姑田邓姓：南宋时期来姑田的古老姓氏

与姑田地区其他一些姓氏相比，邓姓是来的比较早的，大约在南宋中叶，从福建沙县而来。到现今已有二十九代。人口近八百，分布在上堡的丰头和下堡的邓屋，是为同宗之内不同的房支。祠堂位于下堡，大门上的牌匾写着“文魁”两字。祠堂内正中供有“显应灵侯之位”。显应灵侯是最早来姑田的邓姓祖先邓光布，传说中在唐朝他和王审知一起入闽，后定居于沙县，来姑田的始祖十七郎公便是他的后代。祠堂在“文革”时遭到破坏，目前还没有修复。一年之中农历正月初四日和七月十四日中元节进行两次祭祖活动，三月三到祖坟上扫墓。祭祖时要求在家的男丁都参加。祭祖的经费来源于族产中的田租。现在则很少有集体性的祭祖仪式，只是各家在可追溯的三到四代之内的祖先的生日或清明节时，各自在家祭拜。

台湾学者黄应贵指出：“透过对当地人的历史性之探讨使我们可以对当地文化有新的乃至新一层的理解。”（黄应贵，1999：18）那么从邓姓宗族历史的考察中，我们对其宗族文化会有怎样的理解呢？邓姓在当地是一个有久远历史的姓氏，邓姓族谱的序言上写着：“邓屋（邓姓的聚居之地）是众所周知到姑田最早的一个姓氏，在此安居乐业了近千年……”调查时在问及谁是最早来姑田这一问题上有着不同的看法，当地的华姓和江姓都说是华姓最早来姑田。事实上邓、华两姓来到姑田都在南宋中叶，前后相差的时间不出几十年。

在姑田邓姓宗族的经济实力并不强，和华、蒋等大族比起来族产较少，族产主要是田租，分布在姑田周围，这些田分给族内的人耕种，收来的租用于每年的祭祖和正月里的游龙。根据《姑田镇志》记载，历史上邓姓之中除了明朝时有几个人参加科举考试后做了官进入国家权力网络外，取得功名的人并不多。这在一定程度也上反映了经济实力的不足。在姑田华、蒋等大族均有专门的学田，用于提供族内子弟读书考试的费用，以期获得功名，光宗耀祖。因此这两姓的读书人远比其他姓氏多，增加了进入国家权力网络的机会。在问及与当地政府的关系上，该姓的报告人说“当然是顺从政府，过去和现在一直如此”。因为没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同时进入国家权力网络的机会少，造成了在地方性的权力结构中不占有重要的角色。因此，邓姓在和政府的关系中便处于被动的地位。

相比之下，自称是最早来姑田的华姓人口众多，势力强大。而邓姓之所以在“谁是最早来姑田”这一问题上表现出顽强的姿态和华姓一争高下，是因为在姑田，邓姓是一个族内认同感非常强的姓氏。邓姓之所以没有像其他同样来姑田很早的姓氏或衰落或己无从寻觅，是因为它族内的认同符号起了很强的向心作用。这些符号包括让整个宗族引以为豪的游龙。邓姓是游龙在姑田的创始者，至今仍有“邓姓龙老的好”之说。据《姑田镇志》记载，姑田游龙起源于明朝年间下堡村之邓屋。相传邓屋八世祖邓应公明代初出任潮州府检校，后定居于潮，其弟邓恭公仍居姑田邓屋。后来邓恭公的子孙常到潮州去探望梓叔，邓应公的子孙也常有回姑田祭祖。两地宗亲关系自不待言。明万历年间邓恭公子孙在潮州看到有人舞龙，兴叹不已，使将其画成图样带回姑田仿制，末几“龙”便在姑田邓屋出现。其实这种虚构而精心编造的传说是邓姓族群认同意识的再创作与再生产的结果。

游龙是姑田一项重要的民俗活动。龙是由纸糊而成，给以彩画。龙头的直径约70厘米，全长近百米，甚至更长。有的龙体内还点蜡烛，晚间游龙时灯火通红，非常壮观。姑田一带过去共有十二条龙，比较有特色是四条龙，当地人有几句顺口溜来形容它们：邓姓的龙“老得好”，中堡的龙“长得好”，华坑的龙“高得好”，周、黄的龙“画得好”。在调查中也可以看出邓姓无论男女老幼一提起游龙自豪感油然而生。

