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国际恐怖主义的基本特征分析

（一）恐怖活动国际化

传统恐怖主义活动具有明显的地域性特点，无论是实施恐怖活动的组织还是个人，或者恐怖行为的发生，又或者恐怖结果的产生，往往局限于某一国家、地域之内，因而这一时期的恐怖主义的典型是国内恐怖主义。恐怖主义之国际化始于20世纪的60年代，特别是迅猛的全球化进程缩短了世界各国家、地区之间的距离，使得“地球村”不再成为幻想，而这股趋势也推动了恐怖主义的国际化、全球化发展。正如吉登斯指出：“全球化的时代是现代性的延伸，是科技与传播方式之间的合作，世界因互联而成为一体。”[38]科技的进步推动了恐怖行为方式的变化和恐怖主义手段的进步，恐怖组织成员的身份日趋复杂多样，恐怖活动能够跨越地理国界的藩篱、超越时空的阻隔，而传播方式的更新则使得恐怖主义制造的“恐怖”能够持续发酵，能够使恐怖组织获得之前难以想象的巨大影响力与国际“声望”。“大众传播和网络技术的发展给恐怖主义的传播带来了新的契机，恐怖主义行动迎合大众传媒追逐爆炸性、刺激性新闻的需求，二者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共生’的关系。而网络技术使恐怖组织能够超越时间、空间的界限，用更加灵活、隐蔽的手段宣传自己的主张，发掘潜在的恐怖分子”。[39]在当下的全球化进程中，科技使人类社会更加紧密，也使得个体与世界的关系更加复杂——个体对世界的影响力正在扩大，世界对个体的作为更加敏感，恐怖组织也就越容易利用全球化来实现其目标。在利用全球化提供的种种便利的同时，现代恐怖主义也被视为一种反全球化的力量，恐怖主义借助了全球化的“东风”，它也是由全球化催生的“怪胎”。“无论是将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作为政治目标的恐怖主义，还是将原教旨主义思想作为意识形态的恐怖主义，都希望捍卫特定地域或信仰特定宗教的人群的权威或生活方式，而不是任由一种没有边界限制、没有可见主导权威的力量来左右他们所想象的政治共同体的政治进程，而后者恰好是全球化的基本要求和主要内容”。[40]恐怖主义并非凭空产生，它是社会变迁下社会矛盾集聚凝结与激化的产物，全球化下的不同阶层、不同群体、不同国家、不同地域之间的矛盾缠绕扭结并为全球化放大，导致恐怖主义的攻击目标全球化与恐怖组织的泛国家化。在当代，区分国内恐怖主义与国际恐怖主义已然并无实益，“国际恐怖主义”这一概念自身就是对当代恐怖主义特征的最好诠释。

恐怖活动的国际化包括以下特征：①恐怖主体国际化。首先，国际性恐怖组织正在增多。据统计目前全球各种类型恐怖组织达1000余个，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国际性的恐怖组织。其次，恐怖组织成员的国际化程度升高。当代恐怖组织的成员结构更加复杂，包含了不同背景、民族、种族、国籍的人员。2017年4月13日，美国对“伊斯兰国”呼罗珊分支控制的阿富汗楠格哈尔地区发射了威力巨大的“航空之母”导弹，造成“伊斯兰国”104人死亡，确定身份的100名恐怖分子中，包括44名巴基斯坦人、33名阿富汗人、8名印度人、5名塔吉克斯坦人、11名乌兹别克斯坦人和3名维吾尔族人。[41]“9·11”恐怖袭击之后，全球强化了反恐打击力度，部分重点国家的国边境管理渐趋严格，国际恐怖组织派遣成员渗透到目标国家的难度显著增加，尤其是部分成员已经被国际组织列为重点防范目标。一些国际恐怖组织纷纷改变战略，转而从目标国家内部招募拥有该国国籍的人员，实现了恐怖组织成员的“本土化”，这一现象被称作“本土恐怖主义”，本土恐怖主义进一步加剧了恐怖组织的国际化趋势。在美国，自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后至2014年，本土极端势力共策划恐怖活动74起，[42]反而外国恐怖组织对美国发动袭击的危险较小，外国恐怖势力主要通过网络媒介与美国本土恐怖分子取得联系。2006年，美国联邦调查局主任罗伯特·穆勒指出：“今天，恐怖威胁可能来自于和‘基地’组织没有关系的个体或团伙，这些人受到暴力吉哈德信息的激励。本土恐怖分子如果说不比‘基地’组织更危险，那么至少一样危险。”[43]在欧洲，“伊斯兰国”等国际恐怖组织则将目光瞄准了法国、德国、英国等国家的穆斯林群体，特别是该群体中为社会边缘化的一部分年轻人，通过网络培训或者诱惑其参加“圣战”训练营的方式，煽动其成为“本土恐怖分子”。②恐怖行为国际化。首先，恐怖主义的实施具有明显的国际化特征。从筹划建立分支、招募培训人员到策划、指挥、实施具体行动，许多大型国际恐怖组织都能够将这些行为分散至全球多个地区、国家予以完成。其次，犯罪合作的国际化。一方面，为了对抗联合反恐阵线，不少恐怖组织选择相互协调配合联合作战，分享情报、武器、人员、技术等条件和资源，从而形成了恐怖犯罪的国际合作网。另一方面，恐怖主义组织还与跨国犯罪集团相勾结、互通有无——恐怖组织向跨国犯罪集团提供保护，跨国犯罪集团向恐怖组织供给物质资源。非洲马里的“基地”组织的分支在2013年与拉美的贩毒集团建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该恐怖组织为国际贩毒集团在非洲的活动提供庇护，后者则向前者提供必要的物资、设备，如交通供给、药品和电子产品。“基地”组织的另一分支“基地在伊斯兰马格里布”所掌控的区域——非洲萨赫勒更已成为全球重要的毒品走私中心。③恐怖目标国际化。冷战及其以前的恐怖活动主要集中在中东、南亚、拉美和西欧，冷战结束后的恐怖主义异常活跃，开始向全世界蔓延。从非洲的马里、尼日利亚、索马里到中东地区的沙特阿拉伯、叙利亚、伊拉克与巴勒斯坦，从俄罗斯到中亚五国，从南亚的巴基斯坦、阿富汗、斯里兰卡到东南亚的马来西亚、新加坡，以及南美的智利、秘鲁、哥伦比亚，恐怖主义组织与恐怖分子的身影到处可见。由此可见，当代恐怖主义已经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在这股恐怖活动的全球化浪潮下，我国亦不能幸免。除了我国境内频频发生的恐怖袭击之外，我国在海外的公民、企业也成为恐怖组织的目标。近年来，在马来西亚、巴基斯坦、阿富汗、阿尔及利亚、喀麦隆等国家，不断有关于我国公民被恐怖组织绑架、劫持或遭受恐怖袭击的新闻见报。这说明，不仅是我国境内的国家利益，我国境外的国家利益也可能受到国际恐怖主义的威胁，因而加强与世界各国反恐怖主义的联合协作势在必行。④恐怖后果的国际化。恐怖主义所造成的影响跨越国界、波及全球，可谓“牵一发而动全局”。以“9·11”事件为例，该恐怖袭击不仅打击了美国经济，还给全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带来连锁反应。英国在该事件爆发后放缓了其连续7年的经济增长，法国、瑞士和丹麦等欧洲国家都出现了经济大滑坡。专家估计，该事件导致整个欧洲经济增长速度放慢0.2至1个百分点。联合国当年发布的报告亦指出世界经济因此损失3500亿美元，全球GDP增长率降低1个百分点。[44]2002年10月印度尼西亚的巴厘岛恐怖爆炸，不仅给印尼的经济造成巨大的损失，还严重影响了整个东盟国家的经济复苏进程。

