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回顾与文献综述探究

假如将“回顾”的关键词同时锁定在“土楼”、“申遗”、“全球化”、“再地方化”上，那么可“回顾”的文献可谓少之又少。然而，不仅“申遗”成为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热门话题，遗产研究现在也已成为学者们热衷的课题。国内外许多院校纷纷成立各种形式的文化遗产研究所，各种不同学科领域的相关讨论频繁举行。对于“世遗”的人类学研究也有许多学者在不同角度进行了论述。

与“申遗”相伴而来的是各种形式的地方再建构运动，许多地方都热衷于通过彰显所谓的传统来突显自己（范可，2008）。而这种突显自己，以区别于他者的过程必然伴随着族群认同的强化。“申遗”的另外一个副产品则是遗产旅游，这通常是一个由政府主导，政府、旅游公司和当地居民作为利益相关者，同时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共同参与、互动的过程。

因此，以下将从文化遗产研究和族群认同理论两个方面对以往之相关研究做简要回溯。

（一）文化遗产研究回顾

“申遗”近年来已然成为一种现象。打着“遗产”旗号的实践活动在近三十年演变为一场社会运动。很显然遗产运动已经成为当今社会出现的新力量和新课题，是现代技术与现代政治互动下的时代产物。遗产政治学的观点认为，当“遗产”遭遇全球化，就早已使其概念与内涵不断扩展，其理念在各种表述中不断被赋予新的时代意义与价值。而且，遗产运动因现代技术主义而烙上了“遗产工业”的特征，使遗产保护带有一定的商业特质。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遗产的“附加值”以及遗产的全球化与地方性之间的关系使遗产运动变得异常复杂，并由此激发了国内外学者对遗产概念、遗产理论、遗产批评等方面的讨论。

1.国外遗产论著综述

Lowenthal David（1985）把遗产看成是连接过去与现在，延伸至未来的纽带。他认为遗产代表着某种“过去”，Patrick Wright则更进一步指出遗产是后帝国主义者对已逝过去（a lost past）的怀旧式的感伤。

从遗产政治学的角度，Robert Hewison（1989）开始重新审视遗产概念的表述与被表述，并且对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遗产工业”（heritage industry）进行了更深层的反思，他认为遗产工业掩盖了遗产的正相价值，如实践价值（stewardship）、学术价值（scholarship）与认同；另一方面遗产工业却造成遗产归属性和所有权的转变，同时使遗产变成文化再生产的产品或商品，从而附加上许多其他的“想象”，如遗产的建构。而本文也从认同和文化再生产角度，对遗产进行了深入的论述。本文中将从实际的田野调查材料出发，论述遗产对地方传统文化再生产（即传统文化的再地方化）的影响。但笔者并不赞同Robert Hewison将遗产与认同对立的观点，与之相反，笔者认为恰恰是遗产运动激发并强化了地方社会的认同，“申遗”的过程正是一个认同强化的过程，二者是一致的。

从遗产批评的视角来看，Raphael Samuel（1996）从个人遗产、地方遗产和官方组织的角度有力地驳斥了“遗产是由主流群体界定”的观点。其后，Peter Howard（2003）把遗产与继承、继承物联系起来考察，阐释了遗产的两个关键内容，即所有权（归属权）（ownership）和遗产主体（人们）。他指出遗产的所有权常被用来描述一群人在政策上的责任感，不过这些政策经常受国家话语、权力等力量的影响，因而所有权也会发生变化。在他看来，继承之物是在被识别以后才被称为遗产，而任何个人的遗产都可能是一个混合物，他们界定着群体的认同——国家群体认同，家庭的、个人的认同。笔者认为，Howard看到了潜藏在遗产背后的力量来源和主体——受话语支配的“人们”，特别指出遗产识别往往会受到国家权力与强势话语的支配和影响，从而造成遗产的原初主体由个人的、族群的遗产向国家，乃至世界的遗产的转换。

