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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与政府就住房安置问题及风水状况闹不和

更新时间:2025-01-11 工作计划 版权反馈
【摘要】:村民不断地向政府和旅游公司反映住房安置的问题。其次上村与初溪村之间的空地不仅存在上述情况,而且村民认为那里的风水不好,太过于狭窄。

当地居民在各利益主体中属于弱势群体,他们的生活环境猛然间成为“巨星”并作为旅游产品进行开发,如没有获得相应的利益以及足够重视时,容易与政府产生抵触。从上述事件和案例中不难看出,初溪的村民已经对旅游公司和当地政府产生抵触,而且作为国家代表的当地政府又拥有远比村民强大的力量,且他们的行为和决策是毋庸置疑的。他们把国家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也就进一步激化了政府与村民之间的矛盾。

这一节笔者将详细阐述村民的安置问题和村民的抵触引地方政府的过激行为的始末,以此揭示村民与政府之间矛盾的根源、目前的对峙程度,以及它所带来的不良影响。

(一)安置问题

早在1998年政府开始对初溪进行“申遗”规划起,为了保持村落原有风貌便严禁村民在核心区内兴建任何建筑。同时还拆除大量不符合村落景观的店铺、猪舍、私人厕所和少数房屋;此外也占用了村民大量菜地和私人田地。对于拆除的建筑和占用土地政府方当时给予了相应的补贴。拆除的牛羊猪圈补贴17元/平方米;店铺和房屋以不同材料结构给予不同款项的补贴,店铺补贴约100~200元/平方米;房屋补贴约200~300元/平方米[11];占用的菜地3.5元/平方米。政府与村民方都表示补贴费确实比较少,其主要原因是当时政府的资金不够充裕。对于相应补贴少,当时有些村民表示不愿意,但在政府的大量思想工作和强行政策,以及政府承诺的3个月内安排合适地段供村民建店铺和猪舍,而且到时政府还会给付15元/平方米的材料补贴费;1年内安排合适地段供村民建房。在这样的背景下,村民才不得不与规划工作合作,而且规划工作得以顺利完成。直至2010年为止,政府所承诺的安置地仍然未能兑现,店铺安置地与房屋建设地未给予解决是村民不再信任政府的一个重要原因。

村民不断地向政府和旅游公司反映住房安置的问题。在这样的压力下,政府方曾提出三个安置方案供村民选择。选择一是村口方楼(祥庆楼)周围,将坑洼砌平解决部分建房问题;二是离下洋镇不远的风朗村;三是征用上村(暗佳村)与初溪村之间一片田地来解决部分住房安置。一些村民听闻此讯,便积极填报“志愿”,但对于上述政府提出的三个安置方案,村民也相继提出反对意见。主要针对后两个安置方案。首先安置在风朗村,村民认为距离初溪村太远,都是老人小孩离自家的田地和生活资源太远,会导致很多不便,而且他们也不愿意到外村居住。其次上村与初溪村之间的空地不仅存在上述情况,而且村民认为那里的风水不好,太过于狭窄。之后住房安置的问题便再杳无音讯。

随着人口不断增长和村民对建房的刚性需求,村民为此事不断找村干部,村干部说需要找镇长,镇长说要找镇书记,书记说去找旅游公司经理,经理说这是村子里的事情,要找村书记。总之相互推脱,未能给予解决。而且领导班子三年换一届,当时有承诺的领导班子早已不知去向,找现任领导班子,他们又不知事情缘由,理所当然无法解决。目前村中住房安置问题已引起村民强烈不满,一些村民表示安置问题已拖十年之久,住房紧张已让他们不知所措,他们说:“安置的时间已经给政府,但他们不重视,不解决,我们也别无选择,很多人已经私下讨论,如果明年还不解决,我们将集体在村中建房,如果政府有何过激行为我们也不怕跟他们对峙。初溪村需要一些大的事件来引起上级的重视,这些问题才可能被解决。”村民表示:“一些上面有关系的人在村口的缓冲区建了房子,政府也没有阻止,或者未能阻止的了,而我们这些与上面没关系的人在缓冲区也不允许建,这太不公平。”

