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与欧洲的势力范围：1945-1949

“欧洲出现的一个基本冲突……是争夺大西洋海权与占有欧亚陆权间的利益冲突。前者要求保留欧洲半岛充满活力和独立的政治生活；而后者偏偏总是追求向西拓展，而且永远也不会找到一个在它看来可以安全地停下来的地方，除非到达大西洋。”这是乔治·F.凯南对美国与其盟国面临的局势的悲观估计，是1945年初他写给他的朋友兼同事、苏联问题专家查尔斯·E.波伦（Charles E.Bohlen）的信中所说的话。凯南接下来承认对德战争的胜利需要苏联的军事合作，尽管这将导致莫斯科的力量前所未有地投射到中欧。“尽管牢记所有这些，我仍不理解，这一政治计划对整个大西洋共同体的利益是如此不利，对我们想要在欧洲保存的所有事物是如此危险，为什么我们必须投入到这一政治计划中。为什么我们不能对其作得体且明确的妥协——干脆将欧洲划分为不同的势力范围，使我们不进入苏联的势力范围，同时苏联也不能进入我们的势力范围？……无论留给我们的活动范围有多大，我们都至少可以……（尝试）在体面而稳定的势力范围内恢复战后生活。”^[2]

富兰克林·罗斯福与丘吉尔、斯大林在雅尔塔举行最后一次会谈的前一天晚上，波伦收到了凯南的来信。在他匆忙之中拟就的手写回复中，他承认凯南对苏联意图的评估是正确的，但他所提出的将欧洲划分为势力范围的建议却被视为“绝对不可能”而未被考虑。他接着写道：“民主国家不会制定那种外交政策，只有极权国家才会制定并执行那样的政策。”多年以后，波伦在他的回忆录中详细地解释说：“曾进行了长期艰苦战争的美国人民，起码应努力尝试缔造一个更好的世界。如果尝试失败了，美国也不会因为没有进行尝试而受到责难。”^[3]

国务院内这两位最老练的苏联问题专家之间的意见交换反映了美国面临的两难局面，因为他们预见到欧洲取得胜利的可能代价是苏联势力扩张至整个欧洲。美国是否应当遵循苏联的规则，并在该大陆仍对其开放的部分中划出自己的势力范围？或者，美国是否应当寻求劝说苏联改变规则：摒弃权力政治，共同建立欧洲新秩序？当然，欧洲最后几乎就是沿着凯南所提议的那条界线分割开来的。但华盛顿却缓慢而且相当不情愿地接受了这一解决方案：这表明波伦基于民族自决和大国合作原则的战后安排的观念是相当持久的。人们可从这一观念逐渐衰落直至最终被拒绝的过程中来追溯欧洲战后安排的起源。这种观念有着相当的韧性，一直持续到今天。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人并不太愿意思考欧洲的均势，但20世纪40年代初所发生的事件却骤然推翻了早期的孤立主义观点，即无论欧洲大陆上发生什么都不会影响到美国的安全。取代孤立主义的是这样一种信念，即在战后国际事务中美国的首要利益是保证欧洲免遭单一国家支配。^[4]如同战略服务办公室在1944年夏的分析中指出的，“我们的利益要求，维持一种防止对英伦三岛（和美国）的重大安全威胁继续发展的政策，防止欧洲大部分资源集中到任一大国手中”^[5]。随着战争临近结束，华盛顿的战略策划者们日益注意到，德国的战败将导致中欧出现权力真空，然而只有苏联有很好的行动机会。他们指出，英国力量太弱无法予以制衡。^[6]但是，他们对美国是否应将权力投射到欧洲以拯救均势的问题仍没有达成共识。

战略服务办公室1945年1月的另一份分析指出，在应对苏联势力在战后欧洲的必然扩张方面，英国和美国奉行不同的政策：英国强调“将问题地区划分成苏联的势力范围和非苏联的势力范围，两者之间有一个中立地带”。很明显，对欧洲大陆做这样的划分是简单易行的，但它会成为一种“非常原始的国际妥协”。

在其极端形式下，它暗示着在每个地区，大国利益根本上是不可调和的，唯一可行的解决办法是从地理上将不同的利益区域隔离开来……因而，这一体系可能为每个大国提供最大的诱惑和最大的机遇，以干涉其邻国的内部事务。从长期来看，这可能导致苏占区和非苏占区朝着不同方向发展，并使“两个世界”的差异拉大。

美国可能偏好“在双方的势力范围和中立区内建立并维持独立的民主政权……其极端形式是对势力范围的全盘否定；就实践中所能实现的程度而言，它将限制每个大国在其势力范围内实施专制”。^[7]

可以肯定的是，华盛顿从未实际地思考全面拒绝势力范围。罗斯福总统自身所珍视的通过“四警察”——美国、英国、苏联和中国——来实现战后世界安排的思想，无疑暗示了这些势力范围的存在。美国肯定不会放弃在拉丁美洲的主导地位，或否认战后自己在太平洋上的新势力范围。^[8]当然，美国也无意反对苏联试图保持其在西部边境沿线地区的主导地位。^[9]

但随着战争临近结束，美国并没有做很大努力部署本国军队来制衡苏联在欧洲的强势地位：的确，在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事实上承诺将在德国投降后的两年内从欧洲大陆撤走美国军队。^[10]丘吉尔在此之后激动地恳求美国继续留驻军队，但却没有得到杜鲁门总统的同意。^[11]迟至1945年7月波茨坦会议，美国国务院领导人仍担心，英国可能会试图引诱美国赞成在欧洲划分势力范围。他们得出的结论是，这样的解决方法将“代表着十足的权力政治及随之而来的所有不利事态……我们的首要目标应当是消除那些让各国认为这样的势力范围对其安全是必要的原因，而非帮助一国增强力量来反对另一个国家”^[12]。

经过这样长的时间后，即便苏联显然正在欧洲努力创建自己的势力范围，人们还在努力重新找出华盛顿厌恶欧洲的势力范围划分的原因。相当奇怪的是，可能在罗斯福政府官员们的脑海中，最为重要的是对美国国内孤立主义复苏的恐惧。孤立主义国会议员汉密尔顿·菲什（Hamilton Fish）警告说：“我们的士兵不想为了统治世界而战”，“或者是为了英国、苏联和美国三分天下而战，如同古时的高卢人那样”。^[13]总统和他的顾问们对这样的观点极为敏感。在《大西洋宪章》及其他战时宣言中，他们重提民族自决、经济多边主义和集体安全的威尔逊式和平观，并非因为他们相信这样的安排全都能够实现，而是将其作为战胜孤立主义的工具。二十年前，正是由于这种和平未能实现，孤立主义才得以发展起来。^[14]在许多美国人看来，那种过于明显的建立在势力范围基础上的和平，可能根本就不是和平，进而产生的结果便是美国回撤而非行使其权力，就像1919年所作的决定那样。

但仅以此为据就抹去罗斯福政府的理想主义色彩，认为其尊崇的仅是舞弄权势之道，是不公平的。罗斯福与属下以及许多大众都真诚地认为，“旧外交”是失败的，威尔逊的集体安全方法却值得再试一次，这也是出于现实环境的考虑。^[15]美国官员在这一时期确实是在加班加点地、有时甚至颇具创造性地工作，来证明威尔逊式的解决方案不只会为美国、也会为世界其余地区带来益处。但这些论述决不完全是一种自我欺骗：一旦公开承认了势力范围，就意味着承认美国国内经验是不相关的；这种处理世界事务的新方法是以美国国内经验为基础的。

苏联寻求势力范围的动机仍有不确定性。尽管有人对苏联政策的意识形态要素心存疑虑^[16]，但华盛顿的战时主流观点是，苏联把力量投射到欧洲是出于防御而非进攻的考虑。曾经有一种观点认为，如果西方和平意图能让莫斯科放心，那么其寻求势力范围的理由便会消失。^[17]在欧洲公开组建抗衡力量可能会产生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式效果，强化克里姆林宫的怀疑，并使其单边主义倾向得以保持下去。一位国务院有关苏美关系的分析家于1945年12月得出的结论是：“我们必须牢记，正是因为两国经济和政治体系的差异，我们处理两国的关系要比处理其他国家的关系有更大的耐心，须付出更多的努力。”美国的利益诚然需要捍卫，但“另一方面，为了能最小化苏联对我们动机的怀疑，我们甚至应当避免表现出要采取单边行动的样子”^[18]。

给凯南的回信已过一年之后，波伦仍认为势力范围不是对欧洲问题的恰当解决办法。他在1946年初承认，本可能与苏联在那一基础上达成一个暂时妥协，但这样的方案将

使联合国这一组织徒有其表，而权力却真正集中在美国、英国和苏联手中。在这一政策可能会为避免与苏联的在不久的将来出现龃龉提供最好的手段，但同时，这也证明了它不可能被采纳……它将是国际合作原则的大倒退，永远不会得到美国人民的支持。

此外，波伦还说，这一解决方案“对美英来说，在环境无限恶化的情况下，只能暂时推迟与苏联发生最终的冲突”。因为，作为一个独裁国家，苏联“将把其势力范围巩固成一个绝对的集团，而西方民主国家则因其本性而无法在其势力范围内做到那一点”^[19]。

对波伦和那些与他有相同想法的人来说，西方政治体系的性质排除了建立势力范围这一解决方案：民主国家不能与独裁者一道瓜分世界。但在权力事实和正义义务之间必须达成妥协；只有在此基础上，美国在欧洲的利益才能得到满足。即使是在阅读了凯南有关苏联行为根源的悲观的“长电报”之后，波伦也未理解“只要任何一方都不试图以对方为代价、用挑衅性甚至强制性的方式来拓展其体系的范围，为何两种体系不能在同一个世界上和平相处”。对西方来说，问题在于“（1）要使苏联相信这一可能性，（2）要尽可能提前使人们清楚地了解到苏联当前基于敌对路线的政策将造成的不可避免的后果”。^[20]

在接下来一年里，杜鲁门政府严格奉行波伦所建议的双重路线。一方面，美国做了大量努力——尽管现在回顾起来可能对这种努力的认识仍然不足——以使苏联确信，全面的欧洲解决方案将比在欧洲大陆进行无情的势力范围划分更为可取。但与此同时，美国也开始为欧洲的分裂逐渐做好准备，不仅希望切实完成这一工作，也同样希望以此阻挡苏联分裂欧洲的倾向。

