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美关系[1]史持久、复杂而不明晰，为各种明显不同的解释观点留下了合理的空间。1944年战时合作高峰时，福斯特·雷亚·杜勒斯（Foster Rhea Dulles）出版了美国首部全面阐释这一关系的著作，认为两国并不存在永久敌对的基础：“它们已没有让自己卷入针对彼此的战争的理由，它们应当能继续和睦相处。”[2]但到1950年，另一位美国历史学家，托马斯·A.贝利（Thomas A.Bailey）却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认为“现在的斯大林主义，正如过去的俄国沙皇独裁政治一样，在意识形态上与民主政治格格不入”。对美国人而言，共存需要他们保持“头脑清醒、精神镇定、枕戈待旦”[3]。不光美国历史学家可能从相同的证据中得出不同结论，苏联的历史学家也坚持他们的观点，有时甚至与其美国同行大相径庭。[4]
这一切毫不令人惊奇。基于个人经验、历史理解及所生活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历史学家往往将一些学术见解融入对历史的书写中。就苏联和美国而言，背景差异非常之大，我们从如此不同的视角观察历史“决非偶然”，如同苏联历史学家喜欢说的那样。当然，这也发生在俄美关系的研究中，我的研究以及本书所集中讨论的冷战时期的苏美关系便属于这一领域。
但苏联和美国的关系不是从德黑兰会议或雅尔塔会议、甚或哈里·杜鲁门在富兰克林·罗斯福逝世后不到两周时与苏联外长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Vyacheslav. M.Molotov）的著名对峙开始的。自18世纪后半叶起，美国人和俄国人已在不同层次上相互接触，其友好和敌视程度也因时而异。要理解过去40年里让我们如此关注的这一关系，我们就不应当将其与之前180年左右的俄美关系历史发展相割裂。
事实上，俄美“友好”有着悠久的传统，尽管不幸的是这更多是在早期而非后期。这一“友好”开始于1780年弗朗西斯·达达（Francis Dada）寻求圣彼得堡承认新生的美利坚共和国的失败之旅，结束于1867年的俄美交易或阿拉斯加交易之后不久。苏联历史学家博尔霍维季诺夫（N.N.Bolkhovitinov）有关前半期的俄美关系的著作至今尚无人超越，将来也不太可能有人能超越。他提醒我们，不应当“展示一幅理想化的图景，并虚构俄美之间不存在分歧或敌对的印象”。对他来说，早期俄美关系的教训是“并非没有分歧和冲突，而是历史证实了克服分歧和冲突的可能性”[5]。
愤世嫉俗者可能认为这过于陈腐。他们可能指出，考虑到19世纪俄美交往不那么频繁，两国间的“友好”可能如同今天瑞士与冰岛间的“友好”一样引人注目：首先就没有那么多导致敌对的机会。
但这一观念过于狭隘。苏美之间存在不少冲突的领域：试想，现代史上第一个成功的共和革命对专制主义带来的意识形态挑战；或在太平洋西北部有关领土和捕鱼权的竞争；或俄国对欧洲复辟在拉丁美洲的殖民统治的支持；甚或在克里米亚战争或美国内战的关键时刻，以“四两拨千斤”的“倾斜”改变势力均衡的可能性。此外，围绕如何对待对方公民和外交人员上多次爆发的摩擦，以及对对方媒体报道的相互抱怨等。值得探讨的是，这些19世纪的敌对是如何得以管理的，使其未对俄美间多年的相对友好关系带来大的负面影响。
主要的解释是，借用新近的术语，双方都有容忍不同社会体系的国家共存的意愿。如同尼古拉·西瓦切夫（Nikolai Sivachev）教授后来所观察到的，美俄在政治组织、阶级结构以及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没有比安德鲁·杰克逊时期的美国与沙皇尼古拉斯一世时期的俄国间更大的了。[6]在1832年抵达圣彼得堡后，美国的詹姆斯·布坎南公使发现“沙皇对地球上最自由的人民不吝善意……对美国人致力于培育友谊更是心存感激”。布坎南报告说，原因之一在于美国人的这一传统，即在“关注我们自身事务的同时，也允许其他国家关注他们的自身事务”；这是一种“对我们的对外关系有着最理想的影响”的办事方式。[7]的确，那一时期的美国人并没有多少强制性冲动去改变或官方评论其他国家的国内政治或社会局势。对那一代的外交官而言，外交政策是一种促进自身国家利益的手段，而非寻求改变他人的工具。
但布坎南的报告也暗示了早期俄美关系中冲突相对较少的另一个原因：这便是俄国认识到“此期的欧洲是个大火药桶，任何一点火星都可能导致一场爆炸，极大地动摇所有君主”，“在这样的背景下，她（俄国）充分意识到，英国和法国肯定会反对俄国”。[8]那一时期的美国人、至少是美国领导人在涉足世界政治时很少是天真的。他们充分注意到国际均势的运转，并没有错误地假设地理位置可使美国免遭影响；他们决定在其能力限度内利用均势促进美国的利益。就与圣彼得堡的关系而言，这意味着与俄国人的合作，因为俄国人可能对来自英国和法国的威胁加以制衡。
这样，正是这两个迥然不同的国家在19世纪中叶各自面临重大危机时相互提供了适度的帮助。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美国人对俄国人保持了善意中立，这导致了伦敦的相当不满。[9]更为重大的是，在美国内战期间，俄国人拒绝与大英帝国和法国在强加有利于邦联军的调解安排上进行合作。[10]这一实质性合作的一个成果可能是1867年俄美的和平交接阿拉斯加；几乎没有人会怀疑其实现的可能性，但如果华盛顿和圣彼得堡的关系比较冷淡的话，它就不会来得如此快速和轻松。可以肯定，这一时期还反映了可说是促进友好关系发展的第三种趋势：俄国政府的现实主义，它承认自身无力与美国在西半球的任何一地竞争影响力。[11]
