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国际恐怖主义的发展与演变

人类步入千禧年之后，恐怖主义的幽灵亦附随而至。2001年美国本土爆发了震惊寰宇的“9·11”恐怖袭击事件，始作俑者“基地”组织及其领导人本·拉登一跃成为国际暴恐势力的领头羊与“众矢之的”，时任美国总统的乔治·布什立即宣布与恐怖主义开战，“任何国家绝不应向恐怖分子妥协，我们与恐怖分子毫无和平共处的可能，我们唯一的目标就是将他们消灭”。[15]美国主导下的反恐联盟先后发动了两次大型反恐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并在全世界范围内搜寻恐怖分子的踪迹，至此人类社会步入联合反恐时代。然而令人意外的是，虽然全世界的各个国家、地区均在不同程度上加强了对恐怖主义的打击力度，严密了对恐怖袭击的防范措施，但是恐怖主义并未在人类的“围追堵截”之下显露疲态，反而“越战越勇”，世界恐怖威胁指数不断攀升，恐怖主义的泛国际化趋势显著，恐怖袭击造成的危害不断扩大，特别是在“基地”组织持续受挫、“日薄西山”的同时，又一个国际恐怖组织“伊斯兰国”在中东地区借国家动荡之机崛起并向全球输出其罪恶的宗教极端主义思想，导致人类美好和平的愿望憧憬再次濒临破碎的危险。

21世纪以来国际恐怖主义的发展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

第一，大型恐怖袭击事件层出不穷。一系列恐怖主义事件的爆发无不暗示着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再次活跃，也使得国际反恐怖工作的形势更加严峻。21世纪以来发生的代表性的恐怖袭击事件包括：2002年印度尼西亚的巴厘岛连环爆炸案、2004年西班牙马德里火车站爆炸案、同年在俄罗斯的北奥塞梯共和国别斯兰市某中学发生的史上最大规模的人质劫持事件、2005年英国伦敦爆炸案、2008年印度孟买恐怖袭击案、2010年俄罗斯莫斯科连环爆炸案、2011年挪威爆炸枪击案、2013年美国波士顿马拉松赛爆炸案以及2015年新年伊始法国巴黎“查理周刊”杂志社遇袭案等。国际恐怖主义活动呈现出扩散与集中的两种不同趋向，一方面，在欧洲、美洲、东亚、东南亚、中东、俄罗斯、非洲活跃着各异的恐怖组织，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受到恐怖主义的威胁，恐怖主义的“癌细胞”正在向全球蔓延；另一方面，恐怖袭击的重点区域依然“热度”不减，伊拉克、巴基斯坦与阿富汗构成了暴恐的巨大“磁场”，吸纳了全球绝大部分的恐怖袭击事件、致死伤事件。自2017年以来，“伊斯兰国”为了缓解其在中东地区举步维艰的困难处境，加紧了对外渗透与极端主义输出，导致全球恐怖活动进入异常活跃期。例如在欧洲，2017年上半年即发生多起恐怖袭击事件，如3月22日英国议会大厦恐怖袭击事件、4月3日俄罗斯圣彼得堡地铁爆炸案，如4月20日法国巴黎香榭丽舍大街遇袭案、5月22日英国曼城爆炸案、6月3日晚英国伦敦连续发生三起恐怖袭击事件等。这些恐怖袭击的共性特征包括：经过精心策划准备，一至二人独立实施，以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软目标”或有政治意义的国家机构所在地“硬目标”为打击对象，造成多人死伤、财产毁损、社会秩序混乱的严重侵害后果等。此外，由恐怖主义给人们带来的心理恐惧与威慑所产生的社会消极影响难以在短时期内消除。2017年6月3日意大利都灵发生了大规模群体性踩踏事件，事件起因是正在观赏欧洲冠军杯足球比赛决赛的球迷们误将烟火当作爆炸而四散奔逃从而引发了骚乱与踩踏，该事件最终造成了上千人受伤的惨剧。

