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值得我们研究的问题即村落遇上全球化、资源开发等现代问题，村落又会发生什么样的变迁？这亦是超村落研究。马康奈尔（MacCannel，l 1984）提出旅游发展即给目的地带来了广泛的文化交流，又因为游客的需要而终止了当地社区的文化发展，即造成了所谓的“博物馆化”（museumized）现象；希契科克（Hitchcock，1999）从情境论（工具论）（Situational Perspective）的角度出发，认为旅游促进了新生国家中认同形成的进程。在国内大多数研究认为由于旅游开发，国家一系列政策和其他社会互动导致强化了族群认同而且为族群文化的复制、再造和再生产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场景和舞台。这方面代表性成果有徐新建《开发中国：“民族旅游”与“旅游民族”的形成与影响——以“穿青人”、“银水寨”和“藏羌村”为案例的评述》；杨慧《民族旅游与族群认同、传统文化复兴及重建——云南民族旅游开发中的“族群”及其应用泛化的检讨》等。孙九霞基于不同案例的研究总结出旅游对当地的族群认同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也造成不同的认同变化。
还有一些则从村落遗产地旅游开发模式进行探究，要想达到遗产地村落的可持续发展必须要有合理的开发模式。代表性著作主要有：陈腊娇、冯丽华、沈红的《古村落旅游开发模式的比较——金华市诸葛八卦村和郭洞村实证研究》；池婧、崔凤军的《乡村旅游地发展过程中的“公地悲剧”研究——以杭州梅家坞、龙坞茶树、山沟沟景区为例》；白露、张晓红的《古村落旅游开发经营模式比较研究》；应天煜的《中国古村落旅游“公社化”开发模式及其权力关系研究——以皖南西递村与宏村为例》；邹统钎的《遗产地旅游开发与管理》；梁德阔、王邦虎《世界遗产地西递、宏村经营管理体制探讨》等。这些研究则着眼于旅游地开发模式的个案研究和比较研究，分别对遗产地村落旅游要由社区主导开发或政府主导开发抑或外来租赁和企业承包开发模式进行个案的探讨。村落遗产地的经营管理和村落居民的角度进行探讨研究。这些研究从政府管理的必要性、利益分配的合理性等方面都提出了颇多有借鉴意义的研究。(https://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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