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根先：传统中医的专业诊疗方式

塔下村主要有两个诊所，一个位于祠堂“德远堂”附近，原村支部旧址处，由一位老中医开办；另一个是位于村内小河边的雪英桥附近，由一位年轻的西医开办。

（一）老中医及其诊所

老中医的诊所靠近德远堂，系塔下村的村支部大院旧址。这个村支部，二层方形土楼，走进去中间是天井，正对面类似于其他土楼中的祖厅，左右各两个房间，右边的开着一扇窗，比较老旧，旁边开着门，屋里暗暗的。第一次拜访时，看见一位瘦瘦的穿着白衬衫，戴着大方框眼镜的老先生坐在一张高高长长的桌子前，方桌上面有一个大算盘，有个听诊器，还有一个写病历的小本子，他就是村里的老中医。当时，在他旁边有一位打吊针的妇女，50岁左右。还有一位，驮着很弯的背，神情有些木讷呆滞，拳着腿坐在老中医斜对面长长的竹藤椅上。他们正在聊着天，见到我们来，老中医慢条斯理地和我们讲起了话。我们问这位阿姨得了什么病，他说是冠心病。没过一会儿，又来了一位中年女人，要求测血压，拿着化验单，轻度贫血，妇科月经不调，老中医测完血压后，给她开了些药。

诊所的里间是老中医的药房，就是在庭院看见的开小窗户的房间。房间虽然小，却靠墙摆了两张大柜子和一张小柜子，大柜子上面整齐地摆满了各种西药，大概有三层，下面是一个个中药匣子。另外一个小柜子，里面老中医主要放的是注射器、大瓶药水和一些消毒器具。前面是一张高高的长桌子，上面有磨中药的碗和小锤子，也是旧旧的，一看就是好多年的老工具。

他给这个女人开的药全部是西药，把不同的药从药盒里倒出来，分别倒在几张小方形纸上，搭配在一起包起来，告诉患者服药时每次一包，一天三包，开了三天的药，共九包。之后这位患者又请他顺便开了些中药。他说：“现在农村都在看西药，（因为）快、便捷，中药麻烦，效果慢。”他最近几年也不进中药材了，病人要求的话，便开个中药单子，病人自己拿着药单处方到邻村曲江村诊所拿中药，“基本上这附近的几个村子都是这样，中药都是到曲江诊所那里开，他们家的比较全”。被问到中药匣子里还有没有中药，为什么不自己开中药铺，老中医说：“没有（中药）了，中药不好打理，这边山区比较潮，容易变质，一个人，有时忙不过来。”

老中医，名松根，在村中被大家尊称为“松根先”，依然是沿袭古代对医生的尊称。松根先，1946年出生，14岁拜师学医，六年后出师，接受的是传统中医传授知识的方式。这六年多，他不用交学费，免费住在师傅家中，但要自带粮食。师傅叫张彩林，是村里之前的老中医，也是本地人。刚开始跟从师傅跑来跑去，看病号、治疗、打杂等什么都做，后来慢慢学习辨证论治，背汤头歌，学习理论知识和药理、药性等基本知识，科目繁多。学成之后，先到曲江医院工作。在1969年左右很少有学校招生，只有进修班，且多是中医进修班。因此松根先报名，考了进修证以后，被分配到南靖县龙山医院工作。同时，他在用中医诊治病人的时候，开始自学西医。大概在他27岁的时候，从医6年后，参照西医，之后便正式用西药。由于教材资源有限，买书主要是从卫生学校买，卫校有中专、大专，虽然教授知识一样，但是教授的内容文字表述深浅不一，大专的内容会更加深入一些。后来，在20世纪70年代回到塔下村。根据国家当时的政策，要把医疗事业发展到农村去，松根先跟从生产队在村里边工作边给村民看病，相当于村里的赤脚医生。[3]这段时间，他还有位助手，叫张青梅，可以做接生员。1987年合作医疗站关闭整顿后，他开始承包私人诊所。当时算上药物成本，置办两个柜子，总共800多元。在1987年以前，县卫生局规定，镇卫生院代收管理费，1987年以后，实行“上岗制度”，即“换证制度”。松根先提到，之所以把诊所选在原村委会，是因为看病的医院多是选择当地的中心点，方便就医。松根先收有四个徒弟，都是亲戚朋友介绍的，但他们也要考证，现在有三个回永定了，还有一个是在曲江，承包原曲江医院，开办起私人诊所。

