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背叛：别斯兰人质事件的严重矛盾

（一）背景

别斯兰人质事件是车臣恐怖主义、分裂势力与俄罗斯斗争的一部分，两者之间存在着严重的民族矛盾和宗教矛盾。

1.民族矛盾。民族问题一向是俄国一个突出的问题。俄罗斯民族直到13世纪末才建立单一的莫斯科小公国，而此前，俄国的许多少数民族早已建立了自己的国家。沙皇俄国历经370多年的扩张、兼并才逐步建立了一个横跨欧、亚两洲的庞大的俄罗斯帝国。沙皇俄国推行残酷的民族压迫政策，把俄国变成了“各族人民的监狱”。

苏联时期，苏联政府对少数民族虽也采取了一些保护性措施，但由于受历史上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影响，在对待少数民族特别是北高加索少数民族的政策上也有混乱和过激之举：①频繁变更民族行政区划。十月革命胜利后初期，苏维埃政权为便于统一管理，曾于1920年将北高加索地区的车臣、印古什等7个民族联合起来，成立山民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但时隔不久，苏联政府感到，成立山民自治共和国并非安全之举，随即将其再划分为几个实体，特别是把两个民族联合为一个实体，如车臣—印古什自治州、卡拉恰伊-契尔克斯自治州等。苏联政府这样做的原意是想集中控制，而实际上造成了两个民族处于相互监视的状态，彼此对立。②强制实行农业集体化。20世纪20年代，苏联政府不顾当时农村的落后状况和农民的思想实际，超前实施集体化政策，强迫农民加入集体农庄，用低价强制收购或没收富农的粮食，限制富农的选举权，致使高加索地区出现违抗当局命令甚至组织反苏维埃政权的活动。③强迫民族迁移。卫国战争期间，苏联政府以“投靠德国法西斯”“出卖祖国”为由，将车臣、印古什等11个“不忠顺”民族迁往中亚和西伯利亚，并剥夺他们的政治权利。其中，被驱逐的车臣人达38.7万人。1957年后，被流放的民族虽被恢复名誉，并被允许返回家园，但他们的民族自尊心受到了极大伤害。④实行过激的民族融合政策。从人类学和民族学角度看，苏联政府实行民族融合政策有一定的进步性，但在具体做法上，有违背少数民族意愿、操之过急之举，如向少数民族地区大量迁移俄罗斯人、乌克兰人等斯拉夫民族，强制推行俄语，同化少数民族。这些做法也引起了车臣等民族的不满。

独立后的俄联邦政府并未认真吸取历史教训和谨慎对待北高加索各少数民族，在管理上仍然是高压有余、关爱不足。俄当局热衷于内部的权力斗争，不注意同北高加索地区的领导人建立密切关系，不关心该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对那里日积月累的政治危机也视而不见，致使该地区人民生活水平日益下降、社会矛盾激化、局势动荡不安。此外，俄联邦的一些媒体经常发表种族歧视言论，指责北高加索人是俄联邦犯罪率高的“祸首”。旧仇新恨导致车臣等民族对俄罗斯人的不信任和仇视情绪加深，并产生强烈的民族分离思想。在叶利钦当政期间，一些地区特别是北高加索的民族分离活动此起彼伏。普京执政后，为了加强中央的权力而对地方推行弹压政策，虽然从表面上看，地方和民族地区的分离倾向比过去有所缓和，但仍严重存在。在北高加索，民族纠纷和矛盾尤其错综复杂。车臣反政府武装正进行困兽之斗，为争取“独立”而疯狂挣扎。其头目之一巴萨耶夫宣称对别斯兰人质事件负责。车臣非法武装分子实施惨无人道的恐怖活动固然有其历史原因，但主要原因是两次车臣战争的重拳打击逼得他们狗急跳墙。此外，在北高加索地区，由于宗教信仰、种族原因及领土争端，北奥塞梯人与印古什人的关系一向剑拔弩张；卡巴尔达-巴尔卡尔共和国的局势也不太平，俄特种部队在那里展开行动，打击当地的武装叛乱分子；在卡拉恰伊-契尔克斯共和国，民族间争权夺利的斗争依旧；在达吉斯坦共和国，恐怖活动频频发生，犯罪率居高不下，南部势力和北方反对派对峙，阿瓦尔人与达尔金人的冲突一触即发。这一切使得北高加索的局势变得十分不稳定。车臣、印古什等民族中的恐怖分子选择北高加索的北奥塞梯共和国制造恐怖事件，其目的就是在民族纷争、局势动荡的地区散布民族仇恨，挑起全面战争，从而催生新一轮民族分离主义，破坏俄联邦的统一。