政府与旅游公司方也对此事向笔者做了回应。一些负责人非常气愤地表示:“初溪人就是那么穷,即使政府为他们解决地皮问题,他们也根本没有钱盖房子,再者我们提出安置方案,他们又不肯去,我们有什么办法?所以村民现在用没安置住房问题来大做文章,就是为与政府对着干找借口。所谓的不方便,风水不好不愿意去,都是在找借口,而且也根本没有他们所说的那么多的建房需求。”一些负责人还说道:“初溪人那么穷,还要生那么多,不懂得计划生育!”对于村民不愿意被安置在其他村落的说法,相关负责人回应道:“那是因为初溪人自古以来就被其他村落称为‘山人、野蛮人’而与其他村落相处不和谐,所以初溪人也知道被安置到其他村落肯定会受到排挤。”对于以上回应,笔者不做任何评价,只是可以从类似的回应中发现地方政府和旅游公司也对村民的不合作表示极度不满。他们的抵触是相互的,而非单向的,已经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导致情况更加糟糕。

店铺安置案例:

在村落规划前,徐××在小学旁(即昔日村中最繁华地带,码头街)经营一家店铺,主要经营日常用品、食杂、配钥匙等。因为是村庄中心地带加之当时村中店铺较少,当时每月纯利润约在1000元左右,2001年将其拆迁,同时也拆迁了徐××家猪舍和厕所,也征用了其部分菜地。当时政府给予徐××一万四千多元的补贴。他表示这点补贴还不够当初建店铺时的材料费,更何况用这个钱建新的店铺。拆迁时下洋镇政府与其签订相关协议书(见附录三)上也明确表明要为店主另行安置。而且当时实行强行拆迁,如果不配合连这些补偿都没有,加之店主向笔者表示他认为评“世遗”是好事,虽然现在会有损失但以后会为他们带来更多的利益,应该给予支持,便同意在协议书上签字。因为协议中提到政府要为其集中安置,所以拆迁后店主便买了一些材料等待安置,但至今未安置。那些材料也只能放在一旁,也造成一批损失。店主目前只好在共庆楼内将自己的一间10平方米左右的房间整理开做店铺。店主气愤地说道:“白纸黑字写好的协议他们(政府)都不履行,太令人失望。他表示以后也不会再相信政府更不会与他们合作。”小店铺由于位置太偏僻,10年来收入很不好,大约每月在200~300元之间,损失比较严重,他表示是政府欺骗了他们。交谈完此事后,老人还不忘宣传初溪,拿出刚收到的包裹,里面是老人托朋友制作的明信片和信封,上面是初溪土楼群的巨照,老人送给笔者一张明信片嘱咐道:“看我们初溪多漂亮,回去后要记得为我们初溪多做宣传,初溪需要大家的宣传,这样才能更快地发展。”笔者将其接下并小心翼翼地收好。明显地感觉到老人对家乡的热爱,对发展的渴望。其实店主徐××代表了大多数村民的愿望,大家对家乡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感到骄傲,希望政府能很好地开发旅游,为村民带来利益。但政府的很多作为却令他们寒心,也使村民徘徊在希望发展但又无法信任政府,只好抵触的状态中。

案例:14人如何住4间房?

20世纪80年代开始,很多村民都纷纷搬出土楼,自己兴建房屋。徐××家是由于当时经济困难,而且兄弟姐妹都仍未成家暂不需建房等原因,仍然居住在土楼中的典型家庭。之后随着分房的需求,住房出现紧张。徐××父亲与其大伯在绳庆楼分到四间房,即一间直上。一楼和四楼为其大伯所有,二楼与三楼为徐××父亲所有。之后因无房大伯家的人只好到其他楼借住。徐××共八个兄妹,有四兄弟,各自成家需要分房,大哥未在村中,徐××夫妻俩三个孩子和一个儿媳即六人;大弟夫妻和两个孩子共四人;小弟夫妻俩加之父母二老共14人。一楼作为饭厅,其余三间房自然无法容纳这么多人。所以只有父母和小弟夫妻住在原来的楼中,其余的人都租借其他村民的房。徐××谈到前几年妹妹领朋友或亲戚回家乡玩耍看土楼,父亲会催促妹妹赶快吃完饭回自己家,这里没地方给她们住,妹妹当时委屈的直掉眼泪。租别人的房自然非长久之计,这几年自己有能力建房,政府却不允许。所以2009年1月份徐××通过个人关系在村口的缓冲区批到地皮,建起了洋房,原本计划建五层,但建到两层政府就不允许继续建,还说要拆掉已建部分,但最终没有实行,只是不允许继续建。他向笔者透露是因为他有比较好的私人关系才有了今天的房子,但也费了很大周折。政府的人互相推托“踢皮球”,大概花费大半年的时间才批下地皮,仅在省、镇、村之间因为批地的事情被“踢皮球”花费的路费就有近万元。但值得庆幸的是他们还是建起了属于自己的房子,宽敞又舒适,目前不必再为没房住而苦恼。(www.xing528.com)

