让联合国垮掉!”[156]
一旦在大陆不进行军事行动的禁令被打破，问题便是决定在什么地方应当停下来。凯南在8月份指出：“毕竟，当我们开始从韩国边缘往内陆进发时，如果我们一直往下走的话有10000公里可走，我们必须考虑在什么地方停下来。”[157]凯南自己及其他的国务院苏联专家支持将联合国行动局限于“解放”韩国。而国务院的其他专家与参谋长联席会议一道，认为三八线既无政治重要性，也无军事重要性，联合国应当抓住机会统一朝鲜半岛，同时小心地避免将冲突扩大到苏联或中国的领土上。麦克阿瑟将军和他的支持者甚至提出了第三种方法：通过消除鸭绿江以北的“特权庇护所”（privileged sanctuaries），并使用中国国民党军队来扩大冲突。[158]
凯南反对跨过三八线，其理由是这一动作将分散联合国军，同时会冒苏联或中国干预的风险。他在7月21日国务院的一次会议上说：“我们必须记住，我们在韩国所做的是一件不那么完全站得住脚的事情，尽管有良好的政治原因。我们越往半岛内部进发，从军事的角度看便越站不住脚。”[159]一个月后，他在一次非正式记者招待会上提醒道：
苏联人对于非常接近其重要的中心地带的外国领土是特别特别敏感的……我想我们可以作换位思考，想想如果苏联军队在与墨西哥发生战争时进发到了比如说距离南加利福尼亚仅17公里的地方，我们会怎么样（反应）？[160]
凯南的朋友兼同事、苏联问题专家波伦也就苏联人对边界敏感提出警告，并认为苏联甚至都可能不会等到联合国军队到达三八线就会采取行动，并可能与中国人进行协调。[161]国务院政策设计司和中央情报局也都有这样的担心，指出华盛顿在获取盟友支持其武力统一朝鲜半岛的任何决定时，都将会面临困难。[162]
但是，对于跨越三八线，在国务院和国防部内都有着相当强的推动力量。国务院东北亚事务办公室主任约翰·M.艾利森（John M.Allison）对这一问题尤为热心。他在7月1日给腊斯克的一份备忘录中说：“我相信，时机已经来临，我们必须大胆，且愿意承担比以前更大的风险。”[163]三周后，他谴责政策设计司的立场是“为了不挑动苏联参战而执行胆小的、半心半意的政策”。他又说：
我们应当承认，不管从现在起我们做些什么，与苏联和中国共产党人发生冲突的风险都非常大。但我也不明白，牺牲明确的道德原则并推卸我们的责任，断然表明侵略是得不偿失的，我们会得到什么好处……这可能意味着全球性的战争。美国人民应当被告知这是为什么，这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当有了法律的和道义的优势时，我们为什么还要犹豫不决？[164]
杜勒斯也支持跨越三八线，其理由是它并没有任何法律地位，且首先发起军事行动的一方应受惩罚。但与艾利森不同，他不愿将军事行动开展到激怒苏联人的地步。[165]
考虑到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观点，国防部强调在三八线停下来不符合军事逻辑，并强调如果作出那一决定将难以保证韩国未来的安全。它也提出了有趣的论点，即一个统一的、非共产主义的朝鲜半岛可能会诱使中国东北逐渐摆脱北京的影响，这反过来可能导致中华人民共和国质疑其目前与苏联的结盟，这一观点在后来得到了艾利森的支持。[166]还有一些论点强调，任何在三八线停下来的决定，都不会得到韩国人和美国公众的欢迎。[167]在8月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凯南被问道，如果军事行动在三八线停下来，公众舆论会不会很难满足。他回答说：“在人们必须非常艰难地思考他们到底追求的是什么的时候，这正是其中的一个例子。”[168]
9月11日，杜鲁门同意了一项在苏联或中国共产党人既未干涉也未威胁干涉的情况下，入侵并占领朝鲜的措辞谨慎的妥协性授权。作战决不能延伸到中国或苏联领土，而且只能韩国军队向鸭绿江作最后进发。如果在越过三八线后，苏联或中国进行干涉，那么要努力使战线在最有利的位置上稳定下来，不能冒升级为全面战争的风险。[169]这是一种有效的“浮动的环形防线”战略，其目的在于，只要敌人的抵抗仍然可控，便要实现朝鲜半岛的统一。如同腊斯克在该月末所解释的那样，“华盛顿的思考是，我们应当尽可能让苏联为我们做决定，那样联合国军便可继续行动，直至我们看到苏联对北进行动有所反应的迹象为止”[170]。
结果表明，是中国人而非苏联人决定了联合国军向朝鲜推进的程度。面对北京在11月下旬(1)出兵朝鲜，麦克阿瑟敦促华盛顿接受另一种战略观念：封锁大陆，在朝鲜半岛和其他地方使用中国国民党军队，轰炸中国的工业中心和沿中朝边界的“特权庇护所”，以及如果必要的话，将联合国军从朝鲜撤到更有利的地形继续进行战斗。麦克阿瑟提出这一升级冲突的理由是，中国人已在进行全面战争。他坚持认为，苏联人将只会为保卫自身利益而战，而这些利益并不必然与中国人的利益一致。不选取这一行动方针将意味着美国会卷入“一场非决定性的战役，从长期来看，在朝鲜半岛据守阵地的代价正变得远大于我们按照常规路线进行反击的代价”[171]。
行政部门拒绝了麦克阿瑟升级战争的建议，部分是因为它害怕中美冲突扩大化只会让莫斯科得利，部分是因为它无法指望能得到盟国的支持，部分是因为它仍相信冷战以及任何未来热战的决定性战场都将在欧洲——这与麦克阿瑟的看法不同。[172]相应地，华盛顿转向努力把战线稳定在三八线或其附近，一旦实现这一点之后便寻求通过谈判结束战斗。艾奇逊向欧内斯特·贝文保证：“我们在韩国的目标仍保持不变，也就是抵抗侵略，把敌对行动限制在局部地区，根据恰当的联合国原则，用一种不会在那一作战行动中无限期地投入大量美军的方式来结束朝鲜问题。”[173]正是麦克阿瑟无法接受这一战略，导致了他于1951年4月被解除了指挥之职。[174]
但行政部门并非对麦克阿瑟的论点全然无动于衷。杜鲁门和他的顾问们的确在1950年11月和12月严肃地思考过授权让战斗机飞越鸭绿江“穷追不舍”并轰炸中国东北的机场和供应仓库。[175]1951年5月，就在麦克阿瑟被解职后的一个月，杜鲁门还批准了NSC48/5文件，该文件规定：
为准备应对中国在朝鲜之外的军事行动，保护联合国军和美军的安全，也为在联合国军被迫撤离朝鲜时能采取适当的军事行动，（美国应当）加速发展出以下行动计划，如果此类行动后来会被视为必要的话：
（1）用海、陆军封锁中国海岸线。
（2）选择性地对共产党中国在朝鲜之外的目标采取军事行动。
（3）允许中国国民党军队防御性或进攻性地进行参与，并为其有效参战提供必要的作战支援。[176]
碰巧停战谈判在7月开始，行政部门从未将这些计划付诸实施。但这些计划确曾得到考虑的事实表明，行政部门和麦克阿瑟之间并非有太大的分歧，至少他们都确信美国没有必要派出地面部队在亚洲大陆作战，他们也决心避免在未来对最初的“环形防线”观念发生代价如此高昂的偏离。[177]
理想状况下，“环形防线”战略应当设法遏制潜在敌人的扩张倾向而无须不必要的资源分散。[178]这一方法假设，因为能力有限，利益肯定也是有限的；目标必须按照与手段相一致的方式加以界定。此外，选择也应当是明确的，不管是对要保卫地区的选择，还是对防守手段的选择，还是对努力争取的盟友的选择。总体目标就是，或应当是，牵制对方的行动，同时不会不恰当地限制自己的行动。
乍一看，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东亚战略似乎满足了这一标准。该战略涉及的首要利益是保证东亚不被单个敌对国家所控制。但因为美国的能力更多在于技术而非人力，也因为在欧洲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所以美国将在亚洲的军事存在限定于可用空军和海军保卫的岛屿，从而避免了与拥有大量人力但技术水平较低的大陆敌人作战，这是合情合理的。这既是对于全球应优先考虑的事项的现实主义认识，也是对地区力量不对称性的现实主义认识。
但如同大多数一般性概念一样，知易行难。放弃介入中国大陆是非常好的，尽管在可预见的未来这一举动被西方认为是“失去”了中国大陆，但台湾地区、印度支那和朝鲜半岛却不容许使用如此简单的解决方法。出于国际政治的原因，台湾地区被从“环形防线”中划去：艾奇逊期望避免进一步卷入中国内战，并利用潜在的中苏紧张局势。但国内政治压力，加上对台湾岛一旦落入苏联控制所造成的战略影响的考虑，很快迫使美国对那一方法重新进行了思考。印度支那尽管位处大陆，当地有叛乱，殖民统治日趋腐败，但印度支那却一直被包括在“环形防线”之内。韩国被相当审慎地排除在外，只是在朝鲜发动攻击之后才突然被纳入其中。对新环形防线扩展至朝鲜半岛的迟疑不决，反过来导致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介入，其结果是到1950年底“环形防线”看起来与当年年初的情况有着很大的不同。
这些反常暗示着，尽管维持“环形防线”的即时战略和保持一个非敌对的亚洲的长期目标都能得到华盛顿的同意，但至于如何从一个转到另一个的问题，却并未达成共识。例如，什么是对均势的威胁？是苏联的扩张主义还是国际共产主义？威胁最好是在它出现的任何地方通过激发抵抗来加以遏制，还是基于促使其分裂的观念有选择性地反对它？在这些努力中，应当组建什么样的同盟才是恰当的？考虑到在世界其他地方的责任，应当赋予这些盟国什么样的优先权？在政治、经济和军事计划之间进行的协调也并非始终是充分的，其结果是在一个领域内采取的行动并不总能考虑到其对别的领域的影响。
此外，还存在一种夸大心理层面战略的倾向：保卫台湾地区、印度支那和韩国的决定中，对“声望”和“可信性”的考虑与对这些地区本身重要性的考虑占据同等比重。[179]最后，杜鲁门政府可能在过于精确地规划其战略方面犯了错。在界定至关重要的利益时，政府决不应该含含糊糊；但在公开这些事务时某种程度的模糊，有时可能有助于威慑国外和国内的敌人。[180]