恐怖主义活动范围、规模不断扩大，必然会导致反恐怖的成本增高。我国学者指出，反恐怖的成本一般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政治层面的反恐怖成本，是指政权或组织因反恐怖成效不佳而引起的公众对其权威性乃至合法性的质疑和反对。第二，社会层面的反恐怖成本是指由于反恐怖的需要，法律、政策、措施所出现的变化会影响到如公民权利、隐私、行动自由等。第三，经济层面的反恐怖成本是指随着对恐怖主义的打击，特别是防范要求的提高，国家不仅在人员、设施、资金等方面加大投入，而且恐怖活动也会对生产、交通等领域造成直接的破坏，安全环境的恶化会造成投资缩减，旅游业萧条等后果。反恐怖成本的提高会成为某些国家的负担，甚至会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45]恐怖主义的国际化趋势必然提高反恐怖的难度与成本。例如，恐怖主体的国际化导致反恐怖行动困难重重，特别是“本土恐怖分子”令国家安全部门、国边境管理部门难以防范、侦查；又如恐怖行为的国际化将导致跨国恐怖犯罪成为常态化，这将大大考验各国联合反恐怖的行动能力；再如恐怖组织与国际犯罪集团的联合或融合，昭示着反恐怖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刑事对策问题，更主要的是一个社会治理问题，反恐怖的有效性取决于国家对社会矛盾与冲突的解决能力，而恐怖目标与恐怖后果的国际化则说明当代国际恐怖主义问题的根源具有国内社会矛盾与国际社会矛盾的双重属性，这些问题都迫切需要国家与国际组织的共同努力应对。

（二）恐怖区域集中化

恐怖主义的国际化表明恐怖主义日益成为人类社会必须面对的共同敌人，但是与恐怖活动的全球化趋势并行不悖的则是，当代恐怖活动的主要发生区域越来越集中了。美国反恐专家布莱恩·詹金斯指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恐怖主义的重心就开始从西欧、拉美向亚洲和中东地区转移。[46]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恐怖主义主要集中于一个“动荡弧”和三个“恐怖区域”。所谓“动荡弧”，是指从东南亚经南亚、中亚、西亚直到北非；三个“恐怖区域”分别指大呼罗珊区（包括阿富汗、中亚大部分、伊朗东北部）、“大叙利亚”地区（叙利亚、伊拉克、黎巴嫩、巴勒斯坦等）和非洲萨赫勒地区。“随着国际恐怖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肆虐和泛滥，一副以中东、南亚和非洲为主要策源地的国际恐怖主义新版图逐渐形成”。[47]美国国务院发布的《恐怖主义国别报告》指出，在2016年共有104个国家发生了恐怖袭击事件，但是恐怖袭击总数的4/5集中于伊拉克、阿富汗、印度、巴基斯坦和菲律宾等5个国家，另外2016年全年因恐怖袭击共造成25 621人死亡，其中75％的死亡人数（19 216）发生在伊拉克、阿富汗、叙利亚、尼日利亚和巴基斯坦等国家。

