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深入探讨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的真相

东京地铁毒气事件是奥姆真理教利用沙林毒气所实施的恐怖主义犯罪活动，体现了恐怖主义与邪教、高科技手段的紧密结合，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种结合给整个人类带来了惨痛的后果。为此，有必要对它们之间的关系进行一番了解和研究。

（一）邪教与恐怖主义

邪教脱胎于宗教，当代社会科学家日趋达成一种基本共识，“真正的人性是真正宗教的前提！”“人道（尊重人类尊严和基本价值观）是对每种宗教提出的最低要求。”[1]凡是侵犯人权、危害社会的膜拜教派，应被视为邪教组织。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各地的邪教惨案接连不断，可谓触目惊心。这些邪教惨案手段各异，有有组织、有预谋的集体死亡事件，有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暴力犯罪，也有暴力剥夺人类群体生命、危害社会安全的犯罪活动。世界范围内邪教组织的极端行为，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三种类型：

1.极端教旨，集体升天。这一类的邪教惨案主要表现为宣扬极端教旨，引起群体自杀，号称末世来临，人类面临毁灭，只有加入该教，才能得救，升入天国。此类惨案中，受害者笃信邪教教旨，大都“主观自愿”结束生命。

1992年10月，韩国“达米宣教会”宣传世界末日来临，策划集体升天，引起社会骚乱，殃及我国吉林省地区。达米宣教会于1988年在韩国汉城（今首尔）建立，创始人为韩国基督教牧师李长林，达米意为“未来临近”，李长林连续翻译美国人波尔斯.考特撰写的《世界末日论》等著作，深受影响。于是自立门户，宣传世界末日论。达米宣教会宣称1992年10月28日23时是世界末日的开始，届时耶稣将在空中出现，信奉该组织的人，将被复活的耶稣携举升天，不信的将在尔后7年大灾难中受苦，[2]引发了韩国和我国多地集体祷告，等待升天的现象。

1975年，美国俄勒冈州成立了“天堂之门”，创始人阿普尔怀特和波尼·特尔丝均狂热崇拜UFO，自称外星人下凡，上帝派他们到人间来拯救人类。任何追随他们的信徒，必须摆脱尘世的羁绊，必要时甚至抛弃自己的躯壳，登上外星人前来迎接他们的飞碟，升入天堂。1997年3月，阿普尔怀特编造谎言，带领全体教徒用伏特加酒灌服致命的镇静剂苯巴比妥，以塑料袋蒙面，窒息死亡，走上了绝路。

2.阴谋败露，荼毒生灵。1994-1997年，在欧洲和北美等地，“太阳圣殿教”组织策划了一系列群体死亡惨案。钢刀、毒药、枪械、炸弹、烈火交织并用的死亡方式，充满黑暗、神秘和恐怖。“太阳圣殿教”于1981年在法国成立，创始人为比利时医生吕克·茹勒特和法籍加拿大商人约瑟夫·德·芒布罗，宣称世界末日已临近，征兆无处不在，如臭氧层被破坏、艾滋病蔓延等，只有参加该教，才能摆脱苦难。随着该教内部分化加剧，教主加速策划自杀与谋杀的集体死亡之路，几年间策划了多起集体自杀和谋杀的惨案。

2000年3月，乌干达“恢复上帝十戒运动”策划的系列群体惨案，是当今世界群体死亡数量最大的邪教惨案，全部死亡人数超过了1000人，手段野蛮残暴，惨绝人寰。“恢复上帝十戒运动”于1989年在乌干达成立，约瑟夫·基布维特尔与克莉多尼亚·玛琳达合伙建立，声称地球将于1999年12月31日灭亡，信徒必须将全部家产献给教主，方可升入天堂，否则将被打入地狱。2000年世界末日的预言不攻自破后，教主自知阴谋败露，大开杀戒，在乌干达卡农古镇的教堂放火杀人，被害者超过千人。

3.抗拒制裁，暴力恐怖。第三种邪教惨案与前两种有很大不同：从邪教惨案的直接起因分析，前两种邪教惨案的导火索主要源于内部因素，而第三种邪教惨案的导火线主要源于外部因素；从犯罪行为的对象和目的来看，前两类邪教惨案的受害者为邪教组织内部成员，而第三类是邪教组织策划的，采取极端暴力手段，受害者殃及外部社会民众，造成了社会性的恐怖气氛。因此，对比来看，第三种邪教惨案犯罪性质更为恶劣，可视为恐怖主义罪行。

1995年3月20日发生的东京地铁毒气事件就是这种类型的邪教恐怖主义惨案，“奥姆真理教”教主麻原彰晃为抗拒警方的查处，在东京地铁制造了特大毒气恐怖事件，犯罪动机险恶，有预谋、有组织地滥杀大批无辜民众，制造社会恐怖，造成13人中毒死亡、5000多人受伤的后果，恐怖主义性质显露无遗，是典型的邪教恐怖主义。

“大卫教支派”也是这种类型的邪教惨案，教主大卫·考雷什极力神化自己，声称为耶稣基督复临，建立独裁专制。他非法囤积大量军火，把卡梅尔庄园建成了武装堡垒，与联邦执法部队正面对抗，负隅顽抗，拒不投降，1993年2月28日，裹胁着众多信徒与其同归于尽。虽然卡梅尔庄园在烈火中夷为灰烬，但是“大卫教支派”的阴魂并未散去，1995年4月19日，美国俄克拉荷马州首府政府办公大楼外墙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汽车爆炸案，造成200多人死亡、400多人受伤，事后查明，爆炸案首犯蒂莫西·麦克维曾与“大卫教支派”有接触，此次爆炸案是明显的报复行动，决意为“大卫教支派”的殉难者复仇。邪教惨案是此次恐怖主义行为的导火线。(www.xing528.com)