到1951年，就所有意图和目的而言，“环形防线”概念已经死亡。相反，杜鲁门政府已退回到一种抵抗任何地方发生的侵略的战略，不过仅限于采取相应程度的暴力。因对这一方法所付出的代价而产生的失望，几乎立即导致政府去寻求能以较小代价实现目标的方法，但它却从未成功地付诸实施。设计一项能利用模糊的优势同时实现威慑和节约双重目的的战略，这一任务，被留给了艾森豪威尔及其顾问们。[181]二十年后，作为对代价更为高昂的在亚洲“灵活反应”战略的反思，尼克松政府启动了另一项战略，一方面鼓励亚洲人自力更生，另一方面利用中苏关系紧张以实现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和解。这一战略与艾奇逊和他的国务院同事所理解的“环形防线”概念差得并不太远。它是对“环形防线”战略的一种平反，因为美国军队从亚洲大陆的撤退——尽管大为延迟但现在确实已然完成——并没有导致美国丧失在那里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反而是比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任何时候都更为成功的美国影响力的重申。有时，国家可能因失败而胜利。
[1] 本文原本是为1978年7月由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主办、在纽约芒特基斯科举办的二战后中美关系会议所准备的论文。后来发表在Dorothy Borg and Waldo Heinrichs，eds.，Uncertain Years: Chinese-American Relations，1947—1950（New York: 1980），pp.61—118。这里略有修改。
[2] J.Lawton Collins，War in Peacetime: The History and Lessons of Korea（Boston: 1969），p.31.艾奇逊的演讲，题为“Crisis in Asia—An Examination of U.S. Policy”,该文被收入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XXII（January 23，1950），111—118。也可参见Dean Acheson，Present at the Creation: My Years in the State Department（New York: 1969），pp.358，691。
[3] 关于这一问题的最好证据，参见Robert R.Simmons，The Strained Alliance: Peking，P'yongyang，Moscow and the Politics of the Korean Civil War（New York: 1975）;以及Masao Okonogi，“The Domestic Roots of the Korean War,” in Yonosuke Nagai and Akira Iriye，eds.，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in Asia（New York: 1977），pp.299—320。目前可知的近期对此问题的总结，参见Burton I.Kaufman，The Korean War: Challenges in Crisis，Credibility，and Command（New York: 1986），especially pp.31—33。
[4] Kennan to Marshall，March 14，1948，U.S. Department 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8，I，531—538.
[5] 在开始其东亚之行前，凯南勾画了一个“环形防线”的早期版本：“我们应当进行仔细研究，以考察太平洋和远东的哪一部分对我们的安全绝对重要，我们应当将我们的政策集中于那些仍在手边的我们可控制或依赖的地区。那是我的猜想……日本和菲律宾将是这一太平洋安全体系的基石，如果我们可争取保持对这些地区的有效控制，那么在我们这一代便不会有从东边对我们安全的严重威胁。”PPS/23，“Review of Current Trends: U.S. Foreign Policy,” February 24，1948，U.S. Department 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下文简作FR）: 1948，I，p.525.
[6] 凯南对与麦克阿瑟谈话的记录，1948年3月5日和21日，收入PPS/28，“Recommendations with Respect to U.S. Policy Toward Japan,” March 25，1948，ibid.，VI，700—701，709。
[7] 参见MacArthur to Albert C.Wedemeyer，C-65590，November 20，1948，Joint Chiefs of Staff Records，William D.Leahy Papers，File 9，“China—1948” folder，Modern Military Records Branch，National Archives;费耶特·J.弗莱克斯纳关于与麦克阿瑟谈话的记录，1948年12月6日，FR: 1949，IX，263—265; New York Times，March 2，1949; Max W. Bishop to W. Walton Butterworth，April 1，1949，FR: 1949，VII，695;威廉·R.马修斯在采访麦克阿瑟后的报道，1949年8月5日。收入马修斯致约翰·福斯特的信，1950年6月5日，John Foster Dulles Papers， Box 49，“Mathews” folder，Seeley Mudd Library，Princeton University; William J.Sebald to Acheson，September 9，1949，FR: 1949，VII，857; H.Alexander Smith Diary，October 10，1949，H.Alexander Smith Papers，Box 282，Seeley Mudd Library，Princeton University; MacArthur to Arthur Hayes Sulzberger，October 28，1949，Douglas MacArthur Papers，Record Group 5，Box 1A，File #4，MacArthur Memorial，Norfolk，Virginia。也可参见D.Clayton James，The Years of MacArthur: Triumph and Disaster，1945—1964（Boston: 1985），pp.401—402。
[8] CIA ORE 17—49，“The Strategic Importance of the Far East to the US and the USSR,” May 4，1949，Harry S.Truman Papers，PSF，Box 256，“CIA Reports—ORE 49.”
[9] NSC 49，“Strategic Evaluation of United States Security Needs in Japan,” June 9，1949，FR:1949，VII，774—775.
[10] State Department Consultants Report，“Outline of Far Eastern and Asian Policy for Review with the President,” enclosed in Philip C.Jessup to Acheson，November 16，1949，ibid.，pp.1211—1112.
[11] NSC 48/1，“The Posi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with Respect to Asia,” December 23，1949，U.S.Department of Defense，United States-Vietnam Relations，1945—1967[hereafter cited as Pentagon Papers]（Washington: 1971），VIII，257.
[12] Acheson，Present at the Creation，p.357. For the quote from the Press Club speech，see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XXII（January 23，1950），116.
[13] 参见Marshall to John Leighton Stuart，February 9，1948，FR:1948，VIII，13—14;以及Butterworth to Lewis Clark，March 8，1948，ibid.，pp.30—30。
[14] 参见Tang Tsou，America's Failure in China，1941—1950（Chicago: 1963），p.446;以及William Whitney Stueck，Jr.，The Road to Confrontation: American Policy Toward China and Korea，1947—1950（Chapel Hill: 1981），pp.52—54。
[15] U.S.Department of State，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China，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Period 1944—1949[hereafter China White Paper]（Washington: 1949），p.xvi.