第二，恐怖主义威胁指数不断攀升。根据数据显示，21世纪以来衡量恐怖主义威胁的各项指数（如恐怖袭击数、恐怖袭击致死数和恐怖袭击致伤数等）都呈现出持续上升的趋势，这表明在未来很长时间内恐怖主义依然是影响人类和平与生活的主要威胁之一，恐怖主义问题的解决依然是复杂和困难的。根据美国国务院《恐怖主义国别报告》提供的统计数据显示，2001年至2010年，全球恐怖袭击数量为75 059次，比20世纪最后十年增长了几乎十倍。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因恐怖主义造成的死亡总人数高达110 627人，受伤总人数为284 627人，远超1991年至2000年的总和。在2011年，全球共发生恐怖袭击10 283次，因恐怖袭击造成的死亡人数为12 533，受伤人数为328 766；在2012年，恐怖袭击数有所下降，为6771次，但死亡人数与受伤人数分别达到11 098人与21 652人。2013年全球恐怖袭击数量又回升至9707次，死亡人数与受伤人数分别升至17 891与32 577。自2014年始，全球恐怖主义发生剧烈变动，恐怖威胁激增。全球恐怖主义袭击数总量达到13 463次，共计32 727名无辜者丧生于恐怖事件之中，与2013年相较分别增长了39％和83％，恐怖袭击事件的平均致死率增长了38％。另外，2014年共计34 791人因恐怖袭击受伤，9428人为恐怖分子所劫持，与2013年相比分别增长了0.7％与201％。2014年全球遭受恐怖主义袭击数量最多的五个国家分别是伊拉克（3370）、巴基斯坦（1821）、阿富汗（1591）、印度（763）和尼日利亚（662），2014年全球因恐怖主义袭击致死人数最多的五个国家分别是伊拉克（9929）、尼日利亚（7512）、阿富汗（4505）、巴基斯坦（1757）与叙利亚（1698）。经济与和平研究所（Institute for Economics and Peace）的相关数据也能够证实这一趋势。[16]根据该研究中心提供的2014年的数据显示，恐怖主义袭击的死亡人数总量比2013年增长了80％，是近十五年来增长幅度最快的一年，与2000年的恐怖袭击致死人数总量相比翻了近九倍。恐怖主义高度集中于伊拉克、尼日利亚、阿富汗、巴基斯坦与叙利亚等五国，2014年上述五国因恐怖主义而不幸遇难的人数占据同年全球恐怖袭击致死人数总量的78％。但是恐怖主义的发生越来越具有全球化的普遍性特质，2014年里共有93个国家至少经历过1次以上的恐怖袭击事件，恐怖袭击致死人数超过500人的国家比2013年增长了120％。2015年，全球恐怖袭击数量下降至11 774次，因恐怖袭击造成的死亡人数为28 328人，因恐怖袭击造成的受伤人数为35 320人。2016年，全球恐怖袭击数量维持在11 072次，因恐怖袭击造成的死亡人数为25 621人，因恐怖袭击造成的受伤人数为33 814人。

表2　美国国务院发布的恐怖主义数据（2000-2016年）[17](www.xing528.com)

表3　全球恐怖主义数据库发布（GTD）的恐怖主义袭击数据（1991-2016年）[18]

第三，“基地”组织与“伊斯兰国”成为近年来活跃在国际社会的最主要恐怖组织。“基地”组织与“伊斯兰国”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伊斯兰国”的前身“统一和圣战组织”曾经在2004年宣誓效忠于“基地”组织及其领导人本·拉登，因而更名为“伊拉克‘基地’组织分支”。随着伊“基地”组织在中东影响力和实力与日俱增，其独立性也日益增强，其与“基地”组织之间摩擦、抵牾不断，二者关系愈行愈远、甚至“貌合神离”。在2010年以前，“基地”组织依然将伊“基地”组织视为其下级组织，还会命令后者去攻击特定目标，到了2010年至2011年间，“基地”组织与伊“基地”组织已经“破镜难圆”了，“伊斯兰国”频频发表言论批评“基地”组织已经偏离了先知的道路，其对“基地”组织的敌意已经显露无遗。