恐怖区域集中化现象的发生首先归因于“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战略与行动。“伊斯兰国”是近年来实施最多恐怖袭击以及造成最多死伤人数的恐怖主义组织，“伊斯兰国”在2016年共策动、实施1133起恐怖袭击事件，造成死伤人数高达16 785人。为了执行其“先近后远”的战略目标，“伊斯兰国”在中东地区大肆实施恐怖袭击，例如2016年伊拉克共发生恐怖袭击事件2965起，其中约66％的恐怖袭击事件无人认领，在剩余的能够确定背后主谋的恐怖袭击事件中，“伊斯兰国”策划、实施的恐怖袭击事件占总数的94％（932起），只有约6％的恐怖袭击为其他恐怖组织认领。不仅仅在伊拉克与叙利亚，“伊斯兰国”与它的附属组织、宣誓效忠于“伊斯兰国”的恐怖集团活跃于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例如西非、阿富汗、埃及、利比亚与也门，上述地区均属于“恐怖地带”和恐袭热点。

其次，恐怖主义不是真空环境下的产物，恐怖主义的滋生必然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要素，恐怖区域的集中化特征反映了恐怖主义泛滥区域存在着严重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第一，恐怖主义与经济因素有关。贫穷是恐怖主义的根源，恐怖主义是穷人的战争，战争是富人的恐怖主义。不公平的国际秩序、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扩大以及呈金字塔型的社会结构是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的成因之一。贫困、饥饿与屈辱刺激着那些陷入绝望之中的人们，促使他们“铤而走险”。[48]依照社会分层结构理论，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社会结构是最科学、合理的社会结构，而这种社会结构又是最稳定、最健康的。[49]反观当代国际社会，整体社会架构表现为极少数的发达国家占据了社会分层的最顶端，牢牢把握了国际社会的政治、经济大权；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则位居社会结构的最底层，受到顶层国家的压榨与欺凌。这是一种与橄榄型社会结构截然相反的结构——金字塔型结构。毫无疑问，这种社会分层结构是最危险的，也是最容易引起社会动荡的结构。而且，这种社会分层结构不仅见之于国际社会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而且也广泛见之于国家内部的不同阶层之间——最富有的阶层掌控着整个国家的权力、资源与地位，而最贫困的阶层只能受其摆布、任其欺凌。正如默顿的社会反常理论所揭示的那样，当一个社会特别强调由其文化所定义的目标（如追求物质利益、社会地位、社会名誉等等），但是所有社会成员基于地位、阶层的不同而未能平等地得到由这个社会所提供的实现目标的方法时，就会出现目标与方法之间断裂的情形，这种情形就是社会反常状态。违法犯罪行为的趋多在社会反常状态下的那些缺少能够获得文化目标的制度手段的群体中表现更加显著。[50]因此，当长期处于贫穷、困窘、屈辱与绝望的社会最底层人群，意识到他们现在所面临的这种社会不公平状态，是难以依靠正常渠道在现有的社会秩序与社会条件下实现彻底改变的时候，铤而走险就变成一件非常容易发生的事情。对这些极端绝望的人们而言，非法的极端暴力是他们宣泄对社会现存秩序的愤怒或实现某种政治、经济、文化利益最后的也是最好的管道。另外，穷人因贫困而缺少教育，进而导致无知和失去思想上的分辨、免疫与抵抗能力，容易接受极端主义与暴力恐怖思想；穷人因失去对此世生活的憧憬，而更容易接受对来世生活的向往。这样一来，恐怖主义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根据2009年《阿拉伯人类发展报告》统计，2005年阿拉伯国家约有20.3％的人口生活在每天不足两美元的国际贫困线标准之下，其中埃及低于国际贫困线标准之下的人口比例为41％，也门低于国际贫困线标准之下的人口比例为59.5％。2005年，阿拉伯国家平均失业率为14.4％，其中毛里塔尼亚失业率为22％，而当年全球平均失业率为6.3％。同样，美国和平基金会发布的“2015年脆弱国家指数”根据人口压力、难民和流离失所群体、不平衡发展、贫困和经济衰退、国家合法性、公共服务、人权、安全设施、外部干预等指标，对全球178个国家进行统计，索马里（第二）、苏丹（第四）、也门（第七）、叙利亚（第九）四个阿拉伯国家进入全球十大脆弱国家的行列。[51]故而恐怖主义在阿拉伯世界里肆虐横行也就毫不奇怪了。