[16]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XXII（January 23，1950），116—117.也可参见艾奇逊在联邦俱乐部的演讲，旧金山，1950年3月15日；以及在哈佛校友会上的讲话，马萨诸塞，1950年6月22日，ibid.，XXII（March 27，1950），470—471，and XXIII（July 3，1950），16。
[17] 参见John Lewis Gaddis，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A Critical Appraisal of Postwar 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New York: 1982），pp.58—59。
[18] Kennan National War College lecture，“Contemporary Problems of Foreign Policy,” September 17，1948，George F.Kennan Papers，Box 17，Seeley Mudd Library，Princeton University. See also Kennan's Memoirs: 1925—1950（Boston: 1967），p.359.
[19] 凯南在海军战争学院的演讲，1948年10月11日，Kennan Papers，Box 17。关于这一观点的其他评述，参见CIA ORE 17—49，May 4，1949，Truman Papers，PSF，Box 256，“CIA Reports—ORE 49”; and NSC 48/1，December 23，1949，Pentagon Papers，VIII，228—239［原文页码有误］。
[20] 艾奇逊在执行会议上的证词，1950年5月1日，U.S.Congress，Senate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Historical Series: Reviews of the World Situation，1949—1950（Washington: 1947），p.292。
[21] 关于艾奇逊在全国记者俱乐部演讲的这一主题的全文参见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XXII（January 23，1950），112—113,也可参见关于艾奇逊于1949年10月12日和1958年5月1日在执行会议上向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证词，参见Reviews of the World Situation，pp.87，291—292; and NSC 48/1，December 23，1949，Pentagon Papers，VIII，226—227。
[22] 例如参见埃德蒙·克拉克1947年的两份备忘录，FR: 1947，VII，266，701; Joseph E.Jacobs to Marshall，September 19，1947，ibid.，VI，803—807; and PPS/13，“Résumé of World Situation,” ibid.，I，776。
[23]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XXII（January 23，1950），115.也可参见艾奇逊在广告委员会的发言，华盛顿，1950年2月16日；以及他在联邦俱乐部的演讲，旧金山，1950年3月15日,ibid.，XXII（March 20 and 27，1950），428，468，472。
[24] 具体参见第六章的内容。
[25] Charlton Ogburn，Jr.，memorandum，“Decisions Reached by Consensus at the Meetings with the Secretary and the Consultants on the Far East,” November 2，1949，FR: 1949，IX，160—161.
[26] SM-8388，“Study of the Military Aspects of United States Policy Toward China,” June 9，1947，FR: 1947，VII，843.也可参见JCS 1721/5，“United States Policy Toward China,” June 9，1947，Joint Chiefs of Staff Records，CCS 452 China（4-3-45），sec.7，pt.1; NSC 6，“The Posi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Regarding Short-Term Assistance to China,” March 26，1948，FR: 1948，VIII，47—50; William D.Leahy to James V.Forrestal，April 1，1948，Joint Chiefs of Staff Records，CCS 452 China（4-3-45），sec.7，pt.2; NSC 22，“Possible Courses of Action for the U.S. with Respect to the Critical Situation in China,” July 26，1948，FR: 1948，VIII，118—122。
[27] Wedemeyer to Truman，September 19，1947，China White Paper，p.814; Badger to Louis Denfeld，July 16，1948，FR: 1948，VIII，171—172.参见巴杰在执行会议上向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和武器装备委员会的证词，1949年9月8日,U.S.Congress，Senate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Historical Series: Military Assistance Program，1949（Washington: 1974），p.541; 以及William Stueck，The Wedemeyer Mission: American Politics and Foreign Policy during the Cold War（Athens，Georgia: 1984）。
[28] SM-8388，June 9，1947，FR: 1947，VII，840.也可参见Robert P.Patterson to Marshall，February 26，1947，ibid.，p.800。参见DeWitt C.Ramsey to Denfeld，February 18，1949，Records of the Immediate Office of the Chief of Naval Operations[hereafter CNO Immediate Office Records]，Box 1，Folder A8—2，Operational Archives，Naval Historical Center，Washington。
[29] 参见Wedemeyer to Truman，September 19，1947，China White Paper，pp.809—810;以及Wedemeyer to Forrestal，March 29，1948，Joint Chiefs of Staff Records，CCS 452 China（4-3-45），sec.7，pt.2。
[30] NSC 22/1，“Possible Courses of Action for the U.S. with Respect to the Critical Situation in China,” August 6，1948，FR:1948，VIII，133. This language also appears in SM-8388，June 9，1947，FR: 1947，VII，844.
[31] JCS 1769/1，“United States Assistance to Other Countries from the Standpoint of National Security,” April 29，1947，ibid.，I，746.
[32] SANACC 360/11，August 18，1948，enclosed in Rusk to Acheson，March 16，1949，FR: 1949，I，262.
[33] Joint Chiefs of Staff to Forrestal，November 2，1948，enclosed in NSC 35，“Existing Commitments Involving the Possible Use of Armed Forces,” November 17，1948，FR: 1948，I，661. See also a Joint Chiefs of Staff undated comment，enclosed in SANA-6333，March 16，1949，FR:1949，I，258.
[34] Marshall testimony，May 10，1951，U.S.Congress，Senate Committees on Armed Services and Foreign Relations，Military Situation in the Far East（Washington: 1951），p.465.
[35] JPS 633/4，“United States Post-War Military Policy and Strategic Plan,” Army Staff Records，ABC 092（18 July 45），sec.1-A，Modern Military Records Branch，National Archives.
[36] JCS 1769/1，April 29，1947，FR: 1947，I，745.
[37] JWPC 476/1，“The Soviet Threat in the Far East and the Means Required to Oppose It: Short Title，MOONRISE,” June 16，1947，Joint Chiefs of Staff Records，381 USSR（3-2-46），sec.5; JWPC 476/2，August 29，1947，ibid.，sec.6.
[38] Ibid.
[39] JSPC 877/72，“The Impact of Current Far Eastern Developments on Emergency War Planning,” September 14，1949，Army Staff Records，P & O 1949—1950，381 TS，sec.3，case 56.(www.xing528.com)
[40] NSC 48/1，December 23，1949，Pentagon Papers，VIII，256—257.
[41] MacArthur to Charles A.Eaton，March 3，1948，MacArthur Papers，Record Group 6，Box 2，“FECOM: Formosa” file.
[42] 马修斯在采访麦克阿瑟后的报道，1949年8月5日,Dulles Papers，Box 49，“Mathews” folder。也可参见凯南在与麦克阿瑟谈话时所做的记录，1948年3月21日,FR: 1948，VI，711—712。
[43] MacArthur to Eaton，March 3，1948，MacArthur Papers，Record Group 6，Box 2，“FECOM: Formosa” file.
[44] 史密斯关于与麦克阿瑟谈话的记录，1949年9月27日，Smith Papers，Box 98，“Far East Trip，1949” folder。
[45] MacArthur to Wedemeyer，C-65590，November 20，1948，Leahy Papers，File 9，“China—1948” folder.
[46] 马克斯·W.毕晓普关于与麦克阿瑟谈话的备忘录，1949年2月16日，FR:1949，VII，656; Ramsey to Denfeld，February 18，1949，CNO Immediate Office Records，Box 1，Folder A8—2; MacArthur to Kennan，June 16，1949，MacArthur Papers，Record Group 5，Box IA，File 5;杰瑟普关于与麦克阿瑟谈话的备忘录，1950年1月8日，FR: 1950，VI，1111; MacArthur to Robert C.Richardson，June 9，1950，MacArthur Papers，Record Group 5，Box 49。
[47] Briefing by Maj. Gen. Charles W.Willoughby，“Relation of World-Wide Political Situation to CINCFE Missions,” October 1，1949，MacArthur Papers，Record Group 6，Box 83，“RMAP” folder.