华盛顿在战后的最初几个月里不太愿意直接挑战苏联称霸东欧的现状。相反，美国官员努力试图“教导”苏联接受这样的事实，即直接的统治不仅是不必要的，而且还会产生反作用。1945年10月，波伦实际上建议，假使苏联同意对该地区的内部事务表现出如同美国在拉丁美洲所展示的自制，美国就应该承认苏联在东欧的“合法”安全利益。^[21]国务卿詹姆斯·F.伯恩斯（James F.Byrnes）在该月月末以这一观点为主题发表了一次公开演说，指出无私的、互惠的“睦邻政策”（Good Neighbor Policy）源于利己的门罗主义，“我们当然不可能、也不会否认其他国家发展这一政策的权利”^[22]。

但波伦自己却看到了这一方法的根本困难：“所有迹象表明，苏联是无法在影响与统治、友好政府与傀儡政府之间作出区分的。”^[23]伯恩斯派向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以汇报苏联在那里的政策的美国观察团埃思里奇委员会（Ethridge Committee）的报告大大强化了这一结论。该报告认为，“当前对有限的苏联势力范围的退让将招致其未来更大的扩张”^[24]。随着公众和国会对无论基于什么理由对苏联作更多让步的观念的反对日益增多，政府内部在1946年初开始出现一种共识，反对进一步努力“教导”莫斯科有关势力范围的利弊，支持更为强硬的解决方法，就不足为怪了。^[25]

这里的核心问题是德国的未来。国务院的策划者们实际上无一例外地认为，如果德国保持分裂的话，战后欧洲将无和平可言。两次大战期间的经验似乎表明，德国人永远也不会接受国家的永久分裂；而且，统一的德国被认为对整个欧洲的经济复苏至关重要。^[26]

劝阻苏联放弃其在东欧的势力范围未能成功，导致德国问题以两个重要但却相互冲突的方式被推至前台：一方面，最为迫切的是必须确保德国未来不会对苏联构成威胁，进而首先消除苏联统治东欧的主要借口；但另一方面，这也需要西方各国思考如何巩固其在德国的地位的问题，而这又使得与苏联达成协议变得不可能。出现的两难是：通过削弱德国来宽慰苏联人，会使西方自己脆弱不堪；而通过强化德国的地位，又会证明苏联人的怀疑是有道理的。正是在解决这一两难的努力中，美国于1946年春在德国提出了两项新倡议：在外长会议中，提出一个四国裁军条约；与此同时，发起争取巩固西方占领区的运动。

美、苏、英、法之间达成使德国解除武装的条约，这一建议在华盛顿内外讨论了一段时间，既有向盟国保证战后美国不会丢下它们不管的目的，也是缓解苏联对德国会卷土重来的恐惧的手段，这一恐惧为苏联提供了在东欧拥有势力范围的正当理由。^[27]但到1946年春，提议的条约也变成了一种对苏联意图的测试：如果苏联人接受此提议，他们便不会对势力范围有进一步的要求；如果不接受，那么欧洲分裂将不得不被当作事实接受，西方将不得不开始巩固其势力范围。正是怀揣这些替代方案，伯恩斯在1946年4月底正式提出要同苏联签订一份为期25年的条约。^[28]

莫斯科的消极反应似乎证实了一部分人的恐惧，他们曾认为苏联强制推行势力范围的决心反映了其进攻性而非防御性的动机。但华盛顿内部仍未一致承认欧洲已经被划分为两个势力范围，詹姆斯·莱斯顿（James Reston）于5月初在《纽约时报》指出：“即使是杜鲁门政府内最亲苏的成员，今天也要比战争结束以来的任何时候更近乎于接受这一命题。”^[29]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美国强调其重点开始转向此时期政策的另一要素：在与苏联谈判失败后，巩固西方在德国的正当地位。

由于相信欧洲分裂无论如何也是不可避免的，凯南已经为支持这一方法进行了一段时间的辩护。他在1946年3月写道，对美国及其盟国来说，唯一可接受的替代方案，是“使势力范围分割过程达致合乎逻辑的结局，这一分割过程是从德国东边开始，并努力拯救在德国的西方占领区，其做法是把这些部分用墙隔开以防止来自东边的渗透，并将它们整合到西欧的国际模式中去”^[30]。事实上华盛顿在1946年春、夏就开始行动了，停止从美占区运送战争赔偿，开始与伦敦谈判寻求将美英占区合并，最为重要的是国务卿伯恩斯在9月在斯图加特保证，只要其他国家的占领军不撤出，美军就将留在德国。^[31]

值得注意的是，1946年的这些决定并不等于美国最终接受了德国的分裂。这一分裂的后果，就其经济和地缘政治方面而言，相当令人不安，这足以让美国谈判者再花一年的时间来达成一项德国和平条约。迟至1947年12月，一整年都在从事这些谈判的国务卿乔治·C.马歇尔（George C.Marshall）仍强调需要在德国问题上向苏联真诚地提出建议，而不是简单地表现出拒绝。马歇尔“最为关心总体国际局势，想要避免一个‘冰封前线’的出现，这一事态想来会是个悲剧”^[32]。

但是，一个冒险让苏联在中欧处于主导地位的德国解决方案，将是一个更加令人不安的前景。到1947年，华盛顿出现了一种明确的共识，即并不值得为通过谈判达成统一付出这样的代价。凯南于同年4月在空军战争学院对学生说：

我认为可以对此进行这样的理解，我们要么坚持德国中央权威，使苏联统治德国成为不可能……要么坚持我们对西方占领区的完全控制……我认为这可能意味着德国的分裂，尽管我们都承认那是不可取的……但我希望我们不会从实行分裂的立场退缩，从而给予苏联统治整个德国的机会。^[33]

如果说对苏联控制德国的恐惧使得分裂欧洲的想法在美国人看来是值得尊重的话，那么对因英国权势的衰落而导致的近东和东地中海地区的权力真空的态度也应如此。美国决策者们充分注意到战争削弱了英国世界地位的事实^[34]，但即便如此仍对其崩溃的速度感到惊讶。迟至1946年4月，杜鲁门仍公开谈论伦敦和莫斯科竞争世界影响力、华盛顿担当不偏不倚的仲裁人的可能性。^[35]但不到一年，美国人的观念转变为，如同一位英国外交部官员颇为不满所说的那样，“在从我们冰冷的手中接过世界领导权的火把时，必须争分夺秒”^[36]。

近东均势的威胁一开始似乎仅靠发表既旨在警告苏联，并动员世界舆论的声明就可以对付。1946年的伊朗危机和土耳其危机都是用这种方式应对的，华盛顿主要依赖于强硬声明的遏制作用。^[37]但希腊的局势却是另外一种情况。在这里，对均势的威胁与其说是来自外部的可能攻击，不如说是来自于内部的混乱。有人认为，其后果将有利于苏联，而且它也不需要冒直接军事卷入的风险。如同国务院近东和非洲事务办公室在1946年底所指出的那样，“（希腊）被承认的政府得到援助，强大到足以应对其内部问题，无须在真正发生内战或接近发生内战时才突然增加援助，这非常符合美国的利益”^[38]。

1947年初，英国决定停止对希腊和土耳其的经济和军事援助，这迫使华盛顿不得不超越仅仅用言辞劝阻苏联扩张的做法。看来需要积极行动起来，在脆弱的地区重建抵抗苏联的中心。这一新方法需要让国会增加预算，但当时的国会仍为孤立主义的预算优势所吸引。在这里，通过杜鲁门主义提出世界被划分成彼此对立的生活方式带来的阴霾，行政部门十分成功地对议员发出了警告。^[39]但新形势也引发了华盛顿的严肃思考，即美国如何才能最为有效地使用其资源，不只是在希腊和土耳其，而是在整个欧洲，重构因莫斯科势力范围的建立和恐怖扩张而造成的不稳定的均势。同年4月就德国和平条约进行讨论的外长会议的失败，进一步增强了这一迫切感。^[40]

当然，其结果便是马歇尔计划，这是一项通过经济手段重构欧洲政治平衡的雄心勃勃的尝试。该计划建立在这样的假设基础上，即苏联并不准备冒战争风险来扩张其影响；相反，苏联的危险在于，它可能会有效地利用欧洲人因战争破坏和令人沮丧的缓慢重建而导致的心理消沉，不管是通过外部胁迫、内部颠覆的方式来实现，还是由欧洲人通过自由选举将共产党人选上台来实现。^[41]马歇尔计划也相当自相矛盾地反映了美国认识到自己的能力限度：美国无法以所有手段、在所有地方遏制均势威胁。维持欧洲均势在华盛顿的政策优先排序中位列第一；在可实现这一目的的所有可用的有限工具中，经济援助似乎提供了一种最为快捷和有效的方式。^[42]

即便如此，对势力范围的传统厌恶仍在美国挥之不去。部分的是顾及这一情绪，马歇尔一开始也向苏联及其东欧卫星国提供援助，以便将欧洲分裂的责任直接推到莫斯科的身上。^[43]正是苏联在经历最初不安的犹豫之后对这一援助的拒绝，使美国官员从此接受了欧洲分裂的不可避免性。如同职业外交官伯顿·Y.贝里（Burton Y.Berry）在1947年7月底所说的那样，现在是“撕下一个世界的伪装”的时候了。^[44]

对新形势做最深入分析的任务落到了最初强烈反对分裂欧洲观念的波伦头上。

美国正面临这样一种世界环境，它与战争期间和战争初期的美国重大政策所基于的假设直接对立。战争结束后，不是大国间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团结，而是以苏联及其卫星国为一方，以其余世界为另一方，双方完全分裂。简而言之，存在两个世界，而非一个世界。面临这一令人不愉快的事实，无论我们可能多么悲痛，为着自身福利和安全利益，以及自由的非苏联世界的利益，美国必须重新检查其主要的政策目标……局势导致的逻辑是，易受攻击的非苏联世界应当采取措施在政治、经济、金融上，归根到底在军事上，更为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以争取能更有效地应对统一的苏联世界。只有用这样一种方式，自由的非苏联世界才有希望在面对集权和无情的苏联世界时得以生存。^[45]