博尔霍维季诺夫（Bolkhovitinov）教授是正确的：我们不应当对19世纪早期的俄美“友好”持罗曼蒂克的想法，因为它根本不是那样的；它是一种基于互不干涉内政、认识到共同外部危险的互惠关系。当你回顾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丧失这些原则后俄美关系的全面且迅速恶化时，你就会意识到这些原则有多重要。
1917年前俄美关系恶化的责任在相当大程度上应由美国政府及其人民承担。从购买阿拉斯加到沙皇被推翻的50年间，俄国政府对华盛顿的态度几乎没有变化。也无证据显示，俄国观察家一贯对美国的传统友善在世纪之交时演变成了更大的观念上的敌视。[12]
但美国的政策和态度在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发生了变化。第一，到1900年，技术发展与东亚地区权力真空一道，诱使美国在远超出其领土的地方宣称其权威，导致了与俄罗斯帝国所认识到的地缘政治利益冲突。第二，此期的美国政府逐渐放弃了传统的观念，即其他国家的内部特征不会对其外部关系产生影响。一种新的外交方法得以确立，其基础是国内制度与外交政策间的假想联系，特别是国内专制与在世界上奉行宽容、自制、相互合作的实践无法达成一致的观念。
因为第一个发展已经得到充分的、尽管不是最新的讨论，[13]因此没有必要详述。只需指出一个离奇的重合，即新技术同时导致俄国与美国20世纪初在东北亚陷于冲突：首先是通过跨西伯利亚铁路为俄国提供了向东北亚投放重大经济和军事力量的手段；然后是通过鼓励美国使用其新的海军力量，与其他欧洲大国和日本一道，和俄国竞争因中国政治权威衰落而留下的权力真空地带。技术革新将不断让两国发现先前未知的重要利益，或让两国假设如果不迅速采取行动保卫它们，便可能导致不明确的伤害。
当然，华盛顿的反应是“门户开放”政策，显然这是历史一贯手法的一个例子，即通过宣布公正不阿来追求自身利益。那一战略反映的到底是天真的理想主义还是狡猾的算计，人们可能如同美国历史学家一样充满分歧；也可能是二者兼有。[14]毫无疑问，对从经济上进入中国、并保持中国领土完整的美国利益的肯定，与俄国在1896年后与中国人达成的安排所建构的势力范围——四年后在义和团起义中俄国加以单方面扩展——是相抵触的。
“门户开放”的另一重要后果是美国利益与英国利益的自觉联盟。在这里，历史趋势也发生了逆转。早期俄美关系的一个要素是对英国的共同反感：在19世纪大部分时间里，这一共同敌人以一种松散但却明显的利益重合将两国联系起来。但“门户开放演说”反映了自1895年以来英美之间的和解；1902年英国与日本的结盟得到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默认，两年后日俄战争的爆发导致圣彼得堡陷入外交孤立，都表明这一趋势日益朝向不利于俄国的方向演变。罗斯福为了圣彼得堡的利益而介入朴次茅斯和会，源于其维持均势的决心，并未反映出任何对俄罗斯帝国的特殊同情或亲密关系；当时，这一均势可能因日本在东北亚不受挑战的主导地位或俄国内部的社会瓦解而受威胁。[15]对罗斯福的继任者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来说，仍是通过有欠考虑的促进美国在中国东北经济影响的计划，疏远俄国和日本，[16]结果是，俄美利益的地缘政治联系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已经丧失殆尽。
关于美国对俄罗斯帝国内部结构态度的变化的研究远不充分。这一问题所涉及的是观念的完全逆转，是从美国可与不同社会体系的国家共存的观念，转变为确信这种共存不再可能。美国人一直敏锐地认识到其国内体系与大多数国家有多大的不同。他们对这一国内体系相当自豪，并认为其他国家终归会效仿它。美国人认为它有义务尝试改变其他国家的国内体系，但在19世纪末以前，美国从未将它当作其根本国家利益：的确，据认为，这样的强制性做法可能侵蚀美国人试图保留的基于自由选择原则建立起来的体系。[17]因而在19世纪20年代拉丁美洲和希腊的民族独立运动，或被1848年革命破坏的欧洲自由运动中，美国人尽管内心同情，但并没有做出正式的干涉努力这一点很重要。[18]直到1863年，华盛顿方面为了维持俄国人善意这一地缘政治利益，国务卿威廉·西华德仍未就是否支持波兰起义作官方表态。[19]
但一切都在19世纪最后十年里改变了。到19世纪80年代，美国开始对俄国提出抗议：不只对持有美国护照、到俄罗斯旅游的犹太人遭受的迫害，而且也对俄罗斯国内的犹太人遭受到的迫害提出抗议。[20]到19世纪90年代，多方面的压力要求华盛顿方面就俄国的政治犯问题表态；这些压力中不少是由老乔治·凯南的书和演说所煽动的。[21]1903年，罗斯福政府公开谴责沙皇政府在基希讷乌（Keshinev）的大屠杀；1911年，面临着公众和国会的巨大压力，塔夫脱政府废除了1832年詹姆斯·布坎南出访时与俄国达成的贸易条约。1915年，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总统与其心腹爱德华·豪斯（Edward M.House）上校达成了一致认识，即击败德国可能导致一个至少同样有违美国利益的独裁者统治欧洲，那就是俄国沙皇。[22]
