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冷战时代：极端恐怖主义泛滥的民族与宗教问题

冷战后民族矛盾一跃成为国际社会的主要矛盾，由其引发的暴力冲突占世界冲突总数的60％以上，其中很大一部分暴力冲突以民族极端型恐怖主义犯罪的形式表现出来。[6]民族分裂主义肇始于苏联、东欧地区，因而后冷战时代的民族极端型恐怖主义犯罪也最先发生于这些地区。苏联解体后，各加盟共和国彼此之间在分割财产、争夺领土、处理军事、经济关系方面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典型如俄罗斯与乌克兰针对克里米亚的争夺。在东欧地区，各国内部也存在尖锐的矛盾，如阿尔巴尼亚与希腊、匈牙利与罗马尼亚、罗马尼亚与保加利亚、波兰与立陶宛、希腊与土耳其等，而且这些矛盾经常与民族、种族、领土、宗教等问题交织在一起，极容易引发剧烈的冲突。在上述地区的种种矛盾中，俄罗斯的车臣问题、南斯拉夫的波黑问题和科索沃问题都是威胁该地区安全与稳定的主要因素，也是导致冷战后苏东地区民族极端型恐怖主义犯罪率剧烈上升的重要诱因。

以车臣地区的恐怖主义犯罪为例。受苏东剧变影响，本就蠢蠢欲动的车臣民族分离势力迅速抬头，他们祭起“民族自决”的大旗，宣布建立车臣人自己统治的国家。1994年，以苏联空军少将杜达耶夫为首的车臣独立运动兴起，并宣布车臣独立。同年12月9日，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发布命令进军车臣，第一次车臣战争爆发。经过1994年与1999年两次车臣战争后，车臣境内的大部分武装力量已被消灭，但是其民族分裂活动仍未“偃旗息鼓”，并转化为恐怖主义的极端形式继续存在。特别是2000年以后，车臣恐怖分子屡屡制造大型恐怖袭击事件，如2002年的莫斯科歌剧院“挟持人质事件”，2004年造成396人死亡的北奥塞梯共和国“别斯兰人质事件”，2010年3月在莫斯科地铁和文化公园制造了40人死亡的自杀性爆炸事件，等等。车臣恐怖主义至今仍无法得到彻底根除，业已成为俄罗斯身上一块带血的伤疤与最棘手的问题。在前南斯拉夫，有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的独立运动与暴力活动；在科索沃地区，则是“科索沃解放军”肆虐横行。这些地区的民族分裂势力，为了实现所谓“自治”和“独立”，其手段可谓“无所不用其极”。恐怖主义已成为其实现政治目的的“惯用伎俩”。

肇始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东欧诸国的这场分裂风暴制造出惊人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成功”的范例鼓舞了世界其他国家、地区的民族分裂势力，一时间全球范围内的民族分裂浪潮风起云涌，进而也将民族极端型恐怖主义犯罪推向了全球。在欧洲，有英国北爱尔兰人、法国科西嘉人、西班牙的巴斯克人和加泰罗尼亚人的分离运动，这些分离运动均无例外演化为恐怖主义，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无数灾祸。

宗教复兴一方面引发了宗教矛盾，同时也加剧了民族矛盾的激烈程度。冷战结束后，由于世界格局更趋多极与多元化，宗教纠纷成为极端民族主义兴起和发展的强大推动力量，民族主义则打着宗教的旗帜进行扩张。在许多国家，特别是在宗教文化成为本民族主流文化（甚至是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和地区，民族意识的觉醒不但大大落后于宗教意识，而且一开始就与宗教意识互为一体，甚至被宗教意识所左右和主导。尤其在伊斯兰世界，宗教势力是政教一体并与民族主义相结合的一种力量。各种民族主义势力以宗教旗号为号召，很容易在具有共同信仰的群众中产生共鸣，达到一呼百应的鼓动效果。[7]20世纪下半叶，全球伊斯兰复兴运动在霍梅尼领导的伊朗伊斯兰革命运动的成功范例推动下，得到全面发展并对世界产生宽广而深远的影响。[8]奉行“宗教兴则民族兴”的原教旨主义教派使得宗教认同的地位日益超越国家认同、民族认同，成为团结穆斯林人民的最有力的精神力量。故而，在以尊奉伊斯兰教的民族主导的民族主义运动中，以及其与其他民族的冲突之中，也越来越表现出宗教极端主义的特点以及教族之间的冲突。与此相对应，要求政权伊斯兰化，建立伊斯兰国家并为之进行“圣战”的宗教极端主义色彩越来越彰显于这些民族的极端民族主义政治主张以及与之相伴的暴力恐怖活动之中。这种教派冲突在印度及其和巴基斯坦之间、黎巴嫩、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地均有突出的表现。90年代以后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极端性的影响又扩展至巴尔干半岛、中亚和外高加索地区，使前南斯拉夫波黑内战、塔吉克内战、科索沃冲突、车臣战争都表现出浓重的极端宗教民族主义色彩，使民族、宗教冲突更加激烈，暴力恐怖活动更加狂热。“90年代，大约有25％的恐怖主义起源于宗教目的”。[9]

