姑田蒋姓的历史渊源及族谱传承

蒋姓是清康熙年间由元甲迁到姑田，元甲也属于姑田镇但离镇中心比较远。来到姑田之后蒋姓人住在上堡一带，随人口的增加，逐渐向下堡迁移。现已有十六代共两千多人。来姑田的始祖名蒋少林又名正春，生有四子，后分为四房。长房和四房住在上堡，二房住在下堡，三房住在藻洋。蒋姓的祠堂在上堡建于乾隆四年（1739年），祠堂内正中供奉着蒋少林的牌位，两旁是其他祖先的牌位还有生者的牌位。左边是一小龛为土地公祠，右边是褒公厅，里面供奉着历代为修祠堂有功的人。

一年中有春、秋两次祭祖，三月十三日还有祭祖坟，每年少林公的生日还要到祠堂祭拜。祭祖时全族的人都要参加，包括未出嫁的女子。如果出嫁后女婿和外孙愿意的话也可以参加祭拜，而且祭祖之后所分得的猪肉比其他人还多些。目前祭祖和祭坟由四房轮流负责。过去这些活动的经费来自族田的田租。蒋姓的族产共有六千多斗，分布在湖口、小陶等地，还有附近的县镇。科举考试时，蒋家的子弟可以去南平和长汀，因为那里有蒋姓的田租，提供他们的食宿。族田的田租比其他田的租金为低，因此还有人送租上门。这些土地大都交给外姓人去耕种，本姓人很少租种。蒋姓中有专门派往收租的人，收租的地点也是固定的，在此还盖有房屋供收租人住下。此外还有一万亩左右的山林。族田多是蒋少林出钱买下来的，山林则是少林后代的子孙陆续买的。当世道混乱、土匪横行时，蒋姓只要在属于族内的田地旁设立一个标志便不会受到侵犯。土改后田地和山林都公有化了。祭祖和修坟这些活动的经费，现今则以各房支内的家庭为单位自己出钱。

蒋姓是来姑田较晚的姓氏，却后来居上很快超过了当地原有的一些宗族发展为势力强大的一族。具体表现在：

（一）社会经济实力的增强

由于蒋姓掌握了最新的造纸技术使得纸业在姑田迅速发展，蒋姓的经济实力得到增强，同时人口增加也很快。姑田镇的气候和土壤条件很适合毛竹的生长，大大小小的山上都长满了毛竹，约有五万多亩。历史上这一带就有造纸生产的传统，但工艺简陋且原料不良，没有形成气候。蒋少林年少时曾到邵武学习造纸技术，回姑田后经多年的辛苦琢磨，多次实验，终于试制成功用毛竹为原料，经过蒸煮竹丝、天然漂白、水碓打浆等工序，生产出漂料纸——手本纸，又称元甲纸。这种纸质地白皙，柔韧有弹性，常销往广东和东南亚一带，还曾是清代奏折上疏的御用纸。镇志上称赞少林公“争于蔡伦”，连城县志上也有记载。因为这种纸价格高，销路又好，蒋少林造纸发了财。有钱后蒋少林在上堡买了地，把家从元甲搬到上堡。据说少林生有四个儿子，各个身怀绝技，其中大儿子会观星术；三儿子（次兰）力大过人，武艺高强。四个儿子共生有十三个男丁，此后人口增长非常快。据蒋姓族谱记载（蒋次兰是十六世）十七世十三人（此处指男丁）、十八世六十五人、十九世一百八十六人、二十世四百一十四人、二十一世五百六十一人、二十二世六百八十四人。……最多时在二十四世时达到八百五十八人。