这便是美国政府立场的重大变化，我们的确不了解其变化的原因。有好几种可能的解释：公共教育与文化能力的提高；发行量空前的出版业的兴起；旅游及旅游兴趣的增加；以及如历史学家诺曼·绍尔（Norman Saul）所称的“个人作为核心关切”的出现，“其使命是改善公共知识……有人简单地将其当作职业，其他人则还有着社会关切批判的热情”[23]。就在亚历山大二世因镇压起义而导致1881年被暗杀后，这些有关俄国的新信息来源也开始在美国繁荣起来：人们对当时的便宜新闻报纸、流行杂志、拥挤的演说等印象深刻，它们与多年后越南战争时期电视将战争的野蛮呈现在国内有着相同的效果，使美国人感受到了专制的本质。
但我们必须超越信息扩散在转变对俄国的态度方面的解释力问题：你必须同时考虑到美国政治结构的变化。可以肯定的是，在19世纪末，还没有出于国内政治目的而开发外交政策的新习惯。这是个旧的重大传统，至少可追溯至18世纪90年代联邦党人与对手杰斐逊主义者之间的辩论。出于反抗前人的心理满足，以及由于美国国内爱尔兰移民数量的大幅增加两方面原因，在整个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将政治与外交混为一谈的倾向主要针对英国。但到此后的几十年里，好几百万来自俄罗斯和东欧的移民使得这些国家也可能成为众矢之的；而强化这一趋势的是这一事实，即在俄国遭受种族歧视最为严重的一个团体——犹太人，在美国政治和经济权势集团内部的显赫位置上有了信奉相同宗教的盟友。罗斯福正是出于讨好这些团体而对基希讷乌的大屠杀提出正式抗议；[24]类似的考虑也导致塔夫脱政府于1911年屈服于压力而废弃了1832年达成的美俄贸易条约，参议员亨利·杰克逊（Henry Jackson）完全赞同这一说法。[25]
有理论认为，对俄国的新的、不怎么友好的态度与美国进步主义改革运动的兴起也有某种关系。改革运动与外交政策之间的关系尽管存在诸多争论，但仍未被很好地理解。但似乎很明确的是，进步主义高度重视某些特定要素，如效率、诚实、秩序、社会公正，而这些都不是沙皇俄国生活中的重要特征。在朴次茅斯和会期间，罗斯福私下里指责俄国人，认为其不仅“背信弃义”“诡计多端”“反复无常”，而且“腐败”“无能”“低效”。[26]对罗斯福而言，这是最严厉的指控。
西瓦切夫（Sivachev）教授在其新近的有关分析中认为，美国的“垄断主义者”是否对俄国监狱的条件感到不满，或是否沙皇为美国以私刑处死黑人而感到不安，确实都不太重要。他认为，真正的竞争是经济性的，美俄都首先聚焦于远东。[27]在这里我必须恭敬地提出异议。毋庸置疑，竞争该地区的影响力很重要，但我认为同样重要的是，必须把握美国在这些年里对其他国家内部局势的态度变化的本质。我们放弃了不同社会体系的国家可以共存的传统，而习惯于将他国社会体系转变为与我们相同的体系。我们为此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但却鲜有成功。塔夫脱在俄国的经历，威尔逊在中国、墨西哥、中美洲以及加勒比海的经历，全都证明了这一点。在每一个案例中，出于改造目的而进行的干涉往往与现有和潜在的经济利益相背，这正是为什么20世纪20年代共和党政府会放弃这些政策的原因。
除非我们同意这一观点，即美国外交政策和美国人民有时为纯粹利益之外的考虑所驱动，否则在理解美国外交政策及美国人民的本质的道路上，我们不会取得多大进展。美国人处理与世界其余地区关系时的“人道主义”本能是真实的，不管它多么具有误导性、多么不切实际，甚至有时看起来多么自私。如果我们要解释美国对世界其余地区经常展现出的令人困惑的行为，就必须考虑包括经济利益在内的大量其他因素。
如果坦率地承认美国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俄美关系恶化所负的责任，而且如果我们将这一结果很大程度上归因于美国人改造俄罗斯帝国的无果努力，就可公正地说，1917年之后开始出现另一类事件。可以肯定的是，在十月革命之后的几个月里，美国及其盟国以前所未有的程度直接、目的更加明确地干涉了苏联内部事务。这一干涉行为成为西方学者广泛讨论的一个课题，在苏联讨论得就更多。极少有历史话题被从如此多的视角展开探讨，也很少有历史话题的解释在高度复杂化和高度简单化这两个极端中间广泛存在。高度复杂化的解释包括，威尔逊或许是为了促进民族自决，或许是为监督盟国行为，或许是出于尊重盟国的愿望，或许是为拯救处于困境中的捷克军队，或许是受制于外交偏见、通讯不畅以及健康恶化。[28]而高度简单化的解释则认为，他憎恨布尔什维克主义及其取得的所有成果，从一开始就决定消灭它。[29]
但有关干涉动机的争论忽略了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威尔逊及其盟友认为其行动是防御性的而非进攻性的。美国对苏联干涉的发生，是为了回应新成立的苏维埃政权对外国内部事务的重大且有潜在深远影响的干涉，因为苏维埃政权不只干涉西方，而且干涉世界上所有其他国家的内部事务。当然，我这里所指的是苏维埃革命对资本主义秩序本身带来的挑战，这一点再明确不过。
苏联历史学家肯定认为，呼吁推翻全世界的资本主义与同时倡导“和平共处”二者间并无二致。[30]但更可预期的是，要求这一细微差别渗入一群西方政治家脑中似乎有些过头了，他们正拼命地打一场总体战，却发现一个重要的盟友突然落入一小撮革命者手中，这些革命者不仅决心通过谈判立即建立起和平，而且还决心促进国际阶级战争，这样的局势考验了政治家们处理各种政治复杂局势的耐心。威尔逊、劳合·乔治（Lloyd Gorge）和克里蒙梭（Clemenceau）的反应方式也毫不令人吃惊。旧秩序的代表们，无论他们多么开明，都不会热情欢迎试图推翻自己的革命者们。