邪教和宗教极端型恐怖犯罪是世界恐怖主义的基本类型之一，在邪教和极端宗教中，其教义已被推至某种极端狂热、反人类、反社会的程度，在这种狂热影响下，犯罪分子采用各种暴力手段，大规模残杀无辜民众，制造社会恐慌，就变得毫无心理压力和负罪感。东京地铁毒气事件和美国俄克拉荷马城大爆炸案就是这种典型的邪教恐怖主义案例。

（二）高科技与恐怖主义

高科技往往作为恐怖主义的手段而存在，传统型的恐怖主义一般采用常规武器进行恐怖主义袭击、爆炸和劫持等，但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恐怖分子也逐渐地将高新技术应用到恐怖活动中。2003年6月17日，英国军情五处处长伊莱扎·曼宁厄姆·布勒在伦敦举行的一个研讨会上说：“我们面临一个现实的可能性，即遭到包括生物、化学、放射性等非常规武器的恐怖袭击，恐怖组织使用粗制的某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向西方某个城市发动攻击只是时间问题。”其实，遭受生物、化学、放射性等非常规武器的恐怖袭击已经成为世界各国都无法回避的威胁。

1995年3月20日发生的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就是一起典型的化学毒剂恐怖袭击。沙林最初是由德国化学家1930年研制杀虫剂时偶然发现的，二战时纳粹曾在集中营中使用，沙林可阻滞控制运动神经信号传输的酶的合成与分泌，吸入后，轻者恶心呕吐、肌体痉挛，重者头晕失明、脑组织永久性受损，直至死亡。纯沙林一小滴便可有大规模杀伤力。不幸中的万幸是，地铁毒气事件中恐怖分子为操作安全，先将沙林用氰化物稀释而使其杀伤力有所降低，否则东京将发生更惨重的灾难。

从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可以看出，采用高科技手段进行的恐怖袭击，其危害是极为巨大的，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并对这些高科技手段有足够的认识和了解：

1.所谓生物武器是指将生物战剂（病毒、病菌）以特制的释放器具盛装和释放，直接或借助其他媒介导致大范围的人群失能或死亡的非常规性武器。长期以来，生物武器尽管只是零星使用，但是，一些国家对生物武器的深入研究和实验已达到了顶峰。在被美国政府列为资助国际恐怖主义的7个国家中，至少有5个被怀疑有发动生物战的计划。目前，在世界上可能用于生物武器的25种病毒、13种细菌以及多种基因重组的病毒和细菌中，最受关注的是天花、炭疽和鼠疫。在大多数军事家和反恐领导者的头脑中，炭疽是最具恐怖性的生物战剂。一是因为它的杀伤力极大，二是由于它的潜伏期很短，一旦被确诊往往也到了生命终结的时候，所以它被恐怖分子视为最佳的生物武器。2001年10月，美国就发生了邮件炭疽袭击事件，造成多人死亡或受伤。

2.化学武器是指将化学毒剂装填于特制的器具（炮弹、地雷、布洒器等）中进行布洒，用以杀伤人员、牲畜并能毁坏植物的非常规性武器。化学武器的毒剂从用途上可分为杀伤性毒剂和牵制性毒剂两种。杀伤性毒剂主要用于杀伤袭击对象的有生力量，代表物有沙林、梭曼、氰化物、光气等，可以造成神经系统、运动系统、呼吸系统等机能障碍，出现缩瞳、呼吸困难、肌肉颤动、流汗流涎以及惊厥等症状；牵制性毒剂主要用于阻碍、迟滞、扰乱袭击对象的行动，代表物有芥子气、路易氏剂、苯氯乙酮等，中毒后往往出现皮肤、眼和呼吸道等的损伤，使人暂时失去战斗能力。1995年发生的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就是典型的化学武器恐怖袭击。

3.所谓放射性武器就是指通过爆炸、弹体发射或布洒器飞洒等途径，使放射性物质（包括放射性粉尘、液体等）裸露、滞留在被袭击对象生存的环境中，释放射线直接照射人员，或造成放射性沾染，从而造成人员重大伤亡的非常规性武器。放射性武器的恐怖袭击也是不容忽视的问题。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在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中，向主权国家境内投下的大量贫铀弹，不仅造成人员的重大伤亡，同时对人类生态环境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更严重的是，他们的行动从某种意义上说，起到了示范和教唆的作用，致使一些恐怖分子也开始关注和研究放射性的袭击手段。臭名昭著的“脏弹”，就是恐怖分子利用一些具有放射性的物质制作而成的。放射性物质可以自发地放射出射线，主要有α射线、β射线、γ射线和中子流。由于射线能量高、穿透力强，可以杀灭细胞，抑制DNA合成，引起皮肤溃烂、免疫力降低以及染色体变异，造成遗传性疾病等，被照射者的后代还能出现先天性畸形等情况。

采用生物、化学、放射性物质进行恐怖袭击，杀伤力大、致死率高，影响范围广，具有极度的社会危害性。因此，我们需要引起高度重视，加强防御生物、化学和放射性物质恐怖袭击的能力。

[1]Douglas E.Lawson，“A True Religion”，The Educational Forum，Vol.5，No.1，1940，p.70.

[2]蒋嘉森：《毒瘤——当今中国形形色色的邪教组织》，群众出版社2001年版，第76-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