David Harrison（2005）提出遗产的归属性首先表现为个人的或家园的（the‘place’of home）；其次，即使所谓的“真实的遗产”也经过某些人、人群或历史的选择。由于主观性、权力话语、历史记忆、民族主义等因素的影响，遗产的表述与被表述、解释与被解释也会具有选择性。在他看来，世界遗产身份的获得与其说是遗产得以传承，毋宁认为是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民族—国家政府等主流话语以及高度政治化过程决定的结果。显然，遗产区域的地方性话语却处于被他者表述的境地。然而，我们暂时可以对这个结论持保留态度，当然在全球化的影响下地方对自我的阐述难免会受到来自政府或国际权威组织的外部影响，但“申遗”的过程和对遗产地自我历史和文化的阐释的改变绝不是单纯的被动过程。

Beverley Butler（2006）则从更广阔的视角来说明，普遍主义（universalism）、民主、文明、人文主义、全球主义（cosmopolitanism）等已成为遗产在现代语境中的核心价值，并构成正在进行的遗产改革运动中的关键动因。

当然关于遗产的论争远不止以上所提及观点，不过它们已能表明遗产研究在近三十年来所受到的关注。概言之，以上论争主要是从不同的历史场景（context）出发，在遗产概念、遗产主体、遗产建构等角度对当前社会上引起热门争论的遗产运动进行了深入剖析，指出外部力量（如政府、学者、国际组织等）给予的遗产分类标准、遗产识别标准并非一定适合地方文化的传承与保护（彭兆荣，2008）。换而言之，当下的遗产运动应当重视遗产区域的地方表述。

2.国内遗产论著综述(www.xing528.com)

随着“申遗”成为中国社会的热门话题，近三十年来我国学术界有关遗产方面的调查与研究也日渐增多。首先，在中国期刊网上以“世界遗产”为关键词进行搜索，结果显示，自1979年至2008年以来，关于遗产保护的各类文章共计达2976篇，而以“遗产保护”为关键词搜索而来的各类文章总3511篇。值得特别关注的是，2000年以来的八年时间内，期刊网上关于世界遗产的论文数量剧增，达2730篇。这些数据足以说明我国学术界对遗产保护及世界遗产的关注程度。

大多数学者侧重从国家与政府的视角解读遗产保护与管理体制，如王兴斌的《中国自然文化遗产管理模式的改革》、《遗产经营管理和制度研究》；徐嵩龄的《文化遗产的管理和经营制度应解决四个问题》、《文化遗产管理者应重视文化遗产产业》、《第三国策：论中国文化与自然遗产保护》、《中国文化与自然遗产的管理体制改革》等。《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经营——中国实践与理论进展》集结了专家文章近30篇，对中国文化遗产科学的理论，文化遗产的保护，博物馆事业的发展，文化遗产的管理与经营进行了多角度多层次的分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经营奠定了理论基础，同时在实践上具有指导意义（许嵩龄，2003）。

也有学者关注文化遗产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如关凯的《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政府角色——案例分析：“黄家医圈”现象和沈阳首届清文化节》等；牟延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怎样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的比较与解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政府主导与政府责任》、《文化遗产保护与地方经济发展——以“重庆模式”为例》；高丙中的《作为公共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等。

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的关系问题也是许多国内学者关注的热点，如陶伟的《中国“世界遗产”的可持续旅游发展研究》对中国现有世界遗产进行了历史、艺术、科学、技术、建筑、美学、景观、生态、哲学等多方面的分析，阐明了中国世界遗产地可持续旅游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和矛盾，提出中国世界遗产地旅游发展的策略。另外他还著有《中国世界遗产地的旅游研究进展》、《国外遗产旅游研究17年——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反映的学术态势》、《历史城镇旅游发展模式比较研究——威尼斯和丽江》等多篇文章；吴其付的《世界文化遗产丽江古城研究综述》、周武忠的《文化遗产保护和旅游发展共赢》等。也有些学者是对“遗产学”的研究内容、范围与困惑进行探讨，而较少以遗产运动为背景从遗产区域的地方社会去阐述地方社会与遗产保护之间的关联，遗产运动影响下的村落政治结构的变迁，以及地方社会的自我表述。