可论述这些事件的苏联历史学家与苏维埃当时的一些主要官员一样，似乎发现美国及其盟国的反应是令人震惊的、不自然的，甚至是违背本应有的国家间法律规范的。他们认为，美国及其盟国本应严肃对待十月革命，应按完全可预测的方式反应。[31]但你不可能鱼与熊掌兼得。你不能如同苏维埃政府那样一方面竭力抗议西方、尤其是美国对俄罗斯内部事务的干涉，另一方面却期望在20世纪最为深刻的针对西方的革命挑战来临时，西方会平静地默认并热盼“一切照常”。人的本性不是那样的。
从这一视角看，有关布尔什维克革命后西方干涉苏联的一个有趣问题便是，假定美国已认识到所要应对的威胁的严重性，为什么反苏干涉竟是一场如此半心半意、计划不周且最终无效的事业。你可能会引用所有标准的解释：一场大战及随后困难的和谈分散了精力，国内孤立主义复苏使威尔逊的政治权威遭到侵蚀，各种与布尔什维克斗争的力量未能有效地团结起来，布尔什维克自身所具有的号召大众支持的能力。它们各有其理。
但还有另一值得关注的解释：这与威尔逊自己对待革命及如何应对革命的极为矛盾的心态有关。公正地讲，我们必须承认，威尔逊自身也是一个试图推翻现有国际关系结构的革命者。的确，20世纪没有哪个人比威尔逊更接近于那一目标。他也同样对其他国家内部革命运动表现出极大的同情，除富兰克林·罗斯福外，可能没有哪位现代美国总统能出其右。威尔逊从墨西哥学到了干涉的副作用这一沉痛教训。[32]因而他决定首先要保证苏联的民族自决，只在确信干涉可强化民族自决目标的实现后，才会支持干涉，尽管这种确信是不稳定的。
你不应该通过这些证据试图为对俄干涉做辩解，干涉从一开始便是不周密的，如同威尔逊自己所承认的那样。但威尔逊自身对最终采取的行动的保留与干涉的失败之间存在某种联系，这种看法或许并不是不恰当：除了采取非常有限的武力之外，他令人吃惊地不愿意授权任何行动，这部分来源于他自己对这种干涉会带来的副作用的认识。从这一视角看，与其说威尔逊是革命的敌人，不如说他是革命的操纵者：他是一个试图将革命能量引导向一个安全方向的政治家，对他来说，这个方向是民主。
从这里可以看出威尔逊的政策与之前、之后政策之间的联系。威尔逊更为明确地代表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展起来的美国思维：一国国内的极权主义会产生对其他国家的侵略。这与18、 19世纪美国外交传统发生了根本背离，但却是自威尔逊时代以降美国人外交思维中的恒久要素。不管列宁及其他苏维埃创始人如何理解“民主集中制”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在西方看来，这二者的结合都被认为与极权主义和侵略之间存在着必然联系。因此，美国及其盟国对十月革命的反应不那么温和便不足为怪了。
这提出了另一个在当前困难背景下值得思考的问题。苏美关系中一个恒久的刺激因素是，双方都倾向于将对方的夸张言辞当真。多年来，美国人关注莫斯科对“所有国家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动员，最后当真了。尽管最后的保证是，所有这一切都只意味着，无产阶级应当在没有外部帮助的情况下独立地组织革命。而苏联多年来听到的则是美国有关共产主义是“邪恶”的这类言辞，最后也当真了，尽管最后指出，这些情感爆发主要针对国内听众，而并不意味着对苏联国家合法性的挑战。两国老练的观察家都充分了解应对这些言辞打上折扣，但政策并非总是由老练的观察家制定。
俄美关系中另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是政治与经济政策之间的关联性，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这种关联性的缺失。这产生于1914—1917年间。美国学者几乎完全忽略了对这一时期的研究，尽管加涅林（R.Sh.Ganelin）教授从苏联方面为我们理解这一时期作出了实质性贡献。[33]这一从战争爆发到沙皇被推翻的时期见证了政治关系的冷淡，与更近一些时期政治关系的冷淡有些类似，且某些原因也是相同的，尤其是美国人对俄国内部人权的关切。沙皇政府拒绝了威尔逊总统计划派驻圣彼得堡的头两位大使，可见两国关系恶化到何种程度，尽管这种拒绝可能有很好的理由，如威尔逊早期任命的外交官的质量问题。可俄国与美国的贸易却比以前密切很多，因为沙皇政府向美国下了战争物资定单，而美国资本家通过英国和法国这一间接途径，使这些买卖成为可能。在双边政治关系处于空前冰冻的时期，美国工厂却为俄罗斯帝国提供了所有外部军事援助的约2/3。[34]
这一政冷经热的现象到20世纪20年代变得更为明显，让早期的苏维埃领导人感到很惊讶。列宁及其同僚并不愿意在政治与经济事务上作明确的区分：他们期望利用经济动机来终结美对苏的干涉，并与西方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华盛顿方面始终拒绝建交，这让苏联领导人感到困惑，因为它不符合人类逐利第一的假设。如同苏联外长格奥尔基·契切林（Georgii Chicherin）于1922年所指出的，“看起来所有发展都督促（美国）满足我们和解的愿望以及发展密切经济联系的愿望……但到目前为止，美国新政府并未实现这些期望”[35]。
苏维埃新政府提供的经济刺激相当大。不管是否得到华盛顿的许可，许多美国人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初都利用了这些刺激，几乎要实现列宁预言，即资本主义将为巩固苏维埃权势提供必要的手段。[36]但在其他西方国家都给予苏联外交承认后很久，哈丁、柯立芝和胡佛的共和党政府都回绝了莫斯科这一在这种良好经济基础之上建立政治关系的尝试。值得追问的是，为什么这种政经脱节会持续存在，为什么美国无法以苏维埃领导人期望的方式将二者联系起来。
