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如果一种程序在保障公平的制度上设计非常完美，但是如果使用该程序的成本过高，会导致“制度不利用”的现象。对于行政机关来讲，程序的过度复杂化也会导致“制度不利用”而规避程序的可能性，更有可能衍生出“制度外的制度”。因此，通过行政执法程序的类型化对程序予以合理分流，是实现程序效益的途径，有助于提升程序的正当性。
行政执法是一项耗费资源和成本的活动，从法律经济学的角度，只有当行政活动的成本小于通过行政获得的利益，该行政活动才是有效益的，才可以得到正当化，程序效益是程序正当性的重要价值追求。
在英美国家存在“可变通的正当程序”。[55]“可变通的正当程序”意味着，程序并非千篇一律，正当程序的适用也并非不分时间、地点和条件，而是在不同的行为中，要有不同的程序要求。不合理及不科学的行政程序不具有程序的正当性，繁杂冗长无效益的行政程序丧失了正当程序的基础，正当程序的考量不能放弃成本与收益的计算。如果一种程序在保障公平的制度上设计非常完美，但是如果使用该程序的成本过高，会导致“制度不利用”的现象。对于当事人来说，他们可能不得不放弃法律程序的制度化途径，而选择其他可能带来收益的非制度化方式，例如通过贿赂、私了等方式来达到目的。对于行政机关来讲，程序的过度复杂化也会导致“制度不利用”而规避程序的可能性，更有可能衍生出“制度外的制度”。可以说，“程序成本虽然是一个关于程序效率的因素，但对程序公正的实现也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56]波斯纳在《法律的经济分析》一书中所言：“正义的第二种含义——也许是最普通的含义——效率。”因此，公正与效益有时也是相互依存，相互支持的。因此，通过行政执法程序的类型化对程序予以合理分流，是实现程序效益的途径，有助于提升程序的正当性。(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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