图3-1　老中医诊所内部

1.就诊人群及疾病种类

通常，塔下村村民感到身体难受不舒服，或自己说不准的身体疼痛，会来这边找老中医看病。来看病的主要是村里的中老年人或者小孩。附近的曲江、上坂寮、下坂寮、南欧、平和、文峰和永定等地村民也会选择到此来看病。另外，还有一些是已经在医院做过检查的，拿着检查单，到这边请松根先帮他们开药或者输液。

就诊疾病主要有感冒发烧、上呼吸道感染、胃肠炎、腹泻、哮喘、气管炎、肺炎等常见的多发病；还有一些疾病，如肝硬化、肾炎、尿道炎以及高血压、心脑血管病、脑卒中等慢性病。

据老中医回忆，“文化大革命”时期，医药事业很萧条，很难办起来，药物资源非常稀缺，很多药需要自己从山上采，回来自己洗筛、晾晒、加工，非常麻烦，但是得病的人却很少。1959—1975年间，看病的人比较少，1975年以后就诊人数明显增加。看诊疾病主要是头痛、腰腿痛、胃病和其他相关疾病，到了2000年以后，村里人患有脑血管疾病和心血管疾病不断增多。

2.老中医的解释模式及疾病诊治

凯博文（1994）认为患者与医生的病痛解释是不同的，病人有自己的一套陈述病情的方式，称为“解释模式”，即病人含糊的、容易改变的、非特异性的，夹杂个人态度、观点和实际的体验，受到个性与文化的影响，尤其是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病人及其所在社区的文化教育程度，占主导的社会意识状态或者宗教信仰观念，以及社会经济状况等等因素的影响；而专业的医务人员也有自己对病情的解释模式，西医偏向有科学逻辑的，较固定和严谨的模式。所以在就诊过程中，病人的解释模式与医务人员的解释模式相互作用，有时便会发生冲突，这是造成病人及其家属与医生发生摩擦和不遵遗嘱的一个原因。

医患冲突的问题，在塔下村老中医的诊所里，并不多见。老中医虽然擅长中西医，但他还是以中医为看家本事，用中医的理论经验和望、闻、问、切的方式给病人诊断病情。

（1）诊断方式及解释模式

来这里看病的，一般都是患者自己口述，哪里痛或者怎么不舒服，与平时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来了什么都不说，只讲明哪里痛。老中医每次都会很认真地听，不紧不慢的把脉（无论男女老少），有的会再用听诊器听下诊，之后针对不同症状，结合患者的感觉进行解释，到底是不是病，什么原因等等。松根先平日里看起来很内向，寡言寡语，但极为耐心，总是能够认真地听病人对病情的陈述，向患者解释的时候往往也很细致，一副不紧不慢，十分沉着冷静的样子，颇得村民信任。

这个过程很关键，医生给予患者足够的时间，认真聆听病人口述病情或疼痛感，进行细心的诊断，向病人仔细解释说明患病情况及原因，让病人清楚真正的病因在哪里，这样的互动过程是医患间信任和合作关系的基础。诊治过程中的关键之处是要分析辨别患者到底有病没病，有病，是不是真正的病，没病又是什么原因。一次，松根先在聊起诊断的话题时说道：

有些病是病，有些不是。比如胃痛、牙痛、头痛等有些最常见的病，并不一定是病，出了什么真正的问题，或许是由于睡眠不好，过度劳动，家务繁重或家庭不和等原因，造成肌肉酸痛或者全身的某一处神经系统上的小神经元失调，导致人有不适的反应，其实身体上是没有真正的病的，这种痛也不是真正的痛，一般多用于心理治疗，即给病者解释清楚，开导病人，这并不是病，要注意些什么即可。只有出现酸痛、红肿等真正的症状了，才算是病，有病变、痛点，才要对症下药，正所谓中医里的辨证论治，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之后主要分清楚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症状，如头痛，到底是由伤风感冒，肠胃或者经血引起的头痛，还是其他原因，要经过鉴别的。