[48] Douglas MacArthur，Reminiscences（New York: 1964），p.389.也可参见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关于与麦克阿瑟谈话的备忘录，1950年7月1日，Dulles Papers，Box 47,“Acheson” folder。
[49] 麦克阿瑟在1950年10月呼吁，一旦军事作战结束，美军应尽早撤出朝鲜半岛，“我们可……让朝鲜人民免受美军在其内部事务的和平解决上的不当影响。”MacArthur to Truman，October 30，1950，MacArthur Papers，Record Group 5，Box 1A，File 5.有关凯南在军事占领上的观点，可参见他的Memoirs: 1925—1950（Boston: 1967），pp.371—372，387，438—439，447—448。
[50] MacArthur to Roy Howard，April 24，1947，and to Robert A.Taft，March 23，1950，MacArthur Papers，Record Group 5，Boxes 28 and 56.也可参见Michael Schaller，The American Occupation of Japan: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in Asia（New York: 1985），pp.60—61。
[51] Leahy to Forrestal，November 24，1948，enclosed in NSC 37，“The Strategic Importance of Formosa,” December 1，1948，FR: 1949，IX，261—262.也可参见Denfeld to Forrestal，February 10，1949，enclosed in NSC 37/3，“The Strategic Importance of Formosa,” February 11，1949，ibid.，p.285。
[52] State Department draft report，NSC 37/1，“The Posi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with Respect to Formosa,” January 19，1949，ibid.，p.274. See also Robert Lovett to Truman，January 14，1949，ibid.，p.266.
[53] 毕晓普备忘录，1949年2月16日与麦克阿瑟的谈话，ibid.，VII，656—657。也可参见弗莱克斯纳（Flexner）的记录，1948年12月6日与麦克阿瑟的谈话,ibid.，IX，263—264。
[54] Denfeld to Forrestal，February 10，1949，enclosed in NSC 37/3，February 11，1949，ibid.，p.285.
[55] 弗莱克斯纳的记录，1948年12月6日与麦克阿瑟的谈话，ibid.，p.265;肯尼思·克伦茨给巴特沃思（Butterworth）的信，1949年4月25日,ibid.，p.317。
[56] 艾奇逊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上的讲话，1949年3月1日,ibid.，p.295。也可参见NSC 11/2，“U.S.Naval Forces at Tsingtao,” FR: 1948，VIII，341; NSC 37/1，January 19，1949，FR: 1949，IX，272—273;以及Livingston Merchant to Acheson，March 23，1949，ibid.，pp.302—303。
[57] NSC 37/2，“The Current Posi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with Respect to Formosa,” February 3，1949，ibid.，pp.280—282. See also Lovett to Truman，January 14，1949，ibid.，pp.302—303; and Russell D.Buhite，Soviet-American Relations in Asia，1945—1950（Norman，Oklahoma: 1981），pp.92—95.
[58] 艾奇逊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讲话，1949年3月1日,ibid.，p.295。也可参见Acheson to Merchant，February 14，1949，ibid.，pp.287—288; 以及N SC 37/4，“The Current Posi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with Respect to Formosa,” February 18，1949，ibid.，pp.288—289。
[59] Merchant to Acheson，March 23，1949，ibid.，pp.302—303; Allen Griffith to Harlan Cleveland，April 14，1949，enclosed in Cleveland to Butterworth，April 29，1949，ibid.; Merchant to Acheson，May 4，1949，ibid.，pp.324—325; Merchant to Butterworth，May 24，1949，ibid.，pp.346—350.在1949年7月初草拟的、但随即就被取消的一份政策设计司文件中，凯南认为，“台湾分裂主义只是一个抵抗共产主义的、对民众有足够吸引力的概念而已”。现在只能通过劝说其他东亚国家干涉台湾来加以实现，这是明显不可能的。或者通过美国的单边行动来将蒋介石的部队驱逐出该岛，实现这一目标。“我个人认为，如果第二种方案可被采纳，并用充分的决心、速度、无情以及自信加以实施的话，那么西奥多·罗斯福可能已经这么做了，它将不只会成功，而且还会对这个国家和整个东亚产生震惊效果。”凯南认为，如果总统和国家安全委员会愿意以此为基础行动，“那么我个人的观点是，我们应当断然出击”。如果不这样的话，“便无须让美国和世界舆论对中国共产党占领该岛预作准备”。PPS/53，“United States Policy toward Formosa and the Pescadores,”由凯南于1949年7月6日起草，同日被取消，FR: 1949，IX pp.356—359.也可参见George F.Kennan，Memoirs: 1950—1963（Boston: 1972），p.54。
[60] 艾奇逊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讲话，1949年3月1日,ibid.，p.296。
[61] JCS 1966/11，“The Strategic Importance of Formosa,” March 22，1949，Joint Chiefs of Staff Records，381 Formosa（11-8-48），sec.1.也可参见Louis Johnson to Sidney Souers，April 2，1949，FR: 1949，IX，307—308; and Omar Bradley to Johnson，August 17，1949，enclosed in NSC 37/7，“The Posi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with Respect to Formosa,” August 22，1949，ibid.，pp.377—378。
[62] JCS 1844/46，“Joint Otuline Emergency War Plan OFFTACKLE,” approved December 8，1949，Joint Chiefs of Staff Records，381 USSR（3-2-46），sec.41.这一计划的最初版本参见JSPC 877/58，May 10，1949，JSPC 877/59，May 29，1949，and JSPC 877/66，August 2，1949，all in ibid.，secs. 32 and 36。联合战略计划委员会（Joint Strategic Plans Committee）在1949年12月得出结论:“台湾的未来是个关键因素，因为如果这一战略岛屿被活跃的共产党人控制，如果它与苏联的关系紧密，以至于向其提供基地使用权利或允许苏联在这一地区发展，那么便需要修改我们的战争计划。”JSPC 877/72，September 14，1949，Army Staff Records，P & O 1949—1950，381 TS，sec.3，case 56，Modern Military Branch，National Archives.
[63] Robert M.Blum，Drawing the Line: The Origin of the American Containment Policy in East Asia（New York: 1982），pp.131—144.
[64] Smith Diary，October 13—18，Smith Papers，Box 282.史密斯在1949年的日记和通信为他作出集中关注台湾问题的决定提供了详尽的信息。有相当充分的证据表明，道德重整运动（moral re-armament movement）在塑造史密斯对这一问题的观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其助手约翰·鲁茨（John Roots）和女婿H.凯那斯顿·特威切尔（H.Kenaston Twichell）的活动。而鲁茨和特威切尔，反过来与中国国民党政府的高级官员有着密切联系，他们在道德重整运动中都很积极。具体细节可看史密斯1949年4月的日记，收集在H.Alexander Smith Papers，Boxes 98 and 282，Seeley Mudd Library，Princeton University;另可参见Nancy Bernkopf Tucker，Patterns in the Dust: Chinese-American Relations and the Recognition Controversy，1949—1950（New York: 1983），p.256。
[65] Blum，Drawing the Line，pp.178—179.
[66] Sebald to Acheson，September 9，1949，FR: 1949，VII，875; Willoughby briefing，“Relation of World-Wide Political Situation to CINCFE Missions,” October 1，1949，MacArthur Papers，Record Group 6，Box 83，“RMAP” folder; MacArthur to Sulzberger，October 28，1949，ibid.，Record Group 5，Box 1A，File 4.
[67] Bradley to Johnson，December 23，1949，enclosed in NSC 37/9，“Possible United Statea Military Action Toward Taiwan Not Involving Major Military Forces,” December 27，1949，FR: 1949，IX，460—461.也可参见J.Lawton Collins to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JCS 1966/22，December 7，1949，Joint Chiefs of Staff Records，381 Formosa（11-8-48），sec.2; and Tracy Voorhees draft，Johnson to Truman，December 15，1949，copy in MacArthur Papers，Record Group 6，Box 2，“Formosa” folder。
[68] Ogburn memorandum，November 2，1949，FR: 1949，IX，161.也可参见NSC 37/8，“The Posi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with Respect to Formosa,” October 6，1949，ibid.，pp.392—397;以及Acheson to John J.MacDonald，November 18，1949，ibid.，pp.428—429。
[69] Merchant to Butterworth，December 1，1949，ibid.，pp.431—433; “Policy Information Paper—Formosa,” December 23，1949，printed in Military Situation in the Far East，pp.667—669.1949年10月的一份中央情报局情报评估的结论是:“由于美国军事占领和控制的失败，台湾的非共产党政权可能会在1950年底向中国共产党人屈服。”CIA ORE 76—79， October 19，1949，quoted in NSC 48/1，December 23，1949，U.S.Department of Defense，United States-Vietnam Relations，1945—1967（Washington: 1971），VIII，p.245.在1950年1月13日的一次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执行会议中，参议员史密斯问艾奇逊：“那么，是否该岛落入共产党人之手将不可避免？”艾奇逊回答说：“我个人的判断是那样的。”U.S.Congress，Senate，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Historical Series: Reviews of the World Situation，1949—1950（Washington: 1974），p.184.
