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村落的研究是近年来村落研究的一大特点。这个超越一是研究村落的上一级，即乡镇社会与墟市对社会经济、文化、信仰的影响。这类著作有田汝康的《芒市边民的摆》，是在云南“芒市”对“摆”的细致调查，来阐释这个仪式对摆夷人的整个生活、社会结构的形成与文化传统的传承与变迁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同时它也是社会稳定和谐的调和剂。正如田汝康所言“摆只是个宗教仪式，但它却容纳了整个摆夷文化的全部影响，甚至还启示我们对现实中的许多经济、社会、政治问题产生一种新的看法”（田汝康，1946：5）。施坚雅（1998）的《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则以20世纪60年代中国农村集市、乡镇和城市的发展，变迁和现代化的过程分析了现代化市场对农村的社会结构、文化习俗的影响，对我国的经济建设和农村的经济改革有借鉴意义。弗里德曼（2007）通过对华南宗族组织的研究表明，地方社会的互动性，即宗族组织在国家治理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武雅士（1997）则论述宗教信仰如何起到社会稳定的作用，《神、鬼和祖先》一文，即反映了人们的宗教信仰和仪式如何表现权利体系，而仪式中又如何体现人们的亲属关系。这些研究无疑让我们换了一个角度和方法书写民族志。我们不再仅仅关注国家权力对地方社会的掌控和影响，同时也逐渐开始关注地方社会对国家权力的影响和他们之间各种方式的互相渗透。
国内相关代表性研究还有：陈佩华、赵文词、安戈三人通过对移民香港的陈村的实地考察，从政治文化的角度研究陈村的道德权威与政治秩序，并在1984年出版《陈村：毛泽东时代一个中国农村社区的近代历史》和《一个中国村庄的道德与权力》，他们试图以个案研究来体现中国的政治变迁过程。此外黄宗智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以及《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分别讨论了中国的小农经济给农村带来的变化，国家权力的扩张对新型国家与社会的影响，最终产生一套完全不同的国家—社会关系，以及政治结构的出现。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由于国家在农村实行村民自治，政治不再只是上层少数人的“建筑”而是“众人之事”（郑欣，2003）。近年来学者们陆续进入村庄，进行实地调查，并获取第一手资料。于建嵘的《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吴毅的《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20世纪川东双村的表达》以及黄树民《林村的故事：1949年后的中国农村变革》，都是通过考察村治过程，观察村落内部的政治和权威的变迁行径，或通过个人描述，来研究转型期中国乡土社会的政治制度和特征。而村落政治的变迁正是由于国家权力的渗透、现代化的普及与地方知识互动的结果。王铭铭的《社区的历程——溪村汉人家族的个案研究》、《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闽台三村五论》亦是以村落为单位，在国家和社会框架中讨论了国家如何运用自己的权威对地方社会进行改造，和地方社会向国家权力作出的反应。(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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