基于解释模式理论，凯博文还提出了对长期慢性病人治疗的方法论。他指出，此方法论的要素可以通过“移情的聆听”，“转译”和“诠释”的途径获取。因为病患的医疗只有在对异常的生理尽可能地做到最大的技术控制时才有可能实现，所以它对生物医学治疗疾病起到补充和平衡作用，而不是代替。医生、患者和家人等参与治疗，保持经常交谈、沟通可以成为减缓病情或成功治疗的源泉（凯博文，1994）。这一点，老中医描述症状的语言和诊断、治疗的方式，会更容易被患者接受。来这里的村民，在听完老中医的询问和解释后，很少有不遵医嘱的现象或者出现医患关系紧张的状况，医患关系比较融洽。

（2）多发病

除了一般的感冒、发烧、腹泻、胃炎、气管炎、支气管炎等常见病，老中医归纳了从20世纪60年代特定时期出现的特殊病种，以及近年经常出现的疾病。

流行性脑膜炎：1965年左右，流行性脑膜炎、乙型脑膜炎很严重。得病群体多为儿童，其中流行性脑膜炎患者多为4～8岁儿童，乙型脑膜炎患者多为5～15岁。此种流行性脑膜炎属于季节性疾病，春季1—3月份多出现流行性脑膜炎，5—8月份多出现乙型脑膜炎。因为1—3月潮湿寒冷，会经常出现自发性高烧、呕吐、晕迷等流行性感冒，控制不住病毒感染，便引起严重的脑膜炎。一般自发性流感占30%左右，感染的流感占60%～70%左右。5—8月份气温升高，雨季到来，雨水较多，便会有所好转。这种疾病主要是通过蚊子来传染的。当时蚊子很多，家家户户都有厕所，就在土楼外面一两米左右，所以多是原虫性传染，一般抵抗力比较差的小孩容易染上。症状一般为定时高烧，发热发冷，全身哆嗦等。塔下村从2006年开始，楼外厕所全都拆掉，每楼每家都必须单建卫生间，同时建了3个公共卫生厕所。现在村里的卫生状况好转很多，疾病的发病率随之下降。

肝部疾病：肝硬化，20年前比较少，浮水基本上没有。“现在发现很多，多集中在40岁到60岁，男女都有，村里还有3～4位患有肝癌的村民。”

呼吸道疾病：现在呼吸道感染、肺炎、支气管炎等慢性病比较多。“在发病期间及后期发现的，男性多些，如张勤生，刚去世的老人，前10多年就吐血，空洞性肺炎，经过挂瓶，吃西药，处理好了，后到龙岩反复犯了几次，尤其是前两年，后来肺脓肿。平时不吃药，没办法后来只能吊瓶。”

尿道炎：村里女性患者很多，尤其是急性尿道炎，每年有40～50例。老中医对此十分困惑：“按理说男性更容易得，男性尿道3厘米，女性4～5厘米，病原体真是难讲。2000年前很少见，现在很多。”

肾结石：50多岁男性居多，有的人做手术，但后来还是会复发。

脑血管病：村子里也有好几个脑血管病人，前几年因此病去世的有3个，年龄都在35～55岁之间，男性居多，与抽烟、喝酒可能有关系。

季节气候多发病：春季1—3月易发流感；4—7月，胃肠炎，夏季炎热，细菌滋生，饮食不注意；8—10月，慢性病急性发作，如呼吸道感染、肺感染、肺炎、支气管炎、哮喘、肺心病等突然间感染的；到10—12月，基本上减少，雨量减少，气温下降，细菌反之减少，肝炎减少。

（3）治疗

特殊疾病处理：对于流行性脑膜炎，国家从1965年到1980年，一直在做卫生预防、干预工作，在基层由镇卫生院执行工作，有时派医生到村里，有时交给卫生所。在卫生所时，对于一般性脑膜炎进行抗菌治疗，严重的则直接转到县医院。2005年以前全部在所里做，通过广播“某年级到某年级的学生到所里”安排注射日程，并发放“防疫证”（1995年左右），2006年开始由父母带着小孩到镇卫生院去打疫苗。到20世纪90年代，流行性脑膜炎逐渐减少，现在基本上没有了。