第二，恐怖主义与国家治理的不足、欠缺有关。“失败国家”理论指出，“失败国家”是恐怖主义的温床。“失败国家”理论最早由赫尔曼与特拉纳于1992年首次提出，他们认为一些“失败国家”会对国际安全造成威胁，因此需要联合国采用一些“托管”制度以应对这些危机。所谓“失败国家”，是指“已经无法控制其领土并为其国民提供安全保障，无法维护法治和人权，无法提供有效的治理，无法提供公共商品如经济增长、教育和保健的国家”。[52]“失败国家”与恐怖主义的联系则要追溯至2001年美国“9·11”事件以后，美国政府认为：“现在对美国的威胁越来越多地来自失败中的国家，而非那些想要征服我们的国家。”因此相应的对策是要“对那些‘失败的国家’进行国家建设”。[53]由此可见，“失败国家”理论既是美国对恐怖主义威胁判断的基本依据之一，也构成了美国发动反恐怖战争及其之后推动的一系列国家政策的主导思想之一。“失败国家”理论容易成为一些国家行使霸权主义的理由，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失败国家”现象确实存在一些对恐怖分子具有较强吸引力或者有利于恐怖主义存在和发展的特征。首先，“失败国家”往往缺少强有力的社会管理能力和秩序维持能力，造成政府影响力微弱、国家监管缺失和社会秩序混乱，恐怖组织能够在这样的环境下更加肆无忌惮地存在，且不用担心外部力量的镇压和干涉。例如，非洲地区一直是恐怖主义活动猖獗之地，这与非洲多国国家管理能力低下有密切关联。北非地区恐怖主义犯罪的泛滥肇始于2010年的“阿拉伯之春”。在北非之乱中，多国政权发生更迭，这场被西方国家寄予厚望的民主政治运动最终转为愈演愈烈的暴力冲突。在社会秩序荡然无存、社会矛盾不断激化的过程中，恐怖分子找到了实现其政治目标的社会条件。在尼日利亚，恐怖组织“博科圣地”的成员及支持者过万，以致能够与当地政府“分庭抗礼”，从而反映出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当地政府的维持秩序能力与打击恐怖主义的能力实在令人担忧。其次，“失败国家”一般缺乏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这容易给恐怖组织以可乘之机。“实际上伊斯兰教团体造就了伊斯兰的‘市民社会’，它在范围和活跃性上相当于、超过，而且常常取代世俗文明社会中常见的脆弱体制。在埃及，20世纪90年代初伊斯兰教组织建立了一个广泛的组织网络，它填补了政府留下的空白，给大量埃及穷苦人提供卫生、福利、教育和其他服务。1992年开罗地震后，这些组织‘几小时之内就出现在街头，分发食品和毛毯，而政府的救援工作却延迟了’。在约旦，穆斯林兄弟会自觉地遵循发展‘伊斯兰共和国的社会和文化基础设施’的政策，……20世纪70和80年代，伊斯兰教组织扩展到整个印度尼西亚。到20世纪80年代初，最大的一个名叫穆罕默迪亚的拥有600万成员的组织，组成了一个‘世俗国家内部的宗教福利国家’，并通过一个精心建立的包括学校、诊所、医院和大专院校的网络，为全国提供‘从摇篮到坟墓’的服务”。[54]提供公共服务本为国家职责，但是当国家难以履行其职责的时候，必然会出现新的社会组织来填补国家缺位造成的真空。当然，并非所有代替政府职责的伊斯兰公共组织都是恐怖组织，但也确有打着伊斯兰旗号的恐怖组织利用代替政府向社会提供必备公共服务的时候向人们灌输极端主义教义，煽动人们成为恐怖分子。最后，“失败国家”除了在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失败以外，还通常具有普遍的贪污和犯罪情况、严重的政治腐败、坚固且低效的官僚制度、失效的司法制度、军人干政、大量人口失业和环境恶化等问题，[55]这些问题容易导致社会矛盾尖锐化，恐怖组织则会利用这些矛盾挑拨社会与政府的关系、激发人们对政府的愤怒以及唆使人们使用暴力。罗伯特·默顿指出：“当制度体系被看作是实现合法目标的障碍时，作出反抗这一适应反应的舞台就搭好了。要转入有组织的政治行动，不仅要降低对主导社会结构的忠诚，还必须将其转向拥有新神话的新群体。这种神话的双重作用在于将大范围的挫折的根源归于社会结构，并描绘出一个可能不会带来类似挫折的替代性结构。”[56]换言之，恐怖组织为了能够发动群众与其一道实施暴力恐怖，就必然会将群众面临的大范围社会挫折归因于政府的无能与政治体制的失效，并且恐怖组织还会描画一个“理想的天国”作为其成员孜孜以求的奋斗目标，而这一现象的产生与“失败国家”面临的种种困境有着密切联系。

（三）恐怖动机宗教极端化

宗教极端型恐怖主义是目前最活跃和最主要的恐怖主义犯罪类型，从而导致当前国际恐怖主义的主流呈现恐怖动机宗教化的趋向。宗教极端主义与恐怖主义的结合源远流长，但是民族极端型恐怖主义、极左型恐怖主义和无政府型恐怖主义曾经长期占据人类历史舞台的中央。直至20世纪末冷战终结，宗教极端型恐怖主义借助全球宗教复兴运动的勃兴在全球范围内爆发，不少曾经与左翼激进势力联系密切的恐怖组织开始有意借助宗教的大旗扩充实力，本·拉登治下的“基地”组织凭借多起针对美国和西方世界的恐怖袭击开始为世人熟悉。“基地”组织的崛起暗示了恐怖主义的性质与形态将发生根本性变革。“本·拉登和‘基地’组织象征着一个全球的圣战，一个威胁着伊斯兰国家和西方世界的极端主体团体的网络。事实证明，他们的根基要比大多数人预想的更深入、更具有渗透性。在反对苏联入侵阿富汗的圣战中涌现出来的这个新的全球威胁，已经在穆斯林世界全面爆发，并且从中亚、南亚、东南亚波及欧洲和美洲”。[57]进入21世纪，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震惊寰宇，恐怖主义爆发的能量令人瞠目结舌，恐怖主义制造的“恐怖”让人不寒而栗。“基地”组织凭借该事件成为国际暴恐的领军人物，宗教极端型恐怖主义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狂热宗教型恐怖组织取代民族分裂型恐怖组织成为国际恐怖组织的主要形态。