2014年1月，“伊斯兰国”与叙利亚多股反对派武装力量发生激烈冲突，“基地”组织头目扎瓦希里多次提出“和平倡议”但均遭到“伊斯兰国”的无视和反对。2014年2月2日，“基地”组织发表声明，宣布“基地”组织与“伊斯兰国”不存在隶属关系。“基地”组织与“伊斯兰国”关系正式破裂，并且在多地展开势力范围的争夺。除了领导人的政治野心外，“基地”组织与“伊斯兰国”之间存在着许多不同，正是这些区别导致两个恐怖组织“分道扬镳”。首先，行动战略不同。在处理“远敌”（西方世界）与“近敌”（中东的世俗政权）之间关系方面，“基地”组织主张“先远后近”，即先致力于打击西方的“十字军”，然后再推翻西方资本主义扶植的阿拉伯世界的“傀儡政权”，在这一战略主导下“基地”组织在20世纪末与21世纪初的十年里向西方国家发动了大量的恐怖袭击。“伊斯兰国”则主张“先近后远”，即它将在中东地区夺取政治权力与领导视为组织的第一要务，其次才是将“政教合一”的政治权力与制度向全球扩散。因而不难解释为什么“伊斯兰国”“建国”后直至2015年7月才宣布向印度、中国、索马里、高加索地区、菲律宾、阿瓦士地区、伊朗、埃及等其他国家或地区宣战，并且“伊斯兰国”一直保持对西方国家的克制态度，直至2016年以来在面临巨大的反恐压力下才频频策动对西方的恐怖袭击。我国学者认为，两大恐怖组织战略目标的区别可以归纳为“‘基地’追求政策改变，‘伊斯兰国’谋求领土扩张”。“‘基地’的战略目标旨在迫使被伊斯兰极端主义者称为‘远敌’的国家如美国等改变其针对阿拉伯世界的政策，以维护和巩固伊斯兰信仰共同体（‘乌玛’）的荣光。而‘伊斯兰国’的战略目标则是开疆拓土，打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殖民主义国家缔结的《赛克斯—皮科协定》所划分的中东国家边界，重建‘哈里发国家’”。[19]事实上，早在2004年的时候，“伊斯兰国”前身“统一和圣战组织”领导人阿布·穆萨·扎卡维曾提出在伊拉克建立“哈里发国家”，“基地”组织曾明确表示反对，称建立“伊斯兰国家”并不成熟。与此相反，本·拉登也曾将“基地”组织策划、实施的恐怖活动视为建立“哈里发国家”的前奏，但是他悲观地认为自己在有生之年无法看到这个国家。[20]总之，“伊斯兰国”不同于“基地”组织，自成立之初即将建立“哈里发国家”视作矢志不渝追求的目标并努力试图将其实现。其次，从攻击目标选择来看，“伊斯兰国”主张消灭所有不服从其极端主义教义的人，“任何与西方合作的穆斯林都不是真正的穆斯林，而是异教徒的帮凶，应该被处死”，[21]其目的在于挑起中东世界的教派冲突并利用这种冲突来开疆拓土、扩大势力范围。因而，“伊斯兰国”号召消灭所有的什叶派教徒；宣布所有不遵守“伊斯兰国”特有的伊斯兰教教义（脱胎于瓦哈比主义）的逊尼派教徒皆为叛教者，不可容忍而且理应处死；摧毁中东地区多元穆斯林社会的概念，自从先知穆罕默德时期以来，中东大部分地区都容纳了基督教徒、犹太教徒、雅兹迪教徒、德鲁兹教徒和库尔德人等各种宗派和少数民族。[22]“基地”组织则试图尽可能团结一切普通穆斯林，不刻意渲染其与什叶派穆斯林的对立，力求建立伊斯兰各教派之间的统一战线“泛伊斯兰联盟”，希望通过“圣战”唤醒“沉睡的穆斯林”，故在确定“异教徒”或“叛教者”时较为慎重，避免打击扩大。本·拉登认为，“导致‘乌玛’（穆斯林共同体）分裂的根源是穆斯林群体基于民族、种族以及派系的划分”。[23]拉登一直强调穆斯林应当共同行动，避免教派内部互相残杀，共同打击西方敌人。因而早在2005年“基地”组织就曾告诫扎卡维不要攻击伊拉克什叶派及其清真寺，“对他们应当传道，而非杀戮，除非他们主动发动攻击”，以避免引起穆斯林的反感。[24]“基地”组织的意图在于“争取”，即以对少数敌人的恐怖来争取多数穆斯林的支持；“伊斯兰国”的目标则是“威吓”，即通过对一切不服从命令的人施加威吓来迫使其服从。“伊斯兰国”显然是比“基地”组织更加极端的恐怖组织。