输液处理：季节性流感、传染性流感以及消化系统疾病，如急性胃肠炎，多是采取挂瓶输液处理；尿道炎，根据霉菌或葡萄球菌等类型，也可以输液抗菌消炎。

用药处理：对于感冒、牙龈肿痛、咳嗽等常见的小病，可以只用西药治疗，达到快速地消除炎症的目的。村民更容易接受西药，疗效快、方便，价格便宜。近年来，药价上涨，中药原来每剂3～5元，现在10～20元，西药价格原来每盒3～5元，现在10～20元，侧面体现出现代化对医药的冲击。

不过，松根先坚持急性病可以用西药，慢性病在后期用中药，仍然以中西医结合的方式为村民看病，这是老中医的治疗特色。他认为“病程前中期用西药，可以快速缓解症状，但有副作用，所以中后期就要用中药，副作用小，调理身体”。另外，考虑到地区、气候、年龄以及生活习惯的差异，老中医提到药效也不一样，药量也会影响治疗过程，比如“对待老人，同样的病，一般用量少、副作用小的药。同样的药，在书洋（镇）或者厦门用3粒，在这里可能只需要用两粒就行”。松根先多年来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治好了很多疾病，在塔下一带颇有名气，其他村子的村民也慕名前来就诊。

3.医患关系

弗里德曼（2000）在《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中提到“几乎在中国的每一个地方，几个紧密相连的村落构成农村社会的基本单位”，东南宗族普遍呈现单姓村的聚居形式。客家村落塔下村属于张氏单姓村，村民之间较为熟悉，老中医的看病方式和治疗效果更加容易得到村民的认可、尊重。很多村民生病时首先选择到松根先诊所就医，“因为这个老中医看病很准，一般经他把脉说出来的病，到医院检查，基本上就是那个病。有的人拿着医院开的诊断单，回来找老中医开中药，或者西药治疗”。还有的村民说他把脉后说这个人还有多少活头，就大概还有那么多天，很准。青出于蓝胜于蓝，“松根先看的要比他师父看的更好些”。从大部分村民的说法中也可以看出，他在本村的口碑很好，行医技术很高明，开的药见效也比较快。加上松根先性格温和，病人在输液的时候经常愿意与老中医聊家常，说说心事。

医患关系较为融洽的另一个原因，在于松根先看病便宜，收费合理，有时，病人带的钱不够或家庭情况特殊，松根先会免去（部分）医药费。

一位中年模样的女人，本村人，急性尿道炎，松根先给她打了一针，之后开了几副药。总共是14块钱，女人说她只带10块，老中医笑着回答：“也行啊。”女人走了之后，老中医很自然地说：“没办法啊，村里头都这样。”

上坂寮一个精神病患者来看病，身上只带十块钱，药钱为十五块，老中医便没要他钱。他说：“给十块钱就不如不要了，他家里经济条件很不好，妻子残废，是大集体时乙型脑膜炎患者，至今留有后遗症脑血管病，经常晕倒。家中儿子儿媳都出外打工，不仅不寄钱，还把两个小孙女留在家中，让他们夫妇照顾。来过好几次，都是没钱，但又不能不治病，哎，就算了。”

一个年轻女人，带着两三岁的小女孩来检查，有轻微咳嗽，丈夫陪着他们。松根先先把脉，再听诊，诊断感冒，随后写药方、开药。她小孩也是感冒，打了一针，共39元。

一个小男孩，14岁，感冒引起的上呼吸道感染，松根先同样先听诊，量体温，把脉，打了一针，开了6包药，共二十几块钱。小男孩左手腕上带着一根红线，说是三月二十五日，观音菩萨节戴的，保平安健康的。塔下村每个节日都可以戴红线，端午节、中秋节均可，意为图吉利，保平安。

一个男人，60岁左右，曲江人，高血压引起的末梢神经炎症，属于慢性疾病，已有病史10多年。老中医按他的手、脚、胳膊、腿，有坑，微肿。然后检查他的血压，“还算稳定，（病情）严重的会导致麻痹、肌肉酸痛，浑身不舒服，甚至会导致心衰”，之后配了几种西药，还开了几剂中药，共计45元。老中医与此人是兄弟，从小一起长大，很熟悉他身体各方面的状况，知道如何更好地帮助他治疗、维持健康。

