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隆人技术立法的宪法规制与其他领域立法的宪法规制相比，其权威性和效力面临的冲击更大。宪法规制立法的权威性一方面来自宪法在整个法律秩序中的最高性，另一方面是来自宪法规制的稳定性。宪法凝聚了社会价值共识，通过宪法规制确定的法律秩序更为稳定。在克隆人技术立法的宪法规制中，需要确立宪法中生命和人的尊严的价值基础地位，因而需要对技术发展的过程作出全面评估。当前立法禁止克隆人的重要宪法基础在于克隆人技术存在安全问题，但这一基础可能会随着克隆人技术的发展而逐渐被削弱。克隆人技术的发展完全可能超越立法及其宪法规制过程中人们对于这一技术的判断和预期。因此，基于安全性问题对克隆人技术立法的宪法规制存在不确定性因素。
克隆人技术立法宪法规制的权威与效力还可能面临民众观念变化带来的冲击。1978年第一个试管婴儿路易斯·布朗在英国诞生的时候，民众对于试管婴儿技术普遍持反对的态度，正如当前民众对于生殖性克隆的态度一样。但是随着布朗的成长，民众对于试管婴儿的价值观念也发生了变化。生殖性克隆通过体外的细胞核置换技术产生胚胎，再将胚胎转移到妇女子宫，这与人工辅助生殖技术中的体外受精过程极为相似。有一种支持生殖性克隆的观点正是基于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历史。该观点认为，克隆与其他人工辅助生殖技术一样，虽然现在难以被公众接受，但是随着社会发展，民众迟早会接受。如果追溯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历史会发现，历史上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也曾遭到公众的责难，比如人工授精就曾受到指责，甚至一度被禁止用在牛身上。[295]有人甚至认为通过捐赠者进行人工授精像原子弹一样令人吃惊。体外受精技术直到1978年才得以成功，其实这项技术本可以在20世纪40年代付诸实现，但是不利的社会氛围使其推迟了几十年。[296]尽管受到来自社会的反对，但是人工授精、体外受精等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已经得到广泛应用并获得普遍的接受。有学者指出，对于新的生育方式，公众的反应模式是可预测的，往往是从“带有敌意的反对”过渡到“不带敌意的反对”，然后是“逐渐感到好奇、学习与评估”，再“非常缓慢而稳固地接受”，[297]这一过程大致是公众对科技进步反应的一个写照。在美国，诸如生育事务等基本事项的决定，都是交由当事人而不是多数人。克隆人与之前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一样，正在接受公众的审视，尽管当前遭到公众反对，但是面向未来，克隆人会被“稳妥地接受”。尤其当第一个克隆孩子诞生的时候，也许社会观念会像第一个试管婴儿诞生的时候一样发生变化。人们会更加一致地认识到已婚夫妇在面对生育的自然限制方面，决定其生育命运所带来的自由利益。那个时候，社会将进入新的时代。[298]随着克隆人技术的发展，克隆人或许将来会出现在公众视野，民众如果普遍接受了这一技术，宪法对于立法的规制是否会随之变化，宪法保护的生命与人的尊严价值应当如何捍卫，克隆人诞生之后应当如何对其宪法地位予以确认和保护，这都值得认真探讨。(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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