在中东的一些阿拉伯国家中，冷战结束后极端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极端主义相结合，并有泛滥成灾之势。极端民族主义是民族主义思潮和运动走向极端的产物，强调本民族利益至高无上，号召用一切排他性手段建立民族和领域相一致的独立国家，例如为谋求独立建国而采取恐怖主义的巴勒斯坦极端势力。另外，民族分离恐怖主义，也是极端民族恐怖主义的一种，其理论依据主要是民族自决原则，通常表现为非主体民族中某些极端势力为建立独立国家而采取的暴力活动，甚至军事对抗，如土耳其“库尔德工人党”等民族分裂组织。伊斯兰恐怖主义拒绝伊斯兰以外的所有规则，认为“圣战”可以不分场合，不讲条件，不择手段，不顾后果。民族极端主义与宗教极端主义的结合，使得中东恐怖主义多了份“正义”性和“崇高”感，其活动具有明显的狭隘性、复仇性、攻击性和宗教狂热性。在以色列，犹太极端民族与宗教恐怖主义也很突出，以“卡汉集团”为代表的恐怖组织宣扬对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仇恨，号召对自杀性恐怖活动以牙还牙，鼓励“为上帝而牺牲”的攻击和战斗精神，他们甚至期待以色列用核武器消灭所有的阿拉伯敌人，在世界上建立一个全新的君权神授、政教合一的以色列王国。[10](www.xing528.com)

宗教极端型恐怖主义于20世纪末在欧美地区也开始泛滥。自1994年下半年起，巴黎和欧洲其他国家连续不断的恐怖事件绝不是偶然孤立的行为，而是一个组织严密的、庞大的宗教型恐怖集团在幕后操纵的结果。这个集团成立于1992年，由一批移民至欧洲的阿尔及利亚原教旨主义者组成，包括恐怖组织“伊斯兰拯救阵线”的积极分子和该阵线的武装组织——“伊斯兰武装小组”的军事骨干。他们在短短的3年里就编织了一张从巴黎到萨拉热窝、从布鲁塞尔到华沙、从卡尔斯鲁厄到米兰的巨大的恐怖组织网。他们在欧洲设立了许多秘密小组，招兵买马，训练杀手，并随时向那些公开反对原教旨极端主义的国家如法国采取恐怖行动。[11]

民族因素与宗教因素的互相纠葛，首先是因为民族和宗教之间经过漫长的互动交往从而形成并存续的文化链接点，这是民族因素与宗教因素能够相互缠绕、相互依存的基础，也是民族分裂势力能够使宗教成为凝聚群体势力、号召民众战斗的最有力的号角与武器的主要原因。就其内在核心或者本质特征而言，民族实际上与宗教存在不少的关联性。一方面，由于共同的地域、生活与语言对于一个民族的形成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关键因素。故而在民族的初创阶段，自然属性的因素对民族的养成占据了主导性的地位。然而，伴随着地域毗邻相伴的不同民族之间的互动频率增多，特别是技术发展更引致不同民族之间的交往能够跨越空间的屏障、地域的藩篱的时候，族群之间相互交流、学习、互通有无会使得彼此间生活方式、思维理念的趋同或变异，语言也在不断进化。由此可知，在民族的发展进程中，自然因素对其影响越来越小，反而是社会文化更具有决定性，例如独特的符号和象征系统，相对稳定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等。这些特质使得民族日益彰显为一种文化的共同体、精神的共同体。另一方面，不可否认的是，宗教的组织形式与规范制度是在人们的观念确信与根本信仰的推动下建构而成的。为了能够捍卫和延续自己特有的对神的尊奉，人们制定了具有普遍约束性的规则、程序与礼仪，此即宗教的组织和体系的本源。所以，这些有关宗教的被物化的行为、规则、体系与制度皆源自人的信仰与观念。“宗教是关于超人间、超自然力量的一种社会意识，以及因此而对之表示信仰和崇拜的行为，是综合这种意识和行为并使之规范化、体制化的社会文化体系”。[12]总之，文化成为民族与宗教这两大历史范畴最大的共同点，这也构成了民族与宗教频繁互动、互相纠葛的基础。

其次，民族与宗教之间相互利用的关系是当代民族冲突沾染宗教色彩的重要原因。如果说文化成为民族与宗教共同的链接点使民族因素与宗教因素相互关联成为可能，那么民族与宗教之间可能存在的相互利用关系则将使这种可能进一步转化为现实。与其他反社会、反文明的势力近似，残忍、暴虐的恐怖主义也难以赢得广泛群体的认同和支持。为了能够吸收更多成员充当暴力恐怖的炮灰与追求一己私欲的踏脚石，恐怖主义就更加需要一种“光明正大”的思想体系作为掩饰，例如宗教的、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的等。正如同以维护宗教利益为核心的恐怖主义组织非常欢迎民族利益的加入以便于获得更多支撑一样，以追求民族自治为目标的恐怖主义组织自然也不会拒绝利用本民族共同信奉的宗教来增强本组织的号召力与凝聚力。“因为宗教的虔诚、信仰的象征、传统的力量可以为民族分离的政治目的提供神圣的光环、文化的色彩、狂热的激情，成为动员和组织民众争取或捍卫本民族利益的最便利和最有效的手段，从而使民族分离主义具有异乎寻常的顽固性和偏执性”。[13]例如，车臣地区的分裂势力，就将伊斯兰教作为其制造分裂活动资源的工具，许多分裂分子自身并没有真正的伊斯兰信仰，是世俗的政客。杜达耶夫将伊斯兰教视为共和国团结的力量，但他本人对穆斯林宗教仪式并不熟悉，有一次他去维杰诺参观车臣圣地，遇到一群聚集在一起的人。杜达耶夫说：“干吗聚在一起？走开，每天祈祷3次！”随从中有人提醒他：“乔哈尔，应该是每天祈祷5次才对！”[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