目前宗教极端型恐怖主义犯罪的威胁指数、犯罪数量以及造成的伤亡人数，都已跃居恐怖主义各种类型之首位，宗教极端型恐怖主义是最致命、最危险的恐怖类型。美国兰德公司2014年6月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2010年至2013年间，“圣战”组织数量增加了58％，“圣战”分子可能高达10万人。[58]自2013年起，国际恐怖活动进入高发期，恐怖活动的数量一年内增加了61％，因恐怖袭击造成的死亡人数超过50人的国家从15个上涨到24个。全球恐怖活动的66％来自“伊斯兰国”“博科圣地”、塔利班和“基地”组织这四个受伊斯兰教瓦哈比派影响的极端宗教组织。不同于世俗型恐怖主义，宗教极端型恐怖主义偏爱向手无寸铁的无辜者滥施暴力而不是对特定目标实施精确打击，“既要更多人看，也要更多人死”，因此宗教极端型恐怖主义也是破坏能力最强的恐怖类型。“武装和爆炸是当前恐怖分子袭击平民和私有财产最主要的攻击方式，这主要是因为当前国际恐怖活动的主体是宗教极端型恐怖组织，这类恐怖组织对杀人没有什么道德禁忌，在他们的世界观里，杀害‘异教徒’是‘纯正’教徒的一种宗教责任，为了践行这种所谓的“宗教责任”，他们甚至可以使用核生化武器”。[59]为了追求更强大的杀伤力，宗教极端型恐怖主义能够利用高新科学技术。宗教极端型恐怖主义的特征是“立场的极端坚定性与行为的极端残酷性”。[60]这是由于宗教极端恐怖分子所设定的目标具有超自然性、难以证伪性的特征，在这种目标的感召下，恐怖分子们偏执地确信唯有自己才是蒙受“上帝”“真主”启示的人，其他人和整个世界是愚昧无知的，是需要用强制手段来“教育”的；自己从事的暴力恐怖行径则是上天赐予的“神圣”的使命与职责，是毋庸置疑的“正义之举”，为了“正义”的事业而奉献自己的全部乃至生命，则是“光荣”的。

宗教与恐怖主义之间的关系颇为复杂。世界上每一种正统宗教无不以追求真和善为终极目标，例如，“讲求两世吉庆，奉献并服务现实社会是伊斯兰正统派人道主义精神的核心，是穆斯林最高精神境界的体现”。“《古兰经》要求穆斯林要以真心和真情善待每一个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在社会交往中要先替他人着想，先人后己，以最优美的态度对待他人”。[61]伊斯兰极端型恐怖主义完全曲解了伊斯兰教的教义。“打着宗教旗号的极端分子，在宗教名义下犯下种种罪行。他们的目的是政治，不是宗教”。[62]宗教并不必然催生恐怖主义，但是当代宗教极端型恐怖主义在国际社会的泛滥又表明其肯定利用了宗教的某种特点。我国学者刘义指出，恐怖主义之所以借用宗教的名义，是因为宗教具有“关于善与恶、神圣与世俗、拯救与惩罚等之间的二元对立关系。同时这种关系又在一种终末论信仰的支撑下被神圣化了。这一观念延伸到现实社会中，即形成各种暴力冲突的基础”。[63]李树盛则认为，宗教的社会控制能力容易为恐怖分子所利用。他指出：“由于宗教本身具有的神圣性和感召性，一方面它可以使人类的生活神圣化，从而强有力地控制信徒的思想和意识形态，可以使人们在其教义的指引下进行社会活动，固然拥有积极一面的作用；但是另一方面这种顽固有力的控制或信仰具备了为极端暴力活动提供精神动力的条件，往往为极端主义势力所看好和利用，甚至会激化引起暴力冲突……”[64]