或者，如同国务卿马歇尔11月在内阁会议上简明扼要地指出的那样，“我认为，我们的政策应当直指拯救欧洲和亚洲的均势”^[46]。

英国驻华盛顿使馆1948年初报告指出：“权力运用本身是没有什么可指责的，这一认识正变得日益广泛。而在一年前，‘权力政治’这一短语在美国人心目中有着险恶的内涵，而在那以后它逐渐被接受为一个中性的术语。”^[47]但令人感到奇怪的是，根据“均势”这一术语进行思考的意愿并未使美国下决心也在欧洲划出自身的势力范围，以便与苏联强制建立的势力范围相抗衡。实际上，华盛顿的偏好是在欧洲大陆重建一个独立的权力中心，它将强大到足以凭借自己的力量来维持那里的均势。如同国务院欧洲事务办公室主任约翰·D.希克森（John D.Hickerson）所描述的，这一观念是要建立“第三种力量，它不仅仅是美国影响力的延伸，而且是一个真正的欧洲组织，强大到足以对苏联和美国都说‘不’，如果我们的行动这么要求的话”^[48]。

“当然，欧洲合众国（United States of Europe）的观念已吸引美国人很久了。美国人总是倾向于接受这一天真的、不加批判的假设，即证明美国价值的观念和制度可以对外输出，为世界上不那么幸运的地区的诸种弊病提供现成的补救方法。”^[49]对驻华盛顿的英国外交官来说，有些厌倦美国人的热情并非异常，这份写于1947年春的公文急件也不例外。但是，如果将杜鲁门政府支持欧洲联合——优先于美国在欧洲的势力范围的全面扩张——看作是把在国内生长繁茂的东西移植到海外贫瘠多石的土地的简单尝试，那就错了。事实上，即便在认识到欧洲分裂的现实之后，华盛顿仍有充分的理由不愿强加对那里的控制。

其中一个原因是，美国官员并不认为自身当时已拥有必要的资源或国内支持，可用来统治世界上的大片土地，并避免它们落到苏联手中。一位英国外交部分析家在1947年5月评述道：“共和党人和国会对外交事务的反应仍受两大因素的限制，一是对苏联人的恐惧和厌恶，二是对保持世界均势的责任，特别是对为此要付出的代价的厌恶。”^[50]一个仍对国际承诺持谨慎态度的国家不太可能一夜间丢掉其传统；而是如行政部门领导人认为的那样，责任应当逐渐拓展，要充分认识到这必须在高效利用有限资源的基础上完成，并从其盟友那里得到确切的、令人信服的证明，即美国不会是承担随之而来的责任的唯一国家。^[51]

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一个有众多独立的权力中心分担遏制重任的多极国际体系最符合美国的利益。当然，这也是凯南的观点。凯南在1947年10月写道：“我们政策的最重要一点是，务必要使其他几个独立国家在欧亚大陆上尽可能快地发展起来，以便卸下我们肩上一些‘两极’重担。”凯南在次年继续发展了他的观点，即要确保关键的权力中心，最重要的是英国、莱茵—鲁尔工业复合体以及日本不落入苏联的控制；当然这不是通过扩大美国对它们的控制来实现的，而是通过鼓励其发展为独立的力量，拥有保卫自身的足够力量和自信来实现的。^[52]而美国在欧洲的势力范围将会破坏这一战略，杜鲁门政府的官员普遍接受这一观点。^[53]

但这一解决方案也将与仍受珍视但未完全遵照执行的不干涉传统相冲突。尽管“一个世界主义”失败了，美国官员仍旧推崇民族自决原则。助理国务卿查尔斯·萨尔茨曼（Charles Saltzmann）在1947年9月坚持认为，“我们不是想将我们的生活方式强加于其他民族，那本身就是不民主的。我们唯一的目的是，尽一切可能地为其他民族提供不受胁迫、自行决定这些事务的机会”^[54]。这不只是简单的公式化言论：华盛顿在整个20世纪40年代末坚持的观点是，政治体制的可行性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自主选择，甚至是自发性。出于这一理由，美国愿意容忍反苏联内部令人吃惊的多样性：在1946—1948年间，国务院一个十分持久的思想包袱直接涉及同欧洲民主左派合作的必要性，尽管欧洲民主左派的国有化和社会福利计划为美国的保守主义者强烈谴责。^[55]如果这一灵活性所导致的结果之一，是使欧洲政府凭借自身牢固的支持基础能够更好地抵制苏联的压力，那么它反而证明美国人长期持有的一种观点是正确的，即原则与利己主义并非一直水火不容。

但同样必须认识到的是，美国和非共产主义欧洲的利益在那段时期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因而华盛顿无需将自己的意愿强加于潜在的盟友身上。如果曾有一国被邀请将其势力扩展到世界的另一边，那么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欧洲的经历就与此非常接近。^[56]英国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曾提醒英内阁道：“如果美国政府从欧洲撤走的话，我们将陷入一种进退维谷的境地。”^[57]希腊、土耳其和伊朗政府都热切地欢迎美国在东地中海和近东扩大影响。^[58]如果考虑到两种可能出现的结果——最好的情形是经济的进一步恶化，而最糟的则是苏联的统治——西欧的公众舆论也肯定同样欢迎美国在那里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59]国务卿马歇尔在1947年11月评论道：“看起来明显的是，就欧洲的复兴而言，美国明智的自利（enlightened self-interest）与欧洲自身的最佳利益是一致的。”^[60]

促进欧洲整合的观念还有其他更为特殊的理由。其中之一涉及在目前与苏联达成协议已经不可能的情况下，如何处理德国的问题。参谋长联席会议在1947年4月的一份分析中总结了出现的两难：“除非美国动员、部署足够的军队将我们的意识形态对手的军队击败，否则在没有德国帮助的情况下，几乎无法指望其余的西欧国家能够抵挡得住这些军队。”而且，“德国工业的完全复苏……对于法国的经济复苏也是非常重要的。法国的安全与美国、加拿大和英国的综合安全是不可分割的”。但所有迹象都表明，法国将“强烈反对任何德国重工业的实质性复苏”。这一点很不幸，因为“德国人民是苏联和共产主义的天然敌人”。由此得出的结论是，美国的利益是要使法国和德国都相信，“东边出现了一个主要的世界大国……只有在两个国家（法国和德国）都强大且团结的情况下才能将其战胜……这促使它们彼此相互依赖，如同法国、英国、加拿大和美国之间的相互依赖一样”。^[61]欧洲一体化可能提供一个将德国整合到欧洲体系中，而不是让德国控制这个体系的机会。如同凯南在1948年初所指出的：“只有这一联盟才能提供拯救欧洲均势的希望，同时又不允许德国再一次成为主导性的大国。”^[62]

最后，应当指出的是，美国人并不认为欧洲分裂将永久持续下去。这一时期华盛顿的决策者们在平静地思考苏联的东欧卫星国如何摆脱克里姆林宫的控制。就此而言，时至今日人们才充分地认识到这一点的重要性。^[63]这是美国在1947年夏实施马歇尔计划，向卫星国提供援助背后的其他动机之一。一年之后，凯南又指出：“应当为欧洲任何一国能在适当的时候参与该计划敞开大门，那样才可能有欧洲的真正统一以及欧洲观念的发展。”^[64]只有一个有活力的欧洲联盟才能有这种吸引力，威廉·克莱顿（William Clayton）指出：“苏联的卫星国于是将会感受到来自西方的吸引力远大于东方，苏联则会发现越来越难，最后直至对此无法控制。”^[65]美国副国务卿罗伯特·洛维特（Robert Lovett）在1948年12月写给埃夫里尔·哈里曼（Averell Harriman）的信中说：“我们的目标依旧是，促进当下的自由欧洲和最终尽可能多的欧洲国家成为自由国家的欧洲，在经济和政治上愈益密切地一体化。”^[66]

国务卿马歇尔在1947年的一次公开演说中评论道：“如果美国怀有任何在欧洲拓展美国影响力或主导欧洲的想法，那么我们的政策便不会是结束欧洲对美国的依赖，而是使那一关系固定下来。”^[67]这一声明准确反映了美国官员在冷战初期是如何看待自己的对欧意图的。如同英国驻华盛顿使馆敏锐指出的那样，寻求均势与扩大势力范围之间是有区别的：

宽泛地说，对其行为的分析导致这样的结论，美国最想要从公正的海外观察家那里得到的，并不是对其滥用巨大权势的责难，而是对其迄今为止所展示出的智慧和慷慨的赞扬，以及鼓励它勇敢地坚持将其大量资源用于自身福利及普世福利。与此同时，对那些指控它不恰当地利用自身的强大和他国的虚弱的批评家，美国完全可以用克莱夫（Clive）因下院指控他利用在印度的无上权势为个人扩张服务时所说的话来回答：“上帝啊，主席先生，我到现在才惊讶于我自己的节制。”^[68]

但意图是一回事，实际的政策则是另外一回事，如同1948—1949年间的事件所证明的那样。美国对欧洲的独立、繁荣且自信的权力中心的设想，被证明比1947年曾表现出来的实际情况更令人感到困惑。环境逐渐迫使美国创建其在欧洲的势力范围，尽管它对那一行动有着深深的疑虑。

回过头来看，很明显的是，华盛顿大大低估了在欧洲建立独立的“第三种力量”的难度。“第三种力量”的概念建立在几个很难保持平衡的命题之上：苏联威胁的可怕程度足以迫使欧洲人化解昔日的宿怨，但又未可怕到会阻止它们自信而坚定地采取行动的地步；美国的经济援助将激励其自力更生，而不是鼓励其对美国的依附；无须采取进一步的举措来维持欧洲的秩序，欧洲的集体利益与美国的利益相一致，且不受制于美国的利益。没有过多久，这些假设的不稳定性就很明显了。

英国外交部的F.B.A.朗德尔（F.B.A.Rundall）在1948年2月指出：“令人惊奇的是，对于欧洲一体化的战略方面讨论如此之少。你可以设想，李普曼先生或类似的评论家可能已认识到这一点，对那些相关的国家来说，有关一体化的经济决策不可避免地要与战略和共同防务的考虑联系在一起，美国会同样卷入其中。然而，可能没有人想在选举前来谈论这个话题。”^[69]就国内政治利益要求美国逐步拓展其海外义务而言，朗德尔的话可谓一语中的。但你可能有这样的印象，美国决策者的确对欧洲军事安全问题被首先提出来而感到吃惊，因为撇开了对公众和国会反应的关注。