2.宗教矛盾。俄联邦是一个东正教和伊斯兰教并存的国家，其中信仰伊斯兰教的居民约有1800万人，主要居住在俄中部伏尔加河流域和南部高加索地区（鞑靼斯坦共和国信伊斯兰教的人数最多）。从总体上看，俄联邦境内的伊斯兰教属于正统的温和派，因而能一直与东正教和睦共处，维持着俄联邦的稳定。

18世纪末至19世纪上半叶，伊斯兰教（逊尼派）开始在车臣和印古什广为传播。苏联时期，当局对车臣、印古什人的伊斯兰教活动曾采取过限制性措施，如禁止朝圣和对遵守斋戒、青少年读《可兰经》等进行“粗暴的无神论批评”。

戈尔巴乔夫的“民主改革”为恢复宗教活动提供了宽松的条件，而苏联解体、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消失进一步促使伊斯兰教广泛而深入地渗透到车臣的社会政治生活中。车臣共和国的舆论工具经常进行宗教宣传，在社会和劳动集体以及政府机关开会时履行宗教仪式已成惯例，许多高级官员也在驻地附近的清真寺参加集体祷告。1993年2月，杜达耶夫通过制定宪法草案把伊斯兰教定为“国教”。这样，“伊斯兰原则”逐步在车臣社会扎根，宗教宣传把人们从对社会问题的注意力中吸引过来。

“宗教极端势力”的发展使其逐步成为以杜达耶夫为首的极端势力进行民族分裂活动的意识形态工具。1991年11月初，俄联邦中央决定在车臣实行紧急状态，并试图取缔“车臣全国大会”。以杜达耶夫为首的民族极端分子则在群众中进行宗教煽动和政治动员，很快组织了有6万多人的国民卫队与俄军抗衡。鞑靼斯坦和北高加索地区的一些共和国积极声援车臣，由14个民族组成的高加索山地民族联合会宣布志愿人员总动员，准备以武力支持车臣。

在第一次车臣战争期间（1994-1996年），“宗教极端思想”为车臣分离势力“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提供了政治和宗教理由；为“消灭和驱赶异教徒而进行圣战”的思想在车臣社会特别是青年中弥漫；民兵们戴上写有《古兰经》名训的绿色袖章，宣布自己是伊斯兰战士，并发誓不惜自己的生命为伊斯兰而战。宗教极端分子通过“洗脑”和威胁、恫吓，甚至使印古什和达吉斯坦两个共和国的部分居民也站到了杜达耶夫政权一边。

1996年俄、车签订《哈萨维尤尔特协定》后，车臣非法武装借机加紧推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使车臣共和国伊斯兰化，企图以宗教为幌子，以恐怖为手段，加快分裂俄联邦的进程。经过几年的经营，车臣实际上已成为宗教极端主义的“圣地”，其扩张野心不断膨胀。在此情况下，车臣宗教极端势力萌发了在车臣和达吉斯坦建立“神权政治国家”即大伊斯兰共和国的想法。于是，他们铤而走险，于1999年8月发动了入侵达吉斯坦共和国的武装叛乱，引起了第二次车臣战争。

值得一提的是，国外宗教极端势力的渗透和扩张也为车臣宗教极端势力的发展和车臣危机的加深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伊朗伊斯兰革命的成功，宗教极端势力开始向世界穆斯林地区渗透和扩张，伊斯兰氛围浓厚和战略地位极为重要的北高加索地区的共和国便成了国际宗教极端势力争夺的目标和利用的工具。于是，一批西亚和阿拉伯国家的宗教人士纷纷来到车臣等共和国，积极宣传宗教极端势力的教义，大力发展瓦哈比教派力量。

除进行传教活动外，他们还积极介入车臣事务，资助车臣非法武装，并派出伊斯兰“圣战者”赴车臣作战。在第一次车臣战争中，来自国外的宗教极端分子在车臣帮助训练武装人员达1万余人。第二次车臣战争爆发后，本·拉登为车臣提供了2500万美元的资助。他还在阿富汗建立训练车臣“圣战者”的基地，并向车臣非法武装头目巴萨耶夫提供武器和补给品。约旦出生的车臣非法武装“司令”哈塔卜自20世纪90年代初车臣要求“独立”时就来到车臣，帮助发展车臣非法武装。

