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置疑的是，在国际政治学领域内，“冷战后”已为公认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标志性概念。20世纪末，著名的美国政治学家福山在其轰动全球的文章《历史的终结》中指出：“人类意识形态演变之终结系以冷战之结束为重要标志，两极格局对峙的消亡意味着自由民主制度获得了最终的胜利，即便在一些局部地区仍然存有暴力和冲突，然而世界的未来之路已经非常清晰可见了，和平已经不再是人类难以企及的幻想和美梦，经济与技术问题将是人类今后重点解决的关键问题。”[2]但是，冷战后时代此起彼伏的暴力冲突证明，这显然是盲目乐观的判断。“冷战结束时的异常欢欣时刻产生的和谐的错觉很快就被证明确实是错觉。在20世纪90年代初，世界变得不一样了，但并不一定是更加和平。变化是不可避免的，进步却不是不可避免的。20世纪的其他每一场重大冲突结束时都曾流行过类似的和谐错觉。”[3]后冷战时代，国际格局发生重大变化，民族、种族矛盾与宗教矛盾代替意识形态之争一跃成为国际社会的主要矛盾，矛盾的激化不断诱发暴力与冲突。与此相呼应，民族极端型恐怖主义犯罪、宗教极端型恐怖主义犯罪及民族、宗教混合型恐怖主义犯罪成为当代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的主流类型，并且呈不断增多趋势。冷战之后国际格局的重大变化构成了影响当代恐怖主义犯罪变化的最重要的时代因素。
在冷战时期，美苏争霸、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间的对垒构成了当时全球国际政治的基本格局与主流旋律。国际社会的架构化约为简单的两极对抗模式，主要矛盾尖锐但趋于集中，其他矛盾受此影响皆被覆盖、压抑。在冷战阴霾下，整个世界反而总体上能够维系一种小心翼翼、谨慎的和平局面。恐怖组织的生存空间在这一时期受到严重挤压，追求目标受到大国制约，类型单一化，多带有意识形态色彩，如意大利的“红色旅”、西德的“红军派”与日本的“赤军”等。当后冷战时代降临，庞大的苏维埃联盟帝国瞬间四分五裂，东西方对峙格局亦随之崩溃、陨灭，两大阵营自动分化为多个以自己利益为导向的新阵营，彼此间利益多有冲突。多级格局从而替代了两极世界，揭开了新时代的新篇章。在这一时期，国际力量对比显著失衡，大国对国际情势的制约力与控制力逐步下降，意识形态的对抗日趋淡化。在一些国家内部，被长时间压抑、遏制的民族、种族与宗教矛盾由于主要矛盾的消失而得以彰显，并如同火山爆发般释放出巨大能量。这些矛盾逐步上升为各国家、地区乃至国际社会的主要矛盾。美国专家巴巴拉·哈弗与泰德·古尔指出：“在1990年代末期，116个国家的275个民族——约占全球人口的1/5——要么处在其中央政府的暴力压迫下，要么公开反叛由其他民族控制的中央政府，要么卷入与其他民族的暴力对抗之中。”[4]特别是这一时期的民族主义蜕变为极端、反动的民族分离主义，其自身早已不再带有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的进步色彩，而成为争取自治或独立的民族分裂势力。这种力量不具有任何进步意义，对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构成了重大威胁，因而难以得到国际社会的理解和同情。在国家机器的强力镇压下，一些难以获得本民族人民支持的民族分裂势力只能采取恐怖主义的手段来牵制政府的决策。旧格局已然崩溃，新秩序尚未建成。秩序混乱的国际社会与国际恐怖主义的爆发有着密切的关系，前者为后者提供了最佳的生存环境与发展空间。此外，由于冷战后时代联合国地位凸显、国际社会法制不断健全、制衡力量多元化等抑制因素增多导致国际社会爆发大规模战争可能性趋小，作为维护国家利益的一种反常方法，恐怖主义被许多国家视为一种辅助手段而受到重视。“国际恐怖主义作为战争的一种转化形式或辅助形式，将会被更多地运用。大战爆发可能性的降低和战争的弱化，会导致恐怖主义的强化，以释放国家间日益膨胀的各种矛盾。”[5](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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