一个男人给他的母亲开药，（母亲）高血压，引起头部晕迷，“此病以前很少，2005年开始多起来”。因为与其母亲认识，70多岁，所以开了药以后松根先还要跟这个男人强调“要注意高血压，平时很少脑血管出现问题，注意脑淤血。因为脑栓会留下瘫痪等后遗症”。共47元。

一个男孩，14岁，肚子痛，先把脉，然后按压小孩的肚子，后来给开了点药，5块钱。

一位阿婆，88岁，家里只有她自己，儿子都在外面打工。她说浑身酸痛，老中医说是岁数大了，骨质疏松导致的。但是老人家非要要求打一针，打完针她立马就说不疼了，并且她说不敢坐车，因为走路有众神保护，车上有鬼，会呕吐，会摔倒。(www.xing528.com)

村民看病的药钱便宜，平均下来基本上维持在10～20块钱，只有输液，或者慢性病，需要多开药的，医药费才会高一些。这样一个月下来，诊所平均收入一千多元，好的时候两千元左右。

4.老中医对现代医学及中药的看法

老中医对村里最近几年出现的肺癌和心脑血管摸不清原因，经常会讲“得肺癌的人很多，已经有7～8个人了，还有3～4个人得肝癌，不知道为什么，有几个不吃烟，不喝酒，连茶有的都不喝，还会得这两种病，很奇怪”，老中医对现代生物医学技术有所质疑，“搞不懂这些医院的器械到底能不能检查出来”。

在老中医的诊所里，我们也看到，柜子上面摆的都是西药，下面全是中药匣子，但里面却没有中药。2006年，他开始只进西药，不经营中药，但开方治病还开中药，病人都到曲江农贸市场里的一家中药铺拿药。2006年，他开始放弃中药的原因，一是因为中药价钱贵，不大赚钱，又费时间；二是因为这边山区，很潮湿，不好保管，容易变质，尤其是雨季，容易发霉，只有冬季比较干燥，好保存一点，所以“影响疗效，就会影响生意，以后就没人来看了”。但老中医打算第二年开始再进中药，因为他认为中西药结合治疗效果更好，虽然不好管理，但到时可以请专人保管，自己忙不过来，请个人帮忙检查中药，管理中药；另外，村子中有不少上了年纪的中老年人，患有慢性病，他们身体抵抗力稍差，“在止住病情时，应调节身体，西药要比中药的副作用大，可能会有后遗症，不会痊愈，所以就更应用中药治本”。而年轻人在体力、精力各方面的抵抗力相对强些，西药快，又方便，中药慢，成本又高，所以对于年轻人来讲，西药更合适。

（二）年轻西医诊所

村里除了老中医开的诊所外，还有一家年轻西医开的，就在雪英桥附近。这位年轻的西医与老中医优势互补，虽然存在不可避免的经济利益上的小冲突，但确实为村民的就医提供更多的治疗选择。

年轻西医，2009年41岁，家有2个女儿，都在读初二。张医生17岁初中毕业后，到漳州卫生学校，自费学医，后又跟着舅舅（镇卫生院副院长）学习儿科。“1988年3月承包这个诊所，当时每年交管理费，一开始3元，5元，到后来10元，20元，直到2006年每年240元。实行换证制度后，镇里经常搞培训，办进修班。进修班主要由县卫生局或省卫生局举办，平均3年进行一次乡村医生培训。”

医生换证主要包括药工证、执业医师证、乡村医生证、卫生所执业许可证和卫生所许可证等，类似于每3至5年一次的考核，其中乡村卫生许可证每次换证需交费150到200元。镇卫生院每年组织几次会议，培训乡村医生。自从2007年起，国家规定每年对每位乡村卫生所的乡村医生补助60元，2008年调整至100元。