他们自己一向否认苏联有发动军事进攻的可能性。“苏联在欧洲的努力是政治性而非军事性的，”凯南反复争辩说，“苏联的目标并非发动军事征服，否则通过红军占领西欧就能实现……它的目标更多的是在那块地区建立一个间接控制体系，这样它不但获得权力而且无需承担责任。”^[70]应当承认，没有人能完全排除战争的可能性。五角大楼联合情报委员会在1948年2月指出，“战争威胁，不管是蓄意的还是无意的，都将因美国在经济、军事力量和对外政策上的弱点而日益增大”，但只要维持合理的美国力量，尤其是只要美国继续垄断原子武器的威慑力量，那么除非莫斯科方面出现严重误算，欧洲发生战争的前景似乎非常遥远。^[71]

但整个马歇尔计划的核心在于恢复自信，以便欧洲能保卫自身。从这一角度看，如同美国情报所估计的那样，欧洲人的精神状态无论如何都非常重要。因此，当欧内斯特·贝文在1948年1月吁请华盛顿注意“苏联潮流的进一步侵蚀”并需要“加固那些仍在庇护我们西方文明的天然屏障”时，让人颇为震惊。而就迪安·艾奇逊而言，他可能发现这对于促使顽固的国会议员不情愿地接受国际责任是有用的。^[72]苏联以其一贯的敏捷，迅速给贝文有意强调的观点做了注解，那就是2月时在捷克斯洛伐克发动了一场政变。这一事件，加上贝文和其他欧洲领导人的共同预警，足以使许多美国人确信，仅仅马歇尔计划并不足以恢复欧洲的自信，还需要某种明确的军事保证。^[73]

但这样的保证会产生问题。国会是否会授权一项直接派兵以保卫西欧的行动，或对这一军事介入如何定性等，这些问题都没有明确的答案。^[74]这一保证将覆盖哪些国家也是个问题：对美国来说，要保卫每个国家将超出其能力；如果将特定国家排除在外，又只会招致苏联对它们的侵略。^[75]有人担心，这一保证可能会首先削弱欧洲人保卫自己的决心。凯南在1948年4月提出：“如果他们都不愿在保卫自己国家的独立方面负起责任，那么他们也确实无法得到帮助。因为，就世界大部分地区的文明延续的希望永不破灭而言，这个国家（美国）独自承担这一风险和责任的能力是有着非常明确的限度的，但人们往往忘记了这一点。”^[76]

次年，行政部门与盟国和国会领导人的谨慎谈判解决了这些问题中的一部分。行政部门让国会确信，拟议中的北大西洋公约不包含在没有国会同意的情况下参加战争的义务。^[77]资源有限的问题也得到处理，通过明确强调保卫西欧的义务就完全能威慑住苏联人，因此无须采取更多的特殊措施；的确，国防部长路易斯·约翰逊（Louis Johnson）甚至暗示，北约可能使得美国有可能减少国防预算。^[78]华盛顿谨慎地承担了不向欧洲增派部队的义务，并恢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作为“兵工厂”向欧洲人供应军事装备，而欧洲人自己提供人力的旧观念。如同约翰·希克森在1948年底所指出的，“现在不是投入兵力的问题，而是要开发匹茨堡和底特律的潜力的问题”^[79]。

但如何让自力更生与信心恢复彼此协调的问题并不容易解决。虽然官方声称新联盟将更多地促进而非阻碍欧洲的整合，^[80]但凯南平静地对其同事预言，“这一安排将给任何朝着欧洲联合方向的发展蒙上一层阴影，甚至可能将其取而代之”：

我们不是在欧洲发展一种真正的联邦结构，因为联邦结构旨在接纳所有自由的欧洲国家，它凭自身的实力而成为一种政治力量，其背后有地理以及历史发展的依据。相反，我们使欧洲分裂为两个军事区的局面不可逆转地固定下来：一个苏联占领区和一个美国占领区。我们将承担对西欧安全的永久法律责任，我们不能逐渐放弃对西欧安全的基本责任。从长期来看，这样的法律结构必然在现实面前被击得粉碎；因为分裂的欧洲不可能永远延续，美国人民的政治意愿不可能使我们无限期地支持作为军事附属物的西欧。^[81]

波伦在1949年初给艾奇逊的一份备忘录中写道：“他有关大西洋条约的质疑和批评……无疑有一定的正确性。”尽管波伦指的是詹姆斯·P.沃伯格（James P.Warburg）的观点，但也可应用于凯南。“事情总是这样——明确反对，但他又提不出任何可行的替代方案……我完全同意他的观点，首要的危险是政治的而非军事的，但我并不认为他完全正确地理解了经济复苏、政治稳定和反对外部侵略的安全感之间的紧密联系。”^[82]

事实上，这正是问题的实质所在。欧洲“第三种力量”只能建立在欧洲自信的基础上，这是凯南在支持马歇尔计划时所认识到的事实。但应由欧洲人、而非美国人决定在哪个点上才能达致自信，以及需要什么来维持自信。如果他们认为自信取决于美国正式出兵，那么华盛顿几乎无法辩驳，不管它对于出兵在增强欧洲自信的效果方面保留意见有多大。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Walter Bedell Smith）在1949年夏极其坦率地指出：“我充分认识到军事同盟是毫无价值的，但那帮人的确远比我们重视那张保证（美国提供）支持的废纸。”^[83]

如果军事安全为“第三种力量”的观念带来问题，那么它也带来了谁应当被纳入其中的棘手问题。德国的地位问题是最突出的难题。1947年底与苏联围绕全面解决德国问题的方案举行会谈的破裂，促使美国、英国和法国开始着手在三个占领区内巩固政治和经济体制，这既是一个方便管理之事，也是一个微妙的地缘政治设计。到1948年夏，在后来所谓“伦敦会议”计划中，它们同意让德国人“承担与最低程度的占领和控制要求相一致的政府责任，并最终让他们担负起全部的政府责任”^[84]。如同一份国务院内部政策声明所承认的，这意味着将德国西部重建为“一个能参与并为欧洲重建作出贡献的政治实体”^[85]。

但无法回避的事实是，分裂的德国将对欧洲“第三种力量”的观念带来深远的影响。就此而言，没有人比凯南更为敏感，他在1947年底就已经准备冷静地思考德国的分裂问题了。^[86]导致凯南改变主意的是，他逐渐偏爱多极而非两极的战后秩序，以及在那一安排中欧洲大陆有一个独立的政治、军事和经济权力中心的重要性。一个永久分裂的德国，两边都是敌对的欧洲之外超级大国的附庸，不仅使苏联和美国共同撤军的机会破灭，而且也消除了瓦解莫斯科的东欧卫星国的可能性；对一个具有高度熟练技能、高度民族主义的民族进行人为的分裂，也将产生一种脆弱的、不稳定的政治平衡，并承受分界线两边的复仇者施加的压力。考虑到这些因素，凯南在1948年底提议向苏联建议，将占领军后撤至特定的驻军区域，并在自由选举后建立一个独立的、非军事化的、中立的但同时是统一的德国。^[87]

凯南的“A方案”，因其提议而得名，提出了美国在欧洲的利益到底在哪里的根本问题。接受欧洲大陆的永久分裂，这反过来意味着苏联和美国在那里的永久势力范围，这样做是否可以维持那里的均势？以统一而“驯服的”德国作为核心，是否可以把欧洲重建为一个实体？后一方案全然是凯南自己的选择，它绝不会遭到华盛顿的拒绝。在1949年初，即将成为国务卿的迪安·艾奇逊发现凯南的论述非常有说服力，进而任命他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小组的主席，一旦与苏联有关德国问题的谈判最终得以举行的话，他负责制定美国的谈判立场。在听了凯南有关该主题的汇报后，艾奇逊对意在分裂德国的“伦敦计划”最初是如何取得一致的感到大为不解。^[88]

尽管艾奇逊对凯南的方案持有知性同情（intelletual sympathy），但严峻的现实是，英国、法国及其更小的邻国都更愿接受欧洲分裂为苏联和美国势力范围所导致的已知风险，而不愿意接受无法预知的统一的“第三种力量”，后者有可能会处于德国甚至苏联的控制之下。1948年秋在“A方案”首次被提出之时，波伦便指出了其困难所在：

（法国）对美苏势力划分持有信心的一个非主要因素是美国军队处于法国和红军之间的事实，无论美军规模有多大。如果你再加上那些对德国人在当前关头可望恢复力量的强烈恐惧，我敢肯定，所提议的总的路线方法……会在法国、还可能在荷兰和比利时遭到最强烈的反对。^[89]

1949年5月，就在外长会议即将就德国未来进行讨论时，“A方案”被泄露给了媒体。此刻，这些保留意见变得格外明显。戴维·布鲁斯（David Bruce）大使不得不向法国保证：“我们并不赞同撤走美国军队或对那些部队进行任何重新部署，那会削弱我们在欧洲的影响。”^[90]

但放弃“A方案”无论如何都不会削弱华盛顿结束对德占领的决心。相反，它意味着，如果整个德国与整个欧洲融合在一起是不可能的，那么它便会致力于将剩下的德国部分和剩下的欧洲部分融合在一起。就连凯南也认识到这一逻辑的威力：“要么是欧洲的剩余部分与德国西部合作，如同现在正出现的，对其采取一种同情和建设性的态度，并学会将其发展视作既是欧洲人也是德国人的责任；要么很快将不存在能与余下的欧洲部分合作的德国，更枉论西欧的真正团结和强大。”^[91]正因如此，北大西洋公约得以与伦敦会议计划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艾奇逊在1949年初描述这一关系时说：“值得怀疑的是，如果没有这类的条约，法国是否会同意盟国减少对德国的直接控制，并逐渐削减占领军……这样性质的条约将赋予法国面对德国和苏联时更大的安全感，并十分有助于对德国问题的现实思考。”^[92]

