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现代化所要求的民主、效率、科学、文明、法治，与行政效能的内涵所契合。我国正处于现代化进程的关键时期，如何应对各种复杂的社会问题，提升行政效能水平，关系到现代化的建设。
国家治理现代化对行政程序的发展趋势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价值多元是现代社会的鲜明特征，面对各种利益分化和价值冲突的常态化，如何使各种价值兼容并包、如何使各种利益协调平衡，这是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面对的问题。对此，中外法学家们都极度重视程序的作用。阿斯曼认为：“今天，在统治活动中，占首位的不是单项式的接触和以短暂的命令使人接受，而是较长时期的接触、对话和使公民得知真相的解释，为此，不需要放弃作出决定和国家统治的权威。不过，今天对作出决定的方式以及宣传和贯彻决定提出了新的要求，这和法律是理智的体现以及政府法令和警察命令即是公法的主要研究对象的时代不同……这种改变就是把程序作为交流的机会。在这种交流中，可以把问题从国家的决定机构带回社会领域，以加强自我调控机制，并使国家的作出决定的机构免于过多的负担。这里就能清楚地看到积极的程序效应的相互性。”[23] 而在程序作为国家做出决定过程的结构安排中，“程序思想是法治国家制度的一个新的媒介”。[24]季卫东教授在一次论坛中，提出了“怎样在价值冲突中实现共识的命题”并一如既往地主张“程序性共识”，认为程序可以博弈出一个较为正确的决定。[25]王万华教授则提出法治政府的程序主义进路，[26]由此可见，程序治国俨然成为各界共识，而行政程序的理念提升和法制健全无疑是其中的重要一环。(www.xing528.com)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要求，本质上，要求行政要完成现代性转型。“行政的现代性转型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实现个人面对国家由受支配的客体向具有独立地位的主体转型，要符合行政民主和行政理性，而这一目标的实现机制是制定《行政程序法》。”[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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