[70] NSC 48/2，“The Posi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with Respect to Asia,” December 30，1949，FR: 1949，VII，1219—1220. See also NSC 48/1，December 23，1949，Pentagon Papers，VIII，244—246; Butterworth to Acheson，December 28，1949，FR: 1949，IX，461—463;艾奇逊关于与参谋长联席会议会谈的备忘录,December 29，1949，ibid.，pp.463—467。
[71] 《开罗宣言》承诺取消战后日本的帝国属地，于1943年11月26日在埃及首都为富兰克林·D.罗斯福、温斯顿·丘吉尔以及蒋介石所批准。
[72]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Harry S.Truman，1950[hereafter cited as Truman Public Papers]（Washington: 1965），pp.11—12.也可参见Acheson's press conference statement，January 5，1950，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XXII（January 16，1950），80—81。
[73] 艾奇逊关于与诺兰和史密斯会谈的备忘录，1950年1月5日,FR: 1950，VI，263。
[74] 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 executive session，January 13，1950，Reviews of the World Situation，pp.184—185.参议员的诗歌体式话语是不严密的。事实上，那天是星期五，地点是罗斯福在梅纳家苑（Mena House）的别墅，而“牧羊人宾馆（Shepherd）”原本是“Shepheard”。但那座成问题的建筑的确有一个门廊。参见陆军少校莱尔·威尔克斯（Lyall Wilkes）1946年在下议院的抱怨:“我们与不道德的人在Shepheard的门廊里坐得太久了。”引自Wm. Roger Louis，The British Empire in the Middle East，1945—1951（Oxford: 1984），p.240。
[75] Smith Diary，January 20，1950，Smith Papers，Box 282.
[76] Dulles speech，“The Importance of Spiritual Resources,” January 27，1950，Cold Spring Harbor，Long Island，copy in Dulles Papers，Box 48，“Liberation Policy” folder.也可参见Dulles to Vandenberg，January 6，1950，ibid.，“Formosa” folder。
[77] 艾奇逊在1950年1月5日的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XXII（January 16，1950），81.
[78] 布拉德利在执行会议上的证词，参见Reviews of the World Situation，pp.239—245。
[79] JCS 1844/53，January 26，1950，Joint Chiefs of Staff Records，381 USSR（3-2-46），sec.44.也可参见James F.Schnabel，Policy and Direction: The First Year[United States Army in the Korean War series]（Washington: 1972），pp.50—51。
[80] JCS 2109，“Notes on Visit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to Alaska，the Far East，and the Pacific,” March 13，1950，Joint Chiefs of Staff Records，333.1 Far East（1-13-50）.
[81] 多诺万的讲话，纽约，1950年2月16日，参见Dwight D.Eisenhower Papers，1916—1952 File，Box 32，Dwight D.Eisenhower Library。
[82] “Report on Formosa,” May，1950，copy in Smith Papers，Box 100，“Twitchell Report” folder.也可参见Smith to Twitchell，June 3，1950，ibid。
[83] Knowland to Johnson，May 15，1950，copy in ibid.，Box 100，“Foreign Relations” folder.
[84] Smith Diary，May 24，1950，Box 282.关于杜勒斯被任命时的周边环境，参见Ronald W.Pruessen，John Foster Dulles: The Road to Power（New York: 1982），pp.432—436。
[85] Dulles memorandum of May 18，1950，FR: 1950，I，314—316. Dulles also submitted copies of this memorandum to Paul Nitze，Director of the State Department Policy Planning Staff，and to Under Secretary of State James Webb.
[86] Smith Diary，May 14，1950，Smith Papers，Box 282.也可参见Warren I.Cohen，Dean Rusk（Totowa，New Jersey: 1980），pp.46—47。
[87] J.H.Burns to Director，Joint Staff，and others，May 29，1950，Joint Chiefs of Staff Records，381 Formosa（11-8-48），sec.3.也可参见Burns to Rusk，May 29，1950，FR: 1950，VI，346—347。
[88] W.Park Armstrong memorandum of Rusk-Nitze-Jessup-Merchant-Sprouse conversation，May 31，1950，ibid.，pp.347—349.
[89] 腊斯克写给艾奇逊的备忘录草稿，1950年5月30日,ibid.，pp.349—351。没有人知道这份备忘录有没有被送出。
[90] Cooke to MacArthur，May 2，1950，MacArthur Papers，Record Group 10，Box 3.也可参见Cooke to Knowland，April 10，1950，copy in Smith Papers，Box 100，“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 folder; Cooke to Sherman，April 14，1950，Forrest P.Sherman Papers，Folder 1，in CNO Immediate Office Records; Cooke to MacArthur，April 27，1950，MacArthur Papers，Record Group 10，Box 3; Cooke to Sherman，May 23，1950，Sherman Papers，Folder 1.库克有时说他是在为台湾的国际新闻社工作，有时又说是在为“中国国际商会”工作。他强烈否认与国民党当局有任何联系，但这不是在他被谢尔曼警告退休海军官员接受外国政府的薪水是不恰当的之前。Cooke to Sherman，April 14，1950，Sherman to Cooke，May 29，1950，Cooke to Sherman，undated by probably mid-June 1950，all in Forrest P.Sherman Papers，Folder 1，in Records of the Immediate Office of the Chief of Naval Operations，Operational Archives，Naval Historical Center，Washington.
[91] MacArthur to Department of the Army，C-56410，May 29，1950，MacArthur Papers，Record Group 6，Box 2，“Formosa” folder.布拉德利将军向约翰逊提供了这一信息，并建议“引起总统的个人注意是相当重要的”。Bradley to Johnson，May 31，1950，Joint Chiefs of Staff Records，CJCS 901 China（31 May 50），Modern Military Records Branch，National Archives.
[92] S.G.Kelly to Vice Admiral Duncan，June 9，1950，Joint Chiefs of Staff Records，381 Formosa（11-8-48），sec.3.
[93] MacArthur “Memorandum on Formosa,” June 14，1950，FR: 1950，VII，161—165.也可参见在朝鲜战争前对台湾问题的重新思考，Buhite，Soviet-American Relations in Asia，pp.99—101。
[94] Bradley to the Joint Chiefs，June 25，1950，Joint Chiefs of Staff Records，381 Formosa（11-8-48），sec.3.也可参见Bradley draft memorandum for Johnson to Truman，June 25，1950，ibid。
[95] 1950年6月25日和26日，在布莱尔厅举办的会议上杰瑟普的记录，FR: 1950，VII，157—158，179—180。
[96] Smith Diary，June 28，1950，Smith Papers，Box 282.关于杜鲁门6月27日的声明，参见Truman Public Papers: 1950，p.492。
[97] Joint Chiefs of Staff to MacArthur，JCS-84681，June 29，1950，FR: 1950，VII，240—241; Acheson to the United States mission at the United Nations，July 1，1950，ibid., p.276; Acheson to Lewis Douglas，July 28，1950，ibid., VI，397; Rusk to Karl L.Rankin，August 14，1950，ibid.，p.438; Truman radio-television address，September 1，1950，Truman Public Papers: 1950，p.613; Acheson to Loy Henderson，September 1，1950，FR: 1950，VI，478—480;艾奇逊在执行会议上向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所做的证词，1950年6月24日和9月11日，Reviews of the World Situation, pp.316，354。6月26日布莱尔厅会议记录显示，总统非常尖刻地评论说:“无论出于什么目的，我们都不会给予中国（国民党）一个镍币。我们给他们的所有的钱现在都投到了美国的房地产里。”菲利普·杰瑟普的记录，FR: 1950，VII，p.180.
[98] 麦克阿瑟的口信内容参见FR: 1950，VI，453。参见James，MacArthur: Triumph and Disaster, pp.460—464。 The Chinese troop offer and its subsequent rejection are documented in FR: 1950，VII，239，262—263，269，276—277。
[99] Acheson to Rankin，September 4，1950，ibid.，VI，485.