（二）对国家政权的攀附

获得了一定的经济地位之后，蒋姓积极谋求在姑田的政治地位。他们通过参与政府的剿匪等行动，以期望得到国家政权的认可。蒋少林不但聪慧好学，而且胆识过人，据说少林的母亲被匪寇掠走并杀害，他知情后奋不顾身，拦匪于鹅婆岭，亲手杀匪徒数人，生擒匪首官旭贞，夺回被掠取的永安、沙县等地的男女五十余人，发口粮和路费送他们回家。因此孝义之名大振。清顺治年间匪寇攻打连城，他自愿出人力帮助官府赶走土匪，官府颁文称其孝义具有，少林公还捐资砌赖源至永安湖口石路，修文川、牛栏各桥。少林公的四个儿子中三子从武，一子从文，尤以次兰生得魁梧高大勇猛过人。他曾从少林公在鹅婆岭伏击匪寇，次兰杀获最多。清康熙年间，福州耿王搞政变，他听说次兰力大无比、威武勇猛，便派人联系，邀其入幕。次兰不为其说词所打动，不参加耿王的反叛军队，在家率众立社，以防御耿王。此事在连城一带被传为佳话。后又援助泉州剿匪有功，授泉州守备职务。后人称其为忠义之士。另外清顺治年间蒋大崧曾带兵解救剿匪时反被围的汀州府官员吴某。解救成功后汀州府赐蒋家一块牌匾上书“登坛发韧”，以表彰他的事迹。蒋姓有习武的传统武功代代相传，在科举考试中曾先后出过三位武举人，宗族中还有专门的学田提供族内读书人的学习和考试经费，据《镇志》记载明清时期蒋姓族内考中秀才的共有一百零二人，远远超过了当时姑田第一大姓华姓（华姓共79人）。族内获得功名的人数增多，无疑提升了蒋姓在地方权力结构中的地位，即使是连城的县太爷处理有关姑田的事情时都要和蒋姓的人商量。

在地方上蒋姓和其他的宗族拉近关系，以扩展其势力。蒋少林和江姓祖先江源远认同年[3]，两人的关系非同一般。据说蒋姓建祠堂的地是属于江姓的，两姓原本要一起合作来建祠堂将两姓的祖先牌位都放进去同时祭拜。蒋姓因为财源丰厚想把祠堂建的气派显赫，江姓财力上比不过他们便放弃了这项计划。蒋姓自己将祠堂建好后为了纪念两姓的友谊还把江源远的牌位放入祠堂。每年祭祖坟时蒋姓还会到邻近的江姓的祖坟上去烧香，江姓也是如此。两姓后代的关系也非常好，1997年重修少林公的坟墓时江家送来了褒扬少林公的大匾和其他一些祭祀用的东西，还组织了本姓中的贤达人士十八人来参加墓碑的安放。在下堡蒋志贤和邓姓的弘才公认同年，关系要好，后来他们商量下堡邓姓的游龙由两姓和抬，一方面增加热闹的气氛，另一方面也可缓解邓姓的经济负担。但两姓历史上却发生过矛盾：两家曾指腹为婚，如果蒋姓生女则嫁给邓姓，反之亦然。但蒋家不信守约定没有把女儿嫁过来，邓姓人一气之下，发誓如果再娶蒋姓的女子就会断子绝孙，而蒋姓却不以为然，反而说娶邓姓的女子会子孙兴旺。这件事并没有影响蒋姓的婚姻关系。虽然在姑田蒋姓和赖、邓、华等姓都发生过或大或小的矛盾，但宗族内部并没有婚姻禁忌，而且鼓励异姓人认同于蒋姓的祖先，他们可以参加本族的祭祖活动在物质上还有更多的好处，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蒋姓在协调宗族关系的同时，提升自己在权力结构中的地位。

（三）宗族象征的确立

蒋姓在经济实力增强后，用钱购买了大量的田产用于祭祖、修建祠堂，蒋姓的祠堂在当地被公认为是风水最好的。祭祖活动时参与人群比较齐全，1997年修祖坟蒋姓四个房支都出了香案、大旗、乐队、灯笼之物，祭拜的队伍有一百多米长，族内成年的男性几乎都参加了祭拜仪式，第二天的“踏坟”活动族内也有二百多妇女参加。这么大的规模和场面在姑田一带是从未有过的。(www.xing528.com)

