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右翼极端思想的复兴可能带来的危害

欧洲右翼思想的兴起首先源自欧盟体系下欧洲民族国家认同的缺失，同时这种思想被带入社会政治生活。欧盟体系下的欧洲并非协调发展的欧洲，各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有好有坏，实力较强国家对其他国家的影响仍旧突出。不同国家都面临着较大的福利压力，面临着移民涌入带来的文化冲突，面临着不同宗教团体之间的信仰冲突，而袭击全球的金融危机则加重了这些冲突在社会中的表现。此时，右翼的思维开始在欧洲大规模出现，甚至各个国家都出现了右翼政党的兴起，人们日常生活中对于移民文化和宗教对立的讨论被这些政党带入社会政治生活。人们开始偏激地批评外来文化和多元文化主义，开始回归保守的欧洲至上的理念，开始排外地寻求单纯的民族国家理念。正是在这样浓厚的社会政治言论营造的仇恨氛围中，例如布雷维克的思想偏激者走向了极端暴力，以袭击无辜者的方式来引起社会震动，煽动民族对立，宣扬狭隘民族观念。

其次，狭隘的民族观念和国家认同的缺失加剧了欧洲的民族对立。欧盟体系下各个国家之间人民的移动较少受限制，不同国家都由多元复杂的民族构成。同时，经济发展迅速、社会福利较高的欧洲吸引了众多的外来移民，移民不仅融入了欧洲的日常生活，还开始寻求参与欧洲国家的政治经济生活，这使得欧洲的狭隘民族主义观念迅速发展。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背景之间的民众开始出现对立和排斥的情况，极端分子尤甚。例如布雷维克就对挪威国内的移民有着敌视的态度，其带有纳粹主义的思维妄图通过驱赶移民的方式来实现纯粹的民族国家。民族的对立在欧洲普遍存在，只是大多数情况下民众对待这个问题并没有激进的态度，但近些年欧洲右翼政党的崛起则从侧面说明了社会对于外来民族文化的担忧。在采取开放移民政策的北欧，人们安逸舒适的生活似乎正被难民和经济移民的涌入所打断，我们所能见的是丹麦、荷兰、瑞典、芬兰和挪威等国的右翼思想越来越有市场，典型的体现就是社会思想中对于右翼的政党排斥正逐渐消去，而右翼政党也越来越活跃。

右翼思想本身存在着狭隘性和极端性，不应当成为社会思想的主流，但其在欧洲社会却又悄然兴起，除了狭隘民族国家观念的再一次起势和宗教文化对立思想的泛滥，欧洲国家右翼政党的活跃也是重要的原因。实际上在布雷维克制造奥斯陆袭击的2011年，欧洲各国的右翼团体还仅仅徘徊在国家政治的边缘。随着欧洲近两年恐怖袭击事件的频发和难民问题的发酵，右翼思想开始成为欧洲各国右翼政党参加国家政党斗争的有效武器。欧洲右翼政党往往带有民族极端主义的色彩，在多数情况下反对欧洲一体化，主张把自己国家的利益置于欧盟共同利益之上，在社会文化中不主张多元，反对移民输入和文化输入。布雷维克制造的恐袭事件所蕴含的欧洲极端民族主义的思想在近两年欧洲所面临的难民危机下迅速发酵，部分右翼政党发迹。例如，2018年奥地利选举中奥地利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自由党的表现就颇具代表性。很多声音都认为奥地利自由党最近取得的“胜利”可以看作是极端民族主义抬头的重要标志。4月24日奥地利总统首轮选举，自由党候选人诺贝特·霍费尔夺得36.4％的选票，领跑选举。作为右翼党派的奥地利自由党长期以来很难对传统的中左翼政党的执政地位构成威胁，但困扰欧洲的难民问题却给了奥地利自由党非常大的运作空间，严格控制和否定解决难民问题的政治态度给予自由党非常广泛的社会支持。从36％的选票可以得见，难民问题在欧洲推动了右翼思想的传播，难民问题所带来的社会风险成为民众倒向右翼主义的重要推动。奥地利全国仅有不到千万的人口，却在难民潮中接纳了数十万的难民，这让奥地利民众普遍担心自己的境遇，担心自己工作的稳定性，担忧国家负担的增加和社会福利的减少。自由党虽然是典型的右翼民粹主义，但在利益问题上奥地利群众并不会考虑过多。(www.xing528.com)