图3-2　年轻西医诊所

1.就诊人群及疾病种类

张医生主要治疗儿科疾病，由于多年的从医经验，在小孩周岁以内可以检查出肺部问题，为此经常会有本村及邻近几个村子如上板寮、下坂寮、田螺坑的妇女带着孩子前来就诊。

除了儿科疾病之外，他与老中医另一个互补的地方在于，他能够经常做一些外伤的治疗。有一次诊所里来了一个男孩，17岁，因为打篮球，不小心脚碰到尖石头上，没有及时上药，伤口感染。张医生给他打了一针，重新包扎了一下，同时开了西药。前后不到五分钟的过程，非常快速，但是也非常认真。

2.多发病及诊治

（1）诊断

张医生虽然学过学中医，但认为中医比较深奥难懂，所以改学习西医，运用西医知识来看病，他的诊断也多为现代医学的解释模式，听完患者的描述，或者看完病状，直接就诊断是什么病。张医生在诊断治疗过程中，一般病人不用多讲什么，说明白怎么回事，他就会诊断，直接告诉患者什么病，什么原因。

医生的解释和诊断过程，直接影响患者与医生之间的信任。张医生这种解释模式是一种受过专门训练的西医式的诊断模式，与老中医非常不同。这两位医生对患者病情诊断和治疗的不同的解释模式，为治愈不同村民的病患，起到了有效的互补作用。

（2）多发病

张医生根据多年从医的经验，补充了村里疾病的情况。

传染病：疟疾、百日咳、白喉、破伤风，20世纪80年代很多，现在基本除去。痢疾之前也有，现在偶尔会有，但是药多了，基本上也消除了。

肺结核：以前患肺结核，一般在家里治疗。2003年开始，国家连续五六年筛查，卫生局到县防疫站，再到卫生院防疫组、村卫生所，由乡村医生进行督查，一手抓，现在基本上很少。

肺炎：1990—1995年小孩子肺炎很多，那个时期的防疫比较差，每年都有几个，现在比较少。

胃炎：近年发病率升高，男性居多，占85%左右，女性偏少。与多数人抽烟（至少一半人以上）、喝酒、上山采茶做农活饮食不规律等有关，尤其是凉菜冷饭，对胃很不好。女性多是患神经性胃炎，原来闽南女子抽烟，成风气，现在较少。

关节炎、风湿：这类疾病妇女患者尤其多，“女性比男性干得多，杂活多，起早摸黑。生完小孩一般十天就出来干活，还要到溪里洗菜，洗衣服等等。可能跟这些有关系”。

高血压：目前高血压多起来，可导致脑血栓的概率也升高，糖尿病患者在塔下可占1%，差不多有15位左右。

气候季节性多发病：春季流行性感冒，夏季胃肠炎比较多，秋冬季节村里人得气管炎的较多。

（3）治疗

西药治疗：张医生治病时，采用先听诊、量体温的方式，对于大部分疾病，尤其是炎症性疾病，主要开西药或输液治疗，如果不见效便建议患者转去医院看病。张医生尤其擅长儿科，对外村和本村小孩都比较熟悉，一般输液配合开药，发展成肺炎之前就能扼制住病情，村民反映“他做医生二十多年来，一般都能治好”。

中药治疗：对于一些慢性病、难治愈的杂病，如风湿、心脏病、脑血管疾病或妇科疾病，或者术后留有的后遗症，张医生建议用中药治疗，“（中药）可以治本”。张医生也只是开药方，而且开得很少，过去一般逢四（农历初四日）逢九（农历初九日），到曲江墟市专门的诊所买药。

草药和土药方：对于有些胃部疾病，张医生会问一下患者的感觉，然后根据情况用草药治疗。比如胃痛，他一般建议甘草（和胃）、李子与梅子等放在一起煮，可养胃，也可做药引子。对于一些季节性复发疾病，偶尔会用土药方，但效果相比其他方法并不是很好。

张医生比较年轻，发生紧急情况时，他会经常出夜诊，在村里为村民的就医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3.对中医中药的解释