在车臣，民族分离势力和宗教极端势力融为一体，并与国外宗教极端主义相勾结，以恐怖手段进行民族分离活动。第一次车臣战争期间，当车臣非法武装被俄军赶到山区陷入困境时，他们就以恐怖活动进行反抗，于1995年6月制造了惊人的布琼诺夫斯克市人质事件，将100多名市政机关工作人员和800多名医护人员及伤病员扣为人质。第二次车臣战争爆发前后，他们又多次进行恐怖活动，仅1999年就制造了至少15起恐怖事件，造成338人死亡、550多人受伤。事后查明，此次别斯兰人质事件也是车臣民族分离势力和内外宗教极端势力所为，参与别斯兰人质事件的除车臣、印古什、奥塞梯、俄罗斯等9个民族的恐怖分子外，还有10名来自阿拉伯国家的宗教极端分子。俄情报部门的官员称，“基地”组织参与了别斯兰人质事件。为此次恐怖活动提供经费的是宗教极端教派在车臣地区的领袖之一阿布·奥马尔·赛义夫是“基地”组织驻车臣的代表，掌管从境外流入车臣的资金。宗教极端主义车臣恐怖主义分子的思想基础，在车臣的国外瓦哈比教派势力经常用宗教极端思想来激励充当“人弹”的车臣妇女，宣传“英雄般牺牲的人”死后可以进入天堂、会见死去的丈夫或兄弟。2004年8月24日在俄罗斯发生的两起坠机事件就是车臣女性自杀性爆炸者所为。

（二）过程(www.xing528.com)

2004年9月1日上午9时30分，1名代号为“上校”的匪首指挥数十名武装分子，分乘3辆卡车闯入别斯兰市第一中学，将参加开学典礼的1200多名师生及家长驱赶到学校体育馆劫为人质。这群绑匪要求俄从车臣撤军，停止车臣战争，提出与北奥塞梯和印古什共和国总统直接对话，释放当年6月21日、22日印古什恐怖袭击事件中被逮捕的24名“战斗人员”，否则将杀死所有人质。

此次绑架行动由车臣非法武装头目巴萨耶夫策划，战地指挥官穆罕默德·叶夫洛耶夫直接实施，并得到了国际恐怖势力的资金、人员支持。

事发后，俄强力部门在现场成立了由联邦安全总局领导负责的应急指挥中心，俄军警迅速包围学校，俄军驻北奥第58集团军第19摩步师的数个摩步连参与封锁学校。俄联邦安全总局和内务部所属的阿尔法、信号旗等特种部队也于第二天先后抵达。俄时任总统普京当时正在休假，接到报告后立即中断休假，返回莫斯科，在机场紧急召集高层召开专门会议，确定了“确保人质安全、谈判与武力两手准备”“政治解决是首选，准备做必要妥协；不到万不得已，不发起强攻”的基本方针。为此，北奥塞梯伊斯兰穆夫提、别斯兰市检察长和儿科医生罗沙利先后与绑匪进行了接触，同时俄当局积极争取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持。2日晚，在印古什前总统奥舍夫调解下，匪徒释放了26名妇女和儿童。3日上午，根据与绑匪的电话约定，普京的车臣问题顾问阿尔哈诺夫及联邦副总检察长等人从莫斯科飞抵别斯兰市，准备进行谈判。

在劫持人质的过程中，绑匪曾打死了十余人，经谈判，绑匪于9月3日中午允许俄方将尸体移走。但当救援人员进入校园搬运尸体时，体育馆内的匪徒不小心触发了爆炸物引信，挂在馆内篮球架上的炸弹突然发生爆炸，造成屋顶部分坍塌，此时学校内开始出现混乱。当绑匪试图将体育馆内的人质转移到食堂时，不少人质借机向屋外逃生，匪徒随即向逃跑的人群开枪扫射。为保护人质安全，俄军警在情况不明和现场一片混乱的情况下发起攻击，压制绑匪火力，以掩护人质逃离，随后从多个方向发起攻击。约一个半小时后校园内的战斗基本结束。整个解救行动中，俄军当场击毙匪徒30人，但俄方也付出了惨重的人员伤亡代价。

人质逃出校园后，救援工作随即展开。学校周围预先配置的数十辆救护车、上千副担架投入使用，共有700多人被送往别斯兰市及北奥首府弗拉季高加索市的4所医院。

绑匪混杂在人质群中逃出校园后，部署在学校附近的驻北奥俄军第19摩步师、内卫部队第26旅和北高加索军区第58集团军特种作战营等部队加强了对别斯兰市火车站、汽车站、发电厂等重要目标的警戒，并进行了拉网式搜查，清查漏网残匪和里应外合者，抓获了1名潜逃的恐怖分子。同时，俄军在北高加索地区展开了反恐专项行动，重点对来往车臣的人员、车辆进行盘查，加强对边境和重要目标的管控，当地内务部也在全市设立检查站，控制交通要道，清查漏网残敌。