此外，在攻击方式上，一方面“伊斯兰国”更善于利用新媒体、自媒体发动网络恐怖主义攻宣战，煽动、蛊惑青少年加入恐怖组织，或者刺激个人转化为“独狼”就地展开“圣战”；另一方面“伊斯兰国”拥有庞大的军事武装力量，能够与中东地区的政府部队展开正面的军事对决。与“伊斯兰国”相较，“基地”组织则属于典型的恐怖组织，主要采用爆炸、劫机、枪击等恐怖袭击方式。“基地”组织的恐怖主义网络一般只有几十个或数百名成员，攻击平民，不占有领土，不与军队正面对抗，可是“伊斯兰国”却拥有三万多名武装分子，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控制着领土，保持广泛的军事能力，控制通信和指挥设施，既能在资金上自足，亦能从事大规模的军事行动。[25]最后，在组织结构上，“伊斯兰国”是典型的“金字塔式”分层等级结构，对外运用军事武装力量施以暴力征服，对内仿照国家建立的行政管理机构，并对治下人民施以极为严苛的“沙利亚法”。“伊斯兰国”在中央设立了“财政部”、“国防部”、“作战部”、“宣传部”、“内政部”、“通讯部”、“伊斯兰教法部”和“情报部”等多个部门，在地方一度下辖12个省，分别为在伊拉克的“巴格达省”、“安巴尔省”、“萨拉赫丁省”、“基尔库克省”、“中幼发拉底河省”、“尼尼微省”和“大区域省”，在叙利亚的“拉卡省”、“阿勒颇省”、“代尔祖尔省”、“大马士革省”、“霍姆斯省”与“哈塞克省”，等等。[26]“基地”组织则呈现网络状结构，其内部由核心机构、分支组织（如“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索马里青年党”、“叙利亚支持阵线”与“呼罗珊集团”等）、“圣战”盟友（如“伊斯兰教法支持者”、“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等等）以及恐怖小组、个人等四个层次、多个部分构成，核心机构负责意识形态的输出、战略战术的宏观指导，其他组织则在当地具体自主灵活地开展恐怖活动。“基地”组织与“伊斯兰国”二者之间的关系表现出既合作又竞争的特点。尽管“基地”组织与“伊斯兰国”在战略战术、攻击目标、攻击方式、组织结构等方面存在差异，但二者在思想根源上皆出自“圣战萨拉菲主义”，终极目标都是要建立政教合一的伊斯兰教国，在面临紧迫的反恐压力的时候，二者会暂时停止纷争、展开合作；但是“基地”组织与“伊斯兰国”毕竟存在“政治路线”的分歧（例如“基地”组织与“伊斯兰国”围绕“谁是正统谁是异端”曾展开激烈的论证），更重要的是双方还要继续争夺“国际‘圣战’的领头羊”（截至2015年12月，已有来自17个国家和地区的34个极端组织和暴力武装宣布效忠“伊斯兰国”，其中部分组织诸如“博科圣地”之前曾是“基地”组织的下属组织[27]），这就决定了“基地”组织与“伊斯兰国”之间存在难以调和的竞争关系。

第四，传统反恐怖模式受到广泛质疑，恐怖主义的新变化、新特征要求反恐怖模式与理念的更新与进步。恐怖主义的治理是一项非常复杂和艰巨的任务。“反恐战争”即为传统模式主导下的反恐实践活动，具体内容包括两个层面：一是以严厉镇压恐怖主义、追捕和击毙恐怖分子以及摧毁恐怖主义组织为主要内容的遏制性措施；二是以维护相关人员人身安全与基础设施安全为主要内容的保护性措施。[28]然而，上述反恐策略的制定者在过度关注恐怖主义的打击范围、打击力度与打击结果的同时，均未能将目光扩展至恐怖主义产生与发展背后更为广阔的社会环境，也没有将反恐策略的重心逐渐转移至如何改变有利于恐怖主义滋生的社会条件上来。“政策圈对于通过明晰恐怖主义的根源并基于此对恐怖主义进行解释、理解、预测并预防兴趣不大，而一些分析家并不愿意考虑恐怖主义的根源，因为他们拒绝认为恐怖主义背后还有什么原因或怨恨存在”。[29]从国际暴恐势力的发展现状来看，特别是通过对“伊斯兰国”为代表的宗教极端型恐怖主义的发展趋向的客观评估，传统的“打击至上”的硬式反恐模式并没有明显减弱恐怖主义对国际与国内社会安全的威胁程度。