欧洲国家之所以出现右翼势力抬头与欧洲民众长期的社会优越自信同社会危机的矛盾有关。难民危机虽然推动了右翼极端主义的发展，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在难民危机爆发以前欧洲社会已经广泛存在右翼思想，布雷维克制造奥斯陆枪击爆炸事件就是最好的证明。欧洲国家，特别是北欧地区的发达国家由于领先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极高的社会福利，民众一直处于一种较为闲适的生活环境，社会优越感强烈。但金融危机所体现的经济的不确定性打破了人们的固有认知，经济问题、国家债务问题、欧盟统一性问题、移民增加问题，加之近年的难民问题，导致欧洲社会出现了一种较为消极的失败主义情绪，正是这种情绪导致了民众的右翼思想的泛滥，人们希望回归原本较为封闭的民族国家形态，扭转欧盟一体化下主权国家的权力丧失局面，维持各民族对国家主权、政府政策及经济的主导权，从而摆脱统一的多元化的欧洲所带来的不确定因素。这种封闭保守的思维最为显著的体现就是狭隘民族主义，国民产生盲目排外情绪，排斥外来移民，排斥外来文化。例如奥地利自由党的欧洲右翼政治势力就是借助了民众失望与不满的情绪，以一种复古的甚至是带有开历史倒车色彩的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政治宣言赢得了民众的信任，并在社会中大肆制造右翼思想的氛围。当然在对待右翼政党和右翼思想时，也不能过于偏激地否定，而要明晰他们的政治诉求，毕竟没有一个政党会像布雷维克一样采用一种偏激的类似纳粹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诉求。如前文所述，在布雷维克的自白书中，其明确表达了对于外来移民的态度，即将移民送回原居住地，而非诉诸暴力在社会中抹去移民色彩。大多数的右翼政党都有这样的思维，这其实是一种保守的民族国家理念，目的在于维护本地人员作为国家社会决定力量及社会资本所有者的地位，保护国家文化的主体性和可延续性。出于从民族国家的认同感而产生的排外的文化价值理念，欧洲民众明显地对外来文化的冲击有着一定抗拒，而北欧国家尤甚。以布雷维克为代表的挪威本地人认为外来移民及文化的输入正在改变他们原有的生活方式，富庶、闲适的挪威式生活受到了冲击，移民文化动摇了挪威原有的社会价值观，而更有像布雷维克一样的典型基极端主义者则同时认为包括伊斯兰教在内的多元文化撼动了基督教社会的根基。这些移民的生活方式、宗教信仰、文化传统和挪威本地人格格不入，成为真正使挪威人感到威胁的事情。因为以挪威为代表的北欧世界总有想凭借丰富的经济社会资源创建一个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的心态，被外界打扰、生活方式受外界冲击是挪威人极不愿意看到的。而这种社会优越感则随着欧洲右翼政治势力的崛起被更多的欧洲国家和群众接受，以本土文化为主导的欧洲排外的社会情绪在难民问题和经济问题严峻的欧洲成为自然而然的现象。

右翼思想本身并不会带来诉诸暴力的实现方式，例如欧洲的右翼政党都是通过参加国家政治选举的方式实现自我的政治诉求，其对于布雷维克制造的恐怖袭击事件也都持批评和否定的态度。从布雷维克个体角度出发，奥斯陆枪击爆炸是一个偏激的极端主义分子制造的事件，但其背后所显现的却是欧洲右翼极端主义和暴力思维的威胁。现代欧洲国家基本保持开放、多元的文化价值观，在难民问题和英国脱欧问题等现实威胁下，欧洲国家无法于社会思想上有效缓和右翼思想的崛起争论。但应当明确，当右翼思想发展到极端的暴力恐怖袭击时，欧洲社会的国家机器应当为其所担负的社会安全与稳定职能高效并具有预见性地运转起来。回顾奥斯陆爆炸枪击事件，挪威政府反恐工作中的失误无疑助力了这个社会悲剧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