徐××是在申报“世遗”,村落规划后,通过个人关系建起新房的典型案例,可想而知还有很多没有任何关系的村民在这10年的人口增长住房需求的情况下,如何解决这一难题?尤其每当春节外出打工的村民返乡过年时,住房紧张的问题更让村民为难不已。

事实上,政府和旅游公司方也并非没有给予任何解决。如上所述,村口处的一些新房即是村民近几年通过政府的审批地所建。还有2004年方圆旅游开发公司在租集庆楼时,为两户村民兴建的房屋,他们至今仍居住在公司为他们建的房中。他们之间的矛盾也许是来源于诸多问题没有沟通到位,所以无法解决,而问题的无法解决使他们相互抵触,也就根本无法再深入沟通。

公司和政府方都承认,刚开始村民是很好领导的,说开路就开路,一些人的菜地,稻田被占用,补贴少大家也不会过分计较,因为他们明白当地确实贫困,开路了会为他们带来发展,带来好的生活。政府方又表示:“但目前状况却变成政府和公司的建设被村民视为进来搞破坏,抢夺他们的资源,似乎认为下洋镇是要依靠初溪村来发展经济的,却没想到如果没有政府的投入和建设怎么会有初溪的发展和贡献。”

(二)60人进村打砸事件

发生此事的导火线:首先,旅游公司和镇政府事先派人到村中通知,某天省里将有大领导来初溪进行视察,村中的饭店和旅社的牌匾非常不正规,领导来临之际将其各自摘下,之后公司会为他们制作符合土楼风景的统一牌匾。一些村民向笔者表示他们根本没有接到通知,所以没有摘,而××饭店老板表示他接到了通知,但就是不愿意理会。其次,在旅游公司接管初溪前村民都是自己在停车场南侧的草坪处搭建帐篷做小生意。2009年公司为村民在草坪的对面建了15间小木屋,领导来之前做生意的村民须搬进小木屋,这样不仅整洁,而且不影响游客摄影。政府方还会给予每个帐篷300元拆迁补贴。由于小木屋是坐北朝南,比较闷热,加之每月收取50元的租金费,所以一些村民不乐意,也有一些村民是根本不愿意理会政府通知。但在政府工作人员和村干部的开导下,大多数人都服从安排,只有非常少数的人没有按要求搬进小木屋。2009年9月22日,即省里的大领导来之前,镇干部和村书记等三人带领六七十人(包括公安人员和便服人员),来到村中先将草坪摆摊处的一位未搬进小木屋的村民摊位乱砸,将一些物品扔到溪中,还将一些物品拖上车。还有一些人疯狂地跑到村中将码头处几家饭店的牌匾摘下并砸得粉碎。看到这样的场面很多未被通知到的饭店也纷纷自行摘下牌匾以免惹事,被砸了牌匾的刘女士不服气,便指着他们与其理论。那些人猖狂地喊道:“不要对我们指指点点,再敢指指点点,我打你”。刘女士回应道:“那你打吧!我看你们怎么打?来到我村打砸抢,还有什么天理和人道?”见此情形几位干部也觉得此事做得有些过分便赶忙道歉,表示是这些人没有弄清状况,他们会对砸掉的牌匾进行赔偿。第二天在县和镇领导的陪同下,省领导来莅临初溪。村民为表抗议和不满将几个楼大门紧闭。省领导下车徒步过小溪时大概接到情况不妙的通知,便转身上车匆匆离开。村民拿着被砸碎的牌匾追赶,但未赶上,而拦下了紧随其后的县和镇干部的车,大家七嘴八舌反映这一系列情况并要求给予解决。被拦下的领导给村民的答复是三天后解决打砸事件。报道人与笔者聊及此事时一再强调,“省领导跑得太快没有被我们拦下,如果拦下我们直接与省级领导对话,事情就更好办了”。三天后造成打砸事件的三位领导专程到被砸牌匾和摊位的村民家中道歉。还给予每块牌匾100元补偿款,被砸摊位的村民也得到6000元补偿。他表示政府方为了面子也不肯说是砸摊位的赔偿款,而是称贫困补助款。到这里此事总算告一段落。其实纵观整个事件,无论政府还是旅游公司方都出于将村庄规划得更好,让上级领导看到村庄的魅力而给予投资建设。也未曾想让村民亏损,只是要为村民换统一的新牌匾,但事情为何会发展到这样的地步?村民为何会如此的抵触?这值得我们反思。村民也向笔者表示:“他们(政府方)回来向我们道了歉,做了赔偿,我们就满意了,也未对此事做更多地追究,上访时也未向上级提及此事。其实我们的要求并不高,但不要把我们当作被征服者而用强行武力手段来解决问题。这样的话我们也不是好惹的。”一位报道人还告诉笔者,徐高和徐三当时也没有摘下牌匾,但那些人没有砸他们的,因为徐高是村书记派的人,这些人自然不会动他,而徐三在村中兄弟较多,而且在村中是个厉害角色,政府和公司方也不会轻易招惹他们。