蒋姓虽然来姑田比较晚，但不甘心被排除在当地已有的信仰资源之外，他们将公王庙的信仰符号纳入宗族内部的认同领域。虽然下堡的蒋姓参加了天后宫的十大乡组织，但在每年年底打醮时，下堡其他姓氏请去的都是天后和三位夫人的神位只有蒋姓请的是公王。蒋姓将出案公王从上堡请到下堡，打完醮后再送回去。当遇到有关公王庙的事情时上堡的蒋姓还会请来下堡的同宗一起商量。问其原委，他们说：“因为老祖宗是敬奉公王的。”宗族中有一个传说，少林公造纸发了财的消息在姑田各地流传开来，有一次他在卖纸后由汀州坐船回来，被海寇知道，企图来抢他的钱，有人将这一消息告诉了少林公，他听说后连夜出逃。在一个路口发现了一位慈眉善目的老公公，经他指点藏了起来。海寇追来之后，被老公公指入另一条路。少林公躲过一劫之后，出来感谢老人的救命之恩，问老公公尊姓大名，答曰“民主公王”，说完立即不见。少林公心下便知有神明保佑，回来之后便在溪边底原有公王庙的基础上进行重修和扩建，以蒋姓为首，上、中堡的其他姓氏也积极参与，扩大了庙的规模。少林公的孙子存谟自愿出钱重新打制了六十四根签，据说他打制一根竹签要用整整一个晚上的时间，共用了六十四个晚上，所以竹签的质量非常好，至今还在使用。蒋姓制造出这种神话的目的是要创造新的集体记忆来凝聚族内的认同，在分享信仰符号的同时，又建立起在地方权力结构中的主导地位。为了强化在当地的影响，蒋姓在游公王中用钱买来杠位；在下堡他们不但加入邓姓的游龙，蒋姓自己也组织游龙。上堡的蒋姓在1932年组织了一次游龙，但那一年恰逢姑田一带发了很大的洪水，又赶上国民党的封锁，盐、米都奇贵无比，一光洋只能买三筒米。遇到这样的天灾人祸，人们都指责这是蒋姓的游龙引起的，蒋姓便不再游龙。

王明珂（1997）认为“重组集体记忆以改变社会结构范围是人类适应变迁的一种策略，因此借着保存、寻索、重组与改变各种集体记忆，个人与群体都可以强化或改变族源来凝聚或改变族群认同。影响个人、族群选择的因素主要是社会和社群的生活经验、现实利益（资源竞争与分配）考虑以及对未来利益的预期”。通过对当地原有信仰符号的取用，蒋姓不仅凝聚了族内的认同，而且树立并巩固了它在地方权力结构中的主导地位，为其在当地的社会资源竞争中创造出优势。

由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宗族内部认同感的不同，对待信仰符号的态度也不同。邓姓将碧岭庙的信仰符号看作是祖宗留下的财富，作为一种集体记忆来维持其宗族内部的认同。而赖姓的祖辈虽然对公王庙也有过贡献，但公王庙毕竟不是属于赖姓一族，赖姓没有实力将其占为己有，因此赖姓没有像邓姓那样只属于自己的家庙，在公王信仰的权力结构中又处于被支配地位，也就没有如邓姓一样强烈的族内认同感。蒋姓的例子则可以说明用来凝聚族内认同的集体记忆是可以创造的，通过将公王的信仰符号纳入本族的集体记忆中，蒋姓宗族内部的凝聚力得以加强。蒋姓来姑田之后借着经济实力的强大，争夺对信仰符号的主导权，最终的目的是在整个地方权力结构中拥有主动权。由此可见民间信仰与宗族之间是一种互动的关系：如果积极运用它可以加强宗族的认同感和凝聚力；反之若消极处之，就会使认同感和凝聚力减少。宗族获得信仰符号资源的方式有两种：历史传承、重新创造。后者与强大的经济实力相关，历史传承在某些方面还是显出单薄，如果没有足够的经济力量或其他有效资源（如进入国家正式的权力体系）为后盾，对于族内认同感的维持要困难得多。比如邓姓的宗族意识在今天已经淡薄，祭祖已不再是集体性的，而是各家自己的事，碧岭庙中的广济侯王神像民国时毁坏后再也没有修复，现在邓姓人去碧岭庙没有去天后宫的次数多。碧岭庙作为邓姓家庙的集体记忆，正逐渐从年青一代的心灵中消失。

艾米莉·爱亨（1973）根据中国宗族组织内部的不同关系，将中国宗族组织分成三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单一宗族占统治地位的村庄，宗族内部分类较细，门户观念较强，门户利益高于整个宗族的团结。即一姓村，为宗族发展的第一阶段。

第二种类型：为多宗族的村庄，其中某一宗族的力量较其他各宗族为强，这可能导致大宗族控制小宗族，或者小宗族联合起来与大宗族相抗衡。即主姓村和多姓村，为宗族发展的第二阶段。

第三种类型：势力相当的宗族村庄，各宗族之间既有竞争又有合作，促使同族更加团结，一致对外。即杂姓村，为宗族发展的第三阶段。

相对而言，过渡时期的宗族斗争最为频繁和激烈。进入第三阶段后，宗族之间虽然还有矛盾，但协商处理村务则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宗族冲突。

就姑田而言，如果将上堡、中堡、下堡三村看成一个整体，根据人口的统计，它则是一个由数大姓和数小姓共同组成的多姓村。但只是宗族发展的一个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