但仍遗留有一个问题，即英国在战后欧洲秩序中应处于什么位置。伦敦在原则上不再争论欧洲作为“第三种力量”的观念。英内阁在1948年3月的一次秘密会议上得出结论说：“我们应当利用美国的援助以争取时间，但我们最终的目标应当是获得一种地位，使得西欧各国既独立于美国，又独立于苏联。”^[93]与此同时，英国仍有其海外责任，不管美国人过去多么地反对“帝国主义”，但仍不愿看到它过快瓦解。罗伯特·洛维特（Robert Lovett）在1948年底争辩说：“对英国来说，要在迈向更紧密的欧洲一体化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是根本的。但至少就目前来说，为了欧洲的强有力领导地位，而削弱英国与这一国家（美国）以及与自治领的联系，对他们和我们来说都是不明智的。”^[94]

英国外交事务副国务大臣助理格拉德温·杰布（Gladwyn Jebb）注意到这些复杂事态，在征得贝文的同意后，于1949年4月写信给凯南，提议对英国在欧洲的地位及总体上的欧洲一体化的长远前景进行非正式磋商。^[95]在北约和德国西部的发展似乎都正动摇“第三种力量”观念的时候，杰布提出的建议得到了凯南的积极回应。他对政策规划司说，真正的问题是“统一西欧的出现是否可以视为实力大致等同于美国和苏联的第三种世界力量的形成。这一问题的另一种表述方式是，到底将是两个世界还是三个世界”^[96]。

结果是，在准备与英国进行讨论前，华盛顿对美国在欧洲真正想要什么的问题作了最为全面的分析：欧洲到底是一个由尽可能多的欧洲国家组成的独立的、自力更生的力量聚合，还是一个与华盛顿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势力范围。

1949年6月，凯南会见一个到访华盛顿的咨询团，在建议政策设计委员会官员如何回答杰布有关欧洲未来问题时，他说：“我们对我们作为一国家的性质，以及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的本质日益进行着非常深入的思考。”^[97]问题不只在于如何实现和平与安全：“它是人类学会以某种方式控制自身本性的问题，即有效地处理其易于产生暴力和倒退的方面，并更大程度地释放其可能创造美好和主导环境的方面。”美国通过单独行动实现这些目标的程度是相当有限的：

在未来几年里的世界事务中，我们必须把自己定位为一个比我们惯常所认为的还要温和的角色……我们必须把精力集中在我们的自尊上，如同谦和的人必须做的那样，让我们自己和我们的朋友远离当代文明所带来的真正的巨大危险，在海外尽可能发挥有益的影响，但并不声称我们拥有在全球范围内大规模改变人类制度的洞察力或力量，同时要设法制定我们国内生活的方针，以便后代们能够为人类生活的改善作出更好、更大的贡献。任何比这更有野心的、任何普世的野心和要求，在我看来，都是一种建立在沾沾自喜和缺乏历史感的基础上的傲慢甚至是褊狭的行为。

凯南又说：“我不认为我们作为世界事务中的一个重要因素的伟大时刻已经到来。我热切地希望它还没到来。”^[98]

由于凯南对美国人能力和智慧存有成见，所以他仍希望在欧洲出现一种强大到足以维持与苏联扩张主义均势、同时又不会无限地依赖于美国支持的“第三种力量”，就毫不奇怪了。可以肯定，统一的德国将是这一体系的核心，但这一体系也会限制德国，一方面通过防止它与苏联联合，另一方面向德国西部邻国提供保证。这样的排列可能也会获得对莫斯科不满的东欧卫星国的拥护。当然，这一体系也会鼓励欧洲在经济重建上自力更生。该体系也符合凯南更大的地缘政治假设，即一个权势分散在几个中心的世界将比一个僵硬地划分为两个势力范围的世界更为稳定。^[99]

但问题是如何避免德国人主导这一国家组合。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法是将英国纳入其中作为一种制衡力量，凯南一开始倾向于这一点。^[100]但是，由于英国显然并不准备为了与大陆结盟而解除对英联邦国家的责任，英国财政困难的程度无疑随着英镑的贬值而增加，凯南开始倾向于一个纯粹的大陆国家的组合，英国则与美国和加拿大联系在一起。^[101]德国将是这一体系的主导力量，但人们期望德国战败和被占领的经历将可能会节制它的野心。^[102]然而，不管事实会不会这样，不得不去冒德国可能称霸的风险，因为替代方案——永久分裂的德国——会导致欧洲分裂，无法发挥凯南所设想的独立作用。凯南向艾奇逊承认，德国将再一次“在西欧获得非常重要的地位”，这一事实肯定有着“惊人的重要性”。“我战争期间在那里生活过，在我看来，希特勒新秩序的错误之处在于那是希特勒的秩序。”^[103]

当英国开始传出美国人想法中这一倾向的谣言时，这一由德国主导的欧洲“第三种力量”的观点在法国未遇到热情的反应，就毫不奇怪了。波伦于1949年10月在巴黎写信给凯南说：“没必要详述法国人在想什么，这对他们来说意味着被单独留在欧洲大陆上面对德国。日益明显的是，如果我们的欧洲政策是创建一个作为政治现实的英国—美国—加拿大三国集团，那么我们将不会长久地把西欧国家团结在一起。”^[104]波伦的警告在该月晚些时候为美国驻西欧使节会议所强化，此次会议一致得出的结论是：“如果没有英国的参与，便没有欧洲的有效整合。因为西部陆上国家都相信（这并非没有理由的），如果没有英国的参与，那么德国便有可能会占据主导地位。”^[105]

有趣的是，在该年早些时候关心如何使英国不参与大陆集团的英国外交部，现在也开始质疑“第三种力量”概念的正确性。贝文对内阁说，在可预见的将来，独立于美国的权势组合不可能形成对抗苏联所必需的军事、政治和经济的团结：“结论似乎不可避免的是，就目前来说，无论如何，与美国最紧密的联系是根本性的，这不只是出于阻止苏联侵略的目的，也是为了英联邦的团结和欧洲的统一着想。”的确，这一政策可能需要将英国和欧洲的利益从属于美国利益。美国公众舆论和美国国会尽管“偶尔会有激烈言辞，但他们都是热爱和平且谨慎的，他们更可能是失之过于谨慎而非过于轻率”。如果这个难题可以迎刃而解，那么“人们可以合理地预期，与美国在西方体系内的伙伴关系，将会增加而非减少英国对美国政策施加必要制约的机会”^[106]。

凯南在11月初写给波伦的信中说：“我高兴地承认，你对与英国讨论欧洲联合的效果的预警是正确的。就此而言，不那么遭抵制、不那么立即陷入麻烦的方法是保持沉默。”他也无意去挑战美国驻西欧大使们的集体观点，“即便国务卿百分之百地同意我的观点，我也不会请求他在这样的主流舆论面前采取行动。时间将会说明谁是正确的。”但就现有的政策，凯南警告道：

（1）苏联人没有任何别的选择，他们只能要么继续其现有政策，要么看着更多中东欧地区渐渐向反对他们的美国主导的联盟靠拢，从而使得东西方分歧除了通过战争外不可能有任何其他的解决办法；（2）许诺德国人是属于西方的，与承认德国作为一个过于拥挤的、被占领的和沮丧的半个国家而处于不确定地位是一样的，使他们丧失了完全依靠自身力量对抗来自东边压力的全部动力，这将使西方在谋求军事平衡的过程中丧失德国提供援助的可能。

凯南略带刻薄地接着写道：“对于沿着这条道路会走到哪里，在什么时候它会带领我们到达一个安全与和平的欧洲的宽阔高地，你可能有你的观点。如果是这样，我希望你对国务卿讲……我发现要在这一点上给出指导是非常困难的。”^[107]

波伦发现凯南的态度看来帮助较小：“我曾希望我们可以在这些问题上进行有效的交流，但坦率地说，我对争论不感兴趣。”凯南回信说：“你很了解我，应考虑到我好争论的脾性。”但“我同意你的观点，没有可继续争论的必要。决定已经做出了……可能它是正确的。对于未来的事情，我们俩都不能完全有把握预见。但我发现，这一分歧严重动摇了我对自身潜在效用的估计……如果能如我所愿……平静地过上一两年私人生活，那对我来说将比任何时候都更快乐。”^[108]

很奇怪的是，凯南和波伦两人在对苏联行为的解释上意见是如此完全一致，但在欧洲未来的问题上他们却又如此坚决地相互反对，到1949年底他们各自结束了为自己从1945年初就发展起来的有关势力范围的截然对立的观点进行的辩护。凯南一开始主张彻底分裂欧洲大陆，但他改变了最初的观点，这是因为他对有关多极作为一种稳定力量所具有的诸多优点在不断进行着思考，还因为他一方面注意到了美国力量的有限性，另一方面他日益确信，如同在他的《回忆录》（Memoirs）中所指出的，“美国不适合成为一个雄伟的帝国，不管是制度化的还是暂时性的”^[109]。波伦一开始坚决反对势力范围，随着与苏联人谈判的失败，马歇尔计划和北约的成功，以及欧洲人自己欢迎美国向他们展示权威的明显意愿，他最初的反对被逐渐削弱了。重要的是，正是波伦的观点反映了华盛顿官方的主流思维中的每一个方面；而凯南，至少在这一问题上，是一个持久的批评家。

但值得追问的是，为何凯南的欧洲自治的“第三种力量”的观念一开始得到了华盛顿的广泛支持，但最终未能成为现实。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原因是欧洲人自身并不期望如此。欧洲人在面对他们认为来自东边的对均势的恶毒挑战时，他们开始从西边邀请一个更为友善的对抗性力量，而不是开启一个代价高昂的、耗时长久且成问题的重建自身的进程。尽管有些勉强，但美国对此表示支持。

如同凯南所观察的，时间的确会说明欧洲人的这一选择是否明智。但即使是过了40年，对那一问题的答案仍不明确。可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欧洲形成的那一体系，不管这一选择在多大程度上是出于即兴创作、充满矫揉造作和突发奇想，但它被证明要比凯南或任何其他人当时可预见的更为稳定、更具灵活性。^[110]它会持续多久，任何人都可以对此进行猜测。但考虑到历史的偶然性、非理性和反常性，这种不确定性表明，很小的事情也会对战后世界的稳定产生重要影响。

[1] 本文原是为1983年8月在奥斯陆的挪威防务史中心举办的“欧洲与大西洋防务，1947—1953”研讨会所准备的。后略有修改，收入Olav Riste ed.，Western Security: The Formative Year: European and Atlantic Defence，1947—1953（Oslo: 1985），pp.60—91。

[2] Kennan to Bohlen，January 26，1945，Charles E.Bohlen Papers，Box 1，“Personal Correspondence 1944—1946,” Diplomatic Branch，National Archives. See also Charles E.Bohlen，Witness to History: 1929—1969（New York: 1973），pp.174—176;以及Kennan to Harriman，September 18，1944，George F.Kennan Papers，Box 28，Seeley Mudd Library，Princeton University.后一备忘录收入George F.Kennan，Memoirs: 1925—1950（Boston: 1967），pp.222—223，但年份上却归在了1944年12月16日。

[3] Bohlen to Kennan，undated，Kennan Papers，Box 28.也可参见Bohlen，Witness to History, pp.176—177。

[4] 见第二章。

[5] OSS R & A #2284，“American Security Interests in the European Settlement,” June 29，1944，OSS Records，Modern Military Records Branch，National Archives.