邓姓的游龙活动每年正月十四日晚上开始，起初是由邓姓自己游，后下堡蒋姓觉得一姓不热闹便也主动想加入，于是改成两姓合游，邓蒋两姓龙头龙尾每年轮流。游龙的经费由各姓内各家各户自筹，现在政府也会给一些补助和做龙用的纸张。他们的游龙在正月十四晚上最先出发，其次才是中堡、华坑的游龙。据说这是因为邓姓的龙最早，所以最先游。游龙从碧岭庙出发到中堡，再到溪口，再回下堡，在碧岭庙前烧龙。游龙时龙头前有一个纸灯，上写“广济侯王神位”，由这盏灯带路，其余的游龙队伍在后面，烧龙时此灯与龙一起烧掉。碧岭庙平时主祀萧何，但游龙前要放置邓姓祖先牌位祭拜，最有意思是蒋姓游龙前要向邓姓祖先牌位祭拜，龙要进邓姓宗祠，而不进蒋姓宗祠。蒋姓因后迁入，被排斥出象征地方权力结构的游龙体系，但蒋凭借其经济实力的崛起，要参与地方权力结构的再分配，就一定要参加进“游龙”体系，而不顾在整个游龙活动中与邓姓合作的不平等对待。

邓姓虽然因为有姑田最老的龙而自豪，但是由于经济实力有限，每年单独游龙给族内造成一定的经济负担。当蒋姓要求加入时，出于经济的考虑邓姓同意了这个建议。尽管两姓一起举办游龙，但两姓的关系却并非想象中的友好，邓姓因为婚姻问题曾和蒋姓发生过矛盾。笔者在调查时了解到原本轮到蒋姓游龙，但蒋姓却没有游。其中的原因是姑田的游龙远近闻名，当有记者来采访时，邓姓的人对记者说这条龙是属于他们自己的，这引起了蒋姓人的不满，遂以不游龙为答复。得知蒋姓人不游龙后，邓姓人也无力将此项活动承接过来，游龙的事到目前为止也就不了了之。从邓姓人在这件事的态度上可以看出他们矛盾的心理：一方面希望蒋姓的加入来缓解游龙的负担；另一方面又执着地认为游龙的符号是属于邓姓人自己的，不愿与他人分享。(www.xing528.com)

族内另一个认同符号是碧岭庙，此庙在邓姓人心目中的地位非比寻常。碧岭庙又名“萧何庙”初建于南宋末年，在下堡通往厚洋的路旁。此庙结构简朴，三面土墙，面积不大，只有三十多平方米。神牌位上写“广济侯王神位”。相传邓姓祖先汉代的上大夫邓通非常钦佩汉丞相萧何的为人，见他非常重视和爱惜人才，曾经月下追韩信。来姑田后邓姓人便建起了这座庙托物忆祖。将萧何作为广济侯王来祭拜。1949年以前，庙里还有一木雕的神像，即萧何。此庙在十九路军进入姑田时毁坏，后来经修复但仍然简陋。

邓姓人说这是祖宗所留下的庙，也是他们最常去的庙。在游龙时出发、结束以及烧龙的地点都在碧岭庙前，游龙过程中龙头前有两个灯笼，上面写着“广济侯王”以示对碧岭庙里所供奉的神明的尊敬。

游龙活动和对碧岭庙的祭拜可视作邓姓人集体之记忆。

研究集体记忆的学者王明珂认为，记忆是一种集体社会行为，人们从社会中得到记忆，也在社会中拾回、重组这些记忆。每一种社会群体均有对应的集体记忆，该组织因此得以凝聚及延续（王明珂，1997：50-51）。对于过去发生的事来说，记忆常常是选择性的、扭曲的或是错误的，因为每一个社会群体都有一些特别的心理倾向，或是心灵的社会历史结构；集体记忆依赖于某种媒介如实质文物及图像、文献或各种集体活动来保存、强化、或重温。不仅族群是利用“共同过去”来凝聚人群，甚至在更基本的血缘集团如家庭与家族之中，造成人群凝聚的亲戚性都赖集体记忆来维持。

邓姓来到姑田之后创造了游龙和碧岭庙的集体记忆，并维持下来，用这些记忆的符号凝聚其宗族内部的认同，在姓氏庞杂的乡村内以其突出的凝聚力获得他人的尊重。最终的目的是在地方性的权力结构中占有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