答案似乎是，无论过去还是现在，美国外交政策都并非仅由经济考虑所驱动。无论潜在利润有多大，华盛顿官员们都十分关注他们所认为的意识形态威胁，即苏维埃会直接利用这些经济机会。在他们看来，这种意识形态威胁是他国干涉美国内部事务的终极形式。如同琼·霍夫-威尔逊（Joan Hoff-Wilson）所指出的，意识形态压倒了经济自利。[37]
如果防止外国干涉美国事务的原则可为不承认（苏维埃国家）提供正当性的话，那么同等重要的另一原则就是政府不干涉个人事务，这可以解释到20世纪20年代末美国对苏联的大量贸易和投资。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美国自由放任传统的作用。尽管制定外交政策无疑是政府的责任，但其范围界定却很窄。贸易和投资问题仍是商人个人根据传统的盈亏标准（决定的事情），政府可为商人决策提供信息和帮助，但如果认为政府应当告诉商人向哪里投资、与谁进行贸易，则会招致极度的反感。
结果便是，20世纪20年代的共和党政府避免了承认——乃至认可——令他们讨厌的意识形态的政治风险。但与此同时，他们为美国商人留下了利用苏联工业化带来的大量经济机会的空间。如同《商业周刊》在1930年所指出的，“常识往往向那些走向歧途的狂热分子兜售他们愿意为之付出的一切，目前这种狂热便是商业”[38]。
美苏正式建交的问题得到历史学家的充分关注[39]，此处无须赘述。但这一政经政策脱节的现象确实在承认后不久又重新出现，这个问题需加简要讨论。你可能会为以下事实所震惊：即在大萧条的1931年，美国对苏联的出口占美国出口总额的比例达到最高点4.2%；然后到两国全面建交后的第一年，即1934年急剧下跌，跌至不到1%；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前的美国对苏联出口水平从未恢复到未建交末期的水平。[40]琼·霍夫-威尔逊认为，通过将提供贷款问题与临时政府的战争债务问题联系起来，外交关系的建立可能的确削弱了经济关系。[41]可以肯定的是，罗斯福—李维诺夫协议（Roosevelt-Litvinov agreements）使双方都建立起了这样的预期，即谁都不准备履行协议，无论是经济方面的，还是战略合作方面的。在这种情况下，关系正常化很可能导致了（经济关系）恶化。
问题在于，经济关系并不一贯沿着政治领导人试图引导的方向发展。这正应了列宁的意思，事实证明也是如此，即不管美国政府的态度如何，资本主义都会成为苏联工业化和强大的手段。即便是在当今时代，这一现象也是为人所知的。但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证据显示，方程的另一面也成立：政治并不一贯沿着经济利益决定的方向发展。苏联尝试利用经济刺激影响美国政策，这被证明并不比美国尝试对商人行为强加政治控制成功多少。经济与政治看起来似乎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想要协调二者的联系往往比政治家们所设想的要困难得多。
苏联和美国发现，在另一领域利益也难以协调：这涉及它们所处的国际大环境。在1933年，具有讽刺意味的事件是，双边关系在美承认苏联政府后不久急剧恶化；这种急剧恶化不只发生在经济领域，而是发生在所有层次上。考虑到两国在遏制德国和日本崛起方面有共同利益，这一发展更令人惊讶。毕竟，共同威胁在早期俄美关系中不时导致互补性的反应；它们本应再次这样做，尤其是之后的不到10年中。我们现在可从苏联档案中掌握美国一开始所暗示的东西：在罗斯福和苏联外长马克西姆·李维诺夫（Maxim Litvinov）的私下讨论中，都对承认的地缘政治和经济理由给予了同等关注。[42]
但这样的合作并未来临：在国际均势朝向不利于苏美利益的方向发展的整个十年中，华盛顿和莫斯科都没有做任何努力去有效阻止这种发展。原因很大程度上与两国都将“外部”关切从属于“内部”关切有关。
对富兰克林·罗斯福而言，入主白宫第一年的首要事项是维护有助于实现国内复苏的立法。无论他私下里对地缘政治有多敏感——证据表明他事实上相当敏感，[43]他都无法做到在公开场合表现出让美国卷入海外责任的丁点倾向，从而做到不动摇维持“新政”必须的国内联盟。[44]他与李维诺夫有关苏美合作对抗德日的讨论，反映了他个人的地缘政治思考，但却决不会出现在其正式声明中：对罗斯福而言，国内关切是第一位的。
正因为这一原因，罗斯福总统对债务问题和美国国内共产国际活动的随意处理，就不只是一种姿态。李维诺夫无疑得出这样的印象，即这些问题不过是装饰门面，用以满足国内选民，而不太可能阻碍苏联最渴望的地缘政治和经济合作。但美国总统却无法轻易地消除这些问题：国会和公众的确非常严肃地对待债务问题，他们对苏联会遵守协议中停止支持美国共产党的承诺持消极看法。
你只能对李维诺夫表示同情，恰好是他与富兰克林·罗斯福进行谈判的。如果你面对一个对什么事都漫不经心的人，你很难知道他什么时候是认真的、什么时候不是认真的。同样，也不应当要求“李维诺夫”深入研究美国国内政治，以便他能认识到美国总统其实难以兑现其合作对抗侵略者的暗示承诺，以及认识到总统难以在债务、共产国际活动等问题上做出让步。在后来的苏美关系史中存在一种多次发生倾向，即莫斯科意想中赋予美国总统太多权力，而忽视了他所面对的国内限制。
苏联渴望与美国及其他西方民主国家合作对抗德国和日本，这一点毫无疑问。但不能忽视的是，苏联也同样存在国内限制，这可能会削弱合作预期。其中一个限制因素与驻苏外交官所受的待遇有关。尽管这在历史上少有，而更多是个新现象，但1933年后派驻莫斯科的美国人仍不免受到官方许可的对外国人的怀疑的影响。这种怀疑的表现形式多样，如监视、限制旅行和货币、暗中阻挠与苏联公民的非正式联系等。这里不讨论为何如此，但其影响却非常清楚：美国职业外交官所受的训练使他们易于质疑美国与苏联有共同利益的可能性，这种先入为主的观念经过整整一代外交官后更加强化了。[45]