[6] JCS 973/1，“Fundamental Military Factors in Relation to Discussions Concerning Territorial Trusteeships and Settlements,” August 3，1944，U.S.Department 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4，I，699—703.也可参见Admiral William D.Leahy to Cordell Hull，May 16，1944，U.S.Department 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Conferences at Malta and Yalta，1945 [hereafter FR: Yalta] （Washington: 1955），pp.106—108。关于这些档案的重要性评价，参见Mark A.Stoler，“From Continentalism to Globalism: General Stanley D.Embick，the Joint Strategic Survey Committee，and the Military View of American National Policy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Diplomatic History, VI（Summer，1982），312—313; and James F.Schnabel，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and National Policy, 1945—1947（Wilmington，Delaware: 1979），pp.13—16。

[7] OSS R & A #2669， “Capabilities and Intentions of the USSR in the Postwar Period,” January 5，1945，OSS Records.

[8] 关于这些观点参见Robert Dallek，Franklin D.Roosevelt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1932—1945（New York: 1979），pp.389—391， 536—537; and Wm. Roger Louis，Imperialism at Bay: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Decolonization of the British Empire，1941—1945（New York: 1978），pp.259—273。

[9] 这是下面这本书的核心观点Geir Lundestad，The American Non-Policy Towards Eastern Europe，1943—1947（New York: 1978）。

[10] Bohlen minutes，Roosevelt-Churchill-Stalin meeting，February 5，1945， FR: Yalta，p.617.关于美国战后海外军事基地的政策，参见该书第二章。总司令部参谋长、海军上将威廉·D.莱希（William D.Leahy）曾早在1944年2月便对参谋长联席会议说：“他个人希望美国驻欧洲军队将在和平得以稳定时尽早撤走。”Minutes，144th meeting of the Combined Chiefs of Staff，February 4，1944，Combined Chiefs of Staff Records，CAB 88/4，Public Record Office，London.

[11] John Lewis Gaddis，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1941—1947（New York: 1972），pp.206—211.

[12] Potsdam briefing book paper，“British Plans for a Western European Bloc,” July 4，1945，U.S.Department 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Conference of Berlin（The potsdam Conference）1945[hereafter FR: Potsdam]，I，256—264.

[13] Congressional Record，April 26，1944，p.3719.

[14] 官方的解释参见Cordell Hull to W.Averell Harriman，February 9，1944，FR: 1944，IV，826; a State Department Post-War Programs Committee memorandum，“Policy Toward the Settlement of Territorial Disputes in Europe,” July 28，1944，printed in Harley Notter，Postwar Foreign Policy Preparation（Washington: 1949），p.593； a State Department briefing book paper prepared for the Yalta Conference，“American Policy Toward Spheres of Influence,” undated，FR: Yalta, p.105。更多背景参见Gaddis，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pp.149—157； and Dallek，Roosevelt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536。

[15] 关于这一点参见Robert A.Divine，Second Chance: The Triumph of Internationalism in America During World War II， especially pp.167—174。战时关于威尔逊主义复苏的最畅销的书是Wendell Willkie，One World（New York: 1943）; and Summer Welles，The Time for Decision（New York: 1944）。

[16] 例如参见State Department Division of European Affairs memorandum,“Current Problems in Relations with the Soviet Union,” March 24，1944，FR: 1944，IV，840; in an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 Research and Analysis report，#1552，“The Current Rol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in the USSR,” June 12，1944，OSS Records;关于1945年4月20日埃夫里尔大使与詹姆斯·V.福里斯特尔的谈话，参见Walter Millis，ed.，The Forrestal Diaries（New York: 1951），p.47;以及国务院欧洲事务办公室主任雷蒙德·E.墨菲的备忘录，“Possible Resurrection of Communist International，Resumption of Extreme Leftist Activities，Possible Effect on United States,” June 2，1945，FR: Potsdam，I，267—280。也可参见第二章。(https://www.xing528.com)

[17] 这显然是罗斯福的想法。参见John Lewis Gaddis，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A Critical Appraisal of Postwar 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New York: 1982），pp.9—13。另一强调苏联扩张的防御性文章参见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 Research and Analysis reports: #1337S，“Russian Intentions in the Mediterranean and Danube Basins,” October 20，1943； #2284， “American Security Interests in the European Settlement,” June 29，1944; #2669，“Capabilities and Intentions of the USSR in the Postwar Period,” January 5，1945，OSS Records; also JIC 250，“Estimate of Soviet Post-war Capabilities and Intentions,” January 18，1945，Army Staff Records，ABC 366 Russia Section 1-A，Modern Military Records Branch，National Archives。

[18] Department of State memorandum，“Foreign Policy of the United States,” December 1，1945，FR: 1946，I，1139.也可参见OSS Research and Analysis reports 2284 and 2669，cited above;波伦与盖罗德·T.罗宾逊草拟的报告：“The Capabilities and Intentions of the Soviet Union as Affected by American Policy,” December 10，1945，printed in Diplomatic History，I（Fall，1977），389—399。

[19] 波伦与罗宾逊草拟的报告，于1946年进行了更新,Department of State Records，Decimal File 1945—1949，711.61/2-1446，Diplomatic Branch，National Archives。

[20] Bohlen memorandum，March 13，1946，Bohlen Papers，Box 4，“Memos（CEB）1946.”

[21] Bohlen memorandum，October 18，1945，Bohlen Papers，Box 3，“Memos（CEB）1945.”也可参见a memorandum by Cloyce K.Huston，Chief of the State Department's Division of Southern European Affairs，“Suggested Extension of American Policy in Eastern Europe,” October 24，1945，Department of State Records，Decimal File 1945—1949，711.61/10-245。

[22] 伯恩斯在纽约《先驱论坛报》论坛上的讲话，1945年10月3日，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XIII（November 4，1945），709—711。

[23] Bohlen memorandum，October 18，1945，Bohlen Papers，Box 3，“Memos（CEB），1945.”

[24] Ethridge memorandum，“Summary Report on Soviet Policy in Rumania and Bulgaria,” December 7，1945，FR: 1945，V，637.

[25] 关于对苏联态度的转变，参见Gaddis，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pp.282—315。

[26] 关于美国在战后如何处理德国的计划的背景，也可参见Ibid.，pp.95—132。

[27] 关于这一问题的备忘录参见Llewellyn Thompson and John D.Hickerson，both dated June 22，1945，FR: 1945，III，528—531。1945年1月10日，在参议院发表的宣布“放弃”孤立主义的著名演说中，参议员亚瑟·H·范登堡（Arthur H.Vandenberg）最早建议缔结德国裁军条约。参见当日的Congressional Record, pp.164—167。

[28] 条约草案内容参见in FR: 1946，II，190—193。

[29] New York Times, May 6，1946.

[30] Kennan to Byrnes，March 6，1946，FR: 1946，V，519.也可参见Kennan to Bohlen，January 26，1945，Bohlen Papers，Box 1，“Personal Correspondence 1944—1946”; and Kennan to Carmel Office，May 10，1946，ibid., pp.555—556。

[31] The Byrnes Stuttgart speech of September 6，1946，is in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XV（September 15，1946），496—501.关于合并占领区问题参见John H.Backer，The Decision to Divide Germany: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 Transition（Durham: 1978），pp.96—101。

[32] 英国方面关于马歇尔与贝文之间谈话的记录，1947年12月18日,FR: 1947，II，824。关于对德和约的谈判，参见FR: 1946，II，941—965; FR: 1947，II， 1—112，139—502，676—795。

[33] Transcript，Kennan post-lecture question and answer session，Air War College，April 10，1947，Kennan Papers，Box 17.也可参见Walter Bedell Smith to Byrnes，January 7，1947，FR: 1947，II，141; JCS 1769/1，“United States Assistance to Other Countries from the Standpoint of National Security,” April 29，1947，ibid.，I，741; John Balfour to the British Foreign Office，July 20，1947，Foreign Office Records，FO 371/61055/AN2552，Public Record Office，London; W.Averell Harriman to Truman，August 12，1947，Harry S.Truman Papers，PSF Box 178，“Foreign Affairs: Germany（2）,” Harry S.Truman Library; and Robert Murphy to Samuel Reber，November 20，1947，FR: 1947，II，725。

[34] 例如参见Leahy to Hull，May 16，1944，FR: Yalta，pp.107—108。

[35] Truman press conference，April 18，1946，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Harry S.Truman，1946[hereafter Truman Public Papers]（Washington: 1962），pp.211—212.

[36] F.B.A.Rundall minute，March 10，1947，Foreign Office Records，FO 371/61053/AN906.

[37] 关于美国在1946年的伊朗、土耳其危机，以及希腊危机中的政策，参见Bruce R.Kuniholm，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in the Near East: Great Power Conflict and Diplomacy in Iran，Turkey，and Greece（Princeton: 1980）。

[38] “Memorandum Regarding Greece,” October 21，1946，FR: 1946，VII，243.

[39] Joseph M.Jones，The Fifteen Weeks（February 21-June 5，1947）（New York: 1955），p.141; also p.36，above.