（三）影响

别斯兰人质事件的发生，对俄罗斯的政治和社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1.普京的地位和政府形象受到严峻考验。别斯兰人质事件使得民众的担心和恐慌甚于以往，社会舆论质疑普京是否能够带来稳定。虽然由于没有与之抗衡的势力，普京的政权基础没有崩溃，但民众对普京的信赖和拥戴程度降低了，政界和舆论界的评价也有所改变。俄祖国党9月6日发表声明说，鉴于别斯兰人质事件，必须解散内阁、改组强力部门，正是他们的疏忽导致了众多平民和儿童的伤亡。俄共中央委员会也发表声明说，悲剧的根源在国家内部。虽然这两个政党都主张更换政府，但俄共首先指责的是总统普京，而祖国党则要求普京惩罚下面的责任人。不过，也有人认为该事件对普京有利：武装分子用儿童做人质酿成死伤，将更加激发俄罗斯人支持普京的强硬政策，更紧密地团结在他周围以寻求保护，更坚定地支持军队在反叛地区发起的军事行动。

2.对经济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据俄《消息报》9月3日报道，连续发生客机坠毁、莫斯科地铁爆炸及北奥塞梯人质事件后，已有1/3的外国人取消了原定的俄罗斯之行，这是10年来俄最严重的旅游危机。如果出现安全问题，改革、经济效率和经济更新自然会退居次要地位。政治和社会的不稳定会影响投资者的情绪，从而使资本外流、改革速度放慢，不排除国家直接干预经济和收缩部分改革的可能。要打击恐怖活动、加强安全措施，首先要增加强力部门的经费，从而可能增加税收，影响国家经济发展速度。

3.为普京采取强硬手段打击分裂势力营造了良好的国际氛围。别斯兰事件后，国际社会纷纷谴责极端分子的恐怖罪行，并对俄政府的行动表示不同程度的支持。美总统布什到俄驻美使馆表示慰问，称人质危机将成为世人对恐怖主义行径的最惨痛回忆。虽然欧盟作为一个整体所发表的声明，在谴责恐怖分子的同时也批评了俄政府处置不当，但作为欧盟主要成员国的法、英、德、意几国元首，在致电普京或者发表声明时都仅仅是严厉地谴责恐怖分子。这些反应说明国际社会的主流对俄打击车臣分裂分子的行动是认可的，俄今后采取强硬手段打击恐怖分子时将更加放开手脚。正如法国《世界报》所说，在人质事件后，普京在车臣政策上将不会有任何顾虑了。

4.使俄罗斯对欧美的防范和不信任加深。荷兰外长博特代表欧盟发表声明，说欧盟希望俄当局解释惨剧是如何发生的。俄政府对此作出了强烈反应。9月7日，普京在接受英国媒体采访时愤怒抨击了那些呼吁俄罗斯与车臣分离主义者谈判的人，并反问道：“你们会和本·拉登谈判吗？”事实上，由于在北高加索地区存在的利益冲突，欧美国家此前一直对俄施加压力，敦促其通过谈判以和平方式解决车臣问题。人质事件促使俄进一步看清了车臣武装势力背后的国际因素，对欧美的不满和疑虑有增无减。9月4日，普京在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时说：“有人觉得俄罗斯作为全球最大的核武器国家之一仍对他们构成威胁，而支持恐怖主义只是除去这个威胁的手段之一。”西方独立军事分析家费根豪尔说：“谁怕俄国的核武器？这些武器针对谁？是西方，而不是本·拉登。”普京的讲话将西方国家与针对俄罗斯的恐怖主义活动挂钩，标志着俄罗斯可能会调整外交政策，加强与欧美的斗争与抗衡。

5.在意识形态领域，俄排外主义和孤立主义倾向有所加强。俄罗斯RLA商业分析机构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分离主义的目标就是要使俄分崩离析，因此反恐斗争事关俄罗斯的前途和存亡，而别斯兰人质事件将重新塑造俄罗斯人的统一目标和理想，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会进一步强化。据报道，别斯兰人质事件之后，俄罗斯右翼骚扰车臣族人和其他有色人种的事件有所增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