恰恰相反，强硬的攻击策略反而令部分地区、部分人口变得更为激进化和极端化。“伊拉克战争使全球伊斯兰圣战的吸引力复苏”。[30]“仅仅依靠武力镇压的反恐行为只会引发未来更多的暴力恐怖作为回应”。[31]“由于对恐怖主义缺乏历史的审视，对阿拉伯世界政治诉求和伊斯兰传统文化缺乏理解和尊重，美国试图通过单纯军事手段根除恐怖主义，从而身陷囹圄。……单纯采取军事手段打击恐怖主义实质是一种国家恐怖主义行为，其结果只能是滋生和主张新的恐怖主义，从而出现愈反愈恐的困境”。[32]一方面，武力反恐无法彻底缓和恐怖分子自身携带的紧张感，而难以通过正常渠道解决却在不断淤积之中的紧张感是犯罪分子选择使用暴力予以释放的主要原因。此外，“挫折——攻击”的社会心理学理论模式也能够说明，“以暴易暴”具有促发（而非减少）暴力的更高可能性。[33]另一方面，犯罪学理论指出，大众传播媒体可以为暴力学习提供途径，从而导致暴力行径滋生社会示范效应。[34]凭借现代社会无所不在的传播媒介，暴力的声影可以突破各种阻碍直至人的视野乃至内心，从而起到强烈的暗示作用，最终刺激了部分人口选择以暴力作为唯一的回应方式。除此之外，传统反恐模式还有可能“促使”一些恐怖主义组织在部分地区变得更具有吸引力，并能够获得该地区人口的持续支持，从而更具有生命力。“伊斯兰世界社会民众越来越认为，美国发动的反恐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实质上就是针对整个伊斯兰世界的‘宗教战争’，伊斯兰世界各国政府支持美国反恐战争的政策行动越来越得不到社会民众的认同，政府和民众在反恐战争上的立场分歧升级为行动上的对立。恐怖主义势力也极力利用伊斯兰世界社会民众的宗教信仰和民族认同，纷纷以‘圣战’的名义号召民众在世界各地打击美国”。[35]这是因为，部分反恐国家在过度强调强硬的打击策略的同时，忽略了对当地政权组织建设能力、社会秩序维持能力与保障人民生活水平能力的培养。而恐怖主义泛滥的地区往往具有政权脆弱、社会动荡、经济发展滞后、失业现象严重等社会问题。强硬的反恐行动不仅未能减轻，反而甚至加剧上述问题的严重程度。在这种情况下，恐怖主义组织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形态填补了当地的权力真空，替代官方为民众提供秩序、安全、食品、药品等稀缺资源，进而在民众间获得巨大的影响力与吸引力。例如，波斯特在对中东地区的恐怖分子调查中，发现很多被访谈的恐怖分子，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始终生活在受压迫的状态，处于较低的政治、经济地位之中，他们缺少工作机会，基本上失去了获得较好的经济条件的机会。在他们生活的社区，对成功的定义就是为了“事业”——自由以及宗教而奋战。他们的自我形象也就与组织的生存状态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且，从某种程度上，组织给了他们生存的条件与理由。[36]在南亚的巴基斯坦，斯特思通过调查研究发现，实施“圣战”的恐怖分子一般来自穷乡僻壤的贫困家庭。这些家庭主动将自己的孩子送往极端组织，希望借此获得“真主”的奖赏以取得较高的社会地位。极端组织也会给予这些家庭以丰厚的经济利益作为报酬，资助他们经营生意或者重新建立一个新家。[37]更令人担忧的是，恐怖主义组织的活动能力未能因为反恐武力打击而得到明显抑制和减弱，恐怖主义组织的宣传广度和强度未能得到有效的干涉和制约，恐怖主义组织的政治意图与政治目标仍然可以成为鼓动反叛者继续“斗争”的旗帜和号角。总而言之，传统反恐模式虽然具有短期效果显著的优点，但是其长期效果难以尽如人意，并且具有极易反弹的缺陷。传统反恐模式的局限“呼唤”新的思维理念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