在引荐和反思西方遗产理论的同时，我国学者已开始注意结合本土实际提出新的遗产保护理念。徐嵩龄的《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经营——中国实践与理论进展》从经济学角度对中国经济制度转型的文物事业管理体制改革问题进行阐述。张成渝等则从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的实际问题出发，提出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具体对策，如借用模型提出的SMS（safe minimum standard）概念、数字化遗产、提高公众意识、完善立法、加强管理等。不过他们大多侧重从外部看待遗产管理与经营，而较少涉及遗产主体及其自我表述与遗产运动的内在关联，从这方面来看，“家园遗产”理念更突显了地方主体与家园生态之和谐关系在遗产保护实践中的作用。近来，彭兆荣（2008）又从遗产政治学的角度阐释了遗产运动与遗产工业及其现代背景之间的复杂关系，指出当下遗产的内涵和形式、叙述与解释等相对于传统对遗产的认识出现了巨大的距离。

近年来不少学者将遗产放在全球化的视野下来考虑，其中张小军发表在《中国非物质遗产保护研究》论文集中的文章《遗存还是遗产？——简论文化全球化中的“文化遗产”困境》从批判和忧患的角度提出：“文化遗产”之所以被重视，不是出于其本身的文化意义和价值传承，而是其产生的经济利益。他认为“文化遗产”已失去了原有的社会功能，而被赋予了新的文化商品意义，从而沦为“文化遗存”。

范可也认为“申遗”其实与全球化有关，在《传统与地方——“申遗”现象所引发的思考》、《“申遗”：传统与地方的全球化再现》等若干文章中，他在逻辑和方式上分析，认为“申遗”与认同建构运动是一样的，彼此都是用历史和文化资源来突出和区别自我。认同，一般来说，必须通过对历史文化的追踪来达到对自身文化的建构，“申遗”在某种程度上也达到了这种传统文化的再地方化的效果。

文化遗产被认为可使有关的群体或者团体滋生认同感和历史感，所以很多学者强调和提醒：正因为它们来自过去，尽管经过各代人呵护而不断得以创新，它们的历史性（historicity）不应被随便界定。历史性是后人对客观历史的主观裁定，它并不总是符合历史的本真。任何试图以今天的国家认同叙事为基准去解释历史上存在过的事物、人物、事件，并为之定性，都不符合历史的本真（范可，2008）。当然这是我们在面对“申遗”和传统再创造问题时所应注意的。

（二）族群认同理论

首先“族群”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正如王明珂（1997）所言，许多学者都感觉族群的使用范围太广，它可指涉一个社会边缘的、易变的次级族群（sub-groups），亦可被视为一个社会的主要民族。近年来，“族群”意涵有不断泛化的趋势，以至凡具有共同特征的人群，即可被冠以“族群”之称（周典恩，2007），在对族群的表述中研究者必须通过族群现象、族群边界、族群理论、族群认同等学科术语对族群加以界定。对于族群概念，《人类学通论》载：所谓族群，是人们在交往互动和参照对比过程中自认为和被认为具有共同起源或世系，从而具有某些共同文化特征的人群范畴（庄孔韶，2005）。由此而引出的争论，如：群体是如何被其成员感知、个体与族群是如何是怎样感知和界定我群与他群的，族群认同的基础何在？对此问题的不同解答，即形成相应的族群认同理论。

“原生论”（Primordialist approach）认为族群认同是亲属认同的延伸或隐喻，它是人性中某种非理性的原生情感的外化，或某种植根于人类基因中的生物学理性之表现。语言、宗教、种族、土地等“根基性纽带”（primordial ties）是族群认同的基础，亦是其获得内聚外斥之力量的根据。“文化论”（Cultural approach）者普遍认为族群是社会文化的承载和区分单位，族群之间的根本差别就是文化差异，共同的文化特征是族群认同的客观基础。“边界论”是由巴斯的《族群与边界：作为文化差异的社会组织》（1969）一书而引出的。“边界论”的观点认为：族群是一种人们自己或别人根据他们的出身和背景来推定的归属范畴。族群认同和族界是族群的基本的构成要素，其作用在于组织与结构他们之间的互动。“工具论”（instrumentalist approach）亦被称作“场景论”（circumstantialist approach）。持该论点的人将族群视为某种政治、社会或经济现象，根据政治与经济资源的竞争与分配，来解释族群的形成、维持与变迁。在“工具论”者看来，只有在其能提升或得到某种政治与经济利益时，才会对族群产生巨大的感召力。

除了“原生论”、“文化论”、“边界论”与“工具论”所申明的族群认同基础外，在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一书中，族群认同被构建在由印刷品所带来的全民想象之基础上，族群成为“特殊的文化造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