[40] 关于这些讨论的档案参见FR: 1947，II，139—471。

[41] 例如参见参谋长联席会议写给帕特森和福里斯特尔的备忘录，1947年3月13日,FR: 1947，V，112; PPS/1，“Policy with Respect to American Aid to Western Europe,” May 23，1947，ibid., III，224—225; William L.Clayton memorandum，“The European Crisis,” May 27，1947，ibid., 230—232;凯南在国家战争学院的演讲，1947年6月18日，引自Kennan，Memoirs: 1925—1950, p.351; Burton Y.Berry to Kennan，July 31，1947，Policy Planning Staff Records，Box 31，“United Nations 1947—1949,” Diplomatic Branch，National Archives; Bohlen to Joseph C.Grew，August 2，1947，Bohlen Papers，Box 1，“Correspondence 1946—1949: G”; Kennan memorandum of a conversation with Clark Clifford，August 19，1947，Policy Planning Staff Records，Box 33，“Chronological—1947”; CIA 1，“Review of the World Situation as It Relates to the Security of the United States,” September 26，1947，Truman Papers，PSF Box 255，“Central Intelligence Reports—ORE 1948”。

[42] Minutes，PPS meeting，May 8，1947，Policy Planning Staff Records，Box 32; Marshall to Jefferson Caffery，June 12，1947，FR: 1947，III，249; Transcript，Kennan National War College lecture，June 18，1947，Kennan Papers，Box 17; PPS/4，“Certain Aspects of the European Recovery Program from the United States Standpoint（Preliminary Report），July 23，1947，printed in Thomas H.Etzold and John Lewis Gaddis，eds.，Containment: Documents on American Policy and Strategy，1945—1950（New York: 1978），p.113; PPS/5，“Planning With Relation to a United Nations Program at the Forthcoming General Assembly,” August 7，1947，FR: 1947，I，594; Forrestal to Chan Gurney，December 8，1947，quoted in Millis，ed.，The Forrestal Diaries, pp.350—351.

[43] Kennan，Memoirs: 1925—1950, p.342.

[44] Berry to Kennan，July 31，1947，Policy Planning Staff Records，Box 31“United Nations 1947—1949.”政府内产生的相似观点，参见Executive Committee on the Regulation of Armaments，“Applying the Truman Doctrine to the United Nations,” July 30，1947，FR: 1947，I，577—583。凯南已经预计到这一提议，如同1947年7月28日的政策设计委员会会议的记录所显示的：“凯南先生已着手准备一份文件，提出了我们当前面临的是两个世界的局势的现实所涉及的政策意义，而联合国宪章的拟定是寄希望于一个世界体系的。”Policy Planning Staff Records，Box 32，Diplomatic Branch，National Archives.

[45] Bohlen memorandum，August 30，1947，ibid., pp.763—764.也可参见波伦关于拉维特与战争部部分官员的讨论的记录，1947年8月30日,ibid., pp. 762—763;和the Forrestal Diary，August 31，1947，Millis，ed.，The Forrestal Diaries, p.307。“United States Policy Toward a Peace Settlement with Japan,” September 17，1947，Policy Planning Staff Records，Box 32,“Minutes of Meetings—1947”。

[46] Revised summary of PPS/13,“Résumé of World Situation,” November 6，1947，FR: 1947，I，770n. See also the Forrestal Diary，November 7，1947，Millis，ed.，The Forrestal Diaries，p. 341.

[47] Inverchapel to Foreign Office，February 9，1948，Foreign Office Records，FO 371/68013B.

[48] 希克森关于与洛德·因弗查普尔谈话的记录，1948年1月21日,FR: 1948，III，11。

[49] Inverchapel to Bevin，May 7，1947，Foreign Office Records，FO 371/61047/AN1751.

[50] F.B.A.Rundall minute，May 3，1947，ibid., FO 371/61054/AN1570.

[51] 关于这一点参见一份关于威廉·L.克莱顿与刘易斯·道格拉斯以及英国议会官员在伦敦谈话的备忘录，1947年6月25日,FR: 1947，III，281; Lovett to Clayton and Caffery，August 14，1947，ibid., pp.356—357; Truman speech at Rio de Janeiro，September 2，1947，Truman Public Papers: 1947，p.430; Lovett to Inverchapel，February 2，1948，FR: 1948，III，17—18; Bohlen to Lovett，August 9，1948，ibid., pp.208—209； and Marshall to United States embassies in Paris and other capitals， August 27，1948，ibid.，p.223。

[52] Kennan to Cecil B.Lyon，October 13，1947，Policy Planning Staff Records，Box 33，“Chronological—1947.”关于凯南“五个权力”的观点，参见他在1948年的演讲Kennan Papers，Box 17;以及Kennan，Memoirs: 1925—1950，p.359。

[53] 关于杜鲁门政府对凯南观点的看法参见Gaddis，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pp.55—65。

[54] Saltzmann address to the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Women，Philadelphia，September 11，1947，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XVII（September 21，1947），595. See also Secretary of State Marshall's testimony before the 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January 8，1948，U.S.Congress，Senate，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European Recovery Program（Washington: 1948），p.13.

[55] 关于这一点参见波恩与罗宾森的报告，报告日期不详，但早于1946年,Department of State Records，Decimal File 1945—1949，711.61/2-1446; Maxwell M.Hamilton to H.Freeman Matthews，February 14，1946，ibid.; William D.Leahy diary，May 20，1946，William D.Leahy Papers，Library of Congress; Robert Hooker memorandum，September 20，1946，Department of State Records，Decimal File 1945—1949，711.61/9-2046; John Balfour to Nevile Butler，June 9，1947，Foreign Office Records，FO 371/61048/AN2101; Balfour to Foreign Office，July 20，1947，ibid., FO 371/61055/AN2552; Harriman to Truman，August 12，1947，Truman Papers，PSF Box 178,“Foreign Affairs: Germany（2）”; Bohlen to Marshall，March 26，1948，Bohlen Papers，Box 4,“Memos（CEB）January—June 1948”; Willard Thorp to Marshall，April 7，1948，FR: 1948, I，558—559; Carlton Savage draft paper，April 26，1948，filed with PPS minutes，same day，Policy Planning Staff Records，Box 32; and the discussion in Chapter Six，below。

[56] 有关这一“受邀扩张”的更多讨论，可参见第二章的论述，另可参见Geir Lundestad，“Tmpire by Invitati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Western Europe，1945—1952,”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XXIII（1986），pp.263—277； and John Lewis Gaddis，“The Emerging Post-Revisionist Thesis on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Diplomatic History，VII（Summer，1983），pp.182—183。

[57] Minutes，Cabinet meeting of February 15，1947，Cabinet Records，CAB 128/9，Public Record Office，London.

[58] Kuniholm，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in the Near East, pp.345—346， 381—382.

[59] Geir Lundestad，America，Scandinavia，and the Cold War，1945—1949（New York: 1980），p.194.

[60] 马歇尔于1947年11月18日在芝加哥的讲话，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XVII（November 30，1947），1025。

[61] JCS 1769/1， “United States Assistance to Other Countries from the Standpoint of National Security,” April 29，1947，FR: 1947，I，741.也可参见Office of Military Government for Germany memorandum,“A Summarized Analysis of the German Problem,” March 5，1947，ibid., II，229。

[62] Kennan to Marshall，January 20，1948，FR: 1948, III，7. See also PPS/23，“Review of Current Trends: U.S.Foreign Policy,” February 24，1948，ibid., I， 515—516.

[63] 更详细的讨论参见本书第六章。

[64] 1948年7月9日，凯南在第五次关于安全问题的试探性会谈上的发言,ibid., III，177。也可参见Kennan to Acheson，May 16，1947，FR: 1947，III，222。

[65] Clayton to Lovett，September 17，1948，Policy Planning Staff Records，Box 27,“Europe 1947—1948.” See also a Clayton memorandum of January 17，1949，Dean Acheson Papers，Box 64,“Memos—conversations Jan-Feb 49,” Harry S.Truman Library.

[66] Lovett to Harriman，December 3，1948，FR: 1948， III，301.

[67] 马歇尔于1947年11月18日在芝加哥的讲话,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XVII（November 23，1947），1026。

[68] Inverchapel to Bevin，May 22，1947，Foreign Office Records，FO 371/61048/AN1986.

[69] Rundall minute，February 23，1948，ibid., FO 371/68018/AN1702.

[70] Kennan to Marshall，January 6，1948，Policy Planning Staff Records，Box 33,“Chronological: Jan-May 1948.”也可参见PPS/13,“Résumé of World Situation,” November 6，1947，FR: 1947，I，776—777; transcripts of Kennan lectures to the Secretary of the Navy's Council and the National War College，December 3 and 18，1947，Kennan Papers，Box 17; Kennan to Marshall，February 3，1948，Policy Planning Staff Records，Box 33 “Chronological Jan-May 1948.”也可参见苏联使馆工作人员的报告,“Evaluation of Present Kremlin International Policies,” November 5，1947，FR: 1947 IV，606—612; and Walter Bedell Smith to Marshall，December 30，1947，ibid., II，908。也可参见David Mayers,“ Containment and the Primacy of Diplomacy: George Kennan's Views，1947—1948,” International Security，XI（Summer，1986），124—162。

[71] JIC 380/2,“Estimate of the Intentions and Capabilities of the USSR Against the Continetal United States and the Approaches Thereto，1948—1957,” February 16，1948，Army Staff Records，ABC 381，USSR 2 Mar 46 Sec 5-B. On the deterrent effect of the atomic bomb，see Forrestal to Chan Gurney，December 8，1947，quoted in Millis，ed.，The Forrestal Diaries, pp.349—351; and NSC 30，“United States Policy on Atomic Weapons,” September 10，1948，FR: 1948，I，626—627.