[100] Joint Chiefs of Staff to Johnson，July 27，1950，ibid.，p.392.
[101] NSC 37/10，“Immediate United States Courses of Action with Respect to Formosa,” August 3，1950，ibid.，pp.413—414; Truman to Acheson，August 25，1950，cited in ibid.，p.414n.
[102] John Allison memorandum，Dulles-Acheson conversation October 23，1950，ibid.，pp.534—536.也可参见Dulles's memorandum of a conversation with Tingfu F.Tsiang，October 27，1950，ibid.，pp.542—544。
[103] Acheson to Marshall，November 11，1950，ibid.，p.555.
[104] Dulles to Acheson，November 15，1950，ibid.，pp.572—573.也可参见1950年11月14、 15日，在联合国关于台湾问题的讨论时，美国代表的会议记录，ibid.，pp.556—572。
[105] 杰瑟普在艾奇逊与弗兰克斯谈话时所做的记录，1950年12月7日,ibid.，VII，1437;杜鲁门与艾德礼举行会晤的会议记录，1950年12月7日,ibid.，pp.1452—1453，1455—1456。
[106] PPS/51，“United States Policy Toward Southeast Asia,” March 29，1949，later circulated to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as NSC 51，July 1，1949，FR: 1949，VII，1129.也可参见Michael Schaller，“Securing the Great Crescent: Occupied Japan and the Origins of Containment in Southeast Asia,”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LXIX（September，1982），392—414。
[107] NSC 48/1，December 23，1949，Pentagon Papers, VIII，248.尽管如此，行政部门仍在1951年初就这一安排做了另一次高度机密的尝试。参见本书第六章。
[108] Joint Chiefs of Staff to Johnson，undated，enclosed in Johnson to Acheson，April 14，1950，FR: 1950，VI，781.
[109] 艾奇逊在执行会议上的证词，1949年10月12日,Reviews of the World Situation, p.90。也可参见艾奇逊关于与卡洛斯·P.罗米洛（Carlos P.Romulo）谈话的备忘录，1950年3月10日，FR: 1950，VI，753;以及他向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做的证词，1950年5月1日,Reviews of the World Situation, p.306。在1950年3月29日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的行政部门会议上，参议员亨利·卡伯特·洛奇（Henry Cabot Lodge）问菲利普·C.杰瑟普（Philip C.Jessup）：“是否不让中国共产党人进入东南亚会比防止其控制如台湾这样的小岛更为重要？”杰瑟普回答说：“我认为是这样的。”Review of the World Situation，p.279.
[110] “就军事援助而言，问题是，应当问什么，我们能做什么。法国有一支装备精良的非常好的军队在边境上。我非常怀疑，我们是否能在那一地区部署我们的军队。问题是这几乎不会或不可能是一场大规模袭击，而更可能是颠覆。”艾奇逊向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做的证词，1950年1月13日,Reviews of the World Situation，p.181。
[111] 参见Acheson to the Consulate General，Saigon，May 10，1949，FR: 1949，VII，23—25; Butterworth to Jessup，January 20，1950，FR: 1950，VI，698—700;以及Acheson to Truman，February 2，1950，ibid.，pp.716—717。也可参见Gary R.Hess，“The First American Commitment in Indochina: The Acceptance of the ‘Bao Dai Solution,’ 1950,” Diplomatic History，II（Fall，1978），331—350。
[112] NSC 64，“The Posi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with Respect to Indochina,” February 27，1950，FR: 1950，VI，747; James S.Lay，Jr.，to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April 24，1950，ibid.，p.787n.
[113] Marshall to U.S.Embassy，Paris，February 3，1947，FR: 1947，VI，68: Acheson to U.S.Consulate，Hanoi，April 14，1947，ibid.，p.85; Marshall to U.S. Consulate General，Saigon，July 17，1947，ibid.，pp.117—118; Jefferson Caffery to Marshall，July 31，1947，ibid.，pp.127—128; Marshall to U.S.Embassy，Paris，July 3，1948，ibid.，p.30; Marshall to U.S.Embassy，Nanjing，July 7，1948，FR: 1948，VI，28.
[114] Charles S.Reed to Marshall，July 11，1947，FR: 1947，VI，114; James L.O'Sullivan to Marshall，July 19，1947，ibid.，p.120; O'Sullivan to Marshall，July 21，1947，ibid.，pp.121—123; Reed to Marshall，July 24，1947，ibid.，pp.123—127; O'Sullivan to Marshall，September 15，1947，ibid.，pp.136—137; Department of State Policy Statement on Indochina，September 27，1948，FR: 1948，VI，48; George M.Abbott to Marshall，November 5，1948，ibid.，pp.54—55.
[115] Acheson to U.S.Consulate General，Hanoi，May 20，1949，FR: 1949，VII，29.
[116] 艾奇逊在1950年2月1日的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XXII（February 13，1950），244。也可参见洛伊·亨德森在印度世界事务办公室的讲话，新德里，1950年3月27日,ibid.，XXII（April 10，1950），565。
[117] 我感谢俄亥俄州大学的约翰·卡迪教授的这个建议，这是基于他在有关时期在国务院的个人经验。也可参见Hugh DeSantis，The Diplomacy of Silence: The American Foreign Service，the Soviet Union，and the Cold War, 1933—1947（Chicago: 1980），pp.108—109。
[118] Department of State memorandum，“Basic Factors in Soviet Far Eastern Policy,” enclosed in Department circular telegram，October 12，1948，FR: 1948，I，644.
[119] Yost to George W.Perkins，January 31，1950，FR: 1950，VI，710.约斯特认为，苏联对胡志明的承认表明，苏联和中国共产党人之间正在展开对印度支那影响力的竞争，它“预示着两国之间摩擦的产生，并可能最终导致‘铁托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但其即时的效果可能是不幸的，因为那一地区的革命时间表可能会加速，因为这两个伙伴会抢在对方前面施展各种策略”。Yost to Geroge W.Perkins，January 31，1950，FR: 1950，VI，p.710.
[120] Weekly Intelligence Report，Department of the Army，March 17，1950，quoted in Schabel，Policy and Direction, p.63.
[121] Gullion to Acheson，May 6，1950，FR: 1950，VI，803.
[122] NSC 48/1，December 23，1949，Pentagon Papers, VII，258—259.也可参见CIA ORE 17—49，May 4，1949，Truman Papers，PSF，Box 256，“CIA Reports—ORE 49.” Schaller，The American Occupation of Japan, especially pp.137—138，205—225，documents the relationship of Southeast Asia to the economic rehabilitation of Japan。应当指出的是，美国官员们此期的一个主要关切是制定出一个程序，使得与中国大陆的贸易得以维持，以此作为手段防止中国成为苏联卫星国并为日本经济复苏提供原材料和市场。有关这一点，参见Tucker，Patterns in the Dust，pp.36—37; and Michael Schaller，The American Occupation of Japan: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in Asia（New York: 1985），pp.136—137。
[123] Joint Chiefs of Staff to Johnson，no date，enclosed in Johnson to Acheson，April 14，1950，FR: 1950，VI，781.
[124] State Department working group paper，“Military Aid for Indochina,” February 1，1950，ibid.，p.714.也可参见Yost to Perkins，January 31，1950，ibid.，pp.710—711; NSC 64，February 27，1950，ibid.，p.747; and Johnson to Truman，March 6，1950，Pentagon Papers, II，A-17。
[125] Merchant to Butterworth，March 7，1950，FR: 1950，VI，750.
[126] Joint Chiefs of Staff to Johnson，no date，enclosed in Johnson to Acheson，April 14，1950，ibid.，p.781.
[127] 杰瑟普关于在布莱尔厅举办的会议的记录，1950年6月26日,ibid.，VII，180。也可参见杜鲁门在同年6月27日的公开声明，Truman Public Papers: 1950，p.492。
[128] Joint Chiefs of Staff to Marshall，November 28，1950，enclosed in NSC 64/1，“The Posi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with Respect to Indochina,” December 21，1950，FR: 1950，VI，946. John F.Melby and G.B.Erskine to the Foreign Assistance Coordinating Committee，August 6，1950，ibid.，p.844; and Southeast Asia Aid Policy Committee to Acheson and Marshall，October 11，1950，ibid.，p.888.