除了宗教自身具备的二元对立性以及强大的社会调控能力外，宗教能够为暴力提供某种正当性的依据的特点也不应当忽视。“认知失调理论”指出：保持心理平衡是人类的基本需要。如果一个人从自己对价值观念、环境、行为的认识中发现内心的不一致性，即处于认知失调状态。这个人的心理平衡会因此受到扰乱，并产生不愉快、难受甚至痛苦感。个体会因此种心理状态产生的压力而被迫做出一定的行为，以减少或消除这种不一致性。[65]残酷的暴力活动、无辜者受难的血腥场面以及政府与民众的严厉谴责容易使恐怖分子在“我是正派、公平、善良的人”与“我做了不好的事”之间发生认知失调。为了消除这种不平衡，恐怖分子往往会选择下述三种行为中的一种：①通过改变自己的行为，使之与不一致的认知达到一致。恐怖分子可以彻底放弃恐怖活动，但事实上许多恐怖分子仍会继续犯罪，因此就需要一些其他行为来实现自己的认知一致。②通过改变不一致的认知，使行为合理化。恐怖分子可以直接否认暴力恐怖活动的反伦理性判断，认为恐怖活动是“道义的、神圣的、道德的”；恐怖分子也可以强调某一认知因素的重要性，如强调恐怖活动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可以忽略其行为本身的不道德性，即“目的正当性能够消解手段的不正当性”。③通过增加新的认知，使行为合理化。恐怖分子可以增加一些新的认知因素来消除内心的矛盾，如“世界上搞恐怖活动的人很多”“搞恐怖活动有利于唤醒尚未觉悟的人民”“搞恐怖活动可以打击强大的敌人，有利于维护本民族的正当权益”，等等。[66]面对认知失调所带来的心理困境，为了克服这种心理不适并且继续保持对敌人残酷和冷血，就需要一种正当性的理由和依据来对以前和未来发生的恐怖暴力进行合理化的阐释与说明。恐怖分子能够通过对宗教的歪曲解释达到这一目标，从而化解内心道德与暴力之间的矛盾、坚定终将胜利的信念，甚至以付出生命为代价亦所不惜。布兰亚·利亚指出：“当准备为发动一次恐怖主义运动或参与一个长期的游击战争而进行招募的时候，圣战的理论家们一致同意，意识形态的教化和精神上的准备应该超越身体和军事训练而排在优先位置。为了制造出那种经受战斗磨砺寻求殉教的斗士们（过去的圣战团体中就充斥着这样的人），圣战的恐怖主义者们竭尽全力地把心思放在精神驯化上。”[67]总之，“对宗教暴力而言，宗教自然至关重要，因为它为之提供了道德制高点、杀戮的正当性、天意之战的想象，使之坚信自己是在从事精神事业”[68]。

21世纪以来，尽管宗教极端型恐怖主义逐渐占据上风，民族极端型恐怖主义的威力依然不容小觑。民族极端型恐怖主义是仅次于宗教极端型恐怖主义的类型。从2001年到2005年，全球活跃的187个恐怖组织中，民族极端型恐怖组织就有98个，占总数52.5％。2001年到2007年间世界主要的66个恐怖组织中民族极端型或有民族主义背景的恐怖组织占据总数的一半左右。[69]当代民族型恐怖组织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具有非常强的适应能力，能够与宗教信仰结合起来，从而组成民族与宗教混合型恐怖组织。例如哈马斯，不仅发誓要将“以色列从地图上消除”，还要建立一个横跨以色列、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伊斯兰政权。据统计，当前世界上33个主要的恐怖组织中，同时包含宗教极端主义和民族极端主义的恐怖组织就占到15个，占总数的45％。[70]这也是造成当代恐怖主义以宗教极端型居多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恐怖类型多元化

当代恐怖主义的种类更加多样。虽然宗教型、民族型以及宗教、民族混合型恐怖主义占据了目前国际恐怖主义的主流，但是意识形态型、单一议题型、黑社会型、邪教型恐怖主义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在某些国家反而更加活跃。近年来美国本土最轰动的极右型恐怖主义案件莫过于2008年发生的“刺杀奥巴马”事件。此外，当代恐怖主义的政治目的的具体内涵变得更加复杂多样，出现了政治色彩淡化、社会性凸显的新趋势。环保恐怖主义就是新代表。一些激进的环保人士选择用纵火、爆炸、盗窃、故意毁坏财物、恐吓等犯罪方式唤醒公众，制止国家、社会与民众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利用与破坏行为。代表性的环保型恐怖组织是“地球解放阵线”与“动物解放阵线”。

“9·11”之前环保恐怖主义被美国视为本土最严重的恐怖主义之一，2000年左右时平均每年实施暴力活动多达300件。“地球解放阵线”成立于1992年，其口号是“采取一切预防措施，避免生态环境被伤害”，当然这里的所谓“预防措施”则是恐怖活动。该恐怖组织的主要袭击目标包括：伐木公司的营地和木材加工厂、护林站、新建的加油站和炼油厂、转基因实验室、动物屠宰场、浪费建筑材料和能源的豪宅、耗油量大的运动型多用途汽车、滑雪景区等。1998年，该组织在北美最大的滑雪场科罗拉多大峡谷的威尔公司实施纵火犯罪，导致4栋建筑物和3台滑雪升降机被烧为平地。2000年，又有9栋别墅因为建在一片天然桃园而被该恐怖组织付之一炬，并留下“你若建，我便烧”的标语。“地球解放阵线”也会为自己的行径辩解：“我们全力抗击的那些人、机构，以及产业，才是真正的恐怖主义者，大型石油公司造成的巨量石油泄露，只是罚款了事，检方不会去突击搜查高管。”[71]欧洲的动物环保极端主义活动主要活跃在英国，2007年以后扩散至欧洲大陆，例如荷兰、德国、瑞士与法国。在英国，最主要和最活跃的动物极端组织名叫“制止亨廷顿虐待动物”（Stop Huntingdon Animal Cruelty，SHAC）。该组织将分支机构扩散至欧洲大陆与美国。动物解放阵线继续在欧洲实施暴力活动，但是仅限于偶尔的破坏、威胁与恐吓。尽管近年来动物保护极端主义者的活动正在减少，但是生命科学研究、活体解剖实验室与医药企业仍然是主要目标。另外，一些针对捕猎狐狸行为或者皮毛公司的攻击行为仍被新闻报道。[72]