张医生诊所里的医药柜子，与老中医诊所的一样，均为中西结合，但中药匣子里也没有药。对于中西药的不同，张医生经常提到价格问题。他说：“以前一剂中药三五块钱，现在有的要二三十块钱，一般的病，西药十几块钱就解决了，所以西药更实用经济。以前中西药都很便宜，但整体讲，一般的病用中药还是要比西药贵，现在中药至少翻两倍，当归以前七八块钱一公斤，现在涨到一百多块钱一公斤，党参以前七八块钱一公斤，现在是二十五块钱一公斤。不过，西药也至少涨价两倍。”

对于中医未来在农村的发展，张医生有着与老中医不同的看法。他认为，“日后中医在乡村会消失，因为没几个人有时间去学，就失传了。中医学起来很难，很费时间，而且里面的内容，如辨证论治，很深奥，不好学，只有在大城市各医院里会有设置机构，能供养，乡村几乎没适合的条件。现在大部分多重视西药，而且西药更方便、快捷，同样的效果又省钱，所以很容易被接纳”。

传统医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随着经济环境的不断改变，如何在农村地区进一步发展，处理实际的挑战和转变问题，这值得深入探讨。

（三）曲江医院（私人诊所）

曲江华侨医院是一座由塔下村华侨张庆重先生捐资创办的，归属县卫生局管理。1958年动工，1960年5月落成，坐落在曲江村西，依山面水，环境幽静，占地二千多平方米，前座为两层门诊楼，后座八间病房，设备完整。曲江医院从基建、开办到新增添设备和救护车，张庆重捐款赠物折人民币共二十多万元，受到乡亲们的交口称赞。落成开办后，村民患病可到侨院门诊或住院治疗，不能处理的重病号用救护车（据老医生回忆，当时全县只有两辆）转送县市医院，对经济有困难的患者，侨院实行半费或免费治疗。

曲江医院在计划经济时代发展较好，尤其是在20世纪70年代。刚建院时，总共有医生、护士、药剂员、勤杂工共12人。此时并无分科，基本的听诊器、血压计、化验室都有，同时还有张庆重捐赠的救护车一辆。20世纪70年代有下乡的人过来，才分为内科、外科、五官科、妇科、药房和化验室。看病的人比较多，曲江附近的村子，如塔下、平和、文峰、南欧、梅林和永定的洪坑、高头、古竹村村民都来这边看病，看的病多为感冒、发烧、胃肠炎、腹痛、哮喘、气管炎、阑尾炎、疝气和妇科病等等。此外，医院还为妇女接生。当时开的药以中药为主，西药最多占40%。曲江医院在农村的设立，着实改变了当地缺医少药、看病难的面貌，为山区村民的疾病救治提供了有力的医疗保障。

图3-3　曲江医院（现为私人诊所）

改革开放以后，曲江医院逐渐衰败下来。主要有如下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内部问题。改革开放以后，医院也被推向市场，政府对医院的投入日渐减少。华侨每年给予的赞助从15000元降到1万元再到5000元，不够发员工工资。据老医生讲，因为拨款和入账太少，以至于新派来的院长竟被院里的医生告知说“来了也没有他的工资，都已经分好了”。没有钱给医生发工资，这里又属于偏远山区，留不住人才，好医生都走了，再加上没有足够的资金，医院的设备也已经落后，整个内部机制处于瘫痪的状态，曲江医院没有人才和设备上的优势，医院的功能逐步弱化，和一般的诊所差不多，所以病人也都不愿意来这边看病了。

二是外部原因。20世纪80年代后期，曲江、塔下等农村开始修建公路，农民去县城看病很方便。公路修好，村里的茶叶可以运出去，甚至可以出口，经济收入明显增多，村民有条件去好医院看病。村里私人可以承包诊所，小病在本村就可以看，大病直接到县城看，不必要再到此时的曲江医院就诊。到20世纪90年代，曲江医院里只剩下3名医生，其中两名在厦门开诊所，剩下一名在县城里做出纳。实际上，虽然编制名额存在，但这个医院已经名存实亡了。2009年8月，曲江医院与镇卫生院合并到一起。因为在厦门开诊所的一名医生不回来，就把另外两名医生安排到镇卫生院工作。至此，曲江医院的历史彻底结束了。

虽然最后这家医院倒闭了，成为私人诊所，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曲江医院确实是方便了塔下村民求医治病，使得村民病有所医，提高了多种疾病的救治率及患者的生命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