但外交官遇到的困难对公众、国会或行政当局对苏联的态度的直接影响却很小。在承认苏联之初，上述部门对苏联的态度都变得较为友好。真正影响那些态度、甚至导致其恶化的是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大清洗。那一系列的事件使美国人震惊，但震惊美国人的并非清洗本身所针对的威胁，而是这些事件更多反映出的苏联体系的本质。对专制与侵略的相关性的怀疑再次浮现，现在又因对共产主义的恐惧而得以继续。[46]
在这些困难面前，罗斯福并未放弃其改善苏美关系的努力。例如，他在1936年任命温和的约瑟夫·E.戴维斯（Joseph E.Davies）为驻苏大使。苏联政府也未对与美国可能达成某种形式的军事合作丧失兴趣，斯大林在1936—1939年间的一项重大但却不为人知的努力即可证明：他要求美国造船厂为苏联海军制造战舰。[47]但追求共同外部利益的内部障碍最终仍是巨大的。两国从对彼此敌对的立场，亲见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只有希特勒的野心才能让两国克服相互猜疑，并使罗斯福和李维诺夫在十多年前就乐观讨论过的共同地缘政治事业成为可能。
第二次世界大战巩固了苏美关系中的一个重要但在当时极易被遗忘的特征：尽管双方相互猜疑，但美国和苏联从未陷入严重的使双方全然看不到共同威胁的出现或设置合作机制对抗威胁的必要的敌对状态。必须承认的是，那一原则并未因战争开始而立刻变得明显：斯大林尽管表面上是冷漠的现实主义，但事实上是外交史上最为天真的一位。1939年8月，他向最不可能的接受者——德国独裁者——展示了他最不典型的性格特征——信任，希望在迫在眉睫的灾难到来时可保苏联安然无恙。而罗斯福也期望美国能置身事外，但不以牺牲中立为代价，他从1940年春天起开始为战争风险作准备，以确保结局符合美国的利益。但与苏联不同，他并不排除莫斯科与华盛顿合作的可能性。[48]
正是1941年6月德国入侵苏联，让斯大林了解了单纯依赖于信任来保证国家安全的危险所在。人们应该有印象，无论是他还是他的继任者，都没有再犯这一错误。[49]但希特勒的进攻也为苏联和美国的结盟提供了机遇。甚至早在珍珠港事件以前，美国的军事援助就开始流入苏联。一旦1941年12月美国作为积极的参战方，与苏联和英国共同作战便迅速形成了现代史上最具潜力的大国联盟，如果以这三国先前的关系判断，这种联盟的创建是难以想象的。
但1939—1941年的“教训”也限制了苏美关系的诚恳度和持续性。斯大林从未对英美盟国展示他曾错误地给予希特勒的同等信任。其结果是产生了一个奇怪的不对称同盟：其中两个——罗斯福和丘吉尔——发展出20世纪最亲密的政府首脑关系，而斯大林则较为疏远，决不是英美信任的第三方。苏联领导人还决定保留其与希特勒的条约中所得到的领土及其他利益：他对那一点的坚持无助于促进其与西方盟友的更密切关系，也无助于简化他和盟国在协调战争目标方面的问题。
但仍需认识到的是，尽管有着各种各样的困难，同盟国的确团结在一起度过了艰难的4年。结果证明，这段时间足以全面消灭那些促使他们走到一起的威胁。不管冷战经历会在多大程度上导致苏联人和美国人浪漫化或夸大化其“二战”时的合作——事实上两种情况都有，但仍须铭记，我们至少在不远的过去遭遇并战胜了共同面临的威胁。我们都把这种共同威胁对我们各国利益构成的风险，看作要远大于我们相互对立时给对方带来的风险。
回顾过去一个半世纪的俄美关系——那时这一关系并非世界政治最为关键的问题，有什么模式会从中显露出来吗？有一个模式似乎特别突出：
只要是俄国人和美国人出于世界地位的考虑而最大化地追逐利益，彼此之间就很少有冲突。不论是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反对英国，或是在20世纪前半叶两次反对德国，还是自1945年起为避免相互毁灭的真实威胁而以某种方式设法维护和平，尽管两国国内制度存在根本性差异，但共同威胁仍促进了合作。我们可能发现，这种合作并不易于商定或维持。曾经几度，某一方期望合作以不同的方式进行，或期望合作产生不同的结果。但事实却是，当我们不得不合作时我们进行了合作，这一事实本身就足以说明我们的最终利益所在。(www.xing528.com)
我们两个国家的敌对，最经常是因一方设法改变另一方的内部制度而起，而不是由我们内部制度的差异所致，尽管这些差异是实际存在的。双方在过去都曾做出过此类努力：美国以普遍关切人权的方式，苏联则以号召世界革命的方式。就实现这些野心勃勃的目标而言，没有一方是成功的或看似成功的。但通过将这些内部关注扩展到外部，我们设法让那些在世界政治上追求共同利益的行动比以前更为困难。
我们无须深究在多大程度上这一倾向今天仍在持续，而只能期望，钟摆将会及时回摆，更大程度地意识到历史昭示我们的共同责任，远离我们共同设法改变对方的不良习惯。
[1] 在本章的大量行文中，我将使用“俄美关系”（Russian-Amercian relations）这一术语，这样做纯粹是为了方便。我充分认识到，就所涉及的国家和人民而言，无论“俄罗斯”还是“美国”都不精确，或者说并非令人满意的概括。
[2] Foster Rhea Dulles，The Road to Teheran: The Story of Russia and America，1781—1943（Princeton: 1944），p.261.