宗教极端型恐怖主义犯罪的强势崛起导致了欧美国家的极右翼思潮死灰复燃，进而引起极右型恐怖主义犯罪爆发。在欧洲，极右翼势力可追溯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出现的各式各样的新纳粹组织，如1946年成立的“意大利社会运动”、1949年建立的“德国国家党”等。这些组织经常散布极端民族主义思想，敌视外国移民，但当时并未受到社会普遍重视。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降，极右翼势力始呈上升趋势，以2000年奥地利极右政党自由党进入奥地利联合政府以及2002年4月法国极右翼国民阵线主席勒庞在法国总统选举首轮出人意料击败社会党候选人若斯潘为标志，极右势力的影响力为欧洲社会瞩目，但当时基于其极端理念依然受到普遍抵制。[73]近年来，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欧洲地区经济发展停滞，失业人口、贫困人口增加，高福利社会体制难以负荷，难民问题引发争议，加之伊斯兰极端主义在欧洲屡屡制造骇人听闻的恐怖袭击事件，特别是不少恐怖分子属于拥有欧洲国家国籍的穆斯林移民后代，导致不少人将怒火与怨气发泄在这些移民后代群体上。极右翼势力借助这一契机，不再公开鼓吹法西斯主义和种族主义，而是打着为民众谋福祉的旗号，利用社会对伊斯兰恐惧的心理，积极推行反对穆斯林和伊斯兰的政治主张，在欧洲社会掀起了极右翼思潮，取得了较大响应。这一思潮也对极右翼恐怖主义犯罪的增加产生了直接作用。一手制造了2011年7月22日挪威首都爆炸案和“于特岛惨案”的“独狼”恐怖分子安德斯·贝林·布雷维克的犯罪动机旨在“以暴力消灭伊斯兰教、文化多元政策，以保护‘单一文化’和纯粹的基督教欧洲”，这属于典型的极右极端主义思想。2017年6月18日晚，在英国伦敦芬斯伯里公园区域的清真寺旁发生一起货车冲撞人群的袭击事件，事件导致1人死亡以及至少10人受伤。在案件发生过程中，有目击者称，犯罪人一边开车猛冲猛撞一边高喊：“我要杀光所有的穆斯林。”伦敦市市长进一步证实，该起事件是一起针对特定族群的攻击。英国首相特蕾莎·梅亦指出：“本次事件受到伤害的是无辜的穆斯林群众，他们在结束祷告离开清真寺时遭到攻击。”联想到2017年上半年英国发生的多起伊斯兰极端主义实施的恐怖袭击事件（如3月22日英国议会大厦恐怖袭击事件导致包括一名警察在内的5人死亡、40人受伤；5月22日英国曼城体育馆发生自杀式炸弹袭击导致23人死亡、119人受伤；6月3日伦敦桥附近发生恐怖袭击事件导致7人死亡、48人受伤），6月18日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显然是一起报复性的极右翼恐怖主义犯罪。

（五）恐怖手段高科技化

“科技今天已经不只是人类能够驾驭的工具了”。[74]科学技术是一柄“双刃剑”。科学技术与恐怖主义的结合推动了犯罪方式的革新，扩展了恐怖袭击的作用界域，并加剧了恐怖主义的社会危害程度。为了达到政治目的，恐怖主义分子不但会大肆利用各种传统手段制造各类骇人听闻的恐怖事件，而且还会运用现代科技的最新成果来不断增强其犯罪能力。恐怖主义分子很有可能诉诸生物武器、化学武器、核武器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weapon of mass destruction，WMD），或者利用计算机网络技术等高新科技手段。

高科技恐怖主义具体包括：①化学恐怖主义。日本邪教奥姆真理教制造的1995年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是目前已知最早实施化学恐怖袭击的案例。化学恐怖袭击的特点是伤害范围广、危害持续时间长、杀伤力极强。化学武器具有极高的致死率，采用化学方式实施恐怖袭击活动，平均每起可造成约117.9人受伤，是采用其他方式实施恐怖袭击活动造成受伤人数的2倍。[75]②生物恐怖主义。生物武器的制造难度低、成本极小，故而有“穷人的原子弹”之称。作为生物武器的基本原料的微生物或毒素物质，可以从全球约1500多个菌种库、数不清的科研单位中找到。加之生物武器所要求的生产设施与生产技术十分简单，这就便利了恐怖分子制造具有杀伤性的生物武器。③核恐怖主义。据报道，冷战之后“基地”组织一直试图通过各种渠道获取制造核武器的原料。[76]恐怖分子可能采取的核恐怖袭击方式包括：其一，从拥有核武器的国家通过盗窃、抢劫等非法手段获取核武器并制造核爆炸。其二，通过购买、走私、盗窃等方式获取核材料，制造简易核装置并加以引爆。其三，攻击核动力厂与核设施，人为制造核泄漏事故。其四，散布放射性材料，恐怖分子将非法获取的放射源与常规炸药混合制造“脏弹”，投放于人口密集地区，以制造伤害与恐怖。[77]在上述方式中，以非法手段获取核武器直接引爆的威力最大，但难度亦最大。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一般会对核武器采用极为严密的保护方式，恐怖组织与这些国家相比实力悬殊，所以难以通过非法渠道直接获取核武器。散布放射性材料难度相对较小，这是因为放射源相对容易获得。但这种恐怖袭击的威力不大，主要是利用公众缺乏核辐射知识而制造社会恐慌气氛。1995年车臣恐怖分子就曾在莫斯科某公园放置放射性物质，借此恐吓俄罗斯政府与社会。制作简易核装置与制造核泄漏是恐怖分子最有可能选择的方案。特别是前者更值得关注。据报道，冷战之后“基地”组织一直试图通过各种渠道获取制造核武器的原料。加之一些国家对核材料与核技术管理不严，冷战后全球又曾先后发生两次大型国际核走私浪潮，因此不能排除恐怖组织或恐怖分子以这种方式实施恐怖袭击的可能性。④网络恐怖主义。网络恐怖主义包括两类，以网络作为工具实施恐怖主义与以网络作为目标实施恐怖主义。[78]以网络作为工具实施恐怖主义包括：其一，实施网络恐怖心理战，网络恐怖主义分子通过网上媒体或自建网站，发布各种各样的恐怖信息和图片，散布虚假恐怖信息，制造恐怖氛围，给人的心理种下恐怖阴影，制造社会恐慌和混乱。其二，进行恐怖思想宣传，恐怖分子利用网络和其他可以联网的信息系统来宣传、煽动并支持恐怖主义思想。其三，组织恐怖活动。恐怖分子借助网络这个平台，在搜集资料、筹措经费、联络人员、购买装备、确定目标和展开行动等方面进行组织协调，确保恐怖行动成功实施。其四，利用网络传授制毒、爆破、暗杀、劫持人质等犯罪方法。