[129] 也可参见Melby and Erskine to FACC，August 6，1950，ibid.，p.842; Melby to Rusk and Lacy，August 7，1950，ibid.，pp.845—848; Policy Planning Staff memorandum，“United States Policy Toward Indochina in the Light of Recent Developments,” August 16，1950，ibid.，pp.857—858。进一步侵蚀法国人信心的是1950年8月的一份报告，认为他们应当努力通过中国共产党人的运作来实现印度支那问题的解决。参见David Bruce to Acheson，August 21，1950，FR: 1950，VI，pp.851—852; Acheson to Bruce，August 15，1950，ibid.，pp.854—886.对保大的信心从来就不高，在10月份也被动摇到这一地步，甚至艾奇逊愿意让他知道“美国政府并不认为他对越南合法政府的继续存在和更为稳定是不可或缺的”。Acheson to U.S.legation，Saigon，October 30，1950，ibid.，p.913.
[130] Ogburn to Rusk，August 18，1950，ibid.，p.863.
[131] Ohly to Acheson，November 20，1950，ibid.，pp.929—930.
[132] Joint Strategic Survey Comittee analysis，November 17，1950，enclosed in Joint Chiefs to Marshall，November 28，1950，ibid.，pp.949—951.
[133] Joint Chiefs of Staff to Marshall，November 28，1950，ibid.，pp.947—948.具有讽刺性地，“联合一致共策和平”决议案本来是美国的提议，旨在诱使苏联在安理会投弃权票的。参见Acheson，Present at the Creation: My Years in the State Department（New York: 1969），p.450。
[134] NSC Staff Study，enclosed in NSC 48/5，“United States Objectives，Policies and Courses of Action in Asia,” May 17，1951，FR: 1951，VI，59.
[135] James Irving Matray，The Reluctant Crusade: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 Korea，1941—1950（Honolulu: 1985），pp.106—110; Charles M.Dobbs，The Unwanted Symbol: American Foreign Policy，the Cold War，and Korea，1945—1950（Kent，Ohio: 1981），pp.91—93; John Lewis Gaddis，“Korea in American Politics，Strategy，and Diplomacy，1945—1950,” in Nagai and Iriye，Origins of the Cold War in Asia，pp.277—278.
[136] JWPC 476/1，June 16，1947，Joint Chiefs of Staff Records，381 USSR（3-2-46），sec.5.
[137] Forrestal to Marshall，September 29，1947，FR: 1947，VI，818.
[138] JCS 1769/1，April 29，1947，ibid.，I，744.
[139] SWNCC 176/30，“United States Policy in Korea,” August 4，1947，ibid.，VI，738.
[140] Wedemeyer report，September 19，1947，ibid.，p.803.也可参见Francis B.Stevens to Kennan and John M.Allison，September 9，1947，ibid.，p.784。
[141] Butterworth to Lovett，October 1，1947，ibid.，p.820. See also PPS/13，November 6，1947，ibid.，I，776.
[142] NSC 8，“The Position of the Uuited States with Respect to Korea,” approved by Truman，April 8，1948，FR: 1948，VI，1167; NSC 8/2，“The Posi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with Respect to Korea,” approved by Truman，March 23，1949，FR: 1949，VII，975.
[143] CIA ORE 3—49，“Consequences of US Troop Withdrawal from Korea in Spring，1949,” February 28，1949，Army Staff Records，P & O 350.05 TS 28 Feb 49.
[144] Schnabel，Policy and Direction，pp.30，35，50—51. See also Kenneth C.Royall to Acheson，January 25，1949，FR: 1949，VII，945—946; and Johnson to Acheson，May 4，1949，ibid.，p.1007.
[145] 参见Everett F.Drumwright to Acheson，March 15，1949，ibid.，p.966; Acheson to U.S. mission in Korea，April 13，1949，ibid.，pp.987—988; John J.Muccio to Acheson，May 9，1949，ibid.，p.1013;以及艾奇逊打给美国驻韩大使馆的两份电话，日期同为1949年5月9日，ibid.，pp.1014—1016。也可参见Schnabel，Policy and Direction，pp.34—35。李承晚于1949年2月对陆军部长肯尼思·C.罗亚尔（Kenneth C.Royall）谈到他加强韩国军队并向朝鲜进发的渴望。“我对总统说，当然，在美国还有战斗部队在韩国时，无论如何也不能发生对朝鲜的入侵；而在我看来，他的建议等同于要求我们将全部军队撤走。”罗亚尔关于与李承晚谈话的备忘录，1949年2月8日,FR: 1949，VII，p.957。
[146] Butterworth to Ray T.Maddocks，May 13，1949，FR: 1949，VII，1022—1023.也可参见Schnabel，Policy and Direction，p.30。
[147] Department of the Army memorandum，“Implications of a Possible Full Scale Invasion from North Korea Subsequent to Withdrawal of United States Troops from South Korea,” June 27，1949，FR: 1949，VII，1054—1056.
[148] Acheson testimony，January 13，1950，Reviews of the World Situation，p.191.也可参见Acheson，Present at the Creation，p.357.
[149] 关于这一点参见Schnabel，Policy and Direction，pp.35—36。
[150] 阿利森对杜勒斯与李承晚于1950年6月19日的谈话所做的备忘录，FR: 1950，VII，108.
[151] 阿利森对杜勒斯与李承晚于1950年6月25日和26日的谈话所做的备忘录,ibid.，pp.140n，141n.
[152] 杰瑟普在1950年6月25日和26日在布莱尔厅举办的会议上的记录,ibid.，pp.159—160，183; Charles L.Bolte to Pace，June 28，1950，Army Staff Records，G-3，901 Korea TS sec.2，case 25.也可参见Schnabel，Policy and Direction，p.79。
[153] 杜勒斯在与艾奇逊、佩斯及其他人谈话时所做的备忘录，1950年7月1日,Dulles Papers，Box 47，“Acheson” folder.“我对让我们的陆军在亚洲大陆上进攻任何敌人的智慧表示怀疑，这些敌人依靠苏联丰富的资源而获得扶植。就在我（从日本）返回、我们的决定作出之前，我就对军方表达了我的怀疑。”Dulles to Walter Lippmann，July 13，1950，John Foster Dulles Papers，Box 48，“Lippmann” Folder，Seeley Mudd Library，Princeton University.但在公开场合，杜勒斯支持该决定。参见他在CBS广播电台的访谈，July 1，1950，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XXIII（July 10，1950），p.50.
[154] Bohlen to Kennan，June 26，1950，FR: 1950，VII，174—175.
[155] 凯南写给艾奇逊的备忘录草稿（未发出）,“Possible Further Communist Initiatives in the Light of the Korean Situation”，June 26，1950，Kennan Papers，Box 24。
[156] Philip C.Jessup，The Birth of Nations（New York: 1974），p.10.
[157] 凯南在国务院举办的记者招待会上的发言，1950年8月22日，全文参见Kennan Papers，Box 18。
[158] 关于越过三八线的讨论，参见Kaufman，The Korean War，pp.57—60; Rosemary Foot，The Wrong War: American Policy and the Dimensions of the Korean Conflict，1950—1953（Ithaca: 1985），pp.67—74; and James I.Matray，“Truman's Plan for Victory: 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 and the Thirty-Eighth Parallel Decision in Korea,”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LXVI（September，1979），314—333。
[159] Kennan Diary，July 21，1950，quoted in Kennan，Memoirs: 1925—1950，p.488.
[160] 凯南在记者招待会上的发言，1950年8月22日，Kennan Papers，Box 18。凯南对在三八线以北采取军事行动的反对并不包括空军和海军的轰炸；的确，在冲突的第一周里，他曾建议，如果中国军队进入战斗的话，那么也要对中国的目标直接采取这样的行动。凯南关于在艾奇逊办公室会谈的记录，1950年6月28日，引自Kennan，Memoirs: 1925—1950，p.487。
[161] 弗雷德里克·E.诺廷在波伦与国务院官员的会议所做的记录，1950年6月30日，FR: 1950，VII，258.也可参见Alan G.Kirk to Acheson，July 27，1950，ibid.，pp.483—485。
[162] 乔治·H.巴特勒所写的未命题的政策规划报告，1950年7月22日，ibid.，pp.449—454; Butler draft memorandum，July 25，1950，ibid.，pp.469—473;中央情报局的备忘录,“Factors Affecting the Desirability of a UN Military Conquest of All of Korea,” August 18，1950. ibid.，pp.600—603。
[163] Allison to Rusk，July 1，1950，ibid.，272. Rusk noted on his copy of this memorandum，“Agree DR.”