[3] Thomas A.Bailey，America Faces Russia: Russian-American Relations from Early Times to Our Own Day（Ithaca: 1950），p.355.
[4] 关于近期的例子的相反的观点参见Nikolai V.Sivachev and Nikolai N.Yakovlev，Russia and the United States，translated by Olga Adler Titelbaum（Chicago: 1979）;以及John Lewis Gaddis，Russia，the Soviet Union，and the United States: An Interpretive History（New York: 1978）。
[5] N.N.Bolkhovitinov，The Beginnings of Russian-American Relations: 1775—1815，translated by Elena Levin（Cambridge，Massachusetts: 1975），p.355.
[6] Sivachev and Yakovlev，Russia and the United States，p.9.
[7] Buchanan to Robert Livingston，June 29，1832，Department of State Records，National Archives microfilm M-35，reel 12.
[8] Ibid.
[9] 对这一被忽视的主题的最好论述参见Alan Dowty，The Limits of American Isolati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Crimean War（New York: 1971）。也可参见Kenneth Bourne，Britain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North America，1815—1908（Berkeley: 1967），pp.170—205。
[10] D.P.Crook，The North，the South，and the Powers，1861—1865（New York: 1974），pp.223—227，252—253.
[11] 1823年美国通过《门罗宣言》宣称对太平洋西北部的权利时，正是类似的考虑使俄罗斯人没有提出质疑。
[12] 这一结论的基础参见Hans Rogger，“America Enters the Twentieth Century: The View from Russia，1895—1915”，这是为1984年6月在基辅举办的第五届苏联和美国历史学家座谈会所准备的论文。
[13] 对这一问题仍未被超越的经典论述参见Edward H.Zabriskie，American-Russian Rivalry in the Far East: A Study in Diplomacy and Power Politics（Philadelphia: 1946）。但还可参见Pauline Tompkins，American-Russian Relations in the Far East（New York: 1949）。
[14] 相互对立的观点最明显地体现在George F.Kennan， American Diplomacy，1900—1950（Chicago: 1951）; and 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The Tragedy of American Diplomacy，Revised Edition（New York: 1962）。最中性的论述是Marilyn Blatt Young，The Rhetoric of Empire: American China Policy，1895—1901（Cambridge，Massachusetts: 1968）。
[15] 关于这一点参见Raymond A.Esthus，Theodore Roosevelt and the International Rivalries（Waltham，Massachusetts: 1970），pp.28—31。
[16] Walter V. and Marie V.Scholes，The Foreign Policies of the Taft Administration（Columbia，Missouri: 1970），pp.109—248.
[17] 对这一传统最明确的表述是John Quincy Adams's Independence Day address，July 4，1821,引自E.H.Tatum，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1815—1823: A Study in the Background of the Monroe Doctrine（Berkeley: 1936），pp.241—245。
[18] D.A.Graber，Crisis Diplomacy: A History of U.S.Intervention Policies and Practices（Washington: 1959），pp.51—62.也可参见Donald S.Spencer，Louis Kossuth and Young America: A Study of Sectionalism and Foreign Policy，1848—1852（Columbia，Missouri: 1977）。
[19] John Kutolowski，“The Effect of the Polish Insurrection of 1863 on American Civil War Diplomacy,” The Historian，Vol.27（August，1965），560—577.
[20] 参见Ann E.Healy，“Tsarist Anti-Semitism and Russian-American Relations,” Slavic Review, XLII（Fall，1983），408—424。
[21] 对凯南作用的全面讨论参见Taylor Stults，“Imperial Russia Through American Eyes，1894—1904”（Ph.D.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Missouri，1970）;以及Frederick F.Travis，“George Kennan and Russia，1865—1905”（Ph.D.Dissertation，Emory University，1974）。也可见一个俄国人的自传E.I.Melamed，Dzhordzh Kennan protiv tsarizma（Moscow: 1981）。
[22] 关于这一系列事件的讨论参见Gaddis，Russia，the Soviet Union，and the United States，pp.41—54。
[23] Norman Saul，“Amerian Perceptions of a Changing Russia，1890—1914”，这是为第五届美苏历史学家座谈会准备的论文，基辅，1984年6月。
[24] Taylor Stults，“Roosevelt，Russian Persecution of Jews，and American Public Opinion,” Jewish Social Studies，XXIII（January，1971），13—22; Philip Ernest Schoenberg，“The American Reaction to the Kishinev Pogrom of 1903,” American Jewish Historical Quarterly，LXIII（March，1974），262—283.