（六）恐怖袭击极端化

当代国际恐怖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袭击极端化。传统的恐怖活动的袭击对象一般都是经过精心选择的，或者是因为受害人的身份、地位，或者是因为受害人所处的地理环境、社会位置，或者是因为受害人实施某种行为或从事的某一活动，代表了恐怖主义所要攻击、毁灭、颠覆、破坏的制度、体制、政权、信念或秩序。恐怖分子并不希望给世人留下“滥杀无辜”“残暴无度”的印象，而是希望通过震撼的手法获得社会群众的支持。如果说传统恐怖分子倾向于“更多人看而非更多人死”，那么当代恐怖分子追求更加极端——“既让更多人看也要让更多人死”。恐怖分子希冀的是尽可能制造更多的伤亡，更大的破坏，更彻底的毁灭，唯有这样才能向世界表明自己的立场，证明“我们”与“他们”对立的决绝，证明现存秩序的颠覆是不可逆转的命数。这种恐怖袭击的极端化主要表现为攻击对象的极端化与攻击手段的极端化。

第一，攻击对象极端化。根据安保水平的差异，恐怖袭击的目标可分为硬目标与软目标。硬目标包括政府大楼、军事设施、警察局等，软目标包括汽车站、火车站、地铁、医院、商场、广场等。软目标的安保水平低于硬目标，其开放性、公用性、社会性的特点也决定了难以充分防范恐怖分子的突然进攻。

当代恐怖主义犯罪的袭击目标已经从硬目标转向了软目标。客观原因是各国均显著提升对保护硬目标的重视程度。恐怖组织攻击硬目标的难度越来越大，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将袭击目标转向防备相对薄弱的软目标。主观原因是袭击软目标可以取得更轰动的社会效应，制造更恐怖的心理冲击。恐怖分子对豪华酒店、高档购物中心、贵族学校等富人、名流聚集场所的攻击，不仅可以沉重打击上流社会和精英群体，还巧妙迎合了下层人民“仇富”的心态。恐怖分子对一国地标性建筑的袭击，可以吸引国际社会更多关注，还引发民众对国家保护自己安全能力的担忧。特别是一些以反美、反西方为目标的国际恐怖组织，在难以渗透目标国家本土的情况下，也会选择一些当地西方人士聚集的软目标下手。例如，2008年发生的印度孟买豪华饭店、酒店恐怖袭击案、巴基斯坦伊斯兰堡万豪酒店爆炸案，以及2013年肯尼亚高档购物中心暴恐案。在我国，“东突”恐怖势力也将攻击的矛头指向了无辜的平民，例如北京天安门金水桥暴恐案、云南昆明火车站暴恐案、新疆乌鲁木齐火车站暴恐案等。恐怖分子对软目标的偏爱，使得当代恐怖袭击更加极端。

第二，攻击手段极端化。当代恐怖主义袭击极端化表现之一就是自杀式恐怖袭击增多。自杀式恐怖袭击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实质性增长始于冷战之后。当代自杀式恐怖主义犯罪在“9·11”后增长势头更为凶猛。目前阿富汗与伊拉克是全球自杀性袭击最集中的区域。自杀式恐怖袭击具有以下特点：①杀伤力强，恐怖持久。据统计，1981年至2006年间，全球1200次自杀式恐怖袭击仅占恐怖袭击总数的4％，造成的死亡人数却占死亡总数的1/3左右（32％），约为14 599人。[79]②隐蔽性强，成功率高。妇女、儿童作为“人弹”的案件正在增多，这是因为恐怖组织为了提高成功率，充分利用了安保人员对这两类人员警惕性低、防范意识差，尤其是对妇女搜身检查不便的特点。③保密性强，安全性高。就恐怖组织而言，实施者在袭击中死亡本是袭击计划的一个部分，一则无需准备逃跑方案，二则不必担心实施者落入对手手中从而泄露组织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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