地方政府和公司方的负责人表示:原本来村中视察,并计划给予投资的领导就这样被村民“吓跑”了。这种情况人家怎么会把钱投到初溪呢?可见政府方认为未争取到投资款是因为村民的“野蛮”行为。

(三)无力的抗争

面对上述村民与旅游公司和镇政府的诸多冲突,村民也几经上访并信访无数。据报道人叙述,2009年度村民组织三次到永定县上访,一次到龙岩市上访,还有村民写信至福州。上访内容主要围绕水电站导致村民田地荒废、安置问题、分红问题、村财政等诸多问题。但大多数上访所得到的回复是,他们会打电话至县或镇,要求解决,村民先回家等待解决。但村民表示一旦到达县和镇一级,他们就会上下勾结欺上瞒下,问题仍得不到解决。上访最好的一次效果为县领导当场将被上访者叫去与村民对质后要求他们解决问题。但结果还是与上述相同,未得到解决。他们表示每次的上访都比较保密,但还是有人走漏风声,要么有镇领导在半路拦截,劝他们回去解决,要么他们(镇干部或村干部)会事先通知上级领导,预备答复方案。所以几经上访不仅没有解决问题,花费还要村民自己掏腰包,而且政府的几经“敷衍”已让村民心灰意冷。从此村民也不再上访,只有发自内心对政府和旅游公司的反感、不信任和抵触情绪。因此他们也不愿意理会政府和公司的任何规定与规划,干脆不与其合作,还时常与政府和旅游公司发生争执。即使有少数人因“一时糊涂”与政府或旅游公司合作,也会被大多数人的质疑最终导致其反悔。如建停车场的田地征用,至2010年11月为止仍未完成,一些村民同意征,但到签字时又反悔。村民表示:“他们总叫派出所进来,有时还将闹事者带出去拘留。但他们叫派出所叫多了,大家也不怕了,我们也学会如何用法律保护自己。”村民认为中央的政策非常好,农民不仅不需要缴税,还能拿到相应补贴,以及其他对于农民的一系列优惠政策都让他们感激不已。而归根结底是县和镇一级政府不得民心,让事情发展到今天的地步,其实大家都非常希望旅游业的发展,但却又无法信任政府,所以将希望寄托在“包青天”的出现。从笔者第一天进村,村民就开始向笔者反映这一系列事情,似乎把我当成“包青天”。

另一方面很多村民已畏惧上访,由于官方的上下及时沟通,被上访者很快知晓上访者名单和信访者姓名。事后会遭遇报复(如60多岁老人被打事件),更甚者还有人拿着武器到上访者家中进行威胁。所以村民表示他们也不再愿意上访,而且县以内领导到村中视察工作,让村民表达意愿他们也无人表达,除非县级以上领导来村中他们才会与其反映村中的事情,这也许才有望解决。否则即使表达不仅得不到解决还有可能遭遇报复。他们直言,受苦的是遭报复者,而那些报复者却从未受到任何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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