[25] Naomi K.Cohen，“The Abrogation of the Russo-American Treaty of 1832,” Jewish Social Studies，XXV（January，1963），3—41; Clifford L.Egan，“Pressure Groups，the Department of State and the Abrogation of the Russian-American Treaty of 1832,”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CXV（August，1971），328—334.
[26] 转引自Zabriskie，American-Russian Rivalry，pp.120—121。也可参见Gaddis，Russia，the Soviet Union，and the United States，p.41。
[27] Sivachev and Yakovlev，Russia and the United States，pp.17—18.
[28] 关于威尔逊进行干涉的复杂动机的讨论参见John A.White，The Siberian Intervention（Princeton: 1950）; Betty M.Unterberger，America's Siberia Expedition，1918—1920（Durham: 1956）; George F.Kennan，Soviet-American Relations，1917—1920: The Decision to Intervene（Princeton: 1958）; and Robert J.Maddox，The Unknown War with Russia: Wilson's Siberian Intervention（San Rafael，California: 1977）。
[29] 倾向于强调威尔逊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著作包括Arno J.Mayer，The Politics and Diplomacy of Peacemaking: Containment and Counterrevolution at Versailles，1918—1919（New York: 1967）; N.Gordon Levin，Woodrow Wilson and World Politics（New York: 1968）;苏联方面的著作是L.A.Gvishiani，Sovetskaia Rossiia i SShA，1917—1920g.（Moscow: 1970）。
[30] 例如可参见Sivachev and Yakovlev，Russia and the United States，pp.34—36。
[31] 我从以下著述中发现了这一论调V.L.Mal'kov，“From Intervention to Recognition: On the History of the Political Stuggle in the United States on the Question of Normalizing Soviet-American Relations,”这是为1984年6月在基辅举办的第五届苏联和美国历史学家座谈会所准备的论文，特别是该文第2—15页。以及Sivachev and Yakovlev，Russia and the United States，pp.62—67，77—84。关于当时苏联官员的态度参见Gaddis，Russia，the Soviet Union，and the United States，pp.87—93。
[32] 关于这一点参见John Milton Cooper，Jr.，The Warrior and the Priest: Woodrow Wilson and Theodore Roosevelt（Cambridge，Massachusetts: 1983），p.268。
[33] R.Sh.Ganelin，Rossiia i SShA，1914—1917（Leningrad: 1969）.
[34] Gaddis，Russia，the Soviet Union，and the United States，pp.50—53.也可参见Sivachev and Yakovlev，Russia and the United States，pp.25—27,该书将美国对俄国经济影响的日益增长归结为沙皇体制的削弱，“它不再有力量防御自身免遭美国资本的渗透”。
[35] Chicherin report to the Central Executive Committee，January 27，1922，in Jane Degras，ed.，Soviet Documents on Foreign Policy，1917—1941（London: 1951—1953），I，291—292.
[36] 参见Lenin's speech in Moscow，November 27，1920，ibid.，pp.223—224;及Anthony Sutton，Western Technology and Soviet Economic Development: 1917 to 1930（Stanford: 1968），pp.346—348。
[37] Joan Hoff Wilson，Ideology and Economics: 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the Soviet Union，1918—1933（Columbia，Missouri: 1974），p.48.
[38] 转引自Floyd J.Fithian，“Soviet-American Economic Relations，1918—1933: American Business in Russia during the Period of Non-recognition”（Ph.D. 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Nebraska，1964），p.196。
[39] 通常的解释参见Robert Paul Browder，The Origins of Soviet-American Diplomacy（Princeton: 1953）; Donald G.Bishop，The Roosevelt-Litvinov Agreements: The American View（Syracuse: 1965）; and Edward M.Bennett，Recognition of Russia: A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Dilemma（Waltham，Massachusetts: 1970）。
[40] 美国对苏联出口占美国总出口比例如下：1929: 1.54%; 1930: 2.89%; 1931: 4.24%; 1932: 0.78%; 1933: 0.53%; 1934: 0.70%; 1935: 1.08%; 1936: 1.36%; 1937: 1.28%; 1938: 2.07%; 1939: 1.81%; 1940: 2.16%。资料来源：U.S.Department of Commerce，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 1933，1937，1941（Washington: 1933，1938，1942）。
[41] Wilson，Ideology and Economics，pp.120—130.
[42] Litvinov to the Soviet Foreign Ministry，November 8， 17， 1933，Dokumenty vneshneipolitiki SSSR（Moscow: 1957— ），XVI，609，658—659.
[43] 参见Robert Dallek，Franklin D.Roosevelt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1932—1945（New York: 1979），p.321。
[44] Ibid.，p.68; Wayne S.Cole，Roosevelt and the Isolationists，1932—1945（Lincoln，Nebraska: 1983），p.243.
[45] 参见Thomas R.Maddux，Years of Estrangement: American Relations with the Soviet Union，1933—1941（Tallahassee: 1980），pp.44—68; and Hugh DeSantis，The Diplomacy of Silence: The American Foreign Service，the Soviet Union，and the Cold War，1933—1945（Chicago: 1980），pp.11—44。
[46] Maddux，Years of Estrangement，pp.69—80.
[47] Thomas R.Maddux，“United States-Soviet Naval Relations in the 1930's: The Soviet Union's Efforts to Purchase Naval Vessels,” Naval War College Review，XXIX（Fall，1976），28—37.
[48] Gaddis，Russia，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United States，pp.138—145.
[49] 关于这一点参见Seweryn Bialer，The Soviet Paradox: External Expansion，Internal Decline（New York: 1986），p.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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