[164] Allison to Paul Nitze，July 24，1950，ibid.，pp.460—461.也可参见Allison to Rusk，July 15，1950，ibid.，pp.393—395。即使以最乐观的看法，艾利森在他的回忆录中对他在三八线问题上的立场的简要叙述也是误导性的。参见John M.Allison，Ambassador from the Prairie（Boston: 1973），p.153.
[165] Dulles to Nitze，July14，1950. ibid.，pp.386—387; Dulles to William R.Mathews，July 24，1950，Dulles Papers，Box 49，“Mathews” folder; Dulles to Nitze，August 1，1950，FR: 1950，VII，514.
[166] 国防部备忘录草稿,“U.S.Courses of Action in Korea,” July 31，1950，ibid.，502—503，506;同一份备忘录的修订本，1950年8月7日,ibid.，pp.528—529，532—533; Allison draft memorandum，“U.S.Courses of Action in Korea,” August 12，1950,ibid.，pp.569—570， p.169。
[167] Allison to Rusk，July 13，1950，ibid.，p.373; Butler draft memorandum for Policy Planning Staff，July 25，1950，ibid.，p.472.
[168] 凯南在1950年8月22日记者招待会上的发言,Kennan Papers，Box 18。
[169] NSC 81/1，“United States Courses of Action with Respect to Korea,” September 9，1950，FR: 1950，VII，712—721.
[170] Harding F.Bancroft notes，Rusk meeting with Warren R.Austin，September 23，1950.杜勒斯反对这一战略在留给军方来作政治决定时有很大的自由度，但艾奇逊向他保证说：“当前，我们在朝鲜的政治目标与军事行动之间有很好的协调。如果我们幸运的话，苏联和中国都不介入朝鲜，那么麦克阿瑟将军可与我们的总体政治计划保持一致地行动。”Minutes，meeting of U.S. delegation to the United Nations，September 21，1950，FR: 1950，VII，pp.745—746.凭着同样的先见之明，艾奇逊后来试图向中国保证向鸭绿江的进发（是无害的），让其注意美国在“边境水域的友好开发”，援引圣劳伦斯河和格兰德河为例。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XXIII（November 27，1950），p.855.
[171] MacArthur to Robert C.Richardson，March 20，1951，MacArthur Papers，Record Group 5，Box 49.也可参见MacArthur to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November 7 and 29，December 3 and 30，1950，FR: 1950，VII，1077n，1253n，1320—1322，1630—1633; and Collins to the Joint Chiefs，December 7，1950，summarized in ibid.，p.1469n. For a sympathetic account of MacArthur's position,参见Kaufman，The Korean War，pp.118—120。
[172] 关于这一点参见Jessup to Acheson，November 20，1950，FR: 1950，VII，1193—1196;杰瑟普在宾西法尼亚世界事务办公室的演讲，1950年11月24日,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XXIII（December 4，1950），885；杰瑟普关于与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谈记录，1950年11月28日,FR: 1950，VII，1242—1249;杰瑟普关于与国务院、国防部和中央情报局代表的会谈记录，1950年12月1日,ibid.，pp.1276—1281;卢修斯关于杜鲁门与艾奇逊、马歇尔和布拉德利会谈时做的记录，1950年12月2日，ibid.，pp.1310—1312;杰瑟普关于艾奇逊—马歇尔—参谋长联席会议会谈的记录，1950年12月3日,ibid.，pp.1323—1324;杜鲁门—阿特利会谈摘要，1950年12月5日,ibid.，p.1395。也可参见George F.Kennan，Memoirs: 1950—1963（Boston: 1972），pp.32—33。
[173] Acheson to U.S.Embassy，London，November 28，1950，FR: 1950，VII， 1251.
[174] 麦克阿瑟于1950年12月26日对卡洛斯·P.罗慕洛（Carlos P.Romulo）抱怨说：“这群欧洲迷（Europhiles）们不会认识到，亚洲已被选为检验共产主义力量的地方，如果所有亚洲都陷落了，欧洲将没有任何机会，不管有没有美国的帮助。在他们盲目地、愚蠢地动摇公众对我的信心的努力中——他们将此当作平衡思考和行动的需要的某种象征，他们确为欧洲造成了最大的伤害，并播下了其可能最终毁灭的种子。”MacArthur Papers，Record Group 5，Box 1-A，File 5.
[175] 关于这一点参见Joint Chiefs of Staff to Marshall，November 9，1950，ibid.，pp.1119—1120; Marshall to Acheson，November 10，1950，ibid.，p.1126; Acheson to U.S. embassies in Great Britain，Australia，Canada，and France，November 13，1950，ibid.，pp.1144—1145;腊斯克向各发兵朝鲜半岛的国家的驻美大使发送的简报，1950年11月30日,ibid.，p.1264;巴特尔关于艾奇逊就杜鲁门声明所写的简报的备忘录，1950年12月6日,ibid.，p.1431。也可参见Foot，The Wrong War，pp.113—123。
[176] NSC 48/5，“United States Objectives，Policies，and Courses of Action in Asia,” approved by Truman on May 17，1951, FR: 1951，VI，37.
[177] 值得注意的是，杜鲁门于1952年6月25日批准的NSC 124/2号文件规定，在发生中国共产党人对印度支那的公开介入的情况下，“针对所有合适的中国境内的军事目标，美国至少应当与法国和英国一起发动空中和海上行动，但要避免那些在邻近苏联边境地区的可实施的目标，目的是不增加苏联直接卷入的风险。如果无法实现与英国和法国合作扩大对共产党中国的军事行动，美国应考虑采取单边行动。”NSC 124/2，“United States Objectives and Courses of Action With Respect to Southeast Asia,” June 25，1952，FR: 1952—1954，XII，p.132.
[178] 参见Edward N.Luttwak，The Grand Strategy of the Roman Empire（Baltimore: 1977），p.61。
[179] “可能有几次，军队和国家完全理解撤回国内的原因，故而信心和希望甚至会得到增强；但这样的情形却很少。一般说来，人民和军队甚至不能说出有计划的撤退与倒退的错误之间的区别；他们也很少能肯定，是否一个计划是基于对实际利益期待的明智计划，还是一个只是基于对敌人的恐惧的计划。对于被放弃地区的命运，公众会产生担忧和愤恨；军队可能不只丧失对领导人、甚至丧失对自身的信心；永无止境的是，后续的保卫行动只会加强其恐惧。这些撤退的后果不应当被低估。”Carl von Clausewitz，On War（first published in 1832），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Peter Paret and Michael Howard（Princeton:1976），p.41.
[180] 1950年中，美国在台湾地区、印度支那和韩国的代表都分别对其所在地区的不幸后果提出过警告，如果华盛顿继续公开区分东亚头等重要利益的地区和次等重要利益的地区的话。John J.Muccio to Rusk，May 25，1950，FR: 1950，VII，p.88; Karl L.Rankin to Rusk，September 2，1950，ibid.，VI，p.481; Donald R.Heath to Rusk and Jessup，October 15，1950，p.896.
[181] 1955年国务卿杜勒斯在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承认：“我们划一条线，并说‘如果你越过这条线，就会挨打’。这一主意有着很大的吸引力。但我们发现，在那些确切的具体指定的地方你几乎不可能划出一条线来，并说‘这就是那条线’、它不是别的……如果你说‘它不是别的’，那么所有你做的就是让敌人绕着你所划出来的线东奔西跑。但哪怕是说‘这就是那条线’也是不容易的。”杜勒斯在执行会议上的证词，1955年1月24日,U.S.Congress，Senate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Historical Series: Eighty-Fourth Congress，First Session，1955（Washington: 1978），p.85。
(1) 原文如此，中国人民志愿军于10月下旬入朝参战的。——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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