[72] “Summary of a Memorandum Representing Mr. Bevin's Views on the Formation of a Western Union,” enclosed in Inverchapel to Marshall，January 13，1948，ibid., III，4—6.也可参见会议记录British Cabinet meeting of January 8，1948，Cabinet Records，CAB 128/12; C.P.（48）6，“The First Aim of British Foreign Policy,” January 4，1948，ibid., CAB 129/23; and C.P.48（72）,“The Threat to Western Civilisation,” March 3，1948，ibid., CAB 129/25. See also Alan Bullock，Ernest Bevin: Foreign Secretary（New York: 1983），pp.513—525。

[73] Marshall to Truman，March 12，1948，FR: 1948，III，49—50.关于其他外国领导人对此表示的关切,参见ibid., pp.6—7， 29—30， 34—35， 52—53。英国驻华盛顿使馆于1947年9月指出：“如果不是针对苏联的嚣张行为，马歇尔可能从来也不会提出他的那一建议，或者即便他提了，也不会得到公众支持。苏联不仅成功地阻止了美国退回到战前的孤立主义，现在还保证了美国将在西欧事务中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Inverchapel to Foreign Office，September 6，1947，Foreign Office Records，FO 371/61056，Public Record Office，London。

[74] 拉维特与因弗查普尔的谈话备忘录，1948年1月27日和2月7日,ibid., pp.12—13， 21—23。

[75] Memorandum by George Butler，“Points for Discussion at S/P Meeting,” March 19，1948，Policy Planning Staff Records，Box 33,“Chronological Jan-May 1948”;约翰·希克森在第二次美国—英国—加拿大安全对话上的讲话，1948年3月23日，FR: 1948， III，65; Inverchapel to Foreign Office，April 30，1948，Foreign Office Records，FO 371/71671/N5183。

[76] 凯南写给沃尔特·李普曼的未送出的信，1948年4月16日,Kennan Papers，Box 17。

[77] State Department publication 3462,“The North Atlantic Pact: Collective Defense and the Preservation of Peace，Security and Freedom in the North Atlantic Community,” printed in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XX（March 20，1949），342—350.也可参见拉维特在执行会议上向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做的证词，1948年5月11日，U.S. Congress，Senate，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Historical Series: The Vandenberg Resolution and the North Atlantic Treaty（Washington: 1973），p.9; FR: 1949, IV，194。

[78] 拉维特在第三次关于安全问题的试探性会谈上的讲话，1948年7月7日,FR: 1948，III，157; Hickerson to William J.McWilliams，November 27，1948，Policy Planning Staff Records，Box 27，“Europe 1947—1948”;波伦与挪威和丹麦外交部长的谈话备忘录，1949年2月8日和3月12日,FR: 1949， IV，70—71，198—199;艾奇逊在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上的讲话，1949年7月28日，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XXI（August 8，1949），193。关于约翰逊的建议，参见他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讲话，1949年4月21日，The Vandenberg Resolution and the North Atlantic Treaty, p.228。

[79] Hickerson to McWilliams，November 27，1948，Policy Planning Staff Records，Box 27,“Europe 1947—1948.”关于“兵工厂”的概念也可参见Willard Thorp to Marshall，April 7，1948，FR: 1948，I，560。关于陆军的问题，参见波伦给马歇尔的信，1948年11月7日，ibid., p.654n; Marshall to Forrestal，November 8，1948，ibid., p.655;艾奇逊和约翰逊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执行会议上的证词,The Vandenberg Resolution and the North Atlantic Treaty, pp.216，235。美国人“准备太充分了，可将枪给到任何苏联的天然敌人手中”，一份机密的英国政治报告在1948年夏指出。“有着世界工业能力的50%，但其人口却只有世界的7%”，美国“不可避免地必须采取一种在玩世不恭者看来可比作是雇佣外国雇佣兵的政策。”Confidential Political Report#8，“Military Aid for Western Europe,” June 26，1948，Foreign Office Records，FO 371/68019.

[80] 例如参见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XXX（March 20，1949），342—350。

[81] 凯南写给马歇尔和拉维特的备忘录草稿，1948年9月26日,Policy Planning Staff Records，Box 27,“Europe 1947—1948.”也可参见凯南在国家战争学院、美国海军战争学院和五角大楼联合会议上的演讲全文，1948年9月17日，10月11日和11月8日，均见于Kennan Papers，Box 17; and PPS/43,“Considerations Affecting the Conclusion of a North Atlantic Security Pact,” November 23，1948，FR: 1948，III，283—289。

[82] Bohlen to Acheson，February 8，1949，Bohlen Papers，Box 4，“Memos（CEB）1949.”

[83] Minutes，Policy Planning Staff meeting ，June 14，1949，Policy Planning Staff Records，Box 32.

[84] London Conference communique，June 7，1948，FR: 1948，II，315.关于伦敦会议的文件，参见ibid., pp.1—374。

[85] State Department policy statement，“Germany,” August 26，1948，ibid., p.1298.

[86] 参见注释33。

[87] 关于凯南观点的全面论述，参见PPS 37/1，“Position to be Taken by the U.S. at a CFM Meeting,” November 15，1948，FR: 1948，II，1320—1338. See also Kennan's memorandum of March 8，1949，FR: 1949，III，96—102; and his Memoirs: 1925—1950，pp.415—448。

[88] Minutes，Acheson-Kennan discussion，March 9，1949，FR: 1949，III，102—103.关于国家安全委员会指导小组的形成参见会议记录The Policy Planning Staff meeting of January 28，1949，Policy Planning Staff Records，Box 32。关于对“A方案”的接受度，也可参见Wilson D.Miscamble，“George F.Kennan，the Policy Planning Staff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1947—1950”（Ph.D.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Notre Dame，1979），pp.134—172。“如同你注意到的，凯南在国务院是位很有影响的人物”，英国驻华盛顿大使向外交部汇报说：“我认为他的德国使命（与他的国安全小组讨论相关的）可能尤其重要。Sir Oliver Franks to Foreign Office，March 4，1949，Foreign Office Records，FO 371/74160.

[89] Bohlen to Kennan，October 25，1948，Bohlen Papers，Box 4,“Memos（CEB）July-December 1948.” 也可参见Hickerson to McWilliams，November 23，1948，Policy Planning Staff Records，Box 27，“Europe 1947—1948”; Robert Murphy to Jacob Beam，December 7，1948，FR: 1948， II，1320n; Murphy to Marshall S.Carter，January 14，1949，Policy Planning Staff Records，Box 15,“Germany 1947—1948”。

[90] Bruce to Acheson，May 14，1949，FR: 1949，III，878.也可参见Kennan，Memoirs: 1925—1950，p.445。

[91] Kennan to Acheson，March 29，1949（unsent），Kennan Papers，Box 23.

[92] 艾奇逊所写的关于与参议员汤姆·康纳利（Tom Connally）和阿瑟·范登堡（Arthur Vandenberg）谈话的备忘录，FR: 1949，IV，109。 也可参见贝文向国家安全委员会宣读的一则信息，1948年5月20日,FR: 1948，III，122,以及Timothy P.Ireland，Creating the Entangling Alliance: The Origins of the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Westport，Connecticut: 1981），especially pp.4—8， 137—141。沃特尔·李普曼在1949年2月给凯南的一封信中提出类似的观点：“西方对我们离开欧洲、撤过大西洋的焦虑可为北大西洋安全条约所填补。事实上，这是其主要优势，它为剩下的欧洲提供了司法基础。”Kennan Papers，Box 28.

[93] Secret conclusions，Cabinet meeting of March 5，1948，Cabinet Records，CAB 128/14.也可参见1948年3月8日会议的会议记录，ibid., CAB 128/12。

[94] Lovett to Harriman，December 3，1948，FR: 1948，III，303.威廉·克莱顿在1948年9月写信给洛维特说：“英国的麻烦在于，他们仍或多或少地寄希望于在我们的帮助下，他们将能够保存英帝国及领导。……我们可能拯救他们，但却不能拯救他们作为帝国集团领袖的地位，我们也不打算这么尝试，我们将开始观察我们将欧洲拉出困境的巨大努力的后果。”Clayton to Lovett， September 17，1948，Policy Planning Staff Records，Box 27,“Europe 1947—1948”.

[95] Jebb to Kennan，April 7，1949，FR: 1949，IV，289—291.

[96] PPS minutes，meeting of May 18，1949，Policy Planning Staff Records，Box 32.

[97] 由凯南所邀请的咨询专家包括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J.罗伯特·奥本海默（J.Bobert Oppenheimer）、阿诺德·沃尔弗斯（Arnold Wolfers）、莱因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约翰·麦克洛伊（John MaCloy）、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Walter Bedell Smith），以及非常有趣的可口可乐公司执行委员会主席罗伯特·W.伍德拉夫（Rober W.Woodruff）。

[98] 凯南在1949年6月6日的介绍会上所做的笔记，ibid., Box 27,“Europe 1949”。

[99] Kennan，Memoirs: 1925—1950，pp.426—464.

[100] Policy Planning Staff Records，Box 32。

[101] PPS 55，“Outline: Study of U.S.Stance Toward Question of European Union,” July 7，1949，ibid., Box 27，“Europe 1949”; Kennan to Acheson and Webb，August 22，1949，ibid., Box 33，“Chronological 1949.”

[102] 凯南、尼布尔和史密斯的讲话，政策规划司的会议纪要，1949年6月13日，6月14日，ibid., Box 32。

[103] PPS minutes，meeting of October 18，1949，ibid.“凯南先生……说他认为，我们必须决定我们和我们的朋友是强大到足以作为一个团体掌控苏联人和德国人；还是决定我们不用强大到那样做，进而放弃创建在欧洲的第三种力量，这或许最为可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为德国人所主导。他还说，他倾向于第二种观点，并认为欧洲事务司（EUR）总体上倾向于第一种。”Minutes，PPS meeting of October 17，1949，Policy Planning Staff Records，Box 32.

[104] Bohlen to Kennan，October 6，1949，Bohlen Papers，Box 1,“Correspondence 1946—1949; K.”

[105] David Bruce to Acheson，October 22，1949，FR: 1949，IV，343.对于“是否德国可安全地被吸收进任何不包括美国和英国的西欧国家联合”，约翰·希克森也表达了“严重的怀疑”。Hickerson to Kennan，October 15，1949，Policy Planning Staff Records，Box 27，“Europe 1949”.

[106] C.P.（49）208,“European Policy: Memorandum by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 Foreign Affairs,” October 18，1949，Cabinet Records，CAB 129/37.

[107] Kennan to Bohlen，November 7，1949，Kennan Papers，Box 28.

[108] Bohlen to Kennan，undated but November，1949，ibid.; Kennan to Bohlen，November 17，1949，ibid.

[109] Kennan，Memoirs: 1925—1950， p.464.

[110] 参见A.W.DePorte，Europe Between the Super